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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宏觀經濟分析報告通用一
ok3w_ads("s005");[關 鍵 詞]非營利組織 政府 關系研究
[作者簡介]張雪，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博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672（2016）02-0025-09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非營利組織在世界范圍內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①它們不僅在數量上得到了迅猛增長，同時亦在市場和國家之外的社會領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場被薩拉蒙（lester n）所稱為的“全球結社革命”②也同樣掀起了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又一高潮。
我國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型過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的發展而得到不斷深化，與此同時，由改革開放而逐步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對我國以國家作為管理和分配資源主體的“國家社會保險”制度提出了挑戰：一方面，“單位制”的解體使得來自民眾的保障等需求而日益凸顯；另一方面，多樣的社會問題因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而積淀且亟待解決。此時無論是就簡政放權的政府而言，還是就在原體制下難以完全實現自身社會需求的民眾來說，亟需尋求政府之外的力量來承接政府剝離的職能。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的參與者、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的提供者，各類非營利組織應運而生，可以說它們的產生和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然而，不難發現，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路徑相較于借助教會和宗教力量自然形成并逐步發展的西方非營利組織經驗有著明顯差異，我國非營利組織經歷了斷裂與重建過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政府“催生”的產物，所以二者之間關系形態不僅影響著前者的發展方向，同時也是我國非營利組織研究難以回避的議題。為此，學者們以不同理論作為分析起點來回應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之間關系的問題，本文分別選取宏觀、中觀及微觀層面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從不同側面梳理分析二者間關系的研究成果。
一、 分化與整合：以關系研究為中心的宏觀視角
在宏觀層面，政府的實踐特征①被隱去，其與非營利組織間的互動被置于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閾下進行討論，其中公民社會理論和法團主義理論是最主要的兩個理論框架。前者是“社會中心”的擁護者，它將社會與國家進行了涇渭分明的區隔與分化，社會不僅能夠自我管理，還被賦予了監督和制約國家的權力，必要時甚至可與國家權威進行抗衡；后者則是“國家中心”的捍衛者，它強調將構成公民社會的各類組織利益整合到國家決策結構中，認為政府的權威能以有序的制度化安排限制和避免無序的沖突。
（一） 公民社會理論
從建國以來形成的“極權主義”②研究框架，到后毛澤東時代因社會經濟與政治體制格局變化而發生的國家——社會關系重構，中國國家與社會間的互動從來都是外國學者研究的熱點。東歐政治版圖劇變，所反映出的“公民社會反抗國家理論”給予了研究者極大的信心，使奧斯特加德（clemens stubbe ostergaard）將公民社會理論引入了中國研究。③學者們再次聚焦于與東歐曾擁有相同政治體制的中國之上，希望能夠從中發現公民社會的影子，并以此來證明中國正在經歷民主化的進程。④
然而學者們很快發現，“公民社會”這個發源并生長于西方社會的概念，在用于中國研究之時卻陷入了困境，他們難以在中國找到能夠與“公民社會”相契合的、具獨立性的組成，更毋庸說是發現其制衡政府的經驗根據了。這就使得學者們不得不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類似“準市民社會”⑤——一種處于極權社會與公民社會之間的社會形態，或“國家引導的市民社會”⑥——在權威體制下社會處于國家管理之下的一種互動關系，對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給予特定的解讀。另有部分學者通過研究我國民間組織“曲線救國”地考察中國公民社會生成與發育的潛在因子，他們一方面承認公民社會的發展因國家力量的介入而受限，但另一方面更著力關注非營利組織作為社會層面公民社會的主要構成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和活力，以及其在培養公民意識和民主觀念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⑦⑧⑨非營利組織的大量涌現恰恰體現了“公民社會”的組織特征，它們不僅使中國公民社會的空間得到擴展，①②也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我國公民社會正在逐步形成。
公民社會理論范式在研究我國現實中解釋力不高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國家與社會間的結構關系和我國有著明顯的差異。受“家國同構”傳統政治形態的長期影響，“社會”領域的搭建被忽略，二者之間呈現一種國家權力滲入和控制社會的整合特點。因此，一方面中國還未形成構成公民社會的獨立部分，我們至多能夠在這個“前公民社會”③狀態中發現具有公民社會性質的組織有所行動，但是卻難以尋得足夠支撐公民社會運轉的整套體系架構的形成；另一方面我國非營利組織的興起是基于“全能政府”職能轉變，政府主動讓渡和分權的結果，④這些都決定了它們難以平等的姿態實現與政府的互動。
我國學者較海外研究者對此有更深刻的認識，他們對公民社會的理解更多是以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思想為起點，認為其雖然是“專注于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搏斗的人的領域”，⑤但對公民社會的研究應聚焦尋找“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平衡點。⑥作為對這一觀點的回應，鄧正來和景躍進指出國家干預公民社會，化解其內部矛盾和沖突是必要且合理的，“良性互動說”的提出與黑格爾的國家控制下的市民社會也頗為相似。⑦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屬性是理解其公民社會特點的又一出發點，約翰·基恩（john keane）的“社會主義市民社會”概念也被多次用以探討我國公民社會的發展特點。⑧⑨
（二） 法團主義理論
研究者們對中國國家與社會間的關系判斷似乎一直在犯著“極端主義”錯誤：早期西方學者在主流共產主義國家分析范式下審視中國，在這一范式設定下，中國的社會隨即消失在極權國家的控制和影響之中；⑩至東歐劇變起，挖掘中國公民社會初建的特征與信息成為了主要研究趨勢，由片面信息拼湊而成的公民社會化進程全景夸大了社會獨立、自主的意識與能力。11然而，中國的“社會”既不是極權主義論中一種唯名的存在，也并非公民社會理論下被神話的第三域。經過一番有關我國公民社會存在與否、能力強弱的探討后，學者們發現，在特定國情之下中國國家與社會的力量都不能小覷，傳統模式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國家社會關系特點將法團主義視角引入了大眾的視野。12
根據控制權力的不同，斯密特（schmitter）將法團主義區分為“國家法團主義”和“社會法團主義”，13學者們遵循著斯密特所搭建的譜系對中國展開了多樣考察，主要形成了三種類型的觀點：
首先是以托尼·塞奇（tony sich）為主要代表的“國家法團主義”模式的支持者，他們認為政府控制社團程度較高。塞奇通過研究發現在中國社團組織與國家的互動過程中，一方面國家通過前者的法團化來控制社會，另一方面社團組織以服從的策略提升自身實力和地位。①無論是受控、逃避，還是依靠和借助國家政策，都足以說明其間國家控制力量之強，“國家法團主義”特征顯露無疑。對中國“國家法團主義”判斷的又一有力論據是《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暫行條例》的頒布。兩部條例中所涉及的內容及規定與法團主義特征有著不謀而合之處，②不僅初步建立了國家控制社會組織的機制，同時也是國家法團主義開始的標志。③④
其次是獨具特點的“國家法團主義”模式，⑤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中國社團與政府之間的關系較先前有了質的改變，但這種國家法團主義具有明顯的中國印記：一方面，在特有體制下，國家通過準入制度、審計等方式仍對社團發展的各階段進行著管理；另一方面，我國的國家法團主義不僅存在于中央政府與社團之間，同時也延伸至鄉、鎮等，使地方政府與當地社團間關系也具有了法團主義的縮影，從而在地方層面形成了“地方性國家法團主義”；⑥⑦再者，中國處于社會主義政黨——國家的二元結構，其中國家的角色同時摻入了執政黨的因素，故最終形成了中國國家法團主義政黨參與下的“社會主義法團主義”。⑧⑨除此之外，還有學者從授權、控制和壟斷性三個維度，根據政府占據互動主導地位的實際情況總結出了四種理想國家法團類型，即“強制性國家法團主義”、“依附性國家法團主義”、“梯次性國家法團主義”及“策略性國家法團主義”。⑩
最后是“社會法團主義”學說，在中國“國家法團主義”之下所蘊藏的“群眾性團體”，與基層群眾共同作用，為一些社團逐步轉向“社會法團模式”提供了可能，11而隨著民眾權利意識等必備條件的成熟，“社會法團主義”必然能夠得以實現。12
二、 環境與能動：以組織研究為中心的中觀視角
宏觀研究雖然占據并引領了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關系研究的主流，但西方理論應用于中國實際而產生的解釋困境與研究局限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在探討了公民社會理論工具應用的適切程度，批駁了法團主義將國家社會關系“動態過程簡單化”傾向之后，13一些學者將“國家——社會關系”這一宏大敘事的方法暫且擱置，轉而以組織的視角重新出發，并以此來分析組織意義下的非營利機構與政府之間的關系。
上世紀70年代，組織理論如代理理論、新制度主義、資源依賴理論、種群生態學等理論紛紛發展，將組織社會學推向了一個發展高潮，并引領了組織研究的一個新的發展轉向——開放系統模式研究，將環境因素對組織的影響、與后者的關系作為研究的核心。其中在資源依賴理論和新制度主義兩個視角下，一方面還原了政府最初的組織屬性，將其與非營利組織置于一個開放的組織間模型中進行討論；另一方面，“制度”與“資源”是這兩個理論研究重點，這不僅是非營利組織研究離不開的兩方面，而政府又是制度制定與資源提供的最主要方。因此，資源依賴理論及新制度主義視角被廣泛應用于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的互動研究。
（一） 資源依賴理論
資源依賴理論認為任何組織都是難以自給自足的，大量影響其生存發展的資源存在于組織所屬的外部環境中，組織不能脫離環境而獨立存在，①這一假設強調了環境之于組織有著重要意義，后者需要通過吸收、交換等方式從環境中得到所需資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組織不僅因需要汲取資源而受制于環境，同時也因向其他組織提供資源而與之構成相互依賴的關系。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也遵循了這一邏輯，基于“政府失靈”的非營利組織發生學理論，或源自政府職能轉變的切實需求，都說明了非營利組織所提供的服務或其他功能可以作為一種能夠替代政府原有職能的資源。如此，二者之間因均掌握了對方所需的優勢資源而形成了相互制約、相互依賴的關系，②這不僅扭轉了非營利組織被動的單向服從地位，③并且充當了政府亟需的外部環境。
然而，我國非營利組織尚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資源交換、依賴顯然還未能呈現薩德爾（saidel）所提出的“較強對稱性”特點，④相反的，二者之間具有明顯的不對稱性。一方面，非營利組織對政府物資、經濟方面的依賴自不用多說，除此之外，政府及其官員的“名人效應”、公信力等政治資源也是非營利組織所需求的，這就使其在較廣范疇和較深程度上對政府資源有著強依賴性。另一方面，就政府而言，非營利組織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并非不可替代的，在與事業單位共存的環境中，非營利組織的組織優勢難以體現。⑤因此，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依賴關系主要由非營利組織指向政府，這種資源逆差構成了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非對稱性依賴關系。⑥
組織參與環境互動的另一有效方法即是借力于政治機制，利用所屬的較大的社會系統制造一個對自己更有利的環境。組織通常可以通過參與選舉活動、向各級政府游說、雇用曾任職于政府部門的官員等方式來達到運用政治影響的目的。⑦在中國“大政府”、“強政府”的現實中，政府不僅對包括非政府屬性資源在內的各種資源具有絕對的控制力，同時還兼有賦予或削弱非營利組織合法性的權力。⑧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非營利組織多選擇“去政治”的策略以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⑨即便是一些極具抗爭傳統的環保組織的例子，⑩也喪失了原有的特質，“參與政治”似乎成為了不切實際也絕非理性的選擇。而“聘用曾任職于政府部門的官員”在中國也有著另一番景象，它并非普費弗爾（pfeffer）所描摹運用政治影響的方法，而是政府通過“委派”而將控制權力延伸的手段。馬迎賢就曾指出我國非營利組織在“雙重管理體制”之下，理事會所應有的職能在“主管部門”的權力影響下消失殆盡。①政府在資源、權力方面絕對的控制力抑制了非營利組織自主能動性的發揮，所以有學者提出非營利組織應當以市場為導向，通過顧客本位的思想適應和減少組織外部環境的控制。②
（二） 新制度主義
新制度主義視角對非營利組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后者“合法性”的研討上，制度學派結合了韋伯和帕森斯二者對“合法性”的釋義，既包括了法律等至高層面的權威塑形作用，也融合了環境的文化特征品評。③④⑤合法性機制在約束組織行為的同時也可助其提高社會地位，促進組織間的資源交往。因此高丙中將社團的合法性分解為法律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社會（文化） 合法性，⑥這一概括為我國非營利組織合法性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
法律合法性是通常意義上所指的狹義合法性概念，尤指非營利組織依法注冊成立而獲得的合法性。林莉紅指出合法性在現代法治與法制語境下應釋義為“合法律性”、“正當性”，并從法學的角度將這種“合法律性”的合法性概念進一步細分為宗旨合法性、活動合法性和組織合法性。⑦
政治合法性對非營利組織的意識形態作出了限定，要求其必須符合國家的思想價值體系。行政合法性的獲得則以遵守行政部門規章制度為前提，可以說是政治合法性的具體體現。具有官方背景或體制內生的非營利組織借由體制而生，對政府資源、人力等的依賴是其尋求合法性的根本原因。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非營利組織，組織本身的民間性與自發性在某種程度上與行政秩序存在著微妙的張力，但或是以控制自身規模來示弱并宣告忠誠，或是以配合政府工作淡化政治來獲取“去政治”的自主性，⑧或是選擇“鑲嵌”于地方政府的權力來提高在地方治理體系中的地位，⑨極力弱化或粉飾非營利組織對政府具有威脅性的一面，以克制的姿態迎合以獲得信賴是多數組織的選擇。政府對制度和資源上的控制和裁量權使行政合法性成為了具有中國特點的一種合法屬性，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法律合法性的缺失可以通過行政上的合法化來彌補，這對草根組織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行政合法性是政府所賦予非營利組織的認可，而社會合法性則是與民間規范相統一，來自社會的認可。服務社會公共利益是非營利組織的本質屬性，這也說明了社會合法性是“合法性”的重要基礎，即使是具有官方背景的組織也不能忽視社會合法性的規范，體制內的社會組織不僅對國家而且對社會環境也有著一定依賴，需要從社會汲取資源，獲得支持與認可，⑩田凱對中國慈善組織進行研究之時所發現的“非協調約束”也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11非營利組織因其自身性質、目標、愿景等的不同對合法性的依賴與需求也有所差異，但社會合法性是統合各合法性關系的根本原則。12
制度環境以合法性規制組織行為，并以趨同現象作為影響組織決策與行動的表現，因此趨同現象成為新制度主義應用于我國非營利組織研究的又一主題。張耀華借用迪馬奇奧（di maggio）和鮑威爾（powell）提出的三種導致組織趨同的機制對深圳市社會工作機構的同構現象進行考察。①他指出，深圳市社會工作的發展源自政府的推動，借鑒香港先進經驗，同時注重社會工作專業化和職業化發展進程，這些因素促成了強迫機制、模仿機制以及規范性機制的形成。亦有學者認為新制度主義有較強的解釋力，并運用它考察了非營利組織理事會在趨同現象中的作用。②
三、 行動與策略：以行動實踐為中心的微觀研究
以宏觀理論作為研究工具有兩方面的弊端：一來注重關系判定，以靜態示人，從而忽略了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互動中你來我往的實戰交鋒；再者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具不同類型的非營利組織間存在較強的異質性，其與政府間的關系多有不同且不斷變化。③因此有學者提出對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研究應當關注組織在特定制度下的行動，④將政府與組織都放逐于“實踐”的微觀層面，以動態視角反觀二者的互動。結合文獻發現，法律合法性是影響非營利組織受政府部門接納程度、決定二者互動模式的重要因素，故下面以此為據分別對草根組織和具有官辦背景兩類組織的相關研究進行回顧。
在中國獨特的社會背景和政治權力結構之下，非營利組織難以脫離政府的支持而獨自謀求發展，⑤學者們通過對草根組織個案的實證研究雖然發現了形式繁多的行動策略，但其實質是在不斷尋求“合法化”的過程，歸結起來可概括為四種方式：首先是與政府保持一致，甚至積極尋求國家體系的吸納，環境保護組織常被視作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⑥但在中國“分類控制”⑦的管控設計下卻舍棄了抗爭與制衡的特質，轉以支持國家總體目標與政策的行動來換取行政上的合法地位，以及組織自身相對的自主性。⑧⑨⑩其次，基奇-馬克思（keech-marx）曾指出，中國的非營利組織依賴于國家的支持，至少是容忍的態度才可能得到生存機會，11而政府對草根組織“非法”存在采取默許的態度，這主要要歸功于后者的“自我克制”，12它們在強化自身助手作用的同時弱化或隱去壓力集團的角色。再次是活用“關系”，政府和草根組織之間存在著“社會潛網”，13一方面政府通過不斷向草根組織滲透這種“非正式政治”來實現“降低交易成本和實現效用互惠”，同時草根組織通過私交等對政府的“非制度性依賴”，14以非正式渠道實現正式規章下不能之事。最后是精于服務以謀求社會認同，具有存在的價值性是中國草根組織生存的前提，①通過提升服務績效和注重汲取社會資源等獲得政府以及社會的認同和信任感，②并以此改善制度與資源雙重制約下的匱乏局面，獲得發展有利條件。
具有官方背景的組織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和政府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從組織發端來看，這類組織的出現與政府改革具有密切的關聯，它們或是由黨政機關直接創辦，或是由體制內機構轉變而來，③是政府職能社會化的產物；④從資源方面來看，組織的各種物質資源、組織資源等來自于黨和政府相關部門，且在其權力控制之下；從功能角度來看，此類組織承擔著黨政機關之前的任務職責，以政府的附屬機構的角色發揮著作用；⑤從組織架構來看，為了達到對組織的持續監管，組織的領導層往往由政府部門委派，或由退休領導出任。具有官方背景的非營利組織所表現出的是“制度的雙重性”，⑥在其看似獨立非營利組織屬性的表象背后是寄生于國家體制、與政府休戚與共的內質。此類組織處于一種高度依賴政府的狀態，它以組織宗旨和總體目標服務于國家體制作為交換謀求國家的保護，使得國家與社會相互滲透。陸藝藝（yiyi lu，音譯）曾挑戰了這一觀點，通過對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等官辦非營利組織的研究指出，具有官辦背景的非營利組織也有尋求獨立自主的愿望，具有“依附性自主”的特征。⑦但以“依附”為前提的“自主”卻恰恰向我們表明了官辦組織雖努力改變和政府形成的受控關系，但卻仍無法完全脫離政府而獲得真正的自主。
四、 總結與評述
中外學者從不同側面對我國非營利組織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做了豐富的研究，為我們認識和了解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境況、面臨的阻礙等議題提供了詳實的資料，這些成果直接或間接地為重建國家與社會良性關系提供參考。通過對文獻的梳理也發現一些問題值得提掇出來探討與商榷。
首先是宏觀層面兩者關系界定的困難與理論適切性問題。在以公民社會和法團主義為主要視角的宏觀研究中，“國家”和“社會”作為兩個獨立的研究主體被拿出來進行討論，這不禁讓人思考，“社會”的邊界在哪里，它是否業已在我國建成？這是眾多學者想要探討的問題，也是國家與社會視角的研究基礎，但反觀我國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卻缺少了公民社會的參與，⑧國家和社會之間雖然有分化的趨勢，但實際卻經歷著“分化——整合”的同一進程，⑨兩者未能真正的分離，這就使公民社會理論或者以公民社會初建為理論前提的法團主義，均在解釋我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關系中缺少了基礎和立場，也使宏觀研究面臨挑戰。
另一方面，從國家與社會視角入手，通過對現象的總結最終得到一個有關二者關系的靜態判定結果，而在此過程中非營利組織的行動策略、行動能力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外部環境變化都被忽視了。當然，宏觀的研究視角也難以洞察到組織的微觀行動，這就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開展研究的意義了，雖然總結性分析能夠幫助我們厘清非營利組織現階段發展境況，但是難以為第三域的后續發展指明方向。
其次是中層理論研究中組織能動的缺失。以新制度主義為視角的研究圍繞著有關“合法性”的討論愈走愈遠，政治以及行政合法性成為了他們解讀非營利組織行動的依據，無論是具官方背景的非營利組織還是草根組織，在這一視角下都以迎合政府要求而展開，它們或是服從主管部門規制，或是選擇“去政治”的方式，抑或是主動尋求“吸納”，并以此來爭取政府信賴，獲得發展先機。這一部分研究中，在過于強調對行政合法性討論的同時忽略了對社會合法性的關注，非營利組織的自主行動的可能和寶貴經驗被忽視了。
如果說組織所表現出來的被動是新制度主義理論假設使然，那么借由資源依賴理論而開展的研究應更多關注于組織與環境的互動，注重組織適應、改造和重塑環境是該理論的優勢與特點所在。然而在我國學者的分析中，資源依賴多被看作是一種非營利組織在資源制約下的依賴狀態，而對其采取何種策略，如何改變依賴狀況加以關注。在這種悲觀預判下對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關系進行考察，不僅是對資源依賴理論的片面理解和運用，更是對結構與行動相互作用的錯誤分析。
前人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借鑒，也使我們反思。基于以上的討論筆者認為，非營利組織是具有能動性的，當它所依賴的外部環境或社會結構難以適應其發展的時候，它便有塑就更有利環境的要求，我們應當關注非營利組織在能力等方面的發展，注意發現非營利組織參與環境，甚至改變環境的能力和經驗。另一方面，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作用并非是基于某種固化狀態下的影響，不應僅僅以靜態關系判定兩者之間的關系，其實兩者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并在互動中不斷形成新的關系模式，所以應以動態發展的視角理解這一過程。
（責任編輯：徐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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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翻轉課堂模式遠未成熟，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的實踐尚少，相關研究較為匱乏。本文在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實踐的基礎上，根據該課程的特點，歸納了針對該課程實施翻轉課堂教學的必要性;然后，研究了該課程在翻轉課堂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具有針對性的優化措施。
(一)宏觀經濟學課程具有重要地位，提高其教學效果意義深遠
對于經濟管理類專業而言，宏觀經濟學課程屬于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之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學生通過對該課程的學習，能夠掌握現代經濟學分析的基礎理論、分析方法和理念，理解國民收入、失業、通貨膨脹、進出口等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認識宏觀經濟的總體運行過程與特征，體會宏觀經濟政策對于經濟的調節作用。所以，該課程本身決定了學生的經濟分析能力。
除此之外，作為專業基礎課，其與后續的多門專業課具有緊密的聯系，學好宏觀經濟學，能夠為其他課程的學習奠定良好的基礎，也使學生樹立了學習本專業課程的信心。宏觀經濟學也是財經類專業研究生錄取考試必考內容之一，關系到這些專業的學生能否繼續深造。
總而言之，通過教學改革提高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效果對該課程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近年來興起的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為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改革提供了可行的路徑。這一新的教學模式在多個學科的許多課程教學中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么，通過改進和優化，也能夠得到最適合宏觀經濟學課程的翻轉課堂教學模式。有必要通過翻轉課堂的改革，提升該課程的教學效果。
(二)宏觀經濟學課程難度偏大，需要通過翻轉課堂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
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教師發現學生對該課程存在普遍的畏難情緒，認為該課程難度較大，在知識體系的把握和知識點的融會貫通方面存在較多障礙。宏觀經濟學之所以給學生以難度大的印象，原因在于如下兩個方面：
第一，宏觀經濟學流派較多，不同流派觀點不同、邏輯各異，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容易混淆不清。具體而言，現代宏觀經濟學發端于凱恩斯的《通論》，認為市場經濟經常處于失衡狀態，需要通過政府的政策干預減少經濟失衡的代價。但貨幣主義者、理性預期學派、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則反對凱恩斯的觀點，不主張國家積極干預經濟，而這些學派彼此之間又存在諸多差異。對于初學者而言，要準確把握不同流派學者的理論和邏輯確實很困難。以總供給曲線為例，就存在著古典的與凱恩斯的總供給曲線之別，其推導過程和曲線的形狀都截然不同，而學生對類似內容往往難以理解透徹。
第二，宏觀經濟學內容較為豐富，涉及多個市場的分析，包括產品市場、貨幣市場、勞動市場等，多個市場之間相互影響，模型較為復雜。在分析的時間范疇上，又分為短期的經濟波動分析和長期的經濟增長分析，其側重點也有所不同。這些都增加了宏觀經濟學的學習難度。
對于宏觀經濟學這類難度較大的課程而言，傳統教學模式的缺陷尤為明顯。這是因為傳統教學模式采用課堂教授、被動灌輸的方式，對于這些看起來既困難又枯燥的授課內容，學生很難持續地專注于聽講，一旦遇到無法理解之處，往往容易失去聽課的耐心和興趣，轉而悄悄做其他事情(例如玩手機、看課外書之類)，有的學生甚至還逃課。而翻轉課堂教學模式，采用全新的主動式學習模式，通過課堂的引導、討論、交流，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從而使得課程的知識點不再枯燥與抽象，而是變得更加具體與有趣，自然有助于提升該課程的學習效果。
(三)翻轉課堂教學能夠提高學生對該課程的應用能力
經濟學被譽為社會科學的皇冠，那么，宏觀經濟學就是這皇冠上的明珠。宏觀經濟學產生的背景是1929-1933年的大蕭條時代，自誕生之初就致力于解釋宏觀經濟的運行，解決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所以，該課程是致用之學，而非象牙塔里的玄學。本課程的教學目標是使學生真正理解宏觀經濟運行規律，能夠理解政府如何運用經濟政策恰當地調控經濟。然而，在傳統教學模式下，這一目標很難實現。即使是那些考試成績較好的學生，他們也更多的是依靠機械地記憶知識點以應對考試。對于知識記憶型題目，答題狀況較好。但是，對于靈活應用型題目的解答，他們往往捉襟見肘。
翻轉課堂模式有助于解決這一困境，從根本上提高學生的知識應用能力。由于將知識點的學習移到了課外，在課堂上，教師就有充裕的時間引導學生將課程知識與現實經濟相聯系。通過實驗、案例和研討的方式，知識點變得鮮活起來，學生們能夠更加真切地體會宏觀經濟的運行，學會像經濟學家那樣去思考問題，提高對于經濟問題的直覺和洞察力。這種效果是傳統教學模式所難以企及的。
如果僅僅按照最一般的模式開展翻轉課堂教學(即課前給學生發視頻資料，課堂組織學生開展主動式學習)，教學效果較差，甚至難以順利開展下去。這是因為，在這種最簡單粗放的翻轉課堂流程中，教師失去了對學生的監督和激勵，導致部分學生偷懶、渾水摸魚、表現消極等。具體而言，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如下兩種：
(一)部分學生不愿進行課前自主學習
課前自主學習是翻轉課堂教學開展的基礎，但部分學生不愿參與。在高考錄取率不斷攀升的情況下，高校難免招收到一些學習習慣較差的`學生，這些學生的主要表現就是自制力較差，很難積極主動地學習。這部分學生在傳統課堂中，在受到教師的嚴格約束時尚能勉強聽講，但在翻轉課堂模式下，課前的自主學習對他們而言等同于放任自流。即使他們也去教室上課，但因為缺少了前置的重要教學環節，無法參與課堂主動式學習，最終，這部分學生的學習效果比接受傳統教學方法的情況還糟糕。如果課前不參與自主學習的學生人數比例較高，可能導致課堂教學無法開展，致使翻轉課堂教學模式走向失敗。
(二)缺乏參與課堂互動的積極性
學生積極參與課堂互動，是主動式學習成功的保障，但在缺乏監督和激勵時，學生表現不佳。中國學生在長期的學習過程中，已經養成了被動接受知識的習慣，那么，他們對于翻轉課堂中提倡的主動式學習的第一感受必然是不適應，他們不愿意主動發言，羞于表達自己的看法，也不知如何與其他同學交流思想。因此，教師必須充分調動學生參與課堂主動式學習的積極性，激勵學生主動參與課堂討論，大膽回應教師提出的問題，認真完成教師設定的課堂任務。只有這樣，才能夠使學生真正完成翻轉課堂的積極主動式學習過程，實現比傳統教學更好的教學效果。否則，教師可能陷入課堂上“冷場”的尷尬境地，導致翻轉課堂無法繼續而被迫放棄。
總而言之，對于翻轉課堂模式的教學而言，教師僅僅依靠一腔熱忱是不夠的，還必須有效地管理和激勵學生，讓學生從傳統的教學模式順利過渡到新的教學模式，使其有足夠的積極性參與教師安排的各個教學環節。那么，如何克服這一問題?接下來本文從監督和激勵機制角度出發，探討如何優化宏觀經濟學的翻轉課堂教學環節。
鑒于翻轉課堂存在的上述問題，我們有必要對翻轉課堂的教學安排進行優化，通過有效的監督和激勵，促使學生們認真地、積極地參與翻轉課堂教學的各個環節。優化措施包括如下四個方面：
(一)縮小班級規模
據了解，對于宏觀經濟學這門專業基礎課，大多數高校都是采取大班化教學方式，授課班級人數普遍在100人以上，有的班級人數甚至達到200人。這主要是由于近年來高校擴招，學生數量增加而造成的，在傳統課堂中，教學效果差強人意;在翻轉課堂中，則幾乎難以實施教學活動。翻轉課堂的教學特點決定了，在人數眾多的情況下，教師基本上無法監督或了解學生的表現，同時，課堂互動也無法很好地開展。
采取小班化教學后，教師在課堂上能夠更熟悉每位學生的特點，關注每位學生的表現，能夠做到因材施教，督促和鼓勵那些表現不夠積極的學生，讓他們更好地參與到課堂的主動式學習中。如果人數過多，則會出現失控局面，因為教師難以了解和關注到每位學生，導致他們產生偷懶的想法，不愿參與課堂主動學習。
(二)上課時對課前自主學習進行最精簡的考核
為了避免有些學生偷懶不進行課前自主學習，在布置自主學習任務時，即告知學生上課時將要對所布置的自主學習任務進行考核，而且會將考核結果計入平時成績。例如，本次發給學生的自主學習資料是《gdp的含義與和核算》，那么，可以出5道左右的選擇題，5道左右判斷題，以及1道名詞解釋題，考查學生是否掌握了gdp的概念，是否理解并能夠辨別哪些項目應該計入gdp，哪些不應該計入。題目應盡量簡單凝練，這樣占用課堂時間較少，其主要目的是督促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只要學生認真看過視頻資料，就能夠較好地答題。學生一旦了解到，自己是否參與自主學習與成績高低乃至能否取得本課程學分密切相關，那么，他們就會參與自主學習，從而為課堂主動式教學做好充分的準備。
(三)將課堂表現與平時成績掛鉤
在翻轉課堂模式下，課堂教學是一種主動式學習體驗過程。然而，課堂教學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生的參與度與積極性。因此，必須給予學生足夠的激勵。宏觀經濟學是一門與現實經濟緊密相關的課程，教師可以在課堂上安排學生討論與所學內容相關的理論問題與政策實踐，讓學生講演對課程知識點的理解，安排有關宏觀經濟的課堂實驗，提出宏觀經濟的案例讓學生參與分析等活動。在討論、講演、實驗和案例分析過程中，教師要認真記錄每位學生的表現，并將其按照事先宣布的客觀標準，計入宏觀經濟學課程的平時成績中。記錄學生課堂表現的指標包括學生參與任務的次數、態度、思考的深度等，至于學生在參與過程中的正確率，僅應作為影響分數的次要因素，以便鼓勵學生的參與任務的信心和熱情。
(四)大幅提高平時成績比例
在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教學中，平時成績占課程綜合成績的比例為30%左右，主要體現的是學生的作業和出勤情況。而在本文設計的翻轉課堂機制下，如前文所述，由于教師經常性地、翔實地記錄學生課前自主學習和參與課堂主動式學習的狀況，這些記錄能夠很好地呈現學生的學習狀況，因此，作為體現這些學習情況的平時成績，應該在綜合成績中占更大的比重，以50%-60%為宜。提高平時成績的比重，一方面能夠實現由傳統教學的“考核在期末”向翻轉課堂教學的“考核在平時”的轉變;另一方面使學生不再指望到期末考試前通過短期突擊學習以應付考試，而是更加重視平時的學習過程，認真參與翻轉課堂教學的每個環節。
宏觀經濟學課程內容抽象，難度較大，在傳統教學模式下效果不理想。近年來新興的翻轉課堂教學方法，為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改革提供了可行的方向。在過去的5年中，翻轉課堂教學法發展迅速，被應用到了高校和中小學的許多課程的教學中，研究表明效果也較傳統教學有多方面的提升。然而，在高校宏觀經濟學教學中，進行翻轉課堂的實踐尚且不足，也未能進行系統的理論分析。
通過宏觀經濟學的教學實踐我們發現，翻轉課堂作為一種教學模式，是引人注目的。但是，該模式只是提出了一個教學框架，還存在學生消極偷懶，對學生監督激勵不足的問題，需要根據課程的教學狀況進行優化。本文正是針對當前高校宏觀經濟學教學的實際情況所做的行之有效的探索，從班級規模和教學流程的各個環節出發，提出了針對性的措施，以優化宏觀經濟學翻轉課堂的教學模式，提升其教學效果。在未來的宏觀經濟學翻轉課堂實踐中，還可以使用更詳盡的統計數據對本文的結論進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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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3w_ads("s005");[摘?要]摘要2018年我國經濟學界主要研究了全球化再平衡與我國宏觀經濟態勢、經濟增長與高質量發展、宏觀經濟波動與經濟周期、財政政策及其宏觀效應、貨幣政策規則與貨幣政策有效性、外部沖擊與宏觀經濟平衡等問題，并在這些問題的研究基礎上取得了新的進展。
[關鍵詞]關鍵詞全球化再平衡;外部沖擊;經濟波動;政策傳導
[中圖分類號]中圖分類號f123.16[文獻標識碼]a文獻標志碼[文章編號]1673-0461（2019）11-0001-08
2018年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化再平衡與我國宏觀經濟態勢、經濟增長與高質量發展、宏觀經濟波動與經濟周期、財政政策及其宏觀效應、貨幣政策規則與貨幣政策有效性、外部沖擊與宏觀經濟平衡等問題上，并在這些問題的研究基礎上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全球化再平衡與我國宏觀經濟態勢
黃鵬等[1]從經濟全球化再平衡的宏觀層面出發，利用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tap）詳細研究了中美貿易摩擦對兩國以及全球價值鏈活動的作用機制和影響效應。研究發現，隨著貿易摩擦程度的升級和范圍的擴大，中美貿易摩擦會對我國宏觀經濟的負面影響產生疊加效應。然而中美貿易摩擦并不會完全阻斷中美貿易聯系，在全球價值鏈的貿易緩沖帶作用下，中美貿易聯系能夠得到間接的維系。最后他們建議，為了避免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貿易損失及其對我國宏觀經濟環境惡化的影響，應當加快內部經濟結構調整，加強國內自主產權的保護，探索外資引進機制，通過與歐盟、東盟等國家建立自貿區來避免中美貿易摩擦的負面影響。
李成和湯鐸鐸[2]認為，我國宏觀經濟面臨新的內外部挑戰。第一，我國居民部門已成為最主要的國民財富持有者，但是人均財富規模尚小、結構單一且財富集中度高;第二，資產管理等非傳統金融業的膨脹和實體經濟的收縮，導致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日漸脫離;第三，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貿易摩擦既有我國貨幣金融實力不足等需求面的因素，還有來自于高端產業競爭等供給面的因素，中美摩擦并不是單一事件，而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確定性，不僅在短期內對我國經濟造成直接影響，而且影響主要在中長期。他們認為，為了應對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挑戰，一方面應當立足長遠，保持戰略定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科技與產業的融合，發揮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需求管理政策，熨平短期經濟波動，及時阻隔風險蔓延。
陳彥斌等[3]認為2018年我國宏觀經濟增速基本保持穩定，就業形勢總體向好，物價水平基本穩定。然而面對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主要面臨以下6個風險點：一是房價持續上漲與家庭債務壓力不斷加大，房價上漲對城鎮居民的消費產生明顯的擠出效應，容易導致居民消費增速過快下滑的風險;二是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可能引起宏觀稅負加重的風險;三是民營企業的經營成本仍然偏高，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正進一步加劇，需要警惕民間投資增速下滑的風險;四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以及中美貿易摩擦局勢下可能會帶來出口增速的下滑;五是工業企業效益狀況存在顯著惡化的風險;六是結構性去杠桿容易導致企業信用風險加速暴露，需要警惕去杠桿過程中的金融體系不穩定性風險。因此，他們建議應當加大財政政策的力度，大規模實施減稅降負;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加強微觀審慎監管和宏觀審慎監管的配合;將基礎性研發作為產業政策的主要任務，促使產業政策向功能項政策轉變;完善居民保障和收入分配釋放居民消費需求等政策措施，從而最終推動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
歐陽志剛和彭方平[4]利用供給側和需求側的雙輪驅動模式分解了我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和相依周期，并探討供給層和需求側的相互影響。研究發現，需求層和供給層共同推動我國當前的經濟增長，然而目前我國需求側趨勢和供給側趨勢都處于下行階段，并且供給側的下降速度更快，這就說明新常態下我國經濟處于下行階段既有來自于供給側的因素又有需求側的因素，但供給側的原因更為重要。因此他們建議，在我國當前的供給層結構性改革中，長期宏觀經濟政策應著重于供給層的優化完善，同時要協調使用需求層的短期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兩種政策的協調搭配，雙輪驅動我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
二、經濟增長與高質量發展
徐現祥等[5]利用經典的增長核算方程，將經濟增長目標和經濟發展質量置于統一的經濟學理論框架內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在政府管理當局將要素投入作為主要政策工具時，經濟增長目標和經濟發展質量是不可兼得的，但是當地方政府轉變政策工具，將創新驅動發展作為其主要的政策工具時，經濟發展質量和經濟增長目標之間能夠相互促進。因此他們認為，由于新時代背景下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如果各級地方政府理性地淡化經濟增長速度目標，轉而強調經濟發展質量目標時，中國經濟發展能夠具備足夠的韌性。因此他們建議，當前我國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推動我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尤其注重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進而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雙重目標，從而終結“中國經濟崩潰論”。
李江龍和徐斌文[6]利用2003—2012年間我國275個地級市的數據，采用非徑向方向距離函數構造了城市層面的綠色經濟增長率指標，從而對資源豐裕程度與綠色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了考察。研究發現：第一，2003—2012年期間，平均綠色經濟增長率比同期地級市的平均實際經濟增長率低4.3個百分點，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進程遠遠滯后于實際經濟增長速度，我國亟需推動經濟發展向綠色可持續的方向轉型;第二，自然資源豐裕度高的城市面臨著更低的綠色經濟增長水平，這是因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分別通過擠出科技研發投入、擠出對外貿易以及提高第二產業比重等途徑降低了地區綠色經濟增長能力。因此他們建議，要根據地區資源豐裕水平、經濟增長以及環境承載力綜合制定合理地發展目標，同時應該以綠色經濟增長指標取代傳統的gdp指標，著力推動資源型城市綠色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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