當在某些事情上我們有很深的體會時，就很有必要寫一篇心得體會，通過寫心得體會，可以幫助我們總結積累經驗。大家想知道怎么樣才能寫得一篇好的心得體會嗎？下面我給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體會范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新聞實訓報告心得體會篇一
上述這種說法似乎有些打擊士氣的嫌疑，而且對學院的付出和期望亦是一種不忠，但是這的確是一個個人主義者的觀感。實習到中段的時候，王軍老師來犒慰我們這些在南方電視臺飽受就餐之苦的同志們，飯桌上逐一匯報自己的工作和收獲。我說，在這么多實習故事之外，我并沒有經歷什么不平凡之處，我甚至沒有一個自己的獨立作品；而電視媒體的運作方式和視像新聞的操作方式也使我產生了疑惑——我將來是否該從事這一行業，抑或應該去平面媒體和廣播媒體謀求立足之地？當然，我可以找出很多現實中的很多限制因素來說明我為什么沒有獨立的作品，比如說電視臺里有規定實習生不能操作機器而他們參與報道的新聞也不能附上他們的署名，但是，我必須承認，這更多是有關我的性情，其次則是能力和態度。
在我們正式報到之前，廣州大學和復旦大學實習生已經來回穿梭于辦公室間，或是手拿資料文件匆匆趕稿，或是跟隨記者外出一線。頻道的黃副總監帶著商量的口吻對我們訓導說：你們是來做貢獻的，不僅僅是來學習的，你們的付出就是你們的學費。之后采訪部的楊副監制則在復旦的實習生面前說：汕大的師兄們操作方面已經沒有問題了，以后你們多跟他們學習學習。這句話讓我們暗自歡喜了一陣，但是不足以成為我放下擔心的理由。在此后若干次的采訪拍攝中，某攝像師看著在一旁將腳架挪來搬去的我，說：你過來，將這張文件上拍下來，我要的這些、這些、還有這些字眼的特寫。我頓時一陣緊張，手忙腳亂地將那笨重的機器切到腳架上，調白、對焦、構圖，忙活了好一陣，該攝像問：你以前用過這機器么？我面無表情地答道：沒有，我們以前都是用小機的。他用手一揮，“行了，走開，我來吧。”我更加忐忑不安了，心想我剛才回應他時的那個表情一定讓他很不高興，但是又有什么辦法呢？來自父母的遺傳常常讓我在緊張的時候就變得臉色很難看，而此后的幾次臨陣被撤也沒能讓我省悟過來——無論你天生的表情是怎么樣的都好，面對你的老師的時候，都要盡量給出一個淡定的笑容來；又或者，你為什么不干脆對他說：老師，不好意思，可以多給我一次機會嗎？
我曾經在我的實習申請上寫下了我的缺點和劣勢，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反應很慢。我承認這是一個可以逐漸得到改進的缺陷，但是，在分秒必爭的新聞現場，我怎么能夠以這樣的理由在記者面前應付我的工作呢？有一次跟隨一個跑政法線的記者去采訪一條關于汽車詐騙案的新聞，在采訪受害者的時候，由于來的媒體記者眾多，受害人被圍成一團，攝像記者則肩扛攝像機推著擠著在拍攝。意外的是該受害人講得聲淚俱下，將受騙過程的細節一一道來，攝像記者們則臉色慘淡，肩頭酸痛雙手發軟。我站在外圍插不進去，完了我們的女記者出來破口大罵：你怎么搞的？人家攝像在里面扛了半個鐘頭都不止，你卻在外面閑著！別忘了你是來干什么的，你是來扛腳架的！我無言以對，照樣是臉色蒼白，極其不討人喜歡。過了幾秒鐘，我終于鼓起勇氣對攝像記者道歉說“是我的錯是我的錯”，但是，此事卻讓我再次認識到，這是一個不打無準備之戰的戰場，沒有人會聽你的解釋，甚至道歉都沒有用，因為錯過了現場就永遠不可以再挽回。
這是我的第一次實習。在我未實習之前，則因為課程的緣故膽大妄為地設計過實習的報紙專刊，并且在上面發表“學而實習之”的“大論”。但是真正實習的感覺卻遠非如紙上談兵那樣簡單。南方電視臺是一個省級臺，機構精簡，也沒有兄弟臺那樣的眾多冗員，因此在我們新聞部的辦公室里，整天可以看到記者們忙碌的身影。他們上班的時間并不太早，又異于我最初的想象；但是來到之后便立即著手找選題，聯系外訪，或者一有突發立即趕赴新聞現場。我們這群為數大概三十人的實習生們，則早早來到辦公室，尤其是那些安靜沉默的女生們，早早地便守在機旁，幫他們的老師“找料”。本地的電話并不多件，反倒是東莞等工業城市的來電占了絕大多數。我每每聽到有關拖欠工資不給反打人之類的.投訴，只能按照接聽熱線的常規程序，用“中立”的態度向他們表示我們會跟進此事，如果領導審批之后需要采訪我們則會立即與之聯絡。但是實際的情況是除非發生重大的事故或者災難，這些外地的新聞往往是得不到上鏡的機會的，畢竟南方臺是一個立足于本土化的媒體。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內心常常感到矛盾，既感到自己作為一個新聞人的責任重大，又感到自己并非是萬能的救世主而無奈萬分。類似的投訴每天聽上幾百個，耳朵漸漸地感到迷糊，而過后反省，才感慨作為一個新聞記者要保持恒久的良心和責任心是何等的艱難。
我所跟隨的馬記者也是汕大的畢業生，但我還是稱呼他為老師而代之師兄。他跑的是交通線，火車站是常去的地方，據說那里的便衣警察和小偷都已經到了可以跟他打招呼的熟悉程度。身材短小的他在辦公室里經常遭領導和同事的訛揄，他卻總是以嘻嘻的笑臉相對，完全沒有生氣的跡象；但是到了編輯室里，如果看到攝像拍的東西不符合他的要求或者不夠水準的時候，他便毫不顧忌地破口大罵，罵完了之后則會告訴我哪些鏡頭不能那樣拍等等。寫稿是我們實習生應盡的義務之一，但是我寫的稿件卻沒有給他看過，只是直接就交給了總監，想想這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錯誤，因為那樣就失去了一個修改和進步的機會。
實習將近結束的時候，我和秀彬跟隨頻道的王副總監和“臺里最杰出的攝像”單記者去羅定拍攝城市宣傳片，在時事新聞操作之外了解了宣傳片的拍攝和制作過程。我們兩個作場記，兼作扛機器的伙計，而當地的部門領導和工作人員則尾隨我們，看我們拍攝當地的建筑和民俗。每到一處，我們便受到上等的招待，而我和秀彬的實習生身份因為并沒有得到“揭露”，所以也享受一樣的禮遇，當地的領導甚至在工作的倒數第二天極力推薦我們去桑拿沐足，走的時候亦給我們捎上大量的當地特產，只是有沒有給紅包我就不得而知了。頗為諷刺的一次是我們到當地的一個鎮去拍蔡廷鍇先生故居，而當地的宣傳部門負責人則在餐桌上跟我們大談進行正面宣傳報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令陪同我們的市宣傳部門領導很不好意思。在此前的采訪拍攝中，我也遇見過類似的情況，或者說，見識到在現實中的新聞操作果然跟書上的頗有出入。
新聞實訓報告心得體會篇二
在法治版組實習，遇到的采訪事件會很雜，但都和法律有關系，為了不至于讓自己太手忙腳亂，也稍微補充了一點法律方面的知識，不至于當個“法盲”。遇到的采訪事件各種各樣，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20xx年7月11日上午9：00在王四營法庭公開審理的經濟適用房買賣合同糾紛案，我就得提前了解背景知識，以前對這方面的知識完全不涉足，可是現在我知道20xx年4月8日，北京市建委發布了京建住225號關于已購經濟適用住房上市出售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中規定未滿五年經濟適用房不能按市場價出售；并全面停止辦理未滿五年經濟適用房過戶。如果我當時沒了解到這個，我可能對這件事就一頭霧水，完全不知所云。
朝陽法院20xx年7月29日上午8：40開庭審理培訓中心被訴沒有辦學許可證，學員要求退學費一案，當時去了很多記者，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新聞價值的新聞，華爾街一個如此出名的英語培訓機構沒有辦學許可證。可是結果卻令所有去了的記者失望，華爾街一方申請不公開審理，堅決申請，他們認為這件事跟他們機構的商業機密有關，沒辦法，這個好新聞只好錯過。
有幾次電話采訪的經歷，有一次是有個消費者李先生購買了櫥柜，廚柜在使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出現柜門面板變形、人造石臺面斷裂問題，將北京紅星美凱龍世博家具廣場有限公司和廚柜生產廠家北京美嘉賽羅克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訴至法院。由于那天時間緊，只能電話采訪，提前我就已經想過，電話采訪不會有什么結果，但我一定要爭取得到有用的信息。給紅星美凱龍的第一個電話打過去了，沒人接，接著打了四、五遍，還是沒人接，但我不甘心就這么放棄，又拿起了電話，電話那頭有了回應。接電話的是個女的，一聽我是法晚的態度一下就強硬了。因為實際中出現過這種當事人態度強硬的拒絕采訪的問題，我不能讓這種事情再發生。我趕緊解釋，心平氣和的說我就是通過法院知道的這件事，并不是那位李先生讓我找的您，我只是想聽聽您方對這件事的看法。聽我這么說，紅星美凱龍那邊的態度慢慢轉變了，我和她聊了半個多小時，從談話中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有時會很為難，因為當事人太過熱情。有一次老師說第二天去安貞法院，是報社的一個同事托咱們組去的，把當事人的電話留給了我。我頭天晚上便與他聯系好了，他說一定要請我吃飯，我婉轉的拒絕了，因為老師說過他要請吃飯千萬別答應給東西千萬別要。第二天中午，他給我發短信，說在旁邊的酒店訂好了位置幾點在那見，我真不知所措了，只好告訴他我手頭有事還沒忙完。下午采訪完，我急忙告個別就走了，我真怕他在請我吃飯。誰知第二天他又發短信說出去喝個咖啡以表示對我的感謝，我只能回我真的有事。沒辦法了，我給老師打電話，問我該怎么辦，老師樂了，說別害怕，別理他了，發短信你別回就行了。
實習期間接觸過三個刑事案件，每一次都讓我心里特難受，我挑一個說。朝陽法院20xx年9月10日上午9：30公開宣判一成年男子教唆未成年人盜竊一案。未成年人只有15歲，還是個孩子，臉上的稚氣未脫，可就是這么個孩子，如今用手銬烤著雙手，成了被告。宣判那天，孩子的母親到庭旁聽，眼淚就沒斷過。幸運的是，他由于情節不嚴重，年齡還小等原因，被當庭釋放。聽到這個消息孩子和他的母親緊緊地抱在一起，泣不成聲。庭上只是大概說了一下作案的事情，我覺得這方面讀者可能不大會感興趣，在宣判后，我向那個孩子和他的母親提出了我想知道的問題。我問孩子被放了之后還會留在北京嗎？他說不。我問為什么？他說他想回老家了，想呆在父母的身邊，不想再離開。母親當時的心情還很不平靜，我覺的還不適宜提問，就半蹲下來與母親平視，拉著她的手，當庭所有人中只有我一個女的，所以我覺得我可以成為那個母親暫時的依靠，可以給她一點力量。先勸撫她不要太傷心，孩子還小，會犯錯，但是他改了，如今也當庭釋放了，您別太傷心，他會好的。那個母親也拉著我的手，用力的點了點頭。等母親心情平復下來，話也多了，我一直當傾聽者，雖然只是聽，但收獲不少，知道了很多我沒想到的情節。等她說完了，我問她孩子的未來要怎樣計劃？母親說我想帶他回老家，不會再讓他犯錯了。這時我突然想起個細節，開庭前在休息室等候的時候這個母親有幾分鐘特別激動，當時我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我把自己的疑問向母親提出，母親說因為當時我從門縫里看見兒子被押了進來，我心里難受，我想他。這一天的采訪很成功，得到了老師的表揚，挖掘出了讀者可能想知道的東西。
還有一件事，就是影響頗大的由“小三兒”引起的“死亡博客案”。女白領姜巖因丈夫王菲有了第三者感情破裂而跳樓，“死亡博客”在網上引起一片嘩然，網友“口誅筆伐”聲討王菲。飽受輿論譴責的王菲為此將轉載“死亡博客”的三家網站北飛的候鳥、大旗網、天涯網告上法庭。開庭期間，法官在第二次提醒旁聽人員不要做記錄的時候，一個旁聽的女士舉起了手，情緒很激動，她說她只是一個普通網友，不認識姜巖，但一直很關注這件事，她說她有權利也有義務還原一個真實的現場，她說她很少跟貼，認為王菲很有問題。由于情緒過于激動，被法警帶出了法庭。法院的聯系員跟記者說不要把旁聽人員被法警帶出法庭這件事登出來，但是我覺的這件事很能抓眼球，重點并不在法警把人帶出了法庭，而在于庭上有旁聽者會突然爆發，發生的很突然，完全沒有人預料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當時就想，不管能不能登，新聞一定要寫，登不登是領導的事情，寫不寫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了。既然這是事實，又被我看到了，我就可以寫，這是我記者的責任與義務。很幸運，這篇報道登了出來，并且配的圖片就是那位旁聽被法警帶走時的照片，如果當時我軟弱了，沒堅持，這篇報道就文圖不符了。期間原告的律師說了一句話：以鍵盤為武器，砍下他的頭，給死者作祭品。我覺得這句話很有沖擊力，當標題很合適，我很幸運，這個意見被采納了。
當記者一定要守時。第一次出去采訪的時候，毫不夸張的說，我是提請一個小時到達的目的地，我就是怕遲到，早到總比遲到好。每次采訪，我總是提前半個小時左右到達，找個地方坐下，多數是馬路牙子，把今天的采訪任務好好想想，理清思路。唯一的一次遲到是因為聯系員告訴錯了地方，打車趕到的時候遲到5分鐘，感覺特別不好，打那以后，我更加謹慎了。
這個暑假非同尋常，奧運會在北京召開，在報社更是明顯的感覺到一切為奧運服務，每周開例會的時候都會聽中宣部的各種要求，什么能報，什么不能報。開例會的時候還會討論下周的選題，但由于我是實習生，不用報選題。奧運圣火在北京傳遞的第一天，我早上6點就到報社，一邊看電視，一邊抓細節，一邊寫稿，細到每個火炬手跑了多少步。編輯問我每個人跑多少米，我說30米，編輯說確定嗎？我就有點二乎了，不敢確定了，做新聞不能想當然，任何即將變成鉛字的事情都得得到證實，必須嚴謹。
新聞實訓報告心得體會篇三
一次在和曹騎士(曹筠武老師)、嘉欣吃面的時候，聊起了各自的大學。嘉欣說去過武漢大學，那天看到的都是垃圾。我很不服氣地反駁道她一定是走錯了，或者至少是看錯。幾番爭論下來，雙方貌似也都沒什么辦法說服對方。最后都被曹騎士嘲笑說：“真的還是小孩子，都說自己學校好”。其實說自己學校好的不光是小孩子，這樣的小孩子長大了也還是要說自己學校好的。因為我們在這里成長，這生活過的一草一木便是最親切的。
當時我就想說，現在不允許別人說自己學校壞話的人，將來走出去理所當然也會說南周是個好地方。成長身體的地方是哺育之所，塑造靈魂的地方則是神圣之地。
南方周末是我心目中的圣地。并不是因為她有多么強大的力量，恰恰相反，她經常背離我們的期許——很無力，就像《生于1984》里說的，有時候只是證明著“我們相互關注著，我們沒有被拋棄”，而卻難以改變任何東西。但越是無力，這狀態便彌足珍貴。我們時常哀其不幸，恨不得她真的有通天的能量，可以說出自己所有想說的話;我們有時也怒其不爭，對于追求理想的人們，眼下的情況，似乎總不那么理想。追求理想的人就是這樣，背起行囊走在路上便是他們的全部生活，能夠達到的應許之地或許就不成其為應許之地，因為停下了腳步，理想便隨之而終。海鵬老師說，我們不能永遠年輕熱淚盈眶，但永遠對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懷有鄉愁。
富士康的一個月，帶給我如此之多的成長，我從未想到，我的文章可以讓老師夜不能寐，幾欲淚流。那些轉變與思考之前已有提及，在此不再贅述。之前我會寫擦鞋稿，會寫學生稿，也會寫自己文青式的小怨念，而一旦想到要為這張報紙工作，并把它們印成鉛字，所有的沉積便都來自編輯部里那一份份或油墨香未散或泛黃的紙張里。從01年的南周一直讀到當下，她的啟示很簡單，做一個忠實的記錄者，并不放棄對一個美好世界的希望，以達致“他日有人要來知道中國的歷史，定要來翻檢我們的報紙”。有時候堅持這些令人極為痛苦，可是一個曾在南周實習的師姐告訴我說，除了真誠和善良，她不知道還可以怎樣走下去。
富士康之后的一次評報會上，老實說我完全懵在了大家的掌聲中，就像一個凡人闖入了奧林匹斯山，言不能自已。坐在編輯部里，除了能經常吃到罰款買來的零食之外，還能聽到諸神之激烈爭辯，作為一個凡人，誠榮幸之至。
廣州大道中289號，在這棟老舊的高樓里幾乎可以看到當今中國傳媒的所有形態：市場化前沿的黨報，全國性擴張的都市報，高端化經營的周刊，信奉專業主義的財經雜志……還有一份周報，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南方周末。從“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到“在這里，讀懂中國”，在這個連章魚保羅也無法準確預知的全世界最復雜的媒體環境中，她有所堅持。她的樓頂上有一個不算很奢華的紅色燈箱，但是每到黑暗降臨時，它格外明亮。
亨利·魯斯的教堂在近70年間櫛風沐雨，傳到中國，顯然已變了模樣。可毋庸置疑的是那仍是一所教堂，守衛她的人們拾起哪怕一瓦一礫，構建他們心中的圖景。
南周所告訴我的是，大教堂，她塌不了。謝謝，就像你們知道的那樣，許多人僅僅缺少一個堅持的理由。
灞橋折柳，終有一別。后會有期。
此前各媒體已經披露了不少關于富士康撲朔迷離的“內幕”，但連續自殺這個極端的死亡方式仍舊在邏輯與情感上都讓人難以接受。于是編輯部決定派遣記者，以打工者的身份親歷富士康，還原真相。出于年齡上的考量，我有幸成為了最終人選。
去往富士康之前，我從未想過 “潛伏”、“富士康”這兩個關鍵詞會成為我的準記者生涯里的第一次巨大挑戰，可能面對的一切或許都是未知的。然而未知，卻成了讓我前行的最大動力。這次特殊的調查，從4月10日晚踏上前往深圳的列車開始。
進入之前，我與幾個在廠內工作了很長時間的老鄉取得了聯系。他們的回答讓我有些詫異，之前媒體上很多的所謂“黑幕”，他們確有聽說，但是涉及層面似乎并不那么廣。例如保安打人，門禁嚴格，稽查苛刻，他們甚至都有自己的一套“化解方法”，就像是在學校里逃避老師的管理一樣，學生們總能各顯神通。那么這樣一個廠區，何以自殺頻發?所以進入前，我最大的擔憂并不在于會面臨多少未知的危險，而是如果廠區里一切正常，根本發現不了什么問題，即便有問題，也只局限在一個很輕的程度與很小的范圍內，難以由此為因，導出自殺之果，那么這篇調查要何以為繼。但是與兩位老師的討論讓我暫時擱置了這種疑慮，因為這種極端結果的接連發生，由結果來看，是不可能沒有原因的，背后必然有某種制度或文化上的原因。我的想象或許還是過于單純了，進去之后只需完整客觀地反映全部細節即可。
經過7個多小時的排隊，一整天的體檢，崗前的教育、分發，我隨那一批的3500多人人一道，最終順利進入富士康開始工作。前三天的工作甚至讓我覺得太過輕松：沒有什么活干，新人不讓加班，工友彼此之間也還不太熟悉，采訪任務也不急于開始。這樣節奏的生活，與調查自殺兩件事，仿佛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兒。我進入之前最擔心的事已然發生了。此時我的“日記”便帶上了明顯的“有色眼鏡”，試圖把每種現象每個細節下一個結論，試圖把員工們的生活狀態往壓力過大、沒有自由、管理制度有問題等等方向上靠，那段時間甚至只要從員工嘴里說出“壓力”兩個字，都能讓我變得無比興奮，我會立即記錄下來。我總覺得在一步一步接近答案。但事實上，真相這個時候卻在遠離。
第一次以“臥底”記者身份與楊繼斌老師碰頭是正式工作的第一個周末。一個酒店十幾層上的咖啡廳，大致說了說工廠里的基本情況，然后望著高樓大廈胡發了一通感慨，很興奮于自己又暫時回到了真實的身份。關于選題，當時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楊老師問到“你覺得這個題是語文題還是數學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語文題”，也許是因為我還并沒有做“揭黑”之類調查的經驗，也許是因為對于環境的一種直覺，我總覺得這一周我看到的東西，即便是戴著“有色眼鏡”往那幾個能逼死人的方向上靠，也顯得牽強無力。但楊老師提示我這應該是“數學題”，一環一環的故事與細節最終要導出自殺的結果，報道才能成形。如果不能建立這樣的邏輯關系，那么這篇調查就是失敗的。當然，一切還在進行中，選題的變化還要看進一步的材料積累，“你也別抱太大希望”。我的作用只是忠實地做好一臺攝像機，與一臺文字輸出機，“有色眼鏡”必須摘下。
既是一臺攝像機，那就不必想太多啦，取景器里是什么景色，帶子上寫入什么內容，關你這機器什么事呢?恩，這樣反倒也輕松自然，每日保持“電力”就好。
這之后的文字已經發生了完全的改觀。每晚發回的文字已經客觀真實，我動用身體上的一切感覺器官，我只求細致與鮮活，而更少或者根本不去考慮調查的結論。工友們開心、幽默、青春、時尚，我也都一一記錄下，甚至有時候篇幅比他們的焦慮、無奈更長。這樣的記錄讓我很安心，因為我只需與看到的真相、感受到的情緒站在一邊。
為了不在打工者中過分突出，我特地挑選了平日里最不常穿的幾件衣服，讓自己看上去更像個剛從學校出來的打工仔。在小商店里購置日用品時，幾乎全部選的是最廉價的商品。嘴上說的話也一概去掉“對不起”、“請問”、“謝謝”等，唯恐太文質彬彬而受欺負，或是顯得與眾不同。事實證明，這些“隱匿”的方式讓我的生活看上去與他們全無二致，說話的方式改變也讓我不自覺地融入了他們的談話之中。氣場相合，方能聊出更多的信息來。這也成了后來得到不少故事的“語言基礎”。
但是在接下來的采訪中，情況并不那么簡單。采訪大學生時，我要化裝成正在進行社會實踐的大學生，與他們平等地交談;與線長組長交談時，不光要想出讓他們注意到你的“噱頭”(事實證明，只有我說不想干了，他們最會和我談)，還需要拿出更多一點的見識來，去與他們探討這個大工廠里基層干部的升遷與前途。當我號稱自己“要離職”而與線長“談心”的時候，他本來是想要留我的，但我完全不關心“我自己”的前途，卻只從他的角度來看這個巨大的工廠：人多，機會少，基層干部壓力大，帶的人流動性太強，出不了成績，就爬不上去——這都是我這些天觀察的結論。他仿佛換了個人，不像和別的有離職意向的員工交談時那種家長式的“教誨”，而是真正談起了他自己的故事。他說起自己的學習經歷，在富士康等一些類似廠里的工作經歷，現在作線長壓力大了，但級別沒動，工資一點也沒漲。最后，連他自己也說“沒辦法，富士康就是這樣的”，“要是情況還沒有起色，也許我也就干到今年年底了”。堅持隱匿，但有需要時也不必害怕“出眾”，極大地延展了我的“潛伏”體驗。我甚至逮住一次占理的機會，直接與另一線的線長發生了爭執，去看最終會怎樣解決。
成功地變換2-3個身份，去與受訪者平等地交談，才是獲得故事最好的途徑。當然，“臥底”期間，兼有的身份越多越危險，所以這種變換最好在后期完成，以防有變。
對于受訪者的名字使用，我們之前的想法是，只要不涉及工人們的負面信息或者隱私，用真名是沒有問題的，這樣做也是出于報道的真實性的考慮。但是報道出來之后，有個別員工不愿意自己的真名出現在報紙上，有關自己的細節被誤讀，現在他面臨著極大的壓力，情緒也十分激動。這是我們所未想到的。
盡管未涉及負面、虛構或隱私情節，且新聞事件的公共價值也很大，但每個人的情感與認知都不一樣，不應該用統一的標準去苛求。在面對預計不到的后果時，個人更信奉“最小傷害原則”。在未經受訪者同意的情況下，還是使用化名進行寫作更為穩妥。如果要增強其真實性，可以在聯絡到受訪者本人，征得同意之后使用真名。所以我們在接下來的一期報紙中就注明了“所用名字為化名”這一點，力求彌補。由是看來，“有不說的真話，但決不說假話”也并非一成不變的，因為真話與假話一樣，可能傷害無辜的人。
進入富士康之前，我與傅劍鋒老師、楊繼斌老師仔細分析過作為“臥底”的我可能出現的風險：其一，被發現真實身份，結果無外乎是開除，問題不大;其二，可能被分配到危險的崗位，此時我所做的就是必須要想辦法調離，或者，放棄這個崗位，再出來排一次隊。最終這兩種情況都沒有發生。但為求穩妥，如果在出發前能夠有一個成文的風險應對策劃，則更為完備，其中可以包括對各種可能的危險的判斷、應對，乃至結束后的心理疏導。
于現在的我而言，我倒希望盡快地揭掉身上的“富士康”這個標簽，它只是我的作品，而我并非它的附庸。一個好記者必須不斷地靠好作品來說話，而不是成為新聞的一部分。但要去掉這個標簽只有兩種方式：其一是停止努力，直到被大家忘掉，這個很簡單;其二是馬不停蹄地再次踏上某輛通往某地的“列車”，走去通往新聞的路上，這個難度更大、更未知。但我由衷希望是后者。
新聞實訓報告心得體會篇四
目前，很多用人單位提出的招聘條件都要求有工作經驗，但是對于整天在學校上課的大學生來說，缺的恰恰就是工作經驗。因此，上學期間的實習就顯得十分重要。對大學生來說，實習是接觸社會的一個極好機會，是提前接觸未來的實際工作，感受以后可能要從事的工作氛圍的重要前提，尤其對于新聞專業的學生而言，需要極強的動手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然而，對于一直處于家庭庇護下成長的學生，很少與社會交流，不懂得怎樣為人處事。因此，社會經驗往往比書本上學到的知識顯得更為重要。但是，現實的情況是大學生找到實習機會很困難，在實習過程中也常常碰到許多問題。我們應該怎樣解決實習的問題？怎樣更好的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通過這份調查，來初步探討一下新聞專業大學生實習的問題。
隨著大四長達半年的實習期的到來，我為自己該選擇什么實習單位著實好好考慮了一番。首先，這半年的實習，我希望能夠跟未來的工作掛鉤，最好在實習期好好表現，將來留在該單位工作。第二、電視臺的一些欄目組，對學歷要求不高，但是對工作能力要求很高，工作強度很大。奧運期間，我在北京電視臺實習，當時欄目組的制片人倒是提起過將來愿不愿意留下來，但我想當時那種已經達到癲狂的工作狀態，我支撐不了多久，甚至于那時的工作對我的身心都消耗極大，我現在回想起那段日子感到十分恐懼、排斥，所以我想，這份工作我肯定干不好，不是長久之計。
與此同時，我也看到了身邊一些朋友的情況。他們為了找到實習機會，到處面試，有些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開始實習生活后，覺得煩悶無聊，后悔不已，沒干幾天就想離開，更談不上好好干、對工作負責。有些一心想找個喜歡的職位實習，可是苦于沒有途徑，說著手準備考研，可是又看不進去書。我自己也是迷茫猶豫了好久，想了很多，也一次次的做了自我否定。所以我想做這樣一份問卷，希望我們每一個人在回答這些問題時，能好好問問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
根據調查顯示，一半以上在媒體實習的人都是通過人脈關系獲得機會的，自己尋找的幾乎沒有。我在實習時也是憑借認識人才進去的，和我一起實習的人全都是這樣。我在報社時，曾聽到有人打電話詢問有沒有實習崗位，報社里的人直接說：“我們不招實習生。”然后就掛了。由此看來，新聞媒體的實習崗位基本上是呈現“封閉”、“不開放”狀態。
新聞專業的學生對于實習機會的渴望似乎從一開始就強于其他專業的學生。一方面是由于新聞專業本身的專業知識不像其他專業那樣，需要非常認真的學習，要好好打牢基礎。新聞專業其實更多的時候是學習怎樣去為人處事、學習怎么去觀察理解這個世界、學習怎樣去健全自己的人格和價值觀，然后才能談及引導社會輿論。當然，從事新聞工作需要很強的思維能力和大量的知識積累，但這些往往都是在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就慢慢培養出來的，真正靠進入大學后再現補實則已經晚了。盡可能多的融入社會中，積累各方面的知識和經驗，是新聞專業學生的首要問題。因此，新聞專業的實習機會往往是一擁而上，而新聞專業的學生多，新聞媒體的總數少，實習機會就變得不容易找了。
新聞專業實習機會的“裙帶制”所帶來的麻煩不僅僅對于學生。很多媒體在職人員表示寒暑假到來，辦公室里實習生人滿為患，弄得辦公環境吵雜混亂，影響工作。而且很多實習生
只是為了應付學校差事，到了實習單位不干正經事，就是玩玩鬧鬧，由于是熟人介紹來的，又不方便說什么，所以只能任由他們在辦公室里呆著，也不敢委以重任。
我想可以對新聞專業實習生進行一個招募，這需要學校與媒體加強聯系，可以設置某種能力資格，通過學生平時在學校的表現來評定他們是否有能力勝任這份工作。這樣一方面，有能力沒有關系的學生可以得到實習機會，新聞單位也不用發愁找不到可以信賴的實習生。
這份調查問卷中有幾個問題是這樣問的：你今后想從事新聞傳媒方面的工作嗎？你認為實習過程中獲得的經驗對你今后的工作幫助大嗎？你認為自己目前的實習能保證將來的工作嗎？如果不能保證就業，你是否會考慮換一個單位實習？你目前實習主要是為了什么目的？
這些問題是我在實習過程中漸漸產生的。我從大一第一次在報社實習了一個月之后就清楚了自己不適合做記者，性格孤僻，不愛跟人接觸，；寫稿子，不喜歡很正式、很古板的，喜歡調侃聊天的方式，喜歡加入想象力，與新聞報道要求的客觀真實不符，所以種種跡象表明我不適合做記者。在北京電視臺提起留下不留下這個問題時，我曾猶豫過。這是個很大的誘惑，是個大媒體、工資一般但是待遇還不錯、說出去是電視臺的記者也比較好聽，而且家里人的意見是不管什么工作先干著。但是今年暑假回來，人家問我還去不去的時候，我還是沒答應。我想起自己以前實習時的生活，那時別說快樂，基本上都是咬牙挺過來的，嚴重的時候，在實習結束之后，我會有一段時間自閉起來，不想跟任何人說話。所以考慮再三，我還是決定找一條別的路走。其實我對這個工作這么排斥的話，也肯定無法專心工作，人家也不會讓我留下。要想把一份工作做好，首先要熱愛它，然后才會涉及到發展上升空間的問題。
調查數據顯示，參與調查的人中，對前途比較確定和不確定的大致各一半。其中說在新聞媒體實習將來保證能留下的，我想他們的各方面條件和機遇應該都很不錯，所以
是不太會為工作發愁的一類人。另外的一部分，在模棱兩可間、徘徊不定的人其實在大學生中很常見。現在人大都沒什么理想、目標，從小就沒有，甚至連自己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都不清楚，隨大流，走一步算一步是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態。
我想人不怕別的，就怕愚昧、麻木，在這么復雜、競爭激烈的社會中生存，如果連自己的想法都不明確，那肯定無法立足。所以，我們應該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給自己多一點思考的時間。
在參與調查的人當中，有一半的人聲明自己不在乎工資，只為積累經驗，實習也不見得就是想留下工作。在這次找工作之前，我實習也從沒考慮過錢的問題，甚至在有了一定的經驗，又學不到新鮮東西之后，實習有時候就是玩。但我現在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說自己不在乎工資的人，肯定沒想過不再依靠父母，要開始獨立生活了。現在獨生子女大部分都沒有獨立意識，被父母養著一輩子也理所當然。
我在這次選擇實習單位前簡單算了一筆賬：去年夏天在電視臺實習了將近兩個月，花了差不多3000—4000塊錢，包括每天上下班車費、飯費、手機話費、還有一些不得推辭的工作應酬，而我過去實習過的電視臺和報社剛開始都說有稿費，后來也就不了了之了。這么一來，真是又倒貼人力、又倒貼財力。然后我想，實習兩個月就三、四千，這要是實習半年呢，得多少錢？而且隨著工作量的加大、工作任務的重要程度，花的錢只會越來越多。這樣投資，究竟最后能有多少回報？正式開始工作之后，能減緩多少入不敷出的情況？投入大量的精力、財力，回報是不是物有所值？由于我自己將來不想從事新聞工作，所以如此昂貴的實習學費我不舍得教。
我的實習經歷中，有很多這樣的事情發生：如果不是特別重要的新聞，大部分的采訪都是我在跑，稿子也是我在寫，在電視臺的時候，把采訪甚至拍攝提綱都寫好了，然后人家拿走去拍，實習生接著尋找下一個選題。我總看到正式的記者們喝著啤酒、抽著煙、玩著cs、聊著qq、甚至再過分點的，去會男友了。而里里外外忙活的全都是實習生，最后把稿子寫
好，記者們審閱一下，大概改改，就交上去了，一天一份稿子，任務算是完成，回家去了。我時常感覺他們是我的子女，我辛辛苦苦的養著他們。后來看到一篇文章中說，新聞媒體很不容易，這么辛苦還兼顧教育實習生，而且還是免費的，沒有收任何實習費用。我當時心想：我沒跟你要一半工資已經很不錯了。
前些年，社會上總流傳這樣一種說法：大學生眼高手低，太驕傲，應該挫挫他們的銳氣。現在呢？有幾個大學生出來不是低聲下氣、點頭哈腰的？為了更好的實習，家里也是傾盡人力物力財力，托人找關系、請客送禮；想要獨立的畢業生，為了找到好工作，硬說工資不用很高、能糊口就行，然后過著省吃儉用、入不敷出的日子。這難道就是正確的態度嗎？ 付出勞動，就應該有相應的報酬。很多公司、單位，就是仗著“現在工作不好找，來我這兒應聘的多了，你愛來不來。”這種“霸王條款”故意克扣剛畢業的學生的工資，以減少公司的支出。而大學生們誠惶誠恐的心態也助長了這種現象越來越“正常化”。我認為國家應該出臺相應法律對于剛畢業的學生的工資待遇制定一個標準的額度，并且保護“學生工”的勞動付出，保護學生的權力利益，規范市場。因為大學生是社會未來的棟梁，只有讓他們得到更好更充分的發展，社會才能得到更大的回報。
新聞專業實習的問題似乎從一開始就形成這么一個模式了，改變它，不容易。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這條路走不通，趕緊停住，四下望望，看看哪條路更順更通暢。然而在未來的工作生活中，大學生——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應該更懂得自尊自愛，保護自己的權益，不被社會壞風氣輕易地擊敗投降。上了四年大學，說自己比別人到底多了解了什么，專業知識？生活技能？我想最根本的是比別人更清楚的理解了人格和尊嚴，以及生命的莊嚴和神圣，為什么賢人雅士能生活得比別人都好，因為他們更尊重和善待生活。
不到要獨立生活的時候，不會真正的明白生活到底是什么樣的。作為新聞專業的學生來說，理應該比其他人更明事理。聰明人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得了的，但至少我們要做個明白人。對于自己的未來，只有自己最能說了算，所以出于對自己負責，我們應該更多的思考一下，多想想、好好想想。
新聞實訓報告心得體會篇五
在學校學了三年的課程，中間利用暑期和課余時間也曾在新聞單位做過短期的實習，只是接觸了一些新聞采編而已，新聞專業報社實習畢業實習報告范文。從xx年7月大三暑假開始，一直到今年2月大四寒假，前后半年多的時間，作為“全職”實習，收獲與以前的短期實習還是有很大不同的。這半年多，我也沒想到，自己會“跑遍大江南北”，這其中有許多人生的機遇，抓住的，失去的，但我覺得抓住和失去都有原來想不到的價值。下面就按時間，以實習時不同的單位來做個總結報告，算是對我畢業實習畫上一個句號。
一、東方今報階段（xx年7月—xx年8月）
放假前，托人幫忙與東方今報胡楊副總聯系好了實習崗位，一放假，我和新聞班的惠萬里就到了今報熱線部實習。今報的記者都很年輕，大家關系都好相處，帶我的楊海霞記者和與我座位相臨的孫旭陽記者對我特別好。
到那后，第一次出去采訪是和一位做實習攝影的同學一起跟著楊文哲和攝影記者邱琦去做個車禍稿子。是一位農民開一奔馬機動三輪賣菜，可對他們鄭州市區是禁止進入的，當在一路口交警要將他們攔下時，農民可能心里一慌，車子沒控制住就把交警給撞飛了。我們接到線索時，也沒有現場，受傷交警被拉往醫院，農民正被帶往交警隊。我們就直接去了醫院。到了醫院，受傷交警正接受檢查，一名女士扶著一名兒童（交警的女朋友和外甥）都在哭泣，哭聲充滿了驚恐。
第一次見到如此的場景，我嚇呆了。哪里還會采訪新聞當事人，就跟著他們亂轉。等把交警安置住院，我們就離開了。離開時，楊記者問我“你怎么不采訪啊？”我說“我沒見過這樣的場面，不知道該怎么采訪，他們在痛哭啊！”“這算什么啊，以后比這更慘烈的場面多的是！”他有點生氣的對我說。接著邱老師也發話了，“你看看你們兩個，一個不問一個不拍，以后還這樣就不帶你們出來了！”我們兩個聽了，都低著頭。
楊海霞老師讓我做的第一個稿子就是個大策劃，是“重磅閱讀”版上的，主題是探討社會上出現的“啃老族”（就是子女長大了但養活不了自己，不但不贍養父母，反而倒吃父母的年輕一代）問題。她只把選題告訴我，讓我去鄭州的都市村莊里去采訪尋找這樣的案例，她也找案例并且采訪有關專家。我就一個人到都市村莊里去找，以租房的名義，邊談房子邊和房東老太太們聊他們的兒女，讓我慶幸的是，我去的每一家都算比較有典型意義，有新聞價值。就這樣跑了三個都市村莊，第二天又去了兩個街道辦事處，問問他們年輕人有多少事業登記，及這些人的基本情況。就這樣，光這一個事，跑了4天，寫好稿子，等了一個周，稿子終究沒有刊登。接著又做了黑龍江某地恢復婚檢和大學生可以結婚規定的“重磅閱讀”稿，我就一個人去河南財院、河南農業大學、鄭州大學工學院等校園轉悠，采訪大學生對可以結婚的看法。碰巧遇到了一位來自武漢的大學生，因為他們學校就有一名女大學生結婚了，女孩出嫁當天也也經歷了。這真是可遇不可求的沒事。但等我回去，被楊老師一提問，才發現自己問的好不詳細，許多細節都沒有問到。稿子寫好就刊登了，但沒有署我的名。這個雖然心里有點不是滋味，但還是可以接受的。與此同時，做了其他的一些小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