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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一

此次調查共有50人參加調查，調查的對象年齡：25-30周歲21人，占42%，31-35周歲17人，占34%，35-40周歲7人，占14%。其中：男20人，占40%，女30人，占60%。文化程度大學及以上47人，占94%，高中(中專)3人，占6%。家庭年收入狀況5—10萬22人，占44%，3—5萬16人，占32%，10萬以上12人，占24%。對如果已育有一個男孩子，愿意生二胎的有9人，占18%，64%的人選擇不愿意，持無所謂態度的有9人，占18%。如果第一個孩子是女孩，愿意生二胎20人，占40%，不愿意的19人，占38%。

認為有兩個孩子的家庭比一個孩子的家庭相比生活更幸福與風險承受力大各占16%，大部分認為無法比較，各有優劣。對于添一個弟弟(妹妹)，孩子的看法是32%的家庭為同意，24%的認為不同意。

關于生二胎，家里長輩的意見認為必須生為9人，占18%，不干涉有39人，占78%。影響生育二胎意愿的主要原因是有44人認為經濟原因，占32%，家庭環境因素31票占20%，身體狀況和工作事業因素各占20%。

經過多年的計劃生育之后，“少生”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再加上經濟發展帶來的生育遲緩，我國如今已面臨非常嚴重的人口結構的問題，總生育率不高，這將嚴重制約我國的經濟發展。

“80后”年輕人大多表示孩子教育、醫療成本過高，不會輕易考慮生育二孩。這些不愿意要二孩的家庭，幾乎都提到了經濟壓力大,經濟壓力排首位——其中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教育支出。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們觀念也發生了改變。人們認識到了在知識經濟時代重點是人的“質量”而不是數量。不僅要生孩子，更重要的是使子女得以良好教育，使其成才。生育成本越來越高，培養一個孩子，往往要支付各種費用。高額的生育成本使得父母必然放棄數量，轉而重視“質量”，也就傾向于優生優育。

現在大多數年輕人的生育觀念是生兒生女不重要，關鍵在培養。能讓孩子從小受到好的教育，將來有出息，重男輕女的思想已大大淡化了，不會因為生的是女孩就減少對孩子的培養和投入。居民對子女性別的偏好趨向平衡，一男一女是多數人理想中的家庭結構。“養兒防老”的觀念也在逐步被改變。而現在國家開始重視農村的養老問題，而且也在逐步地解決農村的養老問題。

影響生育意愿第二高的原因則是沒有精力再照顧一個孩子。對于一個家庭來說，是否生二孩，精力不夠是僅次于經濟壓力的第二個難題。正在考慮要二孩的育齡女性，擔心的是精力不夠，生二孩時雙方父母年紀也大了，能幫的忙有限;另外，即便有老人或者保姆幫帶孩子，作為負責任的家長，更希望自己能夠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部分受調查群眾認為生育二孩會對自己的工作帶來影響，甚至是嚴重的影響。因而，是不是有人幫著帶孩子也是他們不得不考慮的因素。現在，許多家庭都是由家中的老人幫著照顧孩子的。那么，老人們會對子女生育二孩持什么態度呢?受調查者反饋的信息是，接近半數家庭的老人持積極支持的態度，希望家里多一個孩子，畢竟現在一個小孩太孤單，多生個小孩現在家庭就可以多一份歡樂，生活就會多一份保障。真正明確不支持的老人只有極少數。

拋開以上的一些顧慮，總體上受調查者對生育二孩對家庭及孩子影響的評價還是積極的。很多人認為多生一個寶寶短期內很累，但長期來看還是有必要的，它能讓家庭更和諧，生活質量更高，也有利于孩子間培養團結互助的精神，學會分享與責任，有利于孩子樂觀開朗性格的養成等等。

雖然這次調查，受調查者生育意愿不高，應該在意料之中。自“單獨兩孩”生育政策20xx年3月全面啟動以來，“單獨兩孩”政策家庭申請率和出生率都維持在較低水平。“單獨兩孩”政策對生育兩孩的釋放作用低于預期。調查者認為，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后，想要破解兩孩生育意愿低的問題，還是需要積極發展經濟，合理調整就業以及社會政策的配套，使廣大居民擁有更高的家庭收入，讓居民養得起;另一方面要加大社會保障力度，著力從延長生育假、就托就學、就醫、社會化帶養、婦女就業、公共服務等多方面著手完善保障機制，有效解決居民的后顧之憂。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二

二胎政策全面放開后，大部分夫妻希望能生二胎，一方面是覺得獨生子女太過孤單，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養老防老的考慮。但同時，來自網易考拉海購母嬰事業部的數據也顯示，80%的受訪者表示生二胎的月均花費超3000元，近一成受訪者的二胎月均養育成本更是遠超7000元，屬于高養育成本。由于二胎花費成本較高，62%的受訪者明確表示生二胎后經濟壓力過大。

“奶粉一個月2罐約300元，紙尿褲一個月花費400元，此外，各類輔食、衣服鞋子、早教玩具，再算上孕檢等費用，平均下來一個月開支大概3000元左右，這還是建立在順產、母乳喂養、寶寶不生病的基礎之上，否則的話費用還得增加。而換大房以及孩子出生后的教育費用更是大頭。”有受訪者表示。

和生一胎父母公婆照看孩子不同，為了養二胎51%的女性成為全職媽媽，主要原因集中于家中老人年紀較大，無法同時幫忙照看兩個小孩，加之企業也不希望職工因生孩子耽誤工作，所以內外因相加只能選擇辭職。

同樣，做全職媽媽意味著家庭收入的銳減，這一定程度上加重家庭負擔，不少受訪者甚至表示得“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有超過8成的受訪者表示生完二胎后個人生活品質存在下降的情況。歸根結底，經濟因素成為二胎家庭的掣肘。

政府企業做好措施配套家庭規劃立足長遠。

盡管經濟壓力影響二胎家庭，但63%的受訪者表示生完二胎后家庭幸福感得到了躍升，愛和陪伴的情感需要、養兒防老等現實問題等均得到較好解決。“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在順應民意的同時促進了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但同時，有專家指出，生育二胎帶給家庭的經濟壓力也需要更多反思，充分關注與此項利好政策推行的配套措施銜接，加強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建設投入，幫助二胎家庭緩解經濟壓力。而作為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更應響應國家政策號召，積極幫助二胎家庭減負，降低二胎養育成本。

據網易考拉海購的調查顯示，超7成的受訪者表示愿意給二娃使用更優質、可信賴的進口母嬰產品。作為以跨境業務為首的綜合性電商平臺，網易考拉海購積極響應二胎政策，推出“考拉幫你養二胎”專場，堅持海外精品帶給國內奶爸奶媽的同時，力爭以真正低價幫助二胎家庭減負。

同樣對于二胎家庭，重復利用一娃的衣物用品，在節約資源的同時也能省去不菲的費用。當然除了節流，在手上有結余的同時也應積極通過理財規劃等進行定向投資肩負，真正避免“生得起，養不起”的后顧之憂。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三

政府公共政策績效評估是指基于結果導向、運用科學的方法、規范的流程、相對統一的指標及標準，對政府公共政策的投入產出進行綜合性測量與分析的活動。公共政策績效評估是政府績效評估體系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加強公共政策績效評估，有利于檢驗政策的效果、效率、效益，有利于實現政策資源的有效配置，是進行政策調整、提出政策建議的重要依據。加強公共政策績效評估，不僅能總結經驗教訓和及時糾正政策失誤，有利于提高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水平，還能對公共政策參與人員起到重要的間接監督作用，增強相關人員的責任心，從而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一、我國政府公共政策評估實踐和研究。

黨的報告指出，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健全決策機制和程序，發揮思想庫作用，建立決策問責和糾錯制度。xx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強調，要規范行政決策行為，完善科學民主決策機制。20xx年頒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建立重大工程項目建設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

科學民主決策已經成為各級黨委、政府執政和行政的基本理念，公共決策機制日趨完善，科學民主決策制度正逐步形成。重大項目上馬前和重大決策出臺前進行社會穩定與經濟效益“雙評估”的機制已在全國推廣。四川、海南、貴州、廣西、黑龍江、天津等地積極探索，取得可喜成效。四川省在實踐中總結出五方面重大事項、五項重點評估內容、五步工作法、五種責任追究措施、五條監督渠道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五個五工程”科學評估體系。海南省的評估主要集中在三大矛盾突出領域：一是重大決策。包括涉及面廣、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政策、改革改制方案、社會管理措施以及建設規劃的出臺;二是重大項目，包括基礎設施項目、公益性項目、工業項目、房地產開發項目;三是其他重大事項。包括影響大、涉眾廣、情況復雜的大型活動等。評估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安全性四個方面。廣東省政府頒布《廣東省政府規章立法后評估規定》，規定“政府規章實施后，根據其立法目的，結合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按照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府規章的立法質量、實施績效、存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等進行跟蹤調查和分析評價，并提出評估意見”。總體看，重大事項決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項目安排、大額資金的使用，必須經集體討論做出決定的“三重一大”制度的實施，使政府部門公共決策水平和質量有了進一步提高。

公共政策評估的重要意義逐漸凸顯，開始引起學界的關注。學者們就政策評估的類型、標準、作用及影響政策績效的主要因素等進行了研究，但總體而言，相對于實踐探索，我國對公共政策評估的研究明顯滯后，已有的對公共政策評估的研究又多數停留在政策評估的重要性、必要性、評估主體、評估價值取向等方面，嚴格來說，是政策的執行力評估，與以“結果導向”和“公眾滿意度導向”為核心理念的績效導向相距甚遠，探索適合我國國情且與已有實踐相結合的公共政策評估方面的研究更加鮮見。

二、政府實行公共政策績效評估的影響因素。

客觀來講，公共政策的績效受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政策及其績效之間不一定是直接的對應關系，績效一方面是一種客觀存在，另一方面又是一種主觀判斷，所以績效是既客觀又主觀的存在，是對比政策實際結果與期望值之間的判斷，所以它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同時，政策績效的事實標準和價值標準之間、長期績效與短期績效之間也可能存在不一致，這些都增加了政策績效評估的困難。但這些困難的存在并不意味著不能對政府的公共政策進行評估。實際上，有很多因素恰恰說明進行政策績效評估勢在必行。

1.建設服務型政府、進一步完善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機制的需要。

過去政府管理中計劃占主導地位，對公共政策進行績效評估的需求不迫切。提出建立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建立決策問責和糾錯制度，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群眾意見。公眾作為服務受體，其意見和利益被擺在不可忽視的重要位置，政府管理和服務需要做到信息透明、公開公正，從而使公共政策績效評價的需求顯化。

公共政策績效評估主要圍繞政策目標規劃與設定、目標分解和責任落實、目標評審與修正、目標實施過程監控與分析、目標實現程度評價、績效學習改進與提升等六方面內容，著力構建科學、規范、全面、可行的公共政策績效評估機制和制度框架，其本身就是科學化、民主化決策機制的體現。

2.政府公共政策數量增加、干預范圍擴大，風險增加。

作為公共產品的政策是國家的重要產出，隨著公共服務的加強，政策產品總量不斷增大，政策內容越來越細化，政策風險增加，政策的績效評估需求量也隨之增大。近年來，我國因公共政策不當所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頻發，如20xx年8月份爆發的大連市民抗議px項目和各地大量因房屋拆遷而引發的自焚事件，都向我們敲響了警鐘。加強公共政策績效評估，有利于檢驗政策的績效水平，及時糾正政策失誤和總結經驗教訓，實現政策資源的有效配置，降低政府成本，回應公眾訴求，提升政府形象，是進行政策調整、完善政策建議的重要依據。

3.已有的評估實踐處于探索階段，亟須進一步規范。

目前已有的政策評估實踐還處于起步和粗放階段，雖然有了一定的探索，但評估制度還不規范，實施的隨意性較大，評估指標、評估程序、評估結果缺乏規范性;重官意、輕民意，評估主體相對單一，專門的績效評估部門、專家和民眾的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存在重評比輕改進現象，沒有把評估與政府部門的持續改進結合起來;評估手段的量化性、科學性和合理性不足。這些問題的存在急需改進，使評估實現規范化、系統化。

4.公民參與意識與參政積極性增強。

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社會建設正在加強，公民的活動空間得到拓展，各種行業性的利益團體迅速成長，政治權利所直接支配的范圍日益縮小，民主、利益、自由、法治、平等理念不斷強化。社會領域壯大與發展的趨勢必然發生治理社會主體的變化，尤其是網絡技術的發展為公民的參政提供了便利。這就要求政府提高政策制定的參與程度，通過參與政策績效評價、滿意度的參評等多種方式了解政策執行效果，并最終影響政策制定。

5.技術條件的改善為科學的政策績效評估提供了技術支持。

評估的技術條件，主要是指評估模型構造、評估標準設定、指標體系及評分標準設計、評估的技術路徑等。西方國家公共政策評估大都在定性基礎上構建定量模型。我國與西方國情有別，不論是單一政策或綜合政策，政策制訂、執行及結果的衡量標準存在完全不同的環境條件，但這并不是說不可以借鑒其行之有效的評估方法，信息技術、統計技術、調研技術、監測技術等。在已有的技術基礎上，我們完全可以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和政策屬性差異分類，建立有針對性及適用性政策評估的技術體系，采取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建立評價模型，合理確定指標體系和指標的權重，設立大量具有可比性、可測量性和可計算性的績效指標。

三、國外公共政策評估的經驗。

20世紀60年代以來，政策評估在世界各國中逐漸成為一種“成長工業”，成為監督政府公共開支、促進政策系統優化的系統工程。一些大學也紛紛建立了政策研究機構，提供研究數據，并為不斷擴大的政策分析市場培養人才，關于公共政策評估研究的相關理論和方法都已大體走向成熟。概括來看，其特點如下：

1.發達國家政府普遍推行了政策評估。

隨著各國政府改革的推進，公共政策績效評估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重視，韓國、日本、美國、法國等國家都開展了公共政策評估等。其類型大體可分為綜合政策評估和單項政策評估兩種。

實行綜合評估的國家有日本、韓國、英國和法國等。日本不僅對內閣和政府各部的各項政策進行全面深入的評價，而且對政府各部實施的政策評價進行再評價等。英國的政策評估將政府各部門的所有重大開支，以及政策在實施之前的各種建議，也納入到評價范圍。

實行單項政策評估的國家很多，幾乎所有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都實施了財政政策評估。美國、荷蘭、加拿大、西班牙、德國、丹麥、挪威、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實行了環境政策評估。新加坡等國家實行了住房政策評估。還有許多國家在土地政策、教育政策、產業政策、科技政策的評估方面作了探索。

2.政府公共政策績效評估的組織體系完備。

公共政策績效評估的組織體系是公共政策績效評估活動開展的組織載體，主要指評估主體與模式、評估機制與流程、評估結果應用等，涉及組織權、管理權與評價權。從一定意義上說，公共政策績效評估組織體系的建設水平，直接決定和影響著公共政策績效評價功能的實現和發揮。發達國家的政府公共政策績效評估在評價組織上體現了如下特點：

組建專門的政策評估主管部門，總領政策績效評估全局。美國的“國家績效評議委員會”，負責對聯邦政府的政策制定框架和政策績效進行評價。法國的全國評價委員會，領導跨部門的評價工作。韓國除了專門的政策評價委員會，還有直屬于國務的政策協調辦公室，以及在政府內部專門設立的政策分析與評價局。日本的行政評價局，負責對內閣和政府部門的各項政策實施全面深入的績效評價，同時對政府部門已實施的政策評價實施再評價。有一個專門進行政策評估的主管部門，能增強政策評估的組織保障，從而避免政策評估成為政府部門運動式或階段式的活動，使政策績效評估工作趨于連續，并使評估的權威性得到保障。

政策績效評估活動走向專業化和職業化。在發達國家，政策評估已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成熟的職業活動。政策績效評估的從業人員必須經過專業培訓，素質要求很高。美國的政府和許多大學的政策研究機構，培訓了一大批職業政策分析人員。法國政策評價從業人員的選擇極其嚴格規范，必須接受資格認定，普通的大學畢業生要在專門的政策評價培訓學校受訓，接受嚴格的考核后才能成為正式的評價師。從業人員的高素質使政策評價的能力和水平日益提升，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

評價主體的參與多元化，注重保障民意的表達。發達國家的政策評估活動中，參與者除了純官方的政府部門外，其余有半官方組織(政府部門提供資金支持，如美國蘭德公司、韓國的公共行政研究所等)、完全獨立的民間組織(如美國布魯金斯學院等)。在政策評估的過程中，除了專業政策評估從業人員外，會積極吸納民間人士的參與，使政策評估不再局限于精英階層，公眾意志得到充分表達和尊重。法國的大區委員會由公務員、民選議員和評價專家組成。日本的政策評估和獨立行政機構評價委員會，從全國專家學者和名望較高的人中選出5000名作為委員。政策評估主體的多元化，使更多的主體參與到了政策評價活動中來，民眾政策參與的擴大，使公眾的訴求得到充分表達，提升了政府公共政策績效評估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3.政府公共政策績效評估內容全面。

在實行政府公共政策績效評估的國家，其評價內容一般既包括政策結果評價也包括政策過程或政策能力評價。如韓國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通過了《政策評估框架法案》和《政府業務評價基本法》等法案，規定評價內容包括了政策結果評價、政策實施能力評價、公民或客戶對政府提供的服務和政策實施的滿意度的調查三個方面的內容。三個方面的評估主體及所側重的方面各有不同。

政策結果評估主要是對政府機關及其代理機構所實施的政策進行績效評估，強調通過評估來不斷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定，提高政府系統的服務效果。其做法主要是在辦公室的協助下由政策評價者實施，政策評價者都來自政策分析和政策評價委員會，他們根據國家事務評價和協調規則制定評價的指導方針和評價標準，并對政策進行評價。

政策實施能力的評價主要關注政府機構實際執行政策的能力。評價主要由辦公室官員來實施，他們包括了政府績效評價單位的成員，并對其執行政策的能力進行評價，評價結果在有政策協調辦公室人員和政策評價者出席的聯合會議上進行探討，并提出改進意見。

公民滿意度的調查由民間人士主導，體現公眾對政府公共政策的主觀感受，保障國民的公共利益表達，督促政府官員對不合理的地方進行整改，實現公共政策績效評價的公正化和科學化。同時，韓國的政策評價委員會中僅有一位只掛職而并不履行評價的國務調整室室長是政府官員，其余皆為民間專家，表明他們對民間評估力量的重視和信任。

4.政府公共政策績效評估技術精細。

政策績效的評估技術體系，主要是指評估標準設定、指標體系及評分標準設計、評估模型的構造、評估的技術路徑等。目前西方公共政策績效評估大都體現了定性分析為基礎、定量分析為手段、十分注重細化指標設計的特征。如在《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指導下，美國國家績效評估委員會建立了一整套較為完善的評估體系，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政策的質量、經濟、效率、效果等績效標準。法國國家審計學院為政府設計了40大使命，使命下面又細分不同計劃，每個計劃設5個目標，每個目標又設有2—3個具體指標，并明確具體任務的承擔人。各部門在做政策績效評價時，只需根據評價需求，在眾多的目標中選擇幾個做，接受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評價和檢查。法國的公共政策評價方式因政府行政級別不同而有區分。中央公共政策，由國家級的評價機構組織實施;大區公共政策，一般采用大區自己的集體評價機構，如大區評價委員會;省級政策，省政府下設評價處;中小城市，一般界定為5萬人以上，則設評價專員。

在已開展的政策評估中，日本政府部門多采用pdca的評價管理模式，即計劃(plan：planning)——執行(do：implementation)——檢查(check：evaluation)——行動(act：reflectedinplanning)，取代傳統的計劃——做——看(plan—do—see)和計劃——操作——評價(plan—operation—evaluation)等管理模式。相比于傳統模式，pdca有兩個主要優點：一是評價廣泛應用在了管理的每個環節。二是評價結果能及時得到反饋，并充分應用于下一階段政策的制定。pdca模式能及時發現項目、政策在設計和實施上的問題，對不合理或不恰當的項目、政策進行及時整改，并最終完善政策機構。資料顯示，日本20xx—20xx財年，各部門共有241個公共建設項目因政策評價結果而被推遲或取消，涉及金額約4.1萬億日元(約3300億人民幣)。20xx財年各部門評價的389項政策中，有163項(占42%)在當年得到了修訂或改進。

5.政策績效評估有具體的法律規章作為保障。

發達國家的政策評價工作十分重視程序化，對政策評價工作的步驟一般都有明文規定，細化的績效評估標準和流程有力推進了政策執行。如法國的《研究政策與技術開發的評估》、日本的《政策評估法》、英國的《政策評估綠皮書》等都為政策評估提供了有力保障。

法國的公共政策績效評價立法較早，法律條文也更加細化。1985年，法國政府頒布《研究政策與技術開發的評估》，對科技評價做出明確規定，其中指出：“法國研究與技術開發研究計劃需根據各自的指標受到評價，在計劃實施之前，評價的指標和方法都要確定，公共研究機構必須定期按照評價的程序實施績效評價。”1989年成立的法國國家研究評價委員會，要受到16個法律條款的約束，其機構職能、人員組成、評價費用乃至出差旅費都有明文規定。

日本政府20xx年通過了《關于政策評價的標準方針》，政策評價的客體、評價主體、評價視角和評價方式都有具體規定。同年還發布的《政策評價基本方針》，拉開了日本政府政策績效評價制度建設的序幕。20xx年發布實施《關于行政機關實施政策評價的法律》(文獻一般簡稱為《政策評價法》)，對政策評價的目的和宗旨、范圍和范疇、原則、評價主體、評價流程、評價標準、評價方式、評價結果應用作了明確規定。

在實施公共政策績效評價時，為保證評價的有效性，法律通常賦予評價機構一些特定權力。如法國規定，除了涉及國家安全外，評價機構能接觸所有被評價相關單位的資料，對任何地方進行檢查。如評價人認為有必要，可以召開新聞發布會，聽取各方面意見，以形成有價值的報告。評價過程中，被評價者如有異議，可以闡述其自身觀點，由評價人員進行權衡。但評價報告一經確定，被評價者必須無條件服從，根據報告建議采取相應整改措施。

四、我國實施政府公共政策績效評估的對策建議。

1.加強公共政策績效評估的研究，條件成熟時設立專門負責政府公共政策績效評估的機構。

政策評估是政府實現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的重要工具。科學化、制度化的公共政策績效評估不僅反映政府制定和執行公共政策的能力和效果，而且決定和影響整個政府的效能。目前，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政府公共政策的數量日益增加，干預規模日益擴大，政策實施的各種風險增加，社會對政策效果的要求和預期也日益提高，如何加強應對，進一步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成為非常迫切的課題。盡管已有一些社會中介組織和高校的研究人員在做相關評估工作，但這并不能替代政府自身的主導性研究。

2.以重點領域的公共政策評估為切入點，逐步擴大政策評估的范圍和內容。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社會問題也層出不窮，但并不是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會納入公共政策制定的議事日程，也不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問題都需要同步進行評估。我們認為，可以先對那些事關國計民生、具有廣泛影響并亟待解決的、具有優先性的公共政策進行系統化的評估研究，如社會保障政策、教育政策、調節收入差距政策、環境保護與治理政策、治理貪污腐敗政策、治安整頓政策、婚姻政策等，并逐步擴大到政策過程、政策能力的評估研究。

3.完善公共政策績效評估的組織體系。

公共政策績效評估的主體要進一步規范，使參與評估的機構、組織、公眾在資格、條件等方面有章可循。一是國家機關專門績效評估機構要由國家和行政機關根據法律和組織原則，按法定程序建立。二是中介機構性質的專門績效評估機構要依據各類社會組織、教學研究機構的章程，經申請批準而設立。三是公民個人作為公共政策的對象和公共服務的消費者，要明確其具備相應的知識、經驗、責任、采集政府績效信息的渠道和能力。同時，對這三種評估主體如何發揮各自的優勢，也需要有統籌考慮。

4.探索構建科學的公共政策績效評估指標體系。

公共政策績效評估指標要突出“三個結合”：一是系統與簡便相結合。評估指標既要全面系統，又要抓住關鍵，工作方式方法既要綜合配套，又要簡便易行。二是能力指標與結果導向相結合。把結果作為績效評估的目標，把決策過程和能力作為取得預期效果的重要保證。三是客觀評價與滿意度評價相結合。全面評價客觀上“做出了什么”和主觀感受上“做得怎么樣”，在注重客觀評價的同時，拓寬公眾參與渠道，增強滿意度評價的科學合理性，著力構建科學、規范、全面、可行的公共政策績效評價機制和制度框架。我國地區差異較大，要結合我國國情、省情、市情等，從有利于改進組織管理、改造業務流程、關注績效結果三個方面入手，以職能為依據，以各級政府中心工作為導向，構建公共政策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加大對各級政府重大決策的評價力度，圍繞當前經濟社會建設中的薄弱環節加強有針對性的評價，根據未來發展需要開展前瞻性和導向性的評價。

5.加快建設公共政策績效信息平臺。

加快公共政策績效評價技術平臺建設，完善數據采集、反饋、分析和改進機制。一是開發“公共政策績效評價信息系統”。優化數據采集及反饋功能，被評對象報送各項指標的結果信息，經系統采集處理后反饋被評估單位，以促進被評估單位改進工作。二是建設公共政策績效管理信息庫。分類收集各單位公共政策績效管理的做法和效果、意見和建議、問題和不足、改進措施，加強交流反饋、跟蹤處理和統計分析，使之成為績效管理工作的“電子智庫”。三是實行公共政策績效評價狀況分析。充分利用實時評估和信息庫數據，每半年對公共政策績效的總體狀況、實際效果和落后指標等進行綜合分析，為改進績效提供依據。

6.加強運用評估結果。

加強公共政策績效評估結果運用，充分發揮結果導向和剛性約束作用。可借鑒韓國公共政策績效評價結果在新聞媒體和互聯網上公布，同時在政策評估者、政府機構和代理機構負責人參加的聯合會議上報告給和總統的做法，以及日本總務省和政府各部門每年除向國會提交年度政策評價報告書外，還將報告書向社會公眾公布的做法。建立公共政策績效評估結果內部通報制度，將政策績效分析報告以簡報等形式印發各單位，互相借鑒，互相監督，互相促進。公共政策績效評價結果定期向政府報告。

7.突出公眾滿意導向。

完善滿意度評估機制，突出公眾滿意導向。除涉及隱私、產權、國家和商業秘密外，把政策評估結論公示于互聯網上，同時注明資料來源、模型假設、方法采用、數據分析等各方面的不確定性，讓社會能夠清楚地理解政策分析的過程和結論。要充分聽取和收集公眾對政府的評價意見，及時反饋相關部門，開展常態化的公眾滿意度調查。如20xx年中秋國慶高速公路免費通行的政策，群眾議論很多，建議有關部門就“好事辦得怎么樣”進行政策評價，將決策始末、執行過程等做出認真分析，這樣不僅可以還政府一個公道，而且讓社會了解今后該項政策會怎樣改進。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四

有下列情況之一的夫妻，可以申請再生育：

(一)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只生育一個子女的;。

(二)雙方均為少數民族，只生育一個子女的;。

(四)再婚夫妻，一方未生育過，另一方只生育一個子女的;。

(五)再婚夫妻，一方未生育過，另一方是有兩個孩子且喪偶的;。

(六)婚后不育，夫妻雙方均滿30周歲，依法收養一個子女的;。

(七)第一個子女為殘疾兒，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醫學上認為可以再生育的;。

(八)二等乙級以上的殘疾軍人，五級以上的因公(工)致殘人員，只生育一個子女的;。

(九)礦工井下作業連續5年以上，并繼續從事井下工作，只生育一個女孩的;。

(十)農村夫妻一方是獨生子女，只生育一個子女的;。

(十二)農村夫妻只生育一個女孩的;。

(十三)大山區的鄉，女方在農村，只生育一個女孩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準再生育：

(二)故意致嬰兒死亡的;。

(三)自報嬰兒死亡但沒有證據證明的。

具體執行情況咨詢當地計生部門。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五

隨著國家放開單獨二胎政策的實行，已經有幾個省份具體實行單獨二胎政策，其余省份也都在準備中，并將適時實行單獨二胎政策，河北省也將于近期放開單獨二胎。計劃生育是我國長期基本國策，本次單獨二胎政策也是根據我國人口結構的現狀以及人們的需求來制定實施的。放開單獨二胎的政策會對人們的生活帶來哪些具體的影響呢，這些影響需要政府實施哪些措施來應對呢。人口數量的變化帶來的影響需要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來解決，這對于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要的意義。通過我的這次調查得出的個人結論，為政府機構提供個人見解，為解決放開單獨二胎帶來的一系列影響提供一些依據。

二、調查時間：

2015年3月20日至4月10日。

三、調查地點：

寧晉縣人口和計劃生育局(鳳凰路256號)。

四、調查范圍：

來寧晉縣人口和計劃生育局辦理各種業務的每個人。

五、調查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

六、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

胎的看法，80%的被調查者持有希望兒女雙全，年老多個依靠的觀點，65%的被調查者表示這是遵照老一輩家長的希望，另外有55%被調查者認為想生二胎的理由是子承家業，傳宗接代；對于你為什么不想生二胎的看法，82%的被調查者認為當下生活成本高，多一個孩子家里開銷增加太多，33%的被調查者則擔心給孩子的愛不均衡，難免會出現偏心，另有12%的被調查者表示更喜歡三口之家的生活，62%的被調查者會選擇獨生子女作為自己配偶，75%的被調查者擔心孩子以后的受教育問題，80%的被調查者擔心孩子多了以后的醫療問題。

希望政府通過以上調查結果采取措施解決這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未來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的醫療壓力；第二，未來人口增加造成的基礎教育壓力問題；第三，做好單獨二胎政策宣傳解釋工作。

一、現狀分析。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由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可知，我國現有人口共13.397億，2010年末全國總人口達13.410億人。在這樣的一個人口基數下，我國的人口老年化也在加劇。據《2011年至2015年老年事業發展綱要》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10.2%以上，60歲以上的老人超過1.3億，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國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占整個亞洲老年人口的1/2。而在2010年年底我國60歲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經達到20.38%。據相關專家推測，在2020年將達到27.53%，2030年更將是37.55%，2040年將為45.00%。所以我國將進入超老年型社會。中國迅速上升的老年人口比例，對比為數不多的人均收入，難免會讓我們想到未來養老難的問題。

二、農村生育觀原因分析。

1、計劃生育觀。

今天的農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人們有了更多的積蓄來干別的事，但和城市人口相比，農村人口文化素質偏低，思想不夠解放，眼界不夠開闊以及農村傳統思想的病根，在計劃生育觀上仍存在嚴重問題。通過調查，接近90%的村民認為農村不該多生，在多數城里人看來，只有一個才不叫多生，但70%的村民認為農村家庭兩個孩子最好，尤其是一男一女，她們看來兩個并不為多。在對待農村生育與中國人口壓力的問題上，35%的村民肯定農村超生會增重國家人口壓力，應該嚴格控制農村計劃生育，只有嚴格符合條件的夫婦才可以生二胎，然而65%的村民給出他們的看法，認為國家人口壓力與農村無關，只要人家有能力撫養孩子，可以接受罰款就讓生育二胎。

中國人口壓力因農村超生而加大。這是最為嚴重也最為明顯的一個問題。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同時也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是國家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國家的發展關系著農民的衣食住行，農村的落后制約著國家的改革發展與創新。對中國而言，農村是其興衰的命脈。我國的資源總量并不少，但為何我們只能排在發展中國家的行列？顯然是人多！計劃生育是針對中國人口壓力大而制定的一項國策，我們應該積極響應號召，嚴格按照要求，有計劃的生育。

2、多子多福。

對你愿意生二胎這個問題我向所詢訪的幾十個人進行了調查，他們的年齡集中在25-40歲，結果分析，其中，大約78%的人暗示愿意生二胎，20%的人不肯生二胎，另有大約2%的人暗示，一胎都不想生。該查詢拜訪預示出了我國農村現階段主要育齡夫婦的生育觀念：大多的夫婦愿意生育二胎，少部分夫婦只愿生育一胎，極少部分夫婦不肯生育。而希望生二胎的大多集中在30-40歲。

這幾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觀念的改變等各種原因，我國也有部分大中城市逐步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國家雖然連續舉行計劃生育政策，但為了緩解國度老齡化趨向，在計劃生育政策的節制尺度上有所放寬，部分符合生育第二胎的夫婦開始考慮是否生育第二胎。而在農村許多生二胎的家庭并不是被允許的。

科學技術的發展、教育的發展，使婦女教育水平提高與生產率上升。這一方面使得生育成本上升；另一方面，農村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可能改變了小孩對于家庭中的消費屬性，因為某些地區生育的原因之一是婦女無事可做。生小孩來養就像城里人養狗、貓當作寵物一樣。有些人表示，多生個小孩現在家庭就可以多一份換了，以后老年時生活就會多一份保障。一些35歲以上的家庭表示，第一胎在外地讀書，一般男人也常年在外打工，婦女在家無聊，生二胎也可以說是為了有一個精神上的寄托。所以有些人寧愿違反政策規定，被罰款也要生二胎。

而對于一些不想生二胎甚至不想生小孩的人來說，原因有三點：1.政策這道紅線不敢逾越。

2、生兒生女都一樣。第三點也是大多數家庭不愿多生小孩的主要原因：生小孩成本太高了。生育成本對于農村的生育主體來說是較為實在的東西。人們往往從小孩的經濟效益來進行考察，即生育小孩的成本和小孩成長后可能帶來的效益的一種比較。而這種比較的結果則是影響農村生育主體生育行為的重要因素。如今社會較高的生育成本畢然使得生育主體少生孩子，也使超生游擊隊減少。另外西方文化傳入中國，西方的生育觀念、個人獨立的觀念在中國農村也悄然興起。市場經濟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人們，對生育問題的看法絕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代。另外西方文化的介入，人們對婚前性行為和同性戀的寬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降低了人們的生育欲望和對未來小孩的期望。

另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們觀念也發生了改變。人們認識到了在知識經濟時代重點是人的質量而不是數量。不僅要生孩子，更重要的是使子女得以良好教育，使其成才。生育成本越來越高，培養一個孩子，往往要支付各種費用。高額的生育成本使得父母必然放棄數量，轉而重視質量，也就傾向于優生優育。

3、重男輕女。

中國封建社會中，男主外，女主內。男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直接關系到個體家庭的經濟狀況乃至整個家族的興衰婦。而如今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婦女在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也顯露出了，于是，隨婦女解放運動的開展，男女平等地參與工作、參與競爭。尤其在今天，教育水平提高，婦女知識水平提高，男女地位進一步平等，于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育觀中，女兒也是傳后人。

所以現在大多數農村人的生育觀念大多也變為生兒生女不重要，關鍵在培養。能讓孩子從小受到好的教育，將來有出息，父母晚年才會有依靠。本次調查顯示，85%的被訪者在生育前是不知道孩子性別的。在現在的農村，重男輕女的思想已大大淡化了，87%的被訪者表示自己對孩子的性別不介意，但還有很小一部分人表示會介意，喜歡男孩子；不到一成的被訪者表示如果生的是女孩，會有失落，但也不會太介意。(稍有失落感的人群中，男性比例多于女性。)幾乎所有的被訪者都表示，不會因為生的是女孩就減少對孩子的培養和投入，因為對孩子的期望值是一樣的，將來孩子面臨就業壓力和社會挑戰也是一樣的。

農村居民對子女性別的偏好趨向平衡，一男一女是多數人理想中的家庭結構，但隱含著對男孩的偏好。誠然，在現代文明社會里，養兒防老的觀念是落后的。但是倘若在社會化養老程度低下，養老缺乏保障的情況下，人們不得不靠養兒去防老。而現在國家開始重視農村的養老問題，而且也在逐步地解決農村的養老問題。

生育觀念的改變是3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深層次巨變之一，農村生育觀發生這些變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的方面。

高額的經濟處罰迫使有的農村家庭實難承受，使一部分人想生又不敢生。近年來，各地加強對計劃生育的有關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宣傳也促成了當地群眾生育觀念的轉變。中國目前已有很多地方在嘗試通過獎勵扶持的辦法，鼓勵、引導人們接受正確的生育觀。

這種生育觀的改變，也是30多年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之果，更與農村經濟發展息息相關，而城市則提供了農村觀念變革的現代意識之源和榜樣的力量。進入21世紀的今天，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農村的青壯年大批走出家門掙錢，外界的先進文化和超前思想也促成了農村育齡人員生育觀的轉變。城市的一些思想意識開始通過打工者的渠道，對農村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關于春節調研農村有關情況的調查報告。

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以來，經過30多年的努力，加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生育意愿和行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群眾的生育意愿與國家現行生育政策之間的差距大為縮小。從這次調查中，我們欣喜地看到，多年來，計劃生育國策的實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設的推行以及生育文明的倡導，不僅控制了人口數量，也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生育觀和撫育觀的進步，這其實也是農村走向現代文明的一大步。觀念和文化傳統的改變雖然通常比較緩慢，但它一旦形成，也將在很長的時間內發生效力。農村居民生育觀正在發生的變化，當然也是社會變化的結果，同時也提醒我們對未來農村人口和生活方式的變化要提前有所準備。

三、調查結果及描述性分析。

重慶自1997年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以來，老年人口增長快，高齡化、空巢化趨勢明顯，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高。截至2009年底，全省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1317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14.9%，高于全國比例2.9個百分點。預計到2020年，全省老年人口將超過1637萬，老年人口比例將達到17.8%。80周歲及以上高齡老人、城鄉空巢家庭、農村五保老人、農村留守老人比例加大，他們中的多數人將逐步進入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狀態。

根據《重慶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20條規定，有一個子女的夫妻，符合以下10個再生育條件之一，均可申請再生育一個子女。其中，非農業戶口的夫妻再生育條件有4個：

農業戶口的夫妻在以上4個條件的基礎上，再增加了4個條件：

另有兩個條件沒有戶口限制：

一，雙方均為獨生子女或少數民族農村居民的；

二，其他特殊情形申請再生育一個子女的，由市人口和計劃生育部門認定并報市人民政府備案。民眾對二胎政策的了解程度：

由此可見大多數民眾對二胎政策或多或少是有所了解的。

城市居民被訪者愿意生二胎主要的原因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長，這是出于中國傳統的兒女雙全的思想，和自己時間和精力的考慮，其他重要原因還有經濟允許、減輕子女生活負擔和喜歡孩子等。農村居民被訪者中原因較為均衡，相比而言選擇養兒防老的更多。根據調查員的得詢問和調查，主要原因有：

城市居民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社保、退休金較為齊全，農村居民則不完善，所以他們認為養兒防老較為重要。

另外一個區別在于較少的農村居民被訪者會選擇經濟允許，主要原因：

在農村消費支出較少，撫養孩子的代價較小。

由上分析可知二胎政策不宜全面開放，針對經濟允許的家庭，可以試行；全面開放后會加重家庭負擔，降低國民的素質水平。不符合國家的人才強國戰略。所以可以對經濟條件允許的家庭或地區試行允許生育第二胎，來緩解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的局面，減輕子女的養老負擔。更加完善農村地區的醫保、社保等建設，使其養老要得到保證后可試行二胎政策。

綜合以上三個方面得出的意見是：

經濟允許的家庭和地區試行開放第二胎，完善農村地區的醫保、社保建設后可開放二胎政策。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六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七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八

1、全面二孩踐于行，幸福家庭（生活）始于心。

2、男孩女孩都是寶，再生一個湊成好。

3、未來父母不怕老，家家兩孩好養老。

4、二胎政策放開來，中國夢想更精彩。

5、響應國家號召，再生一個寶寶。

6、一孩，傳承生命之美；二孩，相伴歡聲。

7、一對夫妻，兩個孩子，三生有幸。

8、男孩女孩都是寶，兩孩老來歡樂多。

9、兄弟姐妹常相伴，成長路上不孤單。

10、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11、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全面實施兩孩政策。

12、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促進人口均衡發展。

13、按政策生育，負責任養育。

14、婚檢孕檢好處多，母嬰健康不滑坡。

15、優生優育，家庭幸福。

16、生女生男，順其自然。

17、一個少二個好三個四個養不了，男也好女也好優生優育很重要。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九

國家開放二胎政策后，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許多父母都在加緊干追二孩。小編對走訪調查的資料進行了整理。

一、現狀分析。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由20xx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可知，我國現有人口共億，20xx年末全國總人口達億人。在這樣的一個人口基數下，我國的人口老年化也在加劇。據《20xx年至20xx年老年事業發展綱要》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以上，60歲以上的老人超過億，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國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占整個亞洲老年人口的1/2。而在20xx年年底我國60歲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經達到%。據相關專家推測，在2020年將達到%，2030年更將是%，2040年將為%。所以我國將進入超老年型社會。中國迅速上升的老年人口比例，對比為數不多的人均收入，難免會讓我們想到未來養老難的問題。

二、農村生育觀原因分析。

1、計劃生育觀。

今天的農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人們有了更多的積蓄來干別的事，但和城市人口相比，農村人口文化素質偏低，思想不夠解放，眼界不夠開闊以及農村傳統思想的病根，在計劃生育觀上仍存在嚴重問題。通過調查，接近90%的村民認為農村不該多生，在多數城里人看來，只有一個才不叫多生，但70%的村民認為農村家庭兩個孩子最好，尤其是一男一女，她們看來兩個并不為多。在對待農村生育與中國人口壓力的問題上，35%的村民肯定農村超生會增重國家人口壓力，應該嚴格控制農村計劃生育，只有嚴格符合條件的夫婦才可以生二胎，然而65%的村民給出他們的看法，認為國家人口壓力與農村無關，只要人家有能力撫養孩子，可以接受罰款就讓生育二胎。

組成部分，國家的發展關系著農民的衣食住行，農村的落后制約著國家的改革發展與創新。對中國而言，農村是其興衰的命脈。我國的資源總量并不少，但為何我們只能排在發展中國家的行列?顯然是人多!計劃生育是針對中國人口壓力大而制定的一項國策，我們應該積極響應號召，嚴格按照要求，有計劃的生育。

2、多子多福。

對你愿意生二胎這個問題我向所詢訪的幾十個人進行了調查，他們的年齡集中在25-40歲，結果分析，其中，大約78%的人暗示愿意生二胎，20%的人不肯生二胎，另有大約2%的人暗示，一胎都不想生。該查詢拜訪預示出了我國農村現階段主要育齡夫婦的生育觀念：大多的夫婦愿意生育二胎，少部分夫婦只愿生育一胎，極少部分夫婦不肯生育。而希望生二胎的大多集中在30-40歲。

這幾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觀念的改變等各種原因，我國也有部分大中城市逐步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國家雖然連續舉行計劃生育政策，但為了緩解國度老齡化趨向，在計劃生育政策的節制尺度上有所放寬，部分符合生育第二胎的夫婦開始考慮是否生育第二胎。而在農村許多生二胎的家庭并不是被允許的。

科學技術的發展、教育的發展，使婦女教育水平提高與生產率上升。這一方面使得生育成本上升;另一方面，農村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可能改變了小孩對于家庭中的消費屬性，因為某些地區生育的原因之一是婦女無事可做。生小孩來養就像城里人養狗、貓當作寵物一樣。有些人表示，多生個小孩現在家庭就可以多一份換了，以后老年時生活就會多一份保障。一些35歲以上的家庭表示，第一胎在外地讀書，一般男人也常年在外打工，婦女在家無聊，生二胎也可以說是為了有一個精神上的寄托。所以有些人寧愿違反政策規定，被罰款也要生二胎。

另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們觀念也發生了改變。人們認識到了在知識經濟時代重點是人的質量而不是數量。不僅要生孩子，更重要的是使子女得以良好教育，使其成才。生育成本越來越高，培養一個孩子，往往要支付各種費用。高額的生育成本使得父母必然放棄數量，轉而重視質量，也就傾向于優生優育。

3、重男輕女。

中國封建社會中，男主外，女主內。男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直接關系到個體家庭的經濟狀況乃至整個家族的興衰婦。而如今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婦女在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也顯露出了，于是，隨婦女解放運動的開展，男女平等地參與工作、參與競爭。尤其在今天，教育水平提高，婦女知識水平提高，男女地位進一步平等，于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育觀中，女兒也是傳后人。

所以現在大多數農村人的生育觀念大多也變為生兒生女不重要，關鍵在培養。能讓孩子從小受到好的教育，將來有出息，父母晚年才會有依靠。本次調查顯示，85%的被訪者在生育前是不知道孩子性別的。在現在的農村，重男輕女的思想已大大淡化了，87%的被訪者表示自己對孩子的性別不介意，但還有很小一部分人表示會介意，喜歡男孩子;不到一成的被訪者表示如果生的是女孩，會有失落，但也不會太介意。(稍有失落感的人群中，男性比例多于女性。)幾乎所有的被訪者都表示，不會因為生的是女孩就減少對孩子的培養和投入，因為對孩子的期望值是一樣的，將來孩子面臨就業壓力和社會挑戰也是一樣的。

農村居民對子女性別的偏好趨向平衡，一男一女是多數人理想中的家庭結構，但隱含著對男孩的偏好。誠然，在現代文明社會里，養兒防老的觀念是落后的。但是倘若在社會化養老程度低下，養老缺乏保障的情況下，人們不得不靠養兒去防老。而現在國家開始重視農村的養老問題，而且也在逐步地解決農村的養老問題。

育政策的實施之果，更與農村經濟發展息息相關，而城市則提供了農村觀念變革的現代意識之源和榜樣的力量。進入21世紀的今天，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農村的青壯年大批走出家門掙錢，外界的先進文化和超前思想也促成了農村育齡人員生育觀的轉變。城市的一些思想意識開始通過打工者的渠道，對農村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以來，經過30多年的努力，加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生育意愿和行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群眾的生育意愿與國家現行生育政策之間的差距大為縮小。從這次調查中，我們欣喜地看到，多年來，計劃生育國策的實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設的推行以及生育文明的倡導，不僅控制了人口數量，也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生育觀和撫育觀的進步，這其實也是農村走向現代文明的一大步。觀念和文化傳統的改變雖然通常比較緩慢，但它一旦形成，也將在很長的時間內發生效力。農村居民生育觀正在發生的變化，當然也是社會變化的結果，同時也提醒我們對未來農村人口和生活方式的變化要提前有所準備。

三、調查結果及描述性分析。

xx自1997年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以來，老年人口增長快，高齡化、空巢化趨勢明顯，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高。截至20xx年底，全省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1317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高于全國比例個百分點。預計到2020年，全省老年人口將超過1637萬，老年人口比例將達到%。80周歲及以上高齡老人、城鄉空巢家庭、農村五保老人、農村留守老人比例加大，他們中的多數人將逐步進入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狀態。

根據《xx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20條規定,有一個子女的夫妻,符合以下10個再生育條件之一,均可申請再生育一個子女.其中,非農業戶口的夫妻再生育條件有4個：

農業戶口的夫妻在以上4個條件的基礎上,再增加了4個條件：

二,夫妻雙方為農村居民,一方兩代以上都是獨生子女或男到獨生女家結婚落戶的;。

另有兩個條件沒有戶口限制：

一,雙方均為獨生子女或少數民族農村居民的;。

二,其他特殊情形申請再生育一個子女的,由市人口和計劃生育部門認定并報市人民政府備案.民眾對二胎政策的了解程度：

由此可見大多數民眾對二胎政策或多或少是有所了解的。城市居民被訪者愿意生二胎主要的原因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長，這是出于中國傳統的兒女雙全的思想，和自己時間和精力的考慮，其他重要原因還有經濟允許、減輕子女生活負擔和喜歡孩子等。農村居民被訪者中原因較為均衡，相比而言選擇養兒防老的更多。根據調查員的得詢問和調查，主要原因有：

城市居民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社保、退休金較為齊全，農村居民則不完善，所以他們認為養兒防老較為重要。

另外一個區別在于較少的農村居民被訪者會選擇經濟允許，主要原因：在農村消費支出較少，撫養孩子的代價較小。

由上分析可知二胎政策不宜全面開放，針對經濟允許的家庭，可以試行;全面開放后會加重家庭負擔，降低國民的素質水平。不符合國家的人才強國戰略。所以可以對經濟條件允許的家庭或地區試行允許生育第二胎，來緩解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的局面，減輕子女的養老負擔。更加完善農村地區的醫保、社保等建設，使其養老要得到保證后可試行二胎政策。

綜合以上三個方面得出的意見是：

經濟允許的家庭和地區試行開放第二胎，完善農村地區的醫保、社保建設后可開放二胎政策。

二胎政策是否開放，最終看的是這一政策是否確實有必要性，該政策的實施對我國的人口數量，國民素質，以及經濟的發展確實有積極作用。但是作為普通民眾，我們的出發點就僅僅局限于自己家庭和者周邊環境的考慮。從上圖我們也可以看出，男女都約有40%的人覺得國家應該出臺的二胎政策來降低或緩解我國男女比例的不平衡。還有25%的男性和29%的女性認為二胎政策的實施可以減輕下一代的養老壓力。還有較少比例的人群選擇開放二胎政策，因為他們認為人多了就可以增加勞動力，而且每個家庭有了兩個孩子才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長。總的來說，不管男性還是女性大多都希望自己有兩個孩子。

開放二胎所帶來的不好影響：當然開放二胎也會產生許多不好的影響，比如說人口壓力、經濟壓力還有家庭負擔等，其中經濟壓力大和家庭負擔重是最主要因素。

四、研究對策。

二胎政策更應該對哪些家庭開放：

現在我國已經從十一五規劃過度到了十二五期間。據全國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王玉慶說，目前計生部門正在考慮放開二胎政策，很多專家對此做了研究。放開二胎政策不會導致人口暴漲。他個人贊成逐步放開二胎政策。現在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如果第一個是女孩兒，政策允許生第二胎。這一政策可以在城市逐步放開。因為中國的老齡化問題比較突出，人口紅利也到了一定階段。王玉慶透露，目前計生部門也在考慮此問題，很多專家對此做了不少研究，他個人認為，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會放開。王玉慶認為二胎政策一旦放開不會導致人口暴漲。現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特別是本地常住人口。因為現在養一個孩子的成本高了許多，且年輕人的觀念也在發生變化。這也符合國際規律，生活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不需要政府控制，人口自然會下降。所以開放或者試點開放二胎政策的條件是允許的。因此二胎政策更應該對出生率較低地區的家庭、老齡化程度嚴重的地區家庭、夫妻中一方或雙方是獨生子女家庭開放。

就宏觀上看，在人口政策三十年這個重要節點上，產生的種種變化，意味著調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經來臨。而具體落實到每個家庭，在這個高消費的時代，人們的家庭收入水平與是否愿意生育二胎成為了又一大問題。的確，養孩子的經濟成本不容小覷，這不僅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表現明顯，在很多西方國家也尤為常見，據統計顯示，在美國，中等收入家庭撫養一個孩子到18歲成人的費用是291570美元。美國農業部發表年度報告說，它的這一估算考慮了通貨膨脹因素，但不包括孩子的出生費用和大學教育費用。那么在中國養一個孩子要多少錢?據媒體報道，從直接經濟成本看，0～16歲孩子的撫養總成本將達到25萬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則高達48萬元。估算30歲前的未婚不在讀的子女的總成本達到49萬元。孩子們花了多少錢?這是一筆苦中有甜的糊涂賬專家勉為其難推算大致費用。由此可見，人們的家庭收入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他們對是否開放二胎政策的看法，以及他們自己生二胎意愿，甚至是否有能力養一個孩子。當然不同層次收入的家庭，對是否開放二胎政策有不同的看法。

在實地調查中，我們發現超過7成的已婚人員在年齡上和經濟狀況上都要高于未婚人員，并且，較多已婚人員表示，由于社會壓力的不斷加大，父母工作節奏的提高，獨生子女的孤單感日益加重，而且在中國普遍本地人員外地上大學的情況下，可以減輕自己對孩子的思念之情。此外，有相當一部分人表示，有2個及以上的孩子可以有效地緩解孩子們的養老壓力。所以，如果政策開發及經濟條件的允許，55%的人員認為自己會選擇生育第二胎。而對未婚人員的調查中，由于本身人群的年齡較低，經濟狀況尚處于較低水平，接近6成的人員表示，在社會上再拼搏2~3年后才會考慮成家立業的問題，而鑒于目前的情況，暫時只打算要一個孩子。

結論：我們通過對不同性別，年齡，居住地，月收入，受教育程度民眾的調查與分析得出不同人群擁有1個孩子的比例都比較高，但如果在經濟條件允許下，大多數的男性和女性都希望擁有第二個孩子。而且大多數的男性和女性都希望擁有第二個孩子，并且認為可以先試點開放，然后全面開放。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十

公共政策作為“公共權力機關經由政治過程所選擇和制定的為解決公共問題、達成公共目標、以實現公共利益的方案”,其本質屬性是公共性。公共政策應該遵循如下公共性原則:第一,公有性原則,即公共決策權力應該歸社會公眾所有;第二,公治性原則,即公共政策應該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第三,公享性原則,即公共政策應該適用于其所要調整的所有對象;第四,公平性原則,即公共政策應該維護社會公平;第五,公益性原則,即公共政策應該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根本目標;第六,公開性原則,即公共政策應該具有開放性和透明性。但是,當我們對公共政策進行深入考察時卻發現,公共政策時常表現出與公共性相違背的特性,這便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對這些困境進行科學梳理,將有助于理順公共政策研究的思路,探明公共政策失效的癥結,進而加快我國公共政策科學化民主化的進程。具體而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困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公共政策主體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主體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環境中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執行、評估、監控、調整的個體和團體。其中,廣義的政府(即國家的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作為公共政策的法定產生者,在公共政策過程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是最主要的政策主體。傳統觀點認為,作為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制定和執行主體,政府是廣大社會公眾權利和意志的代表者,政府的公正與準確是一種固有的天賦,政府不具有自身利益。

然而,現實中政府的自利性卻是客觀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層次。第一,政府工作人員的個人利益。作為一種正式的社會組織類型,政府是由若干名政府工作人員組成的,而政府工作人員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人,他們也具有各種各樣的物質和精神需要,而這些需要也都期望得到滿足。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正是其個體需要和組織需要的相互作用,才保證了整個組織的正常運轉。當他們的個人需要以個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社會特性時,這種需要就轉化為了個人利益。由于他們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確追求自身利益,他們的自利動機受到了限制,從而迫使他們采用其他方式實現自己的利益,比如通過貪污受賄、挪用或占用公款等行為來實現自己的私利。第二,地方政府和職能部門的團體利益。任何政府都有職能部門和層級的劃分,這種劃分是組織規模擴大化和管理工作專業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確保各項職能正常運轉、組織目標順利實現的組織結構保障,但這種劃分在客觀上卻容易形成縱向上的層級斷裂、橫向上的部門交叉、整體上的條塊分割的行政格局,從而使得政府的不同層級、不同部門萌生不同的團體利益。例如,在經濟發展和投資格局中出現的地區產業趨同現象,地方政府對本地區資源、市場的行政保護現象,以及各部門為了維護本行業、本部門利益而人為設置市場障礙、防止外地區行業競爭進入等現象,都充分證實了地方政府和職能部門的團體利益的存在。第三,政府整體的機構利益。政府組織常常被人們設定為社會的公共組織,履行公共管理職能,是社會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實上,政府組織同樣擁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比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經濟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權等。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政府管理工作從社會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種特殊的專業化、專門化的工作,政府組織的自利性就越來越突出。因此,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體之一,也要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目前,各國政府的規模擴大化、部門支出的增長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擴張行為。

從理論上講,公共政策是為處理社會公共事務、解決社會公共問題而產生的,公共性是其邏輯起點;公共政策又以實現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最高目標,公共性是其價值終點;公共政策運行過程的各個環節都以公共性作為其基本的指導原則和標準。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質屬性。作為公共政策主體構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實現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體現。然而,為什么現實中的公共政策卻存在著與公共性相抵觸的自利性呢?現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論是無法對此問題作出科學解答的。于是,政策主體理論上的公共性和現實中的自利性之間的沖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公共政策目標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標是指公共政策主體針對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基于自身需要和社會提供的可能而設想出的一種希望狀態。依據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則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標應該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應該以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為根本目標。

關于公共利益,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目前,學術界對公共利益的定義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把公共利益和抽象的或實體的或理想的自然法規、正義、正當理由這一類的價值標準和規范聯系在一起,即將公共利益理解為一種合法利益、正當利益;二是把公共利益和個別人物的特殊利益或集團、階級的特殊利益聯系在一起,或與多數派的特殊利益聯系在一起,即將公共利益視為與個別人物、個別集團、階級的特殊利益相對立的多數人的利益;三是把公共利益與個人之間的競爭過程或集團之間的競爭過程聯系在一起,認為個人之間以及集團之間利益競爭的結果便是公共利益。公共選擇理論學者認為,社會上實際并不存在作為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目標的所謂社會公共利益。公共選擇學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阿羅在《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1951)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羅不可能性定理”。該定理闡釋了將個人偏好或利益加和為集體偏好或利益的內在困難。該定理指出:試圖找出一套規則或程序,從一定的社會情況下的個人選擇順序中推導出符合某些理性條件的社會選擇順序,一般是辦不到的。阿羅證明,簡單加法不足以在個人偏好中排出一個一致的共同次序,這些個人偏好本身也是根據不同的標準分類的。公共選擇理論的創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也指出:在公共決策或集體決策中,實際上并不存在根據公共利益進行選擇的過程,而只存在各種特殊利益之間的“締約過程”。因此,依據公共選擇理論的觀點,作為公共政策根本目標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那么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性自然也只能是一種虛幻的公共性,這顯然是和現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論研究成果相矛盾的。即使我們不認同公共選擇理論對公共利益的論述,僅從學術界對公共利益這一概念的定義的爭論中也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是一個很難把握的概念,它對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人員來說難于把握,它對于作為公共政策決策主體的政府來說更難于把握。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則要求將公共利益視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標,而公共利益本身卻是模糊不清、飄忽不定的。可以想見,在沒有回答到底是不是存在公共利益以及什么是公共利益這兩個基本問題的條件下,政府又怎能制定出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呢?現實中,政府官員制定和實施的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也僅僅是他們自己觀念領域中的模糊的公共利益,這種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官員個人價值觀的影響,不同程度地帶有主觀性和狹隘性。同樣,在既沒有證明公共利益的真實性又不能科學界定其內涵的前提下,政策研究人員又如何能夠對公共政策的公共性進行深層次的研究呢?于是,公共政策的虛無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之間的關系問題便構成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個理論難題,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三、公共政策問題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問題是指那些引起政府的關注并納入政府議程的社會問題。社會問題是指社會的實際狀態與社會公眾所期望的狀態之間的差距,也就是需要解決的各種社會矛盾。就其本質而言,政策問題是“思想作用于環境的產物,它們是通過分析從問題情勢里抽取出的要素。因此,我們所遇到的,是問題情勢而非問題,問題就像原子核細胞一樣是觀念的產物”。可以說,“問題不能脫離對它們進行定義的個體和群體而存在,也就是說,并不存在其內部和自身就構成政策問題的‘自然的’社會狀態”。只有當人們對改變某些問題情勢的希望作出判斷時,才能產生政策問題。可見,政策問題是被人們感知、覺察到的狀況,是與價值、規范和利益沖突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的主觀性。

當前,從政策制定的角度來看,公共政策問題的主觀性正在成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現實挑戰。任何時代和任何時期,都存在著一些需要重視和解決的社會問題,而作為社會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關注并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但社會上存在的問題為數眾多,紛繁復雜,而由于時間、能力和資源的限制,政府不可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而只能解決其中的一部分問題,政府應該解決哪些社會問題呢?這需要對各種社會問題進行選擇,也就是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首要環節確立公共政策問題。依據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則,公共決策權力應該歸社會公眾所有,公共政策應該由社會公眾共同參與,因此作為公共政策制定過程首要環節的公共政策問題確立過程,也應該在社會公眾的共同參與下來完成,于是公共政策問題的確立過程應該是社會公眾的選擇過程。然而在現實中,政策問題的確立過程,只是政府將必要的社會問題納入政府議程并將其轉化為政策問題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政府在諸多社會問題中進行選擇的過程,而不是社會公眾對社會問題進行選擇的過程。

政府對公共政策問題的選擇,歸根到底就是政府工作人員的選擇,這種選擇在本質上是一種主觀認定。由于政府工作人員的利益、信仰或價值觀不同,選擇的結果也就必然不同。對于同一問題,有些人看來非常重大,需要政府采取行動加以解決,而將其確認為公共政策問題,而另一些人則可能不以為然,認為沒有興師動眾的必要,而拒絕將其納入公共政策問題之列。于是,公共政策問題的主觀性可能會給政策制定帶來兩種直接后果,其一是社會公眾普遍關注的社會問題卻沒有被確立為公共政策問題,這無疑是對社會公眾民主權利的剝奪,是與公共政策的公有性、公治性原則格格不入的。其二是被確認為公共政策問題的社會問題并不是社會公眾最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這顯然是對政策資源的肆意浪費,既沒有真正代表社會公眾的意志,也不符合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質屬性,該屬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須準確界定公共政策問題,而公共政策問題的主觀性卻使公共政策問題的界定具有了一定的隨意性。因此,公共政策問題的主觀性在一定程度上沖擊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二者之間的矛盾便構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研究的又一困境。

四、公共政策價值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價值是指公共政策主體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所遵循的價值準則。公共政策具有各種不同層次的價值追求,效率和公平一直是政策研究人員最為關注的兩種價值。效率,是指人們在物質生產過程中所獲取的收益與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比值,即收益與成本的比值。作為公共政策價值的效率,主要是指對政策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是人們對社會運行狀態的一種帶有主觀性的價值判斷,包括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機會公平是注重規則的無差別性的公平,即在規則面前人人平等;結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異性的公平,即對不同的人實行不同的規則。作為公共政策價值的公平,可以理解為對政策資源配置合理性的判斷。

公共政策效率價值取向的存在,正在沖擊著公共政策的公平價值取向,進而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關于效率和公平之間的關系,我們不否認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統一,但就公共政策而言,我們所看到的更多的卻是二者之間的相互對立。效率與結果公平在終極意義上是“兩全”的關系,而在日常操作中,特別在微觀層次中,是“難以兩全”的關系。效率價值取向強調以盡可能小的投入獲得盡可能大的產出,提高政策資源配置的有效性,這就需要通過激勵性差別分配機制激活各種生產要素,以最大限度地激發每個社會成員的潛能。但是,社會成員之間的差別是客觀存在的,不同社會成員的先天稟賦和社會背景是不同的,因此這種激勵性差別分配機制必然會導致結果的差別,即強者會獲得更多的資源,弱者會獲得較少的資源,甚至喪失掉已有的資源。可見,從某種程度上講,選擇公平必然會妨礙效率,追求效率必然會損害公平。效率和公平之間的對立,直接導致了學術界對二者在公共政策價值體系中的先后次序問題的爭論。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效率優先論認為,公共政策應該強調效率的首要性,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才能更多地體現公平,不能因為公平的原因而傷害效率;以羅爾斯和德沃金為代表的公平優先論認為,公共政策應該以平等作為衡量分配是否公平的標準,在二者發生矛盾的時候,強調平等的最終目的價值;以阿瑟·奧肯為代表的公平與效率并重論認為,公平與效率同等重要,兩種價值在不同領域中占據著不同的位置。在社會和政治權利領域中,“社會至少在原則上把平等的優先權置于經濟效率之上。當我們轉入市場和其他經濟制度時,效率獲得了優先權。

效率和公平兩種價值取向的對立常常使現實中的公共政策面臨著兩種選擇,或者以暫時犧牲一定的公平為代價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或者以暫時犧牲一定的效率為代價實行“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原則。換言之,效率和公平的對立使公共政策方案選擇出現了機會成本問題,即一項公共政策只能以其中一種價值選擇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選擇了一個就意味著放棄了另一個。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須以公平原則為基本價值準則,而現代公共管理的效率性則要求公共政策必須以效率原則為首要價值依歸。效率與公平兩種價值取向之間的兩難選擇便成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又一公共性困境。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十一

今天在課堂上，看到一優秀學生上課又走神了，不知怎么回事，這段時間她經常走神，再聯想起這幾天她的作業質量嚴重下降，所寫作業經常張冠李戴，不是抄錯數，就是算錯數，不然就是答非所問，可以看出她在寫作業時應該與課堂上一樣，經常神游。于是下課后，問她同樣是當老師的父母為什么不幫她檢查一下作業？剛一問，她就淚眼汪汪了，哭出聲來:“爸媽打球鍛煉身體去了，根本都不關心她。”從她那里筆者了解到，她的父母為了趕上要二孩，正在積極鍛煉身體，準備要二孩，根本不管她，不愛她了，所以她非常難受。

這是一個不善于表達的孩子對于父母準備要二孩的真實想法，由于父母就這事缺少與她交流，或者是根本沒想過與她溝通交流，讓不善于言行的她只能把心目中的擔憂深深埋在心里，因為過度擔憂，以甚于造成極大的心理波動。

關于要二孩問題，網絡上也暴出不少關于孩子強烈反對父母要二孩的奇葩事件，如以死相逼，或是讓父母把家產先轉給他等。這種事離我們并不遙遠，如筆者一位同事的朋友家里就發生這樣的事：正在上初中的男孩對于他的父母準備要二孩的事，對他的這個媽媽是這樣說的：“現在我上初中住校了，你們在家閑著沒事做，想生個孩子來抱。如果你們真的生了，我就不回這個家了。如果你們只想閑著沒事做要抱小孩，那我以后生三五個小孩給你們抱個夠……”

對于孩子的這種過激行為，讓我們做父母的十分震驚：當我們還小時，父母要幾個孩子，我們何時有說不的機會，況且兄弟姐妹多，能做工的'人也多，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但換位想想：現在的孩子，1出生，就集多個家庭、多人的寵愛于一身，父母永遠是圍著他（她）轉，對于這種過度的溺愛，孩子只會認為這是父母應該做的，父母就應該為他（她）們付出這種愛，從來沒有想過要把這種愛分享給他人（弟妹）或與他人分享父母的這種愛。所以當父母要把這種愛分給他人時，很自然地接受不了，產生抵觸心理，或是做出過激行為威脅父母，或是憋在心中產生心理反應。他（她）們的這種心理激烈變化，在教育中，在行為上，在生活里已經逐漸顯露出來，給一線教育工作者增加了不少的負擔，讓我們非常擔憂。這種心理變化，不是開通幾句就能行，如果做父母的一處理不好，就有可能演變成社會的大事件。

對于現在的二孩政策，孩子們的心理反應很大，現在部分學生已經在校園的學習生活中顯露出來，筆者擔心，如果父母與孩子們溝通不好，將會演變成社會的一大問題，這是我們應該擔心的。筆者建議，急于要二孩的父母們，要注意多與子女溝通交流，慎重要二孩，以免鑄成大錯。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十二

眾所周知，中國是人口大國，為控制人口的增長，我國于1980年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數量因此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逐漸出現了老齡化嚴重、人口結構斷層的問題，我國又于20xx年開始實施“全國二孩政策”。

這一政策出臺后，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而在這些反對的人中很大一部分是獨生子女。全面二胎政策出臺后，很多父母想要再生一個孩子，希望當自己老了之后，孩子可以有個依靠，不至于孤苦伶仃。可是這原本非常好的想法，到了孩子那里，卻似乎行不通。有網友爆出家中孩子因此哭鬧不停，甚至說出“你再生一個，我就”等令人發指的言語。因此引起了眾多網民對“二胎到底該不該生”的熱議。

在此，我個人意見是二胎政策應全面落實，實施。

我也是千千萬萬獨生子女中的一員，所以我深知那些天真的`小朋友們想法：害怕父母再生一個弟弟妹妹，原本屬于自己的愛就會被分走，甚至父母就不愛自己了。對此，我認為這種顧慮是完全沒必要的，父母的愛是最無私最偉大的，我相信每位父母生了二胎之后，不僅不會減少對自己的愛，反而會更加關注自己的成長。

每個擁有二胎的家庭中的孩子，我相信都會擁有一種獨生子女所沒有的美好品質———謙讓。現如今，很多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家中所有長輩的關注焦點都在那一個孩子身上，因而有了不讓做任何家務，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等過分溺愛的行為，培養了一批以自我為中心、自私、自利的祖國花朵。請問這樣的溫室中的花朵該如何步入社會？如何挑起振興國家的大梁？如何讓中國屹立于世界之巔？從這方面來說，再生一個孩子顯得尤為重要，使孩子樹立自己不是全世界的重心，地球離了誰都會轉下去的觀念，變得更加堅強。

擁有第二個孩子的父母，也應該對兩個孩子一視同仁，比如嬰兒吃的奶粉，如果大的孩子想吃，雖然知道他吃了并沒有意義，但請不要拒絕他的請求，避免產生爸爸媽媽對弟弟妹妹比對自己好的認識。我相信，他說他想要吃，只是想要知道父母是否還重視、愛自己，過段時間你讓他吃他都不會吃了，因為目的已經達到，沒必要再吃那些不適合自己的食品。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十三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十四

2010月，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全面二孩將于1月1日起正式實施。放開全面二孩，實際放開的是一個合共3000億元的母嬰市場。目前每年1700萬左右的出生人口，按照”單獨二孩”第一年的申請比例和最終實際出生人口來判斷，”全面二孩”后新增年出生人口在300萬-800萬之間，預計出生的總人口在萬-2500萬之間。每年這些嬰兒可貢獻消費750億元，民間和政府年額外投資2250億元，合共3000億元。

10月，育兒網聯合領先的市場研究公司-央視市場研究(ctr)共同發起二胎調研，共有35308個媽媽*參與調研，并歷時3個月研究分析，發布《二胎時代洞察報告》，報告透過大數據深度洞察全面二孩時代的媽媽人群，解析一胎媽媽的二孩計劃、二胎媽媽的現狀和行為習慣，為全面二孩時代的媽媽人群重新畫像，為母嬰品牌取勝市場提供營銷與決策參考。

二胎媽媽面臨母嬰產品品牌的重新選擇。

報告發現，7成一胎媽媽想要二胎，其中又有超過7成的媽媽計劃在3年內要二胎，全面二孩政策的出臺和正式實施，將更進一步促使一胎媽媽”想要二胎”成為”有二胎”。

另一方面，在現有的二胎家庭中，近4成家庭的2個孩子年齡差在4歲以上，多數一胎母嬰用品已不具備再利用價值，二胎媽媽直接面臨母嬰產品品牌的重新選擇。而有意向在1年內要二胎的一胎媽媽中，大孩年齡集中在3-6歲，意味著1年內她們將和二胎媽媽面臨同樣的選擇。

而”小孩子用大孩子的”傳統在新時代媽媽的二胎用品選擇中已不再占據優勢，56%的媽媽認為，雖然大寶的東西可以繼續使用，但還會為二寶買比較多屬于他自己的東西。

可以看出，二胎媽媽大舉進場，母嬰市場利好，新舊母嬰產品品牌都有機會被翻牌。品牌需要在產品定位、營銷形式、品牌溝通、營銷渠道上對二胎媽媽再行觀察，投其所好，取勝市場。

二胎媽媽更傾向高性價比產品品牌。

有了養育一胎的經驗，71%的二胎媽媽認為她們在養育二胎時和一胎是有不同的，表現在選購母嬰用品上，53%的二胎媽媽在選購二胎用品時，與當時選購一胎用品的重視點有不同。她們不再那么緊張二胎吃穿用行的產品，更傾向性價比高的商品，重視口碑，更重視自己的判斷。

而在對不愿意要二胎的一胎媽媽調查中發現，經濟和精力是最主要的制約因素，也從側面反映出高性價比產品對二胎媽媽的吸引力。

相對養育一胎時零經驗的新手媽媽狀態，有經驗的二胎媽媽”心更大”了，選購用品更多是為滿足寶寶實際使用需求。二胎媽媽對母嬰用品附加價值要求的'降低，實際是對產品性價比要求的提高。高性價比的產品定位，將更受二胎市場歡迎。

二胎媽媽心理變化，品牌攻心計可多管齊下。

報告顯示，和一胎媽媽相比，二胎媽媽的心理在多個方面已不盡相同，品牌在營銷形式的選擇上，可以使用不同的攻心計。

一、不愿孩子孤單，認為孩子需要更多陪伴。報告顯示，32%已有二胎及有意愿要二胎的媽媽們要二胎的首要原因，是認為獨生子女太過孤獨。從另一個方面來說，讓孩子從小有陪伴，是現代父母的迫切需求。對品牌來說，無論是對一胎還是二胎家庭，營銷形式都可以選擇傳遞更多的陪伴意義。對一胎家庭傳遞的陪伴意義，可以側重家庭之外的孩童社交，如多個家庭共同參與的親子活動聯誼，對二胎家庭的陪伴意義，則可以側重家庭之內的二孩相處。

二、崇尚科學育兒，需要更多專業指導。在問及育兒意識時，92%的媽媽認為，育兒應該與時俱進，不太接受傳統的育兒方法，她們在育兒上親力親為，認為自己更能科學/合理地照顧孩子。對品牌來說，建立專業的品牌形象，能給媽媽提供專業的育兒指導的營銷形式，雖然保守，也能觸及媽媽們的心理需求。

三、心理上更自信了，需要更多肯定與贊同。二胎媽媽心理上最大的轉變，是基本脫離一胎新手媽媽的狀態，育兒更有自己的想法了。56%的二胎媽媽認為有了照顧大寶的經驗，相比外界的口碑或建議，再給二寶選擇商品的時候會更重視自己的判斷。品牌并非要因此輕視口碑或達人專家效應，而是可以在此基礎上，對二胎媽媽的各種選擇，表達對二胎媽媽的肯定與贊同，以此獲得二胎媽媽的好感與認同。

四、重心更轉移家庭，需要更多家庭關懷。56%的媽媽有了孩子之后不再工作，將生活重心放在家庭上。她們認為有條件的話，愿意全職在家照看孩子，不惜放棄個人的時間、事業或愛好。30%的媽媽仍是全職工作狀態，對比一胎和二胎媽媽們，我們發現：一胎媽媽全職工作的比例比二胎媽媽高出51.91%。二胎媽媽重心更轉移家庭，家庭任務更重，但也相對職場媽媽擁有更多可支配時間和家庭消費決策權。品牌對二胎媽媽的家庭關懷，如輔助媽媽高效平衡二胎家庭任務，更能獲得二胎媽媽好感。

二胎媽媽人際變化，品牌溝通需選對圈子。

品牌常常通過形象代言人或目標媽媽群體所在的圈子與媽媽們進行品牌溝通，對此，報告對二胎媽媽在育兒網站、qq或微信的媽媽群及現實生活的圈子做了調研分析，在這三個不同平臺、同領域的偏好習慣上，二胎媽媽最喜歡與最常駐留的圈子依次是a.有共同話題的圈子;b.與二寶年齡相仿的孩子的媽媽組成的同齡圈;c.與自己年齡相仿的媽媽們組成的圈子。

報告顯示，82%的二胎家庭中，二胎的年齡在2歲以內，74%的二胎媽媽年齡在25-34歲之間，品牌可以選擇在與品牌有交集的媽媽話題圈中，通過使用二胎年齡2歲且自身年齡在25-34歲之間的媽媽們，為品牌做長效溝通。

二胎媽媽觸媒變化，母嬰類網站及app更受寵。

數據顯示，81%的媽媽每天瀏覽母嬰網站的時長超過15min，其中每天瀏覽60分鐘以上的媽媽占35%;而76%的媽媽每天至少打開一次母嬰app，其中29%的媽媽每天打開母嬰app6次以上，54%的二胎媽媽一天至少打開母嬰app2次以上。在媽媽們使用母嬰網站和母嬰app的目的中，排名前3依次是瀏覽知識、互動分享與提問解答，她們在網上進行互動分享與提問解答時，最關心最常做的是向其他媽媽們、專家尋求有關育兒經驗的意見。

品牌在選擇營銷渠道時，不僅需要考慮媒體平臺的選擇，更需要細化到板塊的選擇，母嬰網站與母嬰app的知識、互動活動與問答板塊，更具有曝光優勢。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十五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十六

為進一步督促強農惠農政策在我縣的貫徹落實，更好地促進全縣農業經濟快速發展、農業增產、農民增收，根據縣人大會20xx年監督工作計劃，縣人大會調研組于11月22日至30日，深入到縣直有關部門和部分鄉鎮，采取聽匯報、召開座談會、實地察看等形式，對我縣強農惠農政策落實情況進行了調研。

近幾年來，隨著中央對“三農”工作的高度重視，先后出臺了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全縣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堅持以人為本，以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為統領，采取切實有效措施，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出臺的各項強農惠農政策，確保了各類強農惠農資金落實到位，有力地促進了全縣農業經濟快速發展，農民持續增收，農村社會和諧穩定。

（一）農村土地政策落實情況。

近年來，全縣各級政府及農業主管部門嚴格按照省、市有關文件精神要求，認真開展土地承包證的換發和補發工作。全縣14個鄉鎮（場）、1個園區、158個村委會，1424個村小組，47758戶農戶，總承包面積畝，其中旱地面積畝。目前，全縣共簽訂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合同44144份，占應簽合同的；全縣共換發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33250戶，占總農戶的70%。調研了解到，我縣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都是按照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在農戶與農戶之間進行口頭協商流轉，未出現在承包期內違法收回承包地和違法違規征占農村土地等情況，農村土地承包運行總體情況良好，土地承包經營權穩定，為我縣農業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強農惠農資金管理使用情況。

20xx年以來，全縣強農惠農資金總計萬元。其中，20xx年萬元，實際撥付使用萬元，尚有萬元地方配套資金未到位；20xx年萬元，實際撥付使用萬元，地方配套未到位194萬元，農村公路資金萬元未下撥，結余萬元為項目尚未實施；20xx年9月底萬元，實際撥付使用萬元，結余萬元為項目尚未實施）。資金來源：20xx年中央萬元，省萬元，市萬元，縣萬元；20xx年中央萬元，省萬元，市萬元，縣萬元；20xx年截止到9月底中央萬元，省萬元，市萬元，縣萬元。具體分類使用情況為：

1、扶貧開發資金。20xx年安排萬元，其中縣級配套萬元未到位，實際撥付使用萬元；20xx年安排萬元，除賬戶結余萬元外，其余全部使用到位；20xx年實際撥付使用萬元，結余在財政專戶萬元。

2、糧食直補和綜合直補資金。20xx年兩項資金共萬元，全部發放到位；20xx年兩項資金共萬元，實際撥付使用萬元，結存在縣糧食直補專戶萬元，預留用于廖坊水庫移民要求增加糧食直補。通過自查，已將違規資金萬元繳入鄉財局涉農專戶。

3、新農村建設試點直接統籌資金。20xx年萬元，20xx年311萬元，20xx年9月底萬元，均全部使用到位。

4、農業綜合開發土地治理項目資金。20xx年、20xx年分別為萬元、萬元，均已撥付使用到位，20xx年9月底為356萬元，實際撥付使用100萬元，結余在財政專戶256萬元。

5、水稻良種和油菜種植補貼資金。20xx年以來水稻良種補貼資金共萬元，油菜種植補貼資金萬元，均已全部撥付發放到位。

6、能繁母豬飼養補貼資金。20xx年萬元全部撥付發放到位。

7、小型農田水利建設專項資金。20xx年以來共安排資金萬元，全部撥付使用到位。

8、農村沼氣項目資金。20xx年萬元，其中撥付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使用64萬元，撥付農業局實施項目萬元，結存財政專戶萬元；20xx年9月底為112萬元，由于項目尚未實施，全部結存在財政專戶。

9、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資金。20xx年以來金藍領工程資金共安排萬元，陽光工程培訓資金萬元，除縣配套7萬元未到位外，其余全部撥付到位。通過自查，已將違規資金萬元繳入鄉財局涉農專戶。

10、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20xx年、20xx年分別為萬元、57萬元，全部撥付使用到位。

11、退耕還林補助資金。20xx年下撥退耕還林糧食補助資金840萬元和退耕還林工程建設資金20萬元，20xx年下撥退耕還林糧食補助資金258萬元，全部撥付到位。以上資金通過自查，已將違規資金萬元繳入鄉財局涉農專戶；20xx年現金補助80萬元，20xx年現金補助萬元均已撥付使用到位；20xx年9月底種苗補助資金50萬元，由于林業部門尚未提供種苗補助方案，全部結存在財政專戶。

12、自然災害救助資金。20xx年、20xx年分別為萬元、286萬元，其中撥付各鄉鎮萬元，撥付民政局萬元，財政專戶結存11萬元，以上兩年資金通過自查，已將違規資金萬元繳入鄉財局涉農專戶；20xx年9月底339萬元，實際撥付232萬元（通過“一卡通”方式發放119萬元），財政專戶結存107萬元。

13、農村飲用水安全工程資金。20xx年216萬元，除省、市、縣三級配套萬未到位外，其余萬元全部撥付使用到位；20xx年353萬元，其中省、市、縣三級配套194萬元未到位，實際撥付使用159萬元；20xx年9月底資金為萬元，全部撥付至水利局農飲工程專戶，已使用萬元，專戶結余萬元。

（三）建立健全落實強農惠農政策配套措施情況。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十七

二胎政策調研報告（專業18篇）篇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