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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人員演講稿檢察演講稿題目實用篇一
http:/// 來源： 深圳市人民檢察院
對檢察人員進行科學的分類，是對檢察人員實行科學、有效管理的基礎。檢察機關恢復重建以來，由于對檢察人員實施分類管理工作重視不夠，檢察官隊伍過于龐大，這其中既有不在檢察業務工作崗位上的行政人員，也有雖在檢察業務工作崗位上但從事輔助性工作并不行使檢察權的輔助人員。檢察官隊伍人員龐雜、隊伍臃腫、素質良莠不齊、檢察輔助人員相對萎縮的問題，嚴重影響了檢察工作開展，也不利于管理，目前它已成為妨礙深化檢察機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瓶頸”。
《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下稱《檢察官法》）的頒布施行，特別是2001年對《檢察官法》的修訂，專門提出要“制定各級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在人員編制內員額比例”，其本義就是要對檢察人員實行分類管理，精簡檢察官隊伍，提高檢察官的整體素質，使檢察官真正成為檢察權的主體，以加快檢察官隊伍的專業化進程。高檢院在1999年和2000年先后出臺的《檢察工作五年發展規劃》、《檢察隊伍建設三年規劃》和《檢察改革三年實施意見》中都提出了要對檢察人員實行分類管理。對檢察人員實行分類管理，是深化檢察機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是實現對檢察人員科學管理、建設高素質、專業化檢察人員隊伍從而提高檢察效能的客觀需要。
一、檢察人員分類現狀及其弊端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促進了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隨著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建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整體素質有了較大的提高。但是，國家機關專業化進程相對滯后的問題日益突出。其中，有操作層面的原因，也有制度層面的原因；有管理上的原因，也有管理基礎的原因。檢察人員參照公務員制度管理，簡單分為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兩個序列。即使《檢察官法》的實施使檢察官的職業特征日益彰顯和強化，制約檢察效能的主要矛盾——體現機關職權高度集中這一屬性的、具有實質意義和決定意義的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分類制度與檢察人員專業化進程之間的矛盾——依然很突出。從橫向上看，檢察人員似乎已經按照工作性質進行劃分，如檢察官、技術員、書記員、司法警察、檢察行政人員等等，但這種分類制度形式的意義大于實際意義，甚至只停留在形式意義上。從縱向上看，檢察人員似乎也劃分為各種職務層次（職級），但這種劃分也存在生搬硬套行政職級帶來的諸多問題。
（一）檢察人員混崗，難于實現人員分類管理的價值。一是名義上的混崗。名義上的混崗是指名義上具有某種職務實際上是另一種職務。據有關統計數字顯示，全國檢察官占檢察人員總數近80%，其中綜合部門與技術部門占22.3%；書記員占檢察人員總數約10%，其中，綜合部門和技術部門占30.2%；司法警察混崗情況也非常突出。以檢察官為例，檢察官的職務內涵和外延不一致，不管是否行使檢察權均成為檢察官。混崗使檢察官的數量膨脹，制約著檢察官素質的提高，使真正行使檢察權的檢察官對自己的工作缺乏認同感，缺乏職業榮譽感和獻身精神；什么人均能當的檢察官使檢察官的專業化、職業化進程舉步唯艱。二是實際上的混崗。實際上的混崗是指名義上不具有某種職務而實際上履行該種職務。檢察員、助檢員、書記員、司法警察的工作職責界限不清。助理檢察員本應是主業檢察官助理、副業偶爾為代理檢察員，卻以代理檢察員為常業，檢察員和助檢員職權特征模糊不清，混崗是自然而然的（見下文的有關論述），當然難于實現設置助理檢察員的價值。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全國檢察機關的書記員占檢察人員總數不到10%；業務部門的書記員與檢察官之比約為1：10；有些檢察院甚至沒有書記員。檢察官與書記員員額倒掛的比例已經影響到檢察權的正常運行。長期缺乏書記員，檢察官不得不在諸如復印案件材料、告知被告人家屬、訴訟文書歸檔等事務性工作上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難于在事實、證據的把握、案件的定性等主要方面做深做細，影響辦案效率和案件質量。書記員的設置未能達到預期目標。同樣，多種因素造成司法警察的人員比例過低，檢察官也經常干司法警察的工作。如檢察官在查詢案件相關資料、查尋有關證人、訴訟文書送達和執行強制措施等方面行使了司法警察的多項職能。
（二）檢察官之間的檢察權配置不合理。由于現有的法律只籠統地規定檢察官行使檢察權，對檢察權在檢察長、副檢察長與檢察員之間的配置并不明確。各地習慣的做法是，根據法律的精神，檢察長行使檢察權，副檢察長受檢察長的委托行使某一方面的檢察權，廳處科長受檢察長的委托行使檢察審核權，檢察員受檢察長的委托主要行使檢察建議權和執行權，如公訴人建議批準、決定逮捕、起訴、變更強制措施，偵查人員建議和執行調查取證、強制措施、移送審查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等等。而具有職權本質特征的或者說具有實質意義的是檢察決定權和批準權。從這個意義上說，檢察長、副檢察長才是名副其實的檢察官，其他業務部門的檢察員實際上成了輔助人員。這一制約檢察官專業化發展的弊端是顯而易見、有目共睹的。
1、檢察權與行政權的顧此失彼，不利于分權制衡。從管理科學的角度來權重，作為機關領導的檢察長、副檢察長主要是進行行政管理，而將大部分的檢察權授予檢察員來行使，形成分權制衡的格局。但現實正好相反，機關領導行使檢察權，消耗了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而檢察員實際上不行使檢察權成為其輔助人員。因此，不但領導的行政管理職能弱化，而且因其中一方不行使權力使制衡顯得蒼白無力。檢察機關領導權力結構不合理：其檢察權力比重過大，往往使檢察決定與決定前的審理相分離，決定缺乏科學性，助長了官僚主義作風；同時，其行政管理權力弱化，權力比重小，導致分權制衡機制缺失，不利于廉政建設。
2、案件的層層報審與案件時效性的矛盾，不利于司法的效率價值。通常，案件要經過承辦人員、辦案組長，主管副廳、處、科長，廳、處、科長和分管副檢察長甚至檢察長、檢察委員等多個審查、審核、審批環節，層層報審、層層匯報、層層請示，時間較長，而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對訴訟時限作了嚴格的限制。因此，傳統低效率的行政式的檢察內部案件報審制與現代司法規律和檢察特點（即檢察官在國家或檢察長的授權范圍內獨立適用法律行使檢察權）格格不入，難于適應人少案多的形勢，往往造成重復勞動和案件超期，尤其在經濟發達的地區。
3、案件的層層報審與辦案責任制的矛盾，不利于司法的公正價值。案件層層報審、集體負責，表面上多了幾道關，實際上各個審閱人員往往由于案件太多而無暇應付，或者不是自己承辦而不細致閱卷。一方面無形中助長了承辦人員的依賴心理，另一方面各個審閱人員窮于應付或疏于閱卷而難于實現層層設關保證質量的初衷。案件辦理成功歸集體，案件出了問題難以歸責，權責不明，錯案追究制很難得到落實，不利于發揮辦案人員的主觀能動性,不利于強化辦案人員的責任心，不利于提高辦案質量，不利于檢察官隊伍高素質、專業化。
（三）職級與職責錯位現象普遍存在。不同職級做相同職級的事，相同職級干不同職級的活；高職務做低職位的事，低職務干高職位的活。一是在同級檢察機關，把副檢察長職務劃分為兩個職級，檢察員則是兩個以上職級;同時副檢察長和檢察員的職級出現交叉(如地市級檢察院和縣級檢察院的檢察員就有與副檢察長相同的職級)。如此，承擔同樣檢察職責的同一職務，此時又變成了兩個或兩個以上職級。既然不是同一職級，其職責就不應當是同樣的，也就不應當是同一職務。而承擔不同職責的兩個不同職務，又變成了同一職級。既然是同一職級，其職責就應當是同樣的，就應當是同一職務。二是在相鄰上下級檢察機關，其檢察員的職級也出現交叉(如最高人民檢察院與省級檢察院、省級檢察院與地市級檢察院、地市級檢察院與縣級檢察院的檢察員之間均出現不同幅度的職級交叉)，情況類似同級檢察院的情況。三是在一些特別規格的行政區域內的檢察機關，檢察院要與所在地方的政府行政規格相適應，檢察官的行政職級往往高于其他檢察權力級別相同的檢察院，甚至于高于上級檢察院。因此，明明在法律職責上是兄弟關系的，從行政職級的角度看卻成了父子關系，或成了爺孫關系;而在法律職責上是父子關系或爺孫關系的，從行政職級上的角度看卻成了兄弟關系；甚至在法律職責上是父子關系或爺孫關系的，從行政職級上看卻互相換位成了子父關系或孫爺關系。顯然，出現了一種職務關系上的“ ”式的錯位現象，造成了在檢察系統內部領導與被領導關系、職務層次關系的扭曲和混亂。這顯然與法律不符，從職級劃分的原則上講也是荒謬的。
（四）同工不同酬，同酬不同工的現象普遍存在。職務關系上的“ ”式的錯位現象導致同工不同酬（只指職務工資）、同酬不同工，甚至工酬倒掛。同是檢察員，工作性質、難易程度、責任大小都一樣，但因行政職級不同，其職務工資差別很大；甚至，在法庭上和被告人、律師唇槍舌劍的公訴人與機關值勤人員相比，工作難易復雜程度相差懸殊，卻可能享受相同或不如的待遇。檢察官按照行政機關職務層次劃分職級，法律所規定的檢察官職務自身所構成的職務層次并不能直接決定其因履行公務應當享受的工資及其他政治生活待遇，“行政職級”才是確定檢察官工資及其他政治生活待遇的依據。譬如:1985年和1993年兩次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檢察官并不是依據國家權力機關任命的檢察官職務確定職務工資，而是依據按照干部管理權限確定的行政職級確定職務工資，并依據行政職級確定級別工資(1993年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結構包括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基礎工資和工齡工資)，形成了履行工作職責與享受待遇“兩張皮”。而檢察官的工作與科長、處長、廳長的工作本不屬于同一種性質的工作，工作責任輕重很難比較，卻要執行同一個工資標準;本屬于同一種性質、同一職務的檢察官卻又因行政職級的不同執行不同的工資標準，反之，本屬于不同職務的檢察官卻又因行政職級的相同執行相同的工資標準，這明顯地與我國工資制度貫徹“按勞分配”（“同工同酬”）的基本原則相悖。
(五)檢察人員擠“官”字、“長”字獨木橋。在現有檢察人員的職務層次架構下，強化了“官本位”觀念：一是“官本位”取代了“案本位”。由于上述這種以行政職級論高低的報酬機制，以及職務與職責相分離的晉升機制，往往使得檢察官的注意力偏離了履行檢察官職責這個本位目標，調動了全部注意力謀取行政職級的晉升，“案本位”必然成了“官本位”。二是檢察官還設法擠“長”字獨木橋。雖然檢察官已經成為專業職務，但長期以來高職級的職數多配置在“長”的位置上，檢察官專業發展空間相對較窄，檢察官改道往“長”上擠。三是書記員除了擠進檢察官系列，別無選擇。現有分類制度中的類別和職級設計決定了書記員實際上不是獨立的序列而是依附于檢察官序列，處于該序列的底端，成為準檢察官或檢察官的必然的后備力量。書記員參照檢察官的條件招錄，經過一定年限和通過司法考試即被任命為檢察官；書記員在檢察官以下配置最低的職級，自身的職業發展空間極小，況且，檢察官是無員額限制的。因此，其發展方向必然是檢察官，其職位注定成了臨時性、過渡性職位，其注定不可能安心書記員職位，必然視自身的工作為過渡，想方設法擠身檢察官隊伍。四是其他檢察人員也因為檢察官較之其他職位的行政職級配備高，也紛紛向檢察官隊伍中擠。此外，即使現在檢察官等級沒有和待遇掛鉤，檢察人員多數希望保持或擁有法律職務，以便檢察官等級一旦與待遇掛鉤時，自己能得到實惠。這樣，形成了檢察官擠“長”字獨木橋、其他檢察人員奔檢察官序列的局面——帶“長”的職位成了火爆的競爭職位，檢察官職務演變成為其他檢察人員解決行政職級的“橋梁”和“唐僧肉”。
二、人員分類制度上的深層次原因
檢察機關在管理上出現諸多問題的原因，有多種說法，有些說是用行政管理的方法管理檢察人員，有些說用單一的干部管理方法管理所有人，有些說用單一的管理行政業務的方法管理檢察業務等等。首先，用行政管理的方法管理檢察人員的問題是偽問題，對人的管理就是行政管理。實際上，在國家權力中，行政管理是就對社會的立法管理、司法管理、軍事管理等等而言的；在檢察機關，行政管理是就檢察管理而言的。檢察機關的行政管理屬于內部行政，派生于檢察長的權力，是維護檢察權正常運行不可或缺的。其次，認為用單一的干部管理方法管理所有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單一的干部管理方法管理所有人是類別不清、重視了管理對象的共性忽略其個性的必然結果，源頭在于分類制度，而不是管理方法本身。再次，用單一的管理行政業務的方法管理檢察業務，也過于籠統。檢察權與行政權的行使的確是有區別的，如，檢察權的行使強調尊重檢察官個人判斷和流程監督；行政權的行使強調集體創制和層層報審。但行政機關的業務管理與檢察機關的業務管理均屬于專業管理，不存在本質的差別。當然，檢察機關管理上出現的問題有些屬于管理基礎問題，即人員分類問題，如對各類檢察人員質和量的科學規定的缺失；有些屬于歷史遺留的管理環節自身的原因，如《檢察官法》頒布以后，綜合行政管理人員，或者仍然保留檢察官身份，或者被設法任命為檢察官。下面重點分析人員分類制度。
（一）檢察人員橫向類別劃分不科學。在國家干部人事制度框架下，檢察人員的橫向職位類別停留在模糊的概念上，類別特征沒有從制度上加以界定，無論是大“干部”時代還是“泛公務員”（適用和參照適用《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的政府公務員以及其他機關的干部）時代，檢察人員類別特征均是模糊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下稱《公務員條例》）對公務員的分類是很獨特的，只有職務分類，沒有職位分類，即只將我國公務員按照職位的職責性質粗分為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兩大職務序列，沒有遵循職位分類的原理和國際通例按照職位的工作性質將我國公務員加以細分。《檢察官法》實施以來，情況有了改進，如獲得檢察官資格的初任考試和國家司法考試，提高了檢察官的準入資格條件。但其他配套的制度沒有跟上，如關于檢察官職位的設置辦法、檢察權的配置辦法、檢察官員額比例的管理規定（包括檢察官與轄區人口的員額比例，檢察官與其他檢察人員的員額比例）、檢察官的職務層次的設置辦法、檢察官的遴選制度等等。因此，在分類和管理的各個環節上，檢察官主體上參照適用、其他檢察人員全部參照適用《公務員條例》，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類別特征模糊問題。由于類別不清，尤其是哪些職位是行使檢察權的職位，即檢察官職位，應當由檢察官來擔任，無統一的質和量的標準，受利益的驅動，任意解釋和擴張行使檢察權的檢察人員即檢察官的范圍，從而導致各類檢察人員混崗現象突出，員額比例失控；導致檢察官數量膨脹，書記員、司法警察數量相對萎縮。不管是名義上的混崗還是實際上的混崗，表面看起來是管理層面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分類層面的問題，是檢察人員類別質和量規定性的缺失。因為，分類制度的功能不只是被動地識別各類人員的工作性質和職務的高低，更主要的是主動地為人員管理提供法律依據，如為各類檢察人員的選拔任用、職責配置等提供依據，即對檢察人員做質的規定，為檢察人力資源的配置提供人員的結構比例（或員額比例）依據，即對檢察人員做量的規定。換言之，在分類制度的設計中，不服從司法規律、根據檢察特點對各類檢察人員進行質的區別從而進行質和量的規定，管理就只能停留于檢察人員或泛公務員共性的表層。對檢察人員質的規定固然重要，但量的規定直接影響到檢察人員的質的內容，如檢察官與檢察輔助人員的比例失調，直接影響到檢察機關實現結構功能的最大化。
（二）檢察人員縱向層次劃分不合理。縱向層次劃分不合理突出表現在六個方面：一是套用國家行政機關職務層次劃分檢察官的職級，按照檢察院所在地方的政府行政規格配置檢察官的職級，檢察官的職級關系得不到真實的反映，職級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二是職務的縱向劃分與職能的縱向分解不是同構的、同一的，職務可以脫離職權職責和難易程度而存在，職級的功能被異化和虛化；三是高職級職數配備不合理。各級檢察機關高職級職數絕大部分配在“長”字職位上。不論檢察官，還是其他檢察人員，為了達到晉升的目的，不得不擠“長”字獨木橋；四是書記員擠“官”字獨木橋。在檢察工作中起輔助作用的書記員序列局限于最低層次，職業階梯太少，發展空間太窄，處于不穩定、發育不良和相對萎縮狀態。五是級別的管理功能弱化。職級與級別的交叉對應幅度不大，職級取代級別的很多管理功能，職級的晉升比級別的增長實惠，導致檢察人員熱衷于晉升職級。六是檢察官等級與現有公務員級別在功能上幾乎無差異。在級別以外，檢察官還實行等級制度，雖然現在檢察官等級處于空轉狀態，或者說其利益內容不確定，但對其利益的期盼，也是檢察官數量膨脹的因數之一。
（三）檢察官內涵的現實滯后。《檢察官法》規定，檢察官是依法行使國家檢察權的檢察人員，但現實中關于檢察官內涵的觀念過于陳舊，滯后于法律的規定。檢察權過于集中在領導職務上，成為檢察官專業化、職業化、高素質進程的“瓶頸”。領導職務是指在各級機關中具有組織、管理、決策、指揮職能的職務，非領導職務是指在各級機關中不具有組織、管理、決策、指揮職能的職務。這種權力配置的模式，在檢察官素質相對較低，國家法治化、檢察官專業化程度不高的年代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隨著檢察官專業素質日益提高，其弊端日益突出。領導職務與非領導職務檢察官之間的檢察權配置背離《檢察官法》，領導職務職權過于集中，一方面形成層層報審、層層匯報、層層請示、集體負責卻又無人負責的權力運行怪圈；另一方面又挫傷了大多數非領導職務檢察官的積極性。檢察機關大量的工作要靠擁有非領導職務的檢察官去承擔，他們大多數卻不能在授權的范圍內獨立行使檢察權（主訴、主辦檢察官除外），即只有檢察建議權、執行權，沒有檢察批準權、決定權，一切依靠領導拍板和承擔，其主觀能動性得不到充分發揮，專業化、高素質受到制約。
（四）檢察人員職位規范缺失。職位規范（職位說明書）是人員分類管理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分類和管理的紐帶和橋梁，是分類完成從而人事管理走上法治的標志，是有效管理的前提。可以說，我國從1993年建立公務員制度以來，職位規范停留在學術和形式的層面，其功能在實踐中被嚴重忽略了。在公務員過渡過程中，人們只重視作為形式要件的職位規范，而忽視了作為實質要件的職位規范，加上技術不成熟、時間匆忙等原因，職位規范在制作階段草率行事，敷衍了事、粗糙出爐；在實施階段，又被束之高閣而失去了不斷完善的機會和經驗積累的過程。況且，職位的后續管理缺失，職位規范沒能在實際的人事管理工作中真正發揮其功能，職位分類和分類管理不能貫徹始終，直接影響到錄用、任免、晉升、培訓、考核、獎懲、工資等管理的各個環節。
三、建立主訴檢察官制度的改革嘗試
（一）主訴檢察官制度與人員分類制度的聯系。建立主訴檢察官制度是檢察機關人員分類制度改革的前兆。主訴檢察官制度的本質特征和價值訴求是檢察官辦案責任制。雖然主訴檢察官制度改革與人員分類制度改革在條件、內容、程度、目標等方面存在較大的距離，但兩者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實行分類管理，優化檢察權配置，走專業化之路，提高檢察效能。1998年以來，主訴檢察官制度取得了“一獨立二提高”的成效：檢察權在配置和運行方式上進行了嘗試性的調整，公訴人通過檢察長的授權，獨立地處理訴訟事務，大大提高了檢察官的辦案責任心和專業化水平，大大提高了公訴效能，使一些地方長期困擾檢察機關的超期羈押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刑事檢察人多案少的壓力。這對檢察機關實行人員分類制度改革無疑是個啟發。可以這樣說，主訴檢察官制度首次授予檢察官以獨立處理案件的決定權，強調了檢察官依法獨立行使所授予的權力，承擔相應的責任，集中揭示了傳統人員分類制度帶來的種種矛盾，如權力集中責任分散問題，權力運行效能問題，輔助人員短缺問題，責權利不協調問題等等；試圖從落實辦案責任制的專業管理層面解決人員分類這一基礎層面的問題。主訴檢察官制度是檢察機關在人員分類管理改革探索過程中的自發階段，又是自覺探索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的起點。
（二）人員分類制度與主訴檢察官制度的區別。主訴檢察官制度與人員分類制度有本質的區別。首先，從問題的因果關系來考慮，分類是因，主訴是果。先有人員分類制度不完善從而沒有解決檢察權是什么，什么人是檢察官，哪些職位需要檢察官等問題，最終導致檢察官隊伍過濫，后有從檢察官中選拔檢察官的主訴檢察官制度。其次，從問題的地位來考慮，主訴檢察官制度從屬、依附于人員分類制度，本身沒有獨立性。假如分類制度解決了檢察權的配置、檢察官的遴選條件等基礎性的問題，主訴檢察官制度就不能獨立存在。主訴檢察官制度試圖解決本應由分類制度解決的根本問題，只可惜不是治本之策。落實責任制只能解決管理上的問題，而不可能解決人員分類這一基礎問題，兩個問題不在同一層面上。第三，從問題的功能分析，主訴檢察官制度雖然涉及到人事管理問題，但主要是從專業管理的角度，在舊的人員分類基礎上以及在原有的人事管理制度上的檢察權配置和運行的改革，只能政策性、局部性、臨時性解決辦案責任問題，不能法定性、根本性、長效性解決責權利的協調問題。因此，改革得不到應有的人事制度支撐而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第四，從問題的性質上分析，主訴檢察官制度始終定位在辦案制度的改革上，從方案到制度的形成主要依靠業務部門；人員分類制度改革無疑定位在人事制度改革，以政工人事部門為主。第五，從問題的表里關系分析，主訴檢察官制度是問題的現象，從問題的表象上來遏止檢察官的非專業化傾向，人員分類制度改革是問題的實質，從問題的實質上解決檢察官專業化的問題。因此，主訴檢察官制度，即使加上接踵而來的主辦檢察官制度、主偵檢察官制度，只能臨時地、部分地解決檢察官不能獨立行使檢察權、檢察官的輔助人員短缺和檢察官責權利不協調問題，不能根本地解決這些問題以及主訴（主辦、主偵）檢察官制度自身帶來的種種矛盾。
（三）主訴檢察官現象揭示了檢察機關人員分類的本質。從檢察官中選拔優秀的檢察官承擔主訴重任，在兩個方面揭示了人員分類問題的本質：一是設置主訴檢察官的目標。主訴檢察官是從專業管理上改革檢察權的配置和運行，授權部分檢察官獨立對案件做出決定，以提高辦案人員責任心、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這是主要目標。但由此派生了其他次要目標，如主訴檢察官試圖成為法定的職務，規格高于其他檢察官，待遇上要區別一般檢察官等等，這是派生的次要目標。無論主要目標還是派生目標均涉及到人事管理，直指檢察人員類別特征模糊、檢察官的職權配置或檢察權在檢察官之間的配置上的墨守成規、職級設置不合理和檢察人員員額比例失調等制度的缺失以及管理的弊端。此外，假如主訴檢察官制度成立，不管其以那種形式出現，均表明公訴部門其他非主訴檢察官可以成為另一類人員，即檢察官的輔助人員。二是設置主訴檢察官的方法。從設置方法上看，主訴檢察官制度試圖用專業管理手段彌補人事管理的不足。在現有的高職位的檢察官不能勝任獨立處理案件的情況下，業務部門往往打破常規，另辟溪徑，對現有人員分類制度予以否定，選拔主訴檢察官，試圖實行主訴檢察官單軌制或者主訴檢察官和普通檢察官雙軌制。實踐證明，如果主訴檢察官制度在現有的人事管理制度框架內以專業管理的途徑解決辦案責任制問題而回避人事管理問題，這是一相情愿行不通的。因為，業務部門一旦選拔出主訴檢察官，并賦予其重于普通檢察官的職權和職責，按照責權利相統一的原則，必然謀求用人事管理手段解決其政治、經濟待遇和其他待遇；任命主訴檢察官只能停留在政策層面，不可能納入現有的法定的職務序列；主訴檢察官與普通檢察官的關系不管是雙軌制還是單軌制均會成為法律上的難題。根本的解決辦法是從人員分類制度的基礎上下工夫，實行檢察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
四、職位分類的基本理念
（一）中國國家公職人員的分類制度的沿革和評價。中國國家公職人員的分類制度的沿革和評價問題，可從三個方面考察，即中國古代官吏的品級制度、中國國家干部分類制度、中國泛公務員分類制度。
1、中國古代官吏實行九品等級制。中國古代官吏等級制始于魏、晉，從一品到九品，共分九等。九品等級制主要解決官員的地位和身份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俸祿問題，同時也涉及官職的橫向劃分，只不過中央官職橫向劃分較為精細，地方越往下越粗糙，這是專業化程度所致。那種認為九品制只解決官員的地位和身份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俸祿問題，不涉及官職的橫向劃分的觀點是有偏差的。
2、中國國家干部分類制度。中國干部人事制度是與中國勞動人事制度對應的。所謂國家干部，是指黨、政、企、事、群五大系統中除工勤人員以外的所有公職人員，檢察人員當然包括在其中。1953年對國家干部采用“分部”、“分級”的管理模式不是西方公務員典型的分類制度，其橫向的“分部”管理，類別劃分不是以職位的工作性質為標準，而是以管理主體的性質為標準，不是區分不同性質的工作職位，而是一種管轄范圍的分工；其縱向的“分級”管理，繼承了古代的品級制度，增加了職級制，只不過職級的功能著重政治權利和責任，品級（級別）的功能偏重于薪酬待遇。
3、中國泛公務員分類制度。現有中國泛公務員分類制度以《公務員條例》為藍本，公務員的范圍僅僅包括政府機關除工勤人員以外的工作人員，其他機關的工作人員參照《公務員條例》等公務員制度管理。這次分類將“國家干部”進行了分解，將各種機關的工作人員與國家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區分開來，將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分成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兩大類，只注重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共性，忽略了他們的個性。《檢察官法》實施以后，檢察機關的檢察官適用該法，該法沒有規定的仍然參照適用《公務員條例》。因此，《公務員條例》與《檢察官法》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成了普通法與特殊法的關系。在執行公務員制度過程中，檢察人事管理的各個環節均遇到了難于克服的制度性障礙。現行中國泛公務員分類制度是條件不成熟情況下的職位分類的過渡模式。它帶有“大干部”時代“分部”、“分級”管理的特征，繼承和發展了國家干部的職級制和級別制，調整了職級與級別的對應關系，增設了職務工資制，基礎工資和工齡工資，吸收了職位分類制度中制作職位說明書的形式。
以上三種分類制度表面上各不相同，但有一定的共性，如橫向均不注重按工作性質區分類別，縱向不嚴格按照工作職責、難易程度和資格條件劃分職務層次，職級與職責分離現象比較突出。在性質上較為接近西方的品位分類。值得欣慰的是國家將制定公務員法，在職位分類的基礎上吸收品位分類的優點，建立新型的職位分類制度。這將是檢察機關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對檢察人員進行科學的分類和結構性調整，逐步走上科學有效的分類管理之路的良機。
（二）檢察人員分類制度的沿革
檢察人員演講稿檢察演講稿題目實用篇二
一、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嚴格遵守檢察人員政治紀律、組織紀律、檢察工作紀律。
二、嚴格遵守檢察官職業道德。忠誠、公正、清廉、嚴明。忠誠：忠誠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忠于事實和法律，忠于人民檢察事業，恪盡職守，樂于奉獻。公正：崇尚法治，客觀求實、依法獨行行使檢察權，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覺維護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清廉：模范遵守法紀，保證清正廉潔，淡泊名利，不徇私情，尊重事實，自尊自重，接受監督。嚴明：嚴格執法，文明辦案，剛正不阿，敢于監督，勇于糾錯，捍衛憲法和法律的尊嚴。
三、認真履行職責，嚴格遵守保密規定，嚴禁泄露案情或為當事人打探案情：不準在私人電話、通訊中涉及案件或其他秘密：不準攜帶案卷、文件等秘密材料出入公共場所或帶回家中；未經批準不得向任何單位或個人提供涉案情況。
四、受理舉報、控告線索并按規定及時處理，不得瞞案不報，拖延辦案。
五、辦理案件必須由兩名以上辦案人依法進行，嚴禁私自辦案。
六、對求助群眾應當態度熱情，舉止文明，主動為群眾提供方便，排憂解難，嚴禁對群眾冷漠、生硬、蠻橫、推諉。
七、不得利用工作之便占用外單位及其人員的交通、通信工具。
八、不準在工作日飲酒，不得著檢察制服在公共場所飲酒。
九、不得接受當事人宴請、禮物和提供娛樂活動。
十、自學遵守工作制度，按時上下班，不得擅離職守，嚴格執行制度。
十一、工作時間著檢察服，要按規定佩帶齊全，儀表莊重。
十二、辦公區域保持環境整潔。
檢察人員演講稿檢察演講稿題目實用篇三
近日，中組部和省委組織部下發了《關于“一迎雙爭”為主題深化組織系統講黨性、重品行、做表率活動的意見》，對黨性提出了具體標準和要求。作為一名在財政部門工作多年的干部，個人認為，加強黨性修養、弘揚良好作風，必須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堅持繼承光榮傳統和弘揚時代精神相統一，堅持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相統一，堅持加強個人修養和接受教育監督相統一。廣大干部職工要結合工作和個人實際，講黨性、重品行、做表率，努力在五個方面發揮好模范帶頭作用。
一是增強宗旨觀念，做到聚財為國、為民理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能不能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檢驗干部職工黨性是否堅強、作風是否優良的首要標準。具體到財政部門，我們落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具體體現就是聚財為國、為民理財。干部職工一定要增強宗旨觀念，充分發揮財政的職能作用，扎實有效地做好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改善民生的各項工作。要千方百計完成今年組織收入工作任務，努力保持財政收入隨著經濟發展平穩較快增長，為服務科學發展和改善民生提供可靠的財力保障。要積極落實國家出臺的一系列財政政策，提高政策落實效率，促進我縣產業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支持企業渡過難關，幫助弱勢群體創業就業。
二是提高實踐能力，做到學以致用、指導實踐。我們要把干部職
工黨性修養作為重要內容納入范疇，既要大力增強理論修養、提高理論水平，又要大力提高理論指導實踐的能力。既要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科學態度，以良好的學風，沉下心來、投入進去、深入思考，把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和深刻內涵學懂弄通，更要堅持學有所用、用有所成，把學習的體會和思考的成果，轉化為謀劃財政事業發展的思路、促進財政事業的措施、領導財政事業發展的本領，體現到實實在在研究解決制約和影響財政事業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難題上去，體現到著力解決黨員干部黨性黨風黨紀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及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上去，努力開創財政事業的新局面。
三是強化責任意識，做到對黨和人民負責、對財政事業負責。工作要有責任，責任重于泰山。作為干部職工，在其位就要謀其政、盡其責。只想當官、不想做事、不愿負責，碰到問題不解決，遇到矛盾繞道走，對職責范圍內的事情該抓的不抓、該管的不管，這樣的人是對黨和人民、對事業極不負責任的領導干部，決不是一名合格的公職人員。全體干部職工一定要以對黨和人民、對財政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強化責任意識，忠誠履行職責，把心思操在謀發展上，把精力用在干事業上，把功夫下到帶隊伍上，保證全縣財政干部想干事、干好事、干成事。加強財政管理與監督，對容易發生問題的部位和環節實時保持警惕和監控，嚴格防止由于淡化責任、疏于管理而導致違法違規事件發生。要心里想著做事、肩上敢于擔事，工作中遇到矛盾和問題，要敢抓敢管、敢于負責，不能消極對待、逃避責任、貽誤發展;更不能怕得罪人，將矛盾和問題層層上交。
四是樹立正確利益觀，做到克己奉公、淡泊名利。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共產黨員處理利益問題的根本原則，也是干部職工加強黨性修養的基本要求。在當前市場經濟各種利益誘惑下，在社會上腐朽生活方式的影響下，能不能在利益面前擺正位置，是對每個干部職工的現實考驗。國家政策規定范圍內的正當利益我們應當享有，但絕不能一味追求個人利益，絕不能私欲膨脹、以權謀私，與民爭利、見利忘義，在工作生活中必須正確處理好個人利益與黨和人民利益的關系，處理好部門局部利益與國家全局利益的關系。作為干部職工，我們既然選擇了黨的事業，就應該把自身的利益融入到黨和國家的全局利益之中，堅持人民利益至上，當個人利益、部門利益與黨和國家、人民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必須無條件地堅決服從。
五是增強黨的紀律觀念，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堅持黨的紀律，不僅是黨員領導干部應有的工作作風，也是應有的政治覺悟，說到底是一個黨性原則問題。對在執行黨和國家法規政策上不作為或者亂作為者，一經發現，要嚴肅處理、嚴懲不貸。干部職工要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更加自覺地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嚴格遵守黨的組織紀律，自覺維護黨的組織原則，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堅持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堅持用好的作風選人、選作風好的人，反對拉幫結派、搞團團伙伙。嚴格遵守黨的財經紀律，依法理財、依法用財。嚴格遵守黨的廉政紀律，管好自己、家屬及身邊的工作人員，自覺抵制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自覺接受群眾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