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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小論文篇一

目前我國新聞學或者相近專業有600多個辦學點，根據各個大學的基本性質以及創辦新聞學專業的前提分析，我們可以把目前高校新聞學專業分成四種類型，這四種類型的新聞學專業在實驗室建設現狀上也有著明顯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學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對技術和實驗的依賴性，因此實驗室都比較完備而且具有較大的規模。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聞學專業大多是依靠學校既有的相關的理工科專業，一般都比較注重實踐性，對技術性強調比較多。從實驗室建設角度看，理工科型學校各種實驗室比較完備，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聞學專業共享使用，或者適當改造適應新聞學專業的需要，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實驗室建設經費緊張的問題。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領導經常接觸各種層次實驗室建設的報告，這種報告經常涉及到大宗的經費，相比而言，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使用的經費是相對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準。因此，就目前情況來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聞學專業實驗室條件一般都比較好，但是由于過于依賴技術，他們能站在技術的前沿，卻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對理論的把握。這應當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

2.文科型學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

這種學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一般最開始都是掛靠相關的文科專業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較濃厚，理論建設比較完備，科研上也比較突出。但是客觀地講，實驗條件是非常有限的。這一方面體現在文科型學校科研和教研經費相對有限，另一方面體現在學校始終把新聞學專業定位為一個文科型專業，在新聞學專業投入上相當有限。這使得新聞學專業在發展上處于比較尷尬的境地。其實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資金辦好新聞學專業，還是可以產生相應和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如果領導都能意識到這個問題，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聞學專業將大有可為，我們將在后面做進一步分析。

3.綜合性院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

對于綜合性院校來說，后起的新聞學專業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新生事物。從生存空間上講，學校領導一般都會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當的物力和人力，這使得這種類型的新聞學專業一般起點都比較高，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都會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國產生相應的影響。在這種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新聞學專業一般在理論研究和實務探討上能夠做到雙管齊下、齊頭并進，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力。

4.專業型院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

例如體育院校創辦的體育新聞專業、財經院校創辦的財經新聞專業、農業院校創辦的農業新聞專業、外語院校創辦的國際新聞（涉外新聞）專業等。這些新聞學專業創辦單位往往結合自身的專業優勢，將自身的專業和新聞學結合起來，打造復合型人才，在業界也有著較好的影響。因為要打造特色，學校也往往能夠在新聞實驗室建設上投入相當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實驗室條件一般都比較好。相比較而言，外語學院創辦的新聞學專業，因為偏向文科性，有點類同上面談及的第三種情況。專業型院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因為能夠把自身優勢同新聞學結合起來，學生的就業市場一般比較廣闊。不過目前專業院校新聞專業存在的問題是，教師在教學時存在兩張皮的狀況，也就是懂新聞的老師不太懂體育、經濟等專業，懂經濟、體育專業的老師又在新聞傳播方面少有研究，這一點是需要引起足夠的注意的。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知道，在四種類型的新聞學專業中，文科型院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實驗室條件相對來說是比較差的。例如場地非常有限，經費投入有限使得實驗器材相當短缺，實驗室也缺少專人管理，這已經成為制約其發展的一個瓶頸。

文科型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和相關人士存在相應的思維誤區有著密切關系的。根據具體情況，我們認為，這種思維誤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新聞學專業作為一個文科專業，不需要有太多的實驗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聞學專業最開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創辦起來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圍的確為新聞學專業的成長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為這種情況，有些領導就認為，既然新聞學專業依托中文專業或者其他相關專業，就應該強調學生多寫多練，有相關人士就曾在公開場合這樣說過：新聞學專業是依托強大的中文系創辦起來的，你們應當發揮中文系的先天性優勢，讓學生勤寫多練，至于實踐操作，等他們到媒體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學會了。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現在媒體雖然每年都會招聘一定數量的年輕人加盟自己的隊伍，但是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是強調工作經驗，強調動手能力。試想，我們的學生一沒有工作經驗，二沒有動手能力，怎么找到一個好工作，繼而彌補自己在學校學習過程所存在的實踐操作上的不足？雖然我們在教學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虛擬性實踐操作環節，但是這只能相對緩解實踐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聞學專業投入大經費是否值得？

的確，對于一個學校來說，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師范院校應當堅持自己師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師范專業始終只能充當師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為這個想法的存在，使得決策者在新聞學專業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們的考慮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全國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聞傳播相關的專業，我們的新聞專業學生就業形勢不可能和別人競爭（何況有很多媒體寧愿招聘名校的非新聞傳播專業的畢業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聞傳播專業的畢業生），從這個層面上講，我們的新聞學專業是不可能辦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們是以師范院校為主體的，各院系之間的老師許多時候還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聞學專業同其他專業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對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師范型院校，本來在教學科研經費上就比較緊張，沒有必要耗費太多人力和物力來將這樣一個專業做得非常好。正是這樣兩方面的考慮，學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聞學專業上。

目前全國新聞傳播學專業風起云涌，很多學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強大的新聞傳播學專業，爭取使得自己學校的這個新辦專業能夠在同級同類學校中占據一席之地，進而在新聞業界產生一定的影響。如果決策者在思維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誤區，就會使得文科型新聞學專業發展相對艱難得多。

實驗室建設是新聞學專業發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實驗室辦好，學生才能學以致用，教師才能把理論闡釋和實踐操作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培養出符合市場需求的專業人才。目前很多職業技術學院的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學生很容易得到媒體的第一認同感就是這個原因（當然，職業技術學院的學生在媒體很快就顯示其后勁不足，這是因為理論功底過于薄弱所導致的）。因此，學校加大力度建好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將會產生比較明顯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以我們自己為例，海南師范大學新聞學專業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聞學本科教學單位，具有得天獨厚的先天性優勢，如果能夠抓住這一點快速發展，其未來前景將非常可觀。如果喪失這一最好發展時機，以后發展將會更加艱難。目前學校對我們新聞學專業的支持力度相對有限，最主要是在考慮實驗室建設的投入和產出之間存在巨大的落差，認為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是一個高投入，基本上沒有什么產出的“買賣”，在“教育經濟”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的今天，有這方面的考慮是應有之意。但是我們想說的是，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在產出上絕不是無所作為，相反，它極有可能產生可觀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甚至是其他專業或者學科門類所無法替代的。

1.新聞學專業產生的社會效益

我們的新聞學專業雖然主要是面向內地招生（每屆五六十名學生中，海南籍的學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學生在海南學習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學生會把海口作為自己擇業的第一選擇地。如果學校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比較完備，學生在學校能夠把理論學習和實踐操作結合起來，加上專業教師和海南本地媒體的友好往來，我們的學生留在海南媒體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學生就業形勢好，這無疑成為招生宣傳的一張名片，會促使更多的優秀學生選擇海南師范大學新聞學專業作為自己求學的地方，這樣海南師范大學的生源質量進一步提高，無疑會一定程度上提高學校的整體辦學水平。相反，假如我們的新聞學專業學生因為動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工作，那就會相反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一些本來打算選報海南師范大學的學生會毫不猶豫地改換門庭，與之擦肩而過。

2.新聞學專業產生的經濟效益

新聞學專業實驗室也能給學校帶來相應的經濟效益。這也可以體現在幾個層面：

第一，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如果比較完備的話，學校各個層次的宣傳可以借助新聞學實驗室這一平臺得以完成。這樣，一方面給學生提供了很多實踐性平臺，使得他們能夠更好地把理論和實踐結合，更早進入媒體操作角色，另一方面還可以節省不少經費開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體發展的空間還很大，這給新聞學專業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一方面，海南各媒體目前在設備上是非常緊張的。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和相關頻道或欄目合作，將部分制作場地搬至我校新聞學專業實驗室進行，收取相應的機器使用經費，這些經費一部分可以用以實驗室的維修和保養，另一部分可以進一步適當擴大實驗室規模。第二方面，國家廣電總局現在正在各級廣播電視媒體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離”的原則。這無疑給社會上的民營廣播電視機構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如果我們的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比較完備，我們完全可以利用相關的條件成立一個廣播電視制作公司，制作相應的廣播電視節目出售給廣播電視播出機構，這將是一筆非常可觀的經濟效益。

3.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相關聯性

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事實上，新聞學專業實驗室既能夠給學校帶來社會效益，又能帶來相應的經濟效益，兩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們借助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立相應的影視制作機構，一方面給學校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進一步提升學校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如果我們能夠走出思維誤區，加大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的投入，新聞學專業是可以做大做強的，然后，新聞學專業將用其產生的巨大的社會效益和可觀的經濟效益來反哺學校。這樣，我們的新聞學教育才能真正實現投入和產出的良性循環，才能真正滿足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發展的快軌道。

摘要文科型新聞學專業在實驗室建設上是相對薄弱的，這主要緣于決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維誤區。如果我們能克服相應的思維誤區，新聞學教育就能實現投入和產出的良性循環。

關鍵詞文科型新聞學專業；社會效益；經濟效益

新聞小論文篇二

摘要：20世紀60年代，新聞報道中的客觀性原則遭到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挑戰，一種全新的新聞報道思潮——新新聞學悄然出現在美國，該文論述了新新聞學的內容和社會背景，客觀地評價了新新聞學的理論及實踐中的價值。

關鍵詞：新新聞學；客觀報道；新聞報道方式

到了20世紀60年代，客觀性原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挑戰。一種全新的新聞報道思潮——新新聞學（newjoumalism）悄然涌現，它沖破傳統新聞報道觀念和寫作手法的樊籬，如同一枚石子投入當時頗顯沉悶、死板的新聞業“死水”之中，在美國乃至西方各國蕩起陣陣漣漪。

一、什么是新新聞學

新新聞學，又稱新集納主義，新新聞體。簡單的說，所謂新新聞學是指用小說的筆法來寫新聞故事。這種報道方式融合小說的創造想象力及新聞記者的采訪技巧，一反新聞界過分依賴新聞來源提供消息的傳統，由記者對現場一件事深入觀察，并作詳盡分析。新新聞學強調的是寫作的風格及描述的品質。在這種新聞報道方式里，洋溢著濃郁的小說化氣息和主觀性色彩，甚至走著由事實轉向虛構的道路。

這與傳統的客觀性報道形成了強烈的沖突，幾乎達到了另一個極致。許多新新聞記者公然拋棄傳統新聞寫作的許多禁忌，“懷著其他記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輕蔑和懷疑心情”，形成一種直言不諱和無拘無束的寫作風格，擁有鮮明，獨特的個性和內涵。作為美國60年代新聞界的“叛逆者”，新新聞學不僅在新聞報道觀念（報道什么和怎樣報道）上進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進一步將這種全新的觀念滲透到具體的新聞實務尤其是新聞寫作技巧之中，研究新聞寫作如何具有激動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讀者的想象力和參與意識。新新聞學無論是內在觀念上，還是外在寫作技法上，都表現出自己強烈的反傳統色彩，這些反傳統色彩也是新新聞學的重要特征。

（一）內在特征：新聞報道觀念的轉變

在傳統的新聞報道觀念里，客觀、真實已成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則。“報紙新聞寫作的至高無上的原則，就是在新聞中廢止黨同伐異。優秀的報紙所追求的是客觀公正。”根據這一標準，新聞報道者應力爭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將原原本本的事實傳遞給受眾，而不應在報道中具有傾向性的表達自己的情緒、態度和觀點。然而時興的新新聞學卻完全背離這一報道觀念，明確反對價值中立，向“客觀性”原則發起挑戰，并從報道題材選擇和主客體關系重建上進行了開拓性的思考與實踐。

1、題材選擇的突破

在新新聞學尚未達到高潮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客觀性”原則實際上已遭到了質疑和非難。眾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國社會動蕩、文化變異、道德衰落，各種矛盾層出不窮，但標榜“客觀”的正統新聞界卻對這些重大的現實狀況視而不見，“在可供發表意見的社論專欄中，金錢、特權和小城鎮偏見的勢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記者們有幾分反抗精神，他們發表的文章仍不會越出常規一步，更不會對現狀有絲毫威脅。”這種對社會生活反應的遲緩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關注現實、要求革新的新聞記者和作家的心靈，從而促使他們義無返顧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聞學從一開始就試圖破解客觀性題材的神話，將新聞報道的重點轉移到那些“被正統新聞界所忽視、歪曲或單純的加以利用的文化發展”上去。許多新新聞學的作品詳盡描繪了“底下狀態”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騷亂、青年運動、女權主義、犯罪等等。在新新聞學論者看來，那些傳統新聞業所認定的“客觀事實”，大多是政客和社會顯要們浮華虛偽的表演以及大而無當的政治經濟活動，從深層次上考察，它們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會生活本質的浮華表象。而新新聞學所關注的題材，則會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現社會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報道這些事實，新聞記者的立場便可稱得上真正的“客觀”。湯姆沃爾夫曾在《新新聞報道》里自信的宣稱：新新聞學的目標是在理智和情感兩方面席卷讀者，是“給讀者看真實的生活”，是說：“來！看!這是這個時代人們的所思所想所為！”在他的新聞報道作品中，湯姆沃爾夫具有遠見地將一些亞文化群的活動作為自己的寫作題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場景、黑豹黨運動等等，遠遠超出了傳統新聞寫作的限制。

2、主客體關系的重建

新新聞學在處理新聞報道主體與對象客體之間的關系時，也采取了與傳統新聞報道觀念大相徑庭的方式：讓新聞報道者完全投入到報道對象中去，“珍視直接性、對抗性和個性見證”。具體表現在新聞作品中，就是允許新聞報道者介入他所報道的某儀事件，并可參入自己特有的情緒和感受，表達個人的觀點和意見。

新聞小論文篇三

盡管政見不同，被清政府賞識的洋務商人對現代報紙的認識與洪仁干卻是一致的。鄭觀應在他的《日報》中吁請清政府廣設日報，他這樣寫道：“日報館每日所出新聞，必以一紙郵寄京師，上呈御覽。其有志切民生、不憚指陳、持論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則賜以匾額，以旌直言。不準地方官恃勢恫喝，閉塞言路，……如是，則國勢之無不蒸蒸日上”。這里，“上呈御覽”顯然是問題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講的“興各省新聞官”視為最早的關于報紙監察作用的論證，那么這種監察和鄭觀應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報紙在監察，而是最高統治者通過報紙對官吏臣民的監察。不同點僅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這種情形下，報紙依靠“圣上”支持的“獨立性”是很可憐的。

無論如何，能夠從“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會的穩固，畢竟是一種覺悟。通上下包括上、下兩個方面。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們大都來自中下層社會，不同程度地屬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這一方面。于是，通達民隱和教化百姓成為這些人思考現代報紙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現了“輔教化之不及”（王韜）、“對于國民而為其導向者是也”（梁啟超）等等論證。

然而，即使在最激進的維新派人物那里，這種認識仍然是一種上對下的俯視。試看譚嗣同《湘報后敘》的結尾：“人之所以能喻志興事以顯其靈，而萬過于禽獸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啞之，其去禽獸幾何矣。嗚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毀鄉校’，此鄭之所以安也；導之使言，‘誰毀誰譽’，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見《湘報》之出，敢以為鄉民慶，曰諸君復何憂乎？國有口矣。”在這段論述中，新的關于人的社會本性的認識和周召公、鄭子產的治人之術融會貫通，嶄新的改革結論與古老的社會陰影相伴生。也許譚嗣同真的像有的評論者說的那樣，想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夠達到的水平，卻是欲超出周召公、鄭子產而不得超出。其結論“導之使言”即白話“讓人說話”，“口”不屬于人，而屬于“國”。從民主政治角度講，這里的語態顯然顛倒了。

與譚嗣同一樣，所有新聞學的啟蒙者都不是在追求個體心靈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現代報紙的。梁啟超的著名論文《論報館有益于國事》的結語，代表了這一代人的心態：“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正是這種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懷，使他們時時處處把現代報紙與“國事”聯系了起來，其邏輯推導雖然簡單，卻也頗具熱情。例如吳恒煒的話：“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緣起》）在這里，報紙的政治實用價值受到極大重視，現代報紙得以產生的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背景則被忽略了，以致對西方報紙在社會中地位的描述，出現了不少用中國的眼光看世界而帶來的差誤。

王韜的《論日報漸行于中土》，是國人第一篇公開談論現代報紙的文章，開篇便流露出對《泰晤士報》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這種認識在激進的梁啟超那里，變得更走樣了：“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事，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論報館有益于國事》）《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被他們過分夸大，并且所講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為歷史。當西方人開始鄙視政治與新聞業結盟的時候，在中國，它卻成為國人的政治理想。新聞學的啟蒙者們在認識上，與世界出現了明顯的時間差。僅就中國現代報紙的作用而言，也出現了歷史的錯位。當西方從政治報刊時期轉入商業報刊時期時，中國的報刊剛剛進入政治報刊時期，并且缺乏相應的新的經濟體制基礎。

時代背景的異質，決定了政治（圖強、御辱、維新等等）在國人的新聞學啟蒙中必然居主導地位。王韜、鄭觀應、陳熾、陳衍等等關于設新報館、設洋文報館、西人報館只準用西字的論證，與其說是研究報業，不如說是一種圖強御辱的政治活動。梁啟超、嚴復、譚嗣同、汪康年、吳恒煒、唐才常等等圍繞報館的“通”所展開的通上下（這是主要的）、通中外、開民智、造新民、監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種族等等議論，無不直接服務于維新運動。他們看到了世界大通，卻只想到這種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趨勢與“國事”的關系，給予現代報紙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責任。把實現政治抱負的期望，相當程度上寄托于現代報紙。梁啟超的一段論述很典型地說明了一代新聞學啟蒙者的視角。他說：“今日吾國政治之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報館。”（《敬告我同業諸君》）

新聞學與“國事”如此緊密聯盟，除了現實政治的要求外，儒家傳統無形中也在起作用。報紙文章在國人眼里類似于文論詩賦，文以載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務于社會政治的實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啟蒙者們堅決排斥西方社會的政治理論，無保留地維護中國的道統：“蓋萬世不變者，孔子之道也”。（王韜）維新派的啟蒙者們雖然幾乎完全接受了與現代新聞學有關的全部政治學說，但中國文化傳統的肯定性認識和情感，其心理積淀足夠深厚，他們總是從中發掘、附會與西方新聞學觀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適合于“國事”的東西。例如梁啟超，他在引進各種新聞學新觀念時，模糊和消蝕掉了它們與儒家傳統不相容的成份，報館的作用被他歸結為兩條，即“政本之本”和“教師之師”。（《清議報100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觀念納入了中國“文以載道”的儒家傳統中。歷史開了一個玩笑，第四種族、輿論監督等等現代新聞學觀念，后來服務于他的“開明****”主張；現代輿論理論，則為袁世凱制造輿論以治人提供了依據。（參見《開明****》、《致袁世凱書》）

梁啟超代表了中國新聞學啟蒙時期的最高認識水平，他走到了從新聞學啟蒙到新聞學創立的邊緣，但一步之差的距離他始終沒有跨過去。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一代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尚逃不過只在政治方面體驗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價值的命運。

政治喚起并強有力地推動了新聞學在中國的啟蒙，但達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礙新聞學作為獨立學科的確立。這個矛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得到了解決。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爭始終是先進的中國知識群落的興奮點。隨著舊的傳統政體解體，學而優則仕的單一道路被打破，多樣化的人生和心靈之路展現在人們眼前，知識群落的興奮點開始從政治轉向文化。從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凱和兩大強權之間出現了一個真空地帶，使人們在并不自由的時代，獲得了一種相對寬松的環境，得以比較從容地研究學術。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樣生活在傳統觀念的包圍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場、血親家族或其他群體，開始有了選擇的自由和自我責任感。這種形勢使中國的思想文化達到一個新的臨界點，開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幾年）。于是，24歲的現代大學教授徐寶璜寫出的《新聞學》，替代了24歲的末代六品官梁啟超寫出的《論報館有益于國事》。

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新文化運動中新聞學的特點，那么邵飄萍所講的“以新聞為本位”，是最為恰當的，因為中國的新聞學回歸到了學科建設自身，而新文化運動中先后出現的《新聞學》（1919年，徐寶璜）、《應用新聞學》（1922年，任白濤）、《實際應用新聞學》（1923年，邵飄萍）、《新聞學總論》（1924年，邵飄萍）、《中國報學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則標志著中國新聞學的真正創立。無論這些著作的框架設計、論證水平和內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運動開放的心靈使它們具有了相同的視角：將以往睜開眼睛（許多人實際上僅睜開一條縫）看世界，轉變為從現代世界交往體系看中國。

徐寶璜寫道：“自交通日便，人類生活日益紛繁日益充實起來，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過國界及政界，故現時報紙不僅應供給本國政治新聞及本阜新聞，即外國大事與社會上之大事，亦應有明了詳細之記載也。”同樣談及現代報紙時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寶璜思考的是新聞傳播者的責任，梁啟超想到的是政治宣傳家的重任。看來，不同的出發點，命中注定了新聞學在梁啟超那里最多是“術”，而到徐寶璜那里，學與術融為一體，不可分割。

稍后出書的戈公振，對問題看得更深些。他指出：報紙“所應承認為功者，為世界之縮小，將人類之種種意識及活動，在同一時間內，可以互相交換而響應。如勞韋爾所言，人類生活之過程，在極小極速之進化發展，至不許有時間之停留，此均報紙之功。”他的見解已接近現在關于“地球村”的認識。從現有的材料看，那個時期中國南北的新聞學者們并沒有學術交往，相同的認識主要是共同的中國時代背景造就的。

將世界交往體系作為獨立的系統來認識，使中國的新聞學者們有可能在新聞學自身范圍內為新聞學下定義了。徐寶璜最先作了如下定義：“新聞學者，研究新聞紙之各問題而求一正當解決之學也。”任白濤研究新聞學的初衷如他所說：“學術昌明之現世，凡觸于吾人官能者，無一外研究之對象。故使命重大組織復雜之報紙，亦應人類之需要，及賢哲研究之結果，遂于科學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對于報學史，戈公振作了這樣的定義：“所謂報學史者，乃用歷史的眼光，研究關于報紙自身發達之經過，及其對于社會文化之影響之學問也。”任何定義本身都是有缺陷的，這些不同的表達，反映出一個共同的現實：中國的新聞學已經著手自身領域的建設。

說新聞學應當以新聞為本位，就像說文學以文學為本位、哲學以哲學為本位一樣，似乎是同義反復。但是，對一向與“國事”交織在一起的新聞學來說，擺脫政治的漩渦，成為獨立的研究對象，不能不說是新聞學的一次革命。如同新聞學啟蒙者都把與國事的聯系置于報紙作用的第一位一樣，新聞學創立者們都把傳播新聞置于現代報紙作用的第一位。徐寶璜列“新聞紙之職務”六項，第一項便是“供給新聞”。他要求記者認識“供真正新聞之天職”。王洪璧為任白濤作序亦云：“報紙第一的要務，乃是明確地把新聞記事告于讀者”。戈公振講得更明確：“報紙之元素，新聞而已。”

在這個問題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飄萍。他認為：“構成報紙之最要原料厥為新聞。”在分析各國新聞業（包括中國，特別是《申報》）發展史的基礎上，他指出了新聞事業從重政論到重新聞的轉變趨勢：“世界新聞事業之趨勢，基于‘以新聞（news）為本位’之原則，故外交記者（即專司采訪之記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勢，雖各國之程度不同，而進步之趨勢則一。例如我國之新聞事業，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稱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報》，其中只有文章、詩詞或小說等類，新聞不過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蓋重文辭而未重紐斯之時代也。然嗣后逐漸改進以至于今日，其所謂改進之過程，特在紐斯材料之漸增而已。換言之，新聞進步與否之標準，惟視紐斯增加與否以為斷。……由是言之，世界無論何國之新聞，即幼稚如我國，發達如歐美，實皆同一漸以紐斯為本位之原則。”從當今信息時代的角度看，邵飄萍的見解經受了時間的考驗。

新聞總要觸及政治，僅僅強調以新聞為本位并不能擺脫政治對新聞的浸潤，況且中國的新聞學創立者們是過問政治的，都站在反帝愛國運動一邊。但是，當他們研究新聞學時，他們是學者，不是政治家。學術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新文化運動的傳統、蔡元培倡導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風，使他們在學術品格上保持了明顯的獨立性。他們的學術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間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傾向。但這時他們講的是新聞工作的職業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義務。這二者的表現似乎相同，其出發點是迥異的。

在中國新聞學啟蒙者那里（特別是維新派和革命派），報業與政治是同一個意思，故有“以言報國”、“以言救國”等等表現士大夫氣概的豪言壯語。梁啟超講：“吾儕手無斧柯，所以報答國民者，惟此三寸不爛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業諸君》）他歸納了“盡報館之天職”的“八德”，無不是進行政治灌輸的技術。同樣講到“天職”，梁啟超指的是政治義務，而徐寶璜等講的是職業使命。

對于新聞與政治，至少在學理上，中國新聞學的創立者們處理是適當的。例如區分新聞與言論，徐寶璜寫道：“只有事實，可成新聞。事實登載后，閱者自然有主張。今將記者之意見夾雜在內，腦筋簡單不能識別者，無不被其迷惑，以意見為事實而失其主張之自由矣。即能識別者，須于長篇中尋出五六行之新聞，亦覺太不經濟矣。此亦應糾正者也。”再如政黨記者處理新聞與黨義的關系，邵飄萍寫道：“政黨記者雖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責任則與普通外交記者同，不宜自忘其職務。……以黨義為第一，而新聞之職務僅視為第二，乃非常錯誤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較為深刻，他說：“報紙之原質，質言之，即新聞公布之謂也。大凡事物之原質，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認報紙有發表意見的功能，但同時指出：“從報紙發達

國“文以載道”的儒家傳統中。歷史開了一個玩笑，第四種族、輿論監督等等現代新聞學觀念，后來服務于他的“開明****”主張；現代輿論理論，則為袁世凱制造輿論以治人提供了依據。（參見《開明****》、《致袁世凱書》）

梁啟超代表了中國新聞學啟蒙時期的最高認識水平，他走到了從新聞學啟蒙到新聞學創立的邊緣，但一步之差的距離他始終沒有跨過去。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一代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尚逃不過只在政治方面體驗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價值的命運。

政治喚起并強有力地推動了新聞學在中國的啟蒙，但達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礙新聞學作為獨立學科的確立。這個矛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得到了解決。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爭始終是先進的中國知識群落的興奮點。隨著舊的傳統政體解體，學而優則仕的單一道路被打破，多樣化的人生和心靈之路展現在人們眼前，知識群落的興奮點開始從政治轉向文化。從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凱和兩大強權之間出現了一個真空地帶，使人們在并不自由的時代，獲得了一種相對寬松的環境，得以比較從容地研究學術。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樣生活在傳統觀念的包圍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場、血親家族或其他群體，開始有了選擇的自由和自我責任感。這種形勢使中國的思想文化達到一個新的臨界點，開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幾年）。于是，24歲的現代大學教授徐寶璜寫出的《新聞學》，替代了24歲的末代六品官梁啟超寫出的《論報館有益于國事》。

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新文化運動中新聞學的特點，那么邵飄萍所講的“以新聞為本位”，是最為恰當的，因為中國的新聞學回歸到了學科建設自身，而新文化運動中先后出現的《新聞學》（1919年，徐寶璜）、《應用新聞學》（1922年，任白濤）、《實際應用新聞學》（1923年，邵飄萍）、《新聞學總論》（1924年，邵飄萍）、《中國報學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則標志著中國新聞學的真正創立。無論這些著作的框架設計、論證水平和內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運動開放的心靈使它們具有了相同的視角：將以往睜開眼睛（許多人實際上僅睜開一條縫）看世界，轉變為從現代世界交往體系看中國。

徐寶璜寫道：“自交通日便，人類生活日益紛繁日益充實起來，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過國界及政界，故現時報紙不僅應供給本國政治新聞及本阜新聞，即外國大事與社會上之大事，亦應有明了詳細之記載也。”同樣談及現代報紙時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寶璜思考的是新聞傳播者的責任，梁啟超想到的是政治宣傳家的重任。看來，不同的出發點，命中注定了新聞學在梁啟超那里最多是“術”，而到徐寶璜那里，學與術融為一體，不可分割。

稍后出書的戈公振，對問題看得更深些。他指出：報紙“所應承認為功者，為世界之縮小，將人類之種種意識及活動，在同一時間內，可以互相交換而響應。如勞韋爾所言，人類生活之過程，在極小極速之進化發展，至不許有時間之停留，此均報紙之功。”他的見解已接近現在關于“地球村”的認識。從現有的材料看，那個時期中國南北的新聞學者們并沒有學術交往，相同的認識主要是共同的中國時代背景造就的。

將世界交往體系作為獨立的系統來認識，使中國的新聞學者們有可能在新聞學自身范圍內為新聞學下定義了。徐寶璜最先作了如下定義：“新聞學者，研究新聞紙之各問題而求一正當解決之學也。”任白濤研究新聞學的初衷如他所說：“學術昌明之現世，凡觸于吾人官能者，無一外研究之對象。故使命重大組織復雜之報紙，亦應人類之需要，及賢哲研究之結果，遂于科學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對于報學史，戈公振作了這樣的定義：“所謂報學史者，乃用歷史的眼光，研究關于報紙自身發達之經過，及其對于社會文化之影響之學問也。”任何定義本身都是有缺陷的，這些不同的表達，反映出一個共同的現實：中國的新聞學已經著手自身領域的建設。

說新聞學應當以新聞為本位，就像說文學以文學為本位、哲學以哲學為本位一樣，似乎是同義反復。但是，對一向與“國事”交織在一起的新聞學來說，擺脫政治的漩渦，成為獨立的研究對象，不能不說是新聞學的一次革命。如同新聞學啟蒙者都把與國事的聯系置于報紙作用的第一位一樣，新聞學創立者們都把傳播新聞置于現代報紙作用的第一位。徐寶璜列“新聞紙之職務”六項，第一項便是“供給新聞”。他要求記者認識“供真正新聞之天職”。王洪璧為任白濤作序亦云：“報紙第一的要務，乃是明確地把新聞記事告于讀者”。戈公振講得更明確：“報紙之元素，新聞而已。”

在這個問題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飄萍。他認為：“構成報紙之最要原料厥為新聞。”在分析各國新聞業（包括中國，特別是《申報》）發展史的基礎上，他指出了新聞事業從重政論到重新聞的轉變趨勢：“世界新聞事業之趨勢，基于‘以新聞（news）為本位’之原則，故外交記者（即專司采訪之記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勢，雖各國之程度不同，而進步之趨勢則一。例如我國之新聞事業，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稱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報》，其中只有文章、詩詞或小說等類，新聞不過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蓋重文辭而未重紐斯之時代也。然嗣后逐漸改進以至于今日，其所謂改進之過程，特在紐斯材料之漸增而已。換言之，新聞進步與否之標準，惟視紐斯增加與否以為斷。……由是言之，世界無論何國之新聞，即幼稚如我國，發達如歐美，實皆同一漸以紐斯為本位之原則。”從當今信息時代的角度看，邵飄萍的見解經受了時間的考驗。

新聞總要觸及政治，僅僅強調以新聞為本位并不能擺脫政治對新聞的浸潤，況且中國的新聞學創立者們是過問政治的，都站在反帝愛國運動一邊。但是，當他們研究新聞學時，他們是學者，不是政治家。學術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新文化運動的傳統、蔡元培倡導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風，使他們在學術品格上保持了明顯的獨立性。他們的學術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間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傾向。但這時他們講的是新聞工作的職業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義務。這二者的表現似乎相同，其出發點是迥異的。

在中國新聞學啟蒙者那里（特別是維新派和革命派），報業與政治是同一個意思，故有“以言報國”、“以言救國”等等表現士大夫氣概的豪言壯語。梁啟超講：“吾儕手無斧柯，所以報答國民者，惟此三寸不爛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業諸君》）他歸納了“盡報館之天職”的“八德”，無不是進行政治灌輸的技術。同樣講到“天職”，梁啟超指的是政治義務，而徐寶璜等講的是職業使命。

對于新聞與政治，至少在學理上，中國新聞學的創立者們處理是適當的。例如區分新聞與言論，徐寶璜寫道：“只有事實，可成新聞。事實登載后，閱者自然有主張。今將記者之意見夾雜在內，腦筋簡單不能識別者，無不被其迷惑，以意見為事實而失其主張之自由矣。即能識別者，須于長篇中尋出五六行之新聞，亦覺太不經濟矣。此亦應糾正者也。”再如政黨記者處理新聞與黨義的關系，邵飄萍寫道：“政黨記者雖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責任則與普通外交記者同，不宜自忘其職務。……以黨義為第一，而新聞之職務僅視為第二，乃非常錯誤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較為深刻，他說：“報紙之原質，質言之，即新聞公布之謂也。大凡事物之原質，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認報紙有發表意見的功能，但同時指出：“從報紙發達

史上研究，發表意見，決非報紙原質之特定色，乃附帶而生者也。”正是從新聞與言論（政見）的區分上，戈公振看到了報紙的共通性，進而得以肯定報業作為一種職業的獨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