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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戰爭篇一

2011年，全球知名的認知科學巨擘平克（steven pinker）出版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么會減少》（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一書，宣稱隨著文明的發展，暴力日漸衰落，人類正在走向合作與和平。這種樂觀主義的論調在西方國家的讀者中得到了廣泛共鳴。確實，自從1945年“二戰”結束以來，對于西方國家來說，戰爭似乎已經成為過去。

事實上，在非洲、亞洲、中東、南美和東歐的大部分地區，自從“二戰”結束以來的歲月并不和平。就在2020年秋天全球疫情肆虐之際，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又爆發了持續一個多月的戰爭，而當和平協議簽署之后，成千上萬被迫離開家園的亞美尼亞人親手將自己的房屋付之一炬。在一個充滿了各種地緣政治矛盾而又充斥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世界里，和平注定是脆弱的。在拿破侖戰爭結束之后，西方列強彼此之間曾經維持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和平，當時的西方國家民眾曾經相信永久和平已經降臨。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卻令和平化為灰燼。

加拿大歷史學家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在《戰爭：沖突如何塑造了我們》（war ：
how conflict shaped us）一書中指出，自從1945年以來，西方國家所享受的長期和平已經使許多學者不再有興趣研究戰爭，這種忽視其實是一種無知的自負。麥克米倫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的曾孫女，她的家庭出身使她具備了天生的歷史感。在她看來，暴力一直處在人類生存狀態的核心，由人性的基本欲求和情感所引發，隨著人類文明日益發展，技術日益先進，戰爭的規模和強度也不斷升級，幾乎所有的發明都被轉化為軍事用途。除非直面戰爭，否則無法理解人類。

本書開篇講述了厄齊（?tzi）的故事。厄齊是一個新石器時代的人，1991年兩名徒步旅行者在阿爾卑斯山發現了他的尸體。雖然死于5000多年前，但是厄齊的尸體長期被冰川覆蓋，保存得非常完好，他的最后一餐，有干肉、水果，可能還有面包，依然存留在胃里，他的皮帽和草編斗篷還在身上。他的肩膀上嵌有一枚箭鏃，頭骨上也有挫傷，考古學家推測他是被謀殺的，他還可能與兇手搏斗過，因為在他的刀上發現了血跡。新石器時代后期的人類制造了武器，互相拉幫結派，竭盡全力干掉對方，厄齊絕不是考古學家對于那一時期的人類沖突所擁有的唯一證據。

暴力不僅存在于石器時代人類祖先的行為傾向中，而且深深植根于靈長類動物的本性。黑猩猩和人類共享99%的dna，不同的黑猩猩群體之間會爆發有組織的沖突，在突襲中殺死對手。在大多數情況下，人類發動戰爭是出于理性計算，而不是來自沖動。導致人類互相沖突的關鍵原因在于，不管他們是否喜歡，如果做好了付出代價的準備，爭斗往往會帶來優勢。

戰爭有時候是出于需要或貪婪，從別人手上奪取自己想要的東西，有時候則是為了捍衛自己的利益和信仰體系，還有一些時候是為了征服那些對世界有不同看法的人。人類從來都不缺乏發動戰爭的理由，《荷馬史詩》中已經描述了榮譽、恐懼、貪婪等動機，以及宗教和意識形態的承諾。

那些成功保衛自己的群體，同時也會經常征服其他群體，他們構成了歷史上第一批成功的國家。一個擁有更多資源并且能夠更有效利用資源的國家，很可能會戰勝對手。戰爭與強大的政府和更大的政治單位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歷史上的帝國，無論是埃及、羅馬、阿茲特克還是大唐，都是由它們的軍隊建立和維持的，即使其軍事力量屈從于對統治者或神的共同敬畏。這就是《左傳》所說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如果強大的國家善于制造戰爭，那么弱小的國家就容易面臨危險。因此，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大國即使有很多弊端，至少比小國更有能力為自己的人民提供最起碼的安全和穩定。麥克米倫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承諾為歐洲締造和平，他的方案是民族自決，在東歐建立了好幾個新的小國家，結果只過了20年就爆發了更加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究其原因，就在于威爾遜忽視了國家作為高效戰爭機器的根本屬性。要制約國家發動戰爭，需要遠遠超出威爾遜那一代人的想象力的復雜方案。

戰爭能力的提升和人類社會的進化是同一個故事。首先，技術進步直接決定戰爭能力。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長弓、馬鐙、機槍和核彈都曾經提供了決定性的技術優勢。在當今世界，計算機、互聯網、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問世都有軍事淵源。

組織能力也是軍事成功的關鍵。資源的調動與強大的武器同樣重要。18世紀迄今，皇家海軍是英國最大的產業。與拿破侖對抗的英國海軍名將納爾遜（horatio nelson）的旗艦“勝利”號耗資6萬多英鎊，是一個棉紡廠建造成本的12倍。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發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涉及數萬人，耗資200億美元。這種調動資源和籌集資金的軍事需要，加速了現代國家的發展。戰爭使得強大的民族國家有了集權政府和有組織的官僚機構，諸如稅收、議會、債券市場等等都是由于無限制地追求戰爭而產生的。

現代工業化版本的戰爭是強有力的變革媒介，它把地方社區焊接成國家，把國家人口焊接成數百萬人的軍隊。自從17世紀以來，歐洲的戰爭產生了現代的中央集權國家，繼而被復制到全球各地。為了汲取和管理從人員到武器再到食物的戰爭資源，國家必須發展官僚機構和強制力。現代的經濟統計和人口普查來自國家統計戰爭資源的需要。現代公民身份的定義始于政府試圖找出哪些人可以為他們戰斗。為了資助和維持皇家海軍，英國政府學會了如何向公眾借貸，并創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機構—英格蘭銀行—來發行債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所得稅在美國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稅種，在那次戰爭中則被當作政府籌集戰爭經費的良方，到了戰爭結束之后，稅負繼續節節攀升。

國家越是建立自己的軍隊，就越是具備對公民的強制力。17世紀的政治哲學家霍布斯指出，一個穩定的社會涉及到公民對被統治的同意，但始終支撐和強化這種同意的是國家壟斷性地使用武力來脅迫那些不愿遵守規范的人遵守規范。即使是民主規范根深蒂固的社會，也會訴諸武力來保護自己免受內部顛覆或外部威脅。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和美國都對資源分配、消費和行動實施了控制，這在和平時期是民眾不能容忍的。

通過動員和從社會中提取資源，國家可以派遣更多的軍隊，并在戰役中維持更長時間。19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的生產力巨大增長，使得國家可以大規模地征兵。通過征兵制，國家強迫年輕人在軍隊中服役、戰斗和死亡。

在20世紀，人類社會迎來了總體戰（total war），所有的國家資源都被戰爭調動起來，平民和戰斗人員之間的區別隨之被消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主要交戰國制造了約28.6萬輛坦克、約55.7萬架作戰飛機、約1.1萬艘海軍艦艇和4000多萬支步槍，造成了多達5000萬平民的死亡。正是人類社會在技術和組織上的進化，使得戰爭機器愈加高效，這是莫大的諷刺和悲劇。

總體戰也讓戰爭的正義性與非正義性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1945年3月，美國空軍在東京上空投下大量燃燒彈，之所以選擇這種武器，是因為東京的許多房屋都是用木頭建造的，空襲導致逾8.3萬人被燒死，10萬人被燒成重傷，上百萬人無家可歸。同一年，反攻德國的蘇聯紅軍一路大規模實施性暴力，20 0余萬德國女性被蘇軍士兵強奸，不少人甚至被輪奸。

毫無疑問，戰爭能夠激起人性中最深層的恐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法國前線服役的英國詩人歐文（wilfredowen）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他的英國同胞士兵臉上有一種“非常奇怪的表情……那不是絕望或恐怖，它比恐怖更可怕，因為那是一種沒有表情的表情，像一只死兔子的表情。它永遠不會被畫出來，也沒有演員能抓住它”。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擔任南方軍隊統帥的李將軍（robert lee）則聲稱：“戰爭如此可怕是件好事，否則我們會變得太喜歡它”。

但是戰爭不僅僅是一種負面的力量，它也可以成為變革和創造力的引擎。戰爭可以提高普通民眾與統治階層的討價還價能力，促使統治階層為了贏得民眾的忠誠與合作而作出讓步。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論述普選權利的起源時指出：“現代國家第一次有了國家公民的概念。平等選舉權最初僅僅意味著，在社會生活的這個環節上，個人這次不是像在其他任何地方那樣根據他所特有的職業地位或家庭地位被看待，也不是根據物質與社會環境的差異被看待，而是直截了當地被看作一個公民。這意味著國民的政治統一，而不是隔離不同生活領域的分界線。……如果從純粹民族政治的角度考慮，平等選舉權的正面依據在于這一事實：它與現代國家本身所產生的某些命運的平等密切相關。它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給予接受了官僚統治的人民以最低限度的共同決策權去決定他們有義務為之獻出生命的共同體的各項事務。”—顯然，韋伯所說的“有義務為之獻出生命”，就是指人民接受國家的征召投身戰爭，而正是對于征召民眾參加戰爭的需求，使得現代國家必須賦予人民最低限度的共同決策權。

在19世紀的歐洲，軍隊的專業化挑戰了占統治地位的貴族制度，常備軍和職業化軍官群體的建立成為社會民主化的濫觴。1899年，在英國報名參加南非殖民戰爭的志愿者中有1/3身體不合格，這促使英國政府將公共健康視為國家安全問題，為貧困兒童提供免費校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有參戰國的婦女都被征召到工廠，以代替她們在前線作戰的丈夫、父親和兄弟，結果大大加速了女性解放，成為推動婦女獲得選舉權的關鍵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英國政府賦予30歲以上的工人階級男女投票權，以表彰他們對戰爭的貢獻。“二戰”結束之后，英國新當選的工黨政府確立了福利國家制度，部分原因是為了避免上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經濟蕭條卷土重來，但更重要的是對平民戰時犧牲的補償。與此同時，美國專門制定了《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為1200多萬名“二戰”退伍軍人提供教育、培訓、醫療、就業、失業救濟、創業、置地、建房等方面的全面支持，大批退伍軍人進入大學學習，使得戰前美國大學教育的精英化向平民化轉變，改變了美國社會的整體面貌。

有別于本文開篇提到的平克對“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樂觀信仰，麥克米倫指出，人類社會未來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很大。氣候變化和非西方國家人口迅速增長，導致了資源爭奪的加劇和移民的激增。無論西方社會還是非西方社會，其內部都日益兩極分化，民粹主義的興起更是令分化加速。這些因素極有可能在未來引發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軍事沖突。技術將會重塑未來的戰爭形態，包括外層空間軍事化，無人機、殺手機器人和網絡黑客的廣泛應用，等等。戰爭并不是一種反常現象，而是人類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類社會永遠存在的危險。

反對戰爭篇二

“戰爭”這個字眼對我們來說是無比熟悉的，那么什么是戰爭呢？我們都知道“戰”的左半部分是“占”，占即為占領，而右半部分是“戈”，戈則是兵器的意思，而“爭”字則代表爭奪。“占領土地”“兵戈相向”以及“你爭我奪”組成了戰爭。因此，戰爭給人們帶來了無比深重的災難。即使如此，古往今來，還是有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戰役演繹在歷史的長河中。但為什么人們知道戰爭這么可怕還總是發動戰爭呢？因為人的貪欲是永無止境的。既然人的貪欲是永無止境的'，那就永遠都不要有貪欲。我們知道，原始的人類是不會打架的，就因為那時的他們頭腦簡單，不知道去爭去搶，而也就是這樣的他們，最天真、最純潔。現在的人，是極為聰明的生物，哪怕是有一丁點吃虧，都會察覺出來，并且再補回來。但這么聰明有什么用呢？正因為這么聰明，才想去多獲得，才有了戰爭。所以說，一切戰爭的源頭都是人類本身。然而有發動戰爭的人，也有許許多多渴望和平的人，于是他們便竭盡一切力量來反對戰爭，墨子便是一個典型的人物。

墨子是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墨子一生曾提出過十大主張，這十大主張中最主要的兩個就是“非攻”與“兼愛”，他希望人們能夠互相關愛、互相幫助，他反對戰爭，由此我們可看出他是一個熱愛和平的人。有一次，楚惠王想要進攻宋國，墨子聽說后，便不顧個人安危，一路上餐風飲露，只身來求見楚王，請求楚王收回成命，停止攻打宋國。因為墨子驚人的口才、超人的智慧以及誠懇的話語打動了楚惠王，使得楚惠王不再攻打宋國了。而楚惠王當初為什么想要攻打宋國呢？明明宋國與他秋毫未犯，他卻依然要攻打宋國。因為他想要獲得更多的領土，以及讓楚國更加強大，就是人的貪念在作怪啊。幸而墨子制止了他，而如果當初墨子沒有制止他，那么弱小的宋國就會被楚國精妙的攻城器械以及威武的鐵騎攻破，就會有更多的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在當時，云梯攻，用火箭燒；用車撞擊城門，則用滾木壘石砸；用地道攻，則用煙熏……許許多多中攻城方法都被人們一一破解，然而現在，大炮、氫彈的威力是能抵擋得了的嗎？還記得，日本轟炸美國珍珠港，美國防不勝防，這次進攻，幾乎摧毀了美國的太平洋艦隊……現在亦已如此，我們無法想象未來的戰爭將會是什么樣子。也許，會因為戰爭，人類，滅亡。不要以為這只是“說說而已”，這個“說說而已”，可能真的會因為人類貪欲的增大而，成為現實。

現在人類對戰爭，思想已有了一部分覺醒，因此人們提出，當今社會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我不知道這點人們是否能真正做到，因為當今世界上依然有許多地區發生著激烈的爭戰，但，我只愿，有一天人類的良知能夠覺醒，停止戰爭，實現“和平與發展”，這永恒的主題。但在末尾，我還是要說，雖然“和平與發展”是我們永恒的主題，但永久的和平是不存在的，只要有人就有競爭，而競爭，會發展成戰爭。不過盡管如此，和平依舊是美好的，我們呼吁和平！

反對戰爭篇三

我曾經看見過一張由外國記者拍下的照片，那上面清楚的記載著日軍如何在我們國土上橫行霸道的“杰作”。

那是1937年8月28日，日軍已經兵臨上海城，城中的大部分建筑已經被炮彈炸得面目全非。一對年輕的夫婦領著他們的孩子要乘火車到鄉下避難，這時一陣轟轟的爆炸聲響過，數十枚炮彈從天而降，幾分鐘前還是熱熱鬧鬧的候車室轉眼間被夷為平地，到處都是鮮血直流的'尸體。鮮血染紅了廢墟。天橋被炸得遙遙欲墜。就在炮彈來襲之際，那對夫婦不假思索的把孩子掩護在身下，炮聲平息后，男孩根本不明白發生了什么事，他被嚇得哭著喊爸爸和媽媽，他不知道他的爸爸媽媽再也聽不見他的哭聲了，他也不知道他再也看不見爸爸媽媽的笑容了，他再也不能在爸爸媽媽懷里撒嬌了，他成了一名孤兒。

看到此情此景，我難過得哭了。戰爭不但給人民帶來了災難，而且戰爭致使多少家庭妻離子散、流離失所，戰爭留下的孤兒何止千萬。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細菌武器活體試驗，日本侵略者在我們國家犯下了滔天罪行。

戰爭一直與人類的歷史相隨而行，無論是為什么而戰都避免不了死亡。想想在戰爭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他們多可憐呀!我長大要做一名和平的使者，讓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讓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