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文學基本規律與規范的探索方面，吳秀明的研究顯示出一種理論體系建構的特色，具體成果主要表現在《文學中的歷史世界》《歷史的詩學》和《真實的構造》三部專著之中。《文學中的歷史世界》屬于文學本位立場的理論體系建構。作者將歷史文學界定為“以一定歷史事實為基礎加工創造的”“與一定史實具有異質同構聯系的文學”，以題材的自然屬性與審美超越這種雙重性為出發點，展開了對歷史文學本體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從真實性的內外在層次及其結合方式、歷史感與現實感的關系及作家的自主調節功能、作家對歷史題材進行藝術轉化的特征與條件、創作方法的差異性和藝術表現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論述了存在于歷史文學創作中的基本理論問題，并對其讀者接受和語言媒介層面的獨特性進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討了歷史文學當代實踐中所表現出的各種重大理論問題，對于社會主義新型歷史文學的獨特內涵、歷史文學的“翻案”與“影射”問題、歷史文學的“現代化”問題等，都進行了史論結合的理論闡釋與實踐引導。最后，作者扼要地論述了“深入歷史”這一歷史文學作家獨特的創作功力，并從歷史文學產生與發展的高度，揭示了歷史文學作為文學大家族一員的認識論基礎和實踐依據。通觀全書，作者所展示的實際上就是一部邏輯周密、規范初具的“歷史文學原理”或“歷史文學概論”。《歷史的詩學》實為《文學中的歷史世界》的邏輯呼應和內容補充之作。該書分為“理論篇”“發展篇”和“實踐篇”三個部分。

其中“理論篇”從哲學的高度，闡述了“歷史”轉化為“歷史文學”的詩學基礎與詩化路徑，“本體論”“創造論”“形式論”則是其中具體展開的三個側面。這一部分實際上是以“歷史”為本位，與《文學中的歷史世界》第一至六章從文學本位角度論述歷史文學的基本理論問題，形成了一種思維邏輯上的映襯與呼應。《歷史的詩學》的“發展篇”與“實踐篇”則分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表現出一種將自我理論建構貫徹到闡釋中外歷史文學實踐之中、并從得到驗證與豐富的學術意圖。這些內容又與《文學中的歷史世界》中有關創作現實中的理論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一種內容上的相互聯系與補充。這樣縱橫交通的相互呼應，使得吳秀明的歷史文學理論體系顯示出視角多維、層次豐富、邏輯貫通的學術特征。在《文學中的歷史世界》和《歷史的詩學》搭建起歷史文學理論體系基本框架的基礎上，吳秀明又以《真實的構造》一書著力探討了“真實性”這一歷史文學的核心問題與“斯克芬司之謎”。在上編“對歷史文學真實論的系統考察”中，作者運用在1980年代后期處于中國知識界學術前沿的系統論原理，從歷史事實轉化為藝術內容、作家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古為今用的需要和讀者的認同接受這樣四個方面，將“真實性”的系統構成分化為“映象性真實”“主體性真實”“當代性真實”和“認同性真實”四個要素。對每一個真實性要素，則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學術界慣有的理論術語和思維邏輯進行闡述，緊接著再用一章的內容以學界前沿的理論知識和作者本人獨特的思辨邏輯進行論辯。全書共分成八章，交叉運用經典理論思維和前沿知識思維，將歷史文學的“真實性”作為一個立體多維的系統進行了逐層剖析。

下編“對歷史文學真實論的專題研究”，則分別探討了藝術類型、虛構手段、審美關系、現代意識和形式規范對歷史真實的藝術轉化所可能起到的影響和制約作用，實際上是以“歷史真實”為意義基點和邏輯樞紐，重構了歷史文學的理論體系。上、下編之間，共同形成一種“整體系統分析和靜態專題分析相結合”的邏輯結構。可以說，《文學中的歷史世界》和《歷史的詩學》是從不同側面建構起了歷史文學理論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歷史文學作為一個領域或學科的“學術地圖”；《真實的構造》則是聳立于這塊學術地盤核心位置的“地標性建筑”，屬于對歷史文學最基本、最核心問題的系統化闡述。這三部著作合起來，就以點面結合的研究成果，層次豐富而體系相對完整地體現了吳秀明“將歷史文學當作一種獨特的學科形態”來對待的宏大學術構想。

在當代中國的文化環境中闡釋歷史文學創作，存在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從當代文學的全局出發，應該如何判斷和闡述歷史文學在整個文學格局中的獨特價值，二是在當代歷史文學內部，應該如何理解不同審美和觀念形態的作品。對前一方面的問題，吳秀明的專著《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的文化闡釋》建構起了一條有理有據的闡釋思路，對后一方面的問題，吳秀明則在他主編的《當代歷史文學生產體制與歷史觀問題研究》和《中國當代歷史文學的創造與重構》兩部著作中，顯示了一個能形成學術新空間、生發研究新論題的視野與框架。《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的文化闡釋》主要以采用傳統現實主義方法創作的、古代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為研究對象，其學術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將歷史文學的意蘊探究與文化溯源融為一體。作者走出純粹的“審美場”，借鑒文化批評的理念，將歷史小說置于一定的“文化場”中來解讀，通過揭示文本的意識形態及其所隱藏的文化權力關系，視點高遠地展現出了當代歷史文學的生態特征與意義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歷史文學在文化轉型語境中的演變軌跡與創作群體，并從文化立場、現代意識、題材熱點、主體精神、文體形態和另類寫作現象六個方面，系統地分析了歷史文學的審美生態；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劉斯奮、二月河、楊書案等歷史文學名家的創作為代表，分別對思想立場層面的歷史主義典型化、女性現實主義、歷史守成主義傾向和審美境界層面的文化意味、大眾化、散文化傾向等方面，探討了歷史文學審美境界建構的文化路徑及其價值底蘊。貫穿于全書的基本線索，則是對當代歷史文學現代性內涵的豐富發掘與充分肯定。這種從思想文化高度、以現代性為線索審視歷史文學創作的邏輯思路，既隱含著對當代歷史文學內涵特征的深刻認知，也是對歷史文學在整個當代文學格局中的意義和分量予以學術強化的具體表現，其中鮮明地體現出一種以當代文學為本位來探討和判斷歷史文學價值的學術邏輯。

《當代歷史文學生產體制與歷史觀研究》和《中國當代歷史文學的創造與重構》最為重要的主編思路，則是從當代文化整體格局的高度著眼，來體察各類歷史題材創作的合理性、建構學術考察的視野與框架。“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客觀上存在古代歷史題材和現代革命歷史題材兩類社會背景、價值基礎都截然不同的創作。而且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歷史題材，在史實‘演義’的基礎上，都帶有思潮性質地出現了純虛構形態的‘新歷史文學’。而影像和網絡的'出現，更給文學創作提供了包含著審美與文化新質的新型內容載體。”于是，這兩部學術著作也就將其全部納入學術考察的范圍，并以“歷史題材創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視野范圍內對當代文學尤其是近30年來客觀存在的多元復雜的歷史題材創作作出回應”。在《當代歷史文學生產體制與歷史觀研究》一書中，研究者致力于“對當代歷史文學的生產體制、在該體制下派生的創作實踐及表現形態，存在于創作實踐中的歷史觀問題進行全面考察”。

《中國當代歷史文學的創造與重構》一書可分為兩個部分，前半部分首先從文藝論爭中探討當代“歷史題材寫作規范的確立”，然后勾勒了傳統形態歷史小說、新歷史小說和革命歷史小說發展概況，剖析了其中的認知境界特征與世俗化、史詩化等審美文化傾向；后半部分則通過對歷史文學經典作品的文本解讀，具體闡述了當代歷史文學的審美建構與文學成就。相對于僅僅著眼于傳統形態創作的歷史文學研究，這兩部著作的學術視野既有對歷史文學研究框架與學術外延的拓展，又體現出一種排除歷史與文學觀念高下之分、以“歷史”為本位的思想邏輯與文化氣概，對于在相互比較中理解各類歷史題材的復雜情形與審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吳秀明對當代歷史文學從兩個基本方面所展開的學術考辨，實際上是從學理化的層面，既為將歷史文學納入當代文學意義格局“開辟了一條道”，又為全方位地審視當代文化格局中歷史文學的復雜情形“打開了一扇門”，其中所體現的，確實是一片“將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有機融合起來”的“學術研究的新天地”。

總體看來，吳秀明歷史文學研究的學術思維與學理境界，體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視野和學術重心的選擇方面，吳秀明的研究表現出一種全局性視野與問題意識相結合的特征。吳秀明將“歷史文學”界定為與歷史具有“異質同構”關系的一種文學藝術形態，并以此作為全部研究的邏輯起點，這本身就是建立在對歷史世界與文學世界全面而透徹地理解的基礎之上。他建構歷史文學理論體系的基本框架、探討歷史文學理論范疇的核心問題，研究課題的選擇也是基于對歷史文學創作與研究狀況的全局性把握。在選擇和分析各種具體論題的過程中，吳秀明同樣表現出一種以諳熟現實狀況為基礎的問題意識。論述社會主義新型歷史文學時，吳秀明著重分析了人民群眾描寫與歷史記載中民眾生活內容匱乏之間的矛盾；分析歷史文學的語言時，他又對“非常態歷史文學”的語言媒介特征進行了專門考察，這些都是發現和剖析歷史文學“真問題”所獲得的獨特學術內容。吳秀明還特別注意到“找到了‘根據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實現理性的超越”，這實際上也是一個在深入探討具體論題的過程中如何繼續保持全局性視野的問題。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視野的問題意識，為吳秀明研究的學術分量與學科意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次，在學術資源和理論依據的尋找方面，吳秀明的研究表現出一種知識體系前沿性與人文意識真切性相結合的特征。吳秀明的歷史文學研究，存在著1980年代后期的理論新思潮與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兩個重要的時代背景。

吳秀明進行歷史文學理論研究正值20世紀1980年代中后期那“觀念論”“方法論”風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傳統的社會學、美學、哲學、史學批評方法的同時，也廣泛地借鑒了心理學、文化學、符號學、結構主義、發生認識論、闡釋學、接受美學、系統論等文藝學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來作為論證的邏輯和體系的基礎，從而充分表現出跨學科的知識視野和多角度的思維邏輯。但饒有意味的是，吳秀明也高度重視文學作為人類精神生命形態的人文性、創造性特征。當代歷史文學研究本就以審美創造為研究對象，關注文本的人文內涵和作家的創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歷史文學理論研究的過程中，吳秀明也時時表現出對于文學作為人類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歷史的詩學》一書中，吳秀明對歷史文學審美創造的邏輯歸結點，就是“藝術創造與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對歷史文學審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將“文體形式與生命形式的構造”聯系起來進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學術問題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為闡釋規律和指導實踐的本源性依據，使得吳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學層面本體論的思想維度。

再次，在學術內涵與意義指向的探求方面，吳秀明的研究表現出規律論與方法論、理論體系建構與實踐指導訴求的統一。建構歷史文學理論體系、探究歷史文學規律與規范的學術意圖，在吳秀明的相關論著中顯而易見。他同時又認為：“學術研究當然不能太功利，對‘有用’作片面狹隘的理解，但它確實也有個價值論和當代性的問題”，因而注重“所提出的問題，來自實踐而又反作用于實踐”“對中國文學文化建設是有現實意義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堅持用前沿學術理論來推演歷史文學個性、探究歷史文學規律，又注重將研究思路切入歷史文學的內在肌理與操作規程之中，甚至注重為創作與批評提供切實可行的運作套路。《真實的構造》一書的前四章，分別存在以“超歷史性的深層規約”“文藝創作對歷史事實的正確取向”“主體自我顯現的方式與途徑”“前在經驗對創造心理的影響”為標題的小節，實踐指導意義在其中就顯得一目了然。

閱讀吳秀明的歷史文學理論論著，我們甚至會產生歷史文學可以當作一門“技藝”來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過各種角度的“講道理”告訴我們，在歷史文學這門“手藝”中，為什么要使用這樣的工具、采用這樣的方法，而反對和拒絕另外的工具、技藝與方法。這種以人文感悟和規律掌握為基礎的實踐操作規范意識，使得吳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學術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維傾向。第四，在學理境界與學術價值基點的自我確立方面，吳秀明的研究則表現出多元合理性吸納與“公認定說”追求相統一的特征。吳秀明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上，特別注重以跨學科的理論與知識來建構意義邏輯，在學術上“自成一說”；在學術框架的建構和論述重點的選擇方面，他往往以既在歷史文學研究領域顯得核心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學術思路中自成體系為原則；在基本判斷和最終結論層面，吳秀明則以不管“時宜”而遵循“規律”、深刻性與穩健性兼而有之為主要特征。這些特征歸結為一句話就是：以處于學術前沿的新理論和新思維，來闡釋本質、精確的歷史文學審美規律與創作規范。一種建構“公認定說”的學術價值傾向，就從中鮮明地體現出來。所謂“公認定說”，是吳秀明借用老一輩學者王瑤先生的話對自我學術理想所作的表達。

在《文學中的歷史世界》一書的《后記》中，吳秀明談道：“王瑤先生曾有言：學術研究有三個層次、三種境界：一曰‘公認定說’，這是應當奮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說’，這是努力實現的目標；三曰‘自圓其說’，這是必須達到的標準。至于‘人云亦云’，則是應該極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輱訛輥吳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爭使學術研究中的“自成一說”成為相關研究領域的“公認定說”。

在當今中國文化多元化的時代語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尋求和持守“公認定說”并非容易之事。但吳秀明又堅持將“公認定說”境界的追求與吸納多元價值取向的合理性緊密地結合起來，這樣，他的“公認定說”境界就建立在了視野通達、意義兼容的基礎之上。在《真實的構造》“對歷史文學真實論的專題研究”部分，吳秀明分析“《故事新編》在真實類型上的拓新意義”、思考“如何看待藝術虛構中的非現實因素”、探討“中西不同真實觀之間的民族性淵源”，都是為了視野更開闊地揭示“四維一體”的歷史文學真實系統與各種藝術表現形態之間的復雜關系，思路更通達地闡述歷史文學真實與歷史真實之間“異質同構”特征的辯證性與內涵豐富性。實際上，吳秀明30余年間建立歷史文學研究的學術“根據地”、而又超越這一“根據地”從事其他領域研究的事實本身，又何嘗不是在更大范圍內的探討、持守與反思、超越呢？這種將多元合理性吸納與“公認定說”追求相統一的學理境界，顯示出一種既實事求是、堅持真理而又不斷探索新的事實、發現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相統一的哲學原則在學術研究中的具體體現。吳秀明歷史文學研究理論基礎的深刻性與合理性，即由此充分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