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我回老家去看父母，在門前的大街上，剛把車泊定鎖好，聽到身后有人含混不清地叫我的小名，我回過頭一瞧，楞住了，居然是我鄰居的楊大爺，同時也是我的小學老師。他坐在路邊一戶人家門口的破圈木椅上，椅子邊上放著拐杖，面頰瘦削，下巴上印著口水流過的漬，兩眼混濁無神，見我遞紙煙過去，胳膊抬了抬，沒舉起來，我看他的意思應該是想揮揮手推辭，但沒能成功，隨即把臉扭到一邊不再看我，對面是一墻新刷的標語“搞好村容村貌，創造幸福生活”，在鮮亮的紅字反襯下，大爺臟舊的外套格外扎眼。我收回紙煙，慢慢往家走。

母親給我講了楊大爺的情況，老血壓高，舍不得吃藥，前幾天摔倒了，成了半身不遂，孩子們還算孝順，可是都忙，日子又過得緊巴，沒功夫照顧，只好讓老頭這樣深一腳淺一腳地自己恢復走路，看這樣子，不惡化就不錯，想康復不大容易。大兒媳婦拿著退休工資卡不撒手，二兒媳婦買什么都朝老頭要錢，唉，難呀！在母親的敘述中，我想起了楊大爺給我們上課的情景。

“一瓶墨水5角錢，5瓶墨水多少錢？”哪位同學起來回答，同學們都把手舉得高高的，白蠟條做的'教桿隨手一指，“你，站起來”一個同學站起來說道“兩元五角”，“為什么呢？”這個同學答不上來了，“有知道的嗎？”，我驕傲的舉起了手并站起來流利地作答。大爺回家對我父親夸獎，這是個好苗子，喜歡動腦筋，不僅知其然，還知其所以然，當時我只有二年級，不知道什么這然那然的，但父親那天很高興，午飯給我加了個雞蛋，對母親說，老楊哥的眼光很毒的，他看好的孩子都考出去了。

楊大爺教了一輩子小學，他本身就是小學文化，在鄉里的完全小學畢業后，正好鄉里號召每個村籌建小學，他就回到村里教學，村子小，只有一個班的孩子，他就從一年級教到三年級，大一點的孩子就到鄉上讀上完小。村里五十歲往下的人，大部分是他的學生，鄉里也曾經派過公辦的老師，但都待不長，一兩年就走了。他從十幾歲教到六十歲，年輕的時候是一邊種地，一邊教學，孩子多，收入少，家里十分困難。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家照顧民辦老師，才轉成了國庫糧。收入待遇逐步提高，大爺的精氣神著實高了幾年，家里的日子也改善不少。

大爺一共有四個孩子，兩個姑娘，一對雙胞胎兒子，在農村屬于有福之人，但也是不小的家庭負擔。兩個姑娘都面容姣好，而且冰雪聰明，上學一個比一個好，兩個兒子卻出奇的木訥，智力在常人之下。大的叫大羊，小的叫小羊，有尖酸的人編了個順口溜：大羊小羊抬盒子（禮品盒，農村喜事常見），抬了一盒屎橛子，大羊拌倒了，小羊吃飽了。大小的孩子看見他們兄弟倆都唱著嘲笑他們，這種粗俗的笑話在鄉村算不得什么。楊大爺在孩子教育的問題上犯了一個悔恨終生的錯誤，兩個姑娘沒上完初中就被拉回家參加勞動，而他寄予厚望的兩個兒子卻連初中都沒考上（當時尚未實行義務教育）。一次父親和我念叨楊大爺看學生如何準的時候，我把這個疑問提了出來，父親回答說，他眼是準的，但心迷了，姑娘學得再好早晚也是人家的人，兒子是自己的。后來大姑娘自己爭氣，參加自學考試，有了文憑，去了外地參加工作，再也沒有回來。聽母親說，后來村里誰家有女孩輟學的，楊大爺就到人家家里坐著，什么也不說，就是一個勁兒的嘆氣，那家人第二天就早早地把孩子送到學校去了。

楊大爺寫得一手好毛筆字，每年春節就格外忙，家家戶戶都找他寫春聯，他的春聯不僅字寫得好，而且講究個對路。經商做生意的，他給人家寫“業興五洲，財通四海”，種地的，他給人家寫“科技種田，變土成金”，家里出了大學生，他給人家寫“書香傳家，耕讀繼世”……，有時鄰居們見他忙，過意不去，提瓶酒過去，他也留下，但錢是絕對不要的，逢著那些孤寡老人，他都是自己花錢買了紅紙，寫上“壽比南山，福如東海”，領著大羊小羊送到家給貼好。現如今，都興了印刷的春聯，沒人再寫春聯了，只是有些年齡大的老人，還是會念叨，這些印制的春聯不好看，不如人家楊老師寫的有精神，有意思。

楊大爺偶爾喝幾口，但酒量不大，一喝就紅臉，悶著頭不說話，全然沒有了講課時的風采。煙是吸的，家里經濟一直拮據，買不起好的，但畢竟是教書先生，不能象莊稼漢子一樣卷旱煙吸，所以一直抽那種劣質煙，前段時間做完手術，才戒了。我想起他幾欲抬手而不能的樣子，心里十分不忍，便請母親將我帶來的點心抽時間給楊大爺送過去點兒，母親說，還不定能不能吃進去呢。我呆呆地坐了會兒，既是自言自語又是問母親，大爺好象還沒七十吧？心軟的母親已是淚光婆娑了。

回來后，我再沒見過楊大爺，前天與母親通電話，母親說估計活不了幾天了，我放下電話，腦海里又浮現出我的大爺老師一臉嚴肅上課的樣子“為什么呢，誰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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