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人類對真理、美和善的追求和思考，是人類智慧和創造力的表現。以下是一些行業領域的思想總結，對于在該領域工作的人有指導意義。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一

韓寒說過孔子象哈姆雷特一樣難以說清楚，確實有同感，心里的孔子總是那么模糊，那么矛盾，想說一說我怎么看孔子。

象我周圍的這樣的人很多，他們并不知道哲學是什么，卻相信孔子是個哲學家。

哲學是關于世界觀的科學，那么什么是世界觀呢？其實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你認為人該怎樣活著，為什么要那樣活著的原因。不同哲學提供了不同的人生該怎樣活著的答案，也闡述為什么要那樣活著的理由。該怎樣活著就要涉及到人與自然的根本問題。從這個方面講，我認為老子的《道德經》回答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他提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順應自然，要無為，所以老子是個哲學家。但是，孔子的《論語》根本沒有談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本質論題，更沒有回答人生是什么？《論語》只是提及人該怎么與人相處，所以我認為孔子充其量是個人際關系學家。

其次，我認為孔子的理論違背了人類最基本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孔子生在春秋戰國戰亂年代，他提出的仁愛，反對戰爭史對的。但是，他又用禮把人分成各個等級，這是他犯的本質錯誤，所以基于禮這個基礎的孔子的儒家思想其實已經在違背了人類的基本道德思想了，甚至可以說他的思想是反人類的。孔子的思想是那么的.矛盾，那么的反人類，那么的混亂，那么的不本質，卻依然有那么的人去維護他，不是因為他的理論，因為維護他的人并不知道他的理論是什么，只因為他是孔子！

最后，我認為我們對任何人，任何理論，要尊重，但不要崇拜。尊重是基于人與人是平等的，而一旦崇拜，我們就已經背離了人人平等這個基本思想！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二

去過海底撈的顧客都會不由得贊嘆其周到、貼心的服務，他們的火鍋味道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單憑服務這一點，也只能讓很多企業望塵莫及了。海底撈火鍋的成功離不開以人為本的思想貫徹，不論是對顧客還是對員工，其管理者都切實做到了以人為本這一點。

“顧客就是上帝”，海底撈始終信奉著這樣的信念，在實際的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確實做到了。從排隊等位到進餐直至離開，都享受著其貼心的服務，甚至有很多顧客覺得比在家里吃飯還要愜意。在排隊等候時，海底撈為大家準備了美甲、擦鞋等服務，提供各種飲料和小食品享用，還可以跟朋友在等位的時候一起下下棋、做做小游戲，使等候時間不再枯燥，不再讓人反感；在顧客進餐的時候，海底撈的員工總會面帶微笑熱情服務，為客人提供熱濕毛巾，為長發女顧客提供發箍，為帶手機的朋友提供防水小袋子，他們的嘴上經常帶著“您好，請問您需要什么幫助”、“您好，請問您需要加湯汁嗎”等等一系列客氣周到的問候，這些都使到店顧客感受到溫暖和舒適。

很多人不解，海底撈的員工何以做到如此的親切、勤快，對待每一位顧客就像服務自己的親人一樣呢？這背后的原因在于公司的員工福利。海底撈公司不僅以顧客為本，還十分注重員工的激勵。海底撈的員工基本都是外來務工人員，這些人的穩定性較低，海底撈為了留住員工并且讓員工踏實留在海底撈工作，特別為員工的子女提供受教育津貼，并為留守在家鄉的父母提供生活補助。沒有了后顧之憂，員工們才更愿意用誠信服務，才會帶來如此優質的服務。另外，海底撈還鼓勵員工入股，將個人的利益與公司的整體利益結合起來，員工就像在經營自己的公司一樣，當然就會更加盡心盡力。海底撈時刻秉承著以人為本的理念行事，這是它有今天的規模和市場占有率的制勝法寶。

（二）以人為本——玫琳凱的“p”、“l”理念。

在企業的管理中，“p”代表盈(profit)、“l”代表虧(loss)但是在美國著名的化妝品公司玫琳凱的經營管理中，“p”代表人(people)、“l”代表愛(love)。他們提出：“我們是重視人才的公司”。

其創始人玫琳凱提出了“開門原則”，她的辦公室的門始終面向所有的員工敞開著，隨時歡迎大家提出利于公司發展的寶貴意見，她主要人與人之間要經常進行交流，這體現了該公司對于人的重視。當員工過生日的時候，還可以享受一份精致的免費晚餐。另外，玫琳凱公司還有一個傳統，就是“秘書周”，在這一周中，所有的秘書都會獲得一束鮮花和一個咖啡杯，禮輕情意重，這足以體現公司對員工的關懷。玫琳凱公司取得的成績與其人于人之間的親密關系以及和諧的團隊氛圍是密切相關的。

（三）以人為本——海爾創新管理的核心。

《首席執行官》是以海爾企業首席執行官張瑞敏為原型創作的電影，影片為大家講述了海爾從一個瀕臨破產的小工廠如何發展到今天的規模的故事，它是中國企業界的一個奇跡。“以人為本”是海爾優秀企業文化的靈魂。張睿敏始終信奉這樣的一句話：“上下同欲者勝”，當員工的利益訴求和企業的整體利益達到一致的時候，才能贏得企業經營的勝利。

海爾在管理員工時，講求“三心”。首先，解決疾苦要熱心。海爾公司組織了自救自助形式的救援隊，員工人手一冊《排憂解難本》，當員工遇到困難的危險時，救援隊會在第一時間給予幫助。其次，批評錯誤要誠心。在每個月的中層干部考評會上，實行紅黃牌制度，對變現優異者進行表揚，對犯錯誤的干部進行誠心批評和指正，為其改正錯誤引導正確的方向。最后，做思想工作要知心。了解員工心里想什么，企業才知道自己可以怎樣做以滿足員工的需求而使其更好地為企服務。海爾對員工的知心體現在很多日常的工作制度中。

海爾的“三心”管理方式以及《排憂解難本》的施行充分體現了其“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是儒家文化的典型體現。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三

孔子，不僅僅是人們眼中的圣人，一代文化巨匠，在我心目中中，不似人們眼中圣人的清高孤傲、與世無爭，孔子更像是一個可親可敬、至情至性，實實在在生活在我們身邊的真正的人。相比較老子的高深莫測，莊子的逍遙灑脫，孔子的直面現實生活的勇氣，勇于入世的態度以及在黑暗的現實中仍然堅持自己的理想精神，敢于不阿權貴發出時代的呼聲，都表明孔子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大寫的人。孔子對于文化學術的追求使我明白了什么是學而不厭；孔子對于弟子諄諄的教導使我了解了什么是誨人不倦；孔子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忠心使我知道了什么是鞠躬盡瘁。而孔子的人格精神與人文主義情懷更是在為孔子的政治學說中得以淋漓盡致的體現：

也許有人會說孔子的學說是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的，是當時統治階級的捍衛者，而經過通讀《論語》，我對孔子的政治學說有自己的一番見解：孔子并非統治階級的衛道者，而是一個叛逆者，他是一個溫和的叛逆者。他為將自己的政治見解訴諸于實踐真正造福于天下蒼生，也只能把這個社會的不滿和自己對于黑暗時代的憤懣化作珠圓玉潤的語句向統治者娓娓訴說，只為求得統治者的認同，讓黎民百姓減輕負擔，免于戰爭與苛政之苦。

作為一個文人，孔子既然不能用武力去對抗無道統治，用自己的言語身體力行來警醒各個諸侯，試圖用“曲線”的方式最終達到自己政治理想。

一、從孔子的出身來說，孔子出身貧寒，孔子父母的結合也不被世人所認可，孔子母子也不為其父的正妻所容，年幼時就過上了艱辛的生活，從孔子的身世也不難看出為什么孔子會成為第一個創辦私學的人，社會是不公的，而孔子并沒有抱怨社會的不公，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打破這個不公，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孔子的出身和幼年的經歷為孔子日后的“溫和的叛逆”提供了可能。

二、孔子心系百姓，胸懷天下。孔子講求為政以德，主張以德教化百姓，以理服人，要求統治者要體察民情，體恤百姓，真正考慮百姓的利益進行自己的統治。“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學說中不乏對政治的論述，孔子本人也周游列國，宣傳自己的治國理念，很難想象在那樣一個戰亂的年代里，普通人逃命唯恐不及，自身難保，而孔子卻挺身而出，為百姓求取更公正的待遇，無法否認的是在那樣的戰亂年代提出關心百姓，關注普通人生活的思想的孔子，不管站在哪個階級都是一個真正的胸懷天下的人，以天下為己任的人。

五、孔子不隨波逐流，追求最高境界。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

六、孔子敢愛敢恨，至情至性。無論是“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還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不畏權貴，敢于發出自己的聲音，用憤怒對抗世界的不公與黑暗，正如他自己所說，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這句話閃爍著人性的光輝，因為只有付出愛的人才會有所厭惡，因為心中有愛，心有光明，更不懼怕向黑暗的一面公開宣戰。或許這個意義上講孔子并非完人，但是也正是因為這點才是的孔子更加真實，也顯得越發的可愛，同時也很好的體現了孔子的叛逆及不問強權的精神。

在我眼里，孔子并不是一個統治者的捍衛者，他的學說或許有為統治著服務的成分，甚至在日后一些封建的統治者別有用心的用來愚民，但是這并非孔子的本心，孔子是站在民眾的立場上發出的這些聲音，他用了一種相對溫和的，更易于讓統治者接受的方式來表達，而他是一位叛逆的真正的文化英雄。

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讀者眼中也有一千個孔子。通過閱讀《論語》使得我們拉近了與孔子之間的距離，名著散發的光輝不單單在于其中的發人深省的教育意義，更在于我們與書中形象的情感與思想的'交流。書中引起的共鳴讓我們可以試著想象孔子是一個怎樣的人，也是孔子這一圣賢的形象在我們眼中更加的立體化和多面化，我仿佛看見一個穿過歷史的迷霧微笑而仁愛的老人——孔子漸漸向我們走來。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四

隨著科學技術和現代工業的發展，人們在變得更加理性的同時，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種理論指引我們重新步入正常的發展軌道。孔子作為儒學的創始人，是人道的啟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還具有現實意義，我們應進一步發揚光大。

（一）自強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奮斗的一生，年輕時，他好學上進，不斷進德修業。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為實現自己的主張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實現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獨立人格，他對社會歷史與現實有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可他依然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奮斗。他希望教化社會人心，講究仁愛，遵守秩序，并為之四處奔走，到處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潔的天地，這就是要實現天下為公、講信修睦、謀逆不興、盜賊不作的大同社會。孔子晚年喜愛《周易》，《易傳》中多次提及的“剛健”、“有為”，《象辭》所說的“自強不息”，其實正是孔子生命主題的寫照。

（二）與時俱進。

孔子執著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絕不是愚頑不化的人。人們誤解《禮運》篇，以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會是所謂“原始共產主義時代”，其實，認真對讀《孔子家語》與《禮記》的該篇，就會發現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時期。孔子思想的顯著特征是主張“時變”，主張在變化的時勢中找到最合適的切入點，《大學》引述古訓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傳》則有：“生生之謂易”以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發展觀念。《論語》、《中庸》、《易傳》中都記有孔子的相關論述，而《周易》中所說的“與時偕行”，最為準確地表述了孔子的這一思想。

（三）天人和諧。

孔子注重人與自然的關系，突出表現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貫思想上。在《易傳》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組成的三大要素。《賁·彖傳》日：“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與自然并列，就應和諧相處，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相互協調觀念。孔子認識到客觀規律不可抗拒，他說：“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豐富的天人和諧等生態意識，認為人應當自覺認識與遵守自然規律。《論語·述而》說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子家語·五帝德》記孔子說：“治民以順天地之紀”、“仁厚及于鳥獸昆蟲”、“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春夏秋冬育護天下”之類，都包含有注重生態平衡，遵從自然規律的意義。

（一）教育。

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先生曾預言，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科技發展將會突飛猛進，這取決于四個有利因素：經濟實力的強大、決策者的決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傳統。在傳統方面，楊振寧極為看重由孔子開創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遠影響。眾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視教育，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學相長、學思結合、重視實踐、學仕結合……其中的一些觀點今天看來更顯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張，幾乎就是我國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質，以實現“科教興國”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興起于西方的現代教育中，技術教育、職業教育是最重要的內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則普遍被忽視，其結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備、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補其偏。

（二）經濟。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動機的驅動下．西方傳統的管理思想強調高效率、標準化。在這種體制下，人只被視為整個生產流程中的一個環節、一道工序，或只是龐大而復雜的制造金錢的機器上的一個零件，他的生活和權利得不到企業管理者真誠全面的關心。與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則是“以人為本”，實實在在地愛人、關心人，而不僅僅是利用人、控制人。這就使得生產者在企業中有一種“家”的歸屬感，企業的對內凝聚力、對外競爭力也由于生產者對“家”的忠誠奉獻得以增強。用一位日本企業巨子的話說，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盤，一手持《論語》。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現得最為全面。其博施濟眾、依群利己的經營宗旨，以人為本、仁民愛物的經營原則，以義取利、誠信為本的經營道德，好學重教、以智經商的經營特色，以和為貴、和氣生財的經營方法。——這一切無不是孔子思想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創造性運用。

（三）政治。

當今世界有兩大顯著趨勢，其一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經濟全球化的擴展，人們被愈加緊密地聯系在一個“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國家間的沖突和矛盾似乎在朝著擴大、加劇的方向發展，帝國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幽魂仍在四處游蕩。在未來的世界中，各國應當遵循怎樣的政治倫理，才能使我們這個星球平安無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發表宣言說：“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頭兩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滿仁愛精神的“忠恕”之道應當是當今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相互尊重、和平共處的中心價值。孔子主張的“和而不同”應當是克服“西方中心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實現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發展、國家共同繁榮的基本法則。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不應成為歧視和強權的現實借口，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也不足成為人類未來發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徹底摒棄滿懷惡意的達爾文主義的西方政治思維，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作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識，用孔子一樣對他人充滿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國家和民族，庶幾人類可以實現“有道”的大同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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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樹增．論語導讀[m]．北京：中華書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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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尚思．孔子思想體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五

《論語·衛靈公》中記載，孔子的學生子貢問了老師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老師以商量的口氣對他說：“其恕乎！”什么叫“恕”呢？孔子又用八個字解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說，無論做什么事，都要推己及人，將心比心，不要強人所難，不要給別人造成傷害。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學會寬容。

寬容在我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是為人處事的重要原則。

古人尚能如此，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現代社會，我們更需要調整自己心態，調整好與他人的關系，學會寬容。

《北京日報》曾刊登過這樣一件事：一位小伙子在公共汽車上吐了一口痰，女售票員讓他擦掉。小伙子感到很難堪，不去擦。女售票員給了他個臺階下，自己用紙把痰擦掉了。事后小伙子很后悔，他給報社寫了一封信，表示向這位售票員道歉。這件事啟示我們：“退一步海闊天空，讓三分風平浪靜。”得理也讓人，寬容的感化作用常比劍拔弩張作用要恒久得多。如果她不這么做，而是硬逼小伙子去擦掉，結果不難想象。

然而，現實生活中，真正做到寬容談何容易！有很多時候，他會為一絲一毫的事情而斤斤計較，耿耿于懷。事情已經過去了，而他還是老在那想，這么可惡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原諒它呢？然后就是在不斷的自我咀嚼中，不斷的從中受到傷害，難以自拔！有時甚至要發誓“報仇”！哎，仔細想想，何必呢？讓自己整天活在過去的種種痛苦和仇恨中，這樣的生活是多么悲哀！

那么，怎樣才能學會寬容呢？

首先，寬容需要溝通。當自己與他人發生矛盾或誤會時，要主動與對方交談，認真傾聽對方的訴說。這樣，才能溝通彼此的思想，從而消除誤會和隔閡。

其次，寬容需要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要想。積極地換位思考，更多地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我們就更容易寬容別人。

再次，寬容需要忘卻。克制性的寬容，不是真正的寬容，它不能祛除感情傷口上的膿水，醫治感情上的創傷。只有那種不記、不究的寬容，才是真正的大境界。

什么叫“半部《論語》治天下”？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于丹認為：《論語》告訴大家的東西，永遠是最簡單的'。有時候一兩個字，就夠我們用一輩子了。“其恕乎！”——就一個“恕”字，教給我們如何在現代生活中獲取心靈快樂，適應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標；就一個“恕”字，就是我們自己的一幅健康的心電圖，是這個世界的一張美好的通行證。

讓我們學會去寬容別人吧！該放下時且放下，人與人能寬容相處，我們的生活將更加美好。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六

摘要：儒家提出“與天地參”的人道論，要求人們遵循自然規律，與自然相和諧，認為自然界是互相聯系、互相作用的有機整體，并且提出“仁民愛物”的生態倫理觀和“以時禁發”的合理利用與開發自然資源的思想，充分反映出儒家具有豐富的生態思想。

關鍵詞：儒家;生態思想;生態倫理。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講的人道不是以人類為中心，而是與天道相統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視天，重視自然，重視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強調人的發展與自然的和諧，因而包含了豐富的生態思想。本文著重論述儒家的生態思想，以期對今天建立新的生態觀有所啟迪。

1“與天地參”的人道論。

先秦的道家講“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天人合一”最終合于自然之道。儒家也講“天人合一”，其出發點在于人，為了人，但是，人又是天地之中的人，必須遵循天地自然規律，與自然相互和諧，這就是“與天地參”。

《禮記》中的《中庸》為戰國初儒家思孟學派的重要著作，其中說道：“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段論述旨在闡釋天地自然萬物之本性與人之本性的一致，表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這里所謂的“贊天地之化育”，就是要依照自然規律以助天地之變化;至于“與天地參”，朱熹注曰：“與天地參，謂與天地并立為三也。”[1]也就是說，人遵循天地自然規律則可以與天地和諧并立，這就是“與天地參”;“參”，即為天、地、人三者并立和諧。《中庸》還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這里的“律天時、襲水土”，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規律，以達到“天人合一”，也就是“與天地參”。

儒家“與天地參”的思想在戰國末期的荀子那里有了進一步的說明。《荀子?天論》說：“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在荀子看來，自然界變化有其自身的規律，人不可將自己的主觀意志和愿望強加于自然界，但是，人可以按照自然規律而“有其治”，這就是“能參”，也就是天、地、人三者各行其職，和諧共處。

儒家的“與天地參”在《易傳》那里得到充分的發揮，形成了天、地、人三者統一的“三才之道”。《易傳》是戰國末期儒家對《易經》的詮釋。《易傳?乾?文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易傳?系辭上傳》說：“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認為圣人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與天地、日月、四時“合”，與天地萬物和諧一致。《易傳?系辭下傳》還在詮釋《易經》卦象的六爻時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謂“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兩爻為天道，下兩爻為地道，中間兩爻為人道;“三才之道”就是天、地、人的和諧統一。《易傳?說卦傳》還進一步說：“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易傳》認為，在《易經》卦象的中，天道的陰與陽、地道的柔與剛和人道的仁與義都統一于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與人道是相互統一的。

2陰陽五行的結構論。

先秦的陰陽家講陰陽五行，儒家也講陰陽五行。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經在與學生討論天圓地方的宇宙結構問題時，提出天地自然的陰陽五行結構。據《大戴禮記?曾子天圓》所載，曾子說：“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陰陽之氣各盡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圣人立五體以為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已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貴賤。”

孔子之后的思孟學派較為明確地講陰陽五行。荀子在所撰《荀子?非十二子》中曾指責子思、孟軻“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關于思孟講陰陽五行，郭沫若先生還有過詳盡的論證。[2]當今學者李學勤先生也認為，思孟在《五行》中所言“五行”仁、義、禮、智、圣，與金、木、水、火、土“五行”相聯系。[3]漢代大儒鄭玄在注《禮記?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時說：“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4]在鄭玄看來，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與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密切相關的。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講陰陽五行與陰陽家有一定的關系。《漢書?藝文志》在論及陰陽家時說：“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然而，儒家經典《尚書?堯典》中也有“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的說法。這兩段敘述如出一轍，很能說明《堯典》與陰陽家的密切關系。而且，《堯典》中的其它部分還明顯有五行說的跡象，其中講到五典、五端、五禮、五玉、五器、五品、五教、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等。雖然《堯典》沒有直接講金、木、水、火、土“五行”，但是，與《堯典》同屬《尚書》的《洪范》則是闡釋古代五行說的重要文獻。《洪范》說：“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這段論述幾乎成了古代五行說的經典表述。關于《堯典》和《洪范》，郭沫若先生認為，它們都是戰國時的儒者所依托，并且就是思孟這一派人。[5]無論《堯典》和《洪范》最初是否屬于思孟學派的作品，但畢竟在后來成為重要的儒家經典之一，可見儒家與五行說的密切關系。

最能反映儒家陰陽五行自然觀的，當屬《禮記?月令》。《月令》較為完整地建構了儒家的陰陽五行自然觀。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相應的五季、五日、五帝、五神、五蟲、五音、五數、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五食、五德等等，并且一一相互對應，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框架。可以整理列表如下：

《禮記?月令》的陰陽五行說。

日帝神蟲音數味臭祀祭居色食德。

春甲乙太皡句芒鱗角八酸羶戶脾青陽青麥與羊木。

夏丙丁炎帝祝融羽徵七苦焦灶肺明堂赤菽與雞火。

中央戊己黃帝后土倮宮五甘香中霤心大廟黃稷與牛土。

秋庚辛少皡蓐收毛商九辛腥門肝總章白麻與犬金。

冬壬癸顓頊玄冥介羽六咸朽行腎玄堂黑黍與彘水。

儒家的陰陽五行說在漢代儒家董仲舒那里得到進一步的完善。董仲舒所撰的《春秋繁露》中有許多篇章論及陰陽五行說。《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說：“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為一端，地為一端，陰為一端，陽為一端，火為一端，金為一端，木為一端，水為一端，土為一端，人為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董仲舒認為，宇宙的基本要素有“十端”，自然之物是從十端而來，歸附于十端。在這基礎上，他提出了系統的陰陽五行說。《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說：“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在董仲舒看來，首先是天地之氣的結合進而分出陰陽。其次是陰陽交互運行形成四時。《春秋繁露?陰陽出入上下》說：“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陽“相遇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為冬至;“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陰陽“相遇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為夏至;“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此外，董仲舒還進一步提出五行與四時相配。《春秋繁露?五行順逆》說：“木者，春”;“火者，夏”;“土者，夏中”;“金者，秋”;“水者，冬”。《春秋繁露?五行相生》還提出五行“比相生”，即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相勝》提出五行“間相勝”，即金勝木，水勝火，木勝土，火勝金，土勝水。

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說體現了自然界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思想，而儒家對于這一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董仲舒的陰陽五行體系，實際上成為后來陰陽五行說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基礎。

3“仁民愛物”的倫理學。

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然而，“仁”除了講“愛人”，還要進一步推廣出去，講“愛物”。《論語?述而》講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盡心上》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仁義法》也說：“質于愛民以下，至于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張載則進一步講“民吾同胞，物吾與也”[6]。

因此，儒家的“仁”也包括愛自然、愛動物植物。《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記孔子說：“開蟄不殺當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當仁也。”《大戴禮記?易本命》則說：“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溪塞谷，則神龜不出焉。”

然而，儒家對待具體的自然事物，不是簡單的不殺生。《禮記?祭義》記載說：“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記?王制》又說：“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后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后田獵，鳩化為鷹然后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也就是說，要根據動植物的自然生長規律進行砍伐和田獵。《禮記?月令》中也有較多類似的記載，比如：“(孟春之月)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伐大樹”;“(季夏之月)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儒家根據動植物的自然生長規律進行砍伐和田獵的思想，從倫理學的角度看，是對儒家“仁”的思想的推廣;同時，從發展農業經濟的角度看，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觀。

4“以時禁發”的生態觀。

儒家講道德，但不是不講經濟。據《論語?子路》中記述，孔子到衛國，“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比如，據《論語?顏淵》記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顯然，要“富之”，要“足食”，在當時就是要發展農業。據《論語?學而》所載，孔子還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就是要求百姓按照農時進行農業生產。孟子對于發展農業生產有較多的論述。據《孟子?梁惠王上》所載，孟子曾經對梁惠王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這里的“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要求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荀子的生態思想也十分特出，尤其是在如何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問題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觀點。

荀子對自然資源以及人對自然資源的開發持較為樂觀的態度。他在《荀子?富國》中曾經說過：“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后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后葷菜百疏以澤量;然后六畜禽獸一而剸車;黿鼉魚鱉鰍鳣以時別，一而成群;然后飛鳥、鳧雁若煙海;然后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荀子認為，天地之間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足以食人”、“足以衣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認為，只有通過“善治”，也就是要運用科技知識對自然資源進行合理的利用，才能實現豐衣足食的狀況。至于如何“善治”，《荀子?王制》說：“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還認為，有了豐富的自然資源，還必須合理的開發、利用和保護，這就是“山林澤梁以時禁發”。這里的“發”，就是開發利用;“禁”，就是保護;“以時禁發”，就是要根據自然規律，把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緊密結合起來。這樣才能使自然資源“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

為此，荀子提出要設立專門負責管理自然資源開發的官員，他在《荀子?王制》中說：“修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荀子主張從國家政府方面切實保證“以時禁發”，這在當時是很有見地的。

由此可見，儒家要求人們遵循自然規律，強調人“與天地參”，與自然相和諧，認為自然界是互相聯系、互相作用的有機整體，并且提出“仁民愛物”的生態倫理觀和“以時禁發”的合理利用與開發自然資源的思想，都充分反映了儒家具有豐富的生態思想。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儒家的這些思想對于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

參考文獻：

[1][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上海：上海書店，1987.20.

[2][5]郭沫若.十批判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17—119.

[3]李學勤.帛書五行與尚書洪范[j].學術月刊，1986(11).

[4][漢]鄭玄.禮記注疏?中庸[m].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6][宋]張載.正蒙?乾稱篇[a].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62.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七

摘要：隨著教育技術的發展，以多媒體技術和網絡技術為核心的現代教育技術已經深入到高校日常教學工作中，它帶來了教育理念、教學方法、教育管理等多方面的變革。

如何在高校課堂教學中充分利用現代教育技術，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促進學生主動參與學習過程，提高課堂教學效果，是每個高校任課教師都在積極研究的課題。

本文從現代教育技術的優勢入手，探析在中國古代文學課堂教學中如何運用現代教育技術。

關鍵詞：現代教育技術；古代文學課堂；應用。

中國古代文學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演變歷史的學科。

它是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之一，所占課時比重較大。

長期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的課堂教學模式是：“一本教案、一支粉筆、一張嘴巴、一言堂”。

隨著素質教育的全面推進，現代教育技術的迅猛發展，這樣的教學模式必須要全面改革，才能更好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創造能力，從而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和質量。

一、現代教育技術的含義與優勢。

1、現代教育技術的含義。

現代教育技術就是運用現代教育理論和現代信息技術，通過對教學過程和教學資源的設計、開發、利用、評價和管理，以實現教學優化的理論和實踐。

2、現代教育技術的優勢。

現代教育技術的三大支撐是多媒體技術、網絡技術和通訊技術。

多媒體技術是指通過計算機把圖像、文本、聲音、動畫等多種媒體進行數字化處理，并和通訊技術相結合的一種綜合技術。

網絡技術是指把互聯網上分散的資源融為有機整體，實現資源的全面共享和有機協作的一種新技術。

通訊技術是對多媒體技術和網絡技術的支撐。

（1）優化學習環境。

多媒體可以通過圖像、文本、聲音、動畫等媒體為學習者營造出形象、逼真的學習環境。

它是繼文字、黑板、音像等教學媒體之后出現的又一種新的教學媒體，它具有信息多維化、集成化的特點，表現力豐富，能夠有效地調動學習者的興趣，增強學習效果。

（2）豐富教學資源。

網絡技術將海量的數據、資料、程序、軟件融匯到一起，形成一個特大型的資源庫。

在這個資源庫里，教師可以找到與課堂教學相關的大量資源，并共享這些資料，不斷完善自己的課堂教學資料。

這是以前任何一種教學技術都無法做到的。

（3）擴大教學規模。

網絡信息資源的共享，打破了知識的壟斷性，結束了優秀教育資源只被少數人占有和使用的歷史。

網絡教學資源可以向全社會開放，從而使全社會每一個求知者獲益。

現代教育技術將整個教學活動社會化，使教學從學校普及到信息技術覆蓋的每一個角落。

二、現代教育技術如何激活中國古代文學課堂。

1、運用現代教育技術，可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比起枯燥的講解，教師運用現代教育技術中的多媒體技術，制作圖文并茂的課件，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學生的求知欲。

比如講解《三國演義》中的“赤壁大戰”時，就可以播放電視劇中有關“赤壁大戰”的精彩片段，以更加直觀、生動的形象，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教師可以一邊播放，一邊講解；也可以先播放，后講解；還可以先提出問題，再播放，再提問、討論或答疑。

2、運用現代教育技術，可以破除“滿堂灌、一言堂”的教學模式。

現代教育技術能有效地促進教師的角色轉換。

在傳統教學中，教師不僅是教學的組織者還是信息的占有者。

在現代教育技術條件下，教師和書本不再是學生獲得知識的唯一途徑。

教師傳遞知識的部分職能被現代媒體替代了，教師不僅是現代教育中教學信息的提供者、傳授者，而且還是現代教學模式、教學方式的設計者、創造者。

在現代教育技術下，學生可以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自由主動地學習，學生由被動接受知識變為主動學習。

3、運用現代教育技術，可以突出教學重點和難點。

現代教育技術可以將古代文學中抽象的內容具體化，靜止的內容動態化，枯燥的文字生動化；可以突出教學的重點和難點，幫助學生思考和解決問題。

還以“赤壁大戰”為例，教師講解的重點不是戰爭場面，而是大戰之前孫、劉、曹三方軍事集團智囊之間的計謀的較量。

“苦肉計、反間計、連環計”，計計相連，引人入勝。

教師在播放視頻前，可以適時點撥，引起學生注意；也可以提出思考問題，讓學生帶著問題觀看視頻，之后討論。

4、運用現代教育技術，可以實現教學過程的最優化。

教師要采用現代教育技術中的多媒體教學，就必須掌握各種媒體的特點、功能，并根據具體的教學內容和教學目標的需要，來選擇、設計、組合、制作和運用，從而實現教學過程的最優化。

現代教育技術促使教育者充分開發、利用各種教學資源來幫助學生掌握各種知識和技能，培養他們獲取信息的能力和創新能力，全面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

三、結語。

以多媒體與網絡技術為核心的現代教育技術的應用，優化了高校課堂教學過程和教學資源，為探索和構建新型教學模式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廣大高校教師要順應時代的發展需求，努力學習開發、利用各種教學資源，大力促進現代教育技術與課程的整合，拓展教學內容，發展學生思維，不斷提高教學水平，提升教學質量。

當然，我們還應看到，現代教育技術在課堂教學中的應用還有許多不足，有些教師在使用時還有許多誤解，沒有真正發揮出現代教育技術的積極作用，這些問題都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討和完善。

參考文獻：

[2]普布卓瑪。現代教育技術在語文教學情景創作中的運用[j]。教育現代化（電子版），2013(14)：166.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八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由人治向法治轉變，由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轉變，加上中外文化和價值觀的碰撞，是一個既充滿生機活力又充滿矛盾的時代。以下是“孔子思想的現代意義論文”，希望能夠幫助的到您！

黨中央提出要建立和諧社會，就是要用恰當的方法解決諸多矛盾。當今世界局勢正在向多極化發展，不同國家、不同民族有各自的生活習慣、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在國際交往中，應該堅持“和而不同”的原則，既要尋找共同話語，維護世界和平；又要尊重各國的傳統，保持各國的特色。斯人雖遠逝，其道冠古今。孔子作為中國文化的輝煌符號，是當之無愧的。孔子的文章道德是中國和世界寶貴的精神財富。

孔子敏而好學，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勤于向人請教，不到30歲，就掌握了豐富的文化知識，力圖改變春秋末期禮崩樂壞局面。面對動蕩混亂的社會現實，他的救世思想在魯國行不通，到齊國也碰壁。他周游列國，遭到不少隱士的嘲笑，累累如喪家之狗。在陳蔡等小國，挨餓受凍，面有菜色。晚年回到魯國，致力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獻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孔子思想雖然也受到其他各家的沖擊，但并沒有消亡，一直存在發展壯大著。孔子與其弟子創立的儒家學派在當時諸子百家中就是主要的一家，但所走過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有過匡被圍之難，有微服過宋之險，有陳蔡絕糧之苦等等。他的學派不但沒有解體反而在百家爭鳴過程中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勢力越來越大，到了戰國時代，成了影響最大的學派。

雖然秦國不用儒家用法家，用武力統一天下，建立了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封建王朝秦朝，然而，這個貌似強大的王朝，焚書坑儒，造成二世而亡的結局。賈誼把秦的成敗經驗概括為一句話：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劉邦馬上得天下，宣稱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反駁：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劉邦聽后立即改變態度，明白武力攻天下，而仁義守天下。漢武帝接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口號，從此，儒家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孔子也成為亙古一人的大圣人。唐玄宗時被尊為文宣王，宋真宗時尊為玄圣文宣王，金章宗時尊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時尊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順治時尊為大成至圣文宣先師古代幾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歷史地位一直沒有動搖過。

孔子道德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提倡人與人之間相處時要互相克制諒解妥協和互相關懷親善支持照顧，以達到互利互惠的目的。這種精神不僅在歷史上曾起過重大作用，就是在當今世界上，也是需要的。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論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階級與階級，集團與集團，黨派與黨派它們之間都會有一些矛盾但是如何對待這些矛盾，卻有不同的態度和方式采取哪一種方式解決問題，這要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條件而定。只強調妥協友好的一面，自然是不對的，但是把人與人之間只看成是爭斗對立的關系，只靠武力解決問題的，顯然是不對的。謙讓妥協、諒解友好更是常用的一種基本方式孔子提倡中庸，實行和，并不是沒有原則，為和而和，還需要以禮節之，就是要以一定的規章制度來制約其實行，使其做到恰到好處。孔子還提出和而不同的要求，說明和不是模棱兩可的和稀泥，更不是同流合污，而是在一定的原則指導下和善地來處理問題。

我們不但可以用和而不同來處理一般人際關系，而且可以用和而不同來處理國際問題。我國最早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處理國際間的爭端，今天又提出以鄰為伴以鄰為善等等，都是對和而不同的創造應用孔子重視家庭倫理觀念，建立長幼尊卑秩序，把孝作為做人根本他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作為他一生追求的總目標。尊老敬長是一種值得各個時代重視的有普遍意義的品德，不僅是因為晚輩為了報答長輩的養育之恩，更主要的是，老人不論在生產斗爭和社會閱歷方面都有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晚輩來說，是極為寶貴的。歧視和虐待老人，不僅使生產和社會工作受到損失，而且會使道德淪喪，社會混亂，甚至能形成社會危機。孔子的思想講究仁愛，重視倫常，提倡和諧，強調秩序，追求安定如今，和平發展成為世界主流，中國向社會主義強國目標奮斗時，我們最需要的是和平秩序穩定社會和睦民族團結隨著經濟發展的不斷加速，社會階層的分化逐漸加劇，階層對立人際關系緊張的狀況也不斷加深，需要通過包括道德教育在內的各種手段的綜合使用來調節人際關系，穩定社會秩序。當社會上還存在爾虞我詐背信棄約的現象時，孔子思想的信廉剛直等道德，就有延續存在的價值。同時，我們也要清醒認識到，各種道德規范都是在歷史上產生的。

隨著歷史的發展它也會變化和消亡，孔子提倡的久喪厚葬父母在不遠游三年勿改于父之道等等，這些繁冗愚孝的行為觀念應該揚棄。但是，當某些道德規范所依據的社會因素還存在，它還能對社會發生作用時，這些道德規范也就不會消亡。我們今天重新認識孔子，并不是要掀起尊孔儒學的新潮流，而是更加理性認識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象征的孔子思想的精髓，更好地指導我們現實世界。把崇高的道德信念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中去，使孔子的倫理教導和人文關懷真正化為推進社會文明進步的力量。這樣，孔子繼承和改造傳統的努力才能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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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九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十

一個是中國的圣者，一個是西方的智者，孔子和蘇格拉底均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們的思想影響了東西方文化教育的走向。雖然他們擁有很多相似的教育思想卻有著更多不同的教育方法和認識，分析和比較這兩位偉大教育家的教育體系，對我們今天的教育工作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孔子；蘇格拉底；教育體系；比較。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和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是東西方歷史上兩位博學多識、思想深邃的學者。他們的哲學思想和教育思想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影響著整個東西方文明。直到今天，他們的教育思想仍然滲透在我們的教育理論中，指導著我們的教育實踐。孔子與蘇格拉底在不同時代，不過社會下提出的如“有教無類”，“啟發教學”，“因材施教”等教育理論都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但由于兩人相隔近一個世紀，社會環境、文化傳統互不相同，個人生活經歷也不盡一致，他們的教育方法各具特色，特別是在教學方式和教師地位這兩點上。本文通過分析比較孔子與蘇格拉底兩位偉大教育家教育體系的異同，更深入地了解東西方教育的共性和差異，并從中得出有益的啟示，以推動當今教育事業的持續發展。

在孔子以前的中國，學在官府，官師合一，學習文化知識是官府及其子弟的特權。到了春秋時期，文化下移，下層平民希望獲得受教育的權利。孔子順應歷史發展潮流，三十歲時便開始創辦私學，實行“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的辦學方針。意為無論地域，無論民族，無論等級，只要是樂于接受教誨的人，孔子都積極地教育他。《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和其他有關的史料記載的幾十個學生，據考證，有貴族家庭出身的南宮敬叔、貧賤家庭出身的子路、顏淵和商人出身的子貢等。其中貧賤出身的占大多數，這是“有教無類”的一個重要方面。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是教育對象上的一次革命，對于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和學術文化事業的發展起著促進作用，也為華夏民族的先進文化的傳播和各族間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后來，孔子周游列國14年，行蹤不定，此時，他的私學沒有固定的校舍，弟子們追隨他，輾轉游動，形成了僅有學校之實的游動式教學社團。因此，孔子施教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故教無定所，教無定時，教無定規。孔子的學生來自各諸侯國，其中有富豪子弟，但大多數為微賤之士，凡有求學之志者，只要“潔己以進”，孔子就一視同仁，不拘一格，兼收并納。孔子的談話式教學十分重視教育對象的個性差異，注重點撥時機。孔子認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引導學生而不牽著鼻子走，鼓勵學生而不強迫他們，啟發學生思考而不把答案點破，讓他們自己悟出。正是因為孔子的這些思想，所以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成名者就有七十二人。

古代希臘的學校大約出現在公元前七世紀前后，比中國晚了至少1000多年。在蘇格拉底時代，初等教育是體操和音樂學校，初等學校以上是純軍事操練性質的體育館。蘇格拉底是第一個從雅典人中出身的教育家，是一位不收酬金義務教育家。《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7卷第521頁載：“他認為政治學的任務就是‘關心所有同一城邦人民的靈魂，使他們達到盡可能的完善。’”色諾芬回憶說：“他接待了許多希望聽他講學的人，其中有本國公眾，也有外國人，但他從來沒有因為講學而向任何人索取過報酬，而是以其豐富的學識，毫不吝惜地向所有的人施教（吳永泉，1984）。”當時的希臘沒有多少文化典籍，學習者無書可讀，無典可依，只能通過聆聽演講、辯論以獲取知識。巧的是，蘇格拉底的教育活動也是教無定所，教無定規。公共場所、市場、店鋪、私宅、餐桌都是他進行教育活動的地點，或作公開演講，或個別交談，或進行辯論。色諾芬記述道：“蘇格拉底經常出現在公共場所，他在早晨總往那里去散步并進行體育鍛煉；當市場上人多起來的時候，總可以看到他在那里；他常作演講，凡喜歡的人都可自由地聽（吳永泉，1984）”。蘇格拉底的門徒中有富豪子弟、貧寒之士、手工業者。他自稱：“我愿同樣回答富人和窮人提出的問題，任何人只要愿意和我談話和回答我的問題，我都樂于奉陪（余靈靈、羅林平，1988）”。蘇格拉底一生桃李滿天下，產生了很多歷史上有影響力的哲人、大師，如影響深遠的哲學家、思想家柏拉圖，著名的修辭學家、教育家伊索克拉底，墨加拉學派創始人歐幾里德，犬儒學派創始人安提西尼，杰出的歷史學家色諾芬，昔勒尼學派創始人阿里斯提普等等。

孔子和蘇格拉底相似的教育理論的歷史意義遠遠超出了教育本身的價值，它不僅擴大了文化知識的傳播面、推動了文化的發展，而且為東西方文化發展中諸子并起、百家爭鳴準備了條件，使教育的社會功能發生重大變化。

蘇格拉底在與弟子進行談話中，往往從對方所熟知的具體事物和現象開始，進行反諷、暗示等進而求得結論。他通過獨特而辛辣的諷刺式詰問等方法，使對方覺悟到自身觀點的矛盾，激發對方追求真理的熱忱，喚起“求知的強烈欲望”。他在談話中注重學生理性認識的深入，人格品質的完善，談話的內容大都與正義、善德、虛偽等有關。而孔子更注重追求一種寬松、自由的談話環境，給學生一定的思維空間。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中，孔子讓每一個學生自由發表自己的觀點，并不加以限制，當曾皙感到猶豫時，孔子鼓勵說：“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所以其思維過程是一種發散性的。

孔子的為師之道認為師者是在學生因而不得之時予之所求，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圣者。學生以獲取師者的知識為求學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師為賢、師為圣，故應敬之、尊之。這對營造中華尊師敬賢的倫理文化特性，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他的為師之道，更多地表現在他的“助產術”觀點之中，他的母親是個接生婆，他由母親的職業受到啟發，認為為師的職業與接生婆的職業具有同質性，因而倡導“助產術”的理念。蘇格拉底提問的方式，通過討論實現對事物的從具體到抽象，從特殊到普遍，一步步逐漸深入，最后得出認識，生下自己孕育的真理的兒子。如此而形成的觀點，非為外在強加于學生的，而是由對手、學生自己思辨而形成的，固而從為師的方面而言，少了盛氣凌人的意象，從而使對手、學生在追求知識、尋求真理的過程中形成自覺主動的參與意識，培養了其探索精神。與之相比，孔子的“教師權威”對于發掘學生的心智，引導學生形成主動、自覺的探索精神是有阻礙的，并易于形成盲目的個人崇拜心理。而蘇格拉底的觀點則與現今提倡的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教學不謀而合。

孔子和蘇格拉底兩位偉大的教育家根據各自不同的教育認識形成了自己的教育體系，用自己的方式推動了人類的發展。研究兩位教育家的的教育體系在重視教育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給我們的教學提供有益的啟示和諸多的借鑒。希望我們能更好地弘揚東西文化的相同之處，借鑒、吸納東西方不同的營養，以利現代教育的持續發展，促進全人類建立一個美好協調的大家庭。

[1]色諾芬著，吳永泉譯.回憶蘇格拉底[m].商務印書館，1984，（9）.

[2]柏拉圖著，余靈靈，羅林平譯.蘇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圖對話集[m].三聯書店，1988，（3）.

[3]匡亞明.孔子評傳[m].齊魯書社，1985.

[4]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西方哲學原著選讀[m].商務印書館，1983.

[5]馬振鐸.孔子的哲學思想——仁·人道[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十一

李逵，綽號黑旋風，“在梁山好漢中排名第二十位，為三十六天罡中的‘天殺星’他面貌丑陋，但正直善良，是梁山好漢中性格鮮明，頗受讀者喜愛的英雄。”[2]被金圣嘆稱贊為“人中之寶”，他對封建統治者最具有反抗精神，對梁山眾弟兄愛得深切，對奸臣賊子恨之入骨。他耿直、講信義，在救柴進一事中，說“我打死了殷天錫，卻叫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金圣嘆在《讀第五才子書法》稱贊他的品德說“《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語。”[1]2宋江做主梁山后，一門心思要招安，小說第七十一回寫到，宋江借賞菊吟詩，表露招安心意，“黑旋風便睜圓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鳥安!’只一腳，把桌子踢起，攧作粉碎。”[1]611然而，招安之后，當他知道宋江給他酒里下了毒時仍然無怨無悔，只是流淚說：“罷!罷!罷!生時服侍哥哥，死了也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李逵對宋江的忠心耿耿，儒家提倡的“忠義”躍然紙上。

除此之外，李逾、三阮、公孫勝、雷橫等也都是有名的孝子;而武松則是“悌”的典型代表。由于無道昏君和奸臣賊子的逼迫，他們不得已而上梁山，于是就有了“犯上作亂”的罪名。

三、從出世之人看小說中的儒家思想。

在《水滸傳》小說中，除朝廷和梁山英雄之外，儒家積極入世的倫理思想卻在和尚、道士及神仙這些出世之人身上也不同程度的表現了出來。在歷史上，宋徽宗作為一個皇帝，但卻奉道極虔，做出了許多的荒.唐事情，并且他還自稱“道君皇帝”，《水滸傳》作者也反其道而行，讓佛道之徒及長老仙師卻往往成為身著袈裟道服的儒者，讓人耳目一新。

小說開頭便寫“張天師祈攘瘟疫”，雖然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它已經充分證明，努力給人民解除苦難、以天下為己任的還有道教教主;花和尚魯智深和行者武松都積極入世，當不當和尚都力求奮發有為，以剛健為本，并非消極避世而皈依佛門，五臺山智真長老盡管曾以封建正統思想約束魯達的積極入世，但總體來說，他還是給以支持的;公孫勝和他的師父羅真人，保著宋江一直到破遼勝利之后，才功成身退，在小說前七十一回中，他們披著道袍，但信奉和實踐的卻是以天下為己任、極積入世的儒家思想;玄女娘娘清靜而有為，但是她身靜而心并不靜，可以說，她也是個出世而又關心國家大事的神仙，她曾囑托宋江要“替天行道”，并且授予他三卷天書，要他為國為民盡心盡力，在攻打遼國的危亡之際，她又給宋江托夢，授予其破敵之法，才使他得以徹底戰勝遼國。作家通過一個又一個佛道人物的描寫，從側面清楚地顯示出儒家“自強不息”的倫理思想，激人奮進，讓人心潮澎湃。

四、從婦女形象看小說中的儒家思想。

經歷中國幾千年漫長的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基本觀念在儒家思想與倫理道德觀念緊密結合的過程中基本形成了。作為那個時代的文人，作者根本不可能擺脫這些束縛而超然存在，傳統儒家思想中婦女必須遵守“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服從男人意志的要求自然而然的會被體現出來。

如：作品中的正面婦女形象三位女英雄，顧大嫂是做“人肉饅頭”的，而孫二娘曾經賣“蒙汗藥”酒，都是謀財害命之徒，“一丈青”扈三娘低首伏心地由宋江主持，嫁給了自己并不喜歡的王矮虎，只是為了說明宋江的恪守信義。這些女性在她們的丈夫在沙場一一戰死之后，除顧大嫂僥幸存活外，其余都隨夫戰死沙場，其實，三位女英雄的命運，顯然受著夫權思想的主導，是“夫為妻綱”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對作者的束縛。

潘金蓮、閻婆惜、潘巧云都是身處社會底層的城市婦女，在這些封建正統思想的主導下，作者把她們描寫成了不守婦道，寡廉鮮恥的淫婦，她們的被殺甚至是維護道德、替天行道的必然結果，但是仔細分析三位女性，她們的放蕩是與她們不幸的婚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小說中，潘金蓮受到的毒害最深，竟至于演變成為淫婦和殺人兇手，她是封建禮教的受害者。她的悲劇雖然也是出于年輕女子本身對于美好愛情的渴望和追求才釀成大禍，但是，地主大戶的殘酷報復是她不幸的直接根源。

閻婆只因為得了一口棺材和十兩銀子的救濟而“無可報答”，就用女兒閻婆惜與“只愛學使槍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緊”的宋江“做個親眷來往”，宋江因為門不當，戶不對，既沒有把閻婆惜平等看待，又沒有給她愛情，作者是根據封建禮教中“男尊女卑”、“三綱五常”的思想來處理二人關系的。作為生活在下層社會的一個婦女，張文遠的出現激起了她對美好愛情的強烈渴望，以至于行為偏激，最終導致理想和追求變得畸形，可以說，廉價的買賣是她不幸的來源。

作為潘巧云的丈夫，楊雄愛的只是弄槍舞棒，從來都不善對她噓寒問暖，并且楊雄一個月內有二十幾天不在家，她實際上只是家庭的擺設而已，而潘巧云與后來出家的裴如海是青梅竹馬，潘的紅杏出墻也實屬必然。與此同時，楊雄、石秀殺婦，手段竟然如此殘忍，作品中對于婦女的這些態度明顯的是受儒家封建禮教的影響。

要之，《水滸傳》的成書受到封建正統思想的深刻影響，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其中保留了較多的儒家思想的痕跡，作者甚至將其滲透到了全書的主導思想當中，無論是從作品中描寫到的朝廷、梁山好漢、出世之人還是婦女形象，無不滲透著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并且在小說中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十二

1、“中庸文化”。“中庸”主要是強調“善”。“中”乃適合，“庸”乃按照適宜方式做事。“中庸精神”指的就是適度把握，按照適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合情合理的范圍之內。這對我們現代社會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2、強調“知行”結合，注重實踐。強調知行合一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突出特點，孔子要求人們應“言行一致”，強調“力行”，堅持“言必行，行必果”。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行以達其道”，“力行近乎仁”。朱熹也十分重視“力行”，朱子曰：“故圣賢教人，必以窮理為先，而力行以終之”。他所說的力行就是在認識的基礎上強調實踐。

3、“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儒家學者強調正確的“義利”觀。當生命和道義二者之間不可兼得的時候，儒家選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4、“聞道”、“行道”。子曰：“朝聞道，夕可死矣。”儒家學者認為聞道、行道才能體現人生價值。儒家學者是把“仁”和“禮”作為了道德行為的最基本范圍和最高準則成為人生的終極追求目標。小至“修身齊家”大至“治國平天下”，無不要求仁人志士“聞道”“行道”，實現自身的價值。

5、“忠孝”。孝于父母，忠于朝廷是我國封建社會一直以來遵循的原則。儒家要求孝順父母、忠君愛國。孔子強調“孝悌”是“仁”的根本。提倡大家“入則孝，出則悌”，要孝順父母，敬愛兄長，長幼有序。以“孝悌”的原則推廣至國家，便是要忠君愛國。同時，對待周圍的人事要“忠恕”，這便是為“仁”之道。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不器”。子曰：“君子不器。”這指的是君子不能像器物那樣，隅于一技一能，只能發揮一種作用。儒家認為，君子應該追求大道，而不能拘泥于一技一能之“小道”。小道雖有可觀者，然君子所不為也。“君子不器”是要求人們要“游于藝”、“通于藝”，由“器”上升到“不器”，從而達到真正意義上的道。

7、“慎獨”、誠信。“慎獨”一詞出自儒家《禮記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東漢鄭玄的解釋為：“在獨處時能謹慎不茍。”其實，“慎獨”即謹慎自己在獨居、獨處時的言論和行為，始終保持道德的操守，獨善其身。荀子則將“慎獨”與“誠”聯系起來。不誠則不獨。這便提出誠信的要求。誠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也是溝通人際關系、促進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紐帶，儒家的“誠信”觀不僅是立人之本，也是立國之本。

總而言之，儒家思想的確我是國傳統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源。當今人類正處于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變的時代，為了創建適合于新的文明的生活方式，我們不僅應當總結工業文明時代教訓，而且應當從古典的農業文明中去吸取人類生存的智慧。儒家思想固然有局限性，但我們應當取其精華，在當今社會合理運用，發揮其合理的教育指導意義。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十三

孔子，即孔丘，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文化名人，他的學說博大精深，影響深遠。通過對孔子的學說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寶貴的心得體會。首先，孔子強調修身養性的重要性；其次，孔子主張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觀念；再次，孔子注重學習和實踐相結合；最后，孔子倡導和諧共處的理念。這些思想和原則對我們如何成為更好的人以及如何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都具有深遠的啟示意義。

首先，孔子強調修身養性的重要性。孔子認為，只有先修身養性，才能做到“身體正，不仁無名矣”。他強調自我反省和自我約束，認為一個人應該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質和個人修養。他提出了“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即通過學習來改善自己的品質和能力，然后投身于社會，為國家和人民服務。這就要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自我反省，嚴格要求自己，做到言行一致，做一個有道德操守的人。

其次，孔子主張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觀念。孔子認為，“仁者愛人”，即道德的核心在于愛人。他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強調要有愛心、善良和同情心。孔子認為，道德和現實是密不可分的，只有以仁為核心，才能愉快和諧地生活在社會中。這就要求我們在處理與他人的關系時，要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善待他人，互相幫助，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

再次，孔子注重學習和實踐相結合。孔子強調學習的重要性，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他認為，只有不斷學習、不斷思考，才能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同時，他也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他說：“聽見一知之者，善行之，未聞一知之者，從之去之。”孔子認為，只有學以致用，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識。這就要求我們在學習過程中要注重實踐，把所學的知識應用到實際生活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實踐能力。

最后，孔子倡導和諧共處的理念。孔子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他認為，只有和睦相處，才能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他提倡“和而不同”，即在尊重他人的同時，保持自己獨立的思想和個性。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就要求我們在面對意見不同的人時，要保持冷靜和諒解，尊重他人的不同意見，通過對話和交流，共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建立和諧的社會關系。

綜上所述，從孔子的學說中，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寶貴的心得體會。首先，我們要注重個人修養和道德修養，做一個有道德操守的人。其次，我們要以仁愛為核心，善待他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再次，我們要注重學習和實踐相結合，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和實踐能力。最后，我們要倡導和諧共處的理念，保持諒解、包容和合作的態度。這些思想和原則對我們的個人成長和社會發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幫助我們成為更好的人，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十四

摘要: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統治地位。孔子作為我國古代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為儒家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要考查中國古代的美學思想，就不能避開孔子。孔子的美學思想主要有三點:真美善統一、中和之美、理想的人格美。

關鍵詞:孔子;真美善;中和之美;人格美。

美學思想產生于西方，最初以哲學形式或文藝評論、創作理論的形式出現，比中國古典美學有更加明確清晰的發展線索，也更為復雜豐富。傳入中國后，美學由最初的味覺擴充到個人主觀的各種官能感受，后又向人類的經濟生活、倫理生活、精神生活乃至藝術領域擴展。以孔子為代表建立的儒家文化對美學的提升起了積極作用，他更加注重具有社會倫理意義的東西，將從精神、理性方面得到的滿足感和充實感作為審美對象。日本學者笠元仲二認為，中國人最初的美的觀念始于味覺，美字的最早含義也是指味覺引起的甜美感受。朱立元教授在《美學》中引用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觀點:“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

真美善是哲學討論的重要范疇，是中國古代文論關于文學賞評的重要標準。真實性是文學賞評中一個重要的標準，而文學的“美”“善”是建立在“真”的基礎上的。文學作品中的“真”，主要表現在真實地再現和真實地表現上，這相當于通常探討生活、藝術的真實問題。真實再現，即文藝作品真實地描寫社會生活;真實地表現，即文藝作品真實地抒發作者的真實情感。詩真實地再現生活，孔子說詩“可以觀”，鄭玄理解為“觀風俗之盛衰”(何晏注《論語集注》)，朱熹理解為“考見得失”(《論語集注》)，楊伯峻理解為“可以提高觀察力”(《論語譯注》)。那么詩如何做到這些呢?孔子認為詩應該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孔子在《禮記表計》中說:“情欲信，辭欲巧。”《易乾文言》里引用“孔子的話說:‘修辭立其誠。’這個‘誠’就是真實的意思，修辭要注重事實”〔2〕。孔穎達在《禮記正義》里將其理解為“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好”。文學作品既要抒發真情實感，也要使用美的形式技巧。由此看出，孔子對文藝創作所要求的是真與美的統一。另外，孔子在他的表述中包含著一些與“真”相同或相近的內涵。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衛靈公》)，邢昞解為“言盡忠誠不欺于物，行唯敦厚而常謹敬”(《論語注疏》)。其中的“忠信”即忠誠不欺，“篤敬”即敦厚謹敬，含有“真”義。孔子說“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貞”是言行一致的“大信”，包含有“真”義。楊伯峻認為，“君子講大信，卻不講小信。”此外孔子還說“修辭立其誠”(《易乾卦文言》)，孔穎達理解為“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修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實”(《周易正義》)。由此可知，孔子所說的忠、信、貞、篤、敬、誠等概念包含有“真”義，這既有孔子對人的修身的“真”、文藝真實表現生活的“真”，又有對文藝作品要求作者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的“真”。在儒家重視倫理的哲學思想中，孔子所說的“真”是與“善”密切聯系的。李玉芝在《文學與美———中國古代文學鑒賞》一書中表示:“最好的文學作品，必須是以人的至善為前提，或表現人的至善的愿望、精神，或表現自然物為人欣賞的形狀、本質。”〔3〕43孔子《論語》中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則是追求善的最好證明。如孔子所說:“里仁為美”(《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顏淵》)、“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泰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4〕50(《雍也》)。此外，孔子提倡“文以載道”，即要求文章以傳播道德為美，以追求善為美，這與康德“真美善”的美學思想有相似之處。孔子認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4〕8(《為政》)，即是說《詩》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總結，就是“思想主旨純正無邪”，足見他對于藝術做出的倫理道德的要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4〕22(《八佾》)孔安國指出:“《韶》，舜樂名也。謂以圣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4〕49從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僅不否認事物外在的聲色之美，還強調了善的作用。孔子除了不否認聲色美，還不否認雕琢美，教導子貢“《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而》)〔4〕6。中國古代文論關于“真”的賞評標準，從講究“言辭真”“情志真”“事物真”到重視藝術真，孔子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在以孔子為代表建立的美學體系中，他實現了真美善的統一。其真善美統一的美學思想可概括為:文藝應以真為基礎，以善為主要衡量標準，以美為外觀。

“中和”是中國文學批評的核心之一。孔子:“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5〕6《禮記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3〕199“中”是適中折中，“和”是平和融合。朱立元教授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觀點:“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于和。”這里“中和”超出倫理意義而具有哲學高度和美學意義。孔子所說的“中和”強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5〕122“過猶不及”〔5〕96，將“中和”提高到了形而上學程度。從美學的角度來說，“中和”實質是美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完美統一，即辯證地把握和處理藝術內部的各種對立因素，使之彼此制約而又相互依存、滲透，任何一方都無“過”或“不及”，從而使文藝整體達到一種適當、淳樸的理想境界。孔子提出的“中和”之美具有此類美學意義，它主要表現為“思無邪”“文質彬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等美學思想。首先，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楊伯峻認為“《詩經》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它，就是‘思想純正’。”〔6〕11“思無邪”一詞出自《詩經魯頌駉篇》，原句中的“思”為句首語氣詞，并無實意，“無邪”是對牧馬人放牧時神情專注的樣子的描寫，并無其他的意思。“孔子在此借用‘思無邪’概括《詩經》的特征，認為《詩經》各篇都符合儒家政治、倫理和審美的標準。從藝術角度看，孔子的‘思無邪’體現了中和之美的思想。”〔7〕44這里實際上是對“思無邪”思想的延伸和發揮，即要求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要不偏不倚、純正無邪、無過不及。其次，孔子提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朱熹《論語集注》解釋為:“質樸超過文采就顯得粗俗，文采超過質樸就顯得虛浮，文采和質樸要搭配得當，這樣才可以成為君子。”〔4〕47“文質彬彬”是用于衡量和判斷人的標準，后被推演開來用作藝術作品，尤其是評判文學作品，要求文學中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結合。如果只偏重于形式就顯得虛浮，“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4〕106。由此可見，孔子重視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形式，二者比肩、缺一不可。再次，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熹釋為:“《關雎》這一樂章，歡樂而不過分，悲哀而不傷情。”〔4〕21孔安國釋為:“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8〕45此觀點以中庸之道為基礎，強調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文藝作品，其感情表現應當適度，不能過于放肆，否則就有害無益。因此孔子主張“臨哀不傷”〔4〕22。從某種意義上說，孔子這一思想不僅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美學基礎，還將儒家文化的理想美推到了極致，并對后世美學理論體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國的宮殿建筑以中軸線為中心而向兩邊對稱展開的形象、中國書法不肥不瘦的章法、中國詩畫的抒情達意等均源于此思想。

中國文化重視倫理道德，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從倫理道德入手，圍繞怎樣做人、做一個什么樣的人而展開。孔子認為，外界的萬事萬物都含有人格的意蘊，無不與自己的性情相通。如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張》)〔4〕184孔子將君子的過錯比作日蝕月蝕，犯了過錯人人都能看到，改了過錯人人都能敬仰。然而，儒家的審美，實質上并不強調對所謂美的事物的欣賞，而是強調從外界事物中感受到人格理想，對自己人格或人格理想的欣賞。在《論語》中孔子塑造了具有理想人格美的君子形象，君子集智慧、勇敢、清心寡欲、多才多藝于一身，是德才兼備的人。孔子認為以人為本的道德美是首要的，同時不能忽視外在美，他說:“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4〕84(《鄉黨》)因為人的外形缺陷是容易看得出的，而內在美卻是不易察覺的。因此君子應具有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美好品質。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4〕48(《雍也》)孔子認為，聰明人喜歡流動的水，有仁之人喜歡穩重的山;聰明人性好動，仁者性好靜;聰明人比較快樂，仁者比較長壽。這與儒家文化所倡導的道德品質是一脈相承的，無論是智者還是仁者，他們不是因為山水的形態如何美而喜歡，更重要的是因為山的特點是重而不遷、山至川流。他們可以從山水中看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規律，然后通過這些規律去了解萬事萬物，而不是將自己的理解局限在某一范圍內。此外，孔子還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八佾》)〔4〕16，“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堯曰》)〔4〕190，“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衛靈公》)〔4〕14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等。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中指出，“中國美學異于西方美學的許多特征主要由儒家的美學思想所鑄成”〔9〕65，“漢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國人所以不同于外國人，中華藝術所以不同于其他藝術，其思想來由應追溯的先秦孔學……孔子在塑造中國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上的歷史地位，已是一種難以否認的客觀事實”〔9〕270。從中可以看出，作為儒家創始人和中國古典美學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其關心現實、服務政治的文藝觀念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文學批評的產生、形成和發展。他把文藝思想、美學思想與倫理學、心理學聯系在一起，最終奠定了以情感與理智、個人與社會、文與質和諧統一為核心的儒家古代文學評判思想體系。當代學者應該吸收其理論和思想的精華，培養一分為二地、辯證地看待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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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十五

20世紀大致可以算做中國現代學術的開端。此期的杜甫研究以1922年梁啟超的《情圣杜甫》和1928年出版的胡適《自話文學史》為代表。山于未受政治潮流的影響，此期的研究多能發揮學者學術自山之精神，評論杜詩多有創見，至今仍小失經典之論。例如，胡適的《自話文學史》第四章專章講論杜甫，認為杜詩具有“詼諧風趣”的風格，且這種風格貫穿杜甫詩歌創作的三個時期;胡適還認為杜甫開創了一種“問題詩”的體式;胡適對杜甫第三時期的“小詩”格外重視，這種“小詩”用自山的絕句體，小拘平仄，多用自話，敘述簡單生活的小片段、小故事、小感想，小印象，并且和西方的印象主義藝術相聯系。梁啟超在“詩圣”之外，譽杜甫為“情圣”，“因為他的感情的內容，是極豐富的，極真實的，極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極熟練，能鞭辟到最深處，能將他全部完全反映小走樣子”。梁氏還舉例證明杜甫對妻兒、家庭真摯的感情，展現杜甫溫柔細膩的另一面。梁氏對杜甫部分詩作“半寫實派”的提法，著一字的諷刺手法，雜揉多種情緒而得調和之美的表情方式，將洗練之功發揮到極致的本領等等的分析，都體現梁氏對杜詩藝術風格細致深刻的體認。

可以看出，以梁、胡為代表的上世紀50年代前的杜甫研究，體現出一種“但開風氣小為先”的風格，他們首先在現代學術視野中運用現代學術方法觀照杜甫研究，既有革路開創之功，又頗多閃光創見。但是，梁、胡多就杜詩的藝術風格、情感意緒做出評論，未專門論述杜甫與儒家思想的關系。在傳統學術研究中，學術難逃成為政治的附庸，而儒家思想長期占據政教主流地位，對文學創作和研究的捆綁約束毋庸贅言。上世紀上半葉，胡適的《自話文學史》作為一而文學界革新的旗幟，意在將中國文學從舊傳統中解放出來，儒家思想首當其沖成為要“去除”的部分。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便小難理解，梁啟超為何更愿稱杜甫為“情圣”而非“詩圣”了。總之，這一時期的杜甫研究，打上了深刻的革新和啟蒙烙印。

(二)20世紀50至80年代末。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即新中國建國后至“文革”結束后的三十一年，是政治上特殊而敏感的時期，杜甫研究一度遭遇尷尬。這種尷尬隨著“文革”的結束、改革開放的到來而逐漸消散，但其余波卻影響至80年代。故此處筆者將文獻綜述的分期從50年代橫跨至80年代來論述。

此期杜甫研究的代表有郭沫若、蕭滌非、朱東潤、傅庚生、金啟華等等。學界一般公認，蕭滌非先生的《杜甫研究》以現實主義與人民性作為分析評價杜甫的新標準，代表了50年代杜甫研究的最高成就。關于杜甫的思想，肖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明確指出:“杜甫確是一個‘儒家者流’。”并認為“山于杜甫一方而能繼承儒家思想的若十優點，同時在某些點上又能突破儒家一些老教條的局限，因而終于成為偉大的人民詩人”。“至于道家和佛家思想，在杜甫思想領域中并小占什么地位……在他的頭腦中，佛道思想只如‘縣花一現’似的瞬息即逝，特別是佛家的思想”。

郭沫若在1971年出版的《李自與杜甫》一書中，對蕭滌非先生的一些觀點提出批評。該書在《杜甫的宗教信仰》一章中說:杜甫曾經以儒家自命。舊時代的士大夫尊杜甫為“詩圣”，特別突出他的忠君思想，小用說也是把他敬仰為孔孟之徒，新的研究家們，尤其在解放之后，又特別強調杜甫的同情人民，認為他自比契翟，有“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懷抱，因而把他描繪為“人民詩人”，實際上也完全是儒家的而孔。其實杜甫對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而雖然他小曾象李自那樣成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而他卻是禪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篤，一自到他的辭世之年。

蕭滌非對郭沫若的批評給子回應，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在1980年修訂本《杜甫研究》中肖先生進一步指出:“杜甫的主導思想是儒家，說得具體些是孔孟，這幾乎已成定論。”并列舉六條說明:。

第一，杜甫以出身于一個“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的家庭為榮;第二，杜甫自始至終都是以“儒家者流”自居(這在書中已舉了小少例);第三，杜甫用以教育他的孩子們的是儒家經典，如云“應須飽經術”，并希望他們能成為“七十二賢”式的人物:“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第四，杜甫一貫堅持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和“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的從政態度，都是來自儒家的;第五，杜甫作詩的法則也是從儒家來的，所謂“法自儒家有”;第六，杜甫認為唐土朝如果耍恢復過去的業績還是得用儒術，所以說“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

時間也許是檢驗真理的利器。1962年紀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誕生1250周年時，郭沫若在《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一文中，對他過去所持的觀點有所改變，與蕭滌非先生的觀點更加接近，實際上承認了“揚李抑杜”的偏頗，承認了杜甫“人民詩人”的地位。

從階級性、人民性角度立論，對杜甫其人其詩進行批評是20世紀50至80年代大陸杜甫研究的普遍模式。盡管蕭滌非先生已經做到了那個時代較大限度的持論公允，但也無法完全跳出這個模式。更有激進的“左傾”批評者，認為杜甫“小過是一個趨炎附勢，汲汲于想做大官的庸俗詩人罷了。他的一生，并無革命事跡的表現，腦子里充滿著忠君、立功、個人主義的思想。”這樣的論斷在失去了那個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立即失去生命力，其偏頗荒謬小待今人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大陸，這種從階級性、人民性角度研究杜甫的方法，并未隨著政治氣候的改變而立即改變，而是波及至80年代甚至90年代。例如周春韻的《杜甫與儒家思想》認為杜甫“部分地突破了統治階級思想—儒家思想”，但是“維護土權是所有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無法突破的局限”。可是“杜甫憂國憂民積極進步的思想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遠遠超過了他愚忠等消極落后的思想影響。”周文對杜甫的態度幾經周轉，比較復雜，既肯定杜甫憂國憂民的積極而，又批判其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落后面。

杜甫的人道主義有著非常進步的意義，但和革命的人道主義是小同的。比如在解決社會矛后的主張上，他還是要采取山上而下施行仁政的辦法來緩和階級矛后，而小同意實行山下而上的階級革命。……所有這些，都說明了詩人小可能認清歷史發展的真正方向，他說，“小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憶邊老翁錯料事，眼暗小見風塵清”，原因正在于此。所以他能清醒地秉儒家思想中積極進步的東西，清醒地批判現實，朦朧地向們未來，而這種批判最終也還是小徹底的。

王亞民的批評更加自接地采用革命戰爭以及階級斗一爭的思維，儼然混淆了文學和政治的邊界，將詩人杜甫完全理解成一個革命立場小堅定的改良派、妥協派人物，將詩歌的內容情感完全等同于詩人的政治覺悟，似乎更加強調了杜甫思想中“小徹底”的那一而。

唐海等的《試論杜甫對儒家正統觀念的突破一一杜甫戰亂詩新評》一文認為:“他(杜甫)愛國、愛民，但小愛君，因此他也小可能‘忠君’。這一點，是他對儒家正統觀念的最大突破。……這就是杜甫其人其詩的人民性一一偉大的、純潔的、永恒的人民性。”盡管唐文主要論點是強調突出杜甫的人民性，但“忠君”問題，仍然是唐文小愿過多觸碰的政治敏感區，因而稱杜甫愛國愛民而小愛君。此觀點是較為牽強的。

總之，20世紀50至80年代末杜甫研究呈現以下幾個特點:其一，研究視角和方法比較單一，從階級性、人民性、革命性角度立論成為普遍模式;其二，激進的“左傾”研究者對杜甫進行了較為激烈的批判，將文學和政治混為一談，對杜甫給子了極小公正的評價，這部分評論隨著特殊政治氣候的消散而失去生命力;其三，以蕭滌非、傅庚生等人為代表的研究者，給子杜甫在那個時代最大限度的公允持論，賦子杜甫“人民詩人”的桂冠，在人道主義方而對杜甫的思想給子肯定，但仍小出大的政治背景和研究模式之框架。其四，80年代雖承襲50年代以來的風氣余波，但如50年代“左傾”研究者那般猛烈批評杜甫的聲音小復存在，褒揚杜甫人民性、愛國愛民的積極方而的聲音更多。

(三)20世紀90年代至今。

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杜甫研究開始跳出階級性、人民性的框架，運用西方的接受美學、結構主義、語言學等理論，跨學科運用比較、統計等方法，對杜甫其人其詩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全而深入的研究，呈現出中西融合，學科交叉的豐富形態。政治氣候的回暖，使得儒家思想得到客觀公正的評價，對杜甫思想的研究也更能從學術角度給子正常化的研究和公正的評價。此期杜甫研究者眾多，代表人物有莫礪鋒、張忠綱、祁和暉、葛景春、劉明華、段師炳昌等等。

莫礪鋒先生的《杜甫評傳》較能代表此期杜甫研究轉變的一個側面。莫先生在本書后記中說道:“所以本書在把杜甫當做一位文學家進行評述的同時，必須著重闡明他在思想方而的建樹，而且必須對杜甫與傳統思想文化的關系子以特別的關注，而這正是其他的杜甫傳記注意得小夠的地方。”重視杜甫思想方而的建樹，并將他與傳統思想文化積極聯系起來，是莫氏傳記的一個特點。對于前一個研究時期杜甫遇到的小公正待遇，莫氏一針見血地指出:。

長期以來，學術界養成了一種習慣:在評論古代文學家時，要小厭其煩地指出其“局限”—階級的、時代的，等等。似乎這樣做便小具備現代意識、體現理論深度。于是，杜甫便常常因“忠君意識”而受到種種責備，更其甚者，有人競指責他沒有為解決封建社會固有的社會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法，我對此一向感到困惑。……仿佛越是把古人的“局限性”說得痛快淋漓，便越能顯示論者自身的高明。我認為這種做法是對主體詮釋和現代意識的極大誤解……文學史研究當然是應該體現現代意識的主體診釋，但在具體的`詮釋過程中卻必須時時有著對象的“歷史”性質。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做的是用現代意識去理解、詮釋歷史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地位，而小應該用現代意識去指責歷史人物與現代的差距，因為后者事實上是沒有意義的。莫礪鋒先生的上述這段話已經分清楚自接地指出前一個研究時期解讀杜甫思想的誤區。思而知來者，這預示著淡化、擺脫政治意識形態對杜甫思想研究的鉗制，用歷史的、發展的眼光研究杜甫思想，細致、深入、多方位地研究杜甫思想，成為此期的主調。劉明華的《杜甫研究論集，上編》專講杜甫思想研究，論述了杜甫的憂患意識、批判精神、政治理想、“忠君”表現形態等問題，是在杜甫思想內部的一種細分解讀。而趙海菱的《杜甫與儒家文化傳統研究》則試圖打通杜甫與儒家詩學、美學、士文化、經史傳統等的文化血脈，可作為杜甫思想外部研究的一種思路嘗試。

除了專著，相關的期刊論文也紛紛涌現。具體篇數因數量龐大小可勝數，筆者聊將知網查到的50余篇相關論文分為若十類型，舉其中代表性篇章言之。

1、杜甫與儒家思想文化研究綜論性質的論文。這類論文的代表作有吳新生的《杜甫對文化的繼承》，莫礪鋒的《論杜甫的文化意義》，吳明賢的《杜詩中的儒家情懷》，等等。吳新生認為，“在儒家文化中，對杜甫的政治思想起著最主要影響作用的，無疑要算是仁政和民本思想了。”“崇尚和奉行人道主義，這是杜甫接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又一突出表現。”

莫礪鋒認為“杜甫的意義只有在文化的大范疇內才能得到比較充分的理解”。杜甫對儒學的最大貢獻在于“他以整個的生命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儒學在本質上是一種實踐哲學，杜甫“小但在憂國憂民這種大事上體現出儒家的人格風范，而且在待人接物等日常瑣事上也同樣體現出儒家氣象”。將儒家的道德標準貫穿日用人倫，杜甫用行動證明了“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可能性。莫文還指出，“杜甫的另一個貢獻是他以實際行為豐富了儒學的內涵，尤其是關于‘仁’的內涵”。在民族性格的塑造上，杜甫那種始終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患意識和對小同文化的寬容兼納的態度成為中華民族性格的重要特征。

吳明賢則認為，“儒”小過是杜甫實現理想的階梯和完成事業的手段，他強烈的事業心建立在對儒家思想的虔誠信仰之上，而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又小斷激勵著他的功名欲望。筆者認為此說值得商榷。簡單認為“儒”只是杜甫用以晉升、求取功名的手段未免失之明辨，杜甫對“儒”的態度應該用動態發展的眼光、分階段、分具體情況加以辨析，起碼在他后期顛沛流、食小果腹的情況下，很難再認為這時的“儒”對杜甫還意味著功名欲望。同時，吳明賢還認為，主張仁政德治是杜甫儒家情懷在政治上的表現。“致君堯舜”的政治思想和“自比翟契”的大臣懷抱是杜甫儒家情懷的又一具體體現。

2、以儒家核心詞匯仁、圣、和諧、憂國憂民、民本思想、中庸思想等為核心，探討杜甫與儒家思想中的某一而的關系。這方而的代表作有張忠綱的《惻隱之心為仁一一杜甫儒家思想一瞥》，建國的《杜甫詩歌對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經典診釋》和《論杜甫的民本思想》，葛景春的《杜甫懷鄉憂國的思想情結》和《杜甫審美思想的和諧理念》等等。

張忠綱將杜甫得儒家思想上推至孔孟時期，認為“他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繼承者和實踐者，他的闡釋和恢復原始儒家道統的思想，遠在韓愈之前”。如果說張忠綱之文著重談杜甫對孔孟儒家的繼承，那么建國的論文則從“治人之仁”、“為人之仁”、“待人之仁”三個方而，談杜甫立足當時的社會歷史現狀，對孔孟儒學尤其是“仁”學的選擇性、創造性闡釋，形成自己的一套詩化的“仁學”思想。

綜觀杜甫思想研究走過的一個多世紀，基本上經歷了從個別大師級人物的啟蒙性、奠基性研究，到同聲從階級論、人民性角度立論，再到將詩歌還給詩歌、將文藝還給文藝的轉變。近年來學界越來越注意到杜詩在藝術形式、審美心理等方而與儒家思想的關系。今后的杜甫儒家思想研究，應也是在這個方向繼續發展，進一步深化和細化對傳統儒家思想的理解，在多學科交叉的領域范圍，對杜甫儒家思想做出更加精微、深細研究。然而，關于對儒家經典以及杜詩詩歌文本的闡釋一時間難以突破前人之見，所以容易出現文獻材料和研究觀點的陳陳相因。我們希冀這種一定程度的僵局能被打破，在前人研究成果上推陳出新。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十六

摘要：孝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從家庭內部的孝和上升到國家層面的孝兩個角度辯證的分析孔子“孝”的思想，有助于人們對“孝”價值觀的正確理解和認識，反思當今社會存在的深層問題，辯證的發展與繼承孝道觀。

近幾年來殺親案頻繁發生，河南唐河一婦女親手殺害公婆和一雙兒女，北京大興區李磊手刃一家六口骨肉至親，最為人震驚的是未成年人高煒晟雇傭幫兇殺害父親和長姐一案……殺親案的背后隱藏著深刻的社會問題，我們不禁反思中國的“孝”到哪里去了？不妨從孔子那里汲取營養吧。

一、孔子思想中“小家”之孝。

錢穆先生曾稱中國文化是“孝”的文化，在《論語》中“孝”字共出現19次。孔子三歲喪父，十七歲喪母，孝敬父母的時間不長，但是非常看重“孝”，“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孔子認為孝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孔子核心思想“仁”的基礎。《漢禮記》上講“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孝”的有三個層次，最重要的是尊重父母、兄弟，其次是不使父母受辱，最次一等的是養活父母，給予物質上的關懷。

（一）能養。

能養是“孝”的最低層次的要求，《禮記坊記》講“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為政》中講到，“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連犬馬都可以得到飼養，更不必說在物質上贍養父母，但是對待父母，還有更高的要求，《孝經紀孝行章》中說“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后能事親。”孝子侍奉父母親，平日在家就盡恭敬的`孝心，食衣起居，都要多方面注意，不可怠慢；奉養父母就使他們快樂，時常露出和悅的臉色，使父母感到心安；父母生病時要以最憂慮的心情照料父母，面面俱到，事事親力親為；父母過世時要用最哀痛的心情置辦喪禮、料理后事；舉行祭祀時，以最嚴肅的態度來追念父母，哀悼父母。

（二）弗辱。

孔子所說的“孝”還包括“幾諫”和“弗辱”兩方面的要求，“幾諫”指的是婉轉的勸諫，“弗辱”指的是不因自己的德行讓父母受辱，“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侍奉父母，遇到父母有不對的時候，要委婉的勸說，倘若自己的想法父母沒有接納，仍舊恭敬地對待父母，不冒犯他們，不讓父母感到難堪，不令父母蒙受恥辱，自己內心憂愁但是并不怨恨。另外，《孝經？諫諍章》中講：“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為子女的，不管父母的見解是否符合時宜，若只顧一味的聽而不加勸誡，就會陷父母于不仁不義之中。由此可見，孔子對待孝的態度十分鮮明，他反對一味盲從，反對愚忠愚孝。《論語》中還有這樣的記載：“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意思是說閔子騫真是孝順啊！別人對于父母兄弟對他的夸獎沒有異議。

（三）尊親。

首先，“尊親”在《論語》中體現為真誠對待父母，不讓父母擔憂，卻時刻惦念父母。“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里仁》父母的年齡生日，兒女都應該謹記在心，一方面為父母高壽而高興，另一方面又因為父母高壽而恐慌擔心；“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為政》）父母僅僅為子女的疾病而發愁，不要讓父母為其他事情操心、擔憂。其次，尊親應該和顏悅色，深愛至親。“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為政》）也說明子女在父母面前經常有愉悅的臉色，是很困難的，究其原因是子女沒有對父母真正的深愛，深愛才會尊重，尊重才會和氣，和氣才會孝順，“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禮記祭義》）。最后，尊親體現在持之以恒的繼承優秀德行，“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父親在世時，可以觀察他的志向，父親去世后，要觀察他的行為，若他能長期繼承了父親合理的、優秀的行為志向，那也是尊親的一方面，是孝的體現。孔子在這里強調，子女所繼承的一定是來自于父母親合理的、優良的部分，而不是隨意地、不假分辨地全盤接受，全盤吸收。這是對后來人認為孔子的孝是愚孝的有力反撥。

二、孔子思想中“國家”之孝。

行孝是為政的特殊形式。在孔子看來，為政不一定要做官，行孝也是為政。孝順父母，有愛兄弟，把這種風氣影響到政治上，也算是參與政治了；同時，上至君王下至百姓，能以身作則孝敬父母尊重兄長，推己及人愛護其他人，無疑有利于社會和諧。

（一）忠孝相通。

孝是仁的主要內容，在家是孝，上升到國家則體現為“忠”，《孝經》講“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曾子養老》講“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悌，可謂知終矣。”“夫惟孝者，必貴本于忠。”孝是忠的起點，忠是孝的起點，把對父母的“孝”轉化為對國家的“忠”，把對家的責任感轉移對國的責任感，這是儒家孝道觀的一大特點。如何才能“忠”，君臣如同父子，“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為人君正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大學》）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朝堂之上，君王、臣子各司其職，退居家中，父親、兒子各盡其責；君王就要做君王該做的事情，體恤人民，臣民才會上行下效，做好本職工作，對君王盡忠，這體現了孔子“孝”思想的“雙向對等的德行原則”。

（二）推己及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尊重兄長，推己及人也愛別人的父母、尊重別人的兄長，如果人人都這么做，那么整個社會就會形成良好的秩序，人人都具有良好的道德責任，《孟子》云：“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學而》中提到，“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無論是否在父母身邊，都寡言少語，誠實講信用，廣泛的愛護其他人，并且親近有仁德的人。每個人都從自我做起，仁者愛人，“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左傳昭公二十六年》）那么，我們的小家會更加和諧，國家更加安定有序。

三、“孝”的反思。

孔子“孝”的思想以及后世儒學對“孝”的發展與繼承，不可避免的存在陳舊的思想，不適用當今社會，因此，我們應該批判的繼承孔子“孝”的思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十八大人大代表剛提出要“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孔子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其正確的思想和價值觀還應為我們所用。關注空巢老人，善待老人，維護家庭和諧；加強自身道德修養，“泛愛眾”，在全社會倡導愛老敬老的良好風尚，維護社會穩定，讓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在世界的大舞臺上繼續綻放光彩，讓它成為民族團結、國家興旺發達的精神動力和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不竭的動力支持，傳播正能量，實現中國夢。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

[2]左丘明，《左傳》，上海古籍出版社。

[3]生、陳美蘭，《禮記孝經》，中華書局。

[4]王文錦，《大學中庸譯注》，中華書局。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十七

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的教育思想對中國乃至世界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將探討我對孔子的研究，并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來闡述孔子心得體會。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主張“仁”，他認為仁是人類最高的道德境界，是教育的核心內容。在孔子看來，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人們具備高尚品德和道德修養的人才，而這正是仁所體現的。孔子還主張“教學相長”，他認為教師不僅需要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要以身作則，做好榜樣，以此影響學生的道德修養。這種以德育人的教育思想，對于現代教育依然具有深刻的啟示和價值。

其次，我在實踐中親身體會到了孔子教育思想的價值。作為一名教師，我深深認同孔子“教學相長”的理念。我發現，通過自己的言行和榜樣作用，我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我曾經在班級中組織過一次班級活動，我以身作則地積極參與，展示出了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在活動過程中，我不僅是學生們的老師，還扮演起他們的朋友和引領者的角色，與他們一起進行游戲和互動。這種親近的關系讓學生們感到放松和舒適，他們更樂意向我展示他們的才能和想法。通過這次活動，我發現學生們的積極性得到了極大的激發，他們展示出了良好的團隊合作意識和互相幫助的精神，這讓我深深感受到了孔子所強調的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的重要性。

然后，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僅對于學生的成長有著深遠的影響，同時對于教師的自身修養也能夠帶來巨大的改變。在教育過程中，我時刻保持著敬畏之心，不斷修煉自己。我相信只有自己有了一定的道德修養和高尚的品德，才能夠對學生產生積極的影響。在整個教育的過程中，我時刻自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讓我明白，要想教育學生，首先要從自己做起。只有自己不斷提高自身素質，才能更好地教育下一代。

最后，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僅對于學校教育有著重要的啟示，對于家庭教育也同樣重要。在現代社會，家庭教育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我堅信孔子的教育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教育我們的孩子。在我家庭教育中，我注重培養孩子們的道德品質和家庭觀念，通過親身榜樣的力量，引發孩子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我也盡量讓孩子多進行集體活動和家庭活動，鼓勵他們與他人的交流和合作，培養他們良好的人際關系和團隊合作精神。這樣的做法不僅有助于孩子們的成長，也有助于他們以后走向社會和接受社會教育。

總之，孔子的教育思想在現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意義。通過學習和實踐，我們能夠更好地領會這些思想，進而應用于教育實踐和家庭教育中。只有我們不斷努力，改進自己，我們才能夠更好地教育下一代，讓他們成為有道德情感和高尚品德的人才。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十八

環境保護檔案(以下簡稱環保檔案)，是指各級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及其直屬單位，在環境保護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和載體的歷史記錄。環境保護檔案研究文獻則記錄了我國環保檔案工作發展的進程，對環保檔案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中國知網數據庫為樣本來源，以題名=環境保護and題名=檔案or題名=環保檔案(精確匹配)檢索到的223篇結果為樣本，采用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對這223篇文獻從作者、機構、期刊三個方面進行簡要地分析。由于中國知網檢索系統的限制，這里僅對排名前40位的數據進行分析。

1作者分布情況。

從作者分布情況看，作者實際發表文獻數量與占比情況，根據著名學者普賴斯提出的計算公式，核心作者候選人的最低發文章m=0.749√nmax，其中nmax為最高產作者文章數量。這里nmax=6，所以m=0.749√6=0.749*2.449=1.83，即發表2篇及以上的為核心作者候選人。中國知網檢索提供的前40位作者中，最多發表文獻6篇，最少發表1篇，平均發表文獻2.25篇，合計發表文獻90篇，占全部文獻的40.36%。這些作者中，發表2篇以上的29位是環保檔案研究核心作者。

按照洛特卡定律，寫一篇文章的作者占全部作者的6為左右。如果考慮0%來推算1983年至今的作者總數。經過推算，全部223篇文獻的作者應當在134位左右，加上合著因素，實際作者數量應當超過150位。

從前40名作者所在機構看，多數來自環保行政管理部門，40位作者中18位來自環保行政管理部門，發表文獻39篇;9位來自環境監測站，發表文獻18篇;6位來自研究機構，發表文獻16篇;3位來自高校，發表文獻9篇;2位來自事業機構，發表文獻5篇;1位來自企業，發表文獻1篇;1位來自其他，發表文獻2篇。環保行政管理部門的作者是環保檔案研究的主體。

2作者分布。

從樣本文獻的機構分布看，文獻機構分布情況，根據著名學者普賴斯提出的計算公式，核心機構候選單位的最低發文章m=0.749√nmax，其中nmax為最高產機構文章數量。這里nmax=7，所以m=0.749√7=0.749*2.645=1.98，即發表2篇及以上的為核心機構候選單位。

從上中可見，中國知網檢索提供的'前40個機構最多發表文獻7篇，最少發表1篇，平均發表文獻2.35篇，合計發表文獻94篇，占全部文獻的10.32%。上述這些機構中發表2篇文獻以上的30個機構是這一領域的核心研究機構。

從前40位機構的類型看，多數為環保行政管理部門，40位作者所在機構中22個為環保行政管理部門，發表文獻46篇;5個為環境監測站，發表文獻15篇;4個為高校，發表文獻12篇;3個為研究機構，發表文獻10篇;2個為事業機構，發表文獻5篇;2個為企業，發表文獻2篇;2個為其他，發表文獻4篇。環保行政管理部門是環保檔案研究的主體。

3文獻來源分布。

從文獻期刊的來源分布看，發表2篇以上文獻的報刊共有38種。38種報刊中發表文獻最多的12篇，最少發表2篇，平均發表文獻4.03篇，合計發表文獻153篇，占全部文獻的68.61%，是這一研究領域的主要報刊。

發表文獻數量在10篇以上的期刊有2種，分別是《黑龍江環境通報》《山東環境》，38種報刊中檔案學期刊有15種，發表文獻69篇，占30.94%。其中，檔案學核心期刊7種，發表文獻37篇，占16.59%。環境期刊17種，發表文獻66篇，占29.6%。其他期刊6種，發表文獻18篇，占8.07%。

按照布拉德福定律，所有期刊可分為核心區、相關區和非相關區，各個區的文章數量相等(約為74篇)。38種期刊發表的文章大致是全部文獻量的2/3，1～10位的10種期刊(74篇)處于核心區之內，11～35種期刊(73篇)處于相關區。

4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從作者、機構、期刊三個方面的簡要分析中，可以初步得出環保行政管理研究者和核心研究機構多來自環境保護行政管理機構，檔案學期刊與環境保護期刊同為研究的主要媒體的結論。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十九

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化名人，他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和教育方法對中國以及整個東亞地區的文化和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研究孔子的思想和理論時，不妨通過閱讀相關論文，能夠更深入地理解孔子的心得體會。

首先，孔子心得體會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道德修養和人格塑造。孔子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認為人首先需要修養自己的道德和品德，然后才能夠影響他人和改善社會。通過閱讀論文，我們可以了解到孔子強調各種仁德美德，比如孝敬父母、尊重長輩、友善待人等等。他認為只有通過修身養性，才能夠塑造一個正直善良的人格，也才能夠讓這種善良的品質流傳下去，影響他人，改善社會。

其次，孔子心得體會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教育方法和思維方式。孔子非常重視教育，并且提出了一整套的教育理論與方法。在論文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孔子主張以“學以致用”為原則，強調實踐，注重培養學生的實際能力和技能。他還注重培養學生的思維方式，提出了“三綱五常”和“九域十舉”等教育原則，培養學生有正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有廣博的學問和知識，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通過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我們可以更好地引導和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培養出有道德的、有才干的人材。

第三，孔子心得體會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治理之道。孔子有著務實的政治思想，提出了很多有關政府運作和管理的觀點。論文中可能會提到孔子對于領導者的要求，比如正直、明智、賢能等。他認為，一個好的領導者應該首先從自身做起，以身作則，以德服人。此外，他還提出了一些關于合理治理的觀點，比如禮治思想，即通過制定一些規范和儀式來規范人們的言行，使社會和諧有序。通過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治理之道，我們能夠更好地參與和推動社會的發展。

第四，孔子心得體會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孔子非常注重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他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關心。在論文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孔子強調的友愛和誠信的重要性，他認為只有通過和諧的人際關系，才能夠共同進步，共同發展。通過了解孔子的人際關系觀，我們可以更好地處理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建立良好的人際網絡。

總結起來，通過研究論文，我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孔子的心得體會。孔子強調道德修養和人格塑造，主張實用的教育方法和思維方式，提出治理之道和政治思想，以及重視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這些觀點對于我們個人的成長和社會的進步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應該通過學習和實踐孔子的心得體會，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和素質，培養好的思維方式，參與社會事務，共同促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二十

【論文摘要】公共關系是一個社會組織為了擴大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對其內部扣外部公眾進行“內求團結、外求發展”的一系列努力和行動。為使公共關系在組織中發揮巨大作用，首先應當樹立良好的公共關系觀念系統。在關于公共關系主體的觀念中，真誠是組織公關人員的基本信條。本文簡要介紹公共關系中的真誠觀念的涵義、奉行真誠觀念的原因以及真誠觀念的要求等。

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是盛唐一顆光焰萬丈的巨星。這位一生憂國憂民、恪守儒家傳統的詩人，以他最為自覺最為深沉的社會意識，把個體人格化入廣闊的社會人生，以他出自至性至靈的呼喊，把對自家命運的自嘆自憐、對社會人生的大悲大痛融為一體；從以凝重的詩筆，血淚的歌唱，描繪了盛唐由盛而衰、萬方多難的時代社會畫卷，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種尖銳復雜的社會矛盾和廣大人民災難深重的生活，以及自己悲天憫人、愛國愛家的博大情懷，熔鑄成了一部具有眾多社會內容、鮮明時代特色、強烈政治傾向和兼擅眾長、沉郁頓挫風格的“詩史”，彪炳青史，流芳千古。其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具有深遠的價值。

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體現來自于他高度成熟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這主要體現在杜甫詩歌為數眾多、質量很高的敘事詩上面。

第一，杜甫善于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加以藝術的概括，塑造眾多的人物形象，描寫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逾墻而逃的老翁，應急河陽役的老嫗，新安被征的男子，暮婚晨別的新娘，無家可歸的獨身漢，夔州負薪的老處女，鞠躬盡瘁的諸葛亮，殷勤勸飲的田父，昏庸無能的大臣……組成一個人物形象畫廊。栩栩如生，刻畫淋漓盡致，如此眾多的、真實、鮮明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形象，是杜甫詩歌的杰出貢獻。

第二，杜甫善于把主觀的思想感情融化于客觀事實的描述中，讓人物和事實本身說話，自然感人。就象我現在所從事的新聞宣傳工作一樣，在新聞稿件中講述客觀事實，讓作者的傾向性從作品中流露，而不是在作品中強調作者的主觀意識。例如杜甫詩歌《麗人行》寫到“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新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紫駝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盤行素鱗。犀箸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后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萍，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臣相嗔!”

這首詩諷刺了楊氏兄妹的驕奢荒淫，曲折地反映了君主的昏庸和時政的腐敗，妙在從頭到尾，都用精工細膩的筆觸，鮮明富麗的色彩，嚴肅認真的態度，來描寫場面和情節，讓詩人自己的傾向和感情從場面、情節中流露出來。正如浦起龍在《讀杜心解》中所說：“無一字譏語，描摹處語語刺譏；無一聲感嘆，點逗處聲聲感嘆。”從而有了比一般輕松的諷刺更為強烈的藝術批判力量。另外，如《石壕吏》、《兵車行》、《垂老別》等著名詩篇，都出色地運用了這種手法，讓傾向從事物本身流露出。

第三、杜甫在描寫人物時還善于用人物個性化的語言來刻畫心理、塑造形象。無論是對話還是獨白，都精彩傳神。比如《新婚別》一詩，完全用新娘的口吻寫出：“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發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時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將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倉皇。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儒裳。羅儒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這首詩很好地體現出杜甫愛國與愛民的思想，對人民苦難的同情。詩將新娘送別丈夫的無奈、憤恨、抱怨、憂慮、沉痛、勉勵、期待的復雜心理展示無疑，從而塑造出一位感情豐富、深明大義的勞動婦女形象。因為在當時只有先平定戰亂，才能得到最起碼的休養生息的環境。顯然是新婦的呼聲，也體現了杜甫的思想。它如《無家別》、《潼關吏》均采用對話方式；這些人物的話語，通俗樸素，各各符合性格、身份、年齡特征，顯示出現實主義的特色。因為人物的語言傳神，使我們在閱讀時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有著真實、親切的感覺。

杜甫還善于捕捉富于表現力的，能夠顯示人物本質和精神面貌的細節。例如《兵車行》中所寫：“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郎妻子各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腰哭，哭聲直上千云蕭。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吾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尤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這是杜甫寫的一首新題樂府，諷刺唐玄宗不斷發動對外的不義戰爭。之前，楊國忠等人又連續發動侵略戰爭，死傷數萬。同時又在西北一帶發動對吐蕃的戰爭。此詩便是對這些戰爭的藝術表現。作者以“道旁過者”的身份親自目睹了抓丁的慘狀，并通過“行人”之口，哭訴了士兵的不幸。在此基礎上又指出連年戰爭給經濟生產帶來的巨大破壞，明確批評了當局“開邊意未己”的錯誤政策，表現了杜甫同情人民，敢于批判時政的大無畏精神。

《麗人行》用“犀箸厭飫久未下”這一細節來刻畫那班貴婦人的驕奢。前人說杜甫“每借沒要之事，形容獨至”。在這些細節描寫中可以明顯看出。以上手法體現了杜詩現實主義表現手法。感受杜詩的現實主義精神，追溯其背景，我們可以看到：杜甫生前所在的社會狀況和個人處境，使他對現實有了清醒的認識，開始以詩歌直接面對慘淡的社會人生，初步形成了“沉郁”的風格。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鞏縣人，出生于一個時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杜預是西晉有名的儒將、《春秋左傳集解》的作者；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的著名詩人；父親杜閑曾任兗州司馬、奉天縣令。但到杜甫時，家道中落、貧困。杜甫從小接受儒家的傳統教育，讀書頗多，人才出眾，“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風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十四五歲時的詩作就為洛陽名士們所驚賞。二十歲以后，抱著科舉入仕、“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思想，南游吳、越名勝。二十三歲應試落第，又以山東為中心，漫游齊、趙、梁、宋，過著“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生活。青年時間的苦學與壯游，使杜甫積累了知識，豐富了生活，開闊了視野，提高了文學素養，為以后的創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礎。杜甫三十五歲赴長安應試，遭李林甫陰謀而落第。他曾向當權者投詩自薦，不果。四十歲時他向玄宗進獻(三大禮賦)，得到賞識，待制集賢院。直到四十四歲才得到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的職務。此間杜甫仕途失意，生活貧困，過著“買藥都市，寄食友朋”，“朝，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寄家奉先縣、幼子餓死的極其潦倒辛酸的生活。社會狀況和個人處境，使他對現實有了清醒的認識，開始以詩歌直接面對慘淡的社會人生，初步形成了“沉郁”的風格。安史之亂爆發后，杜甫攜家與人民一道逃難。目睹戰亂慘景，親嘗國破家亡的苦難，加上屢受貶斥的屈辱，使他與社會、人民、生活的關系更加緊密，其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與達到新的高度。杜甫入蜀后，在友人的資助下，定居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五十一歲時曾由友人嚴武表薦任節杜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為期半年，故后人稱他“杜工部”。以后曾到過梓州、閬州，又漂泊到夔州。大歷三年攜家離川，在湖北、湖南一帶漂泊轉徙，最后病逝于湘水舟中。杜甫晚年，生活動蕩不安，但創作精力空前旺盛，憂國憂民的感情有增無減。杜甫一生，恪守儒家思想，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始終不忘愛國愛民，正視現實和人生。他的思想，基本上屬于儒家體系，又發展了儒家思想中比較積極的因素，具有高度的進步性和人民性。杜甫生逢安史亂前的全盛時期，又經歷了唐朝衰落的開端。他飽經憂患的一生，是與這歷史打轉折時期的治亂盛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他的詩歌真實、深刻地再現了這以一歷史轉折時期的社會現實，有著豐富的社會政治內容和濃郁的時代氣息。因而被后人譽為“詩史”。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是杜甫詩歌的基調，“沉郁頓挫”是其主要風格。他發揚了漢樂府民歌“緣事而發”的精神，開拓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創作途徑，諸體兼備，自成機抒。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二十一

摘要: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統治地位。孔子作為我國古代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為儒家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要考查中國古代的美學思想，就不能避開孔子。孔子的美學思想主要有三點:真美善統一、中和之美、理想的人格美。

關鍵詞:孔子;真美善;中和之美;人格美。

美學思想產生于西方，最初以哲學形式或文藝評論、創作理論的形式出現，比中國古典美學有更加明確清晰的發展線索，也更為復雜豐富。傳入中國后，美學由最初的味覺擴充到個人主觀的各種官能感受，后又向人類的經濟生活、倫理生活、精神生活乃至藝術領域擴展。以孔子為代表建立的儒家文化對美學的提升起了積極作用，他更加注重具有社會倫理意義的東西，將從精神、理性方面得到的滿足感和充實感作為審美對象。日本學者笠元仲二認為，中國人最初的美的觀念始于味覺，美字的最早含義也是指味覺引起的甜美感受。朱立元教授在《美學》中引用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觀點:“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

1真美善統一。

真美善是哲學討論的重要范疇，是中國古代文論關于文學賞評的重要標準。真實性是文學賞評中一個重要的標準，而文學的“美”“善”是建立在“真”的基礎上的。文學作品中的“真”，主要表現在真實地再現和真實地表現上，這相當于通常探討生活、藝術的真實問題。真實再現，即文藝作品真實地描寫社會生活;真實地表現，即文藝作品真實地抒發作者的真實情感。詩真實地再現生活，孔子說詩“可以觀”，鄭玄理解為“觀風俗之盛衰”(何晏注《論語集注》)，朱熹理解為“考見得失”(《論語集注》)，楊伯峻理解為“可以提高觀察力”(《論語譯注》)。那么詩如何做到這些呢?孔子認為詩應該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孔子在《禮記表計》中說:“情欲信，辭欲巧。”《易乾文言》里引用“孔子的話說:‘修辭立其誠。’這個‘誠’就是真實的意思，修辭要注重事實”〔2〕。孔穎達在《禮記正義》里將其理解為“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好”。文學作品既要抒發真情實感，也要使用美的形式技巧。由此看出，孔子對文藝創作所要求的是真與美的統一。另外，孔子在他的表述中包含著一些與“真”相同或相近的內涵。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衛靈公》)，邢昞解為“言盡忠誠不欺于物，行唯敦厚而常謹敬”(《論語注疏》)。其中的“忠信”即忠誠不欺，“篤敬”即敦厚謹敬，含有“真”義。孔子說“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貞”是言行一致的“大信”，包含有“真”義。楊伯峻認為，“君子講大信，卻不講小信。”此外孔子還說“修辭立其誠”(《易乾卦文言》)，孔穎達理解為“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修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實”(《周易正義》)。由此可知，孔子所說的忠、信、貞、篤、敬、誠等概念包含有“真”義，這既有孔子對人的修身的“真”、文藝真實表現生活的“真”，又有對文藝作品要求作者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的“真”。在儒家重視倫理的哲學思想中，孔子所說的“真”是與“善”密切聯系的。李玉芝在《文學與美———中國古代文學鑒賞》一書中表示:“最好的文學作品，必須是以人的至善為前提，或表現人的至善的愿望、精神，或表現自然物為人欣賞的形狀、本質。”〔3〕43孔子《論語》中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則是追求善的最好證明。如孔子所說:“里仁為美”(《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顏淵》)、“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泰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4〕50(《雍也》)。此外，孔子提倡“文以載道”，即要求文章以傳播道德為美，以追求善為美，這與康德“真美善”的美學思想有相似之處。孔子認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4〕8(《為政》)，即是說《詩》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總結，就是“思想主旨純正無邪”，足見他對于藝術做出的倫理道德的要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4〕22(《八佾》)孔安國指出:“《韶》，舜樂名也。謂以圣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4〕49從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僅不否認事物外在的聲色之美，還強調了善的作用。孔子除了不否認聲色美，還不否認雕琢美，教導子貢“《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而》)〔4〕6。中國古代文論關于“真”的賞評標準，從講究“言辭真”“情志真”“事物真”到重視藝術真，孔子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在以孔子為代表建立的美學體系中，他實現了真美善的統一。其真善美統一的美學思想可概括為:文藝應以真為基礎，以善為主要衡量標準，以美為外觀。

2“中和”之美。

“中和”是中國文學批評的核心之一。孔子:“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5〕6《禮記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3〕199“中”是適中折中，“和”是平和融合。朱立元教授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觀點:“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于和。”這里“中和”超出倫理意義而具有哲學高度和美學意義。孔子所說的“中和”強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5〕122“過猶不及”〔5〕96，將“中和”提高到了形而上學程度。從美學的角度來說，“中和”實質是美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完美統一，即辯證地把握和處理藝術內部的各種對立因素，使之彼此制約而又相互依存、滲透，任何一方都無“過”或“不及”，從而使文藝整體達到一種適當、淳樸的理想境界。孔子提出的“中和”之美具有此類美學意義，它主要表現為“思無邪”“文質彬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等美學思想。首先，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楊伯峻認為“《詩經》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它，就是‘思想純正’。”〔6〕11“思無邪”一詞出自《詩經魯頌駉篇》，原句中的“思”為句首語氣詞，并無實意，“無邪”是對牧馬人放牧時神情專注的樣子的描寫，并無其他的意思。“孔子在此借用‘思無邪’概括《詩經》的特征，認為《詩經》各篇都符合儒家政治、倫理和審美的標準。從藝術角度看，孔子的‘思無邪’體現了中和之美的思想。”〔7〕44這里實際上是對“思無邪”思想的延伸和發揮，即要求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要不偏不倚、純正無邪、無過不及。其次，孔子提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朱熹《論語集注》解釋為:“質樸超過文采就顯得粗俗，文采超過質樸就顯得虛浮，文采和質樸要搭配得當，這樣才可以成為君子。”〔4〕47“文質彬彬”是用于衡量和判斷人的標準，后被推演開來用作藝術作品，尤其是評判文學作品，要求文學中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結合。如果只偏重于形式就顯得虛浮，“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4〕106。由此可見，孔子重視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形式，二者比肩、缺一不可。再次，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熹釋為:“《關雎》這一樂章，歡樂而不過分，悲哀而不傷情。”〔4〕21孔安國釋為:“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8〕45此觀點以中庸之道為基礎，強調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文藝作品，其感情表現應當適度，不能過于放肆，否則就有害無益。因此孔子主張“臨哀不傷”〔4〕22。從某種意義上說，孔子這一思想不僅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美學基礎，還將儒家文化的理想美推到了極致，并對后世美學理論體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國的宮殿建筑以中軸線為中心而向兩邊對稱展開的形象、中國書法不肥不瘦的章法、中國詩畫的抒情達意等均源于此思想。

3理想的人格美。

中國文化重視倫理道德，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從倫理道德入手，圍繞怎樣做人、做一個什么樣的人而展開。孔子認為，外界的萬事萬物都含有人格的意蘊，無不與自己的性情相通。如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張》)〔4〕184孔子將君子的過錯比作日蝕月蝕，犯了過錯人人都能看到，改了過錯人人都能敬仰。然而，儒家的審美，實質上并不強調對所謂美的事物的欣賞，而是強調從外界事物中感受到人格理想，對自己人格或人格理想的欣賞。在《論語》中孔子塑造了具有理想人格美的君子形象，君子集智慧、勇敢、清心寡欲、多才多藝于一身，是德才兼備的人。孔子認為以人為本的道德美是首要的，同時不能忽視外在美，他說:“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4〕84(《鄉黨》)因為人的外形缺陷是容易看得出的，而內在美卻是不易察覺的。因此君子應具有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美好品質。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4〕48(《雍也》)孔子認為，聰明人喜歡流動的水，有仁之人喜歡穩重的山;聰明人性好動，仁者性好靜;聰明人比較快樂，仁者比較長壽。這與儒家文化所倡導的道德品質是一脈相承的，無論是智者還是仁者，他們不是因為山水的形態如何美而喜歡，更重要的是因為山的特點是重而不遷、山至川流。他們可以從山水中看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規律，然后通過這些規律去了解萬事萬物，而不是將自己的理解局限在某一范圍內。此外，孔子還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八佾》)〔4〕16，“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堯曰》)〔4〕190，“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衛靈公》)〔4〕14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等。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中指出，“中國美學異于西方美學的許多特征主要由儒家的美學思想所鑄成”〔9〕65，“漢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國人所以不同于外國人，中華藝術所以不同于其他藝術，其思想來由應追溯的先秦孔學……孔子在塑造中華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上的歷史地位，已是一種難以否認的客觀事實”〔9〕270。從中可以看出，作為儒家創始人和中國古典美學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其關心現實、服務政治的文藝觀念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文學批評的產生、形成和發展。他把文藝思想、美學思想與倫理學、心理學聯系在一起，最終奠定了以情感與理智、個人與社會、文與質和諧統一為核心的儒家古代文學評判思想體系。當代學者應該吸收其理論和思想的精華，培養一分為二地、辯證地看待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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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二十二

對周禮的信心，源于對夏禮，商禮更深層的了解。“克己復禮，立大丈夫志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孔子的至理格言。“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那么，什么是“為仁”呢？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朝于斯，夕于斯，孔子盡可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但是，珍饈羅前，何以下咽？的確，根植于心的性情只仁，是需要鍛煉的，猶如一塊璞玉，即使蘊涵上好的玉質，未經開發之前，還不能說是純善純美的藝術品。孔子以為，“為仁者，齊家治國平天下”，即要統治者施行仁政，道德之治。德治和法治，前者唯上，暴行虐施，只能“毀家滅國亂天下”。再說“君子”，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孔子以為“剛毅，木訥，近仁”是核定君子品行的準則。君子，就要文質彬彬，盡善盡美。

人是一根葦草，脆弱的草，但是一根有思想的草。文人迂腐而可愛，靈魂的孔子成了國寶，昭示著文化的不朽。進則從政，兼及天下；退則歸隱，獨善其身。孔子也曾試圖從政，情系蒼生。然而，他流離輾轉，總也“報國無門”。晚年的孔子私人辦學，撰寫術書，其著作也使瀚海書林，梅香千古！

孔子思想，恩惠千古，澤被后世，被稱為“萬事師表”。古語說：“半部《論語》治天下”。漢朝以來歷朝歷代都把儒學作為治世經傳，極為推崇。伏爾泰，西方文藝復興的大師，如此的崇拜孔子，以至二十年如一日的始終懸掛孔子的畫像。他認為，孔子訓導的儒生講求氣節、尊嚴、坐懷不亂，道德永比巴黎人來得清爽。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說：孔子不僅是中國的，他是世界的。從全球意義上來說，孔子的價值觀念超越國界，超越時代；屬于過去，也鑒照今天和未來。

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北齊書·文苑傳序》：“圣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幾天前，北大教授張頤武說“一個姚明，一個章子怡，比一萬本孔子都有效果”。我以為，章子怡只不過是現代流行的一個符號，至多百年而已，而孔子則是永不過時的“萬事師表”。當然，章子怡的走紅，使西方更了解中國人，中國藝術，然而，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又豈是一個、一百個、一萬個章子怡所能代表的。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圣人之風，山高水長。圣人的精神、思想是無人可及的。

回眸歷史滄桑，掩卷長思，蕩氣回腸。孔圣人的形象，如日月昭昭，如星辰離離，躍然紙上。顏淵嘆之“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借著圣人的光芒，我再一次擦亮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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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匯總23篇）篇二十三

第一段：引言（200字）。

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對中國文化和教育的影響至今仍然深遠。他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人際關系、教育和政治理念上。本文將以孔子的心得體會為主題，探討他對人際關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將這些原則應用于教育和政治領域。

第二段：孔子的人際關系理念（200字）。

孔子強調了尊重、誠實和家庭的重要性。他認為，人們應該尊重并保持親密的關系，這樣才能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此外，孔子還認為，誠實是一個人品格的基礎，只有誠實才能建立起真實的人際關系。孔子的家庭觀念也在他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強調家庭的和諧和親密關系對于一個人的成長至關重要。

第三段：將孔子的人際關系理念應用于教育領域（250字）。

孔子的人際關系理念對于教育領域有著重要的啟示。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應該教育孩子尊重和理解他人，并積極培養他們的誠實和包容心。孔子認為，只有在和諧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孩子們才能獲得全面的教育，更好地適應社會。在學校教育中，孔子主張師生之間相互尊重、平等交流。他的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告訴我們在教育中應該注重每個學生的個體差異，尊重每個人的特長和潛力。

第四段：將孔子的人際關系理念應用于政治領域（250字）。

孔子的人際關系理念同樣可以應用于政治領域。孔子主張君主應尊重百姓，并以身作則。他強調執行公正的政策，并依法治國。他認為通過這樣的方式，君主可以贏得人民的尊重和支持。在現代政治領域中，孔子的理念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政府官員應尊重人民的需求和權益，并秉持公正和誠信的原則來管理國家事務。這樣一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系就能更加和諧，社會也能實現長期的穩定和發展。

第五段：總結（250字）。

孔子的心得體會對于人際關系、教育和政治領域都具有深遠的影響。他的理念強調了尊重、誠實和家庭的重要性。將他的原則應用于教育和政治領域，可以幫助我們創造和諧的社會環境，培養誠實、謙虛和包容的人才，以及構建公正和穩定的政治體系。因此，我們應該將孔子的心得體會作為指導，不僅在個人生活中，也在社會實踐中，秉持這些原則，以促進社會進步和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