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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一
摘要：辛亥革命中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婦女開展了參政活動，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性，運動最終歸于沉寂，但是參政運動的開展仍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本文主要分析了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參政運動興起的原因，對婦女參政的活動進行了分析，闡述了婦女參政運動歸于沉寂的原因，從而可以更好的了解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參政運動。
關鍵詞：辛亥革命;婦女;參政運動。
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參政運動的開展從民族發展以及自身解放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婦女也要參政”的口號，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拉開了婦女參政的大幕，從此女性為了自身的合法權利走上了頑強拼搏和充滿坎坷的抗爭之路。
（一）革命活動拓展了婦女的眼界。
封建社會中婦女的地位比較多，婦女基本沒有參政議政的權力，辛亥革命的爆發摧毀了在我國延續上千年的封建帝制，明國強調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得到極大的提升，這樣就為婦女參政議政工作的開展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辛亥革命的爆發促進了思想的傳播，很多國外的民主思想傳入到國內，促進了國民民主意識的覺醒。
（二）“天賦人權”思想為參政運動提供了思想基礎。
婦女參政運動的開展還離不開思想基礎，“天賦人權”則是其中的代表。在20世紀初，西方女權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出現了很多女權運動領袖人物，這就為我國女性樹立了學習榜樣，造成婦女參與到參政活動中。婦女吸收了“天賦人權”思想，同時辛亥革命的爆發為婦女提供了平臺，參政運動開展中婦女采用辦報刊的方式進行宣傳，擴大女子參政的影響力。
（一）外部原因。
辛亥革命婦女雖然參與到政治活動中，但是相對于男性而言，婦女參政的人數比較少。在當時的社會中“男尊女卑”的觀念依然存在，即使婦女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當時的社會環境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很多辛亥革命的參與人員也對婦女存在歧視心理，這樣就導致婦女參政活動面臨著很大的挑戰。不僅如此參政的婦女主要為革命參與人員、官員，這些人員理應具有相同的目標。婦女參政運動中受到了抵制，這些人員在面對抵制時采取不同的應對手段，參政婦女之間不夠團結，導致參政運動的失利。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婦女參政活動的開展也沒有得到社會的支持，請愿活動受到輿論反對。
（二）自身原因。
導致婦女參政運動歸于沉寂的原因還包括婦女自身的原因，辛亥革命雖然提升了婦女的地位，但是在當時的社會上婦女的地位仍然比較低，婦女在經濟方面不獨立，這是重要的原因。婦女在經濟上不獨立，需要聽從男性的指揮，在表達意見時自己的主張不敢輕易的表達出來。其次婦女的素質也比較低，很多婦女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教育，對于政治空有參與熱情，但是對于政治的了解比較低，參政的影響力比較小。在參政中不能有效的表達自身的觀點，雖然參與到政治活動中，但是效果比較差，這些原因都對參政運動的開展帶來了阻礙，最終導致參政運動沉寂下來。
（一）經濟獨立是參政的基礎。
封建時期的婦女在經濟上嚴重的依賴男士，這樣就導致婦女受制于人，不能真正參與到參政活動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就說明經濟發展對于政治活動開展的重要性。因此要想使婦女真正的能夠參與到政治活動中，需要婦女在經濟方面處于獨立。經濟獨立可以使女性擁有自己的選擇權，表達自身的觀點，反之若女性在經濟方面處于依賴的狀態，則會處處受制于人，辛亥革命中婦女參政失敗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婦女在經濟方面不獨立，因此要想婦女真正參與到政治活動中要做到經濟獨立。
（二）參政運動的開展需要婦女的共同參與。
辛亥革命婦女參政的人員數量比較少，絕大多數的婦女沒有參與到政治活動中，同時參政人員之間也沒有建立共同的目標，從而導致參政運動的失敗。這就說明參政活動的開展需要婦女的共同參與，擴大婦女參政的影響力，在社會中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為參政活動的開展奠定一個良好的社會基礎。婦女要想參政還需要提升自身的知識儲備，準確的表達自身的觀念，加快參政活動的開展。參政運動中要廣泛的動員群眾的力量，讓更多的婦女參與進來。
（三）參與革命是婦女獲得權利的重要手段。
封建社會下婦女的權利比較少，不能表達自身的觀點，發出自己的聲音，因此必須開展革命，獲得自身的權利。辛亥革命爆發前國家處于內憂外患的局面，此時婦女將自身的權利與國家的利益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參與到辛亥革命中，這樣就使得婦女參政運動不斷高漲。政治局面比較復雜，資產階級不能引領革命走向勝利，因此也就不能滿足婦女參政的需求。雖然婦女參政運動最后歸于平靜，但是婦女參政的思想和主張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新中國成立后女性政治權利的獲取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辛亥革命時期出現了婦女參政運動，婦女參政運動的開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辛亥革命婦女參政運動最終歸于沉寂，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婦女參政運動的開展具有一定的啟示，經濟獨立是參政的基礎、參政運動的開展需要婦女的共同參與、參與革命是婦女獲得權利的重要手段，可以說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參政活動的開展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參考文獻：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二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后，在當時復雜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下，辛亥革命果實最終被竊取，中國反帝反封建任務并沒有完成，也為本次轟轟烈烈的革命蒙上了失敗的陰影。
一、辛亥革命爆發的歷史條件。
1、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國掀起了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場革命的發生，是當時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
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擴大。他們迫使中國簽訂《辛丑條約》之后，加強了對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擴展在華經濟實力。外國在華投資規模急速擴張，包括擴大設廠規模和給清政府大量高息貸款，而鐵路、礦山的權利更成為帝國主義掠奪的重要目標。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了。
2、清末“新政”及其破產。革命醞釀之際，正是清政府處于內外交困之時。為了擺脫困境，清政府于1904年4月宣布實行“新政”。此后，陸續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于1908年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制定了一個學習日本實現君主立激化了社會矛盾，加重了危機。
3、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階級基礎和骨干力量。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首先發動的。
隨著民族資本主義企業數量的增多和規模的擴大，民族資產階級及與他相聯系的社會力量也有了明顯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為了沖破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桎梏，發展資本主義，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經濟利益的維護者。這正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形成的階級基礎。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骨干使一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群的出現與戊戌維新運動及20世紀初清政府新學堂、派留學生的措施有關。
二、辛亥革命的爆發及失敗。
一九一一年清政府“鐵路國有”的政策點燃了辛亥革命的導火索。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駐軍武昌的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一月之內，有十三個省宣布脫離清政府的統治，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終于覆滅。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十，孫中山以16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三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會議改組為臨時參議院，成為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一九一二年三月，臨時參議院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黨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革命的果實終究被軍閥勢力所竊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響。
1、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影響。
辛亥革命被認為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高峰。其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統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舉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幟，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辛亥革命期間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政府，是民主共和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國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民主觀念。盡管后來民主共和的規則受到北洋軍閥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制帝的復辟，如袁世凱洪憲帝制，張勛的復辟帝制，但都是曇花一現，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覆眾望所歸的共和國體，民主主義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辛亥革命也為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做了思想的準備。
辛亥革命給人們帶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自古以來，皇帝被看作是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絕對權威，如今連皇帝都可以被打到，那么還有什么陳腐的東西不可以被懷疑，不可以被拋棄的呢？辛亥革命激發了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覺悟，打開了思想進步的閘門。
2、辛亥革命在經濟上的影響。
在經濟上，辛亥革命開創了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次騰飛，把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引向了近代化的發展道路。興中會成立之初，孫中山就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指出“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以申民志，而扶國宗”。進一步“民生主義”關于土地問題的解決。之后南京政府成立后，孫中山頒布了一系列獎勵工商業發展的規章制度，頒布了若干提倡和保護工商業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政策，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刺激了人們發展民族工商業工業的熱情，鼓勵人民興辦實業，從事農墾；獎勵華僑回國投資；要求各省成立實業公司，鼓勵民間成立實業團體。在革命政府的獎勵、推動下，一個興辦近代工業的熱潮在全國范圍內興起，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來臨。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3、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影響。
在思想文化，辛亥革命也開創了一代新風，掃除舊時代的“風俗之害”。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新思想，開始吹拂古老的中國大地，砸碎了“忠君盡道”的封建專制文化的枷索，人們開始用新的道德觀念和新的價值觀念思考問題認識社會，封建道德日益為人們所遺棄。如：以公元紀年，改用公歷；下級官吏見上級官吏不再性跪拜之禮；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稱取代“老爺”等稱呼；男子剪辮，女子放足之風迅速席卷全國等等。這些變化不僅改變了社會風氣，也為后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共產黨的崛起奠定了思想根基。辛亥革命它播撒了民主主義的種子，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不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封建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于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沖擊，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偏激思想，對文化的發展有些不良影響。
不過，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并不如想像中來得大。辛亥革命并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脫離了廣大的人民群眾，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辛亥革命不是一次徹底的革命，后期軍閥割據，相互混戰，沒有使中國社會成為一個和平的社會。
經過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從此流傳廣遠，共和觀念深入社會中上層人士思想中，人們對革命的繼續追求也綿延不絕。
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不可抹煞的歷史功績。它的失敗使人們認識到，軟弱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卻始終鼓舞著中國人民在探索救亡圖存之路上繼續前進。
【參考文獻】。
[1]中國近現代史綱要[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綱[m].中華東方出版社，1996.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三
近代以來，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國家，幾乎都曾欺凌過中國；而近代中國的反侵略戰爭，從1840年反對英國侵略的戰爭直到抗日戰爭前，無不以中國失敗，被迫接受喪權辱國條約結束。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澤東所說，“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正因為如此，為了使中國在世界上站起來，為了使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的，富裕的生活，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合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須改變中國經濟技術落后的面貌，實現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富裕。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臨的這兩大歷史任務，就是這樣被歷史提出來的。
這兩大歷史任務的主題，內容與實現方式都不一樣，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關，不能分割。前一個任務為后一個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后一個任務是前一個任務的最終目的與必然要求。
歷史表明，近代中國社會的兩大歷史任務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聯系的。從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一任務看，要改變民族壓迫和人民剝削的狀況，必須從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解決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問題；從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這一任務來看，要改變近代中國緊急和文化落后的狀況，就要充分發展近代工業為主的社會生產力，解決生產力問題，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兩大歷史任務中，首先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因此，如何反對外國列強的侵略，擺脫封建專制統治，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解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問題，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這個歷史任務決定了近代中國革命既是反帝的民族革命，又是反封建的民族革命，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統一。近代中國曾有不少人希望通過改良的途徑挽救中國的危亡，提出新的方法和主張，但統統行不通不能從根本上給瀕臨危亡的中國指明正確的道路。太平天國起義的失敗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有偉大的革命潛力；但他自身不能擔負起領導反帝反封建斗爭取得勝利的重任。單純的農民戰爭不可能完成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洋務運動的失敗表明：因洋務運動具有封建性，對外國具有依賴性，洋務運動的福安里具有腐朽性，所以地主階級中的洋務派企圖在維持封建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以強求富，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不能為中國擺脫貧弱找到出路。戊戌變法的失敗表明：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擔負起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維新派本身有局限性，他們不敢否定封建主義，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并且懼怕群眾，這不但暴露了這個階級的軟弱性，同時也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企圖通過統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爭取國家的獨立，民主，富強，必須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合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此后，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進一步發展了起來。辛亥革命的失敗表明：從根本上說，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是行不通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弱點，錯誤，根源于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沒有能夠救中國，先進的中國人需要進行新的探索，為新中國謀求新的出路。
在工人階級政黨產生以前，中國國民黨及其前身在中國革命中起領導作用。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政府，但革命黨人并未掌握政權，而是袁世凱掌握了政權。袁世凱死后，中國進入了軍閥割據的時代，國民黨與各地軍閥展開了混戰的局面。之后在抗日戰爭時期，有國民黨地方軍投降日本當偽軍，解放戰爭時期為了保存實力而“出工不出力”以及后期的紛紛投誠，顯示了國民黨政權先天不足；并且不顧民生，民有群眾基礎；專制獨裁進而挑起內戰；領導無方，貪污腐敗等，都說明了不能選擇國民黨為執政黨。
日戰爭勝利后，民主黨派提出了中間路線，它們所提倡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它們所主張的，實質上是舊民主主義的道路。而中國在戰后所面臨的是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尖銳斗爭。客觀形勢決定了人們沒有走中間路線的余地。持有中間想法的人們一接觸到實際斗爭，尤其是內戰重起，就是它們只能在靠近共產黨或靠近國民黨中選擇道路，而不能有其他的道路。所以第三條道路實行資產階級共和國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194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這次戰爭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促成，維護抗日戰爭統一戰線成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組織者和鼓舞者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最富于獻身精神的愛國主義，不怕流血犧牲的模范行為，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民族先鋒。中國人民通過抗日戰爭的實踐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堅強核心。正是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了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之后，中國廣大人民希望實現和平，民主，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中國共產黨也希望通過和平的途徑對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向新中國邁進。而國民黨棄人民的利益于不顧，1946年6月，發動了內戰。中國共產黨積極迎戰，以自衛戰爭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從根本上粉碎國民黨統治集團。在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宣告延續了22年之久的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覆滅。隨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和中國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贏得了基本勝利。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著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著整個中國華民族和全國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能夠制定出適合中國情況的，符合中國人民利益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為中國人民的斗爭指明正確的方向。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過程中始終英勇的站在斗爭的最前線，并能夠依靠群眾，贏得了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革命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鍛造出了有效的克敵制勝的武器，主要有三點：第一，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第二，堅持革命的武裝斗爭；第三，加強共產黨自身的建設。人民民主專政中國的建設，標志著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這個歷史人物的基本完成，這就為中國集中力量進行建設，以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創造了前提，開辟了道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國家從財政經濟的根本好轉，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新中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重抓了四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第二，領導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第三，鞏固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第四，加強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中國共產黨努力進行著上述工作并取得了顯著成就，有力的證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是能夠經受住執政的考驗的。
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艱苦奮斗，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第一，從爭取經濟獨立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第二，從贏得政治獨立到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第三，從發展新民主主義文化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第四，從打破封鎖到全方位對外開放；第五，從“小米加步槍”到逐步實現國防現代化。說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國從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以來，盡管經歷過嚴重的曲折，從總體上說，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基本建立，比如國民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從根本上解決了工業中“從無到有”的問題；二，人民生活水品的提高與文化，醫療，科技事業的發展，比如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和健康水品，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三，國際地位的提高與國際環境的改善；四，探索中形成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若干重要原則。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國民經濟保持。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四
我們生活在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偉大的國家——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曾經創造過令世界人民驚嘆的燦爛的古代文明。例如，瑰麗璀璨的《詩經》、敦煌的莫高窟、楚辭、《論語》、四大發明??中國作為古代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是世界上少有的歷史文化從未間斷，一直延續至今的國家。
然而，中國在近代中的表現卻叫人大失所望，被西方列強在家門口打得一敗涂地，遠遠的落后于西方的國家。那么導致近代中國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的歷史學者也對此進行過深刻剖析，原因也是錯綜復雜。歷史的發展本來就不是由單一因素組成的，近代中國的落伍也不是某一個時代落后的結果，而是由各種因素、各個時代的積累而造成的。因此在本文中，我將從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外交、科技、經濟、文化教育、民族性格七個方面淺析近代中國落伍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
我們的國家處在陸地最多的亞洲大陸上，土地廣闊、地形復雜、東臨大海。有競爭才會有進步，但近代以前，中國作為亞洲大陸上的超級大國，在我們的周圍，沒有一個實力很強的國家與我們抗衡，可謂四夷臣服、一國稱雄。四面八方的蠻夷小國都要向我們進貢，這樣就造成了當時中國的統治者，往往在心中存在一種妄自尊大、驕傲自滿、不思進取的心理，這種心理一直到清朝時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如果說在清朝以前，我們還有可以炫耀的資本的話，那么在清朝就純粹是自吹自噓了。
我們在強盛的時候，別的國家還沒有成長起來，正是我們國家的這種“早熟”，從而造成了一枝獨秀，而沒有形成百國爭鳴。假如在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時代就遇上工業化時代的西方列強，我們的國家可能也就不會出現近代之衰了。
二．政治方面。
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這種制度壓制商業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封建統治階級從皇帝、貴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擁有最大部分土地，而農民則很少或者沒有，并且還要交高額的地租，這樣就激化了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更何況封建專制走向末期的時候，政治上日益黑暗腐朽，社會動蕩，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使得被封建統治階級壓制的廣大人民不得不奮起反抗。
并且這種制度的統治者繼承制度是“家天下”，通俗說就是“老子當完兒子當，兒子當完孫子當”。這樣統治者的個人素質就很難保證。因此，我們看到每一個朝代都是開國初期的幾位皇帝還可以，后來就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幾歲的孩子就登基做皇帝。而且家人之間為了爭奪王位勾心斗角，兄弟反目成仇。這種一人獨裁的制度，會使很多重大的決定受個人的影響，三個臭皮匠還頂個諸葛亮呢！皇帝他一人決定的事，怎么能比得上大家商量出來決定的呢。
相比今天的人民民主專制，我們就可以看出個人獨裁的各種弊病。也許我們如今的社會制度有令人不滿意的地方，但再完美的專制也無非是專制，再有缺陷的民主也畢竟是民主啊。
三．外交方面。
這一個原因歷來被很多學者重視，的確這是導致近代中國落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從秦始皇建立帝國到明清這一段時期，我國在對外政策中便以一種大國心態自居，我們知道兩國交往最重要的是平等。然而那時期的中國外交，多是不平等的。我們以天朝上國自居，命令國力弱小的國家來朝拜進貢，這樣本身就破壞了外交的原則。
無論是西漢的張騫出使西域，抑或是明代的鄭和七下西洋，我們都沒有在一個平等的平臺上跟別的國家進行溝通，這樣就進一步加重了我們天朝上國的心理，造成了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
明朝由于倭寇的侵擾而開始實行禁海政策，使中國未能開拓海外市場，完成資本原始積累，抑制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清朝更是閉關鎖國，固步自封。這種閉關政策更加導致統治者妄自尊大，自以為地大物博，割斷了與世界的文化交流，本來已經落伍的中國封建社會更加落后于世界。于是造成了清朝被英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之后，還不知道英國在哪里！
四．科技方面。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這一方面我們明顯比不上西方，就是在今天我們中國仍然沒有一個人獲得諾貝爾獎，科技方面也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
這種科技落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當時的社會政策決定的。有需求才會有生產，當時的政策不鼓勵人民創新，獨尊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主張“溫故而知新”），實行一種愚民政策，造成人民的思想僵化，只知學習古代的傳統文化，一心考取功名進入仕途。
并且西方向明清政府傳播科技知識時，中國的官員卻驕傲自滿的說那是蠻夷小技，沒有抓住機會，最終造成了中國在科技方面遠遠落后與西方，在今天仍然緩不過氣來。
五．經濟方面。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以個體家庭為單位并與家庭手工業牢固結合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生產結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這種小農經濟束縛和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對新的生產方式具有較強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并且中國自古有“士農工商”“為富不仁”的觀念，人們不到迫不得已的時候不去經商，封建政府也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用一句話概括來說就是“傳統的農業經濟占據主要地位，商品經濟的發展艱難前行，資本主義基本被扼殺”。
中國的這種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決定了中國不會出現資本主義，這是一種必然。四。
世同堂的家族制，把家產都瓜分盡了；嚴重的剝削制度刮干了人民的錢財。“由于朝廷上下，官員貪婪腐敗，常常中央政府一兩銀子的財政收入，經層層盤剝之后，到了百姓頭上就變成了三兩的賦稅。”[1]這樣就造成了一些小資產主，剛剛積攢起來一些財產，便被刮走了。雪球形不成，怎么能越滾越大呢？農耕國家光抽稅、攤派、敲詐和索賄，就能把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原始積累榨干，資本主義在中國巨大的農耕大樹下沒有養分，沒有陽光，最后只能長成萌芽，永遠是萌芽。
六．文化教育方面。
這一方面的原因，不是某一個朝代造成的，而是經過幾千年的積累才形成的，最主要的就是儒家文化和科舉制度。
在儒家文化中，有一種“忠君”思想，封建統治者便利用這一點來愚弄人民，進行思想控制以維護其統治。并且，儒家主張以農為本、與民休息、輕徭薄賦；并主張施仁政，以馴化軟化國民性格，來換取國家和社會安定，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國安民，求得和平發展，提倡人民安貧樂道，這使得中國人大都對財富的心態沒有西方那樣強烈，以致家家安居樂業，人人不求聞達，只求一生平平安安，團團圓圓，缺少西方人的那股冒險精神。
再看我們近代以前的教育，重社會科學，輕自然科學，過分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而西方人則追求人對自然的征服，這樣一來，中國的科技就遠遠落后于西方。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扼殺了人才，我們知道幾百年的科舉制度是封建統治階級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也是引導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導致當時的知識分子從小就有“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鐘粟”的觀念，使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個只會吟詩作文的書呆子，并且如果不能被統治者任用，不是被流放就是郁悶地隱居山林，處江湖之遠，不問世事。再者，科考的內容是什么？是四書五經、儒家經典、八股文，都是老祖宗幾千年的東西了，時代在發展，人們的思想怎么還能停留在過去！由此可見，近代以前的文化教育的弊病對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多么大的阻礙作用了。
七．民族性格。
提到民族性格，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我一直有一個疑問，就是為什么封建君主專制可以存在那么久？朝代換了一代又一代，皇帝換了一個又一個，而人民奮起反抗的時候卻很少（陳勝吳廣起義也是被逼上絕路了，而且陳勝從小就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我覺得這就跟我們的民族性格有關系了，用《狼圖騰》的話說就是羊性太重，缺少狼的那種進取精神，可以說當時的人民就好比是一群被統治階級馴化的羊羔，外在表現就變成了人民的集體無意識。
看到，其中農耕最特殊，因為只有農耕可以自給自足、自我封閉、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競爭、交換和雜交。除了農耕之外，其他的幾種行業都不是和平的行業，不能自給自足，必須競爭交換搏殺才能生存發展。如果這五種民族沒有像狼一樣兇悍頑強進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而在我們華夏文明的內部，欠缺的就是這種比階級斗爭更深層更廣泛的殘酷激烈的生存競爭。
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學千年諄諄教導：“其為人也，溫柔敦厚”，到后來的宋明理學那就更極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滅人欲”，連正常的人欲都要滅，就不要說消滅人性中存留的獸性狼性了。在農耕民族存在的基礎上，經過千年的教化馴牧，華夏的知識層充滿了溫柔敦厚的謙謙君子，華夏下層布滿了軟弱可欺的良民順民。
從民族性格方面或許我們就能明白為什么中國的封建制度能存在這么久了。因為西方民族的性格太強悍，專制政府很難壓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國式的中央集權制很難立足，就是立足也長不了。而東方的“羊”最恐懼自由和獨立，一旦沒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會被狼吃掉。所以軟弱的農耕民族都愿意選擇專制，農耕人群是集權專制制度的衣食父母。
這種民族性格的軟弱在我看來是一個導致近代中國落伍的深層原因。當年的北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發達的生產力、最先進的火藥、最智慧的《孫子兵法》，幾乎不戰而敗，最后軟弱無能的南宋只得向兇狠頑強的蒙古王朝獻出傳國玉璽，舉國投降。當時的宋朝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脊梁”——剛強的民族性格。清朝在跟西方列強交戰時也是屢屢妥協退讓，簽訂了一個又一個的不平等的條約。因此如果一個民族只有發達的手和腦，而沒有堅硬的脊梁，那也就只能成為民族中的無脊椎軟體動物。
在我看來，以上的七個方面都直接或間接的導致了近代中國的落伍。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抓住主要因素，放棄次要的因素或許能幫我們更加清晰的看清歷史的脈絡。
回顧那段屈辱的近代史，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在充滿著憤怒和熱血的同時，更應該包含著理性和冷靜，冷靜的分析歷史，以史為鑒，吸取歷史教訓，進而擦亮眼睛看清未來的發展方向。有屈辱不可恥，可恥的是沒有在屈辱之后一雪前恥，我們的民族經歷了這樣的苦難，所以能變得更加強大。
相信龍的傳人一定能在世界中騰飛，相信偉大的華夏民族一定能打破已有的局限，昂揚的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參考文獻。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五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鴻章在《復議制造輪船未裁撤折》中稱：“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又在《籌議海防折》中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三千余年一大變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是李鴻章對于當時中國所面臨形勢的分析，“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則表明了當時中國所對峙的列強勢力。可貴的是李鴻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頑固派，他處在當時的階段卻能正確的看待晚晴所處的局勢實為不易；他和一些洋務派更不同于頑固派，他們不僅看清了局勢還敢于冒險嘗試向前邁進開展了洋務運動，雖然并沒有改變甲午中日戰爭的結局，但是促進了中國近代化，他們在當時邁出了這一步實屬不易。
清朝也是歷史上一個典型的由少數民族統治的政權，在鴉片戰爭的前期乃至鴉片戰爭后，一個不可被忽視的階層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階層。“閉關鎖國”固然有著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鴉片戰爭開始后即使林則徐、魏源、黃爵滋等人已經認識到和西方列強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卻沒有馬上實行變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階層。“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幾句話已經總結了清朝士大夫階層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點，鴉片戰爭后可以說不論軍事還是政治上，都與列強有著很大的差距，雙方對比之下，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真的是遇到了“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鴉片戰爭前，對于如何對待列強，清政府內部就有了不一樣的聲音，主要分為撫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與主戰派。隨著過程中的各種結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間舉棋不定，這也使得清政府內部派別爭論更為激烈。
在道光帝決心迎戰后，卻出現用人失誤的問題，從而引出不斷失城的連鎖反應。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雖然中途有官員奮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協，最后耆英、伊里布與璞鼎查還是簽訂了《江寧條約》。
在這一過程中，主和派主要凸顯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協態度則是建立在他親身了解到了當時英國的軍事實力后所下的態度，主戰派別的官員中也不乏為了捍衛國家領土與主權但是不了解英國的官員，而期間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這樣虛報奏折而導致對英國預估不實的官員，這些種種因素也導致了道光決策時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堅定立場。
從鴉片戰爭的過程來看，道光帝的舉棋不定十分影響形勢的走向，士大夫們在決策同時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會來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堅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堅定立場的官員，但也不乏與道光帝一樣沒有堅定決心的官員。如果道光帝堅定決心勢必與英國決戰至終，侵略者一路遭遇頑強的抵抗，他們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國一開始的意圖也許只是想要一個和平的條件與環境經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確態度也給了英國一個可乘之機。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從古代史邁入近代史，同時鴉片戰爭也使得中國發生根本性變化。通過一系列條約，中國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司法、關稅等主權都開始喪失，傳統的經濟形態也被沖擊。當然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響，而更加深遠的影響和隱患是，清廷為賠償大額的白銀增加的稅費直接影響農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賦稅使他們無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時期的人口大增，嘉慶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縣志》在講到該地經濟、人口分布和各行各業居民狀況時寫道：“十分其農，而佃種居其六。”農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戶，其余百分之四十，則是地主和自耕農。道光中編寫的《江陰縣志》，敘述該縣風俗，說到“農之家十居**，農無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當時該地農業經濟占統治地位，絕大多數居民是農業人口，而增加賦稅會使得大多數的農民積貧積弱。另一方面列強在華開設工廠，會使得許多手工業者或者失業，或者淪為廉價勞動力，鴉片戰爭使得中國多數人口都陷入苦難的狀態，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鴉片戰爭后不久，清政府就迎來了大規模的起義運動，這其中最著名的則屬“太平天國”運動。太平運動可以說是鴉片戰爭的產物，其參與運動的多數為農民階級，源于鴉片戰爭后國內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太平軍的發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許是因為洪秀全的“拜上帝會”使農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許是因為《天朝田畝制度》，使農民有了希望與目標，無論如何太平天國的動向、舉措和號召力都側面反映了鴉片戰爭后清朝統治下的社會正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正朝著不可預估的方向發展，以一個不可預算的速度發展著，并且這些變化都一點點的成為清朝的隱患。
參考文獻：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六
中國近代史是指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的中國歷史，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漸形成到瓦解的歷史。它是中國人民探索救國之路，實現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人民富強的斗爭史。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鴻章在《復議制造輪船未裁撤折》中稱：“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又在《籌議海防折》中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三千余年一大變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是李鴻章對于當時中國所面臨形勢的分析，“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則表明了當時中國所對峙的列強勢力。可貴的是李鴻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頑固派，他處在當時的階段卻能正確的看待晚晴所處的局勢實為不易；他和一些洋務派更不同于頑固派，他們不僅看清了局勢還敢于冒險嘗試向前邁進開展了洋務運動，雖然并沒有改變甲午中日戰爭的結局，但是促進了中國近代化，他們在當時邁出了這一步實屬不易。
清朝也是歷史上一個典型的由少數民族統治的政權，在鴉片戰爭的前期乃至鴉片戰爭后，一個不可被忽視的階層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階層。“閉關鎖國”固然有著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鴉片戰爭開始后即使林則徐、魏源、黃爵滋等人已經認識到和西方列強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卻沒有馬上實行變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階層。“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幾句話已經總結了清朝士大夫階層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點，鴉片戰爭后可以說不論軍事還是政治上，都與列強有著很大的差距，雙方對比之下，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真的是遇到了“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鴉片戰爭前，對于如何對待列強，清政府內部就有了不一樣的聲音，主要分為撫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與主戰派。隨著過程中的各種結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間舉棋不定，這也使得清政府內部派別爭論更為激烈。
在道光帝決心迎戰后，卻出現用人失誤的問題，從而引出不斷失城的連鎖反應。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雖然中途有官員奮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協，最后耆英、伊里布與璞鼎查還是簽訂了《江寧條約》。
在這一過程中，主和派主要凸顯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協態度則是建立在他親身了解到了當時英國的軍事實力后所下的態度，主戰派別的官員中也不乏為了捍衛國家領土與主權但是不了解英國的官員，而期間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這樣虛報奏折而導致對英國預估不實的官員，這些種種因素也導致了道光決策時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堅定立場。
從鴉片戰爭的過程來看，道光帝的舉棋不定十分影響形勢的走向，士大夫們在決策同時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會來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堅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堅定立場的官員，但也不乏與道光帝一樣沒有堅定決心的官員。如果道光帝堅定決心勢必與英國決戰至終，侵略者一路遭遇頑強的抵抗，他們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國一開始的意圖也許只是想要一個和平的條件與環境經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確態度也給了英國一個可乘之機。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從古代史邁入近代史，同時鴉片戰爭也使得中國發生根本性變化。通過一系列條約，中國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司法、關稅等主權都開始喪失，傳統的經濟形態也被沖擊。當然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響，而更加深遠的影響和隱患是，清廷為賠償大額的白銀增加的稅費直接影響農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賦稅使他們無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時期的人口大增，嘉慶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縣志》在講到該地經濟、人口分布和各行各業居民狀況時寫道：“十分其農，而佃種居其六。”農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戶，其余百分之四十，則是地主和自耕農。道光中編寫的《江陰縣志》，敘述該縣風俗，說到“農之家十居八九，農無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當時該地農業經濟占統治地位，絕大多數居民是農業人口，而增加賦稅會使得大多數的農民積貧積弱。另一方面列強在華開設工廠，會使得許多手工業者或者失業，或者淪為廉價勞動力，鴉片戰爭使得中國多數人口都陷入苦難的狀態，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鴉片戰爭后不久，清政府就迎來了大規模的起義運動，這其中最著名的則屬“太平天國”運動。太平運動可以說是鴉片戰爭的產物，其參與運動的多數為農民階級，源于鴉片戰爭后國內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太平軍的發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許是因為洪秀全的“拜上帝會”使農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許是因為《天朝田畝制度》，使農民有了希望與目標，無論如何太平天國的動向、舉措和號召力都側面反映了鴉片戰爭后清朝統治下的社會正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正朝著不可預估的方向發展，以一個不可預算的速度發展著，并且這些變化都一點點的成為清朝的隱患。
參考文獻：
[1]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2016.
《申報》創刊于1872年4月30日。創辦人為英國商人安納斯脫？美查，后轉賣給民族資本家并幾經易主，抗戰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復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幾經波折，歷時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報》作為中國現代的報紙開端和標志，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有著里程碑的意義。
《申報》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資料。特別是記錄了上海當地及全國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現了當時軍閥、地方勢力、中共和其他黨派及人民群眾的活動。
（一）報道全國性重大事件。
《申報》曾對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包括學界如何反對割讓領土、拒絕對德合約；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并迫使他們辭職的報道，學生罷課與學生被捕情況的詳細記錄。更加珍貴的是，保存了罕見的的歷史照片，將的全貌更直觀的呈現給后人。
（二）報道地區性史實。
1872―1929年，《申報》對蘇滬等地進行了長達80年的持續報道。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報道區域也精確到具體縣市。《申報》通過這些鮮活的新聞，對江南地區人民生活方式，社會生產方式，社會風貌形成以及社會變動軌跡進行了持續而廣泛的報道。這些細節性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報》無論是從辦報宗旨，報道角度的拓寬還是新聞業務的改革，都值得后來人學習借鑒。
（一）辦報宗旨。
它始終都在追求新聞獨立自由、客觀公正、及時準確、為大眾服務的理念，注重新聞的真實性和時效性。美查稱，“利”和“義”并不完全對立，辦報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時仗義執言，報紙的言論要“上關皇朝經濟之需，下知小民嫁穡之苦”。
《申報》在國內報紙中最早使用電報傳送新聞稿。1874年《申報》刊出經由丹商大北電報公司海底線路拍來的關于英內閣改組的倫敦電訊，為國內報紙刊出的第一條電報新聞。津滬電報線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報》立刻把握機會，利用線路傳遞南北各報新聞。
（二）輿論監督。
報刊一直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公共輿論的平臺，因此，把握并利用報刊的輿論導向就成了近代中國各種勢力追求權力表達，訴求政治立場的必選之地。在每次劇烈的政治斗爭或者社會對抗中，報刊會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風口浪尖。《申報》自創刊以來，始終被不同時期的各種政治勢力所爭奪的公共輿論平臺。不管是美查為賺錢擴張經濟勢力創辦報紙，到席子佩接手經營，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產黨接手大陸而退出輿論界，中外各種政治勢力為占據《申報》這個輿論至高點，進行了紛繁復雜，“刀光劍影”的斗爭和合作。《申報》一路走來，中國社會的公共輿論空間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隨著輿論空間的不斷擴大，公共輿論平臺的建立，人民擁有了更多的表達機會。各種政治勢力進行爭斗時，不得不考慮到人民大眾的呼聲和言論。報刊輿論公共空間的不斷擴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減階級對抗，促進社會和諧。
（三）時評。
陳冷在新聞評論方面提出，報紙應該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論既要為讀者提供明白的觀點又要有公正的態度。對于評論的文體，他主張用言簡意賅的時評文體取代《申報》傳統的“論說”。他的每日一議、尖銳潑辣的是評委《申報》贏來了不少讀者的喜愛，使《申報》步入巔峰。
“時評”在很長時間里起到了《申報》的“社論”作用。社論是“代表報刊編輯部的權威言論。它集中反映并傳播一定的政黨、社會政治集團和社會群眾團體對當前重大事件和迫切問題的立場、觀點、主張，是影響并引導社會輿論的有力的評論形式”。時評”專欄是報刊業務的一種進步，半文半白的語言已經被白話文取代，報刊語言的白話趨勢已成必然，用白話文創作“時評”適應了語言的變化。對于時評文章的發展而言，這是一次大的調整，雖然放棄了原有的特點與風格，但迎合了時代的發展，為時評文體帶來新的生機。
報紙可以宣達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動權，分析時局，探討國家出路。《申報》中有很多時評是對時局政治的客觀分析或是探討國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變之后，《申報》發表了時評《國人乎速猛醒奮起》號召國人迅速驚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國，輕舉不足以救國，待助于人猶不足以救國。救國在于積極有效之行動，在于萬眾一心之團結。”此外，每逢元旦，《申報》都要發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時評，年末又要發表一篇對一年之內進行總結的時評。雖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勸告政府善待國民，增強國力。
（四）重視發表副刊性文字。
這是《申報》在新聞業務上的一大創造性舉措。該報公開征集竹枝詞等文藝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藝類作品的篇幅，以滿足當時主要讀者群――舊時文人的興趣愛好。這一創舉為后起的報紙所效仿，開我國報紙副刊之先河。研究讀者愛好，滿足其正當需求，保證一個穩定的受眾群。
報紙的企業化是民初中國新聞事業職業化的一個重要現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無暇估計對中國的侵略。使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有了快速的發展空間，給中國商業性報紙實行企業化方針提供了有力的條件。《申報》首先向現代企業化報業方向邁步。
（一）廣告。
該報聘請張竹平任經理，設廣告推廣科，派出外勤四處招攬廣告，改進廣告設計，代客戶繪制廣告圖樣，撰寫文字說明，直至客戶滿意，這些服務都深受工商界的歡迎。因此，《申報》的廣告日增，成為盈利的主要來源。廣告的版面面積逐漸由十分之五六增為十分之六七，超過了新聞報道的版面。
《申報》廣告值得挖掘的東西有許多，完全可以按照時間線索，從《申報》創直直至停刊，對廣告的形式和內容進行細細分析，追溯近現代廣告發展變化的軌跡，把握近現代廣告的發展規律，理清現代廣告如何一步步從粗糙走向成熟，其中義有哪些是值得借鑒的合理要素，這在廣告學上是很有意義的。倘若對其中的各種廣告進行深人分析，對廣告者、廣告內容、廣告對象、廣告效果進行剖析，從而找到許多有價值的廣告經驗和手段，這對制作現代各種類型的廣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術設備。
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即訊息”理論。在漫長的人類發展過程來看，真正有意義的，有價值的的“訊息”不是各個時期的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麥克盧漢從媒介技術的角度，強調了媒介的社會歷史作用，雖有片面性，但媒介技術的變革的巨大歷史功效是不容忽視的。
《申報》花費70萬兩白銀于1918年建起高5層、擁有百余間房間的報館大樓，又從美國購進兩部最新式的印報機，兩小時可以印完十多萬份報紙，添置配套的制銅版機、鑄字機、壓紙版機、澆鉛版機、銅字銅模等機器，還自備汽車，加快送報速度。這一切，使《申報》成為當時全國設備最新、最完備的報紙，并為以后進一步企業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三）知人善任。
文化與經濟領域一樣，一切競爭歸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競爭，媒介的成敗其實就取決于媒介從業人員的素質與實力。像任何成功的事業一樣，《申報》的經驗在于形成了一支強有力的人才隊伍，并讓其各展所長，用好了人才，使這支隊伍的團隊效應得到充分發揮。
史量才自接辦《申報》起，就分外注重報社的人才建設，從創業初期被稱之為史氏“左膀右臂”的經理張竹平、總編輯陳景韓，守業期經理馬蔭良、總編輯張蘊和、《自由談》編輯周瘦鵑的選擇、使用，到鼎盛期規劃人才黃炎培、陶行知、報業專才戈公振、副刊編輯黎烈文等人的吸納、任用，無不顯示其慧眼識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靈活實際的用人風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對方身上最適合于《申報》的特質，為他所用。越是在報紙發展的關鍵時期，他越能大膽放權，給人才足夠的發揮空間。
《申報》作為近代中國最大影響、實力最強、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商業報紙，有著很強的研究價值與意義，無論是從史學、新聞學、經濟學角度提供參考，在法學、文學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價值，對中國近代新聞史的發展有不可忽視的貢獻，值得后期報紙及現代報業借鑒。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師為尊的傳統教育觀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們的個性，控制了人們的思想，這樣的一種師生關系逐漸遭到強烈批判，越來越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隨著“五四”運動爆發，西方民主科學教育思想的傳入，為中國的教育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發了無數愛國者對如何革新教育中的師生關系進行了深入思考。
“五四”運動爆發前，中國一直尊崇傳統的封建禮教思想，教師具有至高的地位，學生必須服從教師的安排，是一種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早在《尚書·周書·泰誓》中就以提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綏四方。”君、師都是幫助上帝來愛護人民的，他們具有同等地位。漢代儒家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華》中提出“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教育與政治相結合，進一步鞏固了教師的權威地位。宋元明清時期理學思想家們制定“三綱五常”來約束學生民主意識的發展，晚清傳奇人物譚嗣同提出“為學莫重于尊師”。在知識傳播過程中，教育被封建統治階層所壟斷，教育的傳播途徑少，教師作為學生唯一的知識來源，自然地處于教育權利的中心，形成了教師在教學中的霸權地位。
傳統師生關系以教師為主導，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知識的發展和文化的傳播，為我國傳統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從人倫天性出發，有利于師生間矛盾的緩和，在教育過程中培養了深厚的師生感情。但是尊師重道的傳統思想也存在比較嚴重的弊端——把學生當成知識的“容器”。學生的學習喜好和對生活的觀念深受教師思想的影響，缺乏對知識和生活現象的獨立思考。傳統的師生關系具有嚴格的等級劃分，教師以“長者”、“智者”的身份位于“金字塔”的頂層，學生是被教育的對象位于“金字塔”的底端，因此教師掌握著教學的絕對話語權，控制著學生的思維發展方向。
（一）思想革新促進師生關系新探索。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西式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涌入中國，與中國本土教育觀念發生劇烈的撞擊，中國傳統的“師道尊嚴”、“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受到了強烈的抨擊和批判。師生關系應當如何革新的問題引發了中國有志之士開始對傳統教育進行不斷反思，對外來教育理念進一步探索。“1901年清政府依照西方現代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學制系統，西方的教育理念被大量引入最終導致了中國傳統教育的解體，近代教育在形態上得到確立。”[1]這一舉措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成長提供了沃土。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社會各個階層喊出了“民主”、“科學”的口號。在“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影響下，中國青年的意識開始覺醒，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等人都為中國教育的發展和新型師生關系的構建做出了新的設想，融入了更多民主、平等的元素。
（二）平民教育為民主平等型師生關系打下基礎。
“五四”運動中平民教育思潮爆發給了更多下層人民接觸教育的機會，教育不再是統治階級、官僚貴族所固有。“平民教育的興起首要在于精英知識分子的倡導，在他們看來‘平民主義’的踐行首先在于打破特權，維護‘平等’而其關鍵在于使得平民接受教育。”[2]平民教育的精神是讓社會各分子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主張教師在對學生進行教育時要教人做人，要培養有知識、有生產能力、有社會公德心的新型學生。平民教育使得教育的范圍擴大，教育觀念普及，打破了傳統教育的階層性，促進了教育的公平。隨后1923年中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朱經農兩位先生共同編寫了《平民千字課》和《老少通千字課》，為廣大勞動人民提供了學習教材。“北京大學學生鄧康（鄧中夏）廖書倉等發起組織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以教育普及與平等為目的，以露天講演為方法，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3]“五四”運動引發的平民教育促進了教師育人意識的變革，教師在教學中不僅注重傳統知識技能的傳授，更注重人的自身發展，加強對學生道德、情感、意志、批判性的培養，教學開始結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社會進步的需要和新型人才成長的需要。平民教育加快先進思想的傳播，普及了知識和先進的生產經驗，教師開始從學生角度出發，設計與生活實際相結合的教育內容，促進了人民思想的開化，拉近了師生之間的距離。
（三）課堂角色轉變加深民主平等思想。
20世紀初期，以實用主義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的傳播促進了我國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早在“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發表《教學合一》主張“教學合一”指出1.先生的責任在教學生學；2.先生教的法子必須根據學的法子；3.先生必須一面教一面學，“五四”運動之后，陶行知把教授法改為教學法，不久很多學校響應，也用教學法。”[4]1919年5月杜威（johndewey）在胡適、蔣夢麟和郭秉文的聯合邀請下來華講學，實用主義教育的運用達到高潮。在實用主義教育的影響下師生關系開始“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的教轉向學生的學，教師開始由教育的把控者轉向學生學習的輔助者，更加注重學生自己對知識的選擇和學習。課堂不再是教師單向知識、理論傳授的場所，而是師生間關于教育問題平等交流對話，共同探討，各抒己見的平臺。
（一）“五四”運動中師生關系的反思。
相較于傳統“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五四”運動時期以學生為主導的新型師生關系日益得到更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支持。“五四”運動促進了教育觀念的革新，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演變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這一時期的民主平等作為西方教育的“舶來品”具有一定的激進性——過度主張學生地位的提升和思想的解放，沒能更好的調和師生間的人際關系。
“在當時中國的整個教育實踐界中，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傳統的師生關系思想。”[5]長期以來受教育者遭受著傳統教育思想的束縛，尊師重道的傳統道德依舊鐫刻在中國人的骨頭上。尊重學生的學習主體性，竭盡全力構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已經成為“五四”運動后中國教育發展的必然走向。“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國教育進入了全新的發展時期，主體間性、共享、平等、對話等紛紛涌入“師生關系”話語而日漸成為主流。”[6]隨著社會發展速度的加快，信息技術成為知識傳播的主要途徑，學校和教師不再是學生獲取知識的唯一來源，民主平等師生關系在新的時期又面臨著方方面面的考驗。
（二）“五四”運動對現代師生關系的啟示。
“五四”運動促進了師生關系革新，對教育現代化中師生關系的協調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良好的師生關系可以加強教師和學生之間平等交流與對話，讓教師從傳統教育的絕對權威中轉化出來，走近學生與學生相互尊重、教學相長，擔當教學活動中平等交流的首席，積極引導學生獨立獲取知識與技能，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和道德素養。教師和學生作為教育活動中的雙主體，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構建體現了現代教育尊重學生個性發展的特點和對教師文化、道德提升的新要求。
“五四”運動產生的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是社會進步、教育理念革新的必然產物。同時我們也要積極關注，在發展民主平等的過程中不能忽視學生各個發展階段中心理和認知上的缺陷，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的引導性，促進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向著更為健康科學的方向前進。
參考文獻：
[1]孫培青.中國教育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355。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對東西文化進行了研究，他用靜、動范疇來描述東、西方文化的特點，認為中國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優點來彌補自身文化形態的不足，實現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表面上看李大釗這樣做是在調和中西文明差異，實質上是解決現實的新舊矛盾，以新代舊，以至于創造中國新文化。
關鍵詞：李大釗;進化論;階級論;東西文化觀。
從晚清開始，中國大批知識分子懷抱救國救民之志負笈東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這些新型知識分子受日本所謂東洋、西洋的影響，很早便形成了將世界劃分為東、西二元化的習慣。李大釗在1914至1916年間曾短暫就讀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期間也受到這一觀點的影響。回國后，正值國內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李大釗任職于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北京大學，也積極投身于這場文化運動之中。
“五四”時期東西文化之爭，伴隨著袁世凱的稱帝、世界大戰的血火、新文化運動的狂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全面展開。新舊勢力生死搏斗，各種思潮旁流雜出，各類人物粉墨登場，既有康有為“尊孔復古”的叫囂，又有陳獨秀“民主科學”的吶喊;既有章士釗“東西調和”的鼓吹，又有胡適“全盤西化”的說教。李大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論，深刻剖析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辯證分析了東西文化的優勢，從而得出必須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結論。因此，研究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有助于我們理解李大釗思想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展，從激進民主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積極籌劃復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凱在憲法中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康有為等人以孔教會為基礎，以《不忍》雜志為喉舌，攻擊辛亥革命是“離經叛道”，提出“定孔教為國教”的主張，吹捧孔子教義是“放諸四海而皆準”[1]657的經典，一時尊孔復古的逆流泛起。面對彌漫于社會的復古思潮，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主將，從鞏固共和的目的出發，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倫理道德進行了強有力的鞭撻。
李大釗明確提出：“中國的一切風俗、禮教、政法、倫理，都以大家族制度為基礎，而以孔子主義為其全體結晶。”[2]244因此他著重批判孔子學說中的倫理道德。李大釗認為，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在君臣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忠”字，使臣子完全成為君主的附屬品;在父子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孝”字，使子女完全聽命于父母;在夫妻關系方面，只強調“順從”“貞節”，使妻子從肉體到精神完全隸屬于丈夫，沒有任何人格獨立可言。接下來，他進一步提出“孔門的倫理是使子弟完全犧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倫理;孔門的道德是與治者以絕對的權力，責被治者以片面義務的道德”。[2]244這些論述可謂一針見血，直接擊中了儒家學說的要害。李大釗進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動本質是“保護君主政治偶像”“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因此他立場鮮明地提出“民與君不兩立，自由專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3]56他大聲疾呼，奔走相告，鼓勵新時代的廣大年輕人要“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釗明確表示“吾人為謀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進展……雖冒毀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這充分表達了李大釗與孔教勢不兩立的決心。
李大釗認為宇宙是“無始無終的自然存在”，由宇宙產生的一切現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漸次發生漸次變化”[3]79，道德也要隨著社會的自然進化而進化。據此李大釗指出孔子“其人已為殘骸枯骨，其學說之精神已不適應于今日之時代精神”，[3]80“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今以專制護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證券之憲法，則其憲法將萌芽專制之憲法，非為孕育自由之憲法也”[3]77。通過嚴密的論證，李大釗否定了孔子學說存在的價值，從而使“國教”之說不攻自破。
綜上可知，李大釗這時的思想是以進化論作為武器，批判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的。他對于社會進化只從一般意義上來解釋，還不能夠了解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倫理道德，沒有說明儒家學說存在的社會根源，所以對尊孔復古派的批判就顯出理論上不足，說理性不強。
十月革命后，李大釗獨辟蹊徑，最早拋棄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封建專制統治和孔子學說作了較為正確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學說之所以支配中國人心長達兩千多年，正是因為其適應了中國自封建時代以來長期存在且未有任何變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與宗法制度緊密結合，構成了封建統治的經濟和精神基礎。”李大釗進一步強調：“中國經濟一旦變動，中國封建家族制度將會逐步瓦解，‘三綱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終退出歷史舞臺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從經濟上解釋孔子儒學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學說“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當然，李大釗對于唯物主義的運用還有不夠準確的地方，但是他的論述已遠遠高出當時思想論壇上其他人的見解。
還應該提到的一點是：李大釗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歷史作用，而是從歷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學說的價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其說亦確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3]79。他進一步講到“故余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者也。”[3]80這一科學地對待孔子儒學的態度，比較合乎歷史的實際，既沉重打擊了尊孔復古派，又論證嚴密無懈可擊，由此反映出李大釗嚴密的思維邏輯和高超的斗爭藝術。
在東西文化運動倡導者與尊孔復古派激烈交鋒時，《東方》雜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現，在“調和東西文化”的名義下主張保存中國舊文化，反對新文化。《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根據東西方地理環境的不同，將東西文化概括成“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認為現在西方“動”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諸國日以其科學所發明之利器戕火其同類，悲慘劇烈之狀態，不但為吾國歷史之所無，亦且為世界從來所未有”，而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固有文化提供了舉國上下衡量是非的統一標準，因此主張用“中國固有靜的文明”來救濟“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釗也把東西文明概括為“靜”“動”的文明，但比較的結果卻迥然有異。
1917年，李大釗發表了《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一文，以“動”“靜”及其相互關系為東西方文明之特質，并勉勵當下中國的青年學子努力，讓“我國家由靜的國家變而為動的國家，我民族由靜的民族變而為動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靜的文明變而為動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靜的生活變而為動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釗又撰寫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在文中他列舉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對立現象，具體論證“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之說。李大釗從地理環境的角度解釋了“動”“靜”的原因。他說，東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陽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賜予厚，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陽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賜予嗇，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奮斗，與同類奮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豐”，所以多為定居的農業民族;北道民族則由于“自然之賜予甚乏”，所以多成為遷徙流動的游牧工商民族。
這樣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國民性：“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茍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為中國是定居的農業民族，家族不斷繁衍生息，所以實行“家族主義”;而西方主要是從事游牧工商業的民族，家族成分單一，所以推行“個人主義”。此外，從性別比例來說，中國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漸形成重男輕女的陋習;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嚴格執行一夫一妻制，切實保障婦女應有的權利。
李大釗認為東西文明區別很大：“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東方人“以個性生存不甚重要，則事事一聽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進步，則可事一本自力以為創造”;就宗教信仰而言，“東方之宗教是解脫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倫理而言，“東方道德在個性滅卻之維持，西方道德在個性解放之運動”;就政治而言，“東方想望英雄，其結果為專制統治，有世襲天子……西方依重國民，其結果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釗認為中國封建文化有以下弱點：厭世的人生觀;惰性太重;不尊重個性;輕侮婦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權;專制主義盛行。因此，李大釗大聲呼吁中國文明的弊端已經逐漸顯現出來，現在要進行一次徹底的自我革新，這在當時如黃鐘大呂，引人深思。
李大釗認為西方文化雖然也有缺點，但仍處于優勢地位。他指出：“東方‘靜的文明’已處于‘屈敗之勢’，而西方‘動的文明’則‘實居優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學習。李大釗強調西學先進于中學，主張學習西方，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中“靜止的觀念”“怠惰的態度”。但應該指出，李大釗在一定程度上是從地理環境決定論出發比較東西文明優劣的，這反映出李大釗在這一時期理論上的不成熟。
“五四”運動爆發后，中國“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章士釗等守舊派提出了“新舊調合”的論調，以圖保存舊文化。
新舊調合派強調可以汲取西方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的優秀部分，但也應重視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態。他們認為國故象“破布”、歐化象“破紙”，都可以用來造“新紙”，因此得出：“研究國故”“實欲制造新紙”的結論。章士釗保舊的思想更為明顯，他說：“凡欲前進，必先自立根基。舊者根基也。不有舊，決不有新;不善于保舊，決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進化，不善于保舊之弊，則幾于自殺”，因此提出“道德上復舊”甚于“物質上之開新”[2]的觀點。他們以“新舊”文化不可分割對立為理由，否定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必要，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們立即起而應戰。
但是在批駁“東西調和論”過程中，胡適等人偏執一端，主張全盤西化;陳獨秀等仍然停留在對“舊道德”的鞭撻上，沒有進行科學的理論分析。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批判“新舊調和派”的理論觀點，認為人類社會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層構造，只有物質的、經濟的構造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不管身處哪個時代，如果經濟上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定會發生變動。一切宗教、哲學、風俗習慣、政策、主義都隨著物質的變動而變動。“道德”無非是人們日常生活的“法則”而已，時代生活變了，作為習慣法則的道德必然因之進化遞變。由此李大釗得出結論：“物質若是開新，道德亦必是跟著開新”，因此他理直氣壯地說：“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并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出來的。”這些論證雖然不夠完整，但明確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是隨著社會物質生活變動而不斷改變的。這種精辟的論述，給“東西文化調合派”以致命的打擊，在理論上論證了新文化運動發生的歷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應該說明的是，李大釗雖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藥，號召人們學習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講到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動世界不斷進步的兩大機軸，也像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一樣，缺一不可，二者各有優劣，“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中。”因此不應該“妄為軒輊”。針對東西文化論爭中抹殺傳統文化全部價值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李大釗熱情贊揚了中華民族在古代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他無不自豪地說：“中國于人類進步，已嘗有偉大之貢獻。其古代文明擴延于高麗，乃至日本，影響人類者甚大。”[2]68他對中華民族的崛起充滿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復活，可以于世界文明為第二次大貢獻。”這令人鼓舞、催人奮進的激揚文字，飽含愛國熱情，閃爍著辯證的光芒。
四、結語。
綜觀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可以看出：李大釗鞭撻了“非復辟不能救國”的尊孔復古派;批判了“物質開新、道德復舊”的東西調合派，批評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盤西化派，闡明了自由的東西文化觀，從而促進了他的思想由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展，奠定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堅實基礎。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釗最終自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種嶄新的東西文化觀。
參考文獻：
[1]李華興，吳嘉勛.梁啟超選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陳崧.五四前后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3]李大釗選集[m].人民出版社，1978.
[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運動文選[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
[5]李大釗，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1917年）[m]//李大釗研究會.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7月）[m]//李大釗研究會.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羅志田.無共識的共論：五四后關于東西與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七
作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之一，蔡和森在深刻領會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立場和方法的基礎上，運用這些原理對中國社會的性質、社會主要特點以及社會各階級及其政治態度進行了探索和分析，形成了一些理論觀點。
蔡和森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正確認識經歷了一個過程。蔡和森最早提到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論述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的《中國勞動運動應取的方針》一文中，該文指出：“在中國現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無論哪派軍閥財閩得勢所形成的資本主義，總不外是‘恐怖的資本主義’”[1](p88)，首次提出了“半封建”概念。盡管這時蔡和森還沒有跳出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式，但是他已經邁出了正確認識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二二年九月，《統一、借貸與國民黨》一文中指出：“中國在國際地位上早已處于半殖民地地位”[1](p107)，又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之后，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做了《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的長篇報告，這篇報告完整地指出，中國近代的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這在當時的中國無疑是創造性的貢獻。
蔡和森對近代中國社會的一些主要特點很早就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他對近代中國社會特點有其獨到的論述。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隨著帝國主義國家的入侵，中國社會發生了變化。蔡和森認識到，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目的是為了使中國成為他們的經濟附庸，“決不會容許中國自成為大工業生產國，以謀經濟上、政治上之自由發展與完全獨立”[1](p107)。“中國的資本家”，“一面為國際資本所資助，一面結合野蠻的反動勢力，來爭取全國政權”[1](p88)。這就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指出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成為支配中國的決定力量，控制著中國政治和經濟命脈，以及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相勾結統治中國的社會特征。
如同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一樣，蔡和森對中國革命性質的認識，不是一帆風順的。最初都曾認為中國的革命性質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共二大上，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并認為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此后，蔡和森也提出了自己對中國革命性質的看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蔡和森在《反對敦請友邦干涉中國內政》一文中指出：“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惟一的正軌：對內是打倒軍閥，對外是打倒侵略中國，扶植中國的帝國主義”[1](p260)。這就表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蔡和森在《中國革命運動與共產國際之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中國三十年來的革命運動，雖然是幼稚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1](p283)，同時又一次指出，“中國革命的任務是一面打倒國內的封建勢力，一面反抗外國帝國主義”，“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已不是純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1](p284)。這就區分了中國革命與前歐美國家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同之處。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蔡和森在《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一文中再次強調：“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反革命后，中國革命的動力和革命的階段雖有明顯的變化，但是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1](p989)。這就既批判了“一次革命論”又批判了“二次革命論”的錯誤觀點。由于歷史局限性，他沒有把民族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做出區分，但蔡和森在對中國革命性質、對象和任務的認識上基本是正確的。
關于無產階級，蔡和森高度評價了中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蔡和森就認為無產階級是“最能革命的”，“中國的唯一出路”，由無產階級來實現“革命的統一”[1](p114)，包含了無產階級是革命領導者的思想。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明確提出“只有無產階級是民族革命的領導者”[1](p843)的觀點，深刻地認識到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蔡和森認為“無產階級的政黨領導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革命不是為資產階級利益而參加，附屬于資產階級，而是為本階級的利益而去參加民族革命，所以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不僅是獨立的，而且為民族革命的領導者”[1](p843)。
關于農民階級，蔡和森深刻地論述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蔡和森對農民問題較早的論述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的《義和團與國民革命》一文中，他認為“由資本帝國主義剝奪了生存方法的中國農民群眾，本來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天然同盟”[1](p657)。他之所以得出這樣的觀點，是因為農民在中國各階級中占多數，深受帝國主義和國內剝削階級嚴酷的壓迫，他們有著徹底的革命要求。同時蔡和森還意識到，由于階級的局限性，農民雖是革命的動力卻不能領導革命運動取得勝利，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的失敗都證明了這一點。之后，蔡和森在總結工人運動特別是五卅運動的教訓時，進一步認識到無產階級不能孤軍奮戰，而需要可靠同盟，這個可靠的同盟就包含廣大的農民群眾。大革命失敗以后，蔡和森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更進一步認識到了農民問題的嚴重性。他在《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一文中說：“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換過說也就是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國更重要”[1](p984)。這就更加強調了農民階級在中國革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國無產階級如果不聯合廣大農民階級，就不可能戰勝國內外強大的敵人，就不可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最后勝利。
關于資產階級，蔡和森同時也認識到了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認為，由于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不能領導這次革命，而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由于政策不當、組織渙散也無力領導這次革命。一九二六年二月，蔡和森在共產國際作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長篇講演中回顧中國革命及黨的發展歷程時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壓迫，在其內心是有革命需求的。但由于資產階級自身軟弱妥協性，他們與軍閥有沖突，又不愿意為消滅軍閥而進行積極的斗爭。與帝國主義者發生沖突，卻不愿拒絕他們的援助。所以“資產階級力量薄弱，只參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導革命”[1](p803)。而“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就是國民黨”[1](p798)，他們“雖參加了革命，但領導的方法、策略是不對的，不知抓住群眾”，因此“不能領導這個革命”[1](p803)。蔡和森還指出，“大資產階級及買辦階級都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他們不要革命”，而是“勾結帝國主義的勢力來壓迫革命”[1](p843)。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蔡和森未能像后來毛澤東那樣準確地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定位。但他將資產階級進行了基本的劃分并意識到在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這在當時看來是十分可貴的。
蔡和森對中國社會的性質、社會主要特點、革命性質以及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近代中國國情的認識，雖然有其歷史局限性的一面。但是這些探索和認識畢竟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資源，也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八
這個學期通過學習中國近代史，讓我們知道我們中國共產黨是歷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中國要獨立和自強就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人民的選擇和歷史的必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選擇的符合國情的唯一正確道路，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確道路。
鴉片戰爭，打破了長期封閉的中國社會，使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自然經濟開始解體。在中華民族危難之際，一代民族精英覺醒：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龔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林則徐、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洪秀全領導的反清農民起義；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圖強”；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正是他們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挺身而出，為反對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同仇敵愾，英勇奮斗，前赴后繼，拼搏不息，譜寫了中國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壯篇章。這讓我們看到了民族的內部團結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實現復興的基本前提。共產黨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
共產黨最初登上歷史舞臺時就是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表。鴉片戰爭，打破了長期封閉的中國社會，但是，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國內封建勢力的壓迫，中國沒有走上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而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就決定了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反動統治的任務，就不能不經過一個長期的艱苦奮斗過程。從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中國人民進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撓的英勇斗爭。其中包括太平天國革命、洋務運動、義和團運動、戊戌維新等，這些斗爭不同程度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但最終都失敗了。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幾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但辛亥革命沒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進行到底，最終以同舊勢力妥協而告終。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失敗，給人們以重要的啟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領導革命取得最終勝利，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反動統治，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必須有新的階級領導和新的思想指導。
建國后，在黨的號召下，全國人民也曾經克服了多少艱難險阻，如抗美援朝、抗洪搶險、抗震救災等，其社會動員之廣泛、組織領導之有力、應對行動之迅速，取得成效之顯著，讓全世界都不得不由衷地表示佩服。在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一旦有事，只要黨和政府一聲號令，馬上就會聞風而動，群起響應。之所以能這樣，說一千道一萬，歸根結底在民心。政權的穩固主要靠民心，失去民心就丟掉了政權賴以生存的基石。但民心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是我們黨長期以來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和行動贏得的，它是執政黨和政府的公仆用熾熱的誠心換來的。如果沒有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心里沒有人民群眾，只知對上負責，養尊處優，那就必然會失去民心。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民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根本對立的；它掌握著馬克思主義這個銳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為中國人民對于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指出了一條基本線索，指明了走向勝利的道路。中國共產黨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人民指示了明確的斗爭目標。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的全部活動都是為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謀利益的，是為他們的解放事業服務的，它就敢于相信、發動和依靠群眾。中國共產黨采取群眾路線的革命方法，這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黨和政治派別沒有也不可能采取的。這個情況表明，它能夠勝利地擔當起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
毛澤東說：“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由此可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的領導，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道路是中國的必然出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選擇什么樣的社會制度，都是與其歷史發展走向密切相關的，都有其歷史決定性。
總之，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鞏固和發展，體現了中國近現代社會運動的客觀規律，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得出的必然結論。此外，社會主義制度有著無比的優越性。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是針對資本主義的弊病而產生的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現實社會主義發展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無比的優越性。第一，社會主義的產生，徹底改變了人民群眾受壓迫受剝削的社會地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從根本上保證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愛國人士管理國家、社會事務的權力和他們的民主權利。第二，社會主義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礎上發展生產力，從根本上解決了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從而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第三，社會主義提倡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方式，不斷擴大社會福利，實現社會平等，避免兩極分化。第四，資本主義的發展，建立在對內剝削、對外掠奪的基礎上，并用低價商品摧毀弱小國家的民族企業，用堅船利炮把它們變為自己的附屬，尤其是對第三世界國家實行不等價交換。而我們的社會主義，主要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通過充分利用本土資源，不斷完善和發展自己。
中國共產黨誕生90年來，從一個只有53名黨員的小黨到今天擁有7800萬黨員的世界上最大的黨，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在總結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我們黨提出了適應新的時代要求的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把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落實到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上來，把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重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決城鄉困難群眾的基本問題上來。
總的來說，黨的性質、宗旨，堅定了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須堅持以黨為領導核心。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但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長期執政是所有政黨追求的目標，共產黨也不例外。面對新世紀新階段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中國共產黨已經在適應執政環境，加強執政能力方面，做出了相當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經驗。
面對新世紀、新階段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中國共產黨站在時代和戰略高度，把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總體目標之一鮮明地提出來，自覺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是與時俱進的先進的政黨。
由此可見，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一個不可爭辯的事實，中國的發展道路坎坷曲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九
摘要：隨著五四運動的到來，婦女解放運動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新的指導思想的確定，廣大婦女的積極參與及國際社會的影響，促得五四時期在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史上的重要價值和轉折意義。從此，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緊密結合起來，中國婦女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
關鍵詞：五四運動婦女解放馬克思主義。
(一)經濟基礎。
(二)思想的啟蒙與傳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統治。使得民主觀念深入人心，在革命形勢的推動下，新文化運動在思想領域重新又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猛烈抨擊“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大力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號召人們勇敢掙脫封建枷鎖獲得自由解放，這些都對深受壓迫、歧視和剝削的婦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新文化運動傳播了民主主義思想，沖擊了舊中國傳統封建主義，對廣大婦女的思想產生了顛覆傳統腐朽的作用。這樣就解決了五四運動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思想基礎。
(三)國際社會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發展很快。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山東問題的交涉失敗直接導致了國內五四運動的爆發，廣大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罷課，進行集會抗議，號召女工展開罷工運動，共同將五四運動推向高潮，在運動中表現出來了極大的愛國熱情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從而進一步推動了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
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婦女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在五四運動之前，婦女運動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和“進化論”學說，以及自由、平等理念。在五四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解放思想成為了婦女解放思想的主流，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指明了方向。
(一)突破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的舊框架，用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思想作為思想武器。
俄國十月革命之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從激進民主主義者隊伍中分化出來，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闡述婦女問題，逐漸成為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
李大釗于1919年2月發表了《戰后之婦人問題》一文，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指出西方資產階級的女權運動與無產階級運動婦女解放的區別，并斷言“婦女問題徹底解決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婦人全體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專斷的制度;一方面還要合全世界無產階級婦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產階級專斷的社會制度。”
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傳入中國的過程中，《新青年》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1919年至1921年《新青年》登載的介紹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及蘇維埃俄國婦女狀況的文章近20篇，其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主要觀點有：第一，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物質決定意識的原理，說明男尊女卑觀念的深層根源在于婦女經濟的不獨立，因為封建社會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婦女的活動也僅限于個體家庭的小圈子，追求婦女解放必須改變這種社會發展模式。第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研究婦女問題，指出實現婦女解放的最終途徑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第三，重視革命自覺能動性的作用，強調婦女解放最終要靠婦女自身的覺醒和參與。
這些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思想為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指明了方向，即通過階級斗爭改變社會制度，實現社會主義，以求得婦女問題的根本解決與婦女的徹底解放。
(二)突破英雄史觀的束縛，勞動婦女成為婦女運動的主體。
辛亥革命時期開創了近代婦女運動之先河。孫中山先生曾經指出：“其入同盟會奔走國事，不折不回者，已與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從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會，不辭艱險,或慷慨助餉，鼓吹輿論，振起國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但是，這次的婦女解放運動僅限于上層資產階級的婦女當中，有少數的知識婦女參加，占婦女80%以上的勞動婦女沒有被動員起來。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運動也沒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
五四時期的婦女運動已經逐步發展成為以勞動婦女為主力的婦女運動，實現了知識婦女與勞動婦女的結合。中國共產黨早期杰出的婦女領袖向警予，在領導中國婦女進行解放斗爭的道路中，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婦女解放思想。他認為，勞動婦女最有團結心，最能戰斗。“因大工業的發展把她們成千整萬的聚在一起，使她們天然的易于組織和戰斗，從而她們的覺悟與實力也就超出了其他婦女團體之上了”，她們一起來，“一聲搖班，動輒數百人數千人乃至數萬人不等”，用罷工的手段，爭自由、爭本身的利益，“這支勇敢奮斗有組織而能戰斗的新興婦女勞動軍，不獨是婦女解放的先鋒，而且是反抗外國掠奪者的國民革命之前衛!”由于勞動婦女的這種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質，“我們要完成婦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眾，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與魄力的群眾。這種群眾，方是我們婦女運動真正的基礎”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由于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軟弱性，伴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婦女運動也隨之失敗。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雖然在五四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婦女運動的理論不夠成熟，但是它畢竟為之后的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在婦女運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以五四運動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為起點，從此，中國婦女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了徹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四)婦女運動與政治革命相結合。
康、梁也把婦女問題與社會問題相結合，但沒有觸動封建統治基礎。孫中山盡管把女權運動看成是民權的一部分，但是在資產階級所允許的范圍內，那是虛偽的，不能實現的。只有徹底變革社會制度，婦女才能真正解放，從而從根本上找到婦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明確提出，婦女解放的根本途徑是實行政治革命。并且號召，熱心婦女運動的婦女，在革命運動中，一面要代表全國人民的要求，提出救國救民的主張，一面代表全體的婦女，提出男女平權的主張。這樣，顯示婦女的能力，使婦女成為每次國民運動中間的勁旅。廣大婦女在民族危難之際，挺身而出奔走呼號，推動了社會革命運動的發展，而社會革命運動又促進婦女運動取得了成功，并進一步將其推向高潮。
(一)婦女運動主要由男性領導，婦女對男性中心社會的反應比較溫和。
五四運動對封建禮教進行深入批判，但是婦女解放運動主要由男性啟蒙和領導，這就造成了對男性為代表的父權制深入批判的缺失，不僅不把男性作為批判對象，反而以男性為榜樣，這就造成“以男性為準則的婦女解放沒有從深層去挑戰男尊女卑的文化觀念的價值標準，其結果是，女性走進了男性的世界，卻未能改變這個男性世界的社會性別等級及其價值觀，社會資源和權利也依然由男性掌控，知識生產領域更是極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經驗”
中國的傳統性別始終處于一種基于“男尊女卑”下的和諧狀態，中國“有輕視婦女的歷史，但是沒有仇視和詆毀女性的運動，因此，婦女對男性中心社會的反應一直是比較溫和的”。
(二)婦女自身的覺醒和參與不夠，女性地位仍然有待爭取。
五四時期的女子教育仍舊集中在中上層家庭的女子，廣大勞動婦女仍沒有受教育的權利，經學校培養出來的新型知識女性仍占少數。北伐后，雖然在法律上承認男女平等，男女權利義務差不多一樣，但實際上，人們的舊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就業機會比男人少，就業范圍小，也不能同工同酬，女性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經常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甚至用支離破碎的婚姻來換取一己的事業。
首先，五四運動時期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婦女的解放思想，并在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中表現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其次，五四運動使婦女解放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聯系起來，促成了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政治方向的轉型。
再次，五四以后，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有了自己堅強的領導者。
由此看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經歷了漫長的摸索過程，到五四時期才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從此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緊密結合，開創了新的紀元。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十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堅持德育為先。立德樹人，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把德育滲透于教育教學的各個環節，貫穿于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各個方面。中國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礎課程，其內容既是中華民族的一部苦難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爭史和光榮史，是對大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尤其是進行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教育的生動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們在保衛祖國、反侵略斗爭和近代化建設中表現出來的優秀品質，為當代大學生樹立了光輝的典范。因此，充分運用歷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對大學生進行德育，是歷史教學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師應盡的重要職責。
在歷史教學中，除向大學生介紹必要的基礎史實，培養發展大學生的學習能力外，進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國近代史的教學，系統地向大學生進行德育，能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和道德水平，增強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責任感，培養大學生的開拓進取精神，堅定社會主義信念。
黨中央對加強國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視。當前，我國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但也出現了一些金錢至上、唯利是圖和道德滑坡等消極現象。社會對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傳統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別是社會上的一些功利主義因素開始滲透到高校教育中，影響到一些大學生。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增強對德育重要性的認識，充分運用中國近代史課堂教學這一陣地，加強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發揮其他學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中國近代史教材中包含著豐富的德育內容，這就需要教師認真鉆研教材，有意識地提煉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確立德育的達成目標。結合中國近代史教材，在備課中，可把中國近代史的德育內容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進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教育。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中國近代社會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興中華、救亡圖存，始終是激勵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持續奮斗的動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進的中國人為救國救民而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探索。被譽為“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則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這批開明的地主階級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經世改革的主張;農民領袖洪秀全為建立“理想的天國”而奮起反清;薛福成、鄭觀應等早期改良思想家為突破“洋務運動”的局限而奔走吶喊，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維新人士為挽救民族危亡、發展資本主義而倡導“變法”;孫中山、黃興等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民主共和而進行不屈不撓的探索，但歷史事實表明這些探索最后都失敗了。直到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革命面貌才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經過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使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上述史實表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所以1840～1949年的中國近代史，是培養大學生熱愛中國共產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生動教材。教師通過對這些內容進行深入教學，使大學生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必然結果、是中國人民歷史性的選擇，從而堅定大學生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決心。
(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中國的仁人志士為了救亡圖存，為了維護祖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為了人民的富強和幸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其精神支柱就是愛國主義精神。在中國近代史內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歷史”，如《南京條約》、《天津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旅順口和南京數以萬計的人民被屠殺，都令人肝腸寸斷，同時也有奮斗的“紅色的歷史”，這些都可以進一步激發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增強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樹立自強自立的精神。在教材中，林則徐等人虎門銷煙、抗擊英軍的英雄壯舉;三元里民眾不畏強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裝抗英斗爭;老將馮子材鎮南關大敗法軍的凱歌;北洋海軍鄧世昌、林永升等海軍將士血戰到底、以身殉國的業績;民主革命的宣傳家陳天華“蹈海自盡”喚起國人的革命精神;國共兩黨攜手抗日最終取勝的輝煌成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光輝業績，等等。這一切都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教師通過對這一系列史實進行教學，使大學生接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的熏陶，堅定發揚先輩們自強不息的愛國精神，樹立為把祖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的志向。
(三)繼承革命傳統和優良品德的教育。中國近代史中蘊涵著豐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匯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高度責任感;洪仁?臨終遺詩堅信“天國祚雖短，光復待他年”的樂觀主義精神;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為天下人謀永福”的豪邁絕筆;李大釗不為酷刑所屈服，堅信共產主義必勝的堅定信仰;等等。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優秀道德觀的體現，是先輩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教師通過這些豐富的實例對大學生進行教育，激勵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事，成為學有專長的高素質人才。
中國近代史有著豐富的思想教育內容，要達到提高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達到德育的目的，還需要教師講究教學藝術，與時俱進，采用多種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解釋歷史的本領。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常常會涉及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由于大學生雖正處于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定型時期，但人生閱歷仍比較有限，對于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師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加以引導。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人和事，而是要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如在講到洪秀全時，既要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肯定他發動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打擊清王朝及外國侵略勢力，為歷史做出的貢獻，同時還應看到他作為小生產者代表所帶有的皇權思想、等級尊卑觀念及宗派思想、享樂思想和絕對平均主義思想等。正是后者成為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樣化。按照教育心理學的原理，德育的過程分為明理、激情、立志、導行等階段，它們之間互相滲透、促進，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讓學生養成自我教育的習慣，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單純地灌輸，還要善于點撥，啟發學生自己去判斷。教師應努力通過言簡意賅的語言、畫龍點睛的手法、潛移默化的方式進行德育。同時，還應重視多媒體教學手段的運用。傳統的教學中，黑板是主體。在講課的過程中僅僅是文字的展示，很難讓大學生將理性與感性結合起來。現代教學中，多媒體技術在大部分高校教學中已普及，關鍵是要提高課件本身的質量。例如，在講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穿插建黨__周年來歷次黨代會的圖片，可對加強熱愛黨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將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結合起來。具體、生動、形象的講述，能夠引起大學生的興趣，加深感性認識，進一步加深理性認識。例如，可配合教材內容選取有關的電影、錄像片斷等，組織大學生觀看，還可配合各種重大紀念活動和節日，組織大學生開展學術報告會，編歷史手抄報，進行歷史知識競賽，參觀博物館、革命歷史遺址和圖片展覽等，使大學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細雨潤物”中培養大學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學的中國近代史教學屬于主干學科，其本質屬性仍然是素質教育，因此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貫徹德育，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既是認真貫徹《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建設應用型人才培養特色名校的應有之義。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十一
一、辛亥革命爆發的歷史條件。
1、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
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國掀起了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場革命的發生是當時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
20世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日益擴大，他們迫使中國簽署《辛丑條約》之后，加劇了對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擴展在華經濟勢力。在中外反動派的嚴重壓迫下，20世紀初各階層人民斗爭風起云涌，遍及全國。
2、清末“新政”及其破產。
辛亥革命醞釀之際，正是清政府處于內外交困之時。《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已經徹底放棄了抵抗外國侵略的念頭，甘當“洋人的朝廷”，國人要求變革的呼聲日漸高漲。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辦政務處，實行“新政”。又于1906年宣布“預備仿行憲政”。預備立憲并沒有能夠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加重了危機。事實表明，清政府已經陷入無法照舊統治下去的境地。革命已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3、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階級基礎和骨干力量。
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首先發動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群的出現與戊戌維新運動及20世紀初清政府興學堂、派留學生的措施有關。這些青年學生接觸到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難加深，群眾自發斗爭高漲的形勢推動下，開始摸索救國救民的新道路。當時出國留學成為一種潮流，這些出國留學回來的青年知識分子成為了辛亥革命的中堅力量。
二、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失敗。
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近代歷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為挽救民族危亡、振興中國而奮起革命的一個里程碑，它使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所以說它是一次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勢力的政治代表，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統治，沉重打擊了中外反動勢力，使中國反動統治者在政治上亂了陣腳。辛亥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使民主共和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系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于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沖擊。辛亥革命后在中國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民主主義觀念。除此之外，辛亥革命給人們帶來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它促進了社會經濟、思想習慣和社會風俗等方面的積極變化。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以振興實業為目標，設立實業部，先后頒發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從國際方面來說，辛亥革命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而且推動了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
辛亥革命帶來了諸多積極的影響，但是南京臨時政府只存在了三個月便夭折了。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在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以及附從革命的舊官僚、立憲派的共同支持下，竊奪了辛亥革命的果實。袁世凱竊奪了辛亥革命的果實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北洋軍閥反動政權。在政治上不惜投靠帝國主義，實行軍閥官僚專制統治。以袁世凱為首的封建軍閥們大力擴充軍隊，建立特務警察系統，他們制定了一些反動法令，任意逮捕、殺害革命黨人和無辜群眾。在經濟方面，北洋政府竭力維護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復古思潮猖獗一時。當時的中國又落入了黑暗的深淵，孫中山沉痛地說過，當時中國“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資產階級革命派在中國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夢想破滅了。
三、對辛亥革命的評價。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了，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命題。1930年雙十紀日中，何應欽對此做了一個比較簡潔的說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掛上了一個民國的空招牌，并沒有建設民國的實際，由推翻滿清一點而論，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論，究不能不謂為失敗。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滿清，不只在獲得中華民國的虛名，而在造一個三民主義自由平等的新中國”，明確了實現三民主義為辛亥革命的最終目標。
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很多，第一，它沒有提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他們沒有明確提出反帝口號，甚至幻想以妥協退讓來換取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承認和支持。第二，它不能充分的發動和依靠群眾。第三，不能建立堅強的革命政黨，作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強有力的核心。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這些弱點、錯誤，根源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并不如想象中來的大。辛亥革命雖然常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其實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并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辛亥革命并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無論怎樣，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空前的大解放，為以后革命的發展開辟了道路。辛亥革命是現代中國史的起點，是中國能發展成民主及現代國家的關鍵。
【參考文獻】。
1、阿瑟。賈德森。布朗著，《辛亥革命》，解放軍出版社，2011.10.
2、傅國涌著，《百年辛亥》，東方出版社，2011.09.01.
3、張鳴著，《辛亥：搖晃的中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01.
4、中國新聞社著，《辛亥風云》，中國展望出版社，1982.09.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十二
中華民族是一個優秀的民族，擁有著五千年的燦爛文化。然而在其漫長的歷史中，始終與之伴隨的卻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制度。在專制統治下，廣大民眾始終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過著自給自足的封閉生活。而在歷代統治者的眼里，華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國，無需與外夷通聯。到了十九世紀中后期，也就是統治中國的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滿清的后期，這種封閉性與落后性更加突出。與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此時的世界正在飛速發展，特別是在歐洲，自工業革命之后，經濟發展的速度已經超越了以往任何時期。先進的技術和現代文明，不僅給歐洲民眾帶來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還給歐洲民眾帶來了民主和自由。
隨著資本主義如雨后春筍般的迅猛發展，歐洲大陸已經遠遠滿足不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強將目光不約而同的投到了一個地方：那個曾經被馬可波羅稱之為遍地是黃金的古老東方國度-中國。通商請求屢遭清政府拒絕的情況下，西方列強用鴉片和大炮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此時的中國，由于統治者長期以來堅持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中國經濟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制約，已與世界特別是歐洲有相當之大的差距。與西方列強的幾次戰爭，中國均已失敗而告終;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已經成為當時對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與戰爭失敗隨之而來的，便是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致使中國成為了長達一個世紀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面對著亡國的危機，一些愛國之士，紛紛獻言獻策，想要變法圖存，拯救這個危亡的國家。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數千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的公車上書。康有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書》中明確反對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極力請求維新變革，富強國家。
在這封奏折中，康有為列舉了世界各國興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訓，充分說明了變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緒皇帝痛下決心，盡快確定國家的基本方針和前進方向。康有為提出了四項解決辦法：(1)下詔鼓天下之氣;(2)遷都定天下之本;(3)練兵強天下之勢;(4)變法成天下之治。康有為指出前三項還只是權益應敵之策，只有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大計。他通過對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總結，提出了變法的三條綱領，其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開制度局，試圖以此作為指導全國變法的中樞機構。排除守舊派官吏的干擾和抵制，發現并選拔天下的維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順利推行，以此達到國富民強。
然而康有為所倡導的戊戌變法僅僅維持了百天就失敗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舊派的大力阻擾外，其本身的可實用性及實際影響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眾至始至終都沒有參與到這場政治變革中。無數的歷史經驗證明了：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人民群眾起著決定性作用。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主力軍，他們在充當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的角色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人民群眾的總體意愿和行動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最終決定歷史發展的結局。
康有為及其變法者卻沒有注意到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因康有為幼年時經歷過太平天國革命，懂得農民起來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從變法的一開始他們就站在害怕和反對革命的立場上，不敢設想通過人民革命來推翻封建統治，只是希望帝國主義、封建統治階級能夠向資產階級讓一點步，吸收他們參加政權，實現資產階級專政。出于此原因，康有為在變法開始時就實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鑒于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沒有實權的皇帝，希望他能夠以身作則，帶頭變革，從而達到全國的改變;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則是鑒于下層人民群眾起來造反的危機。出于以上種種對人民加以防范的動機，其影響力也不可能深入群眾，從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資產階級改良派具有軟弱性，妥協性。甲午戰爭以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一個初步的發展，這是這場運動的經濟基礎。但是當時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階級力量相當弱小，不具備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變革的基本條件。
資產階級由于其歷史的局限性，以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抱有幻想。他們認為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國家，本國封建主義會應允，西方列強會贊成。康有為等人認為只要說服了光緒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維新變法就可以大獲成功。但它們卻放過了最主要的敵人，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一大批守舊官員，他們是利益既得者，改革會讓他們失去好處，所以他們是改革的一大障礙。再有，就是在華的西方列強，他們也不愿看到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強盛起來，所以千方百計的要阻止中國進行改良變革。因此，維新派對內不敢和封建主義決裂，對外不敢同帝國主義進行正面斗爭，幻想以妥協和退讓來得到本國封建主義、外國資本主義的同情與支持。資產階級的如此妥協，改良實難繼續下去，結果卻被中外反對勢力所絞殺。
再次，維新派的影響有限。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鑒于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陰謀，亡我之心日盛。維新派打出了救亡圖存的大旗，以喚起群眾的愛國熱情。但由于維新派自身的缺陷，認識上的不足，嚴重的脫離群眾。所以，維新派所能影響的基本人群只是對當時政治現狀不滿，朦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紳士。
維新派通過強學會、保國會、南學會等把這些人員組織起來，并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變法主張灌輸到這些紳士中間去，希望能夠引起他們的共鳴。他們的主張一度得到某些當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強學會成立時，帝師翁同龢、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新建陸軍督辦袁世凱等清朝大員紛紛捐款資助，并列名于會籍，使強學會一時間名聲四起。但這并不代表所有入會的人都真正支持變法，如張之洞是想拉攏康、梁，借他們的名望，壯大自己的實力。而當他發現維新派的言論主張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圍時，他不但領導了反對維新派的論戰，而且還破壞了維新派的輿論機關。袁世凱起初也是維新變法的積極支持者，譚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凱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說服其舉兵起誓。但是，袁世凱是個兩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勢力遠遠超過光緒皇帝，決定投靠后者。他隨即向榮祿告密，出賣了光緒皇帝和維新派。隨后，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守舊派官員，發動了宮廷政變，囚禁了光緒皇帝，大肆捕殺維新黨人。
光緒皇帝雖然支持變法，但也不能算是維新派的皇帝。光緒皇帝只是把維新派當洋務派的后起之秀來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爭權過程中，光緒皇帝把維新派引以為援，企圖借助他們的力量來取得權力，這樣的歷史現象是很常見的。這些人都不能說是真正的維新派。
綜上所述，戊戌變法的資產階級改良思想，雖然沖破了封建守舊主義迂腐沉悶的空氣，激發了人們的愛國熱情，在社會上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但它畢竟只是在資產階級化的和企圖資產階級化的知識分子中引起了波動，是一場資產階級的政治改革。其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和經濟基礎，再加上領導這場改革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所以這場改革的失敗也在情理之中。維新派遭到殘酷鎮壓后，隨著社會階級斗爭的迅速發展，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旗幟越來越褪色，終在歷史的長河中淹沒，不難看出戊戌變法的實際影響是極其有限的。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十三
一.教育理念的不同。
1.精英教育發展成為全人發展的大眾化教育。
在課程標準中，明確講到其總體思路是“面向全體學生，使所有學生都能達到課程標準所規定的要求”。反映到教材的編寫上，則拋棄了過去的“難、繁、偏、舊”的內容和專業化、成人化的內容，真正體現了義務教育的普及性、基礎性和發展性的特點。
2.從注重內容的完整性、系統性、科學性的科學主義傾向轉為更加注重人文主義，人文精神，注重科學和人文的整和。
在新的課標的課程目標設置上，更加強調情感、態度和價值觀。要求“培養對祖國歷史文化的認同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審美情趣”、“培養承受挫折、適應生存環境的能力”等等。要求學生“學會生存”、“學會學習”、“學會關心”、“學會理解、寬容和尊重”、“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共同生活”。
3.從重視傳授知識為主到重視培養創新人才，強調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和創新意識。
過去那種重知識輕能力的做法帶來的弊端越來越為人門所認識到，在新的課改中就強調倡導學生積極主動的參與教學過程，勇于提出問題、學習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勇于反思并作出獨立、獨特的判斷。鼓勵教師創造性地探索新的教學途徑。
4.從讓學生掌握知識到留住學生的興趣，讓他們形成終身學習的習慣。
“我們是系統的學系統的忘”。學完就忘，這是不止一人告訴我的尷尬事。可喜的是，新一輪的課程改革特別關注這個問題，要求課程的內容、教材的選擇、教師的教學方法和手段、對學生的評價等都要有利于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的培養，有利于他們的終身學習。
5.讓歷史更貼近生活，讓歷史更貼近自我，強調學生的社會實踐。
“把握時代的脈搏”是這次歷史課改的一大特色。改革要求將知識的構建和學生的個體世界緊密相連,將歷史知識和社會實際相連，提倡生活即課程、自我即課程。
二.教學方法和觀念的改變。
1.有“傳授型”向“導向型”的轉換。
以前課堂上的情況是：45分鐘老師一個人講完，滔滔不絕、一氣呵成，還生怕學生沒聽夠，生怕知識點沒講透，生怕考點沒講到。老師挺喜歡講的一句話是：“只要你們跟著老師的上課、復習的步伐，你們一定能考一個好成績”。學生則一個個無精打采，小話不斷，呵欠連天。課改之后，老師的角色更多的象一個導演，在教學過程中起的是組織、引導、示范和協調的作用。我們要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引導學生學習，教會他們如何學習。將他們從被動接受知識和死記硬背中解脫出來，讓他們積極、主動的學習知識，讓他們改變“學歷史只要背就行”的觀念。
2.變結論式教學為過程教學，寓“學法指導”于教學過程之中。
歷史課本中有許多現成的結論，如“……的歷史意義”“對……的評價”等，學生有的并不贊同，有的不明所然。這就要求教師將得出結論的過程、自己的思維過程盡量的暴露給學生，讓他們主動參與到分析、討論中來，引導他們主動發現和探究知識。
3.利用課本中的活動課和學習與探究內容，有計劃的開展歷史課的研究性學習。
新的歷史課程改革在內容上和以前最大的不同是增加了許多的學習與探究的內容和4節活動課，這些內容不注重結果，注重的是學生的學習過程，鼓勵學生參與教學、與他人合作、共同探討、社會實踐等活動。要達到理想的目的，教師必須在“導”字上下工夫了。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十四
高中的時候我們就在不但的學習歷史，歷史書上有很多和近代史綱要上面的內容是雷同的，在大學里面我很想不通，為什么還要多此一舉又來重新學習這些東西，溫故而知新，通過這些學習，我才更加了解一些歷史的真相!
老師好象看出了我們的心思，他說：“別看你們歷史學過好幾遍，但我現在問你們幾個問題，你們當中不一定有人能回答得上來。鴉片戰爭是哪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是哪年爆發的?這些問題算是簡單的吧。誰能告訴我?”不出所料，聽到這個問題后，全班同學都做低頭苦思冥想狀，半天都給不出回答。老師的這個問題讓我意識到，雖然我們學的次數不少，但都沒怎么用心。就算有些時候很用心，但等應付過考試后，就棄置不管了。現在腦子里的歷史事件已所剩無幾，跟當初沒學過的一樣。這樣的學習是沒有效果的，也沒有意義。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說，學校安排我們再學一遍是合理的。他要我們記住：落后就要挨打!引申到我們身上就是：不求上進就會被淘汰!這次學習，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學!多了解些中國近現代史，做個合格的炎黃子孫。“落后就要挨打。”在我看來，這個道理貫穿著整個歷史。回顧過去，無論是鴉片戰爭還是日寇侵華，無一不在印證著：昔日的中國因為懦弱而受盡欺凌。雖然我們現在已經變得強大，也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認可，摘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但卻不能輕易忘記這些災難深重的屈辱史，在這段時間里，大大小小的帝國主義國家爭相侵略我們，中國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有幾百個，中國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戰爭中一次又一次被打敗。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是以號稱當時的首號資本主義強國的英國在1840年發動的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為起點的，戰敗后，清政府還被迫簽訂了中國近代史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從此，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后又簽訂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門條約》、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等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條約，被迫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和外國協定關稅，外國取得了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和在通商口岸傳教等特權。這些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野蠻和屈辱。后來，英法在1856年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在抵抗失敗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國簽訂了《天津條約》。此后又陸續有英法俄的《北京條約》、1885年中法的《中法新約》、1894年中日的《馬關條約》、19八國聯軍的《辛丑條約》等等。一系列的侵華戰爭和大批的不平等條約，把中國推向災難屈辱的深淵，造成了近代中國的貧窮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嚴重的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完整和領土完整，因此我們要牢記中國近代屈辱的歷史，銘記落后就要挨打的歷史教訓。如果沒有這些侵略戰爭，我想，中國的現狀可能要好得多。大批的不平等條約不知道讓我們中國人倒退了多少年。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中國建國以后的發展十分迅速，我們幾十年里就完成了別的國家要幾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務。就像我們從制造出第一輛“解放”牌汽車到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只用了七年的時間，但美國卻要花去200年。雖然我們現在和美國、英國等國還有一些差距，但要考慮到兩國不同的歷史背景。其實，中國的歷史，也是一部不屈不撓的抗爭史。在西方列強野蠻侵略中國的同時，偉大的中華民族和不屈的華夏子孫，進行了一系列的抗爭，有來自社會底層，也有來自清政府內部，有的是有組織的，有的是群眾自發的。像林則徐、關天培、左寶貴、丁汝昌等批愛國將領的涌現，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廣州三元里民眾的自發的抗英斗爭，顯示了中國人民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給帝國主義主義勢力造成沉重的打擊，社會各階層的團結一致，讓人民看到了希望。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為維護國家主權，19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波及全國，工人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條件。所以，不必去盲目崇拜美國、日本，我們應該崇拜我們中國人自己。還記得，小時侯，我學會的第一首歌是《社會主義好》，歌詞的最后那一句“全國人民大團結，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相信所有的中國人也都聽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些膾炙人口的歌曲并不是憑空編造的，它們的存在是有依據的。提到中國，又會忍不住想到讓我們全體中國人自豪的“紅軍長征”。長征的年代已離我們遠去，但“長征精神”卻代代相傳，就像是保存精神火種一樣。長征途中許多膾炙人口的英雄故事常常在我們的心中蕩漾，那種不屈不撓，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的永雄氣概，那種互幫互助、親密團結的合作精神，那種嚴守紀律、全心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品質，都無時無刻不在激勵著我們前進。但在無數的光環下，還有許許多多同樣出色的戰士，他們或許沒有令人們為之稱贊的英勇事跡，但“長征精神”在他們身上，同樣是熠熠生輝。在這里敘述一個長征故事——“一只印著‘謝’字的干糧袋”：這是發生在紅軍過草地途中的一個感人故事。有一位普通的紅軍叫做謝益先，過草地時，他分到了四斤干糧。在行軍過程中，戰士們看到了餓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謝就瞞著隊友，把自己的干糧袋給了他們，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涼水充饑，最終，因體力不支，就這樣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來還這一只印著“謝”字的干糧袋時，部隊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看了這個故事，心中感到無比沉重!謝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糧食，都是救命的“寶貝”，意味著一個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是毅然把自己的糧食給了那位母親;每天，自己在饑餓中煎熬，也不愿連累隊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還在詢問那母子三人的情況，在得知“他們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帶著微笑，離開了人世……他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情誼，對戰友的深厚情誼，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讓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們銘記在心中的“長征精神”。二萬五千里，在中國的土地上走了一圈，也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頭走了一圈。我們紅軍歷盡艱難，突破重圍，翻雪山，過草地，渡赤水，還要飛奪瀘定橋。
從1934年秋開始到1936年10月，這段歷程在中國的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為勝利樹立起了一座無與倫比的里程碑。長征，對于我們新世紀的一代，或許已經太遙遠了。我們未曾經歷過這樣的艱難困苦、這樣的驚心動魄，但這段歷史，還是帶給我們無數的深思。種.種永垂不朽的“長征精神”，值得我們去揣摩，去學習。當然，在新世紀，在我們學生中，這些“長征精神”，需要在學習中發揚，在校園中發揚，在做人處事中發揚，在一點一滴的成長道路上發揚，在為祖國的建設中發揚。我們要將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讓這些瑰寶，成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為一個合格的接班者。歷史，給我的帶來震撼的不僅僅是長征，還有辛亥革命，百萬雄師過長江，五四運動等等。在此就不一一敘述它們給我帶來的是如何的感受了。知史可以明得失。
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大多可以從歷史上找到經驗或教訓，這對于我們今后的為人處世是非常有意義的。學史使人明智，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的。以史為鏡，可知興替矣。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十五
摘要：《建黨偉業》這部電影所敘述的故事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拉開的辛亥革命開始，至1921年6、7月間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時止，在這十年里，許許多多影響中國歷史發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發生在這十年，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護法戰爭、巴黎和會、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等等，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真正稱得上是“風雷激蕩”、“巨變迭起”。這部史詩巨著使我們在建黨就是周年之時得以重溫那段激動人心的歷史，再次感受革命先輩在那段崢嶸歲月里的熱血與激情，感受他們對共產主義事業崇高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國情;教訓。
《建黨偉業》這部電影所敘述的故事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拉開的辛亥革命開始，至1921年6、7月間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時止中國共產黨成立這段短短的十年時間內的歷史故事與風云人物，它以毛澤東、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周恩來等第一批中國共產黨黨員為中心，講述了他們在內有軍閥混戰、外受帝國主義欺辱這樣風雨飄搖的時代，為國家民族的獨立而赴湯蹈火的精彩故事，旨在向那些為革命奮斗犧牲的先烈們致敬，也提醒現代觀眾特別是黨員們不要忘記那些新中國的開拓者們。觀看完該片，我同大多數觀看者一樣，被深深感動，同時也深受啟發。該片對于我們今天新時期的共產黨員，有著深刻的教育意義。
首先，影片展現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中國革命選擇中國共產黨來完成其歷史使命，不是偶然的，這是歷史的必然。近代中國自鴉片戰爭開始，一直遭受列強入侵，逐漸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封建統治者對內鎮壓人民的反抗，對外賣國茍活，國將不國;中國各階級的有識之士起來反抗，代表農民階級的太平天國起義、代表地主階級的洋務運動、代表上層資產階級的戊戌變法和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辛亥革命，可謂風起云涌，但是，由于受階級自身的局限所影響，或者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下，這些革命或者改革自救運動先后都失敗。這表明，這些階級所領導的革命和改革運動不能救中國，不能將中國救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苦難深淵。那么，中國的出路在何處?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決定，必須要有新階級來領導新式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革命的重任帶有歷史的必然性地落到了先進階級的身上，此時，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一批人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們終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確方向——以蘇維埃俄國為師，走社會主義道路，和指導革命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就這樣應運而生。中國共產黨代表著先進階級——無產階級和千千萬萬勞苦大眾的利益，他們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剝削和壓迫，天生具有徹底的革命性，又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加上與農民有著天然的同盟，這些優勢就決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從此在她的領導下，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建國偉業》教育我們，要做一個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唯有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才能安居樂業，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近代中國風雨如晦的年代里，民族遭受外敵蹂躪，喪權辱國的事屢見不鮮，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巴黎和會上，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卻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想借此機會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卻被列強拱手轉讓給日本。這讓人何等的憤怒，何等的不平!但是，作為當時腐敗的北洋軍閥政府，又能怎么樣呢?具有愛國良知的學生們終于不能忍受政府的無能，起來抗爭，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運動，痛打賣國賊，火燒趙家樓，卻遭到政府的鎮壓，愛國工人和商界也聯合起來援助學生的行動，最終迫使中國代表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訓時刻警示著中國人，必須熱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必須實現民族獨立，否則就會成為奴役的對象。這些參加五四運動的青年學生，其中就有許多人后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奮斗終身。
《建黨偉業》教育廣大黨員，應樹立起遠大理想，堅守信念，為實現共產主義事業而不斷努力奮斗。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等一大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就是懷著偉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經歷巨大的艱難險阻，冒著生命危險，頂著牢獄之災，赴湯蹈火，憂國憂民，無所畏懼，真正表現出共產主義戰士革命英雄主義的崇高品質，永遠值得后人學習、敬仰、緬懷。對比之下，貪生怕死，動搖信念，最終難免為世人不齒，甚至淪落為千古罪人。陳公博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本來參加黨的成立大會的他被酒店里的槍殺案所嚇倒，竟然忘記自己的使命，被妻子勸說潛回老家廣東。從這里就可以窺見一個人的精神品質，歷史也證實，后來陳公博叛黨，投靠軍閥陳炯明，然后又跑到國民黨陣營里去了，再后來跟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淪為大漢奸，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罪人，抗戰勝利后最終被處決。這就是陳公博的下場，也值得后人警醒與深思。新時期的共產黨員應繼承和發揚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質和精神，“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始終保持先進性，做好先鋒帶頭作用，沖鋒在前，享樂在后，舍小家為大家，創先爭優，做好表率作用，唯有這樣，才能發揮戰斗堡壘作用，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我們的事業才能取得成功。
《建黨偉業》還教育廣大黨員干部，必須堅持與時俱進。時代的車輪總是滾滾向前，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時代不可逆轉的潮流，然而，少數逆歷史大勢者，違背民心搞復辟，下場自然悲慘。袁世凱妄圖復辟帝制，結果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夢，在人民的唾罵聲中抑郁而死;張勛復辟，也只上演了一回十二天的小丑鬧劇就草草收場。這就說明，帝制時代在中國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只能順應潮流向前看，不能開歷史倒車。新的歷史時期也是如此，必須堅持與時俱進，否則必然會被時代淘汰出局。那么，就要做到：一是要弄清時代的主題是什么。當今時代，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就要維護和平、促進發展。二是要了解新生事物、接受新生事物，促進新生事物的成長。新生事物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它是應時代的發展要求而產生，是進步的。三是要解放思想、開拓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不竭的動力。只有開拓創新，我們的事業才會進步，才能在國際社會有著較強的競爭力，我們的國家民族才會屹立不倒。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學習歷史，就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面向未來，促進發展。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過去，要牢記歷史，因為這是一個民族的“魂”。中國共產黨走過了九十年風風雨雨，她的豐功偉績已載入史冊，萬古不朽。讓我們攜起手來，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牢記歷史使命，堅持信念，開拓進取，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創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而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1]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2]吳恩遠.十月革命：必然性、歷史意義和啟迪，2007。
[3]斯大林.《斯大林集》.人民出版社，1959。
[4]柯云;麗陽.《鐘山風雨》，2006.06。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十六
中國近代史從1840年開始到1949年結束。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是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整個中國近代史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歷史。
中國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止于1949年南京國民黨政權覆亡，歷經清王朝晚期、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時期、北洋軍閥時期和國民政府時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漸形成到瓦解的歷史。
19世紀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強接連發動了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不斷遭到破壞，西方列強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強對華侵略加劇，中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
鴉片戰爭前，中國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制國家。但由于清王朝這個封建地主政權腐朽沒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逐漸落后。所以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則徐的虎門銷煙,英國借機侵略中國,但其實質是為了打開中國市場,銷售鴉片.1842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南京條約》，中國從此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鴉片戰爭后，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向中國大量輸出商品和資本，逐漸沖擊著中國封建經濟。
1840年，外國資本主義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一場場強加給中華民族的災難。近百年來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對中國發動過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戰爭。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戰;有單獨入侵，更有合伙劫掠，強迫中國簽訂了數以千計的不平等條約。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資本主義列強扶植封建勢力作為統治中國的工具;蠶食和鯨吞中國領土;出兵控制，竊取中國軍事要地;劃分勢力范圍;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通過戰爭勒索巨額賠款;在中國進行商品傾銷和資本輸出。外國資本主義列強推行的殖民主義，引起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巨烈動蕩，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此，中國人民為擺脫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進行了長時期的、不屈不撓的斗爭。
1840年以來，亡國滅種的危機一直威脅著千年古國。在中華民族危難之際，一代民族精英覺醒：魏源等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洪秀全領導的反清農民起義;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圖強”;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正是他們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挺身而出，為反對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同仇敵愾，英勇奮斗，前赴后繼，拼搏不息，譜寫了中國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壯篇章。
1851年，洪秀全領導號召農民在金田宣布起義，建號“太平天國”。1853年春，太平軍占領南京，把南京改名為天京，定為都城，正式建立農民政權，同清朝對峙。1856年，太平軍摧毀江南大營，解除了天京之圍。太平天國在軍事上達到了全盛時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淪陷，太平天國運動失敗。
1856年,英國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條約》，但遭清政府的拒絕.英國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這次英法聯軍出兵侵略中國,美俄是幫兇.雖然第二次鴉片戰爭與鴉片無關,但其實質與鴉片戰爭一樣,因此叫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與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簽訂《天津條約》，與沙俄簽訂《璦琿條約》。
1860年,英法聯軍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燒殺搶劫,咸豐帝逃往承德避暑山莊,讓他的弟弟恭親王奕欣擔任議和大臣,留守北京。接著英法聯軍洗劫并焚毀了北京西郊舉世聞名的皇家園林圓明園，占領了北京。并強迫清政府簽定《北京條約》。
19世紀60—90年代，洋務運動，以奕欣為首。發展中國軍事、民用、教育等，中國資產階級產生并且有所發展。1883—1885年，中法戰爭，簽定《中法新約》，標志著中國西南的門戶被打開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中,中國失敗.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1900年,帝國主義國家為了鎮壓義和團起義,維護在中國的利益,發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它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
中國人民為反抗列強侵略，爭取民族獨立，進行著英勇的斗爭，開始了救亡圖存的探索。以“自強”“求富”為目的的洋務運動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資產階級維新派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發展資本主義，進行了維新變法運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運動沖擊了封建主義的思想、道德和文化，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閘門。中國在飽受列強欺凌、被迫開放的環境中不斷進行著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變革，中國的近代化艱難起步，社會結構開始逐步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
1919年5月爆發了"五·四"學生愛國運動，6月初發展成為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全國規模的群眾愛國運動。"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開端。在這個運動中，中國無產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臺。1921年7月23日，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燼美、鄧恩銘、李達等代表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途因有法國特務監視，轉入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游船上繼續舉行)，中國共產黨誕生了。
1919年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標志著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了國民革命運動的高漲。國共合作破裂后，中國共產黨為反抗國民黨統治，進行工農武裝革命，開始了中國革命道路的艱難探索。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中華民族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1935年，日本發動華北事變，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全國主要矛盾。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七七事變，中華民族全面抗戰從此開始。中國人民經過八年浴血奮戰，終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來反侵略戰爭的徹底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面臨著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決戰。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國民黨政府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悍然發動內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戰爭，推翻了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標志著著近代史開始。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
1884中法戰爭。
1895甲午中日戰爭。
1898維新變法。
1901八國聯軍侵華。
1905同盟會成立、護國運動、護法運動、
1915新文化運動。
1919五四運動。
1921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4國共第一次合作建立，開始北伐。
1937—1945抗日戰爭。
1949。10。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現代史開始。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十七
(1)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洋務派在中央以恭親王奕讠斤為代表，在地方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為代表。
(2)口號和創辦的主要企業：洋務運動前期以“自強”為口號，創辦一批近代軍事工業。有李鴻章創辦的江南制造總局，左宗棠在福州創辦的福州船政局等。后期以“求富”為口號，創辦民用工業，如湖北織布官局、漢陽鐵廠、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等。
(3)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洋務運動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但它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在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為中國的近代化開辟了道路。
(4)船政學堂的內容要結合鄉土歷史。
2.知道“百日維新”的主要內容，認識戊戌變法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
北：在社會上起了思想啟蒙作用。
p35：1895年春，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來，康有為、梁啟超等聯合應試舉人，上書光緒帝，反對議和，請求變法，史稱“公車上書”，維新變法運動就此拉開了序幕。
p37：186月，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這一年是農歷戊戌年，又稱“戊戌變法”。
3.武昌起義。
北p41：1910月10日晚，武昌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和士兵打響起義的第一槍。占領武昌城，取得首義勝利。
p42：此后，僅一個多月時間，全國就有十幾個省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形成了席卷全國的革命浪潮。
4.孫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動。
北p40：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這是第一個全國規模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三民主義成為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的旗幟。
p43：1911年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南京臨時政府期間，孫中山發布了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法令，頒布了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5.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
北p43：辛亥革命勝利意義：清朝的統治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崩潰，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終于結束。民主共和國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
北p45：在陳獨秀的率先倡導下，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一批知識分子，以《新青年》雜志和北京大學為主要陣地，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發起新文化運動。
p46：新文化運動激發了廣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熱情，促使人們沖破封建思想的羅網，探索救國救民的新出路，在近代中國掀起了一場思想解放的風暴。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十八
摘要：中國社會在鴉片戰爭后，進入了近代的進程，并且隨之發生了眾多的變化。兩次戰爭之后，廣大人民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侵入的不斷深化，幾近滲入社會的各個層面，西方殖民主義者在中國權利的不斷擴大，帶給了古老中國無休止的戰火。這兩次戰爭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響了中國？中國的社會進程又發生了怎么樣的變化？本文重點描述了這些。
關鍵詞：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自然經濟、洋務運動、海關。
一、兩次戰爭，一種命運。
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以發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為標志，同時這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開端。
1839年6月3日至21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在虎門海灘公開銷毀英、美等商人呈繳的鴉片21298箱[2]。英國殖民主義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國內閣正式決定發動侵華戰爭，4月英國國會正式通過，6月由英國全權代表懿律()統率4000侵略軍，乘艦船40余艘到達廣東海面并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正式爆發。
此時，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無疑，統治階級中的妥協派占據了主導，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查辦；沙角、大角、虎門炮臺相繼失守，定海、寧波、鎮海相繼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讓戰火在古老的東方國度持續燃燒了兩年零兩個月，最終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而結束。自此中國不再享有完整獨立的主權，中國社會開始轉化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開始了長達109年水深火熱的日子！
當中國國內太平天國起義達到高潮的時候，英法兩國在美俄的支持下，對中國發動了新一輪的侵略戰爭，并以此來擴大鴉片戰爭中所獲得的利益，史稱第二次鴉片戰爭。
1860年10月，無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與英法侵略者簽訂《北京條約》，至此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兩次鴉片戰爭，古老的東方國度——中國，在清朝統治者的帶領下，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千萬萬中國人民都面臨著一種命運——用槍炮和鮮血來換取國家的主權獨立與民族自由！
二、兩次戰爭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兩場久遠的戰爭，中國恥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陣陣槍炮聲，一聲聲吶喊聲中拉開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義者，帶著資本主義的各類成果來到了中國，從各個方面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
（一）海關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變化。
兩次戰爭用武力叩開了中國的國門，在此便不得不先談一下清代海關的變化。
可是現在，西方殖民主義者不僅用武力口開中國國門，而且用兇殘的暴力將中國的海關自主權硬生生地剝離，更有一些殖民主義者敏銳地察覺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列強共同爭奪的國家中建立一個完全殖民地性質的海關機構，事實上是很難行得通的。”[6]咸豐九年(1859)，在海關司稅李泰國的緊逼下，清廷將總稅務司升格為中國海關行政的最高首腦，并委任李泰國為近代中國海關第一任總稅務司，這位大英帝國的海關代表，不僅“霸占”了中國海關的最大權利，還在其任期內將司稅改為稅務司，稅務司的實際地位就相當于各地海關行政之最高長官。此外清廷的海關系統還包括：海政局、同文館和郵政局。
西方殖民主義者利用武力、利誘官員等手段進一步控制了清廷海關大權，為其傾銷工業產品，掠奪原材料及初級產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以英國為首的侵略勢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國封建政權。英、美、俄、法等國的公使聯合干涉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此時與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適應是封建政權的顯著地買辦化。從清朝封建統治集團本身的變化上說，一批主張學習西方軍事、技術，并與外國侵略勢力關系更密切的買辦化官僚產生了，即所謂的洋務派。他們為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和擴大本集團的勢力，開展各種洋務活動。
前期，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官僚軍閥，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軍事工業，所謂的“自強新政”。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建立“安慶內軍械所”；1862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高昌設立江南制造總局；同年，李鴻章在南京設立由因國人馬格里督辦的金陵制造局。但這些企業大都工作效率低下，產品質量低劣。在興辦軍事工業的同時，還訓練新式陸軍和建立新式海軍（即籌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師）。
后期，從70年代初期開始，洋務派從軍事工業轉而舉辦一系列民用企業，以供應軍用工業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運輸、以“求富”。其中規模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創立的輪船招商局，1876年籌辦的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漢陽鐵廠、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洋務派所辦新式企業均為官僚商辦企業，也是北洋系買辦官僚所憑借的經濟體系。洋務派興辦這些企業的目的是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一些東西來維護封建統治，并增強本集團的實力和財富。這些資本主義企業實際上就包含著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初形式。”[7]中國的資本主義在這些企業中緩慢的成長。
（三）西方資本主義沖擊下的自然經濟。
其解體的具體表現為：
從鴉片戰爭后，特別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戰爭之前的時期內，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傾銷下，與農業結合的手工業尤其是棉紡織手工業開始解體，廣大農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不得不依賴于市場，成為世界市場的購買者；另一方面，在外國資本主義原料掠奪下，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擴大，廣大農民又成為世界市場的原料供給者，中國農業經濟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著重分析的幾個方面，是兩次鴉片戰爭后，對中國歷史影響較為長遠和深刻的方面，下面來描寫在外國資本主義的掠奪下依然存在的幾個其他方面。
在洋務運動創辦近代企業的同時，中國社會還出現了一批商辦企業，如：1866年的上海發昌機器廠，1873年的繼昌隆繅絲廠，1878年天津的貽來牟機器磨坊等，這些企業構成了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業在中國的出現，使得中國產生了第一批近代產業工人，他們形成了早期的中國無產階級。并在此后30年的時間內，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了。
另外在鴉片戰爭后，地主階級改革派效法和學習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后逐步發展為維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
五、結束語。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在飽經了109年戰火紛爭的中國人民，終于可以過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遠的戰爭不是只能活在我們的回憶當中，我們要居安思危，時刻謹記自己所處的環境，自尊自強，從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讓我們銘記歷史，開創未來！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著：《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頁。
【2】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下，北京大學出版社。
【3】馬克思恩格斯著：《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739頁。
【4】賀翼柯，《戈登在中國及蘇丹》，見王崇武等編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第148頁。
【5】《熙朝紀政》卷六，《紀英夷入貢》附《敕諭英吉利國王二道》。
【7】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下，北京大學出版社。
【9】毛澤東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頁。
中國近代史小論文（精選19篇）篇十九
今年，我參加了河北省中小學教師全員培訓，通過這么長時間的學習，對于初中歷史教學如何貼近學生生活、如何更好的利用開發課堂資源，有了更深的理解，對于以后的教學將會有更大的幫助。下面將就課堂教學中出現的問題做一下總結。
(一)備課中的問題。
我認為，高質量的“一次備課”是“二次備課”、“集體備課”編寫“導學案”的前提和基礎，沒有有效的“一次備課”，后面的所有環節都是假的、空的、低效甚至無效的。
(二)作業中的問題。
1.批改目的不明。2.重學輕練。3.要求寬松。4.追求結果，放棄過程。
(三)批改中的問題。
1.缺少思考。2.機械呆板。3.目標偏移。
(四)展示中的問題。
1.展示的內容缺少選擇性。“導學案”中的內容一般可以分為三部分，一部分是多數不理解的，一部分是少數不理解的，一部分是個別不理解的。展示應該是面向全班的，只有把多數同學都有教訓值得吸取，有規律方法值得總結的題目拿出來展示，才能達到效益的最大化。
2.展示代表的選擇沒有針對性。參加展示的學生理應是代表了某題的某種錯誤類型的一個或幾個學生，這種展示才對具有同類錯誤的學生具有教學作用。但是由于同樣的原因，教師“兩眼漆黑”，只好課上各小組組長指定代表進行課堂展示。組長盲目指定的結果，就有可能會出現該生展示的內容100%的正確，做錯的學生不能從中吸取教訓;也有可能全班只有一個或幾個學生做錯該題，讓參與展示的多數學生浪費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