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魯迅文化觀的研究仍然是新世紀的一個持續不衰的話題。與以往不同的是，中國學人在深化魯迅與中國文化的話題時，不再過于注重魯迅的“反傳統”或對魯迅的“反傳統”作偏于一端的簡單理解，而是采取了更科學、更辯證、更實事求是的分析態度。王富仁的系列長文《魯迅與中國文化》認為，魯迅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是：魯迅“并不絕對否定中國古代的任何一種文化，但同時也失望于中國古代所有的文化”，魯迅“了解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同時也毅然地反叛了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王富仁還特別注意把魯迅放在中國文化歷史發展的宏大建構中審視魯迅思想與中國文化主體的內在聯系及生成，這對于如何建設中國的現代文化，具有十分深刻的啟迪意義。陸耀東在《“五四”時期的魯迅與傳統文化》中指出，“魯迅當時對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傳統文化整體確持否定態度，但對其他文化派別(如墨家)和儒家內部的異化的聲音(從屈原到曹雪芹)則有所肯定。”張永泉在《從天地觀看魯迅早期文化思想》中認為，魯迅留日時期“對以普崇萬物特別是敬天禮地為‘本根’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完全肯定的，對以此為‘始基’的‘一切睿知義理與邦國家族之制’是完全肯定的。”只是到了五四時期才展開對封建家族制度和禮教制度激烈而深刻的批判，并“深刻揭露了中國傳統天地觀的本質，原來這不過是歷代儒者為了推行他們的思想主張而臆造出的騙人的手段。”胡兆錚的《魯迅筆下的“天”及其他》指出，“天”與“無”在傳統文化意義上是相通的，而魯迅終生堅定不移的戰斗目標則是與“天”爭斗。沈慶利的《試論魯迅的農民戰爭觀》認為，魯迅盡管沒有全面否定農民戰爭，但魯迅確實更多地“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把農民戰爭和農民起義作為特定的歷史文化現象，加以獨到而深邃的剖析和批判。”主要“批判了農民戰爭的野蠻性和殘忍性”，“抨擊了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發動者”，揭示他們“與原始宗教的密切聯系”。

關于魯迅和宗教文化的關系，王富仁在《魯迅與中國文化》中認為，魯迅與“佛家文化對于物質世界虛幻性的揭示和對于人生痛苦的解析”產生過強烈的共鳴，并受到佛家文化動態地體驗性地把握社會人生的方式的影響。但魯迅對佛家文化的虛無主義人生哲學持否定態度。哈迎飛的系列長文《魯迅與佛教文化關系論》從“魯迅、尼采與佛教”、“以一身來擔人間苦”、“談鬼物正像人間”三個不同的角度細致、深入地分析了魯迅與佛教文化的關系，不僅揭示與論證出魯迅與佛教或遠或近的內在原因，還對佛教對魯迅思想與創作的實際影響及意義做了闡釋。管恩森《耶穌·撒旦·魯迅——魯迅與基督教關系發微》側重揭示了魯迅與基督教在精神層面的契合點：“精神主體的推重”、“面對庸眾的先覺者”、“反傳統的異端力量”。王家平的《再論魯迅與中外宗教文化》對魯迅與宗教文化的關系以及魯迅在接受宗教文化的過程中思想的發展變化做了系統的梳理。

更多的研究成果側重對魯迅文化思想做整體考察。李新宇的《魯迅：啟蒙路上的艱難持守》和《1928：新文化危機中的魯迅》認為，魯迅在五四之后面對的矛盾和介入的論爭，每一次都與五四新文化和現代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面臨的危機有關，“魯迅的思想無論怎樣發展變化，都始終守護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立場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現代知識分子話語。”趙樹勤在《新文化精神的孤獨的堅守者》中指出，對于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魯迅都既不是前驅者和領導者，也并不太主動積極。”魯迅積極追求的是實際的現實主義的科學精神。錢理群在《最后十年，魯迅的鋒芒所向》中認為，對“真的知識階級”的認定和追求，以及“思想行動”與“實際的運動”的結合，構成了魯迅“最后十年”的文化業績，“1930年代，魯迅更為關注的是對‘今之海’所代表的現代中國文化的批判性審視。”他又在《魯迅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中詳細考察了魯迅與陳源等現代評論派論戰的情況，認為這場論戰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乃至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都有重要意義。薛毅在《論魯迅的文化論戰》中對魯迅與胡適、陳源、梁實秋、周作人、林語堂的論爭進行了細致的論述，證實魯迅一直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捍衛與持守戰士。趙歌東的《啟蒙與革命：魯迅創作的現代化選擇》指出，魯迅創作選擇了徹底的啟蒙而反對循環式的為革命而革命，這種“創作的現代化選擇表明：在現代化思想啟蒙未完成狀態下，中國社會自身內部的革命無助于推動中國現代變革過程。”王吉鵬等的《魯迅留日時期思想轉變價值論》認為，魯迅對近代以來中國文化轉型的前瞻性思考中表現出的獨特的思維方式、精神操守和人格魅力以及對社會轉型精神現象的剖析，對于當代處于同樣情境下的知識分子有重要的啟示作用。溫儒敏的《魯迅對文化轉型的探求與焦慮》針對當前某些試圖顛覆魯迅的現象提出質疑，認為魯迅對近代中國文化轉型有獨特的探求，也有不應忽視的焦慮，有時表現為傳統批判中的偏激。黃健在《價值重構：取向與差異——論魯迅與新儒家在現代價值觀建構上的本質區別》中認為，魯迅之所以遭受新儒家的指責，是因為新儒家們不能夠理解魯迅反叛傳統、批判傳統的思維邏輯，也無法充分地認識到魯迅完成思想文化觀念現代轉換之后的思想特點。富強的《個人—現實—文化——魯迅革命觀的內在線索》認為，魯迅從自我與個人的“立人”立場出發，發現了中國當時的現實與文化傳統共同的“反個人”特征，于是魯迅以此為著眼點，把對兩者的批判融為一體。梁展的《自我觀念與科學的本源》、《個人意志的發展與虛無主義的起源》、《自我、意志與生命》分別從魯迅對19世紀科學觀念的思索和批判、魯迅對個人意志的詮釋與叔本華的差異及其后果、魯迅的形而上學及其矛盾等方面對魯迅文化思想進行了系統探討。劉增人《論魯迅的人格范型》認為，“超越性、意志力、審美性、互補性”是魯迅文化積淀中具有基礎和核心意義的特質，這使魯迅具有了藝術家型、崇高型、理智實現型的人格范型。

關于魯迅與地域文化關系的研究，主要有陳越的《試論魯迅的文化性格及其越文化印痕》和王嘉良的《兩浙文化傳統：魯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內源性因素》，前者認為，魯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故鄉情結”、精神氣質和思維方式都留有越文化的印痕。后者認為，魯迅從兩浙文化中繼承的，主要是獨特的“硬氣”人格力量，與此相關聯，是魯迅創作中的堅硬的“土性”特色和剛毅勁直的文風。

人教版高中第五冊一單元作文800字：魯迅作品綜述（1）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兼在北京大學、女子師范大學等校授課。1918年5月，首次用“魯迅”的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五四運動前后，參加《新青年》雜志工作，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1918年到1926年間，陸續創作出版了小說集《吶喊》、《彷徨》、論文集《墳》、散文詩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雜文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專集。其中，1921年12月發表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為北洋軍閥政府所通緝，南下到廈門大學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務主任。1927年10月到達上海，開始與其學生許廣平同居。1929年，兒子周海嬰出世。1930年起，先后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抗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和政治迫害。從1927年到1936年，創作了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雜文，收輯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編》、《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遺》等專集中。魯迅的一生，對中國文化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領導、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學團體；主編了《國民新報副刊》（乙種）、《莽原》、《語絲》、《奔流》、《萌芽》、《譯文》等文藝期刊；熱忱關懷、積極培養青年作者；大力翻譯外國進步文學作品和介紹國內外著名的繪畫、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學，編著《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整理《嵇康集》，輯錄《會稽郡故書雜錄》、《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錄》、《小說舊聞鈔》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結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眾上萬名自發舉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橋萬國公墓。1956年，魯迅遺體移葬虹口公園，毛澤東為重建的魯迅墓題字。

1938年出版《魯迅全集》（二十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魯迅著譯已分別編為《魯迅全集》（十卷），《魯迅譯文集》（十卷），《魯迅日記》（二卷），《魯迅書信集》，并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多種。1981年出版了《魯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紹興、廣州、廈門等地先后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魯迅的小說、散文、詩歌、雜文共數十篇（首）被選入中、小學語文課本。小說《祝福》、《阿q正傳》、《藥》等先后被改編成電影。魯迅的作品充實了世界文學的寶庫，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語等5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