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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古田會議字篇一

參加古田會議字篇二

1928年4月24日，朱德、陳毅與毛澤東在寧岡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任軍長。25日，第四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共第四軍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書記。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的情況下，由于自從3月湘南特委代表強行取消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以后，邊界各縣的黨組織頓時失去中心，失去統一領導，這給邊界工作帶來極大損害。為此，毛澤東多次提出組織邊界特委。經中共江西省委同意，5月20日，在寧岡茅坪召開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毛澤東任書記，統一領導第四軍軍委和邊界各縣黨的組織，第四軍軍委書記改由陳毅接任。

1928年6月中旬，國民黨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進剿”。23日，紅四軍取得龍源口大捷，打敗贛敵的第四次“進剿”，使紅色割據區域不斷擴大，井岡山根據地由此進入全盛時期。26日中共湖南省委分別寫信給湘贛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對敵我力量作了不切實際的估量，致特委信中指示紅四軍“立即向湘南發展”，毛澤東“須隨軍出發”，派楊開明擔任湘贛邊界特委書記。致軍委信中指示“出發湘南的四軍軍委應取消”，另成立中共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指揮四軍和湘南黨務及群眾工作，“前敵委員會，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組織之：毛澤東、朱德、陳毅、龔楚、喬生及士兵同志1人，湘南農民同志1人組織之，前委書記由毛澤東同志擔任，常務委員會由3人組織：毛澤東、朱德、龔楚，并派杜修經同志前來為省委巡視員，幫助前委工作。”看了湖南省委的信后，毛澤東很不高興，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不經過征求意見就已決定，未免太武斷和輕率了。

30日晚，在永新縣城召開了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和永新縣委聯席會議，毛澤東據理陳述了紅四軍不能去湘南的理由，指出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分兵去湘南是危險的。朱德、陳毅等大多數與會者同意毛澤東的主張，會議作出了不執行湖南省委指示信的決議，大家都感到問題已經解決了。散會時，大家情緒都很振奮，毛澤東尤其高興。7月4日，毛澤東受前委委托，以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名義給湖南省委寫信，建議省委收回成命。就在毛澤東上書后第三天，湘敵吳尚部進攻寧岡，紅四軍軍委當即決定第28、29團回寧岡解危，第31團在永新阻擊來自吉安方向的贛敵。

不料，7月12日當朱德、陳毅率紅四軍第28、29團攻占靠近湘南門戶酃縣時，一場意外的變故發生了。第29團主要由湖南宜章農民組成，家鄉觀念濃厚，不習慣過山上的艱苦生活，全團官兵鬧著要回湘南家鄉。朱德、陳毅連夜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經過緊急磋商后決定說服29團官兵服從革命需要，克服思鄉觀念。于是先后召開了士兵代表會和全體官兵大會，由朱德、陳毅講話，進行說服教育。但是，29團官兵根本不聽，隨軍行動的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堅持省委要紅四軍去湘南的決定，更加劇了事態的發展。

朱德、陳毅被迫允諾先回寧岡解井岡山之危后再去湘南，這樣才勉強穩住了部隊，使部隊向寧岡回師。15日當部隊到達酃縣沔渡時，29團官兵再次提出要回湘南。陳毅在沔渡再次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做說服工作。因毛澤東在永新并反對紅軍去湘南，會議決定按照湖南省委指示取消紅四軍軍委，改組中共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改選陳毅為書記。這就是陳毅后來常檢討的，兩次被推舉代替毛澤東為紅四軍前委書記的第一次。

會后，陳毅寫信給毛澤東，報告第29團要回湘南的情況。毛澤東聞訊后在永新立即給杜修經和朱德、陳毅回信，派茶陵縣委書記江華，一天趕100多里送到，要求停止去湘南的行動。朱德、陳毅收到信后，決定次日停止行動，召開連以上干部會就毛澤東來信進行討論。在兩種意見爭執不休的情況下，陳毅只好提議派人回寧岡請示毛澤東再作定奪，杜修經當即自告奮勇前往寧岡。事情偏不湊巧，當杜修經飛馬趕到寧岡茅坪時，毛澤東卻到永新去了。杜修經只見到邊界特委書記楊開明，楊開明表態說：“既然你們決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說一下。”于是，杜修經連夜趕回沔渡。士兵們見他回來，紛紛問他，“走不走？”杜修經手一揚說：“走！”朱德、陳毅在再三勸阻無效的情況下，為避免第29團孤軍深入，不得不率領第28團同他們一起向湘南開進。7月24日，朱德、陳毅率部進攻郴州，先勝后敗，第29團自行散回家鄉，部隊遭受嚴重損失。

1929年1月1日，湘、贛兩省國民黨軍策劃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會剿”。4日，在江西寧岡縣柏路村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湘贛邊界特委和團特委、紅四軍和紅五軍軍委以及邊界各縣縣委聯席會議，在前委書記毛澤東主持下，會議決定由彭德懷率紅五軍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以解井岡山之圍。14日，毛澤東、朱德、陳毅共同率領紅四軍主力從井岡山向贛南進軍。

紅四軍主力下山后，受敵重兵尾追和襲擊，屢次陷入險境。為應付緊張的情況，使指揮便捷，2月1日紅四軍前委在羅幅嶂開會，決定軍委“暫時停止辦公”，由前委直接領導紅軍。2月11日，紅四軍在贛南瑞金大柏地伏擊殲滅敵軍劉士毅旅大部，扭轉了紅四軍的被動局面。4月1日，紅四軍回師贛南到達瑞金與紅五軍會合，局勢逐漸好轉。但是4月3日紅四軍前委收到中共中央“二月來信”，來信對在農村的紅軍前途作了悲觀的分析，提出將紅四軍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朱、毛“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隱匿大的目標，以保存紅軍和分散發動群眾。對中央來信，朱德主張按中央命令辦事，毛澤東持不同意見。于是，4月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會議，討論中央“二月來信”。

會后，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名義給中央寫信，指出中央“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了”，“農村斗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斗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提出“中央若因別項需要朱、毛二人改換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來。我們的意見，劉伯承同志可以任軍事，惲代英同志可以任黨及政治，兩人如能派來，那是勝過我們的。”毛澤東的這一意見后來并沒有實現。

5月上旬，中共中央派遣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從上海來到寧都，參加紅四軍工作。由于劉安恭是中央派來的，一到紅四軍就被前委任命為紅四軍政治部主任。23日，紅軍攻克龍巖后，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前委決定成立臨時軍委，并由劉安恭任臨時軍委書記。劉安恭不了解中國紅軍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主張照搬蘇聯紅軍的一些做法，認為前委代替包辦了軍委的工作。他主持臨時軍委會議作出決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并要求恢復正式軍委。下級黨委作決定限制上級黨委的領導權，實際上是限制了黨對紅軍的領導。毛澤東、朱德對劉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態度，朱德表示贊同，認為軍委與前委分清彼此的職權范圍，有利于工作開展；毛澤東堅決反對，認為是從根本上危及黨對紅軍的領導。毛澤東、朱德兩人的對立態度導致爭論進一步升級。5月底，在福建永定縣湖雷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會議上，劉安恭等人對前委領導提出很多意見，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建立軍委是完成黨的組織系統，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代替了群眾組織”，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的傾向，要求恢復正式軍委。第一縱隊司令林彪等人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認為贛南、閩西的蘇區尚未發展，地方工作不多，領導工作的重心還在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于作戰，不必設重疊的機構，并批評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反對設立軍委。劉安恭和林彪的言論，顯然違背了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使紅四軍黨內原來就存在的自由主義、宗派主義、個人主義、極端民主化殘余，都有所滋長和暴露。爭論結果，未能統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無法貫徹實行，擔任前委書記的毛澤東也難以繼續工作。6月1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寫信，匯報紅四軍在贛南、閩西的斗爭狀況，提出“黨內現發生些毛病正在改進中”，“朱、毛同志可以隨時離開隊伍，只要請中央派人來代替”。

在兩種意見爭執不下的情況下，6月8日，在福建上杭縣白砂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出席者擴大到連以上干部。劉安恭與林彪再次發生激烈爭論，劉安恭情緒激動地說：“毛澤東總是強調黨的絕對領導，按這條標準來衡量朱毛，兩人存在很大的差異。朱德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毛澤東總是自創原則，拒絕中央的命令。這次拒絕共產國際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個明證。所以，現在不僅有一個劃分前委與軍委職權的問題，還有一個紅四軍是留朱還是留毛的問題。”林彪再次重申了反對設立軍委的意見，朱德為緩和會場緊張的氣氛，耐心地做解釋工作。毛澤東在原則問題上從不讓步，他將一份書面意見放在會議桌上，簡短地說：前委、軍委分權，“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于不生不死的狀態”，“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調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毛澤東此舉使大部分與會者對劉安恭的做法不滿，在投票中，前委以36票對5票的壓倒多數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劉安恭擔任的臨時軍委書記一職自然免去，改任第二縱隊司令員。會議決定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以統一思想，解決分歧，結束爭論，加強團結，以利革命。前委還決定由陳毅代理前委書記。

白沙會議雖然取消了軍委，但爭論還在繼續。劉安恭散布了許多挑撥離間和攻擊毛澤東的言論，制造了極大的思想混亂，毛澤東再次萌生了離開前委的想法。林彪看出了毛澤東的矛盾心理。當天夜里，他給毛澤東寫信說：“你今天提出你個人要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黨里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該毅然決心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來代理你以前，你不應離開前委。我希望你以后應該有決心來糾正—切同志的錯誤思想”。毛澤東仔細閱讀了林彪的來信，并于6月14日給林彪回了一封長信，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認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問題”，批駁了所謂“黨代替了群眾的組織”、“四軍黨內有家長制”等說法，分析和批評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小團體主義、分權主義、個人主義等錯誤思想。最后，毛澤東說明了請求離開紅四軍前委的原因。他說：“至于我之請求離開前委，并不是消極，不參加這種斗爭，乃有以下的理出：我在四軍的日子太久了，一種歷史的地位發生出來的影響是很不好的，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我個人身體太弱，知識太貧，所以我希望經過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學兼休息一個時期。在沒有得到中央允許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環境而得到相當的進步。” 為了搞清問題，紅四軍前委要求毛澤東、朱德兩人提出書面意見，陳述自己的觀點。6月中旬，《前委通訊》第三期將《毛澤東復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談前委黨內爭論的信》一起發表，爭論也進一步公開化。毛澤東對紅四軍黨的七大十分重視，他期望通過這次會議，使紅四軍黨內能在他所主張的路線上統一思想。因此，在七大召開前毛澤東找陳毅談話，要他做一個好的“決議”。但是陳毅在起草“決議”時，采取了兩面維護與兩面批評的“調和”態度，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給予旗幟鮮明的大力支持。

6月22日，在福建龍巖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陳毅作為大會主持人之一，代表上屆紅四軍前委作了工作報告。他針對部分同志對毛澤東領導的懷疑態度，指出毛澤東的領導是正確的，紅軍離不開毛澤東；同時，也對毛澤東和朱德提出了十分尖銳的批評。陳毅這種調和敷衍、模棱兩可的態度，其用心是為了紅四軍黨內的團結，但其結果使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未能被七大所接受。聽了陳毅的講話后，朱德作了解釋。對陳毅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調和主義，毛澤東是非常不滿的，他在會上最后發言，重申了自己的各項政治主張，“至于陳毅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的，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是不正確”。會議通過了陳毅起草的《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設立軍委的意見。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員朱德、毛澤東不動，余由大會選舉。由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紅四軍直屬隊、各縱隊的士兵代表共13人為前委委員。在選舉前委書記時，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落選，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這是陳毅兩次被推舉代替毛澤東為紅四軍前委書記的第二次。

黨中央也在關注著紅四軍黨內的這場爭論。不久，紅四軍前委接到中共中央“四月來信”，要紅四軍派一名得力干部去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軍事會議，匯報紅四軍情況。7月29日，前委全體成員在蛟洋召開紅四軍前委緊急會議，有人提議由毛澤東和陳毅一同去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情況，毛澤東不愿意去，前委就決定陳毅一人前往上海。臨走之前，陳毅專門來到蛟洋誠意地請毛澤東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澤東對主持前委工作的陳毅頗有意見，說身體不好，不能回去。這樣，就由朱德代理紅四軍前委書記。

三、周恩來、陳毅三人組成委員會，提出決議，由政治局討論通過，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從8月底起，周恩來、李立三一次次來到陳毅的客房，一談就是幾個小時，著重討論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陳毅還是堅持一貫態度，中央派人去紅四軍，他當不了前委書記。他說：“我陳毅兩次代替毛澤東干前委書記，兩次放任下面搞極端民主化，正說明我管不了這一砣嘛。”李立三對陳毅說：“你看毛澤東如何？”陳毅也曾想到仍由毛澤東來當紅四軍前委書記，但當他想到紅四軍內可能有不少反對意見時，他又動搖了。李立三接著說：“我考慮，如果仍由原班人馬負責，毛澤東、朱德都不調離紅四軍，只把劉安恭調回中央，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紅四軍黨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為軍長。你看四軍同志能不能接受？”陳毅擔心毛澤東搞不好團結，周恩來認為毛澤東身負重擔，面臨大敵，是不會不注意改進自己工作作風的，現在選擇紅四軍領導人，毛澤東是最好人選。這樣，經過一個月的討論，使陳毅感到毛澤東在政治路線上的堅定正確，使他毫無抵觸地堅決擁護毛澤東仍為紅四軍前委書記。他對周恩來、李立三說：“這次鬧得有點傷感情，主要是我的錯誤。我沒有認清毛澤東的天大的優點，沒有指出正確的路線。我回去帶頭檢討，我相信退一步是可以進三步的。”周恩來高興地提議由陳毅為中央起草《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九月來信），陳毅很快根據周恩來的談話要點起草好了指示信。

說完朱德將毛澤東的信交給陳毅，陳毅看了這封言詞激烈的信，心情十分沉重，他沒有想到紅四軍黨的七大對毛澤東造成如此嚴重的傷害。陳毅說，這次回來就是為了糾正調和主義錯誤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他自己也要和同志們一起打倒“陳毅主義”，他當即向朱德詳細介紹了在黨中央所見所聞。當天夜里前委召集會議，由陳毅正式傳達中央“九月來信”。會后，陳毅派專人把中央“九月來信”送給在蛟洋的毛澤東，并附上自己一封信，請毛澤東回紅四軍前委主持工作。信中寫道：“從中央回來，于22日到軍部。我倆之間的爭論已得到正確的解決。七次大會我犯了錯誤，八次大會的插曲更是錯誤的。見信請即歸隊，我們派人來接。”另一方面和朱德等前委同志商定，開始籌備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傳達中央“九月來信”，改選紅四軍前委。11月23日紅四軍攻占長汀城，前委決定，再次促請毛澤東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隊接他回紅四軍。

11月26日，毛澤東接到陳毅來信和中共中央“九月來信”指示，讀后百感交集，自言自語地說，中共中央對紅四軍黨內爭論問題終于作出了正確的裁決。隨后，他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視員、組織部長謝漢秋陪同下心情舒暢地從上杭蛟洋抵達長汀，同朱德、陳毅會合。毛澤東向朱德、陳毅等前委委員表示誠懇地接受中央的批評，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隨后，重新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陳毅也誠懇地向毛澤東當面作了檢討，毛澤東也說八大時他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

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會上，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中央“九月來信”。會議討論了中央的指示，總結了紅四軍前委工作的經驗教訓，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古田會議決議》），決議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和任務，肯定黨對紅軍的領導原則，明確軍事和政治的關系，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成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是紅軍建設和黨的建設綱領性文件。大會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等11人為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至此，紅四軍黨內的矛盾和爭論，終于得到圓滿解決，紅四軍在此基礎上達到了空前團結，進入了—個新的發展時期。

(作者單位：空軍航空大學飛行基礎訓練基地社科系第二政工教研室)

參加古田會議字篇三

為了落實學習型黨組織規劃年初確定的學習計劃，加深我們對黨史的熟悉，培養我們與紅軍的感情，讓廣大黨員干部接受革命傳統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質，我們參加了由省黨校組織的福建古田會議舊址學習活動。紅色之旅盡管時間短，卻使我深受一次豐富而生動的革命傳統教育，使我真切感受到共和國江山來之不易，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來之不易!我要珍惜今天的幸福，“富而思源，富而思進”。緊密團結在以為的黨中心四周，努力實踐“三個代表”，始終堅持兩個“務必”，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而不懈地奮斗!

這次參觀學習，我有一種朝圣的感覺，雖然里面的陳設簡單，只是一些普通的桌椅，但我能深深地體會到里面凝聚了紅軍奮斗的歷程，在這里也讓我見證了中國革命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片段。回首古田會議，它從根本上解決了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工作著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根本問題。古田會議確實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歷史也證明，只有加強黨的領導，使黨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是保證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基礎和保證。

這次學習我們同時參觀了湖里山炮臺，感受了我們的先人為抗擊侵略進行的不懈努力，我們的國家只有強大了，才能不受別人的欺負，人民才能安居樂業的硬道理。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次的紅色之旅，讓我感受很深。我深切地感受到，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中國革命事業的巨大貢獻，必須永遠銘記;革命勝利來之不易，必須倍加珍惜;黨的建設十分緊要，必須始終加強;人民是革命勝利的力量源泉，必須緊緊依靠。

我們要繼續和發揚古田會議精神，大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加強黨的先進性，切實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不論形勢怎么變、地位怎么變，我們都要堅持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信群眾是真正英雄。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同心同德、與時俱進、深化改革、加快發展，把我們祖國建設得更好。

總之，我將把此次“紅色之旅”所汲取到的精神運用到今后的工作和學習當中。以實際行動，繼續先烈遺志，努力工作，不斷創新，充分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不斷地鞭策自己要勤于思考，勤于學習、要以更高昂的工作熱情、更認真的工作態度，在今后的工作和學習中取得長足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