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在社會，報告的用途越來越大，要注意報告在寫作時具有一定的格式。報告書寫有哪些要求呢？我們怎樣才能寫好一篇報告呢？下面我就給大家講一講優秀的報告文章怎么寫，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農民工調研報告篇一

20xx——20xx年度，xx區勞動大隊按照市發文件精神，組織多次農民工工資專項檢查行動，并將農民工工資維權貫穿落實在日常巡查中，有效地維護了農民工權益。兩年來我大隊共主動巡查網格內用人單位565戶，涉及勞動者xxxx人次，其中農民工3255人。下達調查詢問書xxx份，下達限期改正指令書12份，督促用人單位補簽、新簽勞動合同xxxx份，兩年來共接待咨詢201起，成功調解簡單勞資糾紛xxx起，為職工追回拖欠工資和押金共計114萬元，有效地維護了轄區勞資關系的和諧穩定。

xx區農民工工資檢查服務工作以追求服務手段多樣化為目標，不斷開拓創新，轉變執法理念，通過實施“四大轉變”，進一步強化服務意識，推動了農民工工資檢查服務工作的創新發展。

一是轉變監管手段，夯實監察基礎。隨著勞動者維權意識的不斷增強，勞動保障監察工作人力少、任務重、難度大的矛盾顯現出來，很多時候是疲于應付。為此，大隊從完善監管手段出發，變突擊應對為常態監控，利用網格化、書面審查、分類監管等手段，充分發揮監察職能，綜合運用日常巡察、舉報專查、專項檢查和勞動年檢等手段，全面掌握用人單位基本情況，進一步規范用人單位勞動用工管理、保險繳納、工資支付等行為，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用人單位隨意拖欠和克扣農民工工資的問題。

二是轉變服務態度，提升監察水平。對接待來訪咨詢、投訴人員，xx區人社局注重超前思維，拓寬工作思路，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在勞動大隊建立了“心理疏導室”，在主動做好勞資雙方情緒穩定工作的同時，探索“心理疏導法”積極調解勞資糾紛。變被動受理為主動熱情服務，按照相關辦事流程及時處置，對于不屬于受理范圍的投訴舉報，耐心做好解釋工作；定期召開執法經驗交流座談會，邀請相關專業人員研討工作中的疑點和難點。對外來農民工維權實施“綠色通道”制度，不斷提高辦案效率和質量。20xx年1月16日中午，xx勞動大隊接到江蘇淮安來鎮江某服裝廠打工的女職工劉某等8人投訴，反應自己在轄區某服裝廠打工，臨近過年已買好車票急著回家，但工資被被老板克扣，請求勞動監察部門幫助維權，接到投訴后大隊立即啟用外鄉農民工維權綠色通道，當即立案并及時安排上門進行調查，約談服裝廠老板袁某，教育老板要自己遵守勞動法律法規和雙方約定，以及不及時支付工資的嚴重性，責令其按時足額支付工人工資，經過近3個小時的溝通，當天下午袁某就到銀行取現支付了拖欠職工的工資34580元，使外鄉的農民工于次日安心踏上回家過年的路。

三是轉變執法理念，塑造監察形象。全面推行“133”監察執法思路，大力推進“柔性執法”， 推進“柔性執法”，積極打造具有xx特色的勞動監察執法環境，促進社會更加和諧。具體說就是“樹立一個意識、堅持三個結合、實現三個轉變”樹立執法服務優先的意識；堅持執法與服務相結合、查處與預防相結合、處罰與教育相結合；實現由事后處理向事前預防轉變、執法監察向執法服務轉變、單一維權向維護和諧穩定勞動關系的轉變。堅持把剛性的法律與人性化操作有機結合起來，針對部分用人單位負責人缺少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的學習，法制觀念淡薄；農民工缺乏維權意識，重口頭協議，輕簽訂勞動合同，給投訴、維權、執法帶來相應難度的實際，區人社局堅持開展以“一封信、一張聯系卡、一本勞動保障釋疑手冊”等“五個一”為主要內容的法律服務，對違法行為樹立以批評教育為重、整改完善為基的理念，按照“幫扶為主，真情服務”的要求，變程序執法為柔性執法，對有不規范的企業及時發出監察建議，寓執法于指導之中、于幫扶之中、于宣傳之中、于服務之中，做到既嚴格遵守勞動保障監察各項程序和要求，又注重維護用人單位聲譽和利益。使用人單位和廣大農民工變過去“出事找監察”為現在“事前問監察”。xx區勞動監察堅持“柔性執法”，努力把勞資糾紛解決在企業家門口，實現解決一個爭議，教育一片的目的，促進勞動關系更加和諧，這一做法經《中國組織人事報》、中國勞動保障新聞網、市級新聞媒體等宣傳后，有效提升了xx區監察執法的知名度。

四是轉變監控模式，創新監察思路。平時，區人社局充分利用勞動保障監察“兩網化”這一新型監管平臺，充分調動基層監察力量的工作積極性，通過網格實時采用企業信息、用工情況。在加大日常巡查力度的同時，通過電話、短信、致轄區用人單位公開信等形式對用人單位經常進行提醒及常用勞動法律法規知識培訓，結合勞動保障誠信示范企業評價活動的開展，引導用人單位自覺遵守勞動法律法規，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20xx年1月27日，勞動大隊接到基層網格報告轄區閩鎮建材廠可能在春節前出現工資拖欠的事件后，積極協助蔣喬鎮政府、秀山村級組織，地方公安派出所，通過向閩鎮建材廠負責人林某宣傳勞動法律法規，并現場監督拖欠工資發放全過程，幫助來自四川宜賓的謝某、楊某等39名外來農民工拿到老板欠他們的23。5萬元工資，讓外鄉農民工在風雪之夜里踏上回家過年的路。《鎮江日報》、《京江晚報》對此都進行了正面報道。

一是農民工要求維權缺乏有力工作證據。目前，大多數農民工在知道自己權益受到侵害時，都知道找勞動保障部門，可是他們往往都缺少證據（如不能提供用人單位提供的欠條）。給勞動維權工作帶來很在困難，有時也只能因為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是農民工要求簽訂勞動合同，按月支付工資的意識有待增強。對于一些較復雜、棘手的案件，由于職工只能提供口頭協議，至使自己許多的權益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

三是勞動監察的裝備設施配套不足。隨著人們的法律意識的不斷增強，要求維權的案件、爭議呈現日益增多的態勢，但目前我區從事專職勞動監察的工作人員只有6人，在外執法檢查服務時分為2個工作組，但由于經費不足，只有一輛舊面包車用于執法，勞動保障監察工作人力少、任務重、裝備差、難度大的矛盾顯現出來，很多時候還只是發揮“消防員”的作用，疲于應付。

一是加大勞動保障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雖然xx區人社局每年開展以“五個一”為主要內容的法律宣傳工作，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遵守勞動法律法規的意識得到了一些提升，但整個社會的法制環境，人民群眾依法辦事的意識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還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二是建議對勞動監察增加投入，改善現有條件。雖然《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第五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工作。勞動保障監察所需經費列入本級財政預算。但對經費要求并沒有強制性，經濟條件好的地方可能多一點，但就xx目前的情況投入到勞動監察的專項經費還非常有限。致使目前從事勞動監察人員的服裝、裝備、車輛都無法適應工作的要求。

希望全社會能共同呼吁，為xx勞動保障監察執法配備必備的交通工具、通訊工具和攝錄工具等基本的辦案設備，以便更加有效地推進勞動保障執法監察。建議把勞動保障監察工作所需的辦公費、辦案費、專項檢查費、裝備使用維護費、人員經費和業務培訓費全額納區級財政預算，保證勞動保障監察工作的正常開展，以更好地維護轄區穩定的勞動關系。

農民工調研報告篇二

農民工是xx區的新型勞動大軍，在推動我區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經濟和社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農民工成為一個典型的弱勢群體，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的經濟違法犯罪案件屢有發生，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特別是受國際經濟危機的影響，大批農民工提前返鄉，對我市的社會穩定和社會治安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帶著這些問題，結合愛民實踐大走訪活動，就當前xx區農民工的基本情況及因農民工就業困難而可能引發影響社會穩定的傾向性問題進行了分析研判。

目前，在xx區務工的外來農民工約2萬余人，大多從事建筑、加工、服務等勞動強度大、收入報酬低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我區的建筑工地、工廠、飯店、娛樂等場所。外出務工人員6萬余人，主要是在北京、廣州、深圳、珠海等沿海經濟發達城市從事制造、建筑、加工、電子產品生產等工作。

當前，xx區農民工具有以下特點：

（一）經濟上貧困，生活質量低下

當前，我市60％以上的農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30％左右月收入在800～1200元之間，只有少數能拿到1500元以上的工資。經濟上貧困決定了生活質量的低下，農民工衣著簡樸、粗陋，一般都暫住在工地、廠區或合伙租住于城鄉結合部，由于農民工的勞動強度普遍較大，勞動時間較長，閑暇時間少，基本上處于一種工作、吃飯、睡眠的生活狀態。

（二）中青年居多

xx區的農民工中約80%是中青年，留在家種田的大多是老人、婦女。

（三）文化水平普通偏低、職業技能差、謀生能力弱

農民工大中絕大多數為初中畢業，少數為高中畢業，由于文化水平偏低，農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務業、建筑業和加工業等幾大領域，從事普通的勞務性工作，對職業技能沒什么要求，收入不高，在城市生存能力較弱。

（四）法律意識不強

xx區農民工中很多人沒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在學校學到的法律知識很少，從各種途徑接受的法律宣傳教育少，法律意識普遍不強。

（五）具有群體性特征

農民工一般都是屬于一個地方或區域的，經朋友、老鄉等介紹工作的，很少有單個農民出來打工，呈現群體性的特征。

自20xx年下半年以來，金融風暴席卷全球，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也逐步凸顯出來，一批中小企業倒閉，就業機會減少，xx區外出務工人員逐步回流，從而給社會穩定帶來了一定影響，突出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是外出務工人員大量返鄉的同時，有一部分不良人員也隨之返鄉，并將外地惡習帶回，給本地治安帶來壓力。

二是外出務工返鄉的人員大多為家里的“頂梁柱”，失業就等于喪失了經濟來源，特別是xx區的偏遠鄉村，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壓力增大，部分人容易鋌而走險，產生過激行為，做出危害社會、危害他人的事。

三是有的外出務工人員長期在外務工，長達數十年之久，在外務工過程中的現實表現本地公安機關不甚了解，可能存在負案在逃或是曾經有過違法犯罪行為人員。

四是今年的就業形勢嚴峻，加之有的單位不講誠信拖欠民工工資，而農民工合法權益保障機制和相應救濟手段還很不完善，惡化了農民工生存環境，從而誘發犯罪。

一是充分認識農民工返鄉給我區社會治安帶來的影響。要深入貫徹全國公安機關領導干部電視電話會議精神，深刻領會孟建柱部長重要講話精神，充分認識當前嚴峻的治安形勢，特別是中層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銳感和社會責任感對待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做好全體民警的宣傳發動工作，切實增強全體民警對此次金融危機的認知，增強對危機帶來的影響的重視，切實提高緊迫感和責任感；

二是以“大走訪”活動為載體，扎實開展農民工返鄉情況的調查工作。結合“大走訪”活動，組織民警深入轄區，有重點、有針對性地開展入戶調查，并召開村（居）委座談會等，全面摸清轄區返鄉農民工情況；在調查摸底的基礎上，仔細梳理歸納農民工返鄉原因，并全面掌握返鄉農民工在生產、生活方面的現狀，了解其思想動態；加強同返鄉農民工的溝通聯系，交心談心，身體力行為其解決力所能及的事情，從行動上、言語上正面加以引導。對有不良行為與不良嗜好的人員進行徹底摸排，并積極依托基層群防組織加強情報信息收集掌握，對重點人員要釘死、看牢，防止其趁火打劫，危害社會。

三是建立情報信息分析研判機制，做好社會輿情的監控工作。對目前尚未出現的但可能會出現的各類突發情況進行分析研判，制定應對預案，超前采取工作措施，努力做到預防在先、發現在早、處置在小，力爭把矛盾和問題解決在當地、解決在萌芽狀態，對轄區的社情進行有效監控，密切關注可能出現的各類影響社會穩定的言論，堅決遏制過激行為，確保轄區社會穩定。

四是強化法制輔導，變盲從為遵從，提高外出務工人員的遵紀守法意識。加強對外出務工返鄉人員的法制宣傳工作，廣泛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組織民警將農民工必知的有關法律知識印制成小冊子或卡片發放到農民工手中，讓農民工做法律的明白人，自覺維護其正當權益。建立法制輔導員，定期開展法律知識講座。組織農民工開展法律競賽等有益活動。切實提高其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護法意識，幫助他們牢固樹立“失業不矢志”的理念。

五是加大查處侵害農民工權益案件的力度。積極協助工商、勞動等部門，嚴厲制裁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的行為，配合相關部門，為農民工增加就業，并給予有實際困難的群眾以保障、扶持，緩解嚴峻的社會形勢。加強街面及治安復雜場所的治安巡邏及治安防控工作，保持高壓態勢，遏止各類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營造一個有條不紊的、和諧的、良好的外部治安環境。

農民工調研報告篇三

20xx年四季度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全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伴隨著危機進一步蔓延，對我市農民外出務工產生一定的影響。我市農民工非正常返鄉人員增加，務工收入下降，農民工外出就業形勢嚴峻，給我市農民持續增收帶來壓力和困難，引起各級領導及相關部門高度關注。為了及時了解我市農民工非正常返鄉情況，為各級領導和有關部門加快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提供決策依據，近日，市統計局采取全面調查與問卷調查相結合的方式對全市農民工外出務工情況及農民工非正常返鄉人員進行了調查。現將調查情況報告如下：

近幾年來，我市農民外出務工從快速增長期轉入到穩定發展期，全市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規模不斷擴大，勞務經濟已成為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截止20xx年底全市農村外出務工人員31.6萬人，占全市農村鄉村從業人員比重38.7%。我市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主要集中在鳳臺縣（農村外出務工人員13.7萬人，占全市農村外出勞動力比重43.4%），潘集區（農村外出務工人員8.7萬人，占全市農村外出勞動力比重27.5%），毛集區（農村外出務工人員3.1萬人，占全市農村外出勞動力比重9.8%），大通區、謝家集區、田家庵區、八公山區農村外出務工人員數及所占比重分別為：2.1萬人、6.7%；1.9萬人、6.0%；1.7萬人、5.4%；0.4萬人、1.3％。

我市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地域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和建筑業。

據調查，截止到20xx年12月底，受金融危機影響全市農村外出打工勞動力非正常返鄉人數2.1萬人，僅占我市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人數的6.7%，目前盡管從數量上來看還并未形成大批民工返鄉潮，但綜合多種因素分析，真正對我市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影響將在春節后，應引起各級政府的廣泛關注和重視。

據對全市5732名非正常返鄉人員的問卷調查，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全市2.1萬非正常返鄉人員中因為收入明顯比金融危機發生前減少而返鄉的占46.2%，所在的公司（單位）因訂單減少而裁員或停產返鄉的占37.1%，在外生活成本提高，繼續外出打工不劃算返鄉的占7.6%，所在公司（單位）因經營困難而破產倒閉返鄉的占4.5%，認為所處的打工環境明顯不適應（包括：住宿不方便、孩子上學不方便、當地人岐視民工、工資不能足額及時兌現、醫療養老失業保險等政策不配套、在當地受老板欺負等）返鄉的占1.4%，認為其它原因返鄉的占3.2%。

從年齡構成來看，全市非正常返鄉回流農民工20歲及以下的占11.7%，21歲至44歲的青壯年卻高達61.7%，45歲至54歲的占21.0%，55歲及以上者占5.6%。

從勞動力文化素質來看，受教育低的勞動力返鄉的比重大，其中：小學文化程度（包括文盲）以下返鄉人員占全部非正常返鄉人員的52.4%，初中文化程度占37.0%，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僅占10.6%。

在調查中從長三角非正常返鄉回流的占全部非正常返鄉人員的30.0%，從珠三角非正常返鄉占23.5%，從本省其它市非正常返鄉回流的占14.3%，京津地區非正常返鄉回流的占8.3%。

據調查外出務工時間的長短也是影響非正常返鄉的主要原因，在調查中發現外出2－5年的勞動力返鄉占到69.5%，20xx年當年外出當年返鄉的占14.5%，外出6－10年的占12.3%，長年在外打工而非正常返鄉回流的僅占3.7%。

據調查，在我市非正常返鄉人員中從事服裝加工行業的返鄉人員占到22.3%，從事玩具加工行業的占到11.5%，從事電子行業的占到2.8%，從事其他工業的占到3.8%；從事建筑業行業的返鄉人員占到26.8%，從事批發零售行業的回流人員占到19.8%，從事餐飲業的占到3.6%，從事交通運輸行業的占到1.3%，其他行業占到7.4%。

據對返鄉人員調查中發現，有81%的人員返鄉后不能馬上就業，僅有19%的人員在返鄉后馬上能夠就業。

工資性收入一直是拉動我市農民增收的重要支撐，20xx年我市農民人均純收入約4500元，其中：工資性收入2443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已達54.1%。據對我市非正常返鄉回流人員調查了解，有95.8%人認為返鄉回流后收入明顯減少，其中：有48.3%的人認為每月收入減少20xx元以上；有27.9%的人認為每月收入減少在1500-20xx元；有9.9%的人認為每月收入減少1000-1500元；只有13.9%的認為每月收入減少1000元以下。

由于金融危機還在蔓延，我市非正常返鄉回流人員春節后繼續外出務工的意愿大大降低。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進一步加深，我市農民外出務工就業的形勢愈發嚴峻，我市農民持續快速增收的壓力加大。

調查顯示非正常返鄉回流人員中有71%的人員春節過后不準備外出務工，僅有29%的人員在春節過后繼續外出務工，表明絕大多數農民工對金融危機沖擊下，外部打工形勢不看好，對將來感到迷茫。

采取多種措施加強對當前經濟運行形勢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宣傳，堅定各級政府與廣大農民發展農村勞務經濟的信心，困境之中困難之時，信心比黃金更加珍貴。同時進一步貫徹中央20xx年一號文件《關于20xx年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見》要求的積極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切實解決當前農民工就業困難和工資下降等問題。中央在20xx年底追加的1000億拉動內需的資金，我市積極爭取了2.9億元，主要用于煤礦棚戶區改造和農村民生工程、農村基礎設施項目的投入，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要采取有力措施，充分利用投資項目的帶動功能，最大限度安置好農民工就地就業，努力增加農民的務工收入。

“工欲其善必先利其器”，政府有關部門要加強組織農民工實用性、針對性的業務技能培訓，幫助提高農民工業務素質和就業競爭力。在調查全市非正常返鄉回流農民工對政府的建議和希望中，首先選擇有關部門加強業務技能培訓的高達64.8%，由此可見農民工對本身職業技能提高是多么急迫與渴望。

發展農村勞務經濟是一項巨大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政府多個職能部門和社會方方面面，目前實行的聯席會議制度統籌協調的力度弱，解決困難問題有些力不從心等，建議市政府對現有相關部門力量整合，建立起調度有力協調有序的長效運轉專門機構，以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對農民工的管理和服務，提高服務水平與服務效率。我們僅以農民工外出組織化程度為例，據了解當前我市農民工以老鄉親戚介紹方式結伴自發外出務工占絕大多數，而通過政府職能部門或市場中介形式組織外出務工的尚微不足道，我市廣大農民工對外地務工需求準確信息和行情迫切渴求，并希望有關部門搞好信息服務，以便減少外出盲目性及辛苦求職的旅途奔波，減少開支。

外省、市有許多扶持和幫助農民工就業和創業的先進經驗，我市可以結合自身的特點和實際，在充分調查的基礎上，制訂相關政策和措施幫助和支持農民工就業和創業。如：我市可否將失業返鄉農民工在城鎮創業就業人員納入小額貸款扶持范圍。是否對誠實守信企業在資金周轉困難時，減免農民工工資保證金存入等。

注：1、由于目前國家關于農村外出勞動力及非正常返鄉回流尚無統一的界定標準，為此我們結合農村經濟工作特點及本地實際，確定我市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必須同時符合兩條標準統一調查口徑：一是農村勞動力外出轉移在空間上必須達到跨出鄉鎮及以上地域;不包括在本鄉（鎮）內由第一產業就地轉入到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因為此方面難以界定統計數據難搞準確），二是外出打工20xx年全年累計時間必須達到3個月及以上，全年累計低于3個月，視為臨時工，屬未成功轉移不在統計之列。

2、對于受金融危機影響造成的農村外出打工勞動力非正常返鄉回流的統計標準我們規定是：20xx年10月至12月份因金融危機沖擊引起外部經濟環境變化而造成的非正常返鄉回流，主要是考慮到了金融危機蔓延負作用于20xx年10月份方才顯現明顯，也考慮到新年返鄉團聚，全國各地于20xx年元月中旬步入春運高峰的民俗傳統等，不包括外出農村勞動力正常返鄉過年，因家中私事或生病返回等。

農民工調研報告篇四

當大四學生劉莉蘋在寬敞明亮的教室中上課的時候，距離株洲700公里以外，她的父親，正在深圳某家具廠做工;她的母親，正在邵陽老家一家工廠包裝著產品。“我父母都是農民工。”湖南工業大學商學院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劉莉蘋說。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xx年9月，當學校鼓勵學生們積極參與社會調研時，劉莉蘋首先想到的，就是有關“農民工”的課題。“從小，我就知道父母在外面打工很辛苦，但當我做完調研之后才明白，我以前對他們的了解還遠遠不夠。”

近日，劉莉蘋參與采寫的社會調研報告——《農民工市民化背景下城市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研究——以株洲為例》，在我省“深化農村改革”專項征文活動中獲得了一等獎。這項征文由省經濟學學會、省委“為改革攻堅獻策重大決策咨詢智囊團”農村改革專家組聯合開展。該報告的核心內容，還被國家級期刊《中國就業》采納，在xx年第1期發表。

這份報告，是袁輝、劉莉蘋、朱媛、晏衛紅、黃飛虎5名湖工大學生，在商學院王歡芳博士的指導下完成的。

調研者何人?

大多是農民工子女，想了解父輩們的生活

為什么做這個關于農民工的調研?

“調研組5個同學中，有4位來自農村，包括父母、鄰居甚至曾經的同學，很多都是農民工。”袁輝介紹，唯一不同的是晏衛紅，她父母都是做生意的，但從小在市場中長大，她接觸到的大部分都是農民工。

“從我出生直到現在，父親就一直在廣東沿海那邊打工，只有過年時才回來半個多月。”劉莉蘋說，由于在家的時間太短，她打小對父親就印象不深，直到六歲的時候，才開始認識父親，“對我來說父親只是一個符號。”

父親為什么要背井離鄉?小時候，劉莉蘋對父親也曾有一些怨恨，直到在調研中，她得到一個數據，在有適齡子女的農民工中，55%的子女都是在老家讀書，“不是他們不想(把孩子帶在身邊)，是制約的因素太多了。”

隊員朱媛的父親也是一位農民工。“平時會詢問父親在外面打工的情況，但父親都說得比較含糊。”朱媛說，父親養活一大家人，很不容易，她想通過調研，了解父輩們的故事。

調研如何開展?

調查了13個月，訪問了70多家單位

確定課題后，從xx年9月開始，課題組5位成員開始了對株洲市農民工生存狀況的實地走訪調研，一直到xx年9月結束，每周至少走訪一次，光調查就花了13個月，共收集了200多份資料。

“調查對象包括城市四區的建筑工、超市員工、保安門衛、清潔工、服務員等，一共涉及了20多個行業，70多家單位。”袁輝介紹，調查一般是在下午或者晚上，等對方下班后才開始，由于調查對象文化程度有限，每份問卷都進行了詳細的訪談。

“第一感覺是震撼。”袁輝介紹，調查中隊員們發現，大部分農民住的地方都很簡陋，工作強度很高，“有的一個小板房宿舍，住了十幾個人，連洗熱水澡的地方都沒有，有的一天要上十三四個小時班。”

調研過程中，也遇到過不少阻礙。“遇到過很多白眼，有一次，我們到某酒店調研服務員的工資收入，還被保安趕了出來。”隊員黃飛虎介紹，但為了讓更多的人關注到這一群體，隊員都堅持了下來。

“幾乎每次出去調研，隊員們都有不同的收獲。”劉莉蘋介紹，雖然條件艱苦，但很多受訪者身上都流露著對生活的熱愛，“有一股積極的正能量。”

調研有何收獲?

改變了對農民工的看法，與父親共同語言更多了

“坦承地說，之前對農民工，確實會帶有一些歧視。”隊員晏衛紅說，通過調研，加深了對這一群體的了解，更多地變成了理解與尊重，“以前看到他們，會敬而遠之，現在，更多地是想跟他們交流，了解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

“之所以學公共管理專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父親。”劉莉蘋介紹，在底層工作的父親一直認為，管理崗位更容易獲得別人的認可，因此執意替女兒選擇了這個專業。“以前從來沒有主動跟父親交流他在外面工作的情況，但搞完調研之后，跟父親的共同語言更多，也更加了解父親的不容易。”劉莉蘋說，父親現在最擔心的，是以后的養老問題，因此，劉莉蘋畢業論文的題目，也選了一個相關的課題，現在正在實施。

“希望更多的人關注這一群體。”袁輝介紹，調研報告出爐后，已經引起了相關部門的關注，“好幾個部門都向我們要這份報告，作為制定政策的參考。”

農民工調研報告篇五

岱岳區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區，全區共有人口100萬，其中農業人口就超過大半數。區內經濟結構比較單一，工業基礎薄弱，主要經濟收入來源于農業，全區有農村勞動力50多萬人，屬勞動力富余區。由于全區有大量的剩余勞力，轉移勞動力成為農村村民致富奔小康的一條主道，大量的勞動力輸出，不僅增加了本區經濟收入總量，同時也讓多數外出務工者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觀念得到改變，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

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農民工在經濟建設中作用的發揮，農民工的社會地位、福利待遇等問題所產生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特別是在老有所依，老有所養的問題解決不好，它必將是一個社會問題，將會對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諸多不利及社會隱患。因此，解決好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已成為當務之急的一項重要工作。

一是對參保政策缺乏了解，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保險，認為只要每月工資能拿到手就行了；二是多數農民工存在臨時思想，沒有長遠考慮和打算，只考慮眼前利益，認為務工不是長期職業，參保后每月自己還要交錢，減少了月收入；三是文化水平低，參保和維權意識差，對自己應享受的權益不去爭取，也不去加以了解；四是企業老板為了減少支出，只從效益考慮，也有意回避員工，這類問題不想給員工作參保宣傳發動，或者是老板只從采取選擇性的給少數人參保；五是農民工的流動性比較大，人員難以固定，員工也有好干就干，不好干或不想干就不干，說走就走。給企業老板和參保工作帶來較大難處。

鑒于全區外出務工人員較多，且分布區域廣，就業的行業多等特點和從根本上解決務工人員老有所依的實際問題，提出以下工作建議：

（一）明確一個專門的機構，按照行政區域對轄區內的外出務工人員及企業每年至少進行一次普查，摸清底數、務工地點及所在行業等基本情況。

（二）加大對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政策法規的大力宣傳。一是利用各種渠道和不同形勢進行廣泛的宣傳發動，提高農民工的參保意識；二是印刷一些與保險相關的宣傳資料發放到農村；三是利用新春佳節農民工回鄉訪親期間組織他們進一步學習領會了解社會保險知識、講講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好處等；四是加強工作力度，在各鄉鎮也要成立農民工工作辦公室，工作要明確有具體的人抓。要實行長期性的一個工作格局，隨時了解、把握基本情況，并幫助他們解決在參保中存在的困難及問題。五加大監管力度，督促引導農民工積極參加各種社會保險。

農民工調研報告篇六

《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實施1年以來,農民工的狀況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別是工資收入有了明顯的提高,月均工資比20xx年增加625元,拖欠問題有所緩解,政府給農民工提供的服務有所加強。但是農民工收入低、處境困難等基本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尤其是農民工比較強烈的市民化愿望也遠遠沒有實現。所以必須在進一步落實各項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政策的同時,還需要進行制度創新,加大相關投入,逐步消除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礙和資金困難,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問題。

農民工;市民化;最新情況;調查報告

農民工是中國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村人口非農化沒有同步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1]。根據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2]的估算,20xx年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數量為1.2億,加上在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工,全國農民工總數大約為2億多人,成為僅次于農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勞動力群體。盡管農民工群體為城市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一直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存在各種問題,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弱勢群體”。為了解決農民工問題,政府在近幾年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的文件規定、方針政策,設立了維護農民工權益和改善農民工生存狀況的組織和機構,加強了對農民工問題的治理。20xx年3月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國務院意見》),這是國務院首份關于農民工問題的綜合性文件。《國務院意見》將解決農民工問題提升到“事關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任務”的高度,明確了做好農民工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比較全面地提出了解決農民工諸問題的思路、任務和具體措施。一年來,《國務院意見》的實施效果如何?農民工的生存狀況發生了哪些變化?產生這些變化的原因是什么?還有哪些問題需要解決?怎樣進一步解決這些問題?帶著這些問題,20xx年2~3月,武漢大學農民工問題研究課題組在武漢、廣州、深圳、東莞和湖北省、河南省等部分農村進行了一次農民工最新情況的調查。調查共發放問卷1 000份,收回問卷812份,有效問卷765份,接受調查的農民工的就業地分布在19個省市、輸出地分布在28個省市,涉及農民工的各種問題81個。以期通過調查獲得的數據與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的調查數據和《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的相關數據以及武漢大學經濟研究所20xx年的調查數據進行比較,分析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及其變化,以及導致這些變化的原因,對《國務院意見》的實施效果做出評價,并提出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和政策建議。

1.1 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略有增加,仍以青壯年為主

在763個樣本中,平均年齡為33歲,其中16~25歲的占28.8%,26~30歲的占12.3%,31~40歲的占31.4%,41歲以上的占27.5%。與20xx年相比[2],農民工的平均年齡提高了4歲,30歲以下的農民工比重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40歲以上的農民工比重增加了近12個百分點。從性別結構看,女性農民工的平均年齡低于男性。女性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31歲,30歲以下的占53.8%;男性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34歲,30歲以下的占38.5%。

1.2 農民工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

從文化程度看,20xx年初,文盲/半文盲占3.3%,小學文化程度占16.6%,初中文化程度占59.6%,高中/中專文化程度占18.8%,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占0.7%。與20xx年國家統計局農調隊的調查數據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83%下降到80.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17%上升到19.5%。農民工的文化程度雖然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在本次調查中,農民工的平均文化程度為8.7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仍高達80·5%。在對“阻礙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的回答中,16·4%的農民工認為“文化程度太低”是最主要的障礙,這在所有選項中是最高的。

1.3 農民工從事的行業部門有所擴大,但仍以制造業、建筑業為主

調查顯示,農民工的就業部門分布于國民經濟的幾乎所有部門,但是農民工的就業部門仍然比較集中。在720個樣本中,從事制造業和建筑業的農民工人數最多,分別占42.1%和36.7%,二者共占78.8%,其次依次是社會服務業占6.4%,批發零售業占4.4%,住宿餐飲業占3.8%,采礦業占2.2%,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占0.8%,其他行業占2.4%。與20xx年國家統計局農調隊的調查數據相比,從事制造業和建筑業的農民工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也逐年加大。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20xx年占22%,20xx年占占25.2%,20xx年占30.3%,20xx年初達到42.1%;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20xx年占16.6%,20xx年占16.8%,20xx年占22.9%,20xx年初達到36.7%。

1.4 農民工家庭務工收入增加,經濟狀況得到改善,但大部分農民工認為他們在打工地的經濟地位仍然不高

調查顯示,20xx年初農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8 588元,人均收入4 408元,其中人均務工收入3 314元,人均農業純收入1 094元,務工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76.7%。根據武漢大學經濟研究所20xx年的調查,20xx年,農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6 065元,人均收入3 587元,其中人均務工收入2 681元,務工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74.9%。與20xx年相比,農民工家庭務工收入有了較快的增長,在總收入中的比重進一步提高,成為農民工家庭收入增長的最重要的源泉。雖然,農民工家庭的經濟狀況得到改善,并有68·2%的農民工家庭的經濟情況在當地農村居于中等以上,但65.7%的農民工認為其家庭經濟狀況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這種反差表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仍然較大。

1.5 東部地區仍然是農民工的主要輸入地,但在中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數量增加,跨省、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比重下降

調查表明,中部和西部地區仍然是農民工的主要流出地,而東部地區仍然是主要的輸入地。在本次調查中,中西部地區輸出的農民工比例為71.4%,比20xx年高出4.4個百分點;[2]57.9%的農民工在東部地區就業。雖然農民工的輸出輸入地基本格局沒有改變,但出現了兩個顯著的變化:一是農民工在中部地區就業的比重有所提高。20xx年初在東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比重比20xx年的70%下降了12個百分點,而在中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比重則較20xx年的14%上升了13個百分點,達到27%。二是跨省、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比重下降。20xx年跨省和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占全部外出農民工的50%和35%,20xx年初,這一比重分別為48.6%和32.4%,分別下降了1.4和2.6個百分點。

2.1 農民工的工資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工資水平仍然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20xx-2004年,農民工月均工資由659元上升到780元,增長18.4%。而在20xx年初,農民工月均工資超過1 300元,達到1 305元,比20xx年增加了625元,增長80·1%,可見20xx年以來,農民工工資增長速度加快。從各月均收入組看,20xx年初月均800元以下的低收入組的農民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如月均收入在300~500元的農民工占2·9%,比20xx年下降了14·9個百分點;月均收入在500~800元的農民工占15·6%,比20xx年下降了21·4個百分點。月均800元以上的較高收入組的農民工的比重則大幅度增加,如月均收入在800~1 000元的農民工占32·0%,比20xx年提高了15·6個百分點;月均收入在1 000~1 200元的農民工占13·1%,月均收入在1 200~1 500元的農民工占17·2%,1 500元以上的的農民工占19·2%,三者合計,即1 000元以上的農民工達到49·5%,比20xx年提高了28·3個百分點。

雖然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顯著低于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農民工20xx年初的月均工資僅相當于20xx年11月全國職工月均工資的85·4%。此外,20xx年初農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5 h,大大超過了城鎮職工的平均工作時間。如果按20xx年城鎮職工每周工作47·8 h計算,則20xx年初農民工小時工資僅為20xx年全國職工小時工資的62·8%,農民工的相對工資水平就更低了(20xx年的數據來源于《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2.2 工資拖欠問題有所緩解,但一些行業和地區工資拖欠問題依然嚴峻

在此次調查中,65·4%的被調查對象從未被拖欠過工資,18·8%的偶爾被拖欠過工資,15·8%的經常被拖欠工資,人均拖欠工資384元,而且大多數農民工通過與雇主協商等方式已經追回其中的85%。與武漢大學經濟研究所20xx年的調查數據相比較,偶爾或經常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比重降低了13·7個百分點,人均拖欠工資也下降了近600元,追回的工資比例則上升了12·4個百分點。由此可見,近兩年來,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從行業和地區的工資拖欠情況看,工資拖欠的行業結構基本保持不變,而地區結構則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農民工就業比較集中的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中,建筑業的工資拖欠問題仍然最為嚴重,制造業次之,服務業最好。在工資拖欠問題最為嚴重,政府集中治理力度最大的建筑業,工資拖欠的比重雖然有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在本次調查中,經常或偶爾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仍達到44·5%,比全國平均值高出9·7個百分點。在服務業,經常或偶爾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占19·4%,比全國低15·2個百分點。從農民工輸入地的地區結構看,作為農民工最為集中的東部地區,是拖欠農民工工資最嚴重的地區,因而也一直是政府治理的重點地區。從本次調查的結果看,這種格局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西部地區已經超過東部成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最為嚴重的地區,東部地區則成為程度最輕的地區。在西部地區,經常或偶爾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達到58·3%,比全國平均高出23·7個百分點;而在東部地區,經常或偶爾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比重比全國低2·9個百分點;中部地區的情況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經常或偶爾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比重比全國高出2·3個百分點。

2.3 政府提供的就業服務有所改善,但大部分農民工獲取工作信息和工作的途徑仍然以非正式途徑為主

調查顯示,有17·4%的農民工在找工作的過程中使用過政府組織,7·0%的農民工在找工作的過程中使用過職業介紹機構,而這一比例在20xx年分別為1·9%和12·6%,兩者合計共提高了9·9個百分點。表明農民工就業的組織化程度有所提高,政府提供的就業服務有所改善。但是農民工的非正式信息渠道和就業途徑仍然居于主導地位。20xx年初,75·6%的農民工在找工作的過程中沒有使用過政府組織和職業介紹機構,85·4%的農民工在找工作的過程中使用過親戚、熟人和老鄉等個人關系,82·3%的農民工獲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依靠親朋好友等個人關系,只有4·2%的農民工獲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過職業介紹機構和政府組織,5·8%的農民工則是將街上張貼的招工廣告作為獲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上述對農民工找到工作最有幫助的信息渠道與農民工獲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基本上一致。由于缺乏親朋好友等個人關系的幫助和政府與職業介紹機構的依靠,仍有11·6%的農民工認為找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沒有就業信息和沒有人幫助。

調查顯示,使用親戚、熟人和老鄉等個人關系找到工作的時間,81·6%的是在1周以內,11·7%的是在1個月內,6·6%的是在1個月以上,而未使用過親戚、熟人和老鄉等個人關系找到工作的時間,這一比例分別為70·4%、17·6%和12·0%。雖然在找工作的過程中,使用親戚、熟人和老鄉等個人關系比不使用個人關系能夠更快地找到工作,但是通過政府組織、職業介紹機構、報紙電視等媒體以及人才市場等正式渠道獲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農民工的平均工資,要高于通過親朋好友等個人關系和街上張貼的招工廣告等非正式渠道獲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農民工。在本次調查中,前者的月均工資為1 348元,后者的月均工資為1 267元,前者比后者高出81元。國家統計局農調隊的調查數據也顯示了類似的結論[2]。那么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為打工主要目的農民工,在找工作的過程中,為什么不愿意選擇能夠給他們帶來較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政府組織或職業介紹機構呢?主要原因是相關組織機構宣傳、服務的不到位以及這兩種方式本身的不規范、不完善,導致農民工不得已而選擇其他的非正式途徑。在本次調查中,6·8%的農民工認為以上兩種途徑費用太高,26·6%的農民工對以上兩種途徑缺乏信任,害怕被騙,13·0%的農民工仍然不知道利用以上兩種途徑,53·6%是由于有了親朋好友等個人關系的介紹等原因而放棄使用以上兩種途徑。

2.4 農民工超時加班現象依然嚴重,大部分農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

調查顯示,20xx年初農民工的勞動時間,每周平均6·5天,每天平均10·0 h,比20xx年3月的每周平均6·6天和每天平均10·01 h略有下降,但大大高于城鎮職工的平均勞動時間。在這種情況下,超時加班就成為農民工工作的常態。60·9%的農民工表示他們要經常加班,54·1%的農民工表示在節假日不能得到休息。由于大部分農民工是在制造業和建筑業就業,很多工種崗位具有勞動強度大、危險性高的特點,超時加班工作嚴重損害了農民工的身心健康。雖然農民工要經常加班,以犧牲健康權和休息權為代價,但是很多農民工卻得不到應有的補償。在經常加班的農民工中,有40·6%的沒有加班費。在節假日的加班中,更有60·1%的沒有加班費。

2.5 雖然農民工對企業和工種崗位的滿意度較高,但農民工的社會滿意度較低

20xx年初,農民工對目前打工的企業和工種崗位的評價較好,滿意度較高。在農民工對打工單位的評價中,對打工單位“很滿意”的占5·2%,“較滿意”的占25·3%,“一般”的占52·5%,“不滿意”和“很不滿意”的僅占14·6%和2·4%。農民工對目前的工種崗位感到“很理想”的占5·4%,“較好”的占29·7%,“一般”的占49·5%,“較差”和“很差”的僅占12·8%和2·6%。與20xx年相比,農民工對企業和工種崗位的滿意度都有所提高。從社會地位方面看,65·7%的農民工認為其家庭經濟狀況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47·6%的農民工認為他們的社會地位一般,20·3%的被訪者感覺社會地位不高,個人尊嚴方面曾經受到過傷害,9·6%的農民工擔心受城里人的歧視。

2.6 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障的意愿和實際參保率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許多制約因素

與20xx年相比,20xx年初,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障的意愿和實際參保率均有所提高。20xx年初,有66·5%的農民工表示愿意參加社會保障,比20xx年的參保意愿提高了11·5個百分點;實際參加工傷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的農民工分別占總人數的26·2%,8·0%,13·0%和4·8%,比20xx年分別提高了19·8,6·2,11·2和4·1個百分點。說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程度依然很低,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障的意愿和實際參保率都有待提高。

2.7 盡管大部分農民工愿意市民化,但他們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的障礙和困難

只有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過程才算完成,只有盡可能多的農民工成為市民,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格局才能改變,農民工問題才能最終消失,“三農”問題也才有可能得到解決。從目前的情況看,雖然大部分農民工愿意脫離農村、實現市民化,而且這種愿望還在增強,但是他們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障礙和困難。在接受調查的757位農民工中,在條件或政策許可的情況下,67·8%的希望脫離農村,成為真正的市民,這一比例比20xx年提高了13·3個百分點;不希望脫離農村,成為市民的農民工僅占32·2%。農民工希望成為市民的原因主要是城鄉在收入和生活水平、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以及社會地位上的巨大差距。調查顯示,在農民工希望成為市民的最主要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里人收入高,生活更好”、“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農民負擔太重”、“農民社會地位太低”,分別占33·7%,21·0%,13·9%,10·6%(見表1)。農民工不希望成為市民的原因主要來自城市的工作、生活壓力和風險。農民工不希望成為城里人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市壓力大,不如農村生活舒適”、“城市就業風險大,害怕失業后生活沒有保障”、“城市房價太高,買不起住房”、“城市生活費用太高”,分別占22·7%,21·9%,14·6%,11·2%(見表2)。

盡管大部分農民工希望脫離農村,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并沒有成為真正的市民。在694個樣本中,87·0%的農民工認為還沒有成為市民,5·8%的農民工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經成為市民,只有7·2%的農民工認為已經成為市民政策性因素是阻礙農民工成為市民的最主要原因。在沒有成為市民的農民工中,25·6%的認為是政策原因造成的,只有11·3%的是不愿意成為市民。此外,雖然有63·1%農民工的認為是自身還不具備成為市民的條件,但這并不是說這部分農民工真的不能在城市生活下去,而是恰恰反映了在目前的管理體制下,政府對農民工成為市民的條件要求過高,從而農民工也按照政府的標準來審視自身的條件。在農民工認為成為市民的最主要標志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有一份比較穩定的工作和較高的收入”、“取得了城市戶口”和“在城市購買了住房”,分別占37·9%,25·6%和17·7%。這些成為市民的標志或條件本身就是由現行的管理體制和政策設置的,在現行的管理體制和政策背景下,農民工確實很難具備這些條件。在影響農民工成為市民的因素中,92·3%的農民工認為最主要的因素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城市過高的房價,還有6·6%的農民工認為是農村土地制度。

農民工調研報告篇七

隨著我省農村信用社農民工銀行卡業務的開通，其方便、快捷的服務受到了廣大農民工朋友的好評，它為廣大農民工朋友們帶來了實惠。但是，這一業務在拓展中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

（一）宣傳和培訓工作不到位

自從我省農村信用社開通農民工銀行卡業務以來，許多信用社對該項業務的開通宣傳存在不夠積極主動的現象，或者存在宣傳效果不佳的現象，如很多信用社僅僅是粘貼一下上級單位統一印制的宣傳海報了事，再者就是宣傳沒有針對性，從而使得許多農民工朋友根本就不知道在農村信用社還有這么一項業務，也就使得他們無從知道去哪里辦、怎么辦這項業務。還有些信用社存在培訓工作不到位的現象，如有的信用社網點柜臺操作員工不知道如何辦理該項業務。

（二）農民工銀行卡業務范圍單一和受到時令的限制

目前，我省農村信用社所開通的農民工銀行卡業務范圍僅僅限于存取款業務，其他的業務功能幾乎沒有，業務范圍單一。況且，我省目前處于勞務輸出大省的地位，農民工銀行卡業務開通后，往往只有在碰到傳統節假日，如春節農民工大量返鄉的時候，才發生有一定的中間業務收入，而在其他時節，各信用社網點的這方面收入都較低。

（三）農村信用社的金融設施建設還有待加強

農村信用社辦理農民工卡取現業務一般是以柜面業務的方式辦理的，提供不了24小時的atm自動柜員取款機的取款服務業務，這些難以滿足農民工回鄉急需取現的業務服務要求。

（一）加強員工培訓。信用社上級單位應當制作統一的培訓材料，加強對各個網點操作員的培訓力度，讓各操作員對農民工銀行卡業務能更加重視。

（二）開展行之有效的宣傳。我省各縣級聯社要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開展宣傳，如可以利用農民工大量返鄉的春節期間做好業務宣傳工作。

（三）加強對農村信用社的金融設施建設。要加強對信用社atm機的投放工作，對較大的集鎮，特別是外地務工人員和外出務工人員都比較集中的集鎮，要設立atm機，以滿足農民工的用卡需求。

農民工調研報告篇八

__地處湘中腹地，下轄13鎮3鄉1個經濟開發區，是個傳統的農業大縣。為掌握農民工回鄉創業的基本情況，我縣近期組織了一次覆蓋全縣鄉鎮的大型調研活動，現將有關調研情況綜合整理如下：

我縣農村人口77萬，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全縣從事農業生產所需勞動力15.1萬人，農村剩余勞動力40.1 萬，每年新增勞動力1.5萬。近年來，外出務工人數不斷增加，跨地區外出務工人員14.5萬，外出經商創業人員4.15萬。這些外出務工及經商人員在外所積累資金、技術、管理、信息、理念等要素都達到了一定水平，返鄉創業成為一部分有經濟技術實力的農民工的最佳選擇，隨著國家改革開放步伐和惠農、優農政策的落實，在外務工經商有所成就的農民帶著在外所學的技術和積贊的資金回鄉創業致富，這部分人員達6000多人，占外出務工人數的4.13%。這些農民工回鄉創辦的企業特別是在創業初期興辦的實體，大多屬勞動密集型，用工量大、門檻低，吸納了大批專業技能相對較低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成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有效載體，促進了農民持續穩定增收，提高了經濟質量，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縣委縣政府的扶植下，我縣梓門橋鎮香鋪坳、杏子鋪鎮睦家塘兩個針紡織基地，及縣城五里牌和青樹坪鎮兩個針紡織產業園區，在近一兩年日益壯大，通過產業培育以及返鄉創業者的艱苦創業和積極帶頭，現在全縣針紡織企業發展到100多家，織機達10000臺，年產值達2億元，從業人員達120__人，其中女性占80%以上。位于杏子鋪鎮龍返村的經緯毛織廠由外出務工的返鄉女青年劉躍強于20__年創辦，擁有固定資產300余萬元，年創利稅40余萬元，解決當地農村勞動力就業200余人，工人工資最高達3000元/月，最低也有1200元/月。劉躍強還把在家鄉發展的經歷告訴在廣東的同行老鄉，號召他們回鄉辦廠，帶領家鄉群眾致富奔小康。在她的積極帶動和影響下，全鎮僅毛織織行業就迅速發展到45家，為家鄉的發展注入了一股強大的動力。她自己也先后被授予全國婦聯“創業女明星”，__縣首屆“十大創業女明星”榮譽稱號。位于梓門橋香鋪坳光明村的富強針織廠,占地面積20__平方米，廠房1200平方米，年產值500萬元左右，年純利達30余萬元，共安置勞動力110多人，該廠農民工月收入900元—1300元不等。該廠法人代表胡新禮原來在廣東從事針紡織產業，于20__年底回鄉創業，他籌集資金50多萬元租用已閑置的光明小學，招用了附近剩余勞動力100多人。通過近三年的艱苦創業，其企業越做越大，胡新禮本人成了當地一富，還增加了當地農民的收入，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據統計，僅光明村先后就新創辦了規模不等的針織企業8家，轉移勞動力近1000多人，目前針織行業生產情況良好，企業規模不斷發展壯大。

我縣三塘鋪鎮的鑄鋼行業已逐漸形成規模，1000萬以上資產的鑄鋼廠有8家，規模不等的小型鑄鋼廠有100多家。這些企業大多是農民工所創辦，現在這些企業已帶動了當地經濟，增加了當地農民的收入，共轉移農村勞動力3500人。位于三塘鋪鎮長江村的__縣添福冶金機械有限公司由__縣首屆“十大創業女明星”鄧錫華創辦，公司擁有固定資產800余萬元，年產值近3000萬元，年創利稅300余萬元。位于三塘鋪鎮開發區的五星鑄鋼廠，其創辦者戴朝華于1995年開始籌資創業，至今，已發展成占地40余畝，累計投資600萬元，年總產值達20__多萬，年利潤約212萬，吸納附近農村剩余勞動力135人的鑄鋼企業，在廠工作的農民工年平均收入達2萬元左右。目前在這些創業帶頭人的帶動下，將會有更多的農民工回鄉創業。

近來年，我縣為承接沿海產業梯度轉移,加快推進工業化，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解決我縣縣域經濟結構性矛盾，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增加農民收入。不斷優化經濟環境，吸引務工能手回鄉創業，直接反哺我縣經濟發展。主要的措施有幾點：

（一）加大招商引資力度。一是依照相關法規，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和出臺招商引資回鄉創業的優惠政策，如在稅收、工商、征地及其他收費上提供一定的政策優惠，積極引導較大規模的企業聚集發展；鼓勵和支持村組利用集體荒山荒坡、空坪隙地與企業主合股興辦企業，土地可以實施租用；鼓勵和支持農民利用閑置土地和房屋創辦小型企業。還如對回鄉創業者優惠提供生產用水用電，水電費按生活用水用電價格收取。二是允許所創辦的企業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派駐常設機構，與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建立長期穩固的聯絡通道，實行長駐招商。

（二）拓寬回鄉創業的企業投融資渠道。鼓勵銀信部門向這些勞動密集型的回鄉企業主貸款實行從簡從快優先辦貸的優惠政策。

（三）規范企業法人的權利和義務。一是企業主對企業擁有充分的自主經營和管理權，在政策和法律法規的許可下，享有生產自主、用工自由的權利。二是所辦企業必須依法與勞動者簽訂

勞動合同，依法建立和完善各項規章制度，切實維護用工單位和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四）加大對民工的培訓力度。盡快提高其業務技能和操作水平，以適應企業的需要。

（五）制訂出臺有關優惠政策。在縣城區域內投資創辦的部分企業如針紡織企業，其本人和其直系親屬可憑國土部門的土地使用證和有關戶籍資料到縣公安局辦理城鎮戶口，戶口辦理只收工本費，其子女入托、入學、就業按國家相關政策辦理。

我縣農民工回鄉創業尚處于自發、起步階段，創業難度大，還存在一些問題與困難。

一是資金缺乏。回鄉創業人員雖然在回鄉時積累了一定的資金，但遠遠不能達到創辦企業、搞活生產性經營的需要。然而當前的金融制度和服務還不能滿足農民工回鄉創業的需要，金融機構貸款門檻高，農民工大部分也無財產抵押，更難找到擔保人。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單戶貸款額度小，利息高。而小額擔保貸款尚未將回鄉創業農民工納入范圍，因此導致農民工回鄉創業很難獲得所需資金方面的援助。

二是人才缺乏。回鄉創業農民工所創辦的實體大多屬微利項目，規模不大，產品單一、技術含量較低，工資待遇、工作條件以及創辦地的生活水準、環境和物質文化條件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導致本地人才和優質勞動力大量流向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掌握了一定生產技能的技術人才流動性更大，即使工資待遇與本地企業差不多，他們也更愿意外出務工以增長見識，開闊眼界，以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和積累更多的資本。

三是創業者文化素質偏低，缺乏經營管理能力和經驗。由于許多回鄉創業者自身受教育程度較低，專業技能知識和管理水平受到了限制，缺乏創業理論和實踐經驗。很多人營銷觀念落后，市場開拓能力差，缺乏長遠眼光。其所創辦的企業大部分處于小規模、低效益的狀態。管理也不夠規范和完善。很多是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不規范的管理導致了生產效率不高，產品質量參差不齊的現象。同時對于各項政策理解不透也導致了這些小型企業存在著一些違規行為，導致了企業的抗風險能力低下，很難適應激烈競爭的市場經濟。

四是投資環境不夠寬松，激勵機制的健全程度尚不能完全滿足回鄉創業者創業的需要。創辦企業的手續辦理比較復雜，有的部門對待回鄉創業者的優惠政策尚不能完全落到實處。

五是信息技術缺乏，投資盲目性大。一些回鄉創業人員在外打拼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是回鄉后對當地實際和市場需求不能準確把握，不能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來更好的經營及管理，造成其企業管理與當地實際情況不相適應。對產品的營銷也存在著信息不暢通的現實情況，營銷手段因此缺乏。在投資上有一定的盲目性，達不到最佳的效果。企業的競爭能力較弱，后續發展面臨難題。

一是建議根據實際需要，將農民工回鄉創業生產經營場地和后續發展用地納入城鄉發展總規劃。鼓勵投資興建各類專業市場，綜合市場、標準廠房等。在金融方面，對符合市場要求、有發展前景、效益好、的企業，可以放低貸款門檻，在貸款額度、時限上適當放寬限，滿足農民工回鄉創業的中長期投資需求。還可根據實際情況將回鄉創業農民工納入小額擔保貸款范圍。以吸引外出人員回鄉創業。

二是加大創業培訓及農民工轉移培訓力度。不僅要對外出務工尚未創業的農民進行創業培訓，已經創業的農民及即將創業的農民更要進行創業能力的培訓。通過培訓全面提高他們的業務素質、文化素質、特別是創業理論知識和相關的法律知識以及對政策知識的理解。著力把他們培養成為適應市場競爭的農民企業家。同時針對所辦企業的需求，加大對廣大農民工的轉移培訓，針對不同行業、不同工種，分期分批的進行相應的技能培訓、職業道德培訓等。以提高農民工素質，提高企業生產效率，解決回鄉企業人才缺乏的難題。

三是進一步優化農民工回鄉創業環境。各級政府部門，要積極為農民工回鄉創業提供支持和扶植，為回鄉創業者開辟綠色通道。特別在用地及稅收方面給予政策優惠，在行政審批、信貸等方面提供優質、方便、快捷的服務。不斷加強回鄉創業環境建設，增強回鄉人員創業信心，吸引更多的農民工回鄉創業。

四是優化創業環境。對回鄉創業企業要規范收費項目，制止亂收費行為，營造良好的創業環境。要建立完善規章制度，嚴格執法，對損害企業利益、發展環境的行為要依法依規進行處理。努力創造寬松的創業環境。

五是發揮典型示范帶頭作用，營造創業的良好氛圍。對回鄉創業的典型事跡進行廣泛的宣傳和大力的獎勵及支持。充分發揮其帶頭作用。形成以創業帶就業，以就業促創業的良性互動格局，實現回鄉創業“一人創業，致富一方”的良性循環。

總之，對農民工回鄉創辦的企業，在人才引進、資金支持、政策扶持、教育培訓、政府獎勵方面要優化服務。各部門應為農民工回鄉創業開辟“綠色通道”，降低創業門檻，引導行業協會等各類社會中介機構，為農民工回鄉創業提供創業輔導、信息咨詢、技術支持、人才引進、員工培訓、風險投資等各方面的服務。要把生產性服務業作為擴大就業的主攻方向，認真制定和落實加快發展服務業的各項政策，引導各類資金，特別是民間投資進入服務業領域。積極鼓勵社區服務業、餐飲、旅游、娛樂等行業快速發展，以增加就業崗位和財政收入。要大

力推進“回歸工程”，將引導、支持農民工回鄉創業作為優化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加快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步伐，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切入點，為__經濟發展注入勃勃生機和活力。

農民工調研報告篇九

作為一名法律專業的學生，自然的關注著法制的發展和建設，“農民工”是當今比較熱門的話題，同時是值得關注和關心的群體。10月24日溫總理親自為農民工討薪的行動引發了全國范圍內的“清欠”大潮。

誠然，工資對于農民工來說是全部的生活寄托，一旦沒有保障，發生拖欠，極易引發社會矛盾，不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成為影響當今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同時，被寄回家鄉的工資，具有外溢效應，是農村最重要的資本積累，一旦被割斷，將不利于農民的增收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著眼于此，本文將調研目標定為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他們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沒有優越的生活條件、沒有足夠的力量保護自己為自己伸張正義，這樣一個群體在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時他們是如何面對的？他們采取了什么手段保護自己的利益？社會上是否有這種機構援助他們？通過對沈陽市法律援助中心在處理農民工欠薪個案的分析基礎上，并采取隨機問卷調查的方式，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度思考，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

（一）案件介紹

4月22日至9月末，肖某承攬了沈陽太美幕墻網架工程有限公司四處工地的網架工程。隨后，肖某雇用康文泉等23名農民工，并約定了勞務報酬標準。這些農民工在工地如約付出勞動后，卻分文未得。農民工們多次找到沈陽太美幕墻網架工程有限公司和肖某索要應得的工錢，但對方卻拒絕支付，致使23名農民工生活無著，甚至露宿街頭。

10月25日，沈陽市總工會的農民工維權車在街上宣傳時，遇到了走投無路的康文泉等人。總工會經協調未果，就將23人介紹到沈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中心指派遼寧四洋律師事務所的3名律師及沈陽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孫輝、劉越嶺、李靜、張連華四名專職法律援助律師，共同代理此案。

（二）案件結果

苦干了5個多月，23名農民工的工錢卻遲遲得不到兌現。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幫助下，這些農民兄弟終于討回了自己應有的權益。12月12日下午，皇姑區法院對此案作出一審判決：判處被告肖某給付康文泉等23名農民工工資計4萬余元，被告沈陽太美幕墻網架工程有限公司承擔連帶責任。至此，拖欠半年的工程款終于有了著落，23名農民工可以回家安安穩穩地過新年了。

1、了解法律援助手段

農民工是一個知識含量較低的群體，他們了解社會動向的方式很單一，他們沒有機會看電視。看報刊雜志，對于他們來說也只是在閑暇時間，互聯網就更不用提了，對于他們來說是天方夜譚。根據調查顯示，他們了解法律援助的方式最多的是報刊雜志，最少的是互聯網，其余三項所占比重適中，這就不得不讓我們沉思，運用什么手段才能讓這個弱勢群體了解到這種捍衛自己權利的方法，據調查可見應該在報刊雜志上大肆宣傳，同時增加法律援助中心的宣傳活動，真正做到“服務于群眾”。

2、法律援助的知曉度

在調查的人中我們統計到有69.4%的人聽說過法律援助，但是在農民工群體中對法律援助這一概念的理解還存在著較大的偏差，在100位調查對象中，僅有6位（5.4%）正確回答了法律援助所包含的內容。

通過對沈陽市法律援助中心處理農民工欠薪個案的分析，結合社會問卷調查的結果，本文認為，要想真正解決好“農民工欠薪”問題，需要全社會各個部門的通力合作。為此，本文從七個方面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和建議：

（一）加大普法教育宣傳，突出強調重點。

由于調查中我們發現，當今在維護農民工權益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問題并非是農民工缺乏維權意識，而是維權能力相對較低。因此相關部門有重點地加大關于維權能力的教育，如保存能夠證明與雇主存在債權債務關系的欠條、結算單等有效證據，同時要求在書面證據上記載“勞動量”、“應付工資”等必要內容。其次，要向農民工宣傳黨中央和各級政府的有關文件精神，向農民工解釋各級司法機關的審判程序和訴訟風險。使得農民工既能打得起官司，又能打得贏官司。

（二）要堅持以人為本，靈活處理農民工突出的困難。

對于因長期工資被拖欠或突發事故使生活陷入困境的外地民工，采取先行辦理制度，打破地域和管轄限制，以首問負責形式讓援助工作人員直接介入實施法律援助，幫扶和解救民工出危難后，再補辦相應的法律援助手續。降低法律援助的門檻。

（三）修改并完善現行法律制度，制定專門的有關法律援助方面的法律法規，解決農民工權益保護的法律障礙。

農民工調研報告篇十

我國農民工正在經歷代際轉換，“新生代”農民工盡管文化程度較父輩高，競爭意識、平等意識、自我保護意識增強了，但由于缺乏相應的技術能力，他們難以擺脫低層次的打工狀態，于是就有了職業期望值較高與素質較低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亟須——

“新生代”農民工的思想狀況

現時社會普遍認為，我國農民工正在經歷代際轉換，于是就有了“新生代”農民工”的說法。

“新生代”農民工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與其父輩即第一代農民工相比，基本上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對土地的眷戀、依賴程度大大下降，在城市打工若干年后回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生活預期很低，反之，對城市的認同，對城市生活的預期很高。

二是雖然文化程度依然較低，但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已超過60％，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超過10％，且約有30％以上的人接受過就業培訓。盡管他們在城市從事的職業還是屬于勞動密集型工作，但就業結構有所改變，更多的人進入工廠和第三產業，在相對好的環境中工作。

三是更重尊嚴、健康與發展。盡管掙多的工資仍是他們到城市務工的主要動力之一。但他們在挑選工作時，往往追求人格平等。對那些具有濃厚排外色彩的企業與城市，即使工資較高，待遇較好，不少農民工也會選擇跳槽或離開。這是“新生代”農民工的鮮明特色，也是社會進步的標志。

四是融入城市生活和共享發展成果的愿望更強烈。“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更多的是為自己尋找更大更好的發展空間，分享現代城市文明成果。

五是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更強烈，表現出比其父輩明顯得多的文化氣息。超過30的農民工在工作之余選擇學習，有高達56％的人希望當地有關機構組織開展技能培訓；他們不滿足于簡單的、低層次的活，希望能夠在工作之余，享受豐富多彩、貼近實際、健康進步的精神食糧。

六是競爭意識、平等意識、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強。他們不堪忍受被城市排擠、被城市人輕視，在自身人格和切身利益長期被忽略甚至損害的情況下，他們會表現出逆反心理。

七是面臨“技術困境”。“新生代”農民工盡管文化程度較父輩高，但隨著城市對高技術勞動力需求越來越強，他們現有的技術水平和工作能力滯后于社會發展的需要，他們由于缺乏相應的技術能力，難以擺脫低層次的打工狀態，于是就有了職業期望值較高與素質較低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維護農民工權益工作亟須改進乃至創新，立足點和落腳點，就是適應“新生代”農民工的思想實際。

把農民工問題放在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加以考量

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帶來了農民工問題，解決農民工問題貫穿于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始終。

從過去近30年的工業化、城市化歷程來看，農民工進城務工，不僅為工業發展、城市發展作出了貢獻，而且在務工中逐漸接受了城市文明，使之能更容易、更自然地融合到城市之中。這種通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漸推進城市化的進程，是目前切實中國國情的工業化、城市化的方式與途徑。

從今后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趨勢來看，農民工的非農化和產業工人化及其整體素質的提高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健康發展及其升級的基本條件。有學者認為，在中國勞動力在很長時間里豐裕的條件下，現實的道路可能只能是制造業立國。而中國要從一個制造業大國升級為制造業強國，則取決于勞動者整體素質的提高。因此，解決農民工問題，提高包括農民工在內的中國職工隊伍的整體素質，就成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過程的一個關鍵問題。要提高農民工素質，當然要切實搞好農民工培訓教育。但如果不能讓農民工安居樂業，農民工的培訓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因為一個流動狀態的農民工接受任何技術技能培訓都將是臨時的不確定的，這種狀態不僅會使農民工接受技術技能培訓的積極性、主動性受到挫傷，而且將使技術技能培訓很難取得真正成效。因此，搞好培訓、提高素質與改革戶籍制度、讓農民工融入城市、安居樂業是相輔相成、互相制約的。所以，我們必須從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大局出發，調整現在的法律和政策，才能不斷推進農民工問題的解決。

解決農民工問題必須著眼于制度建設

“新生代”農民工凸顯出來的問題，相當程度是制度造成的。因此，解決農民工問題，調整現有法律和政策，必須著眼于制度建設。

農民工權益問題是社會結構和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這種制度性的因素不是一個或若干制度，而是一整套制度的設計和安排，諸如勞動就業制度、城市用工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人口遷移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人事制度、財政制度、組織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造成的，這些制度從總體上使農民工在城市社會中受到整體排斥，致使農民工權益缺乏制度性的長效保護機制的維護。十多年來，各級政府對農民工權益的維權，多是非穩定、非持續的政策、措施或檢查。因此，有必要建立制度性的維護機制，使農民工權益保護規范化、法制化和長效化。概括地說，一要政府牽頭統籌規劃、合理引導，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加大工作力度，采取綜合措施在全社會形成理解、關心、維護農民工權益的良好氛圍。二要通過多種途徑，使法律成為保護農民工勞動權益的最有效手段。而不是僅僅靠政策性措施和臨時性突擊檢查來維護農民工權益。三要建立城鄉一體化勞動力市場，建立城鄉平等就業準入制度，改革勞動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促使勞動力的充分流動，構建城鄉一體、競爭有序、高效公平的勞動力市場體系。四要積極推進多層次全方位的社會保障體系，切實解決農民工的工傷、醫療、失業、退休養老以及社會救助問題。五要構筑保護農民工權益的社會支持系統。政府、工會、社區、用人單位、血緣和地緣等六個層次的力量要相輔相成，有機結合在一起，構成城市農民工完整的社會支持系統。六要增強農民工群體的維權意識和組織能力，特別要把農民工從地緣和血緣組織轉移到正式的工會組織中來，使其信息傳達和利益訴求渠道合法化、制度化，從根本上依法有序地維護農民工權益。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教育農民工農民工既需要工會在其經濟、勞動權益上的維護，更需要在文化上的引領教育。這樣更符合其長遠利益和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內在要求。因此，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應想方設法豐富農民工的文化體驗，使他們在體驗城市文化之中，在與城市文化互動之中加速其農民工角色與身份的轉換。要圍繞提高農民工隊伍的思想道德素質，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和“愛國、守法、誠信、知禮”的現代公民教育。在開展這些教育活動的時候，應突出三個方面：一是規范。行為規范是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自覺遵守各種規范是素質高低的外在體現。二是道德。道德或道德取向的背后是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倫理觀等，是素質高低的核心所在。應對農民工加強榮辱觀教育引導，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三是參與。讓農民工成為職工代表，組織農民工參與到企業的經營管理中去，讓農民工感到，工人階級對國家、企業事務的參與，不是個人的參與，而是組織的參與。要把思想道德教育與各種各樣的群眾性文化活動結合起來，最大限度地組織農民工參與，讓農民工在參與活動中實現自我教育、自我約束、自我提高，在參與中逐步形成良好的行為規范，形成知榮棄恥、褒榮貶恥、揚榮知恥的道德風氣和道德價值取向，達到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教育農民工的目的。切實提高農民工的科學文化素質，充分發揮工會的大學校作用農民工文化素質普遍較低,這不僅制約他們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權益享有和實現能力，而且也制約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政府、工會、企業、社會各方都有責任切實提高農民工的科學文化素質。要發揮工會組織的優勢，搞好企業培訓和工會集中培訓。中國工會上百萬個基層工會，應協助、監督企業按照法律規定，提取職工培訓經費，用于職工在職教育培訓。當前在職教育培訓，要突出農民工群體，有計劃有步驟地提高其文化、技能水平，使之適應企業發展和城市發展需要。農民工達到一定數量的地區，工會應設立農民工學校。辦學模式應根據各地情況采取多樣化形式。要做到多元化多渠道多層次提高農民工的科學文化和技術技能素質。

“創建學習型組織，爭做知識型職工”活動應不斷地向非公企業延伸，最大限度拓寬活動的覆蓋面，把盡可能多的農民工涵蓋進去。據調查，“新生代”農民工深知自己融入城市的“資本”——文化、技能不足，因此，最希望掌握的知識是與工作相關的知識、計算機和經營管理知識，這樣不僅可以找到自己較為滿意的工作，將來還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創爭”活動應把農民工這樣的愿望與企業愿景相結合，引導他們把學習、提高的愿望持續發展，以關心、鼓勵的態度動員、組織他們主動學習、自覺學習、不斷學習。“創爭”活動必須立足現實，著眼長遠，不能滿足樹立、表彰了少數先進典型，而是要堅持不懈地把提高農民工素質，以文化教育農民工，使之融入城市作為自己的戰略任務，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出“創爭”活動的文化價值。

農民工調研報告篇十一

為全面掌握轄區勞動力就業形勢特別是農民工節后返崗就業情況，龍眠街道通過實地走訪、電話問詢等方式對節后農民工返崗情況和就業情況進行了全面調查摸底，并進行了歸納和分析。形成調研報告如下：

龍眠街道轄6個行政村、7個社區，街域總人口5.44萬人，其中農業人口1.65萬人。通過調查統計，20xx年，龍眠街道在市外（桐城市外）務工人口0.66萬人，返鄉約0.48萬人，市內本地農民工約0.2萬人。農民工節后返崗就業形勢穩定。其75%的農民工已返回工作崗位，15%的農民工處在留鄉創業、就地擇業兩者間徘徊，10%的主要來自山區的農民工準備待茶季結束后再外出就業。省外就業主要分布在北上廣和江浙一帶，約占出省就業人員的70%。年齡構成上，以70后為主，80、90后新生代農民工隊伍正在壯大中。外出人員與總人口的比例距離城區較遠的山區村較大，如街道黃燕村總人口數是1442人，外出務工大約600多人。根據調查，外出務工人員從事的行業只要集中于傳統的建筑和裝潢行業，其中涌出很多如東盛村的楊海在上海的統帥集團那樣的規模企業和成功人士。在20xx年街道和各村居舉辦的在外杰出人士懇談會上，不乏農民工的優秀代表。

1、節后農民工返崗率漸降。根據電話調查問卷分析，接受調查的300名農民工中有220名表示春節后會返回現在崗位工作，48名不會返回，32名目前還不確定，返崗率達到75%，距離上年度下降8%。愿意返崗的原因中，有50%的農民工是因為習慣了作業內容和工作環境，35%是因為所選擇的城市更有利于自身學習提高和對下一代的教育和培養，10%是由于返崗單位工資待遇好，5%是因為購買了住房及其它原因。返崗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外向型經濟走低，造成就業、待遇等都不穩固，因此更多的人在無法保障穩定就業的情況下愿意選擇回鄉就業和創業，本地企業不斷提高薪酬待遇，改善工作環境，滿足了農民工對務工生活的心理預期，就近就地就業趨勢加大。

2、農民工就業選擇和利益訴求多元化。隨著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隊伍的壯大，就業選擇從傳統的建筑工地更日趨傾向于安全、舒適的工作。因此建筑行業、作業環境臟亂差的行業對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吸引力逐漸變小。農民工就業的領域更廣，大概40%的農民工進電子廠、服裝廠，類似“產業工人”，另外60%廣泛分布裝潢、餐飲、物流、建筑工地等行業中。對第一代農民工來說，“提高工資待遇”依舊是該群體最大的訴求，相較于老一代農民工，新一代農民工的訴求更加多元，薪酬高低已不再是他們找工作的唯一標準，他們更看重工作環境、生活品質、職業發展等因素。

4、用工難和就業難同時存在。根據街道不完全統計，龍眠轄區內工商業總的就業大概1萬多人，全市估計10萬人。大量農民工外流讓我地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出現不同程度的用工荒，經政府多方協調解決，尚有不少缺口。綜合全市農民工就業形勢，勞動力總量充足，但“合適”的勞動力不足，結構型短缺已經成為新常態。經過多年發展，龍眠轄區形成輸送機械、羽絨家紡、包裝印刷、電線電纜和農產品加工等五大產業，需要大量高素質、復合型的人才，在本地很難招到熟練和充足的員工。

1、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議市級層面結合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研究制定農民工創業政策，以投資補助、貸款貼息、創新創業引導基金等方式積極引導有技術、有資金、有創業能力的返鄉農民自主創業，發展鄉村特色餐飲、旅游、服業等三產融合產業。結合桐城近年來形成的產業集群和產業發展實際，鼓勵經濟開發區、各鎮街工業園項目建設農民創業園、科技孵化器、小微企業創業孵化基地，為創業者提供創新創業平臺。進一步健全返鄉農民工創新創業工作體制機制，完善政策支持和配套服務體系，從而扎實推進“農民工回鄉創業工程“。

2、著力提升就業技能。以80后、90后為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大都中學畢業后直接外出務工，既沒有老一代木工、瓦工、鋼筋工的專業技術，所從事的也大都是力氣活，要化解“用工難和就業難”這一矛盾，需大力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幫助農民工提升就業技能，促進農民工就業由“體力型”向“技能型”轉變，也為企業用工找到“合適”的用工對象。

3、完善就業服務體系。針對務工信息傳輸不暢通，鄉村勞務人員基本得不到正規渠道信息等情況，加大市、鎮街、村居三級就業服務平臺建設力度，強化平臺職能，全力做好信息發布、公共職業介紹、職業指導和推薦培訓等工作，定期舉辦各類勞動力招聘會。加大企業空崗報告制度的推廣完善力度，使各大園區勞動用工供需情況掌握在勞動就業部門手里，發揮好基層基礎平臺的“穿針引線”作用，為農民工就業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精準的服務。

4、優化企業用工環境。近年來，外出務工的性價比越來越低，與此同時，地方經濟逐步發展，家鄉對農民工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大，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民工就近就地擇業就成為一種理性選擇。但多數農民工普遍反映，本地企業上班時間長，工資低，假期少，因此規范企業用工，及時查處不簽訂勞動合同、拖欠工資、超時加班等損害勞動者權益的違法行為，依法保障員工的正當權益勢在必行。

5、營造返鄉創業氛圍。鄉村振興，關鍵在人。為徹底解決鄉村人口大量外流，村莊日益凋敝的事實，吸引“農民工返鄉創業”這項工作尤為重要。為此，建議每年要充分利用春節這一契機，舉辦專場招聘會，發放返鄉創業政策宣傳單頁，面對面向前來咨詢的返鄉創業人員講解各項扶持政策。廣大鎮街干部進村入戶，大力宣講國家各項惠農政策，利用鄉情、親情、友情和我市駐外招商機構及行業協會鼓勵農民工成功人士返鄉創業，增強外出務工人員建設家鄉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大力選樹農民工創業成功典型，在返鄉農民工中，培養和挖掘一批鄉賢，發揮鄉賢文化的道德張力，使尊重農民工創業、推崇農民工創業成為全社會的良好風尚。

伴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地生根和惠農政策的逐步普及，農民工長期向城市和發達地區單向轉移的舊格局將會逐漸被打破，必然會呈現出雙向流動的新局面，“返鄉潮”則為期不遠。

農民工調研報告篇十二

隨著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走向城市成為產業工人。近年來發生的農民工工傷事件令人震驚，且農民工在工傷認定、醫療救護、康復及待遇補償方面頗費周折，因而農民工的職業安全與工傷保險在我縣發展經濟，構建和諧社會的建設過程中成為政府不可忽視的緊要問題，因此，解決好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問題，不僅是維護農民工權益，也是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保證。

縣是一個13萬人的小縣，全縣工傷保險參保繳費人數9045人，其中鄉鎮中小企業的參保人數為861人。縣城工業園企業工傷保險企業參保情況比較好，基本上可達到95%以上。鄉鎮小企工傷事故率高，且員工絕大數人都是農民工。發生工傷事故的原因是許多企業技術要求較低，為了節約成本，很多企業在簡陋的廠房里采用了安全性能差、勞動安全沒有保障的舊機器。在這種危險的工作環境下，員工又缺乏必要的勞保設備，加上加班加點的工作，身體疲乏，注意力不集中就造成了工廠工傷事故的.多發。調查中發現，許多農民工對勞動法、工傷保險知道的很少，把工傷保險混同為商業性保險，甚至認為工傷保險是“正式職工”的事，與自己這些“臨時工”不沾邊。由此可見許多農民工對工傷保險缺乏必要的了解。

企業對工傷保險特別是為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認識不到位。調查中發現，各類企業普遍存在工傷保險“不劃算”的錯誤認識。有的企業認為，農民工素質低，人員流動性大，人員不容易管理，加上企業只顧眼前利益，只算眼前賬，認為為他們參加工傷保險會增大企業成本，不利于企業在竟爭中的生存和發展，因而不愿為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且在農民工發生工傷事故時，許多企業不但不積極救治，反而百般拖延、拒絕支付農民工補償、醫療救治等合法費用。

農民工發生工傷后，未參保的用人單位不積極主動地申請工傷認定，也不按法律規定向農民工支付工傷待遇。《工傷保險條例》中規定，職工發生事故傷害或者按照職業病防治法規定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的，所在單位應當在30日內，向勞動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而大部分農民工發生工傷都是由自己或其親屬來申請工傷認定。勞動者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需要暫停工作接受工傷醫療的，在停工留薪期內，原工資福利待遇不變，由所在單位按月支付。如果用工單位不給勞動者上工傷保險

農民工調研報告篇十三

近年來，建筑業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頻發，進而引發了不少的社會矛盾。為貫徹落實《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切實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問題的通知》精神，加強建筑業農民工管理，規范企業用工行為，進一步研究解決建筑業存在的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城鄉規劃建設局建管科以泓泰臵業有限公司工地為例對我市的建筑業農民工工資支付和勞動合同簽訂情況進行了調研。

（一）我市建筑業企業主要用工形式

我市建筑業企業使用農民工主要有二種形式：一是農民合同制職工，基本上是長期跟老板合作的農民工，此種農民工與老板要么是同鄉，要么是家族關系；或者是有技術的施工員、預算員。二是“包工頭式用工”，此種用工臨時性較強，基本上是當地農民工，因工程需要，臨時在當地聘用。

（二）勞動合同簽訂情況

1、勞動合同簽訂率。總體來說，建筑業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較低。據統計，建筑業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為20%。我市建筑業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不到5%。

不同的用工形式，簽訂勞動合同的情況存在很大差別。對農民合同制職工，企業大多與之簽訂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包工頭式用工的，包工頭與企業簽訂勞務用工協議，包工頭與農民工多為口頭協議。

2、勞動合同內容。建筑業農民工勞動合同內容不規范。企業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中，只有少數明確了工作崗位、工作任務、工作要求、安全生產注意事項、安全生產責任、用人單位的有關規定制度、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工資待遇等；多數只對工作任務、工資支付時間和安全生產責任作了約定；個別的勞動合同條款還與法律規定不一致。 （三）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

包工頭對農民工普遍實行計件工資制。大多數包工頭能按照約定按時支付工人工資。包工頭主要使用的是施工員和材料員，這兩個人一般是合同制的，工資也是按月約定工資，這兩個人的工資大部分能夠按月足額發放。其它的農民工一般與包工頭下面的各工種的班組長打交道，包工頭把工資發給各工種班組長，由班組長把工資發給農民工。因受建筑工程施工、驗收和結算階段性的影響，普遍采取按年節預支，年底或工程結算后全部兌付的工資支付辦法。預支付工資數額能夠保障農民工的基本生活。農民工急需用錢時，可以向包工頭預借。

（四）農民工的現狀

1、已出現年齡斷檔趨勢。建筑業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施工現場的機械化作業有限，難以從根本上替代和解決施工現場的手工操作問題。現在所使用的農民工大都在40-55歲之間，而30-40歲的農民工已不多見。從年齡上看，已出現斷層，帶來用工荒的問題。由于從事建筑施工生產的工人出現青黃不接，農民工作為建筑業勞動力的主要提供者，對建筑業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已構成威脅。

2、技術技能水平不高。從調查的情況來看，農民工持證上崗率約為10%，大部分沒有進行過操作技能培訓。放下手中的農具，來到施工現場，就成了建筑工人。雖然在施工前，都有技術人員對他們進行書面交底和現場技術口頭交底，但很多工序因為之前從未干過、更沒見過，難以提高其技術技能水平。

3、安全意識不高。根據調查統計，從建筑工地出現安全事故頻率來看，60%的農民工受到過傷害。在施工作業之前都要進行三級安全教育，但現場經常看到農民工不戴安全帽，將安全帽丟在一邊，休息時將安全帽當成臨時凳子使用。從業農民工的安全意識有待提高。

4、施工質量和效率較低。農民工來自農村，沒有受過專業培訓，對施工現場的施工也一無所知。其生疏的操作技能，導致生產效率低下。四五級工才能做的活，讓一二級工

去做，難以保證質量。在施工生產中出現了質量問題，必須推倒重來時，他們就不干了，他們要求做了活，就要給工錢，重做不給工錢就走人。

5、季節性因素影響工期。不論施工現場多忙，在農忙季節，他們都會離開工地回家忙農活。農歷的年節日，農民工都是要回家的，不論施工現場有多大的事。因此，農民工的季節性因素不僅直接影響工程工期和質量，而且無序流動，給施工現場的管理帶來很大的難度，出現了季節性用工難的問題。

6、法律維權意識淡薄。大部分農民工不知道簽訂勞動合同，只是口頭上約定所做工種的價格，做完后結清。到工作做完后，守信的老板就會結清，不守信的老板就會拖。很多來我局投訴的農民無任何憑據。因此，惡意討薪，或“討薪專業戶”，就有了滋生的土壤。

（一）拖欠工程款、通過包工頭支付是工資拖欠的主要原因

拖欠工程款是拖欠工資的主要原因。建筑業企業由于拿不到工程款，無法保證職工工資的足額支付。工程款分“步、項”結算的方式，導致建筑業企業職工工資難以按月足額支付。而包工頭的參與是造成工資拖欠的另一主要原因。大量無法人資質的包工頭參與建筑工程承包，使用工管理、工資

支付和權益保護等各項監管措施難以有效落實，最終導致建筑勞務市場秩序混亂，用工不規范。有的包工頭領取工程款后，故意克扣，甚至一走了之，造成農民工工資難以及時足額發放。

（二）用工主體不合法，導致勞動合同簽訂主體缺失 目前，建筑勞務隊伍“有資質無人員、有人員無資質”現象較為普遍。注冊成立勞務企業必須納稅，而建筑勞務分包利潤率很低，另因勞務企業資質標準較高，組建難度大，致使目前建筑市場上承攬工程的大多數勞務隊伍沒有取得合法資質。大量無合法勞務分包資質的勞務公司和包工頭不具備簽訂勞動合同的主體資格，尤其是一些承攬工程的包工頭直接從社會上招募農民工或從農村家鄉帶出一批親朋好友，更不具備簽訂勞動合同的主體資格。同時，由于無組織的零散用工無法實行有效管理，致使少數包工頭有機可乘，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給工資追討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三）行業特殊性和企業、農民工缺乏積極性，導致勞動合同簽訂率低

一是建筑業用工具有階段性和臨時性，建筑業農民工具有很強的流動性，這給簽訂勞動合同帶來困難。企業與農民工多以口頭協議代替書面勞動合同。二是農民工自身文化素質偏低，維權意識不強，認為沒有必要簽訂勞動合同，或擔心要求簽訂合同會影響工作機會的獲得。

農民工調研報告篇十四

19xx年以后，大量農民涌入城市，成為城市的產業工人，也就是媒體所稱的“農民工”。“農民工”這個概念的出現是國家將公民劃分為城鄉兩種身份的的結果，具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在許多城市中，農民工已經成為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卻不被他們所服務的社區所接納，甚至被排斥。他們在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社會位置，他們的社會身份決定了他

們無法享有與城市居民同樣的權利。傳承人類文化、向社會提供消息和娛樂為己任的都市媒體對農民工的報道，存在著失衡的狀態。

媒介對農民工的污名化

社會學家孫立平指出，在我國城市中，對農民工的污名化現象普遍存在。骯臟、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等，在某些報道中似乎這些就是農民工的特征，一個地方一旦發生了刑事犯罪，人們也總是首先將懷疑的目光投向進入城市的農村人。中國傳播學會會員、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生李紅濤曾對《工人日報》、《北京晚報》、《成都商報》三份報紙一年間的112則報道樣本做了內容分析，結合“以農民工為主角的個體事件報道中的事件類型”，考察了“農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結果發現，農民工在媒體報道中完全純負面形象的比例為9.8%，若將負面形象與“被侮辱與被損害”形象中偏向消極的形象建構累加起來，應該在20%～25%之間。在個別事件的報道和一般化的對農民工形象塑造中，都存在著對農民工污名化的傾向。

在媒介視野中，農民工被塑造成為主流群體的“他者”而存在，他們被認為是弱勢的、病態的群體，所有媒體關注的焦點集中在農民工的討薪欠薪難題、農民工權益保障、政府部門有關農民工問題的會議和政策、社會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關議題，不難看出，報道中農民工被打上無力、無能、需要扶助等弱勢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

媒介中的農民工失語現象

面向城市人群的都市報近xx年來發展迅猛，幾乎每個省會城市都有至少1～2家都市生活娛樂類報紙，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受眾只擁有一家全國性的日報。而流行雜志所面向的讀者群是城市中產階級；廣播電視節目的策劃追求中產階級的格調和口味；號稱新媒體的網絡不僅在入口處就已經設置了經濟文化的多重障礙，而且各網站的定位有著更明顯的城市化、年輕化、小資化的取向。根據一項外來勞工社會研究項目的調查顯示，農民工中有40%的人平時參加打牌、逛街、喝酒一類的娛樂活動，35%的人平時沒有娛樂活動，只有25%的人平時有看電視、上網、讀書報等媒介接觸行為。這樣的情況表明，愿意接觸媒介的農民工并不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媒介針對弱勢群體的節目太少造成的，媒介有無法推卸的責任。

農民工形象被曲解的深層原因及后果

傳媒對農民工的歧視，最本質的原因是傳媒產業化促使傳媒極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此過程中，他們常常或主動或被動地將信息資源交由市場規則來進行分配。出于信息成本的考慮，他們到農村去獲取新聞信息的成本遠遠大于在市區內，而收益卻非常小。所以，農民工的信息表達權就在這樣的經濟利益權衡下喪失了。

其次，城市市民的觀念向媒體流動，導致了媒體對這一城市外來群體的歧視。很多城市人自視甚高，認為農民工的素質低，為了迎合這些市民的論調，媒體的宣傳也逐漸趨向與市民一致，在報道上歧視農民工。

第三，媒介產品的消費者是雙重的，第一重是被受眾消費，他們消費的是媒體的實體產品，即報紙上的新聞或者電視上的節目等；第二重是被廣告客戶消費，廣告客戶借助媒體在受眾中形成的注意力和知名度，付出一定的金錢來獲得一定的時間或空間用以宣傳自己的產品。媒體的第二重消費尤其重要，因為媒體需要這些收入來獲利。而廣告商在選擇媒體的時候，除了媒體的知名度以外，更會在意媒體的受眾是否和自己產品的目標消費者相契合；而從購買力和影響力上來說，農民工不是合適的對象，相反大眾媒體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群，也就是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所以農民工的話語表達空間就犧牲在媒介的市場邏輯之下了。

譚誠訓認為，農民工的社會形象錯位，是由媒介無形中產生的城市視角造成的。媒體只報道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勢形象，而他們的強勢形象卻一直被忽略。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說集中反映出我們媒體中存在的那種偏狹的城市視角。通過這樣一種偏狹的視角，農民工在媒體上呈現的只能是弱勢和邊緣的一面。

作為現實狀況，傳媒歧視的產生有其必然性，但是傳媒歧視的長遠影響不但會日益加劇社會的知識信息鴻溝，破壞平等公正原則，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同時也會影響和扭曲大眾傳媒自身的發展，導致傳媒最終喪失作為公共領域的價值。

都市媒體如何平衡農民工群體的報道

農民工問題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問題。媒介作為社會整合的紐帶，加強社會各階層的交流、理解和融合是其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今后的農民工報道中，媒介應該多給予他們關注，全面描繪他們，一方面加強主流人群對他們的理解，另一方面幫助他們尋找社會認同感。

首先，不要把農民工僅僅看作是農民，而要把農民工看作是城市人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農民工群體提供一個強大的利益訴求的表達陣地，讓大眾傳媒發揮社會利益平衡器的作用。其次，都市媒體在確立受眾定位時，應該扭轉城鄉二元體制下養成的思維方式。再次，媒體的報道要多聯系相關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和合同法等，幫助民工維護他們的權益，而不應該只沉迷于事件的沖突性，追求報道的刺激性。現在已經出臺和即將出臺的一些相關法規，將會更多地出現在民工權益報道中，成為新聞點，這樣的民工報道將更有指導性和實用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