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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賄選案反思精彩發言稿原文 遼寧賄選案警示片篇一
從憲法學意義上講，我國有兩類選舉，一類是人大代表和國家公職人員的選舉，一類是自治組織如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的選舉。我國目前存在的賄選也主要表現為公職選舉中的賄選和自治組織選舉中的賄選兩種。從實際情況來看，村民委員會選舉中的賄選還是比較普遍的。因此，研究賄選不能忽略自治組織的選舉。
在中國近幾年大量發生的賄選案件中，一個令人非常痛心的現象是人大代表或選民常常被蠅頭小利所賄買，有些地方在選舉中甚至出現代表或選民被全部收買。有人驚呼，這是中國民主選舉制度的失敗和悲哀，認為中國目前民眾的素質和教育程度不適合進行普遍的直接的民主選舉。這一觀點并無新意，似乎在上個世紀的中國即有人提出，認為中國“民智未開”，在這樣一個社會不可能推行民主政治。按照這一觀點，我們必然首先開啟民智，然后才能向民眾灌輸民主。在民主制度的設計上也不能畢其功于一役，要分步實施、循序漸進。不考慮民情實行過度的民主必然會導致民主的“癌變”，賄選即是這一癌變過程中產生的頑癥。如果該論點成立，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目前搞普遍的民主選舉的時機仍不成熟，中國幾十年來的民主選舉的法律實踐是超越歷史階段的，是失敗的。果真如此嗎?經過深入的社會調查，憲法學者蔡定劍認為，中國選舉制度改革最主要的問題是能不能進一步擴大直接選舉，而擴大直選最大的阻礙來自一種先驗觀點：中國經濟文化落后，老百姓素質太低，搞不了民主選舉。但大量調查表明，民主選舉與公民的素質和文化水平沒有直接關系。相反，只有利益才是決定選舉的動力，有利益老百姓才有激情，才會去投票。他們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選舉制度，但他們知道什么樣的選舉他們應該參加，什么樣的選舉他們不愿意參加，這種熱情和追求不是因為他們對民主的理解和對政治的關心，而是因為他們對自己利益的關注，是對自己命運的關切。可見，不能以民眾素質為借口來否認中國的民主選舉制度和中國建國以來的民主選舉實踐。就公務人員產生的機制而言，否認中國的民主選舉制度就意味著中國應恢復傳統的舉薦制、科舉制，甚至軍功制、世襲制。這一結論顯然是荒謬的。
有人認為，賄選是民主選舉制度的必然產物，有選舉必然就會有賄選。縱觀世界民主選舉史，賄選一直延續至今。在古希臘的鄉村選舉中，候選人宴請選民已成為一種習慣。在阿里斯托芬的《騎士》中就曾記載候選人如何向選民賄選。在16、17世紀賄選更是盛行。在意大利，馬基亞維利向李奧十世建議：如果選舉結果不如您的意，就讓人們得到表面的選舉，用收買選票……的辦法，擾亂選舉的結果。在德意志，弗蘭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為爭取皇帝頭銜，彼此用裝滿金銀的錢包混戰。在近代中國，有曹錕賄選大總統。在當今各國，賄選丑聞更是不絕于耳[1]。從選舉發展的歷史看，賄選早已存在并具有相當的普遍性。然而，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由于多黨制的關系制約和選舉制度的精心設計以及選舉經費法制化，鮮有賄選丑聞;而賄選往往頻頻發生在選舉制度誕生的初期和經濟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其中的緣由令人深思。但這一現象表明，民主選舉制度并不必然產生賄選，認為賄選是民主選舉制度必然產物的觀點有待商榷。可以說，賄選現象與民主選舉制度密切相關，民主政治為賄選的滋生提供了溫床，而在專制制度下，在世卿世祿的官僚任用體制下，不可能存在賄選。但民主選舉制度只是使賄選成為一種可能而不是必然，不能認為有民主選舉制度必然有賄選。在民主政治體制下，需要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才會產生賄選。
賄選是公共行為的私人化。從東西方選舉制度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盡管在選舉制度發展的初期，賄選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當代賄選多發生于東方。這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東方民族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社會關系中特別強調道德教化，而忽視法律規制。主張“德主刑輔”，突出的是禮對于法的支配和法對禮的服從，中國古代的法早已被淹沒在禮教的汪洋大海中。甚至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真正意義的法律，所謂法律是舶來品，中國古代法律應稱為禮法或者倫理法律[2]。這一文化傳統決定了中國社會是一個家國一體的身份社會，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被定位于這一倫理親情社會的某一角色。在這一倫理社會中，人們之間的關系不是靠法律中規定的權利義務，而是身份的尊卑和人情的親疏。現代中國正在向法治社會邁進，但東方文化傳統沒有改變，雖然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已經出臺，但真正支配人們行為的主要不是這些明規明令，而是“潛規則”。這些潛規則沒有成文甚至不能成文，但卻得到普遍的踐行。這一潛規則的決定力量即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身份關系和人情倫理。而人情倫理關系的維系是以一定的物質形式為紐帶。因此，在選舉過程中，通過一定的物質形式來融通關系也就成為正常現象。
賄選是政治行為的經濟化。選舉制度是各國憲政制度的核心和基礎，其基本價值追求是實現公共參與和民主政治，其基本原則是公開、公平和公正。而選舉的公開、公平和公正除了依賴于選舉制度本身的程序設計，還在于選舉過程不受利益集團的影響甚至少數人的操縱。然而，選舉的過程是政治資源的配置過程，選舉的結果意味著公共權力的獲得，而公共權力獲得者即取得了經濟資源的控制權。因此，為了獲取一定的經濟資源完全可能不擇手段謀求公共權力，特別是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這一趨勢更加明顯。經濟學家稱之為“尋租活動”。所謂尋租活動，是指為了維護現有的經濟利益或對現在的經濟利益進行有利于自己的再分配而從事的非生產性活動。賄選是一種權力尋租，即賄選者為了謀求一定的經濟利益而進行的公共活動。市場經濟本身存在著對選舉不可避免的影響。市場經濟本身具有很強的功利性，其根本的原則就是追求利益和價值的最大化。因此，在選舉中有人完全可能運用市場經濟的成本效益衡量法則來支配自己的選舉行為。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改革開放前，賄選基本絕跡，但改革開放特別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后，賄選又死灰復燃。這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期，隨著社會結構的調整，利益群體的分化，人們也必然會把對經濟上的要求上升為政治上的訴求。因此，轉型期人們的政治參與理念普遍高漲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經濟實力、地位上升較快的非公有制經濟領域的實力派人物，極其想在政府或人大中謀求一席之地，以維護或爭取自身或本集團的利益和要求[3]。這是賄選得以產生的經濟上的原因。
我國賄選產生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國選舉制度存在著一定的弊病。如果選舉不具有實質性意義，只是走過場，選民或代表不能決定選舉結果，選民或代表就不會對選舉有民主熱情。當選民或代表不再關心選舉結果的時候，或者說，當選舉過程徒具形式，當原有的選舉規則已經沒有意義，人們會接受一種新的游戲規則，一種市場經濟基本規則——等價交換。事實上，在我國民主選舉實踐中，大多數選舉是不存在賄選的。如在一些村民選舉中，村民的選舉熱情特別高漲，村民真正想選一個致富的領頭人，而且村民通過選舉能夠實現這一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人想賄選，也沒有市場。所以說，防范賄選的根本是實現選舉過程的真正民主。然而，我國目前的選舉制度的運行機制中存在著不民主或不夠民主的因素。如在我國的許多地方人大代表中，大多數代表都是“組織內定”的，群眾聯名提名產生的代表少。一些具備條件或接近條件的人選卻無公平競爭的機會，因此也會導致他們訴諸各種非法途徑，包括賄選。在選舉方式上，目前在我國國家機關正職領導的選舉中，大多采用等額選舉的做法，在副職領導的選舉中，雖然實施差額選舉，但差額數量很少，而且很少的一名或幾名被安排等待被“差”掉的候選人只是組織上安排的甘愿作分母的陪襯。這種選舉實際上把代表當成了選舉的工具，讓代表們失去積極性、責任心和使命感。缺乏責任心和使命感的代表，很容易被收買。
此外，一般認為，部分人大代表、選民素質較低，法制觀念淡薄也是賄選產生的重要原因。在我國的人大代表中，代表多是兼職的，缺乏作為代表所應具備的基本的業務素質、職業技能和職業道德的培訓。人大代表理應是有參政議政能力，能夠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來行使決策權的群體。因此，能否選出高素質的人大代表進入國家權力機構，關系到國家權力部門能否發揮自己的應盡職能和民主政治的良性運行。實際上，選民或代表投票選舉的過程是其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博弈，從根本上說，選民或代表選舉的理想結果是一個正直的富有公心的公共權力人物的產生，這是選民和代表的長遠利益的寄托。可是一旦現行的政治環境和制度設計不能滿足這一要求，或者說當選民或代表選舉時看不到自己將來利益的實現，他們可能會很實際地接受眼前的利益，甚至連小恩小惠都不拒絕。因為，在我國目前的選舉中，代表往往不能真正地表達民意，甚至有些選舉只是走過場。這就造成了選民或代表參加選舉但卻漠視選舉。20xx年美國總統大選，部分窮人為了幾個面包，出賣了對國家的忠誠，甚至在網站上公開拍賣選票。出賣選票不是窮人的權利，而是由于對政治選舉的漠視而進行的無奈的選擇[4]。在我國一些貧困地區的村民選舉中，村民被賄買的現象較為普遍，甚至只是為了得到幾元錢或一盒煙。能不能把這單純地歸咎于農民的素質太低呢?實際上最深層的原因是選舉制度本身及其運行機制存在著弊病。如果選舉徒有虛名，選舉結果對村民沒有任何意義，那么村民自然將選舉視為兒戲。參加選舉就當是趕一次大集，去了不用花錢卻可以得到好處，何樂而不為呢?誠然，選民或代表較低的政治覺悟和業務素質也是賄選得以產生的外部條件，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選舉制度和機制上的原因。
因此，完善選舉制度是治理賄選最直接和最根本的途徑。
首先，要實現真正意義的民主選舉。為此，要完善候選人的提名辦法，還權利于選民，代表或公職人員候選人多數由選民產生，減少單位和組織推薦的候選人(這些候選人往往是由領導確定的)。按照我國選舉法，一定人數以上代表聯名可以提出候選人(目前在我國被稱為獨立候選人)，但在我國的選舉實踐中，這種自下而上的真正反映民意的獨立候選人少得可憐。我國選舉制度運行機制實際上很多方面都限制了獨立候選人的產生。為此，在選舉法的框架內，應當通過制度設計積極鼓勵獨立候選人制度的實施。另外，還應當規范人大代表候選人產生的條件，減少代表資格的諸多限制性條件，使選民能夠更主動地參與到代表候選人的產生過程中。而且要加大差額選舉的適用范圍，在各類選舉中應廣泛運用差額選舉的辦法。在差額選舉中，應當增加差額候選人的數量，讓選民或代表有更多的選擇余地。
其次，要實現選舉程序的規范和有序。可以將競爭機制引入人大代表選舉，允許代表候選人以見面、演講、答問甚至辯論等多種形式宣傳自己的觀點、見解和設想，給他們以公正、平等的展示機會，從而不但使選民對候選人盡可能有廣泛深入的了解，而且能增加選舉的透明度。這樣，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絕賄選。
第三，加強對賄選的法律懲治。賄選者之所以敢于賄選，在于法律對賄選的規定過于寬泛，對賄選的處理過于輕緩。如，在我國刑法中，根本沒有關于人大代表參與賄選的犯罪量刑的規定。因此，應當從立法上進一步明確賄選的法律責任。目前，我國法律對賄選的制裁具有片面性。選舉法對運用暴力、威脅、欺騙和賄賂等手段破壞選舉的非法行為的懲治有專門規定。但這種懲罰主要是針對賄選者的，而對參與“賄選”的其他人員和接受賄賂人員的處罰則無明確規定。這實際上縱容了賄選行為。由于對這些人的法律制裁過輕，以至于使人們產生了這樣一個誤解：參與賄選和接受賄選不算違法，更談不上犯罪，不用承擔什么法律責任。這就導致接受選舉賄賂的人有恃無恐，從而為賄選的蔓延提供了土壤。為此，應當通過修改選舉法和其他相關法律，加大對參與賄選和接受賄賂人員的懲罰力度，從根本上杜絕賄選。
遼寧賄選案反思精彩發言稿原文 遼寧賄選案警示片篇二
何謂賄選，顧名思義，選舉中的賄賂行為，即在選舉中競選者通過一定的金錢、財產或者其他方式對參加選舉的代表和選民進行賄買，以使自己在競選中勝出。賄選的主體是將要或正在參與競選的人，賄選的對象是享有投票表決權的選舉代表或選民。賄選的方式主要是給予選舉代表或者選民一定的利益，如金錢、財產、可期待的利益回報或精神、感情上的享受等。在國外的公職人員選舉尤其是總統選舉中，普遍存在著選舉過程中的民間資金的支持，特別是在發達國家，選舉費用驚人，沒有足夠的民間資金的支持，想獲得選舉勝利是難以想像的。這些人一旦上臺便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方式使自己曾經對提供贊助支持的投資者回報的諾言得以兌現。這種競選中民間資金的介入是否屬于賄選呢?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不應該屬于賄選。因為，其一，賄選的主體應當是競選者，賄選的對象是選舉代表和選民;而民間資金對選舉的滲透則相反，是民間資本對公共權力的尋租。其二，賄選的方式呈多樣化，可以是金錢，也可以是其他物質利益或者精神利益，可以是現實利益，也可以是可期待的利益;而民間資本向公共選舉的滲透的方式是金錢。其三，賄選本身屬于違法行為，而民間資本對選舉的滲透行為不一定違法。
從憲法學意義上講，我國有兩類選舉，一類是人大代表和國家公職人員的選舉，一類是自治組織如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的選舉。我國目前存在的賄選也主要表現為公職選舉中的賄選和自治組織選舉中的賄選兩種。從實際情況來看，村民委員會選舉中的賄選還是比較普遍的。因此，研究賄選不能忽略自治組織的選舉。
在中國近幾年大量發生的賄選案件中，一個令人非常痛心的現象是人大代表或選民常常被蠅頭小利所賄買，有些地方在選舉中甚至出現代表或選民被全部收買。有人驚呼，這是中國民主選舉制度的失敗和悲哀，認為中國目前民眾的素質和教育程度不適合進行普遍的直接的民主選舉。這一觀點并無新意，似乎在上個世紀的中國即有人提出，認為中國“民智未開”，在這樣一個社會不可能推行民主政治。按照這一觀點，我們必然首先開啟民智，然后才能向民眾灌輸民主。在民主制度的設計上也不能畢其功于一役，要分步實施、循序漸進。不考慮民情實行過度的民主必然會導致民主的“癌變”，賄選即是這一癌變過程中產生的頑癥。如果該論點成立，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目前搞普遍的民主選舉的時機仍不成熟，中國幾十年來的民主選舉的法律實踐是超越歷史階段的，是失敗的。果真如此嗎?經過深入的社會調查，憲法學者蔡定劍認為，中國選舉制度改革最主要的問題是能不能進一步擴大直接選舉，而擴大直選最大的阻礙來自一種先驗觀點：中國經濟文化落后，老百姓素質太低，搞不了民主選舉。但大量調查表明，民主選舉與公民的素質和文化水平沒有直接關系。相反，只有利益才是決定選舉的動力，有利益老百姓才有激情，才會去投票。他們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選舉制度，但他們知道什么樣的選舉他們應該參加，什么樣的選舉他們不愿意參加，這種熱情和追求不是因為他們對民主的理解和對政治的關心，而是因為他們對自己利益的關注，是對自己命運的關切。可見，不能以民眾素質為借口來否認中國的民主選舉制度和中國建國以來的民主選舉實踐。就公務人員產生的機制而言，否認中國的民主選舉制度就意味著中國應恢復傳統的舉薦制、科舉制，甚至軍功制、世襲制。這一結論顯然是荒謬的。
有人認為，賄選是民主選舉制度的必然產物，有選舉必然就會有賄選。縱觀世界民主選舉史，賄選一直延續至今。在古希臘的鄉村選舉中，候選人宴請選民已成為一種習慣。在阿里斯托芬的《騎士》中就曾記載候選人如何向選民賄選。在16、17世紀賄選更是盛行。在意大利，馬基亞維利向李奧十世建議：如果選舉結果不如您的意，就讓人們得到表面的選舉，用收買選票……的辦法，擾亂選舉的結果。在德意志，弗蘭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為爭取皇帝頭銜，彼此用裝滿金銀的錢包混戰。在近代中國，有曹錕賄選大總統。在當今各國，賄選丑聞更是不絕于耳[1]。從選舉發展的歷史看，賄選早已存在并具有相當的普遍性。然而，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由于多黨制的關系制約和選舉制度的精心設計以及選舉經費法制化，鮮有賄選丑聞;而賄選往往頻頻發生在選舉制度誕生的初期和經濟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其中的緣由令人深思。但這一現象表明，民主選舉制度并不必然產生賄選，認為賄選是民主選舉制度必然產物的觀點有待商榷。可以說，賄選現象與民主選舉制度密切相關，民主政治為賄選的滋生提供了溫床，而在專制制度下，在世卿世祿的官僚任用體制下，不可能存在賄選。但民主選舉制度只是使賄選成為一種可能而不是必然，不能認為有民主選舉制度必然有賄選。在民主政治體制下，需要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才會產生賄選。
賄選是公共行為的私人化。從東西方選舉制度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盡管在選舉制度發展的初期，賄選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當代賄選多發生于東方。這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東方民族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社會關系中特別強調道德教化，而忽視法律規制。主張“德主刑輔”，突出的是禮對于法的支配和法對禮的服從，中國古代的法早已被淹沒在禮教的汪洋大海中。甚至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真正意義的法律，所謂法律是舶來品，中國古代法律應稱為禮法或者倫理法律[2]。這一文化傳統決定了中國社會是一個家國一體的身份社會，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被定位于這一倫理親情社會的某一角色。在這一倫理社會中，人們之間的關系不是靠法律中規定的權利義務，而是身份的尊卑和人情的親疏。現代中國正在向法治社會邁進，但東方文化傳統沒有改變，雖然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已經出臺，但真正支配人們行為的主要不是這些明規明令，而是“潛規則”。這些潛規則沒有成文甚至不能成文，但卻得到普遍的踐行。這一潛規則的決定力量即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身份關系和人情倫理。而人情倫理關系的維系是以一定的物質形式為紐帶。因此，在選舉過程中，通過一定的物質形式來融通關系也就成為正常現象。
賄選是政治行為的經濟化。選舉制度是各國憲政制度的核心和基礎，其基本價值追求是實現公共參與和民主政治，其基本原則是公開、公平和公正。而選舉的公開、公平和公正除了依賴于選舉制度本身的程序設計，還在于選舉過程不受利益集團的影響甚至少數人的操縱。然而，選舉的過程是政治資源的配置過程，選舉的結果意味著公共權力的獲得，而公共權力獲得者即取得了經濟資源的控制權。因此，為了獲取一定的經濟資源完全可能不擇手段謀求公共權力，特別是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這一趨勢更加明顯。經濟學家稱之為“尋租活動”。所謂尋租活動，是指為了維護現有的經濟利益或對現在的經濟利益進行有利于自己的再分配而從事的非生產性活動。賄選是一種權力尋租，即賄選者為了謀求一定的經濟利益而進行的公共活動。市場經濟本身存在著對選舉不可避免的影響。市場經濟本身具有很強的功利性，其根本的原則就是追求利益和價值的最大化。因此，在選舉中有人完全可能運用市場經濟的成本效益衡量法則來支配自己的選舉行為。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改革開放前，賄選基本絕跡，但改革開放特別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后，賄選又死灰復燃。這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期，隨著社會結構的調整，利益群體的分化，人們也必然會把對經濟上的要求上升為政治上的訴求。因此，轉型期人們的政治參與理念普遍高漲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經濟實力、地位上升較快的非公有制經濟領域的實力派人物，極其想在政府或人大中謀求一席之地，以維護或爭取自身或本集團的利益和要求[3]。這是賄選得以產生的經濟上的原因。
我國賄選產生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國選舉制度存在著一定的弊病。如果選舉不具有實質性意義，只是走過場，選民或代表不能決定選舉結果，選民或代表就不會對選舉有民主熱情。當選民或代表不再關心選舉結果的時候，或者說，當選舉過程徒具形式，當原有的選舉規則已經沒有意義，人們會接受一種新的游戲規則，一種市場經濟基本規則——等價交換。事實上，在我國民主選舉實踐中，大多數選舉是不存在賄選的。如在一些村民選舉中，村民的選舉熱情特別高漲，村民真正想選一個致富的領頭人，而且村民通過選舉能夠實現這一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人想賄選，也沒有市場。所以說，防范賄選的根本是實現選舉過程的真正民主。然而，我國目前的選舉制度的運行機制中存在著不民主或不夠民主的因素。如在我國的許多地方人大代表中，大多數代表都是“組織內定”的，群眾聯名提名產生的代表少。一些具備條件或接近條件的人選卻無公平競爭的機會，因此也會導致他們訴諸各種非法途徑，包括賄選。在選舉方式上，目前在我國國家機關正職領導的選舉中，大多采用等額選舉的做法，在副職領導的選舉中，雖然實施差額選舉，但差額數量很少，而且很少的一名或幾名被安排等待被“差”掉的候選人只是組織上安排的甘愿作分母的陪襯。這種選舉實際上把代表當成了選舉的工具，讓代表們失去積極性、責任心和使命感。缺乏責任心和使命感的代表，很容易被收買。
此外，一般認為，部分人大代表、選民素質較低，法制觀念淡薄也是賄選產生的重要原因。在我國的人大代表中，代表多是兼職的，缺乏作為代表所應具備的基本的業務素質、職業技能和職業道德的培訓。人大代表理應是有參政議政能力，能夠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來行使決策權的群體。因此，能否選出高素質的人大代表進入國家權力機構，關系到國家權力部門能否發揮自己的應盡職能和民主政治的良性運行。實際上，選民或代表投票選舉的過程是其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博弈，從根本上說，選民或代表選舉的理想結果是一個正直的富有公心的公共權力人物的產生，這是選民和代表的長遠利益的寄托。可是一旦現行的政治環境和制度設計不能滿足這一要求，或者說當選民或代表選舉時看不到自己將來利益的實現，他們可能會很實際地接受眼前的利益，甚至連小恩小惠都不拒絕。因為，在我國目前的選舉中，代表往往不能真正地表達民意，甚至有些選舉只是走過場。這就造成了選民或代表參加選舉但卻漠視選舉。20xx年美國總統大選，部分窮人為了幾個面包，出賣了對國家的忠誠，甚至在網站上公開拍賣選票。出賣選票不是窮人的權利，而是由于對政治選舉的漠視而進行的無奈的選擇[4]。在我國一些貧困地區的村民選舉中，村民被賄買的現象較為普遍，甚至只是為了得到幾元錢或一盒煙。能不能把這單純地歸咎于農民的素質太低呢?實際上最深層的原因是選舉制度本身及其運行機制存在著弊病。如果選舉徒有虛名，選舉結果對村民沒有任何意義，那么村民自然將選舉視為兒戲。參加選舉就當是趕一次大集，去了不用花錢卻可以得到好處，何樂而不為呢?誠然，選民或代表較低的政治覺悟和業務素質也是賄選得以產生的外部條件，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選舉制度和機制上的原因。
因此，完善選舉制度是治理賄選最直接和最根本的途徑。
首先，要實現真正意義的民主選舉。為此，要完善候選人的提名辦法，還權利于選民，代表或公職人員候選人多數由選民產生，減少單位和組織推薦的候選人(這些候選人往往是由領導確定的)。按照我國選舉法，一定人數以上代表聯名可以提出候選人(目前在我國被稱為獨立候選人)，但在我國的選舉實踐中，這種自下而上的真正反映民意的獨立候選人少得可憐。我國選舉制度運行機制實際上很多方面都限制了獨立候選人的產生。為此，在選舉法的框架內，應當通過制度設計積極鼓勵獨立候選人制度的實施。另外，還應當規范人大代表候選人產生的條件，減少代表資格的諸多限制性條件，使選民能夠更主動地參與到代表候選人的產生過程中。而且要加大差額選舉的適用范圍，在各類選舉中應廣泛運用差額選舉的辦法。在差額選舉中，應當增加差額候選人的數量，讓選民或代表有更多的選擇余地。
其次，要實現選舉程序的規范和有序。可以將競爭機制引入人大代表選舉，允許代表候選人以見面、演講、答問甚至辯論等多種形式宣傳自己的觀點、見解和設想，給他們以公正、平等的展示機會，從而不但使選民對候選人盡可能有廣泛深入的了解，而且能增加選舉的透明度。這樣，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絕賄選。
第三，加強對賄選的法律懲治。賄選者之所以敢于賄選，在于法律對賄選的規定過于寬泛，對賄選的處理過于輕緩。如，在我國刑法中，根本沒有關于人大代表參與賄選的犯罪量刑的規定。因此，應當從立法上進一步明確賄選的法律責任。目前，我國法律對賄選的制裁具有片面性。選舉法對運用暴力、威脅、欺騙和賄賂等手段破壞選舉的非法行為的懲治有專門規定。但這種懲罰主要是針對賄選者的，而對參與“賄選”的其他人員和接受賄賂人員的處罰則無明確規定。這實際上縱容了賄選行為。由于對這些人的法律制裁過輕，以至于使人們產生了這樣一個誤解：參與賄選和接受賄選不算違法，更談不上犯罪，不用承擔什么法律責任。這就導致接受選舉賄賂的人有恃無恐，從而為賄選的蔓延提供了土壤。為此，應當通過修改選舉法和其他相關法律，加大對參與賄選和接受賄賂人員的懲罰力度，從根本上杜絕賄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