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從一位退休了的老法官口中說出支持，在我這個作家聽來，意義非同一般。”

他說：“我的態度，我是指生病以后的我，當然跟你一致，跟老百姓一致啰。司法改革這種事，自上而下比自下而上給力多了。好比推磨，誰的雙手在磨柄上，誰才能使磨轉得快。搭不上手的人，只能在旁邊干著急。”

確切地說，他是一位三年前退休了的法官；一位文學愛好者。八十年代寫詩；九十年代寫；2000年后開始寫；出過幾部作品集，多為自費。

在他的散文年代，我收到了他的一部分打印稿，二十余篇。他在附信中強調他是一位省會市法官；強調寫作是他的主要業余愛好；強調寄給我的稿件是他即將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的一部分——希望我能為之作序。

他的希望是以請求的文字表達的。

那年的我就已為各種年齡各種職業的人寫過不少序了。十之八九的他們是業余作者，卻還沒有法官請我寫過序——至今他仍是唯一請我寫序的法官。

法官而愛好文學寫作，我認為我太有義務予以鼓勵了。而且認為，愛好文學寫作，有助于法官更人性化地依法判案，從而成為好法官。我的想法其實毫無根據，但當年的我確乎就是天真地那么想的。

一位法官筆下能寫些什么內容什么風格的散文呢？

我懷著挺大的好奇心認真地讀了他的每一篇散文。那些散文寫到了親情、友情、鄉情；沒有一篇涉及愛情，連別人的愛情也未涉及。亦有數篇是寫景的，詠物的，唯美而不染人間煙火。總之，那些散文像許多業余作者的散文一樣，篇篇皆是寫一己情愫或情緒、情調的——大學里喜歡寫散文的女學子，十之八九便是那么一種寫法。

然而他的文筆不錯。字里行間流淌的自我感動，分明是真情呈現。從他的散文中我拼出了他當年的人生圖形——小我兩歲，農家子弟，恢復高考的次年考上了省里的大學，畢業后法院招書記員，于是穿上了法院制服，三年后成了法官。當年中國缺法官，學中文的大學生成為法官不是什么稀奇事。

我虔誠地為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寫了序……

在他的小說年代，我又收到了他的中短篇小說稿，請我再次作序。那也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小說集；這次他的請求，像是老朋友之間的請求了。

他的小說中有愛情了，而且寫得頗大膽。當然，一看就是完全虛構的。也有各種欲望強烈的形形色色的他者了，但沒有是法官的人物。

我也為他的小說集作了序。

這一次他在附信中留下了他家的電話。

我困惑地打電話問他——為什么筆下從沒寫到是法官的人物們的喜怒哀樂呢？散文屬非虛構類文體，他不愿寫不便寫我理解。但小說是虛構類，是創作。他有生活，他熟悉是法官的人們，如果能寫好一個是法官的人物多好啊！中國的小說作品中，特缺乏法官人物。

他在電話中說：不好寫，太不好寫了！萬一同事們對號入座怎么辦？萬一領導問罪下來怎么辦呢？我不能因為愛好寫作就因小失大，自己砸自己的飯碗啊！……

聽了他的話，換位思考，我也理解了。

他家的電話是自動存碼的，于是他有了我家的電話號碼。以后連續三四年，每逢春節，他都打電話拜年。后來，他的姓名在我頭腦中漸無記憶了。

不久前的一日，我忽接到他的電話，說他人已在北京了，極想見我，語調很是親近。

我試探地問：“你還在原單位工作嗎？……”

他說：“我已經從法院退休了，被一家律師事務所聘去了，不必接案子。畢竟是老法官了呀，類似顧問的角色……”

我這才想起他是誰。

那幾日北京霧霾嚴重。我說天氣這么惡劣，你對北京又不熟，別折騰自己了吧。

他說他是來北京看病的，見我是他長久的心愿。

我問什么病？

他說是胰腺癌。

我說那你更不要來了呀，你的心愿我心領了。

他堅持想要見我一面。說北京有朋友，會開車送他。說特意給我帶了一點兒地方特產，不送給我，不知拿那些東西怎么辦才好……

我被感動了。

這是沒法不被感動的。

像所有的癌癥患者一樣，他的臉很消瘦。頭發剛染過不久，黑得失真。他在我家的木椅上坐得筆直，我想那是職業生涯養成的習慣。我自認為閱人無數，他使我覺得是一個坦誠和實在的人——

他指著兩個禮品盒說：“過期十幾天了。是讓兒子買的，估計買時沒仔細看。那我也得拎來，沒有物證，心意無憑呀。還是朋友發現的，吃的東西最要講認真二字，變質了就扔哈，反正一盒才百八十元。”

他說自己一向身體蠻好的，是到了律師事務所之后，在一次答謝體檢中才查出癌癥的。

我問什么是答謝體檢？

他說在一樁醫患糾紛的官司中，他們律師事務所為醫院打贏了官司，院長一高興，就批示為他們全所律師在本醫院進行了一次相當全面的免費體檢。

“你看，事情竟成了這樣！所里待我不薄，每月一萬元給我開著，我還兼著一家私企的法律顧問，我在我們那兒是令人羨慕的。現在，我幸福指數很高的晚年發生了惡性突變……”

他的苦笑令我心生憐憫。

為了避免和他談他的病，我轉移話題，問他當年是一名中文學子，而且當年中文學子畢業后找工作挺容易，為什么會應聘去到法院當書記員？

他說當年談好的，最長三年后就會轉為法官。當然，轉前要進修。

我張張嘴，將到了唇邊的話咽回去了。

他問：“你想問我后不后悔是吧？”

我點頭。

他說：“從沒后悔過。如果我當年去到了什么出版社、雜志社，那現在才會后悔莫及。”

我說：“的'確，現在出版社雜志社的日子都不好過，你當年很有遠見。”

他說：“倒也不是有遠見，是與當年許多中文學子們的想法不同。我是農家子弟，我們農村人，最不待見搞文的了。省里的這個工作組那個工作組下到農村去考察、調研，也有主管和出版的干部帶隊的時候，那下邊的接待可就隨便多了。但如果工作組里有公檢法的人，還不必是帶隊的，接待可就大不一樣了，哪一級也不敢怠慢。只那一身制服，先就使人敬畏三分。沒敬也必有畏。當年我到了法院，第一次回農村探家，全村人一聽說我在法院工作了，沒有不夸我出息了的。我成為法官以后，雖然只不過是區法院的法官，再探家可就很有點兒衣錦還鄉的意味了，村里的鎮里的干部，主動來認識我。調到中級人民法院后，當法官的時間長了，有點兒老資格了，人脈廣了，每次回家，縣里的干部也得拿我當成人物，有的還派司機將車開到我家門口供我調遣呢！自從我成了法官，我家在當地就沒再受過一次窩囊氣。就拿拆遷這件事來說吧，開發商親自登我家門，囑咐說你家可千萬別跟著鬧。你家一跟著鬧，事情復雜了。只要你家人不卷進去鬧，一切單說，好說，肯定虧待不了你家的。我弟要在縣城里擺個固定菜攤，我在省城幾通電話打到縣里，事情就搞定了。即使我退休以后，不論在省城還是在家鄉，初次見面的人一聽我說是從法院退休的，差不多都立刻來一句‘以后請多關照’。當然，我接觸的人民多官少。是官的，也是些小官。‘法官’二字在民間太有含金量了。退休的老法官，含金量仍在。你可能不太了解，‘公檢法’三字，是指三方面機構，但在法律常識蒙昧的地區，特別是農村，‘公檢法’就是一家人。許多農村人根本不明白檢察院是干什么的，卻往往有這么一種錯誤理解——法官等于是穿法官服的公安人員似的，只要法院通知抓誰，那公安局是肯定照辦的。我成了法官，我的小家，我農村的大家庭，都受益多多。我怎么會后悔呢？我一生最慶幸的就是這件事了！”

我說：“只要法院通知抓誰，放誰，公安局肯定照辦，連我也是這么想的呀。”

他說：“連你都是這么想的，證明中國人太缺乏司法常識了。法院的案件分民事與刑事兩大類嘛。涉及刑事犯罪，法院與公安部門是相溝通、配合的關系。但這并不等于誰聽誰的關系。有時公安部門將犯罪嫌疑人的罪證書通過檢察院送到法院，要求判刑或重判，法院看后認為證據不足，是可以駁回的嘛。有時法院審過一樁案子，要求公安配合抓人，如果公安方面認為性質不夠是刑事的而仍是民事的，那也可以說明公安方面的看法嘛。這些關系太專業了，因人因事而異，不是幾句話說得清楚的，我可不在你家里給你上普法課，換個話題，換個話題！……”

我以請求的口吻說：“我能和一位退休的老法官面對面請教些問題的機會太少了，這是第一次。你來都來了，就滿足我的愿望，給我補補課吧。”

他笑了。不再是苦笑。笑得蠻燦爛。那燦爛的笑出現在他消瘦的臉上，像黑白電影閃回了幾秒鐘的彩色片斷。

我問他當的是民庭法官還是刑庭法官？

他說基本當的是民庭法官。有一個時期轉到了刑庭，才一年多就強烈要求回到民庭了。

我問為什么？

他矜持地笑，不想回答的樣子。

我說：“這也不是不便回答的問題呀。”

他說：“還真挺不便回答的。不過呢，我都這樣了，跟你實話實說也無妨。當民庭法官，好處多一些，收了關照錢，犯錯誤的幾率也小。錯也錯不到哪兒去。刑庭法官就不同了，每有公安與檢察院兩方面介入，法官想起到關照作用很難的。非要關照的話，一旦東窗事發，那可就是大錯誤了。所以刑庭法官要比民庭法官謹慎得多。”

“民庭都是些一個巴掌拍不響的案子，審了一輩子就不煩？”

“怎么不煩啊！有時候太煩了！但即使是民事糾紛，鬧到了法庭上，誰都想把官司打贏了。一個巴掌拍不響，那也有誰先舉起巴掌的責任區分吧？各打五十大板只不過是種說法，打你四十五，打他五十五，意味著你贏了。心理上的贏也是贏啊。就算他占的理事實上多幾分，但判決書的用詞只要稍微往有利于你那邊關照一下，他多占的那幾分理就似有似無了。一般老百姓之間的官司，給法官塞錢的其實不多。他們在法律上爭的往往是一口氣。身為法官，關照哪一方點兒，也無非就是人情關照。比如本來你該道歉的事，我判個雙方互相道歉，你心里最清楚那就是在面子上關照你了。哪怕你是賣魚賣肉的，過后不送幾條魚幾斤肉給我，那你太不懂事了吧？人情關照起碼獲得到感激。別人對法官的感激之心，某些時候對法官也是有用的啊。

但如果一般老百姓和官員的老板的名人的三親六戚，或者直接和他們本人打起了官司，那么是官員的是老板的是名人的，如果想要獲得法官的關照，暗地里必得意思意思吧？大點兒的官兒不太會直接和老百姓打起官司來，和老百姓打起官司來的經常是他們的三親六戚。他們也不太會塞錢給法官，那雙方都會不好意思。但他們如果托人捎話甚至親自給法官打電話，面子總是要給的呀。給了大點兒的官兒面子，對方欠了你人情，那人情是有含金量的吧？如果是老板或老板們的三親六戚被老百姓告上了法庭，不出點兒血的話，法官又干嗎非予以關照呢？法官對惹上官司的老板們，一般是外冷內熱的。為什么呢？因為即使他們被判刑了，出獄后可能還是老板，還是有錢人。關照他們是劃得來的。如果是名人，尤其文藝界名人被老百姓告上了法庭，那幾乎是每一位法官都樂于審的。那對于我們是很快樂的事。這樣的事其實也不多，但主審法官確實會有快感。這時名人就要加倍小心了，如果給法官的印象不好，即使有理，往往也會被法官審得很屈辱。所以名人為了那點兒面子，往往也會托人過話‘人情后補’。即使有這四個字在先，法官肯不肯關照，那也兩說。確實有那類法官，會給官員面子，也愿意給有錢人面子，就是偏不給名人面子，還要通過名人官司自己也出名。名人惹上了官司碰上了那樣的法官，那就只能怨自己倒霉了。”

“可是，法官關照一方，官司的另一方服嗎？”

“那就看法官水平了呀。比如吧，張三李四是鄰居，張三一向總欺負李四，哪天把李四惹火了，發狠打傷了張三，張三成了原告，還托上了關系，表達了物質性的‘意思’。這種情況下，收了好處的法官往往會這么判，當庭告知李四，我現在審的就是你打了張三。你打了沒有呢？確實打了。打人犯法，我要依法判你傷害罪。至于張三一向欺負你，那是另案。另案等你把張三告上法庭再說吧。法官將一樁案子分成兩部分來判，是種智慧，并不犯錯，而且判起來還簡單順利。如果李四也‘意思’到了，那么法官會暗中關照李四，你可以反訴。如果李四既沒有意思到，又缺乏法律常識，那么法官都不提醒你有反訴的權利。當然，這都是從前的內幕，現在有律師這一行，以上做法基本行不通了。你別急，我知道你想說什么？想說我們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是吧？這確實是難以否認的現象，但也確實主要是從前的現象。現在，特別是在大城市，基本上不太可能了。一方面是由于判案透明度加強了，另一方面是由于律師這一行太發達了，把從前我們法官的油水截流了。但是中國的法律留給法官的判決空間至今還是蠻大的，死緩和死刑這是多大的差別？10年刑期和五六年刑期差別也不小啊！海里的章魚有種本事，也可以說太能耐了！十七八公斤的章魚，那多大個兒呀，但是它能從直徑一寸多點兒的洞口鉆入鉆出。中國的法官們犯事，往往正是因為對自己類似章魚的能耐太自信了！”

“現在，中央加大推行司法改革的力度，對法官們會造成壓力嗎？”

“太會了呀！不瞞你說，不少法官都想脫下法官服去當律師了。有人二意思思的，在乎的基本就剩一條了，當法官畢竟捧的是金邊鐵飯碗。鐵飯碗就不能不在乎了，何況還鑲道金邊呢！你看現在，又是責任制，又要出臺什么引咎辭職、罷免制的，今后法官這只金邊鐵飯碗肯定不好捧了。還想徇私枉法的話，風險系數高了呀，章魚本事曝光，不但碗掉了，人也栽了，那不就完了？”

我忍不住也直人快語地說：“聽你這話的意思，好像還挺懷舊嘛！”

“哈哈哈哈……”

他放聲大笑。

一個患了癌癥的人居然能那么響亮地笑，使我著實吃了一驚。

他笑罷，表情極其莊重地說：“我不是懷舊，我是慶幸。司法改革力度加大了，步伐加快了，我不也退休了嘛！再怎么改，一點兒不關我的事兒了呀！咱倆都聊到這份上了，我干脆再坦率一點兒說，我當年判過的一些案子，也是經不起拿到陽光底下曬的呀！所幸都成往事了，而且咱也不是個貪人，從沒獅子張大口過。收過錢物那是不假。一次收錢不多，答謝我一位民事法官的東西，那也不會貴重到哪兒去。某天我走人了，我的三親六戚說不定也有惹上官司的時候。人不惹官司，官司還惹人呢！這是對誰都很可能的事。那時我也沒法在另一個世界罩著他們了呀！所以呢，司法改革既然對老百姓有益，今后對我的三親六戚也有益，他們也都是普通百姓嘛！”

我說：“那么，你很支持啰？”

他問：“我說支持，有什么意義嗎？”

我說：“從一位退休了的老法官口中說出支持，在我這個作家聽來，意義非同一般。”

他說：“我的態度，我是指生病以后的我，當然跟你一致，跟老百姓一致啰。司法改革這種事，自上而下比自下而上給力多了。好比推磨，誰的雙手在磨柄上，誰才能使磨轉得快。搭不上手的人，只能在旁邊干著急。”

我說：“你比喻得挺形象。”

“畢竟咱也是文學寫作愛好者呀！”——他孩子般地笑了。

那時他的樣子很可愛。

他又問：“知道我為什么跟你說了這么多做過法官的人不該說的話嗎？”

我反問：“為什么？”

他真誠地說：“一，因為我拎來的禮品過期了，我要挽回尷尬。二，因為我看出了你希望我跟你說說。三，你當年問我，為什么不寫寫司法界的事，我一直希望有機會當面告訴你，那些事的確不該是我來寫的。現在我了此愿了。”

我也真誠地說：“在北京有了什么困難，只要是我力所能及……”

他打斷地說：“停。點到為止，我謝了。可以肯定地告訴你，我麻煩不到你。怎么說我也是在省會城市當了三十多年法官的人，在北京那還是交下了幾位朋友的，他們都欠我人情，也都愿意還我人情。”

我一時不知說什么好了。

他說：“你是作家，我登門拜訪，咱們總得聊聊文學嘛！你對諾貝爾文學獎究竟怎么看？”

于是我們便聊起了文學……

我不但將他送出了家門，而且將他送到了街上，送到了車前。我很想看清一直在車里耐心等他的人，是他怎樣的一位朋友，卻沒看清。他一坐入“寶馬”車里，車立刻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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