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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指標體系建立指標體系案例篇一

【摘 要】 為給衡量救撈系統水平提供依據，從分析國際一流救撈系統的內涵和特征入手，找出適合國際間救撈系統水平評價的共性指標，構建國際一流救撈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并提出評價思路和方法。

【關鍵詞】 救撈系統;評價指標;共性指標

我國正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實施建設交通強國、海洋強國的戰略。交通運輸部提出了救撈服務交通強國建設以及建設國際一流現代化專業救撈體系的目標。為評判救撈系統水平，本文論述國際一流救撈系統的內涵和特征，找出國際一流救撈系統的共性指標，進而構建評價指標體系。

1 國際一流救撈系統的內涵

1.1 救撈能力方面

國際一流救撈系統，擁有位居國際前列的水上應急救撈能力和綜合實力，救撈管理體制機制科學適用，救撈法規體系完善，內部管理制度體系健全，救撈安全管理體系保障有力;擁有精干的救撈人才隊伍和精良的救撈裝備，具備精湛的救撈技術技能;救撈基地布局合理，救撈力量布設科學，有效覆蓋國家管轄水域;具有完善的水上搜救打撈組織指揮體系，完備的應急預案和應急反應程序，以及協同高效的應急聯動機制;獨具特色的救撈文化已成為鼓舞激勵救撈人奮勇拼搏的精神支柱;具有國內外認知度和影響力的救撈品牌。

1.2 救撈效果方面

國際一流救撈系統，在國內外重大水上救撈作業中成績顯著，能很好地履行水上應急救助和搶險打撈職責，履行與救撈相關的國際公約;能在海上急、難、險、重應急救撈任務中發揮關鍵作用，在國內外重大水上應急救撈作業中表現出色，具有較強的國內外影響力。

1.3 國際合作方面

國際一流救撈系統，與國際組織有著良好的合作，實施海上救撈國際合作戰略，與相關國家建立海上搜尋救助打撈合作機制，與周邊國家的海上搜尋救助打撈合作呈常態化;具備良好的海外救助打撈支持保障能力。

2 國際一流救撈系統的特征

（1）專業應急救撈力量有效覆蓋管轄水域。專業應急救撈力量全面有效覆蓋國家管轄水域，救助設施裝備布局合理;救助船舶和救助飛行器數量滿足需求，配置結構合理，船舶性能可滿足應急救助需求，形成空中立體救助、水面快速反應、水下潛水打撈的綜合性應急搶險救撈系統。

（2）具有深遠海搜尋救助和立體化救助能力。具有一定數量的功能先進、抗風浪等級高、無限航區的大功率遠洋救助拖船，遠洋救助拖船配置dp-2動力定位系統、萬米超短基線定位系統和直升機機庫，可攜載船載救助航空器執行立體救助任務，配備無纜潛航器、深拖系統、水下纜控機器人、側掃聲吶等深遠海搜尋探測設備。

（3）具備大噸位沉船整體打撈能力。具備一定數量的大噸位（5 000噸級及以上）打撈起重船、大噸位（50 000噸級及以上）自航半潛船;掌握大噸位沉船整體打撈探測和起浮、計算機控制液壓同步提升和扳正沉船、難船救撈輔助設計、大型打撈浮箱設計及應用等打撈關鍵技術，且部分技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4）具備大深度飽和潛水裝備技術及作業能力。有大深度（300 m及以上）飽和潛水設備，具備大深度飽和潛水技術能力以及相應的醫療及保障能力，可進行大深度飽和潛水作業。

（5）搜救打撈組織指揮高效、執行力強。具有完善的水上搜救打撈組織指揮與協調機制，備有科學完備的水上搜救打撈應急預案，具有良好的區域間水上搜救打撈合作機制，與各種搜救力量建有良好的合作關系。

（6）應急效率保持在高水平。應急救撈力量全天候運行，救助船舶、救助直升機在部署范圍內能夠快速出動和有效救助，救助成功率保持高水平。

（7）重大水上應急救援成效顯著。在國內外重大水上遇險事故應急救援中，作為主要力量實施應急救援行動或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人命救助和環境救助效果顯著，得到政府部門、人民群眾和國際社會的贊譽。

（8）在國內外重大海上打撈工程中表現出色。在國內外重大水上打撈工程中出色完成打撈任務，得到國內和國際社會的普遍稱贊，體現國家實力和形象。

（9）具有強大的品牌影響力。水上救助打撈力量具有優秀的機構形象和標識系統，在國內外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

（10）具有較高的國際合作能力和國際化水平。具有全球化理念，以戰略性思維制定發展戰略，在學術交流、人員培訓等方面的國際化程度較高，在開展海上救助打撈國際合作、跨區域國際間水上搜尋救助打撈聯動機制和國際雙邊或多邊合作機制方面均取得良好進展，在海外救助打撈基地規劃建設、機構設立等方面有長遠目標和執行力。

3.1 指標選取原則

各國企業文化背景存在差異，企業治理體制和模式也各不同，各國的救撈文化、政策法規環境各具特點，因此，各國救撈系統的管理體制模式、救撈文化、救撈政策法規環境等屬于個性指標，不具有國際可比性。而救撈能力、救撈效果、救撈國際影響力等是各國救撈系統都擁有的共性指標，要進行各國救撈系統的水平比較和評判，只能選擇各國救撈系統共有的評價指標――共性指標。

3.2 共性指標及其評價體系

救撈系統的能力、綜合實力、救撈效果、國內外影響力等均屬各國共有且具有可比性的評價指標，因此從救助打撈能力、救助打撈效果、國際影響力等3個方面構建國際一流救撈系統評判指標體系，并將救助打撈能力、救助打撈效果、國際影響力作為一級指標，在每個一級指標下設立若干二級指標，并根據需要在二級指標下設立三級指標，從而形成國際一流救撈系統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國際一流救撈系統評價指標體系中的二級指標又可分為基礎性指標和特征指標2種類型。

基礎性指標是實現國際一流救撈系統的基礎條件，是有效和高效實施水上應急救助打撈必須具備的設施、裝備、人員及組織指揮等基礎要素，各國根據本國國情和水上應急救助打撈需求進行配置和構建。由于各國的國土面積、人口規模、經濟發展、產業格局、管理體制等都有很大差異，各國對海上應急救助打撈的需求亦有很大差別，因此基礎性指標的可比性較差。

特征指標是國際一流救撈系統的標志性指標，比如是否擁有深遠海救助打撈裝備和技術，是否在重特大海上應急救助和打撈工程中取得出色成績，是否具有國際認知的品牌影響力，以及是否實施國際化救助打撈戰略，是否在國際救助打撈行動中具有積極影響等。這些評價指標都可體現一個國家水上救撈系統的裝備和技術水平、人員綜合素質、系統的綜合實力，具有較強的可比性。

4 評價思路和方法

我國與救撈系統較先進的典型國家在救撈系統體制方面差異顯著，國外的救撈系統主要采用企業化運營模式，按照普適、準確、客觀和兼顧數據資料的可及性的原則，從應急救助、搶險打撈兩個層面開展對比評價。應急救助方面選取救助系統較先進的典型國家如美國、日本、西班牙等作為對比對象，打撈方面選取打撈能力典型的打撈企業作為比較對象。

根據評價需要，將二級評價指標進一步細化成三級指標，對可以量化指標進行客觀評估，對定性指標采用專家評價方法進行經驗評價，按照“優、良、中、弱”的等級，對最后比較結果進行總體評價，判定出各國救撈系統的國際水平。

構建指標體系建立指標體系案例篇二

摘 要：船閘工程建設規模大、技術要求高、使用周期長，因此對船閘建設項目從立項到竣工運營階段的各項工作進行評價至關重要。借鑒國際金融組織對交通基礎設施后評價提出的相關性、效率、效果、影響及可持續性準則，提出了船閘建設項目后評價的15個子準則，并構建了相應的后評價指標體系。

關鍵詞：船閘建設項目；后評價；指標體系

1 文獻綜述

1.1 國內外關于水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后評價的研究現狀

1.1.1 國外研究進展

世界各國在水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后評價方面所進行的研究總體上比較晚，近年來，隨著各種新興學科的興起，以及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進步，西方國家在原來經濟評價的基礎上開展了一種社會學家參與分析的項目評價，將社會學、經濟學、環境科學、計算機網絡技術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綜合運用于水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評價過程中。例如，studio frosio（2000年）出版的刊物《energie》一書，書中對小型水電站環境影響評價進行研究；t roquet（2006年）在對大壩工程及其配套工程進行后評價時，引入了補償的政策機制。

美國在水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后評價方面起步較早，前蘇聯、德國、英國、日本、印度等國家隨后也開展了水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后評價活動。這種后評價活動綜合考慮了水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社會和經濟兩方面的效益，并重視環境影響評價。

國外在水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后評價過程中所取得了成功，政府的積極參與是首要因素。政府的積極參與是水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后評價順利開展的根本保障。水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具有公益性，屬于公共物品，其主要功能是為社會提供服務。政府作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一方面要保證其質量與功能效果；另一方面，政府對水運基礎設施的建設應該起到規劃、評價、監督等作用。在國外，大多數的水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相關的評價過程中，政府始終處于主導地位，保證了評價的公正、順利。

1.1.2 國內研究進展

我國水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后評價工作開展得較晚，20世紀80年代，水運項目評價工作的制定、頒布和實施與整個國家的后評價步伐是一致的。1983年交通部制定并發布了《水運投資效益計算的試行辦法》，經過實踐，于1988年對試行辦法進行了修改，發布了《水運建設項目經濟評價辦法》，使得水運建設項目評價工作走上了科學化、規范化的道路。關于水運建設項目后評價的規范、辦法相繼出臺。1996年交通部水利規劃設計院編制了《水運建設項目評價手冊》，為水運建設項目后評價提供了一套規范，推動水運項目后評價工作的開展。

根據查閱的資料，可以看出：我們國家對于水運建設項目的評價多數是建設前的可行性研究，對項目后評價的研究較少。

目前我國水運建設項目后評價存在這些問題：評價內容單一、重點不突出、評價深度不夠、后評價方法的研究不夠透徹、后評價反饋機制不健全。

總體上來講，我國對水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進行后評價的不多，經驗不足。船閘建設項目的后評價目前尚處于探討階段，沒有現成的工作方法可以借鑒，國內外也沒有統一的后評價方法，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1.2 國內外研究述評

縱觀國內外文獻資料，對于水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后評價的研究不多，經驗尚缺。船閘是運輸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水運基礎設施。目前國外沒有專門針對船閘建設項目后評價的研究，而國內在此領域研究的學者也不多，目前只有章恒全、許長新（2003年）蚌埠閘擴建工程項目后評價；吳鳳平（2007年）京杭運河諫壁二線船閘項目績效評價及（2009年）世界銀行貸款第二個內河航運項目（江蘇段五座船閘）績效評價。

本論文以船閘為研究對象，試圖尋求船閘建設與運行的發展規律，在深入研究和充分探討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適合于船閘建設項目的后評價的指標體系，這也是本論文研究的價值所在。

我認為在作船閘建設項目后評價時，應該吃透選題，根據這個選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來構建指標體系才能達到正確評價的目的。普遍性就是船閘作為建設項目、水運建設項目，在進行后評價時，指標的選取應該圍繞評價目標，確定相互影響和相互關聯且能反映方案優劣的各項指標；特殊性，要求對船閘進行后評價時，要考慮到船閘建設項目是一個綜合性工程，除了發展航運外，還兼有發電、水利灌溉、排澇、城市用水、水產養殖、旅游等功能，指標的選擇要兼顧經濟、技術、社會和環境等方面。

2 船閘建設項目后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2.1 船閘建設項目后評價的準則

船閘都具有通航、防洪、發電、供水、灌溉、除澇、水土保持、旅游等多項功能，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其它項目無法比擬的社會性。本研究中評價準則借鑒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的《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績效評價管理暫行辦法》中的相關性、效率、效果、影響和可持續性準則。這五個準則評價了項目立項、項目施工過程、項目運營階段各個環節的工作，具有全面性。根據這五個準則，本文開發了子準則。

（1）相關性。相關性是指項目與國際、國家和地方發展政策的相符程度，包括“前相關”和“后相關”，即項目設計之時的相關性和進行后評價時的相關性。在項目批準之時必須與國際、國家、地方的優先發展重點相關，所以“前相關”基本能夠滿足。而評價“后相關”則可以檢查項目實施完成以后是否仍然針對當地的實際需求，解決當地的實際問題。這對于后評價更有意義，同時也可以避免因只評價“前相關”導致的相關性準則評價過高的情況。故將相關性準則細分為前相關和后相關兩個子準則。

（2）效率。效率是指項目的實際產出與預計產出的相符程度。效率評價的內容包括項目實施的時間效率、產出效率即在使用既定資源下的產出情況和資金效率。

項目實施的時間效率考察項目是否按計劃的時間開工、是否在計劃實施周期內完工。在使用既定資源下的產出情況是指項目是否實現了所有的預計產出，它衡量資源使用的有效性。資金效率是指資金使用和管理的效率，其中項目經濟內部收益率是指項目周期內經濟凈現值累計等于零的折現率，是反映項目對國民經濟和社會貢獻的相對指標。一般來說，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都會對項目經濟內部收益率進行測算，以便判斷項目是否值得投資；并且會對項目完工后的經濟內部收益率進行測算，以便判斷項目是否仍然具有經濟價值。故將效率準則細分為時間效率、產出效率、資金效率三個子準則。

（3）效果。效果是指項目的實現程度以及實際產生的效果和相關目標群體的獲益。效果從基礎設施改善程度和受益群體的瞄準度兩方面進行評價。對于船閘建設項目，基礎設施的改善程度可以從航道基礎設施等級、大型船舶航行能力、船閘通過能力等方面進行測度。項目瞄準度是指考察項目成果是否真正地被目標群體享有。也就是說，項目效果的評價不僅取決于項目實現預期目標的程度，也要考察其成果（一般表現為項目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否使目標人群受益。故將效果準則細分為基礎設施改善程度和受益群體的瞄準度兩個子準則。

（4）影響。影響是指項目產生的長期作用，包括其對社會、經濟、環境等方面的作用。社會影響指項目對扶貧、減災、人口就業的影響；經濟影響側重于從宏觀角度進行分析和評價，考慮項目對國家、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環境影響是指項目在建設過程中和運營階段對所在地區或相關地區的環境所產生的影響。故將影響準則細分為社會影響、經濟影響、環境影響三個子準則。

（5）可持續性。可持續性是指項目實施完工后，其獨立運行的能力和產生效益的持續性。它通過考察保障項目持續運行并發揮成效的各方面因素進行評價，這些因素包括與項目實施有關的政策制度、項目維護和利用、運營管理機構、人力資源及項目建設資金的可持續性。故將可持續性準則細分為政策制度的可持續性、船閘基礎設施利用的可持續性、運營管理機構的可持續性、人力資源的可持續性、建設資金的可持續性五個子準則。

2.2 船閘建設項目后評價指標的初選

船閘建設項目后評價指標體系共分為四層，第一層為目標層，即船閘建設項目后評價；第二層為準則層，即相關性、效率、效果、影響和可持續性準則；基于系統理論、反饋控制理論和可持續發展理論，根據相關性、效率、效果、影響和可持續性準則，設計了第三層子準則層，十五個子準則為：（1）相關性：前相關、后相關。（2）效率：時間效率、產出效率、資金效率。（3）效果：基礎設施改善程度、受益群體的瞄準度。（4）影響：社會影響、經濟影響、環境影響。（5）可持續性：政策制度的可持續性、船閘基礎設施利用的可持續性、運營管理機構的可持續性、人力資源的可持續性、建設資金的可持續性。

（1）相關性。

①項目立項的依據，用來衡量前相關；②項目運營過程解決的實際問題，用的來衡量后相關。

（2）效率。

①項目進度和及時性，通過計劃開工時間與實際開工時間、計劃完工時間與實際完工時間的比較來衡量時間效率；②土建工程、機電設備、船閘信息化是船閘建設項目建設過程中的三個子項目，因此選擇土建工程完成任務量、機電設備安裝情況、船閘信息化程度實現情況，來衡量項目的產出效率；③項目操作規范性、工程質量合格率、工程質量優良品率、工程技術指標達標率，反映工程質量的優劣，用來衡量項目產出效率；④資金管理的規范性、資金使用的有效性、資金籌措能力、配套項目資金比重、項目經濟內部收益率的實現情況，是反映項目資金使用情況的指標，用來衡量項目資金效率。

（3）效果。

①航道基礎設施的改善情況可以通過航道基礎設施等級的變化、大型船舶航行能力的變化、船閘通過能力的變化、船舶平均噸位提高比例、航運事故降低比率、航運周轉次數增加比例來體現；②項目的實際受益群體與計劃受益群體的相符程度的比較，來衡量項目受益群體的瞄準度。

（4）影響。

①船閘建設項目對地區做出的扶貧貢獻、減災貢獻、就業貢獻、社會安定貢獻，可以用來衡量項目對社會產生的影響；②船閘建設項目對沿線地方經濟發展競爭力做出的貢獻可以用來衡量項目對經濟產生的影響；③船閘建設項目建設過程中對周邊環境的保護、建成后對沿線環境的改善、對船閘管理所環境的改善，反映了船閘建設項目對環境的影響。

（5）可持續性。

①船閘建設項目的可持續性要考慮政策制度的可持續性，與項目實施有關的政策滿足項目持續運行的程度、與項目實施有關的制度滿足項目持續運行的程度反映了政策制度的可持續性；②船閘基礎設施的維護狀況和利用狀況、對綜合運輸可持續發展的貢獻、對減少運輸能耗的貢獻及貨運量預測值，是船閘建設項目可持續性運營的體現；③項目的管理機構設置的健全程度、項目運行的制度健全程度，是項目運營管理機構可持續性的表現；④項目人力資源的配備情況、項目人力資源的培訓情況，是項目人力資源可持續性的體現；⑤項目建設資金分年度到位情況、項目經費滿足項目持續運行的程度、借款還款情況，是項目建設資金可持續性的體現。

2.3 船閘建設項目后評價指標的精選

初步確定的指標層，存在兩個方面的不足：（1）包含的指標比較多。初步建立指標體系時，往往認為指標個數越多代表指標體系的越完備，從而不斷提出新指標，使指標增多，但很多指標信息重復，有些存在操作性較差、相互之間缺乏獨立性、重要的指標得不到突出的特點；（2）選擇指標存在很大的主觀臆斷性，往往依靠自身或部分專家的經驗選擇指標，未能采用科學有效的指標精選方法。

2.4 船閘建設項目后評價指標體系框架

通過以上研究，一個完整的船閘建設項目后評價指標體系框架應該包括目標層、準則層、子準則層及指標層，如表1。

3 結論與展望

3.1 主要結論

（1）本文通過對船閘建設項目后評價的研究，得出從相關性、效率、效果、影響和可持續性五個方面考察船閘建設項目，為船閘建設項目決策者研究未來船閘建設以及對未來船閘建設項目的項目管理提供有力的理論依據。

（2）32個指標是對基礎設施改善程度、受益群體的瞄準度、時間效率、產出效率、資金效率等15個子準則的進一步分解，所構建的船閘建設項目后評價指標體系既考察到水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普遍性又兼顧船閘建設項目自身的特殊性，為船閘建設項目的評價活動做了貢獻。

3.2 展望

本文存在的不足以及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1）后評價指標體系。評價指標體系涵蓋了社會、經濟、環境等方面，通過主成分分析篩選簡化到32個指標，但在實際操作中，應簡化指標，以達到更簡潔、更實用。

（2）采用這一指標體系可以運用適當的評價方法對運營的船閘建設項目進行評價，以檢驗指標體系的可行性。

參考文獻

構建指標體系建立指標體系案例篇三

基金項目：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城市商業規模核心控制指標體系的專業性構建”（編號hb16sh030）

中圖分類號：f722.1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本文從當今制定城市商業規模習慣采用的上位城市指標參考、國內外城市指標借鑒、基于現狀數據的指標預測三種途徑入手，構建城市商業規模的核心控制指標體系，立足城鄉規劃學專業角度提出讀城市建設用地平衡表這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以此測算河北昌黎中心城區商業規模核心控制指標體系相關數據的精確度，為城市商業發展專項規劃中商業規模的制定提供專業參考。

引言

根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發布數據，2015年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例達到12.9%，較年初提高4.6個百分點，增長顯著，而百貨店、實體超市、實體專業店銷售額同比增速顯著回落。此外，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增加值同比增速也持續回落。實體商業增速放緩負面影響市場對商業營業用房的需求，城市商業規模出現過剩現象，這種階段性問題直接體現在商業空房率增加和新增商業營業用房量下降方面，需要不斷調控以回歸正常發展路徑。城市商業規模的發展與多重因素有關，但均離不開城市人口指標，適度的城市商業規模有利于城市經濟良性發展。十三五規劃建議稿中提出，要發揮消費對增長的基礎作用，著力擴大居民消費，引導消費朝著智能、綠色、健康、安全方向轉變，以擴大服務消費為重點帶動消費結構升級。實現上述目標的前提條件是制定科學、合理的城市商業規模和理性、清晰的城市商業分布層級。

源頭：城市商業規模的調控途徑

城市商業規模最直觀的測算方法是人均商業面積與常住人口規模（下稱人口規模）的乘積。人均商業面積的制定是商業網點專項規劃的具體內容之一，人口規模在其上位規劃中可以清晰獲知。立足商業網點專項規劃的編制方法分析城市商業總規模，更具專業性和針對性，測定各項商業指標進而調控城市商業規模是行之有效的辦法。現階段有多種具體操作方法，集中體現為基于對上位或國內外其它城市指標的參考和對現狀商業規模的預測性制定。

（一）中小城市的上位城市指標參考

因地緣關系，具有行政從屬關聯的城市之間在政策制定、社會文化發展、生活方式、地形地貌等方面具有更大可能的相似性。因此，在制定城市發展指標時，下位城市往往以上位城市作為直接標桿效仿參照。例如在參考上位城市成都市人均商業面積，并充分結合自身商業發展潛力后，邛崍市將人均商業面積劃定為0.9-1.2平方米。

這種方法具有極大的便捷性，并未過多涉及指標的量性計算或測算過程，在操作層面提供了一種感性傾向。然而，受到自身差異性影響，不同等級、不同規模的城市形態結構、產業分布等因素或多或少與參考城市有別，在制定指標時可能出現盲目估大的現象。短時期內，城市商業的虛假繁榮帶動經濟出現增長態勢，城市民眾受益于商業規模的持續膨脹，主要體現于購物便捷度、商品服務可選擇度、性價比較度和就業崗位增量等方面。但這種進程的最終結果不利于理性發展城市商業，還將造成因商業規模過剩擴招就業人口的部分失業問題。

（二）大城市、特色城市的國內外其它城市指標借鑒

對于規模、等級較大的國內城市而言，有些城市處于行政區劃的上層，無法進一步借鑒上位城市的成果數據；或在某一層次中發展特色較為突出，則需要橫向借鑒國內外其它同規模等級或同特色城市的發展指標，如表1、表2所示。當前國內城市在制定人均商業面積指標時，除參考表3當前國內城市人均商業面積標準外，可充分借鑒1.2 平方米這一國際人均商業面積警戒數值。

（三）特殊城市的基于現狀商業規模預測

通過連續幾年的人口數據、經濟增長數據和現狀城市商業總規模與人口規模，采用夾逼方法推算未來城市商業規模，即采用人口、經濟增長率估算城市商業總規模增長，同時利用估算人均商業面積與人口規模乘積測算城市商業總規模，再對兩者進行比較、調和形成最終商業規模預測。針對一些發展較為特殊的城市，如密切依賴地勢環境發展、歷史事件和不可抗因素干擾、政策傾向等問題，借鑒自身發展進程或是更為合理的途徑。當然，這種方法并非局限在上述特殊城鎮之間。

人均商業面積。用以描述一個城市中的居民總體上對商業設施規模的占有量指標。在肯定商業設施分布結構勻稱的假設前提下，人均商業面積指標對衡量城市商業規模的合理性具有重要作用。城市商業發展規模的其它指標制定，均需基于此項指標之上。

城市商業總規模。人均商業面積與人口規模的乘積，為各級商業中心規模與社區零散商業規模的總和。反映整個城市商業的基本情況，包括所轄區縣、鄉鎮、村屯各級商業狀態。

各級商業中心規模。市級商業中心是指商業高度集聚，經營服務功能完善，服務范圍為超廣域的城市商業中心區，商業街長度一般在1200米以上，或商業集聚在25公頃的區域范圍內；區級商業中心是指商業高度集聚，商業服務行業比較完善，服務范圍為廣域的地區商業中心，其商業街長度一般在800米以上，或商業集聚在8公頃的區域范圍內；社區（居住區）商業中心是指商業一定程度集聚，主要配置居民日常生活消費必需的商業行業和生活服務業，服務對象主要為當地居民的社區商業中心。各級商業中心規模與其輻射范圍和輻射人口有關，在已知人均商業面積的前提下，通過折算可以獲得。

社區商業規模。是一種以社區范圍內居民為服務對象的，以便民、利民、滿足和促進居民綜合消費為目標的屬地型商業，是城市商業空間中的一個重要層次。其規模為居住區配套商業規模，一般理解為除去社區商業中心以外的零散商業規模的總和。

（二）核心控制指標體系構建方法論—讀城市建設用地平衡表

其一，城市建設用地平衡表中對居住用地、商住混合用地和商業服務業設施用地的規模進行了明確量化規劃；其二，居住區配套公建用地比重占15%-25%，其中商業約占8%，商住混合用地中商業約占20%；其三，居住區配套商業服務建筑面積千人指標為700-910m2/千人，折算營業面積約為580-760m2/千人。

進一步建立城市人均商業面積指標測定模型：（c1+c2）/cc=c0/cc，即cc=（c0·cc）/（c1+c2）。其中，c1為居住用地商業規模，c2為商住混合用地商業規模，cc為城市商業服務業設施用地規模，c0為居住區人均商業面積，cc為城市人均商業面積。

城市商業總規模指標測定模型：c=cc·n。其中，c為城市商業總規模，n為城市常住總人口。

各級商業中心規模指標測定模型：cn=cc·nn+x。其中，cn為各級商業中心規模，nn為各級商業中心輻射人口，x為外延服務的變量值，社區商業中心考慮其服務范圍主要為社區內部，因此x為0。

社區零散商業規模指標測定模型：cs=c-∑cn。其中，cs為社區零散商業規模。

鑒于對城市商業規模的預測、規劃和控制沒有行業統一的方法，因此基于城鄉規劃學對城市商業規模控制指標體系構建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和探索空間。針對這種專業性指標體系的精確度，本文選取河北昌黎中心城區作為驗證藍本，依據《昌黎城鄉總體規劃（2011-2030）》（下稱總體規劃），對中心城區人均商業規模等內容進行分析。規劃期限為2011-2030年，其中近期為2011-2015年，中期為2016-2020年，遠期為2021-2030年。本次驗證時間節點選定為2015年，即總體規劃期限的近期截止年。

（一）核心指標—人均商業面積驗證

以經濟統計學方法驗證。據課題組普查，截至2014年初，昌黎商業網點總營業面積389086m2，人均0.82m2。其中，中心城區商業網點營業面積257062m2，人均1.62m2。選定統計測算值為樣本1，即人均1.62m2；借鑒國內三線城市參考值0.5m2為樣本2，初步設定為人均1.00m2。據總體規劃顯示，近年來昌黎gdp一直保持12%-18%的基本增長率。因此假設選定人均商業規模增長率為12%（因采用城鄉規劃學方法測定時，總體規劃中近期和中期所需規劃數值相差較大，2015年為近期截止年，數值應當更貼近中期規劃數值，選取近期數值測算較為保守，因此這里取下限值更科學合理）。

顯然，樣本1的人均指標過大，即昌黎中心城區商業過剩，與存量規劃理念相悖；樣本2的人均指標的選定具有主觀人為特性，即選取結果會直接影響最終結論。換言之，若樣本2的人均指標選定合理，則測算結果可信。

綜上，以經濟統計學方法測定的結果與采用城鄉規劃學專業方法測算的結果趨于相同，進一步證明專業方法的可行性，然而后者的優勢效果在于充分注重城市規劃編制的系統性和連續性。對于商業發展專項規劃而言，指標制定以上位規劃為依托，尊重總體規劃的權威和科學性。本質而言，以專業方法制定指標和以專業性指標指導規劃編制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在充分依賴城市總體規劃的前提下，以城鄉規劃學專業方法構建商業規模核心控制指標體系，對總體規劃的編制提出了極高的科學要求。

（二）相關指標—城市商業總規模、各級商業中心規模、社區零散商業規模

c=cc·n=0.91×16=14.56萬m2

與調查統計現狀相比，進一步證實昌黎中心城區商業總規模的膨脹過量，需科學、合理地完成對各類相同業態的整合、縮減，并嚴格適度地控制未來增量。

折合每個社區零散商業規模約為2000m2。

（三）實證指標體系的結論

遵循專業方法測算的人均商業面積指標值控制在國際參考線以下，并與國內城市借鑒值相適應，具有合理性。以此產生的城市商業總規模和各級商業中心規模數據分布層級明顯，其中老、新城區商業中心規模較大，分別占總規模比重的26.8%和23.6%，與城市現狀和規劃發展方向吻合；北、南部片區商業中心規模適度，其中北部片區商業中心因靠近老城區商業中心，其規模有所收斂，二者分別占總規模比重的6.0%和8.9%；社區商業總規模5.05萬m2，占總規模比重的34.7%，其中每個社區商業中心規模與零散商業規模比例調配在2∶1左右，具有專業性和科學性，如表9所示。

建議：適用范圍層面的參考調整

遵循專業方法測算的商業規模控制指標體系制定相關指標數值，是普遍適用的基本層次。深層次考慮，不同規模、受不同因素影響的各類城市控制指標存在一定差異性，在適用范圍層面需要進行必要調整，即原則內的系數化修正，使結果更具有靈活性和適應性，避免產生機械、片面、套用等不良情況。一方面需要考慮縣域村鎮商業分布結構特征，其參考人口規模可按照鎮對等于居住小區、村屯對等于組團級別適當取值。城市人均商業規模指標可以調控在國際參考值范圍內，具有合理性。進而依據調整合理的人均商業規模指標測算體系內的其它指標值，得到系統、完善的數據組合。另一方面，針對對外輻射功能較大的特大城市、大城市而言，外來流動人口尤其在特定時期（節假日）對城市商業的貢獻不可忽視，測算人口不能局限在常住人口范圍，在滿足專業測算基本原則（即以常住人口進行測算）的前提下，采用修正系數或取上限值等方法適當增大人均商業規模，以降低因忽略外來流動人口所造成的指標誤差。這或許成為國內外某些城市人均商業規模數值過高的原因之一，此外也與城市村鎮規模、數量等較小不無關系。

參考文獻：

2.陳佳琪.城市商業飽和度計算方法研究—以錦州市為例[j].渤海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9）

5.付悅.新建城市商業中心區的設計策略[j].華中建筑，2005（1）

6.李定珍.中國社區商業概論[m].中國市場出版社，2004

構建指標體系建立指標體系案例篇四

2004年12月28日，國內一家電巨頭突然爆出嚴重虧損的內幕：應收賬款45億元中，有26億元無法收回，給業界帶來很大震動。[1]據統計，由于我國企業尚未建立科學的信用管理制度，企業賒銷后壞賬嚴重、賬款拖欠時間長，平均壞賬率達到5-10%，而美國企業只有0.25-0.5%，相差10到20倍；國內企業平均賬款逾期時間為90多天，而美國企業只有7天；中國企業的無效成本占銷售總額的14%，而美國企業只有7%；中國企業的賒銷比例為20%，而美國企業則高達90%。[2]這四組數據對比充分暴露了我國企業在信用管理方面存在的差距。我國企業的現狀是：一方面，很多企業為避免風險而放棄信用銷售，致使市場競爭力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很多企業片面追求擴大銷售，盲目賒銷，形成大量逾期應收賬款，甚至成為壞賬。信用風險已經成為我國企業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

一、客戶信用評估的基本要素架構

對于任何存在賒銷的企業來說，客戶信用評估和授信既是信用管理工作的開始，也是信用管理者運用專業能力最多、投入精力最大的工作，是企業的客戶信用風險管理的關鍵環節。其中最關鍵的是用于評估的指標體系是否科學、合理和全面。鑒于目前國內信用環境的特殊性，國際通行的“5c”評估體系并不完全適用，構建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企業客戶價值評估指標體系就顯得很有必要。

從總體上講，對客戶信用的評估應該涵蓋客戶核心能力和客戶與本企業的合作關系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中，客戶核心能力要素反映的是客戶當前的營運、獲利和償債能力及其未來的發展能力，集中反映客戶的近期和遠期償債能力；而客戶與本企業的合作關系，則衡量客戶與本企業合作關系的好壞，反映客戶對本企業的合作態度、依賴性和貢獻大小。

核心能力強大的客戶，如果與本企業的合作關系不好，比如惡意拖欠，則其信用度應該不高。同樣，客戶即使與本企業合作關系再好不過，如果其核心能力很弱，比如企業虧損，則其信用度也應該不高。因此，在客戶信用評估指標體系中，客戶核心能力要素和客戶與本企業的合作關系要素二者缺一不可。

具體來說，客戶信用評估的要素包括以下基本內容：

1.素質要素。企業素質主要包括企業經營管理素質和人員素質，而人員素質特別是企業主要經營管理者的業務素質、管理素質和品德素質對客戶信用的影響尤其重大。

2.財務要素。是對客戶信用評估的基礎和核心，主要用來評價企業資產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動性。

3.發展要素。是客戶持續生存和發展壯大的基礎，主要涵蓋創新能力和成長性兩個方面的內容。

4.關系要素。衡量企業與客戶合作關系的好壞，反映客戶對本企業的合作態度、依賴性和貢獻大小。主要通過客戶在與本企業合作過程中的誠信度、忠誠度和客戶的貢獻率反映出來。

上述要素中，前三者是客戶核心能力的范疇，而最后者反映的是客戶與本企業的合作關系。

完善和充實，從而形成一套完整和清晰的要素系統。

針對性原則指的是企業的客戶信用評估指標體系有其特殊性，它不同于常見的金融機構對企業的信用評估指標體系，需要特別關注客戶與本企業的關系要素。

可比性原則指的是各個指標要素之間的相對重要性應該是有辦法進行衡量的，并且通過衡量，可以進一步確定各個要素之間的相對權重。

可操作性原則指的是簡單、方便、實用。

考慮到國內目前的信用環境的現實狀況，結合企業營銷管理的實際經驗，作者擬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企業客戶信用評估指標體系。根據上述基本的要素架構，將整個體系分為4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由核心能力和合作關系兩個子系統構成，每個子系統又由若干具體指標構成，形成一個完整的有機整體。其中，財務要素借鑒了金融機構對企業的信用評估內容。

1.素質要素子系統。包括企業經營管理素質和人員素質。其中，企業經營管理素質包括企業所擁有資源的稀缺性、行業特點、企業在行業中所處的地位和企業管理的基礎工作、各項管理職能的方法、手段、水平等。人員素質指企業主要經營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其他職工的整體素質。其中企業主要經營管理者的業務素質、管理素質和品德素質對客戶信用的影響尤其重大。

2.財務要素子系統。主要從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三個方面判斷客戶的信用狀況。其中，特別關注客戶獲取現金的能力和資產變現能力。財務要素又包括營運能力、獲利能力、償債能力和獲取現金的能力4個子系統。財務要素子系統是對客戶信用狀況進行判斷的最重要的指標項目。

運營能力指標主要通過應收賬款周轉率和存貨周轉率來反映。其中，應收賬款周轉率=銷售收入/平均應收賬款；存貨周轉率=銷售成本/平均存貨。

獲利能力指標主要包括銷售毛利率和資產凈利率。其中，銷售毛利率=(銷售收入-銷售成本)/銷售收入；資產凈利率=凈利潤/平均資產總額。

償債能力指標主要通過流動比率、資產負債率和現金流動負債比率來體現。其中，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資產負債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現金流動負債比率=經營性現金凈流入/流動負債。

獲取現金能力的指標包括銷售現金比率和全部資產現金回收率。其中，銷售現金比率=經營性現金凈流量/銷售額；全部資產現金回收率=經營性現金凈流量/全部資產。

3.發展要素子系統。主要考察客戶的創新能力和成長性。成長性指標反映的是客戶歷史的進步，而創新能力反映的是客戶未來的成長能力，二者綜合反映客戶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動態發展能力和趨勢。其中，創新能力包括新產品投產率和新產品利潤貢獻率，成長性包括銷售收入增長率、利潤增長率和市場占有率增長率。

4.關系要素子系統。主要通過客戶的誠信度、忠誠度和年利潤貢獻率三個項目來考察。其中，客戶的誠信度包括客戶的銀行信用等級和歷史欠款及其償還情況兩個指標。忠誠度主要通過客戶的錢包份額、轉換成本、品牌認可度和連續交易性4個指標來體現。其中錢包份額指客戶購買企業的產品或服務占其所有消費預算的比重。企業占客戶錢包份額越大，客戶對企業的依賴性就越大，二者關系就更為緊密。

具體指標體系如圖所示。

三、客戶信用評估指標體系的運用

1.確定各指標的權重。作者主張采取專家評分法來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首先，采取問卷調查和訪談，收集企業的不同地區業務專員的意見；然后，對各個收集到的意見進行綜合，結合層次分析法(ahp)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

層次分析法分為3個步驟展開：第一步，構造層次結構模型。把客戶信用作為目標層，各級指標體系作為準則層，被評定的各個客戶作為方案層構造出如圖1所示的層次結構模型。第二步，采用德爾菲法(delphi)，確定各個指標的重要性。請10位專家按照1-9標度對草擬的指標體系的重要性程度進行賦值，構造出9個合理的兩兩比較判斷矩陣，通過判斷矩陣得出各個指標的相對重要性比值。第三步，利用第二步得到的判斷矩陣計算各層指標的單排序和總排序權重。

2.確定客戶的信用風險系數。采用delphi法，請專家給客戶的各個指標打分，采用5分制，其中5、4、3、2、1分別代表優、良、中、差、劣5個等級。分數乘以該指標的權重即為各個指標的加權分數，客戶的所有指標的加權分數之和除以5，即為該客戶的信用風險系數。從上述計算方法可以看出：第一，客戶的信用風險系數小于1；第二，客戶的信用風險系數越大，客戶的信用度則越高，即客戶的信用風險系數與客戶信用度正相關。

3.確定客戶的信用政策。信用政策包括信用期限、現金折扣、信用標準和信用額度。在此僅討論與客戶信用風險系數最直接相關的客戶信用額度的確定。

一、實銷實結等等，其本身已經大致地給出了企業的銷售信用相關的總體原則。

其次，在“全體客戶授信總額”基礎之上，根據每一個客戶的交易額和信用風險系數確定具體客戶的信用額度。

公式如下：

第三，進行調整。由于r1，使得σ客戶信用額度c全體客戶授信總額c總，有必要對c或者q總或者二者同時進行調整。調整策略取決于企業主要決策者的風險態度。著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rrow把人們對待風險的態度分為三種：“好冒風險”的冒險型、“規避風險”的保守型和“漠視風險”的中性型。在這里，調整策略也相應地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冒險型決策者傾向于采取大膽激進、富有進攻性的決策。在調整時其潛意識里更愿意把全體客戶授信總額的額度用完，毫無保留。在操作上則使得σ客戶信用額度c＇(調整后)=客戶授信總額c總。可以推出，調整系數δ=客戶授信總額c總/σ戶信用額度c(調整前)。很明顯，調整系數δ1。此時，客戶信用額度c＇(調整后)=客戶信用額度c(調整前)×調整系數δ。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下，由于決策者對風險的偏好，他把客戶信用額度的計算值放大了相同的倍數(倍數=調整系數δ)，最終使σ客戶信用額度c＇(調整后)=全體客戶授信總額c總，把企業的全體客戶授信總額毫無保留地用完了。

第二種情況，保守型決策者傾向于采取保守穩妥的決策。在調整時其潛意識里更愿意減少企業賒銷風險。于是，他便縮小企業全體客戶授信總額，使得全體客戶授信總額c＇總(調整后)=σ客戶信用額度c。

第三種情況，中性型決策者愿意采取中庸的決策。他在同時做出上述兩步計算之后，另取一個調整系數β，滿足1 β δ。然后據此對客戶信用額度c和全體客戶授信總額c總進行相應的調整。

值得一提的是，在確定客戶信用額度時，要注意參考行業內的平均信用水平。

四、結論

作者認為，賒銷是企業在“賒銷成本與風險的增加”和“銷售增長”之間的博奕。信用管理的目標是降低欠款持有成本和風險，增加成功的賒銷，或者說求得“最低賒銷成本與風險”和“最大銷售增長”之間的平衡，有效地提高企業在賒銷博奕中的勝算幾率。構建一套切實可行的客戶信用評估指標體系是企業的客戶信用管理工作的關鍵環節。盲目的賒銷給企業帶來的風險是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一如文章開頭提到的家電巨頭。希望本文能夠對企業擴大銷售、控制風險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

構建指標體系建立指標體系案例篇五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建立以提高教育質量為導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機制，把教育資源配置和學校工作重點集中到強化教學環節、提高教育質量上來。在高校中開展績效評價，有利于強化政府的監督與管理，引導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這需要建立一套科學、公正、合理的績效評價體系。目前，關于高校綜合績效的評價研究主要集中在評價思路、指標設計等方面，但對于關鍵指標和次要指標，各個指標的權重大小等方面的研究很少。本文根據高校的功能，建立起普通高校績效評價體系，并應用層次分析法，確定各個評價指標的權重，以期能進一步豐富高等教育理論，并為高校的績效評價提供借鑒。

績效是指工作主體在一定時間與條件下完成某一任務所取得業績、成效、效果、效率和效益。績效評價是指運用一定的評價方法、量化指標及評價標準，對組織為實現其職能所確定的績效目標的實現程度、以及為實現這一目標所安排預算的執行結果進行的綜合性評價。績效評價關鍵在于設計一套行之有效的指標。高校績效的產生是基于其功能，高校的功能主要有三個：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人才培養是高校的首要職能；科學研究是高校的重要職能，也是人才培養的重要載體；服務社會是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功能的延伸。高校的這三大功能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相應地，普通高校績效評價指標按照功能可以分為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三大類指標，每個指標可以進一步細分為若干個子指標。

（一）人才培養 高校人才培養的能力可以從人才的數量和質量兩方面衡量。一般情況下，高校培養人才的數量可以由在校生數來衡量。人才按照層次劃分，可以分為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專科生等，由于所培養人才的層次不同，所反映出來的高校人才培養能力也不同，所以，可以用當量在校生數來衡量培養人才的數量，計算方法的主要依據是《普通高校學生培養成本監審辦法》，即本科、專科、第二學士學位、在職人員攻讀博士和碩士學位、高等進修生定為1個“標準”專門人才，博士生為2，碩士生為1.5，來華留學生為3，函授、網絡教育生為0.1，夜大等其他學生均為0.3。人才培養質量是學校教育教學行為的最終體現，社會對畢業生的接納程度高，說明人才質量好，所以，人才培養的質量可以用一次就業率、一次簽約率和社會滿意度三個指標衡量，其中，一次就業率是指畢業生就業人數占全部總人數的比例；一次簽約率指畢業生簽約人數占全部總人數的比例；社會滿意度可以用問卷調查或走訪用人單位的方式得到。

（二）科學研究 高校作為我國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重要基地，是原創性成果的重要源頭和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主力軍，也是推動國家和地方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高校的科研成果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一是在各種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二是出版的學術專著；三是申報的發明專利；四是獲得各種科研成果獎。科學研究是比較偏重于學術價值和技術創新的一項指標。這類指標可以用發表論文數、出版專著數、省部級以上科研成果獎及鑒定成果數四個指標衡量。其中，可以對國家特等獎、一等獎、二等獎以及省部級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運用當量法進行等質處理，分別視為7、5、4、3、2、1。

（三）社會服務 社會服務強調的是高校直接為社會作出的貢獻，也是體現自身價值的重要渠道。高校的社會服務功能是建立在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兩項基本功能基礎之上的，培養人才，發展科技，其實都是為社會服務，只不過它們的服務方式相對間接。當前我國高校社會服務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開展的在職培訓、委托培養、成人或繼續教育等；通過產學研合作形式，進行的技術轉讓或科研攻關等；建立高等學校科學園區；向社會開放圖書館、實驗室、教學設施、體育館等；為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個人提供咨詢服務等。但總體而言，我國高校在為社會服務中，比較重視自然科學、技術科學，重視科技成果的轉化。因此，高校社會服務能力可以用技術轉讓收入、專利出售收入、咨詢服務收入等三項指標來衡量。

二、基于ahp的高校績效評價指標權重確定

本文采用層次分析法來給各個指標賦權。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一種用定量法處理難以進行決策的方法，該方法根據問題的性質和要達到的總目標，將問題分解為不同的組成因素，并按照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關聯、影響及隸屬關系，將因素按不同層次組合，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分析結構模型，并最終歸結為最底層相對于最高層的相對重要性權值的確定或優劣次序的排序問題。運用層次分析法解決問題，大體可以分為4個步驟：建立層次結構模型；構造比較判斷矩陣；層次單排序及一致性檢驗；層次總排序及一致性檢驗。

（一）層次結構模型的建立 根據層次分析法的步驟，首先要建立高校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層次結構，如表l所示。一級指標為目標層，記為a；二級指標為準則層，記為b1、b2、b3；三級指標為指標層，記為c1—c11。

指標層對準則層（三級指標對二級指標）的比較判斷矩陣分別為：

（三）層次單排序與一致性檢驗 層次單排序是指對于上一層某因素而言，本層次各因素的重要性的排序。具體計算方法是，對于判斷矩陣a，計算滿足aw=λmaxw的特征根與特征向量，式中λmax為a的最大特征根，w為對應與λmax的特征向量，w的分量ωi即是相應元素單排序的權值。

經計算，判斷矩陣a的最大特征值λmax=3.037，歸一化處理后的特征向量是wa=（0.637，0.258，0.105）t，一致性指標ci，由n=3在隨機一致性指標ri的數值表中查得ri=0.58，故一致性比率，通過了一致性檢驗。

綜上所述，各個矩陣的一致性指標cr均小于0.1，都通過了一致性檢驗。

經計算，各個指標相對于目標層的總排序權重為：

三、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本文建立了新的完整的高校績效評價體系，從評價體系最終的權重中可以看到，影響高校績效的指標按重要性順序依次是當量在校生數、省部級以上科研成果獎、一次就業率、社會滿意度、一次簽約率、技術轉讓收入、鑒定成果數、出版專著數、專利出售收入、發表論文數、咨詢服務收入。其中，當量在校生數、省部級以上科研成果獎、一次就業率是三個影響高校績效的最重要的指標，其權重和超過了0.5，高校要提高產出績效，主要就是要在人才培養數量、人才培養質量和科技成果創新上下功夫。通過收集被評價高校各個指標的數據，再乘以各個指標相對應的權重，最后加總求和，可以求出高校產出績效的總分值，以評價高校的運行效果。

參考文獻：

[1]王定、牛奉高、郎永杰：《高校績效評價的研究現狀及趨勢分析》，《黑龍江教育》2011年第1期。

[2]嘯鳴政：《現代績效考評技術及其應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編輯 劉 姍）

構建指標體系建立指標體系案例篇六

鄭華懋[1] 程曉平[2]

摘要：本文在a-s模型和范拉伊模式基礎上，從經濟學和心理學角度出發分客觀稅收遵從和主觀稅收遵從構建了雙重維度、關聯指標、動態系統的衡量稅收遵從度的指標體系。在此基礎上根據主客觀是否遵從提出了二維分析框架，將納稅人群體細分為四個特定群體，并進一步提出了提高我國納稅人稅收遵從度的針對性對策建議。

一、引言

在稅收管理理論和實踐中，如何衡量稅收遵從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它是分析、研究、提高納稅人稅收遵從的首要環節。稅收遵從問題最早起因于美國對“地下經濟”所引起的稅收流失的研究。1979年，美國國內收入局（irs，internal revenue service）開始首先對未付稅的經濟活動進行了粗略估計，發現對納稅人遵從的有關數據及對此的研究相當缺乏，對此美國學術界和稅務部門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測算。使用來源于美國征稅機關隨機審計檢查的統計數據的納稅人遵從度測量系統(tcmp，taxpayer compliance measurement program)及從90年代開始改用的nrp(the nation research program)都致力于衡量美國稅收遵從狀況、變化及趨勢，影響因素的分析等。鑒于納稅人遵從具有巨大的研究價值和重要現實指導意義，許多國家都開始進行稅收遵從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創新。

相比之下，國內對稅收遵從在理論研究和實踐創新應用方面都還處在起步階段，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與西方國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在理論研究方面，1997年之后才有學者在稅收理論文章中引入稅收遵從這一概念，并對其作了進一步的探討。國內對稅收遵從研究的思路主要有兩種：一是在稅收管理的一般框架的主題下論及到納稅遵從的分類和影響因素（如馬國強、1999）。二是在納稅人行為理論中分析稅收遵從（李勝良、2002）。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從研究的方法來看，目前的研究比較注重定性分析，缺乏定量分析，實際的調查、問卷等實證工作稍有欠缺。對稅收遵從的研究一般也是來源于案例分析，在納稅遵從的統計和研究方面幾近空白。二是從稅收遵從的度量來看，我國目前還沒有建立基于現有理論基礎上的完整系統的稅收遵從度量指標體系，尚停留在單一維度、獨立指標、靜態系統的低層面零散研究上。

客觀有效衡量納稅人稅收遵從度是依法治稅、完善稅制、實行納稅信譽等級管理的必要前提。構建稅收遵從度的衡量與評估指標體系及分析框架不僅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而且可以進一步為定量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更加嚴謹科學可行的依據和參考，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和應用價值。因此，這方面的研究亟待深入和加強。本文將以經濟學、心理學等稅收遵從分析理論為基礎，探討建立一個關于稅收遵從度量的二維動態指標體系和分析框架，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衡量稅收遵從度的二維動態指標體系設計與構建

1、靜態指標說明

本文在現有對稅收遵從的純經濟學分析（allingham、sandmo，1972；cowell、1985）

和基于范拉伊模式的心理學分析（劉怡、易瀅婷，2005）等研究基礎上，設計提出了雙重維度、關聯指標、動態系統的衡量稅收遵從度的指標體系（見圖1）。

圖1中，otc(objective tax compliance)代表客觀稅收遵從度，本文將從正面比率測定和側面總量估算兩個角度進行綜合衡量。

從正面角度，參照美國國內收入局（irs）提出的nrp（the nation research program）系統,本文同樣采用三項指標：申報遵從率fc(filing compliance)、支付遵從率pc(payment compliance)、報告遵從率rc(report compliance)進行比率衡量評估區域性稅收遵從，建立drp(the district research program)。這三項指標分別按fc=按期申報次數/應申報總次數，pc1=實際納稅額/應納稅額和pc2=按期繳納稅款次數/應繳納入庫總次數,rc=登記總戶數/應登記戶數這四個公式進行測算。

從側面角度，采用某地區稅收缺口（tax gap）的總量估算衡量客觀稅收遵從度。基于稅收缺口=公開經濟中的逃避稅+地下經濟中的逃避稅，本文分別從這兩個方面進行全面估算稅收缺口，以期能更加客觀真實的反應稅收的流失規模。周葉（2006）指出，偷稅并不等同于稅收不遵從，偷稅屬于稅收不遵從，而稅收不遵從包含了偷稅之外的其他因素。盡管兩者存在概念上的差異，但我們認為，估算稅收缺口衡量稅收遵從度仍是合理有效的。一方面由于偷逃稅行為是稅收不遵從行為的最大組成部分，另一方面，稅收缺口的估算能給出我們一個明確的稅收流失規模的估計值，是對正面測量的一種有效補充。對于地下經濟規模的估算，可采用國內外常用的現金比率法[3]；對于公開經濟中的逃避稅規模的估算，主要是通過分別計算該區域非農部門逃避稅、關稅逃避稅和個人所得稅逃避稅，并對其進行加總，求得其地上經濟中的逃避稅規模（熊鷺，2006）。本文旨在提供一般分析框架，具體計算方法不再詳述。

其中，stc表示主觀稅收遵從度，a—n分別代表選取的指標，ai—ni 分別代表所選指標中各個備選答案的分值，ai—ni是所選各個指標的權重，k是各個指標備選答案的個數。關鍵影響因素及其指標的選取可根據區域實際情況結合理論研究采用logistic模型對區域納稅人稅收遵從行為進行多因素分析，篩選關鍵變量，進而設計科學的調查問卷對stc進行有效評估。

2、動態互動關系解讀

在圖1所示的指標體系中，各指標之間存在著多重互動關系。根據范拉伊模式（fred van raaij、1981），我們可以分析得到，當稅務機關通過披露宏觀drp數據時，這既有助于納稅人明確定量感知納稅人的總體客觀遵從度，又有助于納稅人明確個體遵從度在納稅人群體中的相對位置，使納稅人稅收環境知覺（e/p, perceived environment）得到提升。當納稅人的客觀遵從度普遍較高時，納稅群體容易形成良好的稅收遵從文化，優化了稅收環境（e, environment）。在這種文化氛圍下，客觀遵從度較高的納稅人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獲得良好的聲譽，反過來提升了納稅人的主觀感受（sw, subject well-being）,促進了納稅人行為（b, behavior）。同時，一部分納稅人在從眾心理的作用下，也會自覺提高主觀遵從度。此外，drp模式為稅務機關提供了指標預警與籌劃。從宏觀層面，在明確了解納稅人整體稅收情況后，可確立警戒值以備引起高度關注和重點監管，在微觀層面，在明確了納稅個體遵從度的相對位置后，稅務機關可以實現對納稅人的有效層級劃分，實行不同的管理策略，例如對納稅遵從度長期低下的納稅人實行更嚴格的監管等。

當稅務機關估算出稅收缺口后，對偷逃稅的納稅人進行甄別是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是稅務機關開發出符合自身監管地區情況的判別函數系統dif（discriminant index function）或更廣義上的稅務稽查選案系統（王銳，2003），利用它篩選出偷逃稅的重點監管稽查對象，并進行嚴格審計。在審計過程中，稅務機關對被審計出問題的納稅人進行嚴格的處罰，將對納稅人群體起到威懾作用，從而提高納稅群體的主觀遵從度。此外，對一旦查處偷逃稅的納稅人進行嚴格處罰，能幫助納稅群體形成良好的稅制公平認知，也會提高納稅群體的主觀遵從度。在估算出稅收缺口后，稅務機關一方面通過追繳公開經濟的偷逃稅，提高了稅收收入，另一方面通過將地下經濟納入征稅范圍，擴大了征稅的稅基。這兩種途徑都將有效提高稅收的客觀遵從度。

三、基于評估體系的稅收遵從二維分析框架

在第二部分稅收遵從評估與衡量指標體系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擴展提出了基于主客觀遵從的二維分析框架，將納稅人遵從行為進一步細分，以便對提高特定行為人群稅收遵從度做出更加合理有效分析，并提出針對性政策建議。

按照主觀遵從和客觀遵從兩個維度，我們可以根據納稅人稅收遵從行為將其細分為四個特定區域群體（見圖2）。區域i表示主觀和客觀遵從度都很低的納稅人群體，以自私性、象征性、社會性不遵從為典型代表。區域ii表示主觀遵從度高但客觀遵從度低的納稅人群體，以程序性、無知性不遵從為典型代表。區域iii表示主觀不遵從但客觀遵從的納稅人群體,以防衛性、制度性遵從為典型代表。區域iv表示主客觀遵從度都很高的納稅人群體，以忠誠性遵從為典型代表。

針對細分的納稅人稅收遵從行為，我們可以看出，區域iv是稅收征管工作的理想目標狀態，每一個納稅人都遵章守法、誠實納稅，納稅人認為自己有道德上的義務去支付其應納稅款，若在納稅方面進行欺騙會有犯罪不安的感覺，因此主客觀稅收遵從度都很高。而由于種種原因，區域i是稅收征管者面臨的最棘手的局面。存在偷逃稅被人們普遍贊同，稅收文化認同感低，由于稅務知識普及不夠等問題，人們納稅意識極度薄弱，亟待提高。而區域iii是潛在的隱患區域，區域iv則是潛在的陽光區域。處于區域iii的納稅群體的稅收遵從行為可能受稅法威懾力量、或處罰力度大等引起客觀遵從，但主觀的不認同極容易導致他們鉆空溜進客觀也不遵從的群體當中去。區域iv的納稅人群體可能由于納稅人不知道什么時候該申報、填表，沒有按程序去納稅，因不了解復雜的法規，導致稅款支付不足，因此只要稅收知識普及到位，納稅環節流程得到簡化規范，他們就可以進入到區域iv，實現稅收征管的理想目標。

四、提高我國稅收遵從度的對策建議

1、對于主觀和客觀遵從度都低的納稅人群體，稅務機關應實施嚴格的監管政策，加強稅收稽查和懲罰措施，例如建立該群體的信用記錄并實行不定期檢查，一旦發現違法則處以最高的罰款，迫使該類型的納稅群體提高客觀遵從度。同時，加強對該群體的依法納稅宣傳教育，如要求查處的偷逃稅者參加稅收知識普及學習與考核，通過培養其納稅人意識達到提升主觀遵從度的目的。

2、對于主觀遵從度較低、客觀遵從度較高的群體，稅務機關應堅持對違法納稅人嚴格的懲罰，保持對該群體的威懾，防止該群體的納稅人進入到主觀和客觀遵從度都較低的群體當中去。此外，稅務機關有必要幫助該群體了解征稅工作，以消除該群體對征稅可能存在的某些誤解，利用公共宣傳、教育等多種途徑來提高該類型納稅人的主觀遵從度。

3、對于主觀遵從度較高、客觀遵從度較低的群體，稅務機關應該考慮自身稅制的設計，簡化稅制。可以在網上提供稅收申報的信息，派專人提供咨詢服務或推行稅務代理，免費為納稅人提供稅收申報培訓等，降低納稅成本來提高他們的客觀遵從度。

4、最后，對于主觀、客觀遵從度都較高的群體，稅務機關應側重提高納稅人的納稅自豪感，并為該群體納稅人提高服務質量。例如定期詢問納稅人需要何中幫助，為其提供良好的信用記錄，并對其進行表彰和和提供稅收優惠的獎勵等，使其形成良好的稅收環境知覺，從而進一步提高主觀遵從度，實現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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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單位：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2]作者單位：中山大學國際商學院

[3],其中yu表示地下經濟規模，yo為國內生產總值，c表示流通中的現金（即金融統計上的mo），d為活期存款，數值上等于m1—mo，ko為公開經濟中現金對活期存款的比率。

構建指標體系建立指標體系案例篇七

摘要：自2012年1月1日新《醫院財務制度》、《醫院會計制度》（以下簡稱新制度）執行以來，政府管理部門、醫院管理者以及各層次會計信息使用者對醫院會計信息的質量、數據的對比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醫院財務分析指標體系已滿足不了現狀要求，本文立足于新制度要求就財務分析指標的構建做出簡要論述。

關鍵詞：財務分析 指標構建

財政部與衛生部新修訂的《醫院財務制度》明確要求醫院提供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債表、收入支出總表、業務收入支出明細表、財政補助收支明細情況表、基本建設收入支出表、現金流量表、凈資產變動表、有關附表、會計報表附注以及情況說明書，要求醫院通過相關指標對醫院財務狀況進行分析，同時在《醫院會計制度》中明確要求醫院編制現金流量表。主管部門和醫院需要對醫院業務活動、投資活動、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進行細致分析，以便更深入的了解醫院現狀，做出更科學的決策。基于以上要求，醫院不僅要提高信息化建設，建立涵蓋住院、門診、物流、財務、人事、績效各方面的整體化信息系統，更要加強對醫院信息數據的篩選、對比、分析，特別要重視財務分析，建立動態、規范、綜合的財務分析指標評價體系是現代醫院管理提出的新要求。

一、財務分析指標的定義

財務分析指標是指以財務報表和其他資料為依據和起點，根據相關數據的篩選，通過系統方法分析對醫院過去和現在的經營成果進行總結、評價和建議，幫助有關方面了解醫院工作狀況為醫院管理者作出正確的經營決策。財務分析指標對于醫院的經營和建設起著重要作用。

二、現階段醫院財務分析指標的內容及存在問題

（一）新制度財務分析參考指標

新制度給出的財務分析參考指標主要有預算管理指標、結余和風險管理指標、成本管理指標、收支結構指標以及發展能力指標五大類。

（二）現階段醫院財務分析指標體系中存在的問題

1、缺乏現金流量指標

新制度要求現金流量表為年報，導致絕大部分醫院沿襲以往財務分析指標，對現金流量指標并不關注，而現代企業財務管理核心是現金流量指標管理，現代醫院管理也必須注重現金流量指標，不少醫院未考慮醫療市場需求，擴張速度超出醫療服務需求，沉重的債務壓力導致入不敷出，造成嚴重的財務危機。

新制度要求醫院提供成本核算報表及分析報告，并設立成本管理指標及計算方法，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由于每個醫院內部核算要求不同，對成本單元的設定也不相同，以筆者所在三級醫院為例，由于醫療、醫輔、醫技、管理科室的定義不同所得出的臨床服務成本、醫療技術成本、醫療輔助成本和管理費用是不相同的。新制度并沒有明確科室性質的定義，造成各個醫院成本核算的基礎不同，使得醫院與醫院之間數據缺乏可比性。

3、缺乏社會效益評價指標

現階段醫院財務分析指標中注重財務數字的分析，傾向對這些財務指標進行詳細復雜的定量分析，而忽略了定量與定性分析的有機結合，往往得出的結論是事后結論和評價，缺乏利用價值。

醫院財務分析指標體系的構建應立足于醫院主管部門、醫院管理者以及各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根據各個醫院規模以及管理者的側重點不同，建立適用不同醫院管理層面的系統、全面、動態指標分析體系。筆者認為現行財務分析指標體系還應主要著眼于現金流量指標、財務狀況指標、成本管理指標、資產運營指標、經濟效益指標、社會效益指標等。

（一）現金流量指標

結余現金率=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凈結余

業務收支現金率=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業務收支結余

它反映醫院收益中現金支持比例有多大，判斷收益的現金保障程度。

醫療業務收入現金率=經營現金凈流量÷醫療和藥品收入

資產現金率=經營現金凈流量÷資產總額

（二）財務狀況指標

財務狀況指標反映醫院在某時點的資產負債情況以及債務償還能力的高低。

資產負債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速動比率=速動資產÷流動負債

速凍資產=流動資產—存貨—待攤費用

（三）成本管理指標

成本管理指標反映醫院門診或住院收入的每病人耗費的成本水平。

門診收入成本率=門診科室成本÷門診收入

住院收入成本=住院科室成本÷住院收入

成本收益比率=相關收益÷相關成本

舉例說明：

門診科室成本收益率=（門診科室收入—門診科室成本）÷門診科室成本

值得說明的是，新制度并沒有明確醫院各科室分類的定義，現行醫院科室分類取決于醫院管理者的側重點，各個醫院管理側重點不同則科室分類不同，進而導致科室成本信息收集結果不同，使得現階段成本管理指標只適用于醫院不同時期的縱向比較，缺乏同行業同時期的橫向比較。

（四）經濟效益指標

百元衛生材料創造醫療收入率=醫療業務收入÷衛生材料耗用額。反映醫療收入中耗用衛生材料情況，此指標可促使臨床部門控制材料成本費用支出。

百元固定資產業務收入=業務收入÷固定資產平均凈額（業務收入=醫療收入+其他收入）。

人均業務收入=業務收入÷平均職工數，此指標反映醫院人均經濟收入水平，是醫院人力資源經濟效率指標，是考核臨床業務部門工作效率的重要指標。

（五）社會效益指標

社會效益指標立足于醫院收益者，反映醫院每門診人次、每住院人次或每床日收費水平的高低。

每門診人次收費水平=門診收入÷門急診人次

每住院人次收費水平=住院收入÷出院人次數

每床日收費水平=住院收入÷出院者實際占用床日數

四、結論

綜上所述，醫院財務指標體系的構建取決于醫院管理者使用醫院財務信息的側重點。新制度的執行要求醫院財務人員立足于醫院財務管理的高度，對現有財務信息、統計信息等利用財務分析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科學的分析方法進行分析、總結以及評價，對醫院經營狀況進行綜合、動態、全面的對比分析，滿足醫院管理者的需求，方便醫院管理者在經營管理中及時調整相關策略，使得醫院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構建指標體系建立指標體系案例篇八

摘要：從永順土司城遺址區域分布與主要文物遺存情況出發。探討了遺址與文物實體、遺址外部自然環境、遺址人文社會環境三個方面的監測預警需求。結合我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預警總平臺采集信息和相關世界遺產保護的經驗，構建了永順土司城遺址監測指標體系，該體系包括3大類，12個一級指標，55個二級指標。

關鍵詞：世界自然遺產;監測;指標體系;永順土司城

0 ?引言

永順土司城遺址是我國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歷史最悠久的古代土司城遺址，2015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但是，由于土司遺址裸露于地表，受城市化進程、地表沉降、風化腐蝕、人為破壞、降水、氣候變化等因素影響，部分土司遺址正面臨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消亡，世界遺產的完整性特征受到嚴峻挑戰。對遺產實施有效而準確地監測是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的重要內容和手段[1]，建立科學合理的監測預警評價體系是遺產監測的首要任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在定期監測報告中明確了相應的監測指標，但該指標體系偏向于宏觀定性描述，相對具體的自然遺址，存在分類籠統、定性描述多、定量性描述較少的特點[2][3]。國內的世界自然遺產地依據其各自特點也開展了大量工作，監測指標進一步考慮了人類活動等因素，并依據其不同的研究目的制定各自的監測預警指標體系[4]。針對性的永順土司城遺址監測預警評價體系研究亟待開展。

1 ?研究區概況

1.1 自然條件

1.1.1 氣象與水文

永順土司城遺址屬湖南省永順縣，遺址中心地理坐標：e109°58′10.32″，n28°59′54.75″。永順縣屬亞熱帶季風溫暖濕潤氣候區，其氣候具有日照充分、雨水豐富;春多雨，夏干熱，冬季冷，四季分明的特點，時有暴雨、洪水、冰凍等氣象災害[5]。

遺址區周邊主要河（溪）流有靈溪河、羅子灣溪和雅松溪。其中，靈溪河流程約50km，全程有近20條大小溪流匯入其中。遺址區的河段寬20～40m，長約17.5km，多年平均流量5.2m3/s，常年水位約27.0m，洪水季節水位上升6～7m，近50年最高洪水水位28.65m。是全年有水河流，但枯水季節水量較小，不能直接通航。

1.1.2 地質地貌與土壤

永順縣地處武陵山區腹地，位于江南地軸與武陵褶皺束的交接部位，南邊澤家—撫志—青坪一帶屬江南地軸，北邊為武陵褶皺束，地質地貌形成于燕山運動和喜馬拉雅運動時期的多次褶皺，斷裂構造運動[6]。

土司城遺址周邊為中低山或丘陵地形，總體地形地貌較復雜，山地坡度一般大于30°，遺址建于坡度較平緩的坡地上;地質構造條件較簡單，周邊的基巖主要有白云巖、夾薄層鈣質頁巖、白云質灰巖等;地層巖性較簡單，主要為單斜構造;遺址區及其周邊未見較大規模斷裂構造，地下水主要為松散孔隙水和基巖裂隙水，水量中等或偏少。

土司城遺址及其周邊的主要巖土層有地表土壤層、殘坡積黏性土層、沖積砂（卵）石層以及部分素填土層等;土壤母質主要為白云質灰巖、白云巖等[7]。

1.2 遺址區域與主要文物與分布

1.2.1 遺址區域與布局

土司城遺址總面積25km2，其中核心區——土司城城區面積25萬m2，地表上保留了體積龐大的城墻和建筑。城址由宮殿區、街巷區、衙署區、墓葬區、宗教區、苑墅區等幾個部分組成。土司城內部街巷密布、縱橫相通，主要由正街（新街）、河街、五屯街、紫金街、左街、右街、魚肚街等街道構成“八街、五巷、兩口”，宮殿區位于城區北部，依山而建，東北高、西南低。形狀略呈橢圓形，周長436m，總面積14000m2;衙署區位于宮殿區南側，周長408.8m，面積8762.4m2;墓葬區位于土司城東南郊，其主體紫金山土司墓地依山勢排成4列;宗教區位于土司城南部，現存可以確認的寺廟有觀音閣、祖師殿、五谷祠、關帝廟、將軍山寺、八部大神廟等;苑墅區位于土司城背面，靈溪河畔，分布有土司莊園、別墅、釣魚臺等設施。

1.2.2 主要文物與分布

土司城主要遺址文物有祖師殿、土司德政碑、彭氏宗祠、翼南牌坊、土司古墓群、土司地宮等。其它文物和遺跡有擺手堂、銅鐘、石馬、土司官印、若云書院遺址、地下雨道等。其中：祖師殿，占地580多m2，正殿面闊五間，進深四間，重檐歇山頂，長17.5m，寬13m，高20m，為全木材結構;彭氏宗祠是土司城中心，處于土司“寢宮”的后面，主要文物包括歷代土司的牌位，各種精美的木雕像、歷代土司制定的法譜等;翼南牌坊位于司城南面紫金山和若云書院的雅草坪，始建于明嘉靖年間，年代久遠，多采用青石、花崗巖材質。土司德政碑立于司城衙署遺址左側，由青石雕鑿而成。碑高2.74m，寬1.2m，建于公元1713年。土司古墓群多集中于土司城紫金山、雅草坪、帕桶湖三個地方，其中以紫金山最多。共有土司王及其貴族墳墓109座。古墓的基本形式是用土磚拱成半圓形，墓前有石人石馬，四周筑有圍墻，進出有鐵門。墓室四壁上刻有各種精美的圖案。棺材材質多為楠木、梓木，涂以烏黑色土漆，并用鐵鉤懸掛在石室之內。隨葬器物有陶器、瓷器、金銀飾物、各種玉器等。

2 ?監測需求分析

2.1 遺址與文物實體監測需求

2.1.1 建構筑物監測需求

維護建構筑物的現存結構狀態，延長壽命、減緩建構筑物風（退）化，最大限度的保留建構筑物的歷史狀態、特征和細節，是遺址保護的關鍵內容之一。土司城遺址的建構筑物的監測主要內容與需求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結構整體監測。即對建筑結構可能造成整體性破壞方面的監測，如地震破壞和人為共振破壞等。②基礎穩定性、承重結構的變形監測。包括建構筑物基礎沉降監測、承重柱傾斜監測、主要梁架擾度監測、結構水平位移監測等方面。③防火監測，對于祖師殿、彭氏宗祠等磚木結構建筑發防火監測尤其重要。④防腐、防水、防滲漏監測，針對土司城遺址中的瓦面屋頂、木構架結構要做好防腐、防水、防滲漏監測。⑤裂縫變形監測，即土司城建構筑物中的石質牌坊、磚墻、地面鋪裝、臺階欄桿等需進行裂縫變形監測。

2.1.2 遺址文物監測需求

土司城遺址除上述建構筑物外，還在室內或室外遺存有大量文物。包括木質與石質雕像、雕刻，各類繪畫（壁畫），陶器、瓷器、金銀飾物、各種玉器等。其監測需求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侵蝕監測。主要是雨水侵蝕、溶蝕監測。。②凍融膨脹與收縮監測。即由于凍融、脹縮帶來的剝裂風化。③風化監測。主要監測因空氣侵蝕與流動帶來的破壞風險。④大氣干濕度監測。因干濕交替對木質、石質材料帶來的破壞風險。⑤微環境監測，主要針對墓葬、彩畫、各類器具文物實施的微環境監測。如有害氣體成分、室內溫度、濕度等監測。

2.2 外部自然環境監測需求

除土司城內部、局部環境監測外，大量外部環境自然環境因素影響著土司城遺址的保護與發展，主要外部自然因素包括土壤地質環境、氣象災害、大氣環境、微生物與病蟲害等。①土壤與地質環境。包括土壤含水量、滲透性、緊實度監測，土壤污染監測，地質塌陷和泥石流監測。②氣象災害。包括暴風、暴雨、暴雪、冰雹、凍雨的極端天氣引發的洪水、泥石流、凍脹（裂）監測，同時也應包括建構筑物中木質材料因雷擊引發火災的監測等。③大氣環境。空氣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氮氧化物、臭氧、酸雨、粉塵顆粒（pm2.5、pm10）和其他有害氣體長期侵蝕，造成自然環境惡化、生態平衡破壞、文物損毀，是大氣環境監測的主要內容。④微生物與病蟲害監測。通過監測預防微生物與病蟲害危及遺址內部及周邊植被，進而影響遺址整體環境。

2.3 人文社會環境監測需求

人文社會環境對當地的經濟發展、人口增長、土地利用方式、文化價值觀念帶來深刻的影響，進而影響土司城遺址的文化價值的保護與傳承。人文社會環境監測主要包括人口密度、土地性質等基本情況的監測，同時還包括土地利用類型、生產方式、經營管理方式監測，另外，在信息爆炸的當代，輿情監測也非常重要。

依據永順土司城遺址與文物保護的實際監測需求，結合我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預警總平臺采集時確定的17大類、49項數據[8]和國內相關世界遺產保護的經驗[9][10][11]，構建永順土司城遺址監測預警指標體系，并依據各項指標對遺址保護的重要性程度劃分為一般指標和重要指標。指標體系包括遺址本體監測、自然環境監測、人文社會環境監測3大類，建構筑物形變監測構造防護監測、文保微環境監測等12個一級指標，結構整體、基礎穩定性、結構形變等55個二級指標，其中帶*號的為重要指標24個。其余為一般指標31個，詳見表1“永順土司城遺址監測指標體系一覽表”。

4 ?結語

監測預警指標體系是實施遺址監測保護的首要工作。針對不同文物本體的材質、特性和保護需求，結合不同世界文化遺產地的實際情況，不斷完善監測預警指標體系的針對性和適用性，建立健全監測預警系統，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基金項目：湖南省教育廳科研基金 “永順土司城遺址遙感動態監測與預警評價體系研究”（編號：16a173）。

作者簡介：田建林（1976-），男，湖南茶陵人，博士，副教授，吉首大學土木工程與建筑學院，從事環境遙感研究;楊海榮（通訊作者）（1983-），女，河南洛寧人，碩士，講師，吉首大學土木工程與建筑學院，從事建筑與工程制圖研究。

構建指標體系建立指標體系案例篇九

摘要：隨著我國近年來日益發展的電商金融業務，基于大數據技術的發展而面臨的信用問題和信用風險日益增多。本文針對基于大數據的電商金融信用風險評價指標體系構建進行了初步探討，對影響金融信用風險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分析，研究了電商金融信用風險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以及電商金融信用風險中應設立的評價體系指標，對于大數據時代構建電商金融信用風險評價指標體系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關鍵詞：電商金融;信用風險評價;大數據

前言

電商金融主要是針對電商企業實際情況實施的新型融資模式，有效整合資金流，為電商企業提供新型貸款融資服務，并利用金融資本與實業經濟之間的有效協作，在銀行、電商企業之間構筑起互利共存、良性互動、持續發展的產業生態。所以，綜合評價電商金融信用風險將其融資優勢徹底揭示及對電商企業融資困境改善的有效性等方面都具有主要作用。

一、 大數據

大數據是信息技術產業中的一個專業術語，主要是指一定時間范圍內數據不能采用常規軟件捕捉、管理及處理的集合，需新處理模式提高決策力，優化流程能力的海量、多樣化及較高增長率的信息資產。互聯網發展至今大數據作為表象或特征，基于云計算為代表的技術創新更易于利用原本看似難以收集和使用的數據，大數據通過各行業的創新才能逐漸創造更高價值。目前對大數據分析系統具有需求的行業和技術領域日益增多，諸如金融業在信貸風控中需應用大數據系統與var或機器學習方案相結合。

二、 電商金融信用風險綜合評價

電商金融信用風險主要是指作為授信方的電商企業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融資過程中產生的信用風險。電商金融信用風險主要是企業綜合信用基于電商金融背景的風險，不只是涉及企業原因導致的信用風險，還涉及電商企業受電商金融的運營風險因素產生的信用風險，諸如貨物質押、產品、質押物變現等方面等風險。

本研究中針對電商金融信用風險建立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由關注于考察企業風險，向綜合評估電商金融運營及其交易風險轉變，對于向電商企業是否提供信貸支持具有決定性作用。相對于電商企業信用評估體系而言，該信用評價體系最大的不同體現在，不只是涉及考察電商企業基本素質、營運能力、所處行業的發展狀況等方面的影響因素，也涉及綜合評價電商金融運營等因素，進而對電商企業的綜合信用情況全面、客觀、系統地反映。

三、影響電商金融信用風險的主要因素

對電商企業信用風險的影響因素比較復雜，可基于眾多方面分類，結合研究內容及特點，分析影響電商金融信用風險的因素。一是行業風險因素。主要受宏觀經濟發展環境、行業發展情況、政策和監管環境、發展前景等影響因素的綜合作用，屬于一種系統性風險。分析電商企業行業風險，主要是對企業生命周期中電商企業所屬行業的發展階段進行判斷，反映經濟變化的敏感性，在行業因素影響企業經營的程度中揭示出行業風險。二是電商企業綜合實力。電商企業綜合實力涉及企業基本素質、營運能力、創新能力、償債能力、盈利能力、成長發展能力、信用情況及分析現金流量等方面內容，對電商企業經營能力和信用情況進行全面反映。三是電商金融運營情況。電商企業的金融運營狀況直接影響對電商企業的信用評估，電商金融良好的運營情況，不具有較高的交易風險，可對電商企業的綜合信用風險弱化。相反，電商企業的綜合信用風險加大，將嚴重影響其信用情況。結合本研究的實際需要，在電商金融運營中采取信息化措施、相互之間加強合作及質押物質量等要素對電商金融運營狀況客觀反映。

四、電商金融信用風險評價指標體系設計

1.設計原則

設計電商金融信用風險評價體系指標的原則首先是基于固定原則設立相應指標，在對評價指標體系制定過程中應嚴格遵循：一是較復雜的評價指標體系對企業信用風險較復雜的影響因素。所以在對評價體系指標確定過程中，一定要采用綜合評價指標。也就是指標涵蓋的因素應更加廣泛，使企業信貸各方面得到客觀反映。對企業質押，業務特征及聲譽評估等方面指標都應涵蓋，使信用風險受電商企業的影響得到反映。二是實用性原則。應基于實用性原則建立電商金融信用風險評價指標體系，保證各指標的可操作性較強。三是在評價指標建立過程中，不只是建立定性指標，還應建立定量指標。將兩方面指標相結合，建立可對信用風險內涵和本質充分反映的評價體系。

2.設計方式

結合上述分析的對電商企業信用的主要影響因素，對綜合評價電商金融信用風險的指標體系進行設計。采取參考有關資料、請教專家學者等方式，與實地調研相結合，對指標參考權重進行確定，權重結合不同區域可相應調整，重新進行確定。

3.電商運營情況

主要在以下幾方面分析電商金融運營情況，分析交易時間及頻率。交易時間通常是指以年為周期計算電商企業交易次數，交易頻率是指電商企業每年的交易量，根據分析上述指標可對企業未來發展進行評估。分析行業發展形勢，為實現對電商行業發展的評估，可分析基于行業增長率和盈利能力及目前發展中行業所處的環境等有關指標。而且還應關注電商企業之間存在的交易行為，其業績與交易過程中的參與具有一定關系。分析企業績效可對企業信用風險進行評估，確定對企業放貸的可行性，盡可能降低存在的貸款風險。

總結

綜上所述，電商企業對電商金融的應用是突破“融資難”的有效捷徑，因此，電商企業發展的一個有效方式就是加快電商金融的發展。而構建電商金融信用風險評價指標體系，不僅能夠在電商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建立長期合作機制及長遠利益關系，還能與電商企業建立戰略聯盟關系，使電商金融體系得到改造升級。但針對基于大數據的電商金融信用風險的相關研究目前剛剛起步，還需要開展比較深入地研究工作。

參考文獻

作者簡介：王微微（1980—），女，黑龍江省鶴崗人，哈爾濱金融學院計算機系，碩士，教學秘書，講師，主要從事供應鏈與物流管理、電子商務安全等教學研究。

構建指標體系建立指標體系案例篇十

編輯:admin 時間:2010-6-4 13:51:00

低碳發展可以理解為以低碳化為主要特征的可持續發展路徑。為了度量實現低碳經濟過程中所處的發展階段、存在的差距及可以采取的政策手段，在低碳經濟概念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個多維度的綜合性評價指標體系。這套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要具有兩個方面的功能：一方面要能夠橫向比較各國或經濟體離低碳經濟目標有多遠，另一方面要能夠縱向比較各國或經濟體向低碳經濟轉型的努力程度。

低碳產出指標。碳生產力被認為是衡量低碳化的核心指標，并且，這一指標將能源消耗導致的碳排放與gdp產出直接聯系在一起，能夠直觀地反映社會經濟整體碳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同時也能夠衡量一個國家或經濟體在某一特定時期的低碳技術的綜合水平。此外，由于與經濟結構相關聯，碳生產力指標的高低能夠體現一國在貨幣資產和技術資產積累到一定水平時，進一步降低單位能源消費碳排放強度的潛力和障礙。考慮到了處于重化工階段的一些經濟體對低碳經濟的顧慮，目前仍以經濟整體的宏觀碳生產力作為核心指標。此外，低碳產出指標還要包括關鍵產品的單位能耗指標，如噸鋼綜合能耗、水泥綜合能耗、火電供電煤耗等；也可比較重點行業單位工業增加值碳排放量指標。

低碳消費指標。碳消費水平旨在從消費側來衡量一國（或經濟體）人均碳需求和碳排放水平。盡管消費模式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人均消費的碳排放”可作為一個綜合性指標來界定消費模式對碳排放的影響。這一指標可以根據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即最終消費率）與單位經濟總量的含碳強度（即單位gdp碳排放）等相關指標來推算。考慮到居民（包括政府和家庭部門）的最終消費支出中，既包括本國（本地）生產的產品與服務，也包括其他國家（地區）進口的產品與服務，這里以人均碳排放水平代替人均消費碳排放水平。

低碳資源指標。碳資源稟賦及利用水平，主要關注一國（或經濟體）的能源結構、零碳排放能源和代表碳匯水平的森林覆蓋率情況，包含三個核心指標，即零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森林覆蓋率和單位能源的co2排放因子。其中，水力資源、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屬于零碳排放的資源，以及對于全球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有積極貢獻的森林覆蓋率，是一國實現低碳化的重要物質基礎。對于屬于零碳能源的非商品能源，由于缺乏統計數據，所以這里不單獨列指標，在政策層面加以考慮。

低碳政策指標。發展低碳經濟，必須立足于當前經濟發展階段和資源稟賦，認真審視低碳經濟的內涵和發展趨勢，將能源結構的清潔化、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技術水平的提高、消費模式的改變、發揮碳匯潛力等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規劃。研究表明，更清潔的能源結構能夠降低單位能源消費的碳排放強度，產業結構的優化能夠從整體上促進社會經濟各部門的碳產出效率，倡導綠色消費模式能夠從終端遏制對能源的需求，減少人均消費的碳排放。上述途徑都離不開制度環境的配套與政策工具的推動。因此，是否具有低碳經濟發展戰略規劃，是否建立碳排放監測、統計和監管體系，公眾的低碳經濟意識如何，建筑節能標準的執行情況，以及是否具有非商品能源的激勵措施和力度等，可以反映一個國家低碳經濟轉型的努力程度。

作者：潘家華 莊貴陽 朱守先 鄭 艷 謝倩漪

來源：《浙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