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賃合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確保租賃交易的順利進行。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借款合同案例分析，希望能夠為大家提供一些借鑒。
最新贈與合同贈與合同糾紛案例分析大全篇一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魏某xx的委托，指派我們擔任其與孫某xx借貸糾紛一案的一審訴訟代理人。現在法庭調查的基礎上結合相關法律，就爭議焦點問題，提出如下代理意見，供法庭參考：
一、本案兩筆借款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被告魏某xx無須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1、第一次庭審中，被告吳某xx承認其與原告已明確約定本案債務由被告吳某xx個人償還，只是現在苦于缺乏還債能力。結合20**年被告吳某xx、魏某xx簽訂的《離婚協議書》內未提及本案借款，也沒有約定雙方有共同債務，可見，被告魏某xx對涉案借款不知情，依法也無需對本案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財產或權益。因此對該司法解釋理解時，應回歸立法，忠于立法，采用體系解釋和目的解釋。我國婚姻法第41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可見，“為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共同債務的本質特征，“為夫妻共同生活”應考慮主、客觀兩個標準判斷：第一，夫妻有無共同舉債的合意;第二，夫妻是否分享了債務所帶來的利益。若不符合此兩個判斷標準即不屬于“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債務。婚姻法解釋二是對婚姻法第41條的解釋與細化，不能脫離婚姻法第41條的基礎，也就是說，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的適用，應當以符合夫妻共同債務的本質為前提，即只有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在沒有兩種例外情形時，才能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而不是任何性質的債務都可以作為夫妻共同債務處理。最高院吳****法官分別在《人民司法》第7期、第1期發表《有關婚姻家庭案件的問題探討》、《當前婚姻家庭案件中的疑難問題探析》以及在其負責具體起草的婚姻法解釋三中，都采用不能直接適用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的觀點。浙江省高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19條也規定“??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雙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項，包括日用品購買、醫療服務、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費等。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圍負債的，應認定為個人債務??”。可見，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的前提是該債務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已是當前主流觀點。
庭審中被告吳某xx與原告均已確認借條上的內容包括“魏某xx”簽名均系為被告吳某xx個人所為，被告魏某xx對本案借款是毫不知情，事后也沒有追認，不存在共同借款的合意。最高院婚姻法解釋一第17條規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他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據此，夫妻之間只能就“日常生活需要”具有代理權，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所作出的有關財產方面的重要決定，應當經另一方同意;否則，對另一方無約束力。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應由第三人舉證證明，只有第三人能夠證明“他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才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本案借貸數額較大，就被告魏某xx、吳某xx當時家庭生活困難的狀況而言，顯然超出了家事代理的范疇，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條規定“對代理權發生爭議的，由主張有代理權一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而被告吳某xx沒有證據證明其有代理權，因而，本案債務對被告魏某xx不具有約束力。另外，假若本案確是被告吳某xx與魏某xx夫妻共同向原告借款，那原告本應該要求被告魏某xx在借條上簽字或蓋手印或有魏某xx的授權書，而不是讓他人在借條上冒簽，原告在明知共同舉債人應在借條上共同簽字，明知冒簽他人名字是違反法律且沒有法律效力的情況下而故意為之，顯然，原告不屬于善意第三人，本案兩張借條是在原告不在場，甚至是原告與被告吳某xx惡意串通下的舉債，被告魏某xx不應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此其一。
最新贈與合同贈與合同糾紛案例分析大全篇二
合同。
糾紛，是指因合同的生效、解釋、履行、變更、終止等行為而引起的合同當事人的所有爭議。合同糾紛的內容主要表現在爭議主體對于導致合同法律關系產生、變更與消滅的法律事實以及法律關系的內容有著不同的觀點與看法。合同糾紛的范圍涵蓋了一項合同的從成立到終止的整個過程。以下是本站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交通事故合同糾紛案例相關分析。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原告：于某。
被告一、物流公司。
被告二、史某。
被告三、李某。
被告四、保險公司a。
被告五、保險公司b。
【案情介紹】。
20xx年4月1日，于某駕車c去外地送貨，由于于某感覺較困，把車交給同車的史某駕駛，史某無駕駛證，在途中與d車發生交通事故，經過交警對事故的認定，史某負事故的全部責任。
史某同李某為合伙，但沒有書面協議，以史某名義辦理有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史某有物流公司的任何經理書，有合作協議雙方對運費的分成比例，對運費雙方四六分。
c車在保險公司a辦理有交強險，d車在保險公司b處辦理有交強險。
于某因交通事故損失達十五萬元，以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被告承擔賠償責任。
【答辯】。
1、物流公司：我公司不是侵權人，本案是交通事故糾紛，不是勞動糾紛，我公司不承擔責任。
2、史某：我現在還有三萬元的醫療費，我已經墊會過五萬元，我不應再承擔責任。另外我同物流公司是掛靠關系，物流公司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3、李某：我同史某沒有合伙協議，我不應當承擔責任。
4、保險公司a：我公司不是侵權人，交強險屬于第三責任險，我公司只能對被保險車輛以外的財產及人身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5、保險公司b：我公司保險車輛沒有責任，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該案目前還沒有判決，但通過法律我們可以這樣分析，原告起訴五被告，以交通事故特殊侵權是比較好的方法，這樣受害人的所有損失，自己不用承擔，如果以雇傭關系，由于自己有過錯，自己還要擔一部分責任。但是如果以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其全部損失肯定被告要承擔，具體承擔多少或者哪幾位被告承擔，這是另一回事。
保險公司a不承擔責任。
保險公司b應當在交強險范圍內以無責任而承擔120xx元的賠償責任。
李某不承擔責任，沒有相關的證據證明他具有合伙關系。
史某與物流公司承擔連帶責任對于某的所有損失進行賠償。理由是物流公司同史某有合作關系，物流公司應當在受益的范圍內同史某承擔責任。但是其責任的主體是以史某承擔責任為前提。
本次事故的全部責任主要還是應當由史某來承擔。
此間《銀川晚報》以“免費乘車出事故這個責任駕車人該不該負?”為題，就一起免費乘車因事故致殘的賠償責任認定做了報道。免費乘車致殘人無過錯，駕駛員存在主要過錯，第三方責任人存在次要責任。由此，一起拖了一年半之久的賠償問題因此得以解決。
事情起因于在20xx年12月19日。當日晚9時許，國營某泉營農場職工白鳳山在搭乘本場職工王某元駕駛的微型面包車自青銅峽樹新林場回某泉營家的途中，在110國道163公里+250米處與一輛剛剛因發生事故被交警從路基下用吊車吊至路面的145型東風貨車相撞。在此次事故中，乘車人白鳳山右腿脛骨平臺骨折，右臏腱斷裂，右眼眶骨折，右眼瞼皮膚裂傷。
車禍發生后，白鳳山找到王某元，要求其支付一定數額的醫療費用。王某元付了4000元后，對白鳳山的繼續支付要求予以拒絕。
王某元也是一肚子苦水。據王某元講，事故發生當天，他到樹新林場拉親戚回某泉營，恰巧碰上白鳳山，白提出將他捎帶上回家。考慮到都是本場職工，便沒有拒絕，且沒打算收費。沒想到，發生車禍后自己卻要承擔一筆數額不少的賠償，王某元覺得有些冤。
但白鳳山對于“白拉”的說法予以否定。白鳳山說，雖然同是本場職工，當時在乘車前雙方誰也未提及“車費”的事，但他原本打算回到家下車時會酌情支付給王某元一定費用，不會讓他“白拉”的。
矛盾就此產生，對是否“白拉”，誰負主要責任及賠償等問題，雙方各持己見。20xx每年5月20日，銀川市西夏區交警部門對這一交通事故的責任做了如下認定：
根據《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48條之規定：車輛發生故障后不能行駛，須立即報告附近的交通警察，或自行將車移開;故障車須移至不妨礙交通的地點，并須在車身后設置警示標志或開危險信號燈，夜間還須開示尾燈或設置明顯標志(即三角警示牌)。交警隊據此將20xx年12月19日交通事故的第三方追加為責任人。警方認為：第三方責任人馬某杰所駕駛的“東風”145型貨車被交警從路基下用吊車吊到路面停放在馬路一側后，第三方責任人馬某杰并未聽從交通警察令其盡快將車移離現場，避免發生意外的忠告，對該車未設置任何警示標志，也未開示危險信號燈，在本起事故中應承擔次要責任;微型面包車駕駛員王某元駕車過程中對前方觀察不周，事故發生時未采取任何制動措施，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7條之規定，在本起事故中應負主要責任;乘車人白鳳山無責任。
銀川市西夏區交警部門對此案的解釋是，作為駕駛員，王某元有責任保證所有乘車人的安全，不論是否收取運費;當然也有權利拒絕搭乘，因此在本起事故中認定王某元負事故主要責任并無不妥。
而作為故障車輛的駕駛員馬某杰，因沒能及時將故障車移至不妨礙交通的地點，對其來說也是一個教訓。許多司機在這方面的安全意識較差，往往是車輛發生故障后，司機僅搬幾塊石頭或幾棵稻草、麥柴將事故現場“圈”起來，就算是警示標志，這種做法等于設置了路障，極易造成新的事故發生。
一位男青年乘坐出租車時從車上摔下后不治身亡，出租車司機不停車救人反倒疾馳而去。乘客的父母以人身損害賠償為由，將出租車公司告上法庭，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最近作出一審判決，要求被告上海江橋出租汽車有限公司賠償32萬余元。
20xx年9月20日下午5時左右，原告王先生夫婦22歲的兒子小王在上海浦東新區坐上了江橋公司屬下的一輛出租車。15分鐘后，小王與駕駛員許某發生糾紛，許某下車與乘坐在副駕駛座位上的小王互有推搡拉扯動作。此后許某開動車輛，車行約200米時小王從車中摔出，許某沒有停車，而是繼續駕駛車輛開到公安機關陳述情況。路人發現有人從車中摔出后立即報警。警察將小王送到醫院時，發現他已經死亡。經法醫鑒定，身亡原因是摔跌導致腦顱損傷。事情發生后，江橋公司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幣2.4萬元。
小王是王先生夫婦的獨子。王先生在法庭上陳述說，愛子出門時還談笑風生，喪子之痛讓他們夫妻倆悲痛欲絕。司機許某在事發當時有手機有車輛，卻漠然視之，見死不救，實在令人憤慨。江橋公司的工作人員未將他們的兒子安全送達目的地，且在事發后未停車搶救，江橋公司應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被告江橋出租汽車公司則辯稱，他們對原告之子并沒有任何侵權行為，原告兒子的死亡與他們沒有直接因果關系，故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
法院審理后認為，公民的生命健康權受法律保護。原告之子小王乘坐被告公司的出租車，雙方形成了客運服務合同關系。在合同履行時發生糾紛，導致乘客死亡，原告選擇侵權之訴，自然應當準許。從事高速運輸工具等高度危險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如能證明損害是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擔民事責任。
對原告提供的各類賠償依據，法院經過仔細質證與核對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百二十三條的規定，判決被告賠償原告各類費用共計人民幣32萬余元。
法官說法：審理此案的法官告訴記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損害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民事訴訟的舉證原則一般是“誰主張，誰舉證”，但包括這一項在內的8種民事訴訟是“舉證責任倒置”。
本案中，許某與原告之子發生糾紛后，許某未能采取合理的方式解決糾紛，而選擇實施了繼續駕車的高度危險行為，最終導致乘客摔出車輛而死亡的后果，對此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被告未能舉證證明損害后果是乘客故意造成的，故被告不能減輕或者免除責任。鑒于許某是履行職務行為時造成原告之子死亡的，原告要求被告公司承擔賠償責任，符合法律規定，依法可予準許。
最新贈與合同贈與合同糾紛案例分析大全篇三
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58條之規定，我接受本案當事人的委托，擔任本案當事人賈楠的訴訟代理人。接受委托之后，本訴訟代理人進行了閱卷并進行了全面調查，今天又參加了庭審，對于該案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根據法律和事實，本訴訟代理人發表如下代理意見，請合議庭在合議時能予以考慮：
被告是否將借款17萬還給原告是本案的存疑事實。
原告證據一、證據二、證據三、證明原被告之間存在借貸關系，且借貸關系成立，借據合法有效，且原告就借貸關系提供了充分的證據。而被告主張的“收條”不具有客觀性真實性、合法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由被告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后果。具體理由如下：
一、從還款能力分析伊夢云有無還款的可能性進而分析還款收據的真實性。
根據原告證據二表明，被告并無償還能力，在短期內還款顯然與事實、常識不符。既然被告主張已還款，被告卻沒有就還款方式、時間、地點以及還款轉賬單予以舉證。如果以向第三人借款的方式償還，也沒有提供向第三人借還款的證據(賬目明細及轉賬單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被告不能舉證，則應承擔不利后果。因此，伊夢云應該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從收據的一般書寫習慣分析“收條”欠缺客觀、真實性。
本案借款數目為17萬，對于原被告都是不小的數字，然而，被告主張還款證據“收條”卻極其不規范，除簽名為原告所寫外，其余均為被告自己的筆跡，此外，不僅未寫明具體的還款日期，收條上也有其他涂鴉，極其不符合一般收據的書寫習慣，此外，被告與原告共同生活過，收集到帶有原告簽名的紙條不難，利用原告的簽名偽造“收條”的條件非常便利。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因此，在“收條”存在重大瑕疵的情況下，其證明力不能與正常的收據等同，不足以證明被告主張已還款的事實，應有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不利后果。
三、被告證人證言的證明力不足以作為認定被告已經還款的根據。即便收條具有一定的真實性，但因還款“收條”僅存在還款合意，不能證明還款事實的存在。被告不能提供其他還款事實證據的前提下，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證人系被告的好友，在證人不能提供與被告存在借款事實相關的證據(如，被告于證人之間的借款賬目明細往來)以證明被告確實還款的前提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九條“下列證據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與其年齡和智力狀況不相當的證言;。
(二)與一方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出具的證言;”單憑被告提供的證人、證言不能認定被告證人存在借款事實，因此，此“收條”不能單獨作為認定被告還款事實的依據。
綜上所述：
原告提供的證據相較被告提供的證據而言，更為客觀、充分、確實，其證明力明顯更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三條第一款“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即：認定原告提供的證據，并將其作為定案的依據，并依此請求判決被告歸還原告17萬欠款。
綜上所述，代理人認為，為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懇請合議庭綜合考慮以上代理意見，依法公正判決。
訴訟代理人：王艷燕。
最新贈與合同贈與合同糾紛案例分析大全篇四
被告一、物流公司。
被告二、史某。
被告三、李某。
被告四、保險公司a。
被告五、保險公司b。
【案情介紹】。
4月1日，于某駕車c去外地送貨，由于于某感覺較困，把車交給同車的史某駕駛，史某無駕駛證，在途中與d車發生交通事故，經過交警對事故的認定，史某負事故的全部責任。
史某同李某為合伙，但沒有書面協議，以史某名義辦理有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史某有物流公司的任何經理書，有合作協議雙方對運費的分成比例，對運費雙方四六分。
c車在保險公司a辦理有交強險，d車在保險公司b處辦理有交強險。
于某因交通事故損失達十五萬元，以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被告承擔賠償責任。
【答辯】。
1、物流公司：我公司不是侵權人，本案是交通事故糾紛，不是勞動糾紛，我公司不承擔責任。
2、史某：我現在還有三萬元的醫療費，我已經墊會過五萬元，我不應再承擔責任。另外我同物流公司是掛靠關系，物流公司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3、李某：我同史某沒有合伙協議，我不應當承擔責任。
4、保險公司a：我公司不是侵權人，交強險屬于第三責任險，我公司只能對被保險車輛以外的財產及人身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5、保險公司b：我公司保險車輛沒有責任，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該案目前還沒有判決，但通過法律我們可以這樣分析，原告起訴五被告，以交通事故特殊侵權是比較好的方法，這樣受害人的所有損失，自己不用承擔，如果以雇傭關系，由于自己有過錯，自己還要擔一部分責任。但是如果以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其全部損失肯定被告要承擔，具體承擔多少或者哪幾位被告承擔，這是另一回事。
保險公司a不承擔責任。
保險公司b應當在交強險范圍內以無責任而承擔1元的賠償責任。
李某不承擔責任，沒有相關的證據證明他具有合伙關系。
史某與物流公司承擔連帶責任對于某的所有損失進行賠償。理由是物流公司同史某有合作關系，物流公司應當在受益的范圍內同史某承擔責任。但是其責任的主體是以史某承擔責任為前提。
本次事故的全部責任主要還是應當由史某來承擔。
最新贈與合同贈與合同糾紛案例分析大全篇五
此間《銀川晚報》以“免費乘車出事故這個責任駕車人該不該負?”為題，就一起免費乘車因事故致殘的賠償責任認定做了報道。免費乘車致殘人無過錯，駕駛員存在主要過錯，第三方責任人存在次要責任。由此，一起拖了一年半之久的賠償問題因此得以解決。
事情起因于在12月19日。當日晚9時許，國營某泉營農場職工白鳳山在搭乘本場職工王某元駕駛的微型面包車自青銅峽樹新林場回某泉營家的途中，在110國道163公里+250米處與一輛剛剛因發生事故被交警從路基下用吊車吊至路面的145型東風貨車相撞。在此次事故中，乘車人白鳳山右腿脛骨平臺骨折，右臏腱斷裂，右眼眶骨折，右眼瞼皮膚裂傷。
車禍發生后，白鳳山找到王某元，要求其支付一定數額的醫療費用。王某元付了4000元后，對白鳳山的繼續支付要求予以拒絕。
王某元也是一肚子苦水。據王某元講，事故發生當天，他到樹新林場拉親戚回某泉營，恰巧碰上白鳳山，白提出將他捎帶上回家。考慮到都是本場職工，便沒有拒絕，且沒打算收費。沒想到，發生車禍后自己卻要承擔一筆數額不少的賠償，王某元覺得有些冤。
但白鳳山對于“白拉”的說法予以否定。白鳳山說，雖然同是本場職工，當時在乘車前雙方誰也未提及“車費”的事，但他原本打算回到家下車時會酌情支付給王某元一定費用，不會讓他“白拉”的。
矛盾就此產生，對是否“白拉”，誰負主要責任及賠償等問題，雙方各持己見。每年5月20日，銀川市西夏區交警部門對這一交通事故的責任做了如下認定：
根據《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48條之規定：車輛發生故障后不能行駛，須立即報告附近的交通警察，或自行將車移開;故障車須移至不妨礙交通的地點，并須在車身后設置警示標志或開危險信號燈，夜間還須開示尾燈或設置明顯標志(即三角警示牌)。交警隊據此將月19日交通事故的第三方追加為責任人。警方認為：第三方責任人馬某杰所駕駛的“東風”145型貨車被交警從路基下用吊車吊到路面停放在馬路一側后，第三方責任人馬某杰并未聽從交通警察令其盡快將車移離現場，避免發生意外的忠告，對該車未設置任何警示標志，也未開示危險信號燈，在本起事故中應承擔次要責任;微型面包車駕駛員王某元駕車過程中對前方觀察不周，事故發生時未采取任何制動措施，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7條之規定，在本起事故中應負主要責任;乘車人白鳳山無責任。
銀川市西夏區交警部門對此案的解釋是，作為駕駛員，王某元有責任保證所有乘車人的安全，不論是否收取運費;當然也有權利拒絕搭乘，因此在本起事故中認定王某元負事故主要責任并無不妥。
而作為故障車輛的駕駛員馬某杰，因沒能及時將故障車移至不妨礙交通的地點，對其來說也是一個教訓。許多司機在這方面的安全意識較差，往往是車輛發生故障后，司機僅搬幾塊石頭或幾棵稻草、麥柴將事故現場“圈”起來，就算是警示標志，這種做法等于設置了路障，極易造成新的事故發生。
最新贈與合同贈與合同糾紛案例分析大全篇六
贈與合同作為有名合同的一種，在現實生活中時有發生，合同法將其作為一章加以規定有其必要性。但是，由于成文法本身的局限性，使得法律的制定，或因概念不夠明確，或因法條之間有矛盾或抵觸之處，總須借助于法律解釋，才能充分發揮法律的作用(注：楊仁壽：《法學方法論》，96～97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因此，對合同法的相關規定進行解釋，以促進法律的妥當適用，應是不可回避的問題。筆者在此擬就贈與合同的相關問題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合同法》第185條規定：“贈與合同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由此可見，只要是贈與人以自己之財產而為贈與的，均無不可。而依我國許多學者的觀點，贈與合同移轉的是標的物之所有權(注：鄭立、王作堂：《民法學》，32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孔祥俊：《合同法教程》，585頁，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因此，贈與的標的物可以是各種法律不禁止的實物、貨幣和有價證券。不以有價證券表示的權利不能成為贈與的標的物(注：王利明：《民法學》，293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筆者認為前述觀點有失偏狹。因為贈與之根本目的在于使受贈人無償獲得利益，因此，凡是能夠在客觀上給受贈人帶來經濟利益，而受贈人此種利益之取得與贈與人利益之所失又有對應關系，即只要能滿足贈與法律關系要求且不屬于法律禁止的財產，均可成為贈與合同之標的物。故除移轉所有權的情形以外，“為他人設定某種物權，而不取對價，或無償的免除責任”的(注：梅仲協：《民法要義》，362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以及以知識產權、債權，甚至是將來可以取得的某種權利為無償給予的，均可成立贈與。如擔保人以其物為債務人利益設定擔保而不要求債務人提供對價的情形，擔保人之物在物理上雖未貶值，但擔保人在出賣該物之時，由于其上存有擔保物權，買受人在同等條件下可能會因此而不愿購買此物，或因此而要求擔保人降低其物之價格以抵消其將來可能之不利益時，對擔保人而言，因其物之價值評價降低或因此而無法售出其物的，亦為一種不利益。而債務人將因此擔保之存在而獲得貸款，或因此而可以被債權人同意延期清償債務的，亦為一種利益之獲得。此種利益之獲得與擔保人之不利益(包括其物不易售出或其物被拍賣償債的風險)，有對應的關系，因此這種無償獲得利益的行為也完全可以認為是一種贈與關系。再如，專利權人允許其他人在某一特定地域內可以無償地利用其專利技術的，雖屬對無形財產權而為之，并非轉移某實物之所有權，然而其利益之授予關系也十分明顯，應為贈與無疑。由此可見，贈與合同之標的物非必限于前述學者所稱之實物、貨幣、有價證券這一范圍，而且稱贈與乃移轉標的物所有權的說法也不甚恰當，因為畢竟不能說無償設定擔保物權之贈與移轉的是擔保物權的所有權。在僅贈與專利之使用權的場合也同樣如此。
實際上，傳統的僅以有形物之所有權為贈與合同標的看法，在現代社會已經不能完全適應需要了。因為，一方面現代社會中財產的范圍日益廣泛，已遠遠突破傳統的以有形物為財產對象的范圍，而且對物的評價也已經由重視物之所有轉向重視物之利用，前者如知識產權、企業的商譽權甚至于網絡、通信頻率的利用也被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財產等;后者則突出表現為擔保制度的發達，如浮動擔保、財團抵押、最高額抵押，以及將抵押權證券化從而使其能廣泛流通的抵押證券制度的發達等。因此，對財產范圍的理解要適應這一趨勢。另一方面，正由于財產范圍的不斷擴大，將這些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的情形也必將日益增多。而“贈與為無償合同的典型，其他無償合同，除性質所不許之外，均得準用贈與合同的規定。”(注：鄭玉波：《民法債編各論》(上)，146頁，臺北，三民書局，1981.)如將贈與合同的標的僅限于有形物或物之所有權，則除此以外財產之無償給與，也還要準用贈與合同的規定。既然如此，還不如直接將其承認為贈與之標的更為直接和簡便。
因此，筆者認為對《合同法》第185條所稱之財產，應擴張解釋為一切具有財產利益之有形財產及無形財產，包括動產、不動產、物權、債權、有價票證等等。
贈與合同為諾成性抑或實踐性合同，我。
國學。
者之間一直有不同觀點。不過，由于將贈與視為諾成性還是實踐性合同的不同理解，會對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分配產生直接的影響。依筆者的理解，應將贈與合同理解為諾成性合同。理由在于以下兩點：
第一，依合同法的一般原則，要約人發出要約后，承諾人對此作出承諾，雙方意思表示一致，“承諾生效時合同成立”(《合同法》第25條)，因此合同的成立以諾成為原則，如認為贈與合同屬實踐性合同，則應屬相對于原則的一種例外，對此法律應有明文規定。而在贈與合同一章中并無關于贈與為實踐性合同，即贈與合同自贈與人交付贈與財產時方才成立的規定。至于《合同法》第186條第1款“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的規定，只是為平衡贈與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從而賦予贈與人任意撤銷權，并非關于贈與為實踐性合同的規定。而且如認為贈與為實踐性合同，則在贈與人將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贈與合同并未成立，根本談不上撤銷贈與的問題。因此，依以上邏輯推理，合同法應是將贈與作為諾成性合同加以規定的。
第二，依日本民法及我國臺灣民法的規定，贈與均為諾成性合同。在我國也有很多學者持此觀點。實際上，要求將贈與合同作為實踐性合同的學者，主要是考慮到贈與為單務合同，僅贈與人一方負有義務，因此如將贈與作為諾成性合同，則對于贈與人似乎有失嚴苛。但是，贈與人之贈與既然為法律行為之一種，當不同于戲謔之言語，其意思表示即已含有欲使其行為發生相應法律上結果之內容。如受贈人已信贈與人之諾言，而后贈與人卻欲反悔，則其僅不交付其財產即可達到目的，且無須為此背信行為負擔責任，如此一來，其后果無異于放縱信口開河、言而無信之風。而“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且受贈人如因信其贈與之誠意而為接受贈與之準備時，一旦贈與人背信，則其不獨缺德，還將給受贈人造成損害并使其無處尋求補救，實在有悖誠信原則。如將贈與作為諾成性合同，雖然使贈與人受有一定約束，但合同法的相關規定亦同時賦予其任意撤銷權、法定撤銷權，且僅令其承擔較輕的瑕疵擔保責任等以資平衡，也不能說雙方之間有嚴重失衡的利益。因此，通過給贈與人以一定的約束，使贈與人增強信用觀念，避免信口開河，較之于放縱贈與人言而無信的做法，應是較好的選擇。
《合同法》第186條規定：“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具有救災、扶貧等社會公益、道德義務的贈與合同或者經過公證的贈與合同，不適用前款規定。”《合同法》第189條規定：“因贈與人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贈與的財產毀損、滅失的，贈與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如依條文之文意而為體系解釋，則僅第186條第2款可適用于第186條規定的情形，其他的贈與在實際上恐怕將無適用該條的可能，即第189條在許多情況下將成為一紙空文。此一問題可從以下幾種情況來分析。
第一種情形，假設在贈與人尚未將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贈與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贈與物毀損、滅失的，如依《合同法》第189條規定，贈與人似應就此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然而在受贈人依此請求贈與人承擔損害贈償責任時，由于依《合同法》第186條第1款的規定，在將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因此贈與人此時完全可以以此條規定為依據撤銷原有之贈與。而合同一經撤銷，受贈人之合同上請求權即不復存在，因此無法請求贈與財產毀損、滅失之損害賠償。而在贈與人撤銷贈與之前，該財產為贈與人自己的財產;在其撤銷贈與之后，由于贈與財產之權利并未轉移，因此已毀損之財產仍為其自己之財產。贈與人對自己的財產有處分權，因此如因自己之故意、過失致其毀損的，自然不必向他人承擔責任。受贈人此時仍無損害賠償請求權。所以，在實際上只有贈與人自己在此情況下不行使撤銷權的，受贈人才有可能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但也不過為一種可能性而已，因為贈與人任意撤銷權之行使并無時間上的限制，仍可隨時行使之。因此在第一種情形下，第189條將在實際上落空。
第二種情形，假設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后，始因贈與人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贈與財產毀損滅失。此時贈與財產之權利已經轉移，贈與人之合同義務亦隨之消滅，該財產已歸受贈人，成為受贈人之財產，如此時因贈與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該財產毀損、滅失的，屬于故意或重大過失損害他人財產，屬于侵權無疑。然而衡諸立法本意，并無在此規定贈與人侵權責任的意圖和必要。因為對于他人財產之侵犯非但故意及重大過失，即一般過失亦構成侵權行為，得向受侵害人負侵權損害賠償責任。而侵權責任應依《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作為其請求權之規范基礎，而不應在《合同法》，尤其是其中的贈與合同一章中作特別規定。而且此處要求贈與人僅應就其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之損害負責，而未說明對一般過失造成的損害負責，可見并無適用一般侵權行為法的意圖。因此，《合同法》第189條的立法意圖應當不是在此處規定贈與人的侵權責任，故此時無第189條的適用余地。
第三種情形，贈與財產的權利在轉移過程中。因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均可行使任意撤銷權，因此，只要贈與財產的權利尚未轉移，應認為贈與人仍可撤銷之。故此時如因贈與人之故意、重大過失造成贈與財產毀損、滅失的，與第一種情形無異，難適用第189條。
由于贈與人任意撤銷權的行使范圍、期間等均無限制，致使除《合同法》第186條第2款以外的贈與合同，不問情由均可被任意撤銷，從而使受贈人對贈與財產因贈與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而到毀損、滅失時，實際上無法請求損害賠償，使其在大多數情況下成為一紙空文。
由于贈與人任意撤銷權的行使毫無限制，使得受贈人不僅在前述情況下無損害賠償請求權，而且使得受贈人在為接受贈與而作了準備之后，因贈與人撤銷贈與而使其遭受的損失，由于贈與人行使任意撤銷權為行使法律賦予之權利，其行為可以排除違法性，從而使得受贈人的這種損失無從得到補償。如受贈人為接受贈與人贈與之汽車，修建了一座車庫，其后贈與人撤銷贈與使受贈人徒耗金錢、時間和人力，從而遭受損失的，如僅對合同法前述條文作純粹之文意解釋，則受贈人的損失將無從得到補償。
由此可見，《合同法》第186條第1款規定的贈與人任意撤銷權之范圍失之過寬。實際上《合同法》關于贈與人任意撤銷權之規范目的，無非是考慮因受贈人系純獲得利益，因此需要適當減輕贈與人之合同義務，故此賦予贈與人法定撤銷權(《合同法》第192、193條)、贈與履行拒絕權(《合同法》第196條)及贈與人之任意撤銷權等。但規范之目的又并不在于使受贈人之期待和信賴因此而毫無保障，而僅是相對平衡雙方利益。故此前述二種贈與人任意撤銷權之行使毫無限制的情形，可以認為是在法體系上存在影響法律功能，且違反立法意圖之不完全性，即有法律漏洞存在(注：參見梁慧星：《民法解釋學》，251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另參見楊仁壽前引書142頁以下。)。為補充這一法律漏洞，在此需要對第186條第1款作目的性限縮之解釋，將前述兩種不宜于賦予贈與人任意撤銷權的情形，排除于該條款文意之外。依《合同法》第6條：“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在第一種情形中，贈與人在贈與財產毀損、滅失之前，未行使其任意撤銷權，于損害發生之后方才行使的，可以認為是專以逃避損害賠償責任為目的之權利濫用。此權利之濫用有悖于前述誠實信用原則，故應排除于法條文意之外，使贈與人在此時不得行使這一權利。在第二情形中，贈與人之任意撤銷權既然為法律所賦予，其行使即為符合法律要求之權利行使，可以排除違法性，故而其行使一般無須負擔責任。然而在受贈人出于誠實信用而作了接受贈與之準備之后，贈與人如任意撤銷合同，則必將使受贈人之信賴受到損害，如前述汽車贈與之例。在此情況下贈與人撤銷合同將給受贈人造成損失，顯然不符合誠實信用原則，有背于立法之規范意圖。因此，在此應對贈與人撤銷權行使之效力加以限制，即贈與人在此時原則上雖亦可行使其撤銷權，但此權利之行使不能完全排除其責任，對因行使任意撤銷權而給受贈人造成的損失，依締約上過失責任為基礎，贈與人仍應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
當然，前述兩種情形對贈與人任意撤銷權作目的性限縮的作法，只不過是在誠實信用原則的指導之下，作兩種類型化之處理。實際中可能還會有些情形尚未歸納出來，仍有待于以誠實信用原則為指導逐漸類型化。但是，筆者以為這只不過是權宜之計，消除漏洞的最好辦法還應該是在將來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對前述種種不合理之處加以修正，以減少法律漏洞的存在。
《合同法》第188條規定：“贈與具有救災、扶貧等社會公益、道德義務性質的或者經過公證的贈與合同，贈與人不交付贈與的財產的，受贈人可以要求交付。”且依186條第2款此類贈與為不可任意撤銷合同。實際上這些規定在學者建議稿中本來也有，但在1998年9月公布的向全民征求意見稿中被刪除，也許是考慮到當年一些賑災募捐中有認捐人事后拒不交付的問題的發生，在最終通過的《合同法》中又加入了這些內容。從這一點上推測，該條的目的也許在于應對前述認捐人拒不交付的問題。因此也有學者認為，如1998年夏天我國南方諸省遭受洪災，中央電視臺和民政部等舉辦了賑災捐贈活動，一些單位當場認捐錢物，但事后拒不交付，對這類情況受贈人可以請求贈與人交付贈與物(注：鄭玉波：《民法債編各論》(上)，173頁，臺北，三民書局，1981.)。筆者認為不然，因為在此種場合下，“贈與人”為何人?“受贈人”為何人?有沒有贈與合同存在?這些問題均值得探討。
實際上關于無償給與的情形，除贈與合同以外，尚有其他情形被總稱為“捐贈”或“捐助”的。所謂捐贈，是指贈與人為了特定公益事業、公共目的或其他特定目的，將其財產無償給與他人的行為。不過，“捐助之內容頗為復雜多歧，捐助不過為一總括名詞而已，如涉及法律問題時，自應究明其實際情形，而決定其性質，俾適用有關之法規。”(注：參見孔祥俊前引書586頁。)但總的說來，可以將捐贈分為可直接適用贈與合同規定的捐贈與不能直接適用贈與合同規定的捐贈兩類。
可以直接適用贈與合同規定捐贈。這類捐贈既有明確的贈與人，也有明確的受贈人，故就其實質而言，與普通之贈與在法律關系上并無不同，可以直接適用贈與合同的有關規定。此類捐贈如為某校捐贈50萬由其自由支配，或向某已成立的基金會(財團法人)捐款若干等。當然此類捐贈也可以附加一定的條件，如限制捐贈款項目的用途等即為此類。
無法直接適用贈與合同規定的捐贈。這種捐贈或者由于捐贈時受贈人并不明確，因此無法成立贈與之合意，故而無法形成贈與合同;或者由于捐贈人雖有使受贈人受益之目的，受贈人也明確，但贈與之財產并非直接交給受贈人的，也不同于一般的贈與關系。故就此仍需區分兩種情況：(1)在捐贈人承諾捐贈之時，受贈人為誰尚不明確的，由于此時缺少合同的相對方，故而雙方之間不能就贈與達成合意。如前述提及1998年夏我國很多地方水災，中央電視臺與民政部的舉辦的賑災晚會中，有些單位當場認捐，但事后并不交付的，由于捐款人當時并不是捐給中央電視臺和民政部的，他們不是受贈人。故而此時作為賑災活動發起人的民政部及中央電視臺此時不可能依贈與合同請求對方交付。有學者認為，此時發起人并不因此而受利益，不應認為受贈人，應認為有為募集目的使用之義務之信托的讓與。依日本大正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刑事判例，某鎮為收買道路基地捐助于市，以促進道路修建之目的，募集捐款，而從事募集之道路委員三人，擅支用其保管之金錢，日本大審院以其募集金錢信托的歸屬于發起人團體，認為構成侵占罪(注：史尚寬：《債法各論》，137頁，臺北，三民書局，1981.)。從而，依此種信托讓與的規定，發起人負有依約向受贈人交付財產之義務。但是，我國《合同法》并未承認信托為一種有名合同，因此無法適用這種“信托讓與”的規定。但我國法律上有關于委托合同的規定，因此可認為構成“委托贈與”關系，依委托合同的相關規定處理。(2)對于由非受贈人募集，但受贈人明確的捐贈，如為某因貧困無錢交學費的學生募集學費的，此時當事人關系構成第三人利益合同，因此可依贈與及《合同法》第64條(當事人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債務的，債務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債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應當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共同規范之，使受贈人可直接向其請求履行，當然此時受贈人請求履行也須依誠實信用原則為之。
此外，還有所謂義演、義賣的問題。在此關系中，對于義演人、義賣人取得之收入，購買人及買票參觀者均得請求其向受贈人履行交付義務。也有學者認為，應依購買人與義賣人何人將收益交付給對方二種情形來確定誰為捐助人，從而確定是在購買人與對方還是義賣人與對方之間成立捐贈關系。我們認為這只是對這種情況的事后陳述，即只有在收益交付之后才能作出判斷，因此，這種區分并無多大實際作用。筆者認為在義演、義賣之時，如購買人直接將錢款等交付給受贈人的，則直接在購買人與受贈人之間成立贈與合同。如由義演人、義賣人將其義演、義賣收入歸為自己以后再交給受贈人的，如其在義演、義賣前未聲明其表演或拍賣等有捐贈目的的，則應認義賣人、義演人為贈與人;如在此之前已聲明有為捐贈之目的的，則與前述之第三人利益合同作相同處理更為合適。
最新贈與合同贈與合同糾紛案例分析大全篇七
上訴人(原審原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男，19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____日生，漢族，公民身份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安丘市郚山鎮_______________村人。
上訴人(原審原告)：_________________玲，女，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____日生，漢族，公民身份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黑龍江省雞西市________________人，系劉__________之妻。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_________________臨朐縣__________醫院。
地址：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職務：_________________院長。
上訴請求：_________________。
1、依法撤銷_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20__________)臨民初字第_____________號民事判決書，依法改判或發回重審。
2、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承擔。
事實與理由：_________________。
一、
二、
三、綜上所述，一審法院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請求二審法院依法認定事實，維護上訴人的合法權益。
此致
________________法院。
上訴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最新贈與合同贈與合同糾紛案例分析大全篇八
原告王玉清，女，1948年6月24日出生，漢族，北京市海淀區東升鄉人民政府退休干部，住本市海淀區朱房西洼村19號。
委托代理人賈德旺，北京市同點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趙守增，男，1946年4月9日出生，漢族，北京市革制品廠退休工人，住本區雙槐里小區3號樓6門b02號。
委托代理人張桂花（趙守增之妻），女，1957年12月12日出生，無業，住址同上。
原告王玉清與被告趙守增贈與合同糾紛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審判員李鳳新獨任審判，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王玉清訴訟代理人賈德旺、被告趙守增及其訴訟代理人張桂花均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王玉清訴稱：原、被告系朋友關系。座落于宣武區雙槐里小區3號樓6單元b02號（原地址為雙槐樹小區8號樓6單元b02號）兩居室住房一套系被告名下的私產。1月21日，原、被告雙方簽訂了一份贈與協議，被告將位于宣武區雙槐里小區的這套兩居室住房贈與原告，約定協議經公證后生效。并在海淀區第二公證處進行了公證，有公證書（98）京海民證字第0102號為證。因被告至今未向原告交付贈與合同的標的物，也未辦理該房的產權過戶手續。為保護受贈人的合法權益，現起訴要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一，交付贈與合同標的物――座落于宣武區雙槐里小區3號樓6單元b02號兩居室住房并辦理該房的產權過戶手續；二、承擔該案件的受理費。
原告對上述主張向本院提供了北京市海淀區第二公證處（98）京海民證字第0102號公證書，用以證明被告曾與原告簽訂過房產贈與協議。
[1][2][3]。
最新贈與合同贈與合同糾紛案例分析大全篇九
原告楊某，女，委托代理人李某，河南某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商某，男，
被告張某，男，
被告商青某，女，
委托代理人李某，河南某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楊某訴被告張某、商青某附義務的贈與合同糾紛一案，原告于8月19日向本院起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月16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原告楊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某、商某，被告張某、商青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某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楊某訴稱：原告生有二男四女六個孩子，其中二兒子商某于去世，留下平房三間和瓦房兩間，由于商某是單身，平常幾個姊妹與原告大兒子商某不和睦，所以商某的后事就沒人照頭。后經村委會主持調解，原告及原告的幾個閨女、女婿和兒子商某共同在場商定，由原告大兒子商某攜兒子商某具體操辦埋葬商某。由商某披麻帶孝行侄子之孝，原告以后由商某贍養。之后原告便跟隨商某生活至今。其中商某留下的三間平房由原告居住一間，其余兩間于9月租給夏同利。年元月原告去其四女兒商青某家走親戚，商青某與其丈夫張某就私自與租房者夏同利簽訂一份買賣房屋協議，把商某留下的房子賣給夏同利。且在一份書寫好的合同上讓原告捺指印。由于原告已近80歲，且不識字，被告張某、商青某也沒把贈與協議的內容告訴原告，當時原告并不知道贈與一事，至今原告也不知房子賣多少錢，也沒見到一分錢，由于被告的行為嚴重侵害了原告及其他親屬的合法權益，且該贈與協議的內容也非原告真實意思的表示。故原告請求撤銷被告商青某、張某與原告之間的贈與合同。讓被告返還該贈與房屋的土地使用證及村鎮建筑許可證。
被告辯稱：《民事訴訟法》第68條規定：“書證應當提供原件。物證應當提交原物。”因此在訴訟中，當事人必須提交證據原件、原物。而原告沒有提供證據原件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楊某與張某、商青某簽訂的贈與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履行，不能撤銷。楊某提交的贈與合同復印件與張某保存的贈與合同內容不一致，張某持有的合同是電腦打印的，而楊某持有的是手寫的，顯然二者不是一份合同;楊某提起訴訟請求撤銷合同沒有法律規定，法院不應撤銷。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28條“贈與房屋，如果根據書面贈與合同辦理了過戶手續的，應認定贈與成立，未辦理過戶手續的，但贈與人根據書面贈與合同已將產權證交與受贈人，受贈人根據贈與合同已占有，使用該房產的，可以認定贈與有效，但應責令其補辦過戶手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也作了相關的解釋，本案中的張某不僅占有了該房產，而且經楊某同意轉讓給了他人。綜上所述，應當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經審理查明：原告共生有二男四女六個孩子，原告丈夫商卿劍已去世，其生前與原告及二兒子商某共同建有東屋瓦房兩間，商卿劍去世后，原告與商某共建北屋平房三間，商某(單身)于20去世，去世前與原告共同生活，被告商青某、張某是原告的四女兒及女婿。訴訟中原告提交2009年元月6日的贈與協議復印件一份，協議內容為：“贈與協議贈與人：楊某，受贈人：商青某、張某，為了解決楊某以后的生活問題，經楊某主動與女兒商青某、女婿張某協商，雙方自愿達成以下贈與協議：一、楊某有房產一處，位于白廟鄉后村大隊魏莊村，東至5米路，西至食品公司、北至5米路、南至楊寺路，宅內有門面房三間(包含土地使用權)全部贈與給商青某、張某所有使用。二、楊某將房宅移交的同時將集體土地使用權證一并交付給受贈人。三、自本協議簽訂之日，雙方進行移交，贈與成立，財產所有權轉移。受贈人即具有占有、使用、受益、出租、處分等權利。四、楊某與次子商某(已故)建房時所借商青某、張某現金2萬元，商青某張某放棄這筆全部債權。五、楊某自本協議簽訂之日隨商青某、張某生活，由商青某、張某負責安排楊某的衣、食、住、行。六、商青某、張某保證善待老人，照顧好老人。七、楊某以后花錢由二受贈人給付，以后看病吃藥的一切費用全部由二受贈人承擔。八、楊某生前由二受贈人贍養，死后的后事由二受贈人安排，費用二受贈人負擔。九、達協議時雙方到場，均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十、上述條款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十一、本協議一式叁份，雙方各保存一份，另一份交見證機關保存。十二、本協議，自雙方簽字捺指印之日生效。達協議人楊某商青某張某。楊某稱名字不是本人所簽，指印系被告讓其在寫好的贈與合同上捺的，并稱房產的有關證件放在家中箱子內丟失。原告提供甲方(出賣方)張某、商青某，乙方(買售方)夏同利的房產買賣協議復印件一份，該協議內容：第一項為甲方有房產一處，內有混磚結構平板房三間，灶房、炕房各一間，位于郟縣白廟鄉后村村委會魏莊自然村，東鄰5米路(以東馬青闖)，西鄰食品公司，北鄰5米路(以北商某)，南鄰楊寺公路，甲方愿意賣給乙方為業，該宅基長寬以土地使用證的.長寬為準。第五項，乙方愿意2萬元價款購買甲方所有的上述房產。付款方式：自本協議簽訂之日起，一次付清全部房款。原告稱后因房子糾紛原告長子家與夏同利打架，經派出所處理過程中從派出所復印的相關證據。被告商青某、張某系私自與租房者夏同利簽訂買賣房屋協議，把商某留下的房子賣給夏同利。庭審中二被告以協議系復印件為由不予質證。2009年8月13日原告以自己已近80歲，且不識字，被告張某、商青某也沒把贈與協議的內容告訴原告，當時原告并不知道贈與一事，到現在原告也不知房子賣多少錢，也沒見到一分錢，該協議被告侵害了其合法權利為由訴至本院，請求撤銷原被告之間簽訂的房屋贈與協議，同時要求被告返還房屋的有關證件。訴訟中被告稱楊某提交的贈與合同復印件與其保存的合同內容不一致，其保存的合同是電腦打印的，而楊某持有的是手寫的。被告承認自己手中有贈與協議書原件，法庭當庭要求被告5日內提交原件，被告逾期后未提交，被告當庭認可爭議房產的集體土地建設用地使用證和村鎮建筑許可證是自己給買房人夏同利的。訴訟中經詢問買房方夏同利，其稱被告給其的贈與協議復印件與原告持有的復印件內容一樣，該復印件是其從被告張某手中復印的，原件張某沒有給他。張某與其簽有房產買賣協議，經夏同利辨認，原告提交的房產買賣協議的復印件與其持有的原件內容一樣。庭審中張某稱爭議的北屋平房三間系其所建，但未提供證據證實。本院認為：該爭議的房產東屋瓦房兩間系原告與其去世的丈夫及二兒子商某共同生活時建造，北屋平房三間系原告與兒子商某共同生活期間建造，原告系上述房產的共有權人，且商某生前系單身漢沒有配偶和子女，其下世后唯一的第一順序繼承人只有原告，因此原告對本案爭議的房產有訴權。原被告所簽訂的贈與協議系附條件的贈與，原告在將房屋贈與被告的同時約定二被告應對原告盡贍養義務，包括原告的衣、食、住、行及生病吃藥、后事安排，現原告已不愿隨二被告生活，而該房屋是原告一直居住的房子，如果再將該房屋贈與給被告將嚴重侵害原告的利益。且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87條規定：“贈與的財產依法需要辦理登記等有關手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實施條例》第6條規定“依法改變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或者因依法買賣、轉讓地上建筑物附著物等而使土地使用權轉移的，必須向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申請土地所有權、使用權變更登記，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更換土地證書。原告與被告簽訂贈與協議后，被告未到相關部門辦理土地使用權的變更登記手續，被告將房屋賣給夏同利，其亦未辦理土地使用的變更登記手續，贈與房屋的所有權并未轉移，贈與人在贈與的房屋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故對原告要求撤銷贈與協議的主張應予支持。原告提交的贈與協議雖然是復印件，但被告稱自己有贈與合同原件，在法院規定的期間內又拒不提交，買房人稱被告給其的亦是贈與協議復印件與原告持有的贈與協議復印件內容一樣，原件在被告手中。根據《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第七十五條規定，有證據證明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因此可以推定該贈與協議存在。被告張某稱北屋平房系其所建，未提供證據證實，且不符合客觀實際，不予采信。因原告對爭議房產享有所有權，故對爭議房產的土地建設用地使用證和村鎮建筑許可證享有合法的民事權益，該合法的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被告將原告的上述證件交與他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原告要求返還應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九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款、一百八十七條、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款第(一)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實施條例》第六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最新贈與合同贈與合同糾紛案例分析大全篇十
處理贈與合同糾紛有哪些法律依據?我國《合同法》、《公益事業捐贈法》、《婚姻法》和《婚姻法司法解釋(二)》都對贈與合同糾紛處理羅列了詳細的法律依據，下面由法律快車編輯在本文為您詳細介紹。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第一百八十五條贈與合同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
第一百八十六條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
具有救災、扶貧等社會公益、道德義務性質的贈與合同或者經過公證的贈與合同，不適用前款規定。
第一百八十七條贈與的財產依法需要辦理登記等手續的，應當辦理有關手續。
第一百八十八條具有救災、扶貧等社會公益、道德義務性質的贈與合同或者經過公證的贈與合同，贈與人不交付贈與的財產的，受贈人可以要求交付。
第一百八十九條因贈與人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使贈與的財產毀損、滅失的，贈與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百九十條贈與可以附義務。
贈與附義務的，受贈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義務。
第一百九十一條贈與的財產有瑕疵的，贈與人不承擔責任。附義務的贈與，贈與的財產有瑕疵的，贈與人在附義務的限度內承擔與出賣人相同的`責任。
贈與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證無瑕疵，造成受贈人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百九十二條受贈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
(一)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贈與人的近親屬;。
(二)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
贈與人的撤銷權，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原因之日起一年內行使。
第一百九十三條因受贈人的違法行為致使贈與人死亡或者喪失民事行為能力的，贈與人的繼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銷贈與。
贈與人的繼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銷權，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原因之日起六個月內行使。
第一百九十四條撤銷權人撤銷贈與的，可以向受贈人要求返還贈與的財產。
第一百九十五條贈與人的經濟狀況顯著惡化，嚴重影響其生產經營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贈與義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
第九條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選擇符合其捐贈意愿的公益性社會團體和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單位進行捐贈。捐贈的財產應當是其有權處分的合法財產。
第十條公益性社會團體和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單位可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贈。
本法所稱公益性社會團體是指依法成立的，以發展公益事業為宗旨的基金會、慈善組織等社會團體。
本法所稱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單位是指依法成立的，從事公益事業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教育機構、科學研究機構、醫療衛生機構、社會公共文化機構、社會公共體育機構和社會福利機構等。
第十一條在發生自然災害時或者境外捐贈人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作為受贈人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可以接受捐贈，并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對捐贈財產進行管理。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可以將受贈財產轉交公益性社會團體或者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單位;也可以按照捐贈人的意愿分發或者興辦公益事業，但是不得以本機關為受益對象。
第十二條捐贈人可以與受贈人就捐贈財產的種類、質量、數量和用途等內容訂立捐贈協議。捐贈人有權決定捐贈的數量、用途和方式。
捐贈人應當依法履行捐贈協議，按照捐贈協議約定的期限和方式將捐贈財產轉移給受贈人。
第十三條捐贈人捐贈財產興建公益事業工程項目，應當與受贈人訂立捐贈協議，對工程項目的資金、建設、管理和使用作出約定。
捐贈的公益事業工程項目由受贈單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項目審批手續，并組織施工或者由受贈人和捐贈人共同組織施工。工程質量應當符合國家質量標準。
捐贈的公益事業工程項目竣工后，受贈單位應當將工程建設、建設資金的使用和工程質量驗收情況向捐贈人通報。
第十四條捐贈人對于捐贈的公益事業工程項目可以留名紀念;捐贈人單獨捐贈的工程項目或者主要由捐贈人出資興建的工程項目，可以由捐贈人提出工程項目的名稱，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批準。
第十五條境外捐贈人捐贈的財產，由受贈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入境手續;捐贈實行許可證管理的物品，由受贈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許可證申領手續，海關憑許可證驗放、監管。
華僑向境內捐贈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僑務部門可以協助辦理有關入境手續，為捐贈人實施捐贈項目提供幫助。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第十七條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下列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資、獎金;。
(二)生產、經營的收益;。
(三)知識產權的收益;。
(四)繼承或贈與所得的財產，但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的除外;。
(五)其他應當歸共同所有的財產。
夫妻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
第十八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為夫妻一方的財產：
(一)一方的婚前財產;。
(二)一方因身體受到傷害獲得的醫療費、殘疾人生活補助費等費用;。
(三)遺囑或贈與合同中確定只歸夫或妻一方的財產;。
(四)一方專用的生活用品;。
(五)其他應當歸一方的財產。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
第二十二條當事人結婚前，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該出資應當認定為對自己子女的個人贈與，但父母明確表示贈與雙方的除外。
當事人結婚后，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該出資應當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但父母明確表示贈與一方的除外。
最新贈與合同贈與合同糾紛案例分析大全篇十一
原告某汽車公司。
被告某汽車板廠、江蘇某集團公司。
案由：企業之間借貸糾紛。
案情：2000年8月，原告與被告某汽車板廠簽訂《借款合同》，約定：原告將600萬元借給被告某汽車板廠，期限兩年，時間從2000年8月31日至208月31日。合同簽訂后，原告將借款600萬元給付被告某汽車板廠，合同到期后，某汽車板廠未履行還款義務。
年9月30日，江蘇某集團公司向某汽車公司出具《承諾函》，寫明：其所轄汽車板廠共欠某汽車公司600萬元，由江蘇某集團公司負責歸還，最后還款時間為2002年11月。同日，某汽車板廠也同時向某汽車公司出具《承諾函》，表示其與某汽車公司發生借款600萬元，分期分批于2002年底歸還。二被告承諾后，均未如約償還。現原告訴至法院。訴訟請求：1、判令二被告給付原告欠款人民幣600萬元;2、判令二被告承擔本案的全部訴訟費用。
二、法院判決要旨。
某汽車公司是非金融機構，與某汽車板廠簽訂的借款合同，違反了國家有關金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應認定為無效合同。根據無效合同的處理原則，汽車板廠應返還某汽車公司的欠款600萬元。江蘇某集團公司主動向某汽車公司出具還款承諾函，該行為應認定是江蘇某集團公司志愿加入履行還款責任。由于江蘇某集團公司和某汽車板廠未約定還款份額，故江蘇某集團公司和某汽車板廠應連帶承擔還款責任。法院據此判決：一、原告某汽車公司與被告某汽車板廠簽訂的借款合同無效;二、被告某汽車板廠和江蘇某集團公司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共同給付原告某汽車公司人民幣六百萬元。
三、本案涉及的相關法律問題。
1、合同第三人。
合同第三人是合同當事人以外的與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發生一定法律聯系的、享有特定的權利和義務、其行為影響到合同當事人或其他地位受合同當事人行為影響的獨立的民事主體。合同第三人在法律上的表現形態多種多樣，概括起來主要有五類：第一類是合同內容涉及的第三人。該類主要表現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即訂立合同的'雙方當事人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給付。此類合同在保險業、運輸業信托業中較普遍。第二類是合同履行中的第三人。該類第三人主要指合同履行中涉及到的雙方當事人以外的、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合同權利或承擔合同義務的人。
我國合同法第64、65條涉及到履行中第三人的情況：一是當事人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二是當事人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債務。第三類是合同權利義務轉移時的第三人。這類第三人主要表現為：一是合同當事人在不變更合同內容的基礎上變更權利義務主體并維持原合同關系;二是變更合同主體，即合同的權利人或義務人將合同的權利或義務轉移給第三人。第四類是合同保全中的第三人。第五類是合同侵權時的第三人。
最新贈與合同贈與合同糾紛案例分析大全篇十二
原告：______________、女、1978年02月18日、漢族、小學文化、個體、住址：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男、1980年01月19日、漢族、中專、工作單位：__________________、職業：_____________、住址：_________________。
請求事項：_________________。
1、判決被告償還欠款90，000元;。
2、判決被告承擔本案全部訴訟費用。
事實和理由：_________________。
200*年*月*日，原債務人將欠原告的人民幣九萬元債務轉移給被告，被告同意承受，并當場向原告出具欠條一份。原告也表示同意。然而，被告以各種理由和借口遲遲不肯償還債務，其行為嚴重損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
此致
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原告：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____日。
附：_________________。
一、本訴狀副本_____份(按被告人數確定份數);。
二、證據一份(借條為證);。
最新贈與合同贈與合同糾紛案例分析大全篇十三
仲裁經審理查明：申訴人2月28日入職被申訴人公司任銷售部管理人員，雙方簽訂了期限為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勞動合同，月工資包括基本工資、崗位工資和傭金，傭金按銷售額的比例計算，工資結算至2012月31日，申訴人年的月平均工資為8458元。申訴人在職期間從未休過病假，2008年8月1日起，申訴人在醫院治療，由于所患疾病不具有傳染性，因此繼續在公司上班。被申訴人在2008年12月31日前未出具過終止勞動合同的書面通知，勞動合同到期后申訴人仍正常上班，雙方形成了事實勞動關系。雙方在2月17日簽訂了《關于與王某終止勞動合同的處理意見》，被申訴人依據該《意見》向申訴人支付了8458元的終止合同補償金、傭金8769元、終止合同通知期工資4620元、醫療期及醫藥補助5個月工資23100元。申訴人所在部門其他7名員工均領取了年終獎金4620元。被申訴人未提供申訴人在職期間的工資支付表及考勤記錄。被申訴人否認申訴人201月和2月存在銷售額，申訴人也不知道其年1月銷售額，且未提供其存在銷售額的相關證據。另查明，被申訴人每月28日支付申訴人上月全月工資和崗位工資。
仲裁委經審理認為：被申訴人未提供申訴人在職期間的工資支付表，因此采信申訴人關于工資標準的主張。申訴人也不知道其2009年1月銷售額，且未提供其存在銷售額的相關證據;又申訴人2月份未出勤，因此本委采信被申訴人關于申訴人該期間不存在銷售額的主張，故申訴人不享受2009年1月和2月的傭金待遇，該期間工資依照4620元固定工資標準支付。
被申訴人未就其已于勞動合同到期前一個月通知申訴人終止勞動合同的主張提供證據，又未提供申訴人2009年1月、2月的考勤記錄，因此，仲裁委采信申訴人關于工作至2009年1月31日，此后因被申訴人以勞動合同終止為由不讓其上班的主張。由于被申訴人未于勞動合同到期之日與申訴人終止勞動合同，并辦理相關手續，且雙方繼續存在勞動關系，因此認定2008年12月31日后，雙方形成事實勞動關系。被申訴人2009年2月17日與申訴人終止勞動合同實為解除勞動合同行為。由于申訴人不要求恢復雙方勞動關系，且提出支付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的要求，視為雙方協商一致，由被申訴人提出解除勞動關系。因此認定被申訴人應當依據《勞動合同法》第46、47、97條及《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第5條規定，向申訴人支付經濟補償金。被申訴人此前已支付的終止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8458元和終止合同通知金4620元，應在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總額中予以扣減。
被申訴人未提供申訴人不享受年終獎金及核算的相關規定，也未對其部門其他7名員工已領取年終獎4620元的主張提出異議，據此，本委對申訴人符合年終獎享受條件及其部門人員領取數額的主張予以采信，對申訴人提出要求支付年終獎金4620元的主張予以支持。同時，被申訴人未及時支付年終獎的行為構成拖欠，應加付該工資25%的經濟補償金。
2009年9月7日，仲裁委對該勞動爭議案作出如下裁決：
四、駁回王某其他仲裁請求。
本案雙方對該勞動爭議仲裁結果均未提起訴訟。
三、勞動爭議案例評析意見。
《勞動合同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勞動合同。第四十六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二)用人單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向勞動者提出解除勞動合同并與勞動者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的;……。”從中可以看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用人單位提出并與勞動者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只需依據勞動者的工作年限支付經濟補償金。但在本案中，雙方的勞動合同在2009年12月31日到期，勞動者繼續履行，已經形成了事實勞動關系，被申訴人在2月17日直接向申訴人發出終止勞動合同通知，通知的事由是“定于2008年12月31日即合同到期之日，不再續簽申訴人的勞動合同”。由此可見，用人單位終止勞動關系根本就沒有與申訴人選擇和協商的余地，是單方解除，應當認定為用人單位違法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應當按照勞動者工作年限，每滿一年向勞動者支付2個月經濟補償金的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本案仲裁裁決根據勞動者已經領取了部分經濟補償金，而自認為，被訴人與申訴人解除勞動關系，依據的是《勞動合同法》第三十六條“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勞動合同”，只需按年支付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與本案實際情況及《勞動合同法》規定的法律條文不符。
【勞動合同判決書范本】。
上訴人(原審原告)吳顯碧，女，1954年2月9日出生，漢族。
委托代理人楊建國，重慶澤耀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重慶市萬州區精華山礦泉水飲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卉，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譚寧，重慶益安律師事務所律師。
吳顯碧與重慶市萬州區精華山礦泉水飲料有限公司勞動爭議糾紛一案，重慶市萬州區人民法院于7月17日作出萬法民初字第05128號民事判決，吳顯碧對該判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一審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告吳顯碧于1954年2月9日出生，年12月到被告處從事炊事員工作時，系農村戶口。206月5日，原告向萬州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要求被告支付經濟補償金等。萬州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以原告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不予受理后，原告訴至原審法院。在訴訟過程中，原告認為被告解除與原告的勞動合同，又變更訴訟請求，主張違法解除賠償金。
一審法院認為，雖然《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國發(1978)104號)只規定了全民所有制企業等單位的男、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齡，未規定非全民所有制企業職工的退休年齡，但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制止和糾正違反國家規定辦法企業職工提前退休有關問題的通知》(勞社部發()8號)第一條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辦公廳關于企業職工“法定退休年齡”涵義的復函》(勞社廳函(2001)125號)的規定，“法定退休年齡”是指男年滿60周歲，女工人年滿50周歲。盡管《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勞動者開始依法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勞動合同終止，但是《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一對此作了補充規定，即勞動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合同亦應終止。因此，原告吳顯碧于2月9日年滿50周歲，以后與被告不存在勞動關系。
一、在勞動關系存續期間原告訴訟請求的問題。
關于加班工資的問題。原告吳顯碧在被告處工作，被告對其工齡有異議，因工齡應由被告舉證，被告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原告入職時間，故對原告主張工傷起算時間自2001年12月計算該院予以確認。原告主張自入職以來的加班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第九條規定，勞動者主張加班費的，應當就加班事實的存在承擔舉證責任。原告沒有舉證證明其存在加班情況，對勞動關系存續期間的加班費該院不予支持。
對于補發工資的問題。原告既沒有證據證明其增加了工作量，也沒有證據證明其與被告就增加工作量應增發工資有過約定，原告主張補發工資沒有事實依據。
關于年休假工資。因《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于2008年1月1日起實施，原告主張自起計算年休假沒有法律依據。
關于雙倍工資的問題。因《勞動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起實施，勞動合同法實施以前并沒有雙倍工資的法律規定，原告主張201月至12月的雙倍工資沒有法律依據。
二、
年2月9日以后，原告與被告沒有勞動關系，原告基于勞動法的有關規定主張的所有請求沒有法律依據，該院不予支持。其中，關于違法解除賠償金。原告在仲裁階段提出的請求是經濟補償，理由為原告提出辭職。在訴訟中原告變更請求為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理由為被告違法解除勞動合同。這一請求沒有經過仲裁程序，不屬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圍。關于加付賠償金的問題，在程序上，該請求沒有經過勞動行政部門處理，不屬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圍。從實體上，原告主張的拖欠工資也沒有事實依據。
三、關于養老保險賠償的問題。
《重慶市農民工養老保險試行辦法》(渝辦發()147號)的規定，農民工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從207月1日起開始實施。因此2007年7月1日之前，被告未為原告繳納養老保險不歸責于被告。《重慶市農民工養老保險試行辦法》第十四條規定，參加了農民工養老保險的農民工，男年滿60周歲、女年滿55周歲時，實際繳費累計不滿180個月的，由參保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將其個人賬戶累計儲存額一次性支付給本人，同時終止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即使被告如期及時足額為原告繳納了養老保險費，原告達到退休年齡時也不符合領取養老保險金的條件，客觀上不存在養老保險金的損失，故原告要求被告按養老保險金賠償養老保險損失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綜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七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五條、第八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一條、《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第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六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第一條、第九條，參照《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制止和糾正違反國家規定辦法企業職工提前退休有關問題的通知》(勞社部發(1999)8號)第一條、《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辦公廳關于企業職工“法定退休年齡”涵義的復函》(勞社廳函(2001)125號)，《重慶市農民工養老保險試行辦法》(渝辦發(2007)147號)第十四條的規定，判決：駁回原告吳顯碧的所有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10元，減半收取5元，由原告負擔。
宣判后，吳顯碧不服一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改判支持各項費用共計1750332.70元。事實和理由：1、吳顯碧至今未享受養老保險或領取退休金，其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后仍在提供勞動，不應一律按勞務關系處理;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關于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進城務工農民因工傷亡的，應否適用《工傷保險條例》請求的答復”中明確指出亦應適用。
被上訴人答辯稱，原判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請求維持原判。
在二審審理中，雙方當事人對原判認定的事實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根據我國相關政策法規規定，“法定退休年齡”是指男年滿60周歲，女工人年滿50周歲。《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四條及《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一條均規定，勞動者開始依法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合同終止。本案中，上訴人吳顯碧于2004年2月9日年滿50周歲，之后與被上訴人重慶市萬州區精華山礦泉水飲料有限公司不再具有勞動關系，而是勞務關系。因此，吳顯碧所主張的在勞動合同終止前或后的各項費用，均缺乏相應的事實和法律依據，其上訴請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10元，由上訴人吳顯碧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程楊。
審判員黃“”
代理審判員李斌。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書記員姜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