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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小康社會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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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是我們黨向人民、向歷史作出的莊嚴承諾。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于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始終聚焦的戰略目標，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居于引領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中進一步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新闡釋、提出新要求。要深入學習講話精神，領會把握全面小康內涵要義，更好地決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步。全面小康和民族復興，兩者緊密聯系、相互交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義、必經階段和重要基礎，沒有全面小康的實現，民族復興就無從談起。今天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就是在為實現民族復興而奮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標志著我們向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邁出了至關重要的一步。“關鍵一步”之“關鍵”在于：其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的“小康”，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追求的理想社會狀態，是中國人民廣泛認同的幸福生活愿景。把全面小康這一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理想追求作為中國夢的現階段目標，極具感召力、親和力和凝聚力，容易得到最廣大人民理解和支持，從而激發匯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其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立足于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最大國情、最大實際，并與之相符合相適應，充分體現了我們黨追求遠大理想與立足客觀實際相統一、積小勝為大勝、積跬步致千里的戰略智慧。其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中具有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作用。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偉大勝利的重要標志，也是中國夢征程上的重要里程碑。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核心在于“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強調的不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難做到的是“全面”。“全面”之重體現在，我們要建成的小康社會，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下，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之奮斗的小康社會，這個小康必然是符合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全體人民共建共享、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全面小康。全面小康目標實現與否，需要人民群眾評判、需要國際社會認可、需要接受歷史檢驗。“全面”之難體現在，盡管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各領域發展并不均衡，區域、城鄉之間在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發展程度等方面差異巨大，生態文明建設、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等短板明顯，如何縮小差距、補齊短板，依然是我們面臨的重大挑戰。要避免錯誤理解“全面”的要求，“全面”講的是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全面小康覆蓋的領域要全面，是“五位一體”全面進步的小康;覆蓋的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體人民的小康;覆蓋的區域要全面，是城鄉區域共同發展的小康。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根本要靠“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仍然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努力使發展達到一個新水平。發展是硬道理。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更高期待，破解前進道路上的難題，根本還是要靠發展。我們要按照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各項要求，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特別是要堅決打好三個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一是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階段、到了最關鍵一程。越是接近奮斗目標，越要防范應對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必須未雨綢繆、防微杜漸，把各類風險隱患化解于小、消弭于早。二是堅決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習近平總書記常講，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沒有貧困人口的脫貧，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脫貧攻堅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精準脫貧是全面小康的根本標志和底線任務，也是最難啃的骨頭。必須在精準施策上出實招、在精準推進上下實功夫、在精準落地上見實效，全力打好脫貧攻堅戰，確保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確保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三是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群眾對環境問題高度關注，從“盼溫飽”到“盼環保”，從“求生存”到“求生態”，熱切期盼藍天綠水、清新空氣、優美環境。必須以最堅決的態度鐵腕治污，讓群眾切實感受到生態文明建設效益，增強對發展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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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小康社會篇二

建成小康社會篇三

摘 要：2020年是實現全面精準脫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是中國共產黨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之年，也是執政黨兌現向人民做出的莊嚴承諾之年。脫貧攻堅是執政黨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民生發展彰顯制度體系和治理體系的強勁優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實基礎。制度體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根本支撐，需要構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法治保障體系，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脫貧攻堅制度體系，構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度體系，構建脫貧不返貧的全方位預防長效機制。完善制度體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根本保障，必須堅持制度體系同治理能力建設一起抓，必須從完善制度體系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必須把制度體系的完善同“十四五”規劃實施結合起來，必須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融入制度體系完善之中。

2020年是實現全面精準脫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是中國共產黨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之年，也是執政黨兌現向人民做出的莊嚴承諾之年。在現行標準下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這是執政黨率領全國人民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節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取得的階段性成果，是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幾代人接力奮斗的結晶，“中國奇跡”自然也是百年歷史中最耀眼的一顆明珠。誠如習近平所指出的：“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從興業路到復興路，我們黨近百年來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進行的一切斗爭、作出的一切犧牲，都是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1]從2020年算起到21世紀中葉，將我國建設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滿打滿算還有30年的時間。執政黨站在這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復興的目標，這30年將是執政黨帶領56個民族的人民一步接一步地跑、一代接一代地干，把中國建設成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30年。謹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制度密碼”這篇論文，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一、脫貧攻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堅實基礎

脫貧攻堅是執政黨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指出：“現今中國的貧困問題主要是由已經被推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制度造成的，要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就必須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制度，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出路”[2]。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選擇了從改造舊的生產關系即經濟基礎入手，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帶領全國人民走上了嶄新的社會主義道路。但是直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總體的經濟發展水平仍然處于較低的程度。貧窮不是宿命，是一系列主客觀條件制約下的困難狀態。黨的十八大以來，執政黨把扶貧開發擺到了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強調要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因而全面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驗收“十三五”脫貧攻堅績效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截至2020年2月底，“在全國832個貧困縣中已有601個宣布摘帽，179個正在進行退出檢查，未摘帽縣還有52個，區域性整體貧困基本得到解決”[3]。實事求是地說，這剩下的52個貧困縣、2707個貧困村，幾乎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另據國務院扶貧辦統計，“2019年全國有2729萬建檔立卡的勞動力在外務工，這些家庭2/3左右的收入來自外出務工，涉及2/3左右建檔立卡貧困人口”[4]。2020年突然而致的新冠肺炎疫情，確實給脫貧攻堅帶來了極為嚴峻的挑戰，集中反映在如下幾個方面：（1）貧困群體青壯年外出務工受阻;（2）貧困區域的產業扶貧和農副產品銷售面臨困境;（3）國家和地方扶貧項目被迫停工;（4）有組織的幫扶工作無法開展。在我國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的情勢下，各級地方政府竭盡全力組織貧困勞動力外出務工和返程返崗，支持和推動扶貧龍頭企業開工復工;加強貧困地區生產基地、農民合作社等組織與農貿市場合作，開展扶貧專項行動;利用“互聯網+”拓寬農副產品銷售渠道，暢通物流渠道、提高物流配送率。國務院《關于開展掛牌督戰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對2019年底全國未摘帽的52個貧困縣，以及貧困人口超過1000人和貧困發生率超過10%的共1113個貧困村進行掛牌督戰，及時解決制約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突出問題，確保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4]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農村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尤其是要從根本上解決民族地區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這是2020年驗收和評價脫貧攻堅成果的基本底線。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執政黨把脫貧攻堅擺到黨和政府工作的更加突出位置，建立了“黨的五級書記”同抓脫貧攻堅的齊抓共管機制。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和嚴重洪澇災害的嚴峻考驗，執政黨確保如期脫貧的決心沒有絲毫動搖，明確提出要善始善終、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必須嚴格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的規定，堅決杜絕數字脫貧和虛假脫貧，嚴把貧困縣退出關、嚴格執行貧困退出標準和程序，保證到2020年底實現如期脫貧、減少返貧。一定要“貫徹落實多渠道全方位的監督體系和最嚴格的考核評估體系。貧困縣摘帽工作要嚴把退出關，堅決杜絕數字脫貧、虛假脫貧，確保脫貧過程扎實、脫貧結果真實，使脫貧攻堅成效經得起實踐和歷史的檢驗”[1]。一定要堅決杜絕各種各樣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切實保證脫貧政策的穩定性，嚴格貫徹落實“摘帽不摘責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幫扶、摘帽不摘監管”[3]的總要求。只有高質量地完成脫貧攻堅的目標任務，執政黨才算真正兌現了向人民做出的莊嚴承諾。在第七個國家扶貧日時，習近平強調要“總結脫貧攻堅經驗，發揮脫貧攻堅體制機制作用，接續推進鞏固拓展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對接，保持脫貧攻堅政策總體穩定，多措并舉鞏固脫貧成果。要激發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內生動力，激勵有勞動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勞致富，向著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繼續前進”[5]。2020年脫貧攻堅收官之后，我國將提前10年完成和實現聯合國有關“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這在世界上再一次顯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民生發展彰顯制度體系和治理體系的強勁優勢。追求和堅持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通過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來持續大幅度改善民生，不斷調整民生保障制度、提升民生質量和水平，讓改革開放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所有人民群眾，始終是執政黨民生制度體系的核心內容。譬如，近年來在勞動就業方面，政府以充分就業和高質量就業為目標;在社會保障方面，政府以覆蓋全體民眾為目標;在國民教育方面，政府以普惠全民實現從“義務教育普惠”向“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為目標等。實事求是地說，只有始終堅持“全國一盤棋”的統一行動，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作用機制，才能夠在人口眾多、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多民族發展中國家，實現全民共享國家發展成果并同步邁進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譬如，民族地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難、任務最艱巨的地方，那些祖祖輩輩生活在資源貧瘠、生態脆弱、災害頻發地區的貧困群體，不能夠從根本上擺脫困境、走上小康社會之路，就不能說徹底完成了脫貧攻堅任務。沒有民族地區的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就不能說農村已經全面實現了小康和現代化。只有在農村徹底實現了“兩不愁三保障”，充分激活了貧困群體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脫貧成果才能夠經得起歷史和人民的檢驗。因此，只有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才能夠為民生發展提供長久而有力的保障。基本民生須臾不可忽視、更不能停頓，保障民生的目標任務絲毫不能延誤和耽擱。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堅持和完善“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這就為中國特色民生保障制度的成熟和定型指明了發展方向。在“十四五”時期乃至更長的時期內，既要避免忽視民生訴求的消極不作為行為，又要避免只考慮短期政績效應的價值取向，不斷縮小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群體之間的民生差距。要著力改變各種與民生直接相關的制度安排相互脫節的現象，以追求民生發展綜合效應最大化、最優化為出發點和歸宿點，促使各項相關制度能夠有效協同地持續發展。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民生保障制度體系，盡快補齊民生短板、加快優化制度安排，解決民生領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實際問題。習近平《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繼續聚焦‘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落實脫貧攻堅方案，瞄準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狠抓政策落實。確保剩余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如期脫貧，對52個未摘帽貧困縣和1113個貧困村實施掛牌督戰，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要較真碰硬‘督，各省區市要凝心聚力‘戰，啃下最后的硬骨頭。要鞏固‘兩不愁三保障成果，防止反彈。”[6]中國的民生實踐已經雄辯地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優越性，民生保障制度正在逐漸趨于成熟和定型，執政黨正在把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作為檢驗民生保障制度是否健全完善的核心指標。可以說“衡量國家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劣，民生無疑是最能夠達成共識、最能夠產生共鳴并且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核心指標。因為民生好壞決定民心向背，民心向背決定國運昌衰，這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普遍規律”[7]。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實基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體現了執政黨強烈的使命擔當。我國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創造性地使用“小康”來詮釋中國式的現代化，繼而明確提出了執政黨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全面小康，民生優先。從穩定解決十幾億人最基本的吃飯穿衣問題，到總體上實現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彰顯了執政黨踐行初心使命的決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核心任務和根本目標，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步。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條主線，根據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不斷地調整和完善相關指標，不斷地推動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邁上新臺階。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實踐中，凡屬貧困人口數量達到和超過10%的，就被認定為“深度貧困村”。執政黨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出發，動員全社會力量凝心聚力打贏脫貧攻堅戰，構筑了全社會齊心協力扶貧的強大合力，建成了中國特色的脫貧攻堅制度體系。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本來就任務繁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重了完成目標任務的難度。尤其是要做到脫貧不返貧、鞏固好“兩不愁三保障”成果，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歷史和現實證明，我國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驕人成就，得益于成功地找到了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并且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體系。這個制度體系包括我國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它們共同組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體系，并且已經充分地顯示出它旺盛的生命力。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提出，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奠定堅實基礎。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2035年遠景目標是：“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躍升，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臺階，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明顯增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平安中國建設達到更高水平，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8]為此，執政黨以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為利器，破解制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系列重點和難點問題，從體制機制上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制度保障。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世界人民所議論的“中國奇跡”，說到底就是執政黨領導并成功地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如果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出現“中國奇跡”。

二、制度體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根本支撐

構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法治保障體系。反貧困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貧困以及由貧困導致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是當下制約國家發展的最大難題之一。2000年聯合國制定了“千年發展目標”，各國都在積極探索反貧困的制度問題，致力于推動“全球減貧”事業的發展。消除貧困不只是一個國家發展能力的體現，更是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體現。中國一直是“世界減貧”事業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走出了一條循序漸進的中國特色的扶貧開發道路，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使8億多貧困人口走出了“絕對貧困”。用國家思維和治理手段來實現農村普遍性的貧困治理，是執政黨從制度體系上反貧困的根本舉措。“從2015年到2020年2月，全國共選派出25.5萬個駐村工作隊、累計選派了290多萬縣處級以上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干部到貧困村擔任駐村干部。”[9]通過“五級書記負責制”把精準脫貧任務層層分解傳導，把農村基層治理任務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之中，改變了農村地區基層組織體系渙散、反貧困治理能力低下的弊端;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開發道路，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脫貧攻堅制度體系。我國精準脫貧的根本任務是確保在現行標準下，實現民生目標、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這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基本要求和體現。在扶貧標準上，明確規定要實現“兩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在當下和未來的一段時期內要繼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全方位預防和化解脫貧后的返貧風險。返貧受制度、文化、生態、能力、權利多重因素的影響，存在著傳遞性返貧、斷血性返貧、失敏性返貧、轉移性返貧、因病返貧和因災返貧等不同類型。脫貧攻堅和精準扶貧工作從來就不缺乏政策指引，稀缺的是行之有效的法律規范，依法將返貧風險消除在萌芽狀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并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需要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精準脫貧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政策環境，但是更需要具有穩定性的、健全的法治環境做支撐。政策的優勢是具有靈活性，政策的根本缺點是缺乏剛性和穩定性，容易出現因人而異和人亡政息的問題。貧困區域的經濟貧困說到底是“社會權利貧困”，因為在任何一個社會繁榮時代，經濟貧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權利貧困。因此，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對接的當下，迫切需要把精準脫貧制度化和規范化，把精準脫貧的后續工作納入法治化軌道，致力于構建起一套具有長期性、穩定性的鞏固脫貧成果的法治保障體系;迫切需要以公民權利為出發點和歸宿點，重新審視社會貧困問題產生的根源和解決的途徑，從完善制度體系的視角思考構建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法治保障體系。截至目前，我國已經出臺扶貧開發地方性法規的省有18個，但是筆者在西部民族地區調研中發現，多數地方立法存在立法模式相近、結構雷同，不能夠結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的情況，更存在調整對象不明確、法律責任不到位的問題。究其原因就在于地方立法機構缺乏精準扶貧領域的法律法規依據，地方立法機構懂得立法專業知識的人才奇缺。當下迫切需要全面梳理國家出臺的一系列法律法規和政府規章，盡快啟動相應的“立、改、廢、釋”相結合的立法工作機制，建立健全解決相對貧困的法律法規體系，以利于接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防止貧困反彈。

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脫貧攻堅制度體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僅是執政黨根本宗旨、初心使命的體現，而且成為全面小康惠及全體人民的有力見證，人民群眾對國家制度體系和治理體系是否優越最有發言權。“為什么人的問題”是判定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以人民為中心”是執政黨的執政之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執政黨的根本宗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立場和原則，體現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屬性。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由執政黨的性質決定的，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地位的國家制度，既是我國國家制度體系的顯著優勢所在，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優勢所在，更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立場。中國社會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之后，經濟社會便跨入了“高質量發展階段”。高品質生活的本質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而高質量發展正好是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又好又快發展。“以人民為中心”是執政黨治國理政的實踐之源，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推進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制度保障，高質量發展是執政黨依據國內外發展環境變化做出的重大判斷，是應對國際環境不穩定的根本出路所在。推動高質量發展是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脫貧攻堅制度體系的題中應有之義。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高效治理，不僅是民眾高品質生活的有效保障，也是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支撐。在“十三五”期間，“從提出構筑‘雙向開放發展新格局，到提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反映了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新要求。形勢越是不穩定和不確定，就越是需要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體系，尤其是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設，為國際和國內社會提供相對穩定和確定的預期”[10]。在“十四五”規劃期間，必須把新發展理念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根本遵循，把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主線，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脫貧攻堅制度體系，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長效機制。歷史性地解決農村幾千年來的絕對貧困問題，穩妥解決好老百姓身邊的“民生小事”，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這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的集中體現。習近平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必須堅持人民至上，緊緊依靠人民、不斷造福人民、牢牢根植人民”“必須把為民造福作為最重要的政績”[11]。從嚴格的意義上說，習近平的這個政績觀，從本質上回答了執政黨和政府一切工作為了誰、依靠誰、服務誰的重大命題。為全中國的老百姓造福，高度體現了執政黨執政為民的人民性，它是馬克思主義人民觀和政績觀的時代表達。要建立健全農民持續穩定增收的長效機制，把原有的扶持貧困戶的政策，轉向為對鄉村低收入家庭的常態化扶持政策;把公共服務領域原來對貧困戶的扶持政策，進一步拓展為鄉村所有居民都能夠享受的普惠政策，提升鄉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民生系于民心，民生保障是貧困地區貧困群體的幸福之基、和諧之源。迫切需要聚焦補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加快構建覆蓋城鄉、功能齊全、支撐有力的基礎設施體系，不斷完善和夯實農村高質量發展的基礎。

構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度體系。利益關系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關系，執政黨的“滿足人民需要”的基本內容，就是要滿足人民群眾生存、生活、發展和幸福的需要，制度體系建設最根本的功能就在于滿足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從實際工作層面上看，人們通常議論的“權能規范”，在本質上并不是授予權利的規范，實際上是實現權力的規范，即法律授予主體以特定的能力和權利，用以保障實現其權利的落實到位。因而要實現“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就需要從法治發展的視角把傳統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轉換到“以人民需求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上面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權利規范的配置實質上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發展不平等問題，迫切需要把原本以權利規范為核心的權利配置與使用模式，轉換成以權能規范為核心的權利配置與使用模式。人們生活質量的提升仰賴于人們所擁有的潛能，這種潛能實質上就是人們過上幸福生活的潛在基礎和基本條件。權能規范“可以分為私法上的權能規范和公法上的權能規范。不管是哪種法域內的權能規范，其本質都是在幫助人們實現自己的權利，從而提升自己的生活質量”[12]。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3]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制度保障，把為民造福作為執政黨最根本的政績。在“十四五”規劃執行期間，需要繼續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辦好各項民生事業、補齊現存的民生短板，一件一件的抓落實，一年接著一年干。改善人民生活狀況、提高生活質量水平，有利于不斷地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體現人民意愿、滿足人民需求，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出發點，評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好不好要由人民說了算，要以人民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為根本標準。執政黨矢志不渝地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滿足人民的根本利益需求而構建制度體系，是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一切社會變革、奇跡發生的根本保證。

構建脫貧不返貧的全方位預防長效機制。到2020年底，我國完成了所有貧困群體全部脫貧的艱巨任務，國家的中心工作轉入鄉村振興，精準脫貧后遺留的問題納入鄉村振興的總任務之中去解決。隨著精準扶貧進入尾聲，我國“絕對貧困”已經讓位于“相對貧困”，“相對貧困”任務的徹底解決，將成為“十四五”時期乃至更長時期的重要任務。譬如，有些原來的貧困區域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非常容易出現由于農產品滯銷、家庭成員出現大病等因素而立馬返貧的情況。怎樣在解決好絕對貧困之后，實現脫貧群體穩得住、能致富？可以說是對區域性、整體性貧困地區脫貧績效的一個嚴峻考驗。絕對貧困問題的解決實質上帶有暫時性和脆弱性，當下和未來一段時期解決“相對貧困”的工作重點，要從社會制度體系上盡量減少社會不公平現象，盡量縮小居民現實生活中的貧富差距，通過統籌協調資源投入方式和實現資源均等化，讓所有的民眾都能夠過上殷實富足的美好生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絕對貧困問題的解決，全黨工作重點開始由農村主戰場逐漸轉向城鄉統籌發展，城鄉要素流動事實上存在著流動不暢、公共資源配置不合理的現實問題，影響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并沒有得到完全消除。正因為如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14]。這就需要從制度體系上徹底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統籌解決城鄉發展和相對貧困問題，以協調推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為抓手，不斷完善農村產權市場化配置和流通渠道，走出一條城鄉全面融合、共同繁榮融合發展之路;需要進一步加大因病、因殘、因學貧困人口的幫扶力度，繼續完善臨時救助和社會政策保障措施，使貧困群體通過制度化改革和完善的舉措，真正實現穩得住、不返貧、不反彈;需要“保持脫貧攻堅政策穩定，嚴格落實摘帽不摘責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幫扶、摘帽不摘監管的要求，對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易致貧戶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驟減或支出驟增戶加強監測，提前采取針對性的幫扶措施;針對主要矛盾的變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建立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體制機制”[15]。

三、完善制度體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根本保障

必須堅持制度體系同治理能力建設一起抓。國家治理效能是國家治理體系本身所必備的功能作用，以及在治理過程中所取得的效力和效果的總和。國家治理體系是在執政黨領導下的治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國家治理能力是通過國家制度體系來治理社會事務、保障社會穩定有序的能力，制度體系的生命力在于有效的執行和運轉，它是以國家制度體系為基礎、開展社會治理的實踐過程。在“十三五”期間，執政黨“針對不同領域不同問題，科學研判，把長遠制度建設同解決突出問題相結合，把整體推進同重點突破相結合，把改革創新同法律法規立改廢釋相結合，把破除體制機制頑疾同解決新出現的矛盾問題相結合，使各方面體制機制更加科學、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更加成熟，人民民主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憲法修正案、民法典、涉港國安法等相繼頒布，推動從‘有法可依邁向‘良法善治;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制度;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取得重大成效;黨的紀律檢查和國家監察體制機制改革扎實推進”[16]。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國家制度優勢和國家治理優勢概括為13個方面，這些制度優勢在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已經發揮了顯著的制度威力，在關鍵時候能夠有效應對和抵御各種風險的沖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闡明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重點任務。即將開始的“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不僅需要依靠農業自身發展進步、充分激發農民主體作用，而且迫切需要發揮工業和城市輻射帶動作用，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17]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是執政黨全部治國理政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未來的“十四五”規劃執行時期，需要更好地把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優勢，以利于更好地防范和化解不可預見的各種風險的沖擊。全體黨員干部要在思想認識上實現高度統一，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集中精力把堅持制度體系同治理能力建設一起抓，把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同優化社會發展環境一起抓。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制度的執行力在于釋放脫貧攻堅各項政策效能，要通過政策設計鞏固脫貧成果、有效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實施。為此，就要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基礎上，把高效治理效能的思維貫穿于社會運行的方方面面，真正建立起一個高效、透明、公正、完備的社會治理體系。

必須從完善制度體系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是我國的最大優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為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規劃出了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強調要全面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16]，從而點明了“中國之治”的成功秘訣。在完善制定和執行制度的時候很難預設理想的環境，但是執政黨和人民政府需要事先制定一些必需的防范化解措施，一旦發生了某種意料不到的風險，也可以及時應對和堵住風險的漏洞，做到防微杜漸、防患于未然。習近平反復強調指出：“我們要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運用制度威力來應對風險挑戰的沖擊。”[18]我國是一個擁有56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可能會出現不同的風險，只有從制度上做好常態化的應對準備，才有可能及時消除隱患、防止風險引發更大的動蕩和損失。在統一完善的制度體系中，全國各地都要顧全大局組成應對風險的整體，以利于執政黨協調各方領導核心作用的發揮，以利于執政黨有效調動和集中全國力量辦大事、化危為機。2020年脫貧攻堅收官之后，盡管絕對貧困從根本上消除了，但是相對貧困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仍將繼續存在，鞏固脫貧成果的腳步始終不能停。要看到脫貧攻堅越往后越艱難、難度越大，需要繼續精準有效地消除各種影響高質量發展的不利因素，推動農村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不斷取得新成效。要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效對接，地方政府就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理清工作思路，聚焦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持續發力，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進一步完善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制度體系。如何聚焦消除絕對貧困后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鞏固提升脫貧攻堅成果，把工作重心由解決絕對貧困轉向解決相對貧困，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實現有效對接，是完善以人民為中心的脫貧攻堅制度體系重要任務。中共中央于2020年10月30日舉行新聞發布會，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進入新時代背景下，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致力于提高黨的治國理政能力的一項重要制度創新，也是一項必須長期堅持的黨內制度。“中共中央新聞發布會”作為一項重要的制度安排，是黨中央牢牢地掌握輿論引導的主動權、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營造良好輿論環境的一種制度設計，有利于推動黨的治國理政能力提升的制度創新。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蔓延以來，“中國實踐”“中國方案”“中國經驗”越來越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都在急切地探尋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密碼”。中共中央新聞發布制度的建立足以表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從來只有“明碼”而沒有“密碼”，中國共產黨正在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展示給世界。

必須把制度體系的完善同“十四五”規劃實施結合起來。“五年規劃”的制定需要堅持問題導向和引領相結合，要把人民群眾關心的重大問題作為規劃的出發點，把人民群眾中長期利益與當下利益統一起來考慮，彰顯執政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把規劃制定的落腳點放在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上面去。此前制定并實施的十三個“五年規劃”，都是經過充分討論后編制并由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全國人大具有“審查和批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和計劃執行情況報告”的法定職權，全國人大審議“五年規劃”制度具有法定地位。中國在“十三五”時期走過了一段極不平凡的歷程，執政黨在“十三五”期間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解決民生工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有效地滿足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譬如，國家的“經濟總量接近100萬億元，人均gdp邁上1萬美元臺階，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成就，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30%左右”[16]。總結過去是為了更好地開拓未來，“十三五”的經驗教訓可以為“十四五”規劃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借鑒。在網絡上向全國人民征求“十四五”規劃編制意見，這在“五年規劃”編制史上尚屬第一次，獲得網民建言超過101.8萬條，彰顯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優越性，體現了人民群眾對執政黨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在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第一個五年。只有毫不動搖地堅持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個堅持”的重要原則，“才能實現經濟發展取得新成效、改革開放邁出新步伐、社會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主要目標”[19]。“十四五”時期需要把制度體系的完善同“十四五”規劃目標的實現結合起來，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繼續奮斗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編制和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是執政黨的優勢所在、是執政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它有利于保持黨和政府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干。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是：“經濟發展取得新成效，在質量效益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增長潛力充分發揮，國內市場更加強大，經濟結構更加優化，創新能力顯著提升，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農業基礎更加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協調性明顯增強，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改革開放邁出新步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高標準市場體系基本建成，市場主體更加充滿活力，產權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公平競爭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社會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身心健康素質明顯提高，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文化產業體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豐富，中華文化影響力進一步提升，中華民族凝聚力進一步增強;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得到優化，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成效顯著，能源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持續減少，生態環境持續改善，生態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鄉人居環境明顯改善;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分配結構明顯改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斷提升，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更加健全，衛生健康體系更加完善，脫貧攻堅成果鞏固拓展，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會公平正義進一步彰顯，國家行政體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發揮，行政效率和公信力顯著提升，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水平明顯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體制機制不斷健全，突發公共事件應急能力顯著增強，自然災害防御水平明顯提升，發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邁出重大步伐。”[8]“十四五”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的確立，體現執政黨不受短期利益影響并通盤考慮社會整體利益的中長期規劃能力，有利于實現黨對國家和經濟社會的全面領導，更有利于提升執政黨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自覺性。

必須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融入制度體系完善之中。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突出強調，要依據憲法和法律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全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和人格權，要形成更加完備的民事權利制度體系和保障體系，確保人民群眾實實在在地享有各項民事權利。民法典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切實回應勞動人民現實的法治需求;堅持以保護民事權利為根本出發點和歸宿點，形成完備的民事權利體系和規范有效的保護機制，促進民事關系和諧有序和社會進步發展。習近平指出：“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制度載體，很多規定同有關國家機關直接相關，直接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權利義務關系。民法典實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級黨和國家機關履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重要尺度。”[20]《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權威法律，它凝聚著56個民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心愿。這部體現民意和國家意志的民法典，既是勞動人民民事權利的宣言書和保障書，是國家依法治理的民事法律依據，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法治建設的重大成果，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頒布和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可以說是中國走向法治強國的重要法律基礎。因為“法治國家的基本標志是將社會生活的全部內容納入法律的調控和治理范圍，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法律要建立在尊重人格尊嚴、人格自由、維護權利的基礎之上;權力受約于法律、服務于權利。市場經濟是法治的經濟基礎，市場經濟孕育的契約觀念、主體意識、權利意識、平等和自由觀念是法治的文化基礎，以市場經濟為經濟基礎的民法是法治真正的法律基礎”[21]。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頒布和實施，既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集中表達，也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制度上的高度概括，必須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融入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之中。各級黨政機關在開展工作的時候，要考慮民法典的法律規定、遵循民法典的具體要求，依法行使國家公權力和職權，不得隨意做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決定，切實保護民事權利不受侵犯、促進民事關系和諧有序。要把民法典貫徹實施水平作為檢驗各級政府和黨政官員踐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基本尺度，納入“十四五”期間法治政府的實施綱要，建立健全實施民法典的監測和評價機制，明確各級人民政府自身行為與活動范圍界限，切實依法提升各級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執政水平。要嚴格把握“非基于公共利益不得動用私產”“法無授權不可為”等權力行使戒律，推動各級政府對照民法典完善權責清單。要把民法典實施的實際效果作為權衡各級人民政府工作業績的重要內容，納入對各級官員進行年度政績考核的指標體系，尤其要強化對民法典實施效果的考核評價和督促檢查。即是說“民法典在公、私權的合理配置與協調方面進行的創新性規定，在市場管理方面、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社會公共秩序維護方面、個人信息的保護方面，以賦權性規范、義務性規范的確立為公權力服務于權利設定了必要的限度，為公權力的行使劃定了合理的邊界。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經濟基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價值引領，民法典必將成為中國走向法治強國的重要法律基礎”[21]。在“十四五”期間乃至更長的時期內，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推進，都需要仰賴民法典發揮民事法律制度的保障和支撐作用。

參考文獻：

song cai-fa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law school，nanning 530006，china）

責任編輯：彭 瀾

基金項目：
2019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視域下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研究”（19zda170）

作者簡介：
宋才發，法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二級教授，廣西民族大學特聘“相思湖講席教授”，貴州民族大學特聘教授、民族法學學科團隊領銜人，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民族法學。

建成小康社會篇四

生活，你依舊如此，不以華麗示人，不以出彩為傲，你就這樣變化著，改變著世界，人們浸沒在早晨的陽光中，享受著午后的寧靜，傾聽夜晚的細雨朦朧，渾然不知，你也伴隨著時間悄然變化了。

記得兒時的春節，你也像我這般稚嫩，享受著煙花的綻放，人們的禮尚往來，一切都很美好，那年春節，我牽著父母的手，在泥濘的小路上留下足跡，路上自行車來來往往，偶然水如同雪花般飛濺，到了親戚家后，總有那么一聲：“進來坐，進來坐！”然后在圓桌前如家人般寒暄，有說有笑，在半途中，有個人叫一聲：開炮了，準備吃飯了！然后小孩子們就捂起耳朵，大人們就笑話小孩子。在兩分鐘后，就有人端著菜上桌，小孩子總是最想吃的，二話不說就拿起筷子，但他們謹記大人的話：長輩先動筷，我們也就收起了自己的雀躍之心，靜候長輩。桌子雖大，但又無法夠到，就會起身夾菜。

在飯后，人們總會分享自己的趣事，在餐桌上磕嗑瓜子，喝喝茶，打打牌，在走前總會將兜中的紅包拿出來聊表心意。走后，待客的人家總會出門相送再去收拾餐桌，兒時的你，可謂是人情味十足啊！

待你我長大后，一切都不同了，我身上披的不再是粗布麻衣，而是錦衣秀襖，再次來到親戚家，腳踏花崗巖，路上車水馬龍，開的是豪車，看的是千古風情。進入大門，一句“進來坐”又喚醒你我的記憶，坐下后眼前多了一個轉盤，方便人們夾菜。放鞭炮時，你我抬頭向天空，已不再是花朵般，而是龍飛鳳舞，形狀各異，端上桌的不再是家常小菜，而是大魚大肉。吃完飯后，老年人繼續像以往般打打牌，聊聊趣事，而年輕人打聲招呼各回各家。

生活啊，我們都已長大，隨著時間的消逝，我已變成大姑娘，而你沒有一絲蒼老的印痕，反而變得更加有精神氣，不像原來般沒落、封建、貧困。如今你已出人頭地——富貴、熱鬧、熱愛，你應有盡有。享盡一切，我相信——在不久的未來，你可以看到我功成名就，我可以看到你繁榮昌盛，愿你我共同踏進更好的明天。

我的春節——小康社會·幸福在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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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小康社會篇五

20xx年，全市稅務系統以政治建設為統領，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與組織稅費收入同步推進，上下勠力同心、真抓實干，全面從嚴治黨工作取得顯著成效。干部隊伍政治素養明顯提升，執政根基不斷夯實，機制體制進一步完善，監督執紀問責作用彰顯，形成了全市稅務系統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

要時刻警醒，正確認清全面從嚴治黨新形勢。要旗幟鮮明將政治建設抓好抓實，要持續深化將監督執紀抓常抓長，要保持高壓將問責處置抓早抓小，要心系民眾將紀律作風抓嚴抓細。

20xx年，全市稅務系統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政治建設為統領，縱深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重點做好六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強政治理論學習，提高政治站位，持續提高廣大稅務干部的理論水平和政治站位，切實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二是健全完善機制體制，夯實黨建基礎，要把黨建工作和稅收業務工作一起謀劃、部署、考核，抓具體、抓深入、抓落實，堅持“兩手抓”，做到“兩手硬”。

三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堅持廉潔修身，倡導清清爽爽的同志關系，規規矩矩的上下級關系，堅持廉潔修身、廉潔齊家。

四是扛牢抓實主體責任，推進作風建設，要切實擔負起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松手”，切實把作風建設各項任務落到實處，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

五是牢固樹立底線思維，及時防范風險，做到“有所為”與“有所不為”的有機統一。

六是不斷增強法治意識，堅決懲治腐敗，對各種形態的腐敗行為，持續保持高壓態勢，發現一起，堅決懲處一起，絕不姑息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