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為教學中作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來指寫作的模板。常常用于文秘寫作的參考，也可以作為演講材料編寫前的參考。范文書寫有哪些要求呢？我們怎樣才能寫好一篇范文呢？這里我整理了一些優秀的范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下面我們就來了解一下吧。

窗外的讀書筆記照亮校園的常識讀書筆記篇一

窗外這個書名非常有名,多次聽說是被禁播的內容,讀完之后才知道是個師生戀的故事。

故事中的男老師康南和女學生江雁容相差二十歲,因為師生戀,被江的父母知道,被學校開除,最后不得不離開學校才能找到新的工作。現實中的瓊瑤和老師相差25歲,也是被瓊瑤的父母知道了,老師也是因為師生戀被學校開除。所以說,這部作品,是瓊瑤的半自傳的小說。也怪不得這本書描寫的感情戲里面的情感會那么的深那么的豐富那么的細膩,初戀就是如此這般的感覺。

書中的老師懂得看手相,學生們就找老師看手相,這就成了師生培養感情的媒介,可見想要泡妞,就得學點兒技能,能成為雙方培養感情的媒介。比如,師生之間的交作業改作業,也是提供了交流感情的媒介,更何況小女生還把寫的詩詞不小心夾在作業本上給老師看了,這套路。

作者：秦觀(宋)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淡煙流水畫屏幽。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閑掛小銀鉤。

飛花輕似夢,絲雨細如愁。

飛花似夢,絲雨如愁。

輕花似夢,細雨如愁。

花似夢,雨如愁。

瓊瑤書中對這句詞的描寫,點亮了我對這句詞的興趣,感覺這句詞很有琢磨勁,可以無限的組合,都是很美的組合。用具象的東西還比喻抽象的東西,一個不錯的詩詞技巧,特別是用帶著形容詞的具象的東西來比喻更是精準的表達了抽象的東西。

窗外里面的師生分居兩地之后,他們為什么沒有書信往來?這是我的一個疑點。后來江和另一個男人結婚了,可見異地戀真的很不靠譜。說好的再等一年就到了江的法定的可以結婚的年齡,然而一年過后,江跟另一個男人來往久了,再加上另一個男人做出什么感人的傻事出來,江還不是心里一軟就答應跟他結婚了。經驗教訓就是,如果你希望你的異地戀對象跟你能長久,那么你確實要讓她少跟異性接觸,連師生戀都可能發生,更別說是跟一個帥哥經常接觸了。當然,如果你覺得愛她就要給她自由,愛她就要相信她不會移情別戀。那你就等著換對象吧。人類本來就會對對象的可得性做一番比較的,身邊有一個人能滿足感情需求的話,這個本能的沖動是很難控制的。

心里有初戀,或者說過去有過轟轟烈烈的愛情的人,跟新認識的人結婚了之后,可能有一些負面的結果,對方會覺得你心里還有別人,而你只要碰到負面的事情,就會和過去的愛情作比較,然后幻想如果是過去的那人就不會這樣做。只要你表現出負面的情緒,對方也會覺得你是不是在想著初戀。這么說來,過去幸福比較好呢?還是過去不幸比較好呢?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現在一定要幸福。

江雁容被老公強暴后打算離開老公去遠方找老師,沒想到,老師各種吃煙喝酒,教學能力也弱了,佝僂咳嗽腳步老態,胡須也沒剃,很邋遢,還認不出她,她傷心的離開了。

她的離開真的是因為不拖累老師而離開么?還是因為她出于現實的考慮,不想接下老師年老的這堆爛攤子。如果老師現在輝煌騰達,她是要去依附還是離開而打擾老師的幸福呢?你跟一個大你一二十歲的人相戀,你今后就要照顧他的老年生活,過不了十幾二十年,你們之間的關系就只有牽牽手。他走了之后,你還得考慮是再嫁還是獨居終老。確實是挺多復雜的事情要處理,所以,老少戀真的可取么?現實是需要考慮的,現實并不比夢想低一等,夢想也并不比現實高一等。以現實為基礎的夢想,更值得去實現。

窗外的夢很美,沒有現實的基礎,哪來的美夢。

我們應該珍惜現實的美好,不然,連做夢的資格都將失去。

窗外的讀書筆記照亮校園的常識讀書筆記篇二

教該怎么辦？如何進行教改？《學校在窗外》的作者、臺大數學系教授黃武雄的看法是應該分底層和上層兩部分進行改革。底層部分指教育大環境，上層部分指教育觀念、教材、教學態度與技巧等。

關于教材的改革，我非常贊同黃教授的觀點。教材的編寫應由淺入深，不應淺嘗輒止。因為人接觸知識的目的不是要東學一點，西學一點，而是要促發知性的成熟。人只有深入某些領域，才能達成知性的成熟。一個知性比較成熟的人，便有自學的能力，也逐漸能夠獨立思考。

黃教授還反對教材全面簡易化。因為全面簡化而沒有相關的配套去重視個別差異的話，那么不只犧牲了精英學生的正常發展，也會矮化其他學生潛力的發揮，矮化整個社會的智力。所以，好的教材應是在簡易且必需的基礎之上，仍要有較深入的教材，標注記號；作為識別。否則表面上要簡化教材，事實上則逼迫學生去補習。

平時教學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粵教版語文教材在使用方便的弊端。教材全面簡化，也配合了相應的選修教材加深相應知識，但由于不計入學分，再加上高考指揮棒的導向作用，實際操作中很多學校干脆直接棄選修教材不訂不教，真的是犧牲了精英學生的正常發展，也矮化了其他學生潛力的發揮。長此以往，矮化的是整個廣東的智力。希望這樣的局面能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

通過這次跟崗學習，我才發現深圳使用的人教版教材，真心佩服他們的勇氣和堅持。

窗外的讀書筆記照亮校園的常識讀書筆記篇三

我一直認為，寫作者應該做千萬人的揚聲器，做自己的消音機。

寫作者應該是嗓門最大的，最喧嘩的。

文學是人學，文學就是人性的表現。不能對人性的優點有極崇高的敬意，對人性的弱點有極寬厚的憐憫，是不可能理解文學的。

我們應當相信，每個人都是帶著使命來到人間的。無論它多么的平凡渺小，多么的微不足道，總有一個角落會將它擱置，總有一個人需要他的存在。

有時候，佇立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心底會涌出莫名的感動，覺得人的一生多么不易，我們都應該為這些鮮活的生命而感到溫暖，為時間彌漫的煙火感到幸福 。

若夫悲歡離合、羈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知，而為詩人能寫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廣。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

我聽見魯迅在病榻上在難眠的夜里忽然來了精神，感慨道：“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

窗外的讀書筆記照亮校園的常識讀書筆記篇四

武漢大學歷史系馮天瑜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且學術偏好為明清文化史。馮教授對中國文化生態、中國文化特質、中外文化互動等諸多論題進行過考究。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這本《中國文化史》就是由馮教授領銜，并與何曉明教授、周積明教授在中國文化史領域共同創作的研究成果。

馮天瑜教授在其著作《中華文化史》（以下簡稱“馮著”）“導論”部分指出，“文化史是史學的一個分支，是文化學與史學相結合的一門歷史科學”。至于文化史的研究對象，馮教授認為，文化史是“把人類文化的發生、發展作為一個總體對象加以研究??”。筆者認為，所謂文化史就是以人類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文化史是通過歷史視角、借助歷史理論和方法來解讀人類文化的一門學科。對于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學者們見仁見智。有人認為，文化史與學術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義；也有人認為文化史應集中于精神文化的歷史，研究重點如特定歷史時期的觀念、時尚、宗教崇拜、方言、習俗、娛樂等。

從理論上講，撰寫通史性著作的難度要遠遠大于專門史。而撰寫跨越數千年專門史的難度又大于撰寫某一個朝代、某一個階段專門史的難度。因為人的學力、精力有限。具體到“中華文化史”領域，時間跨越數千年，內容包羅萬象，如果不是在此領域潛心研究數十載，斷然難以寫出如此鴻篇巨制。大概是出于確保著作質量考慮，馮天瑜教授并未獨自完成這一課題，而是選擇與何天明、周積明等教授合作，以期達到優勢互補、相得益彰的效果。

馮著洋洋百萬言，從“人猿相揖別”的上古一直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從遠古時期人類“質樸的精神之花”一直寫到毛澤東思想，對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思想文化發展歷程進行了全面梳理。正如作者在全書“題記”中所寫的那樣：本書以《中國文化史》擬題，意在研討中華民族文化的生成機制與發展歷程。

一、“中華”的概念

之中華。”

又《晉書卷六六·列傳第三六》有如下一段文字：

“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宦，召為舍人。” 但從上下文來判斷，此二處的“中華”僅僅指中原漢族政權控制的區域，而不包括邊陲少數民族政權控制的區域。

作者指出，“中華”是一個文化人類學概念，而并非體制人類學概念。筆者認為，“中華”是一個不斷變化中的概念。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華”的概念可能不包括少數民族政權控制的河北、山西、內蒙等區域，但到了隋唐，“中華”的概念就要寬泛得多，甚至連甘肅、寧夏等地也可以被稱為“中華”。筆者據此認為，當中央政府強大時，“中華”的范圍就大，當中央政權式微時，“中華”的范圍就小。

筆者認為，作為現代意義的“中華民族”，顯然不是歷史上歷屆中央政權統治范圍內的民族之和，而是泛指現在中國國境線內的各民族之和。這與孫中山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中的“中華”意義仍不相同。現在我們常用的“中華”更多的是一個政治概念，而不是一個文化概念。但撰寫學術著作，就不能滿足于使用政治意義下的概念，而必須由學者自身對相關概念進行界定。可惜馮著對“中華”概念的界定剛開了個頭，就戛然而止，讓人稍感遺憾。

二、“文化”的概念

和“中華”的概念相比，“文化”的概念更不好把握。文化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給它下一個嚴格和精確的定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不少語言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一直在努力，試圖從各自學科的角度來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為止仍沒有獲得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據作者統計，有關 “文化” 的各種不同的定義有近二百種。

天“文化”的含義。今天的“文化”一詞很難在中國古籍中找到一個可以完全對等的詞匯。所以，我們不必糾纏于中國古代有沒有“文化”的提法，而應將注意力集中于中國古代究竟有哪些屬于現代意義上的“文化”？這些“文化”現象是如何發生，如何變化，如何影響中國人的思想。

馮著在“導論”部分花了大量篇幅介紹了古典進化論者、傳播學派、歷史地理學派、功能學派、結構學派等對文化的定義。這些內容對于開闊我們的研究視野，甚至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都不無裨益。但并不是每一種定義都能在我們的研究中真正發揮作用。我們仍需自己從歷史學的視角對中華文化進行梳理。

作者指出，文化的實質性含義是人類化，是人類價值觀念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對象化，是人類創造的文化價值，經由符號這一介質在傳播中的實現過程，而這種實現過程包括外在的文化產品的創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簡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類有意識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活動及其產品，都屬于廣義的文化。筆者對此非常認同。也正是因為廣義的文化包羅萬象，才給那些想要撰寫中國文化史的學者出了一個難題。

作者還借用了“文化形態學”的相關理論，對文化分為物態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心態文化層等幾個方面。其中，物態文化層與自然關系更密切一些，而制度、行為、心態文化層則與人自身的關系更密切一些。隨著社會發展，物態文化新陳代謝的節奏較快，而制度、行為、心態文化的慣性較大，帶有濃厚的保守性格。筆者于是聯想到1840年國門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后，清朝統治者先想到的是學習西方的物態文化，即堅船利炮。后來發現堅船利炮扭轉不了清朝的頹勢，于是開始學習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然而，僅僅學了一些皮毛，清朝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三、文化史在歷史學科中地位的確立和發展

誠如作者所言，史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但文化史獲得獨立地位的時間卻并不久遠。不但在中國史學界如此，在西方情況也大致相同。把史學從政治史、軍事史擴大到文化史、經濟史、工商業史、科技史，是啟蒙時代史學的重大貢獻之一。從這時開始，文化史在西方史學界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的歷史學科。法國啟蒙思想大師也因為其貢獻被譽為“文化史之父”。

伏爾泰以后的兩個世紀，西方涌現出大批文化史著作。“五四”前后，一批西方人所著的文化史著作被翻譯介紹到西方來。與此同時，一些中國學者也開始仿效其體例，參酌其史觀，自行編撰中國文化史專著。梁啟超可謂這方面的開山者。后來，顧伯康、柳詒征、陳登原在20世紀30年代分別撰寫了幾種《中國文化史》。解放后，我國的史學一度成為單純的政治史，“重政務，輕文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的學術意識開始覺醒，學術視野迅速拓寬，文化史重新獲得了其在史學界應有的地位。

“文化生態”界說

文化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環境中。在第一章中，作者先談了人類文化誕生的自然環境——地球，接著談了人與地球的互動關系：人類源于自然，人類受賜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同時，人類又能超越自然，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人類產生后，人類社會也就相應誕生。人類社會也是人類文化誕生的社會環境。

人類對自然的態度，本身就是人類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作者引用了《國語》、《孟子》、《逸周書》、《荀子》、《管子》等中國古籍中記載的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的內容，得出“不能違拗自然規律，是中國古代哲人的一貫思想”的結論。筆者認為，這些記載的背后反映出當時已出現了人破壞自然、人向自然過度索取的現象，當時的哲人出于“持續索取”的考慮才提出保護自然的思想。

“生態”一詞（eco-）一詞源于古希臘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們的環境。簡單的說，生態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它們之間和它與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關系。由此可見，“文化生態”是一種借喻手法，借用了生態學上的相關概念。這種借喻手法也出現在其他領域，如“政治生態”、“社會生態”等。文化生態學是以人類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與天然環境及人造環境的相互關系為對象的一門學科。

但是，作者似乎在有意延續這種“借用”手法，對此做法筆者深不以為然。在前文本已表述清楚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又被作者借用物理學上“場”的概念而改成“自然場”、“社會場”，還煞有介事地分析什么是“自然場”和“社會場”。很快，在本書第9頁，作者又將自己創造的“自然場”、“社會場”等概念棄之不用，又從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組織環境三個角度剖析人類文化產生的環境。

應該說，作者最后得出的結論還是站得住腳的。作者認為，要把握一個民族文化的真髓及其發展歷程，必須首先了解這個民族得以繁衍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并對其進行綜合的、動態的考察，也即將文化生態三層次作為一個統一整體，進行分析與綜合的雙向研究。

兩組文化生態類型

有“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的記載，這說明在當時的人們看來，“裔夷”與“華廈”是作為兩種相對立的文化形態出現。《論語》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記載也反映了孔子對中原農業文明先進性的肯定。筆者認為，從生產力的角度看，農業文明確實優于游牧文明。但如果從人類文化的創造、傳承和發展的角度看，農業文明和游牧文明沒有優劣之分，它們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生態。而且農業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間常常通過和平或不和平的手段互相融合，甚至出現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統一全國性政權的情況。

而19世紀中葉以降，長期帶有強烈優越感的東方農業文明，在西方工業文明這個“不速之客”面前卻接連吃敗仗，不僅割地、賠款，連京師都被人家占領了兩次。中國人逐漸意識到：中國人并非一線單傳的天之驕子，而不過是多元世界的普通一員。至此，中國人獲得了一個全新的文化參照系——西方工業文明。

筆者認為，杜亞泉在《東方雜志》上把中西文化的區別視為“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的觀點不完全準確，更加準確的表述應為“性質既異，程度也不同”。在歐洲的工業革命未開始之前，歐洲大陸也普遍是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為主。布羅代爾在《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由此可見，以定居、農耕為特征的農業文明在工業革命之前曾出現在各個大陸，而當時各個大陸之間的交流非常有限。

李大釗認為西方工業文明高于東方農業文明整整一個歷史時代的觀點也是從生產力的角度看待的。筆者始終認為，文明背后所代表的生產力有高下之分，但文明本身絕不應有優劣之分。而且，各個文明之間的界限隨著文明之間的互相交流、影響而變得日益模糊。如：輪船、火車、汽車、飛機這些由西方工業社會創造的產品早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財富。

按照西方走過的發展模式發展，因為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的模式。

與杜亞泉不同，李大釗、陳獨秀考察中華文化的生成機制的視野不僅包括地理環境，還包括經濟生活和社會制度層面。

窗外的讀書筆記照亮校園的常識讀書筆記篇五

書中大江健三郎對于孩子為什么要去學校闡述的觀點是：為了與世界聯結，進而反觀自己，了解自己。

我比較認可這樣的觀點，人活在這個社會中，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人總是與其他一些人相互聯結的，首先是父母，兄弟，姐妹等等，還有就是同學，朋友，同事等等。孩子去學校是他們接觸社會的第一步，在學校生活中學習如何與人相處，以及學習知識。

關于學習知識，很多教育者們都提倡孩子自主學習，我在想對于剛上小學的孩子而言，他們如何懂得自主學習？現在一年級的小朋友第一學期從學習拼音開始，然后學習認字、寫字，數學20以內的加法和減法的運算，不管是自主學習還是被迫的學習，孩子們在期中和期末都要面臨考試，對于考試家長和孩子都很緊張，分數考得好的孩子家長自然高興，分數低的孩子家長心里不舒服，可能會對孩子各種批評，此刻想想自己也是這般焦慮的家長之一。

我不知道孩子們有沒有想過他們為什么要學習認字，有沒有想過我們所認識的字是從哪來的？在我小的時候我好像沒有思考過這些問題，只知道老師教認字我就認字，教寫字就寫字，很少去思考過我為什么要學習認字，寫字，讀書？似乎就是應該做的，就像吃飯睡覺一樣，那么這個學習上的主動性要從哪里來呢？我不記得小時候老師是否懲罰過抄寫生字多少遍的事情，現在卻經常聽身邊的朋友說孩子寫錯了題，某老師會懲罰孩子寫多少遍？對于這樣的問題，孩子會有怎樣的理解？有一次，我兒子有幾個字寫錯了，他的堂姐建議多多抄寫，我反問我侄女，對于懲罰抄寫是否有效，他的回答是無效的，我很奇怪明知無效的方法卻仍然選擇，其實這樣一個慣性的思維，因為她以前也是被老師和家長用同樣的方式對待過，作為家長和老師應該去尋找更加有效的方法，而不能用慣用的方法來對待孩子。

這些問題我還需要慢慢的去思考學習，或許在《學校在窗外》這本書可以幫助我找到答案，我要繼續細細讀下去。

不僅介紹了書里的內容，還結合現實情況寫下了自己的思考。

雖然疑惑不一定有答案，但這是一粒種子，先種在心里，給它澆水、施肥、松土，總有發芽的時候。

窗外的讀書筆記照亮校園的常識讀書筆記篇六

這是一篇暴露年齡的書評。

我第一次讀《窗外》，大概是初中。那時候特別喜歡看言情小說，老媽怎么罵也控制不了，偷偷摸摸的看，對愛情的憧憬是一個理由，對家長的叛逆可能占的比重更大。笑。老媽忍無可忍，對我說，看這些亂七八糟的小說還不如看瓊瑤的小說，文學性不說，最起碼沒有錯別字!~這大概是我為數不多的聽媽媽話的時候。

初中的時候，我喜歡我們班的物理老師，他個子不高，長得有點小帥，有那么點像李連杰，他抽煙，拿粉筆的手勢都像是拿煙。現在想來，那種喜歡，更多的可能是一種寄托吧，應該不是愛情。不過那時候，班里的同學都知道我喜歡他。真是的十分純真的時代啊。我喜歡他的表現大概就是努力學習物理吧，總是希望能從他的嘴里聽到夸獎我的話。不過，可能是嚴師的緣故，我物理考學年第一的時候，他都是在別的班級同學面前夸獎我，我從沒親耳聽到過，從沒有過。現在想來，真是遺憾的青春。

雖然當時以為自己是偷偷地喜歡，現在想來，老師肯定是知道的。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高興、困擾、習以為常?!

這就是年少的愛戀，無聲無息，心里開出一茬一茬的花兒!

看《窗外》的時候，特別羨慕這種轟轟烈烈的愛情，打心眼里覺得愛情就應該是這樣，什么年紀，什么身份，都不是問題!甚至最后是不是在一起也無所謂!只要轟轟烈烈的愛過!

江太太這個人物特別的復雜，但她其實就是一個普通的家長而已。她沒有錯，她只是以自己的心意操控著自己的女兒，她認為她可以這兒做，她有這個權利。到如今，不也到處是這樣的家長么?!不過，現在的孩子進步了。

就算沒有江太太這個人物，我覺得《窗外》這個故事，也將是一個悲劇，這是人物性格決定的。只是可惜了康南!真的!我的淚，只為康南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