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就如同白駒過隙般的流逝，我們又將迎來新的喜悅、新的收獲，讓我們一起來學習寫計劃吧。那么我們該如何寫一篇較為完美的計劃呢？下面我幫大家找尋并整理了一些優秀的計劃書范文，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金融工作計劃普惠篇一

這是中銀消費金融公司（下稱“中銀消金”）為普惠金融特殊客群設計的個性化場景產品，結合貴州地情開發的健康醫療項目授信產品“小青果”商戶專享貸，專門為孕產婦干細胞存儲進行分期付費。

近年來，在政府推動和全社會的關注下，普惠金融快速發展，而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是普惠金融發展路上的長期和系統性工作。如何提高客群覆蓋面、提升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也是普惠金融工作的突破口。

當下，科技已成為金融機構的標配。“去人工化”的審批、授信、風控、放款流程，將整個消費信貸業務鏈條置于科技系統中自動運轉。

200個 中銀消金的業務觸角已覆蓋全國26個省區市，普惠金融服務惠及全國近200個城市。

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從產品創新、客戶服務、業務流程、風控體系等各方面重塑消費金融，促成消費金融行業2.0時代的到來。業內專家普遍認為，金融科技在消費金融行業發展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科技創新既能夠以數字化、線上化提高金融服務可獲得性——推動“普”，也能夠通過大數據、智能風控來反欺詐、降風險，提高金融企業的收益——實現“惠”。

作為首批持牌消費金融公司，中銀消金在普惠廣大群眾，助力普惠金融數字化建設上起著先鋒作用，不斷打造“標準化授信流程”“專業化風險管理”“全方位客戶服務”專業業務受理平臺，不斷推進自動化審批作業、智能化風控系統，持續優化貸款流程體驗，通過“金融+科技”精準辨識普惠金融客群風險，全面增強普惠金融服務能力。

經歷了行業的快速生長，消費金融行業正逐漸向“無場景，不金融”的傳統理念回歸。

作為普惠金融的主力軍之一，持牌消金在新技術的再造和重塑下，正在不斷學習、摸索、升級、蛻變。

事實上，眾多消金機構正持續向多場景縱深拓展。瞭望智庫發布的《2019消費金融新趨勢報告——技術升級與用戶下沉》顯示，消費金融的三大主要板塊——現金貸、場景貸和信用卡業務中，場景貸的發展最具潛力，且更貼合消費金融實質，目前已由最初的車貸、房貸逐漸發展到電商購物、教育培訓、家裝、醫美等多個消費場景。

作為消金行業先行者之一，中銀消金持續開展場景化轉型工作，明確“科技數字化、獲客場景化、服務智能化、產品譜系化”的發展規劃，發揮集團優勢，打造中行特色的“1+2”普惠金融服務體系，實現既“普”又“惠”、先“普”后“惠”的普惠金融戰略定位。

中銀消金高度重視塑造普惠金融個性場景化的能力，著力做好普惠金融服務各項客群的落地工作。

融合“科技+場景”模式，經過9年持續深耕，中銀消金的業務觸角已覆蓋全國26個省區市，普惠金融服務惠及全國近200個城市。

自2011年起，中銀消金不斷探索教育場景，從傳統線下教育門店到新興線上授課，逐步摸索設計了具有中銀消金特色的“教育云分期”“技能云分期”產品。

同時，中銀消金高度重視塑造普惠金融個性場景化的能力，著力做好普惠金融服務各項客群的落地工作。以“小青果”產品為例，該產品是為懷孕滿8周的適齡孕婦提供醫療扶貧幫扶，解決資金難題，以普惠金融精準扶貧方式提供產前無創篩查、新生兒遺傳病產前篩查和干細胞儲存等服務。

據介紹，該產品一方面幫助身孕貧困家庭解決了資金難題，提供健康醫療服務便利，另一方面也彌補了貴州省內關于產前無創基因檢測、新生兒遺傳代謝病篩查和新生兒干細胞的互助共享的不足和空白，提供干細胞相關的大病治療保障，一定程度上減少因病致貧、返貧人口。目前，該業務范圍覆蓋貴州省大部分縣市區，自上線以來共計發放貸款4683.76萬元，服務客戶達1795戶。

此外，在產品創新方面，中銀消金也下足了功夫，聚焦c端客戶個人和家庭的全生命周期，通過整合場景、自建場景、融入場景構建跨界普惠金融服務生態圈， 打造了以抵押為基礎的“抵押消費貸款”、以信用為依托的“信用消費貸款”、商戶聯合形式的“交易分期消費貸款”線上線下融合的產品體系。

在我國經濟轉型升級、金融改革縱深推進、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消金公司紛紛尋求科技加持，場景為壘。業內人士認為，在金融牌照化經營、監管趨嚴的大環境下，只有真正具備科技能力和有效場景的消金機構，才能有基礎和能力有效控制風險，從而更好地服務普惠金融和實體經濟。

在中銀消金看來，場景金融的本質是“1+n供應鏈金融”在消費金融領域的運用。消金機構應強化對場景載體的核心企業“1”的風險把握，對“+”作為交易流程的真實性、有效性的把握，以及對“n”作為借貸主體的反欺詐和風險控制，實現“場景越實越好”。

金融工作計劃普惠篇二

[摘 要]從文獻綜述視角分析了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結果發現：傳統普惠金融的數字化和數字金融的普惠性是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兩種主要路徑;數字普惠金融不但突破了地理和時間等方面的限制，讓金融更容易走進農村地區，緩解了農村金融排斥，而且降低了金融服務成本，改善了信息不對稱，進而通過刺激消費、促進就業、緩解信貸約束、改善人力資本等機制顯著收斂了城鄉收入差距;同時，區域差異、門檻效應、數字鴻溝、風險及行為異化等因素也會制約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總體收斂效果。

[關鍵詞]數字普惠金融;城鄉收入差距;金融排斥;數字鴻溝

一、引 言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發生了巨大改變。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49年的49.7元增加到2019年的28 228元，人均消費支出從1956年的88.2元增加到2019年的19 853元，恩格爾系數從63.9%下降至28.4%，人民生活質量極大提高。然而改革開放至今，我國城鄉收入的差距仍然較大，其中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在2009年達到3.28倍的頂峰，之后雖有所下降但仍在高位徘徊。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放緩，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任務將更加艱巨。而且，收入差距和經濟增長相互影響，收入差距的擴大也會進一步阻礙經濟增長。可見，加速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當前及今后較長時間內均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影響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很多。蔡昉（2013）認為，人力資本、就業機會和改革過程中的問題是影響我國收入分配最主要的三大原因[1]。shaw（1973）較早注意到了金融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并認為金融發展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十分重要的手段[2]。貝多廣（2015）指出，現有的經濟社會結構根源于金融結構，金融可以促使在愈加寬廣的社會階層中廣泛地分配財富[3]。我國的金融結構有著明顯的城鄉二元特征，具體表現為金融資源主要流向城鎮地區，而農村地區的金融供給明顯不足且存在較為嚴重的金融排斥。因此，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就必須轉變當前的城鄉二元金融結構。多年來的發展經歷表明，僅依靠傳統的金融措施很難轉變城鄉二元金融結構，近年來提倡的普惠金融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村金融服務供給不足的矛盾，但農村地區融資成本高居不下的現實也使得改進的效果大打折扣。如何在降低現有成本的基礎上為農村提供更多的有效金融服務，依托數字技術而生的數字普惠金融則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數字普惠金融的服務主要定位于受金融排斥的弱勢群體。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在為農村居民提供金融支持的同時不但彌補了傳統金融服務的不足，而且通過數字技術降低了經營成本，緩解了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風險，從而增強了金融供給的可持續性。鑒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較晚，相關研究近幾年才相繼出現，對于數字普惠金融如何定義與定位，以及其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如何等問題，本文將從現有文獻中進行梳理、總結和評述，并最終提供一個分析框架。

二、數字普惠金融的基本內涵

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根源于金融排斥。金融作為經濟主體跨時空轉移價值的方式，可以合理分散風險，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傳統金融本身具有一定的門檻，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為避免逆向選擇及道德風險，需要金融客戶提供一定的資產作為抵押。此外，提供金融服務需要物理網點、工作人員以及技術設備等支持，這些都為金融服務堆積了較高的成本。在資本逐利性的驅動下，金融服務往往提供給具有較多資產的富人，缺乏資產的低收入人群則被傳統金融排斥在外。金融排斥的核心特征是一部分人群不能以合理的方式獲得金融服務，demirgǜkunt & levine （2009）指出金融排斥是世界范圍內的一個普遍現象[4]。為解決發展不均衡、不充分問題，孕育而生的是普惠金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尤努斯開創的格萊珉銀行正是普惠金融實踐道路上的成功試點。2005年聯合國組織正式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①，2006年普惠金融被引入中國，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普惠金融”構想，2016年國務院發布《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2016年杭州g20峰會提出了數字普惠金融的概念。

根據《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數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過數字金融服務以促進普惠金融的行動。它包括運用數字技術為無法獲得金融服務或缺乏金融服務的群體提供一系列正規金融服務，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務能夠滿足他們的需求，并且是以負責任的、成本可負擔的方式提供，同時對服務提供商而言是可持續的。” 黃益平、黃卓（2018）也曾指出，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既要堅持做到商業可持續性，提供的金融服務又必須是負責任的[5]。因此，總體來看，對于數字普惠金融而言，金融是本質，普惠是性質，數字是手段。

（二）數字普惠金融的構成

從前述定義來看，數字普惠金融既依托于數字技術，又蘊含普惠性質，包含數字和普惠雙重屬性，相對應的分別是數字金融和普惠金融。關于數字普惠金融的構成，當前研究大多認為主要包括傳統金融機構的服務數字化和互聯網公司的金融業務兩部分[5]。從數字普惠金融的實踐發展歷程中可以發現，前者的發展路徑是從金融到普惠再到數字化，表現為普惠金融的數字化，后者的發展路徑則是從數字到金融再到普惠，體現為數字金融的普惠性。

普惠金融是作為傳統金融的補充發展而來的，多為傳統商業銀行提供，旨在面向被傳統金融排斥的弱勢群體，為其提供可接受的金融服務。然而，傳統金融機構提供的普惠金融在社會性目標和盈利性目標之間通常存在相互沖突，即社會性目標要求為低收入群體提供金融支持，所提供的服務是低成本的，而成本過低勢必會壓縮利潤空間。一方面，客觀上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提高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產生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了傳統金融機構獲得正常盈利的難度，甚至可能出現虧損，進而難以實現商業可持續的目標。另一方面，當前我國普惠金融發展體系尚不健全，成本較高、結構化信息不易獲取、定位不明確的問題仍較突出。農村普惠金融發展中既面臨農民信用水平不高、抵押品少、金融知識缺乏等困境，也存在金融服務供給與農村內在需求不吻合、農村金融產品創新明顯不足等問題。此外，傳統普惠金融的發展基于傳統金融機構，必然存在著因網點分布而導致的空間性差異。張珩、羅劍朝、郝一帆（2017）就指出我國普惠金融發展整體偏低，且存在地區差異，不同地區的農村普惠金融發展差異較大[6]。地區差異表現為偏遠地區的弱勢群體依然無法獲得金融支持，而普惠金融是以金融福祉分配的公平合理為原則，可得性是考察普惠金融的核心指標。

數字技術的使用降低了普惠金融的成本，提高了信息可獲得性，為普惠金融帶來了更多發展空間。數字金融發展對商業銀行業務產生正向影響，拓展了商業銀行業務，降低了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提高了經營效率。基于微觀數據的分析，尹志超、張號棟（2018）指出借助數字技術支持形成的數字普惠金融比傳統普惠金融作用更大[7]。

數字金融早期是由互聯網公司涉足金融領域發展而來的，是指通過互聯網及信息技術手段提供的金融服務。有學者將數字金融定義為傳統金融中介和資本市場之外的第三種金融，認為數字金融區別于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是一種新的金融模式[8]。然而，王國剛、張揚（2015）認為互聯網金融對傳統金融的沖擊有限，并不會顛覆傳統銀行業務，更多的是對傳統金融的補充[9]。黃益平、黃卓（2017）對中國數字金融的發展進行了總結，認為傳統金融不發達、監管壓力較小以及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是我國數字金融發展的重要原因，并指出數字金融的普惠性是中國數字金融發展的鮮明特點[5]。

數字金融天生具有普惠性，謝平等（2015）指出互聯網金融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緩解信息不對稱、拓展交易可能集、交易去中介化、支付變革與金融產品貨幣化的特點[8]。楊善林等（2016）將互聯網視為當代社會的一種新資源，互聯網金融實質上使用技術手段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問題，提高資金配置效率，促進了經濟增長[10]。總的來看，數字金融的普惠性首先體現在其渠道廣，黃浩（2018）認為互聯網是渠道的革命，互聯網公司借助電子商務和社交網絡建立了寬廣的渠道，使得弱勢群體可以通過網絡渠道進行金融交易，而不受地理限制[11]。其次體現在信息流通，數字技術將信息的傳播速度推至極限，并通過技術手段匯聚碎片化的信息，構建全面的信用體系，根據客戶的差異提供精準的金融服務，合理控制風險，降低了金融服務的成本，使得普惠金融經營可持續。相較于傳統金融的政策引導，數字金融的普惠性內生于數字技術，數字金融的發展已超越移動支付，構建了一個數字金融的生態圈，具有普惠金融的價值[12]。

三、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

相關研究大致是按照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普惠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的路徑而逐步推進的。

（一）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

1.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關于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可分為三類觀點。一是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呈“倒u型”關系。greedwood & jovanovic（1990）提出了gj理論，率先研究了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的關系，認為金融發展初期存在財富門檻，金融多服務于富人，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隨著經濟增長，低收入者也可獲得金融支持，轉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二者呈“倒u型”關系，并實證檢驗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之間的庫茲涅茨效應[13]。二是金融發展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galor & zeria（1993）對“倒u型”提出質疑，認為存在一個初始財富門檻，從而金融發展和收入分配呈負相關關系，金融發展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實證結果也證明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未能使低收入群體受益[14]。三是金融發展會收斂城鄉收入差距，ruixin & sami（2019）認為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為農民提供了就業機會，增加其收入，城鄉收入差距會收斂，并采用國際數據證實了收斂效應[15]。總體看來，有關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并未形成統一觀點，農村金融排斥的存在使得城鄉收入差距有擴大的可能。

2.農村金融排斥與城鄉收入差距

一些文獻認為，金融發展沒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是農村地區存在較為嚴重的金融排斥，既包括金融機構排斥農村，也包括農戶接受金融服務尤其是信貸服務的意愿不強。首先，城鄉之間的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取決于金融規模和金融效率，李廣眾、陳平（2002）發現金融中介效率與經濟增長具有雙向因果關系，而金融中介規模不存在因果關系[16]。地區間金融效率的差異是地區經濟差距的較大原因， 金融規模的擴張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也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有正向影響，而金融效率的提高能收斂城鄉收入差距。我國的金融發展一直注重規模增長，但發展質量不高，金融效率低下，從而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其次，城鄉二元金融結構也影響了城鄉收入差距。在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農業生產為工業發展提供了諸多資源，各類資本向城市集中，導致農業自身發展資源匱乏，戶籍制度的設立又限制了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形成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進一步衍生出二元金融結構。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是國家戰略偏向與地方政府控制偏好的共同結果，表現為農村金融支持的缺失，城鄉二元金融結構使得城鎮居民受益程度遠大于農村居民。在二元金融結構下，農村金融扶持力度薄弱，正規金融發展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金融自由化也主要增加了高收入人群的投資機會，降低了農村居民從正規金融的信貸獲得，使農村金融機會減少。

金融發展、金融結構的轉變，理論上有助于推動城鄉一體化，改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正因為此，近年來，我國政府一直重視解決“三農”問題，對農村金融發展也給予了大力支持，但是農村金融發展依舊面臨困境，主要是行政手段與市場機制之間存在矛盾，政策措施未能對癥下藥，金融機構無法按市場定價，同時缺乏風險管理手段，導致農村金融效率較低，在馬太效應下農村地區金融與經濟惡性循環，導致城鄉收入差距居高不下[17]。

1.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的影響

貝多廣（2015）指出，一個好的金融應該是負責任的、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的[3]。僅靠正規金融的發展無法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信貸約束、發展非均衡是金融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改善金融約束有助于緩解城鄉收入差距。普惠金融定位于緩解金融排斥的目標，增加了金融的可獲得性，金融深化強調金融發展的深度，而普惠金融強調金融發展廣度，有助于收斂城鄉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可以通過促進經濟增長、減緩貧困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首先，發展普惠金融有助于經濟增長。金融發展、金融規模擴大、金融結構調整、金融效率提高都能促進經濟增長，普惠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側重在金融中介的發展廣度方面，而經濟的增長有助于收斂城鄉收入差距[18]。其次，發展普惠金融有助于減貧。金融通過經濟增長效應和收入分配效應減緩貧困，金融可得性增加是減貧效應的前提，發展普惠金融為低收入農戶提供了金融支持，緩解了貧困現象。相關實證研究也證實了普惠金融的減貧效應[19]。

chakravarty（2013）指出普惠金融發展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并采用印度的數據證實普惠金融發展顯著收斂了城鄉收入差距[20]。普惠金融的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有長期均衡關系，李濤等（2016）實證證實了我國普惠金融的發展收斂了城鄉收入差距[21]。

中國金融體系中的金融壓抑促使了互聯網與金融的結合。農村普惠金融發展的困境在于信息不充分，數字技術的發展緩解了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高、抵押約束的難題，有助于普惠金融在農村落地。barbesino et al.（2005）指出互聯網已是歐洲銀行公認的業務渠道[22]。數字金融的發展以信息不對稱為立足點，以大數據為驅動，促進市場分布的“長尾”延展、“加厚”和“向下”，擴大了金融服務的覆蓋面，促進了各地區的信息交流，在支付、保險、信貸等領域均有所建樹[23]。互聯網發展也突破了空間的局限性，數字金融發展的地區差異縮小，改善了金融排斥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區域差異，促使農村金融發展的目標更加精準。

吳曉求（2015）指出數字金融的發展打破壟斷，促進競爭，提高了金融效率[24]。發展數字金融使得商業銀行的市場機制得到加強，改善了社會融資結構，有助于我國金融結構的變遷。數字技術和普惠金融的結合，解決了普惠金融發展中信息不對稱、物理網點限制和交易成本高的瓶頸，擴大了普惠金融服務的覆蓋面，有助于信息和技術的快速傳播，促進經濟增長，有效緩解了城鄉收入差距[25]。

（三）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

已有一些學者針對我國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做了探究。目前的研究結果均顯示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例如，宋曉玲（2017）實證檢驗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26]。另有學者使用滯后項、工具變量進行實證檢驗，證實了數字普惠金融通過基礎功能、主導功能和衍生功能三大功能，形成了包容效應、減貧效應和增長效應三大收斂效應，從而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27]。

然而數字普惠金融的收斂效果存在空間效應，耿良、張馨月（2019）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相比傳統普惠金融更能改善城鄉收入差距，并且短期內還存在顯著的全局溢出效應，對鄰近地區城鄉收入差距也有積極影響，且數字普惠金融的空間溢出效應主要取決于其數字服務支持程度，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民的非農收入同樣也存在著空間溢出效應[28]。

數字普惠金融不同維度的發展也存在差異影響。張彤進、任碧云（2017）發現包容性金融收斂城鄉收入差距主要在于降低成本，其中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效果顯著，且數字普惠金融只在中西部顯著，小額信貸的收斂效應不顯著[29]。李建軍、韓珣（2019）指出支付、信貸和數字金融服務可得性對農村包容增長有促進作用，投資的作用不明顯，僅數字支付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有效[30]。張勛等（2019）基于微觀數據證實了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促進包容性增長，對農民收入提升更加顯著，且通過異質性分析，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村低收入居民和低社會成本居民的創業影響更加顯著[31]。

總體上，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顯著收斂城鄉收入差距，但其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傅秋子、黃益平（2018）研究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農村居民金融需求的影響，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既減少了農村生產性正規信貸需求概率，同時也增加了農村消費性正規信貸需求概率，但是對不同特征的個體影響不同[32]。梁雙陸、劉培培（2018）則發現數字普惠金融收斂城鄉收入差距時存在收入門檻和教育門檻效應，且存在地區差異[27]。數字金融能促進居民消費升級，但對城鎮影響大于農村居民。李牧辰等（2020）從金融功能觀的角度出發，指出不同功能的數字普惠金融業務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差異[33]。

四、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

數字普惠金融如何收斂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過程中為何會出現影響異質性？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對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機制進行探究。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從四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一）促進居民消費

金融市場發展有助于提高資本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提高居民消費能力，而居民消費能力的提高又會提升資本配置效率。由于信貸水平、收入差距分別與居民消費呈正向和負向關系，因此，提高居民消費水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應努力緩解信貸約束，發展消費金融。germana & luisa（2017）認為普惠金融可通過提供個人信貸，使個體做出長期投資和消費決策[34]。尹志超、張號棟（2017）指出，在正規金融不可及的情況下，數字金融能減低家庭信貸約束，增加信貸需求[7]。數字普惠金融為所有家庭提供了公平且可負擔的金融服務，尤其是弱勢群體，獲得金融支持可以平滑消費，合理配置資源，降低風險，增加收入。易行健、周利（2018）實證檢驗了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與消費的關系，發現數字普惠金融促進了居民消費，且對中西部地區及農村地區更為顯著[35]。

（二）增加就業機會

數字普惠金融還可以通過支持農民創業，為小微企業提供信貸支持，來增加農村居民的非農就業機會，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從而收斂城鄉收入差距。非正規化就業將成為社會就業的較大比例，但非正規就業者面臨著許多困境，其一便是資金約束。中國家庭創業普遍存在資金約束，農村地區尤甚，金融發展可以通過促進家庭創業，緩解收入差距。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為新型農業經營的主體提供了金融支持，擴展了融資渠道，謝絢麗等（2018）實證檢驗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創業的影響，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創業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且對城鎮化較低省份、注冊資本較少的微型企業作用更強[36]。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增加了農民創業的可行性，改善了農民創業維度上的貧困，有助于農村居民創業，從而增加收入。

（三）緩解信貸約束

農村居民投身非農產業后，數字普惠金融同樣可以緩解小微企業的融資約束，為農民創業提供后續的資金支持。在中國，無論是商業銀行還是資本市場都無法為小微企業提供充足的外部融資，數字金融彌補了一定的信貸缺口，緩解了信貸配給，為小微企業融資提供了渠道。數字普惠金融通過p2p、小微借貸、眾籌等模式為小微企業帶來了金融支持，打破了金融排斥，顯著增加小微企業的創新投入和創新頻率，實現借貸資源的高效配置[37]。為小微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打破信貸約束，有助于農村居民創業就業，增加收入，緩解城鄉收入差距。

（四）改善人力資本

數字普惠金融緩解信貸約束的同時，還可以改善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廖理等（2014）指出可以通過數字普惠金融的建設來提高農村居民的金融素養[38]。網絡借貸中存在著投資者學習的行為，居民在參與數字金融服務的同時，提高了自身的金融知識，而金融知識又能顯著促進居民的互聯網金融參與度，形成良性循環。同時，尹志超、張號棟（2017）指出金融知識對家庭財富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對低收入家庭影響較大[7]。

五、制約數字普惠金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效果的因素

數字普惠金融依托于數字技術，擁有數字、普惠、金融等多重屬性或特征，發展過程也因此而遭遇更加復雜的障礙。相關研究發現，一些因素正制約著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收斂的效果。

（一）區域差異

dayalgulati & husain（2002）研究表明各地區金融發展差異對經濟發展差距有顯著影響[39]。我國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具有地區性差異，東中部農村金融發展增加了農民收入，西部則減少。李建偉（2017）構建了2009—2014年的省級普惠金融發展指數，檢驗了普惠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結果表明普惠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分配的影響在省域層面上并非完全一致，普惠金融對農戶的收入影響也呈現地區差異，東部地區普惠金融發展與農村居民收入呈正相關關系，而中、西部則呈負相關關系[40]。傳統金融的發展受地理因素的限制，因此會出現一定的空間集聚現象，數字普惠金融借助數字技術，打破地理空間約束，理應消除了空間差異，但耿良、張馨月（2019）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包含構建普惠金融指數，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依舊呈現集聚現象[28]。

數字普惠金融呈現空間集聚效應，一方面，我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呈現出一定的地區集聚現象[41]，另一方面，數字金融的發展對傳統金融產生了路徑依賴，傳統金融的集聚傳遞至數字普惠金融。廖理、李夢然、王正位（2014）發現我國網絡借貸中存在著區域差異，地域歧視較為明顯，且這種歧視是非理性的[38]。數字普惠金融的空間集聚可能導致一些偏遠地區及農村地區依舊無法獲得金融支持，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效應減弱，甚至部分地區出現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現象。

（二）門檻效應

數字普惠金融收斂城鄉收入差異的同時也呈現出復雜的門檻效應。部分學者針對門檻問題進行研究，指出金融發展在緩解城鄉收入差距、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以及農村減貧方面均存在門檻效應，普惠金融在減貧過程中存在收入門檻，數字技術促進普惠金融發展過程中存在基礎設施、實際應用和制度環境的門檻，而數字普惠金融收斂城鄉收入差距時存在收入門檻效應和教育門檻效應[29]。金融抑制和金融過度都會損害經濟增長，只有金融適度發展并與實體經濟發展匹配，才能使經濟增長達到最優。李志陽、劉振中（2011）發現金融規模和金融效率在短期內都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僅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對農民決策具有影響[42]。門檻效應的存在會使得數字普惠金融的效果產生差異，在跨越門檻前數字普惠金融過度地深化可能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

出現門檻效應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排斥依舊存在。當前數字技術和普惠金融的融合還不充分，農村居民依舊面臨基礎金融服務不足的困境，收入、技術和教育差異仍然是農村金融排斥的主要原因。數字普惠金融緩解了供給側的物理排斥，但農戶受教育程度低，對金融及互聯網知識理解有限，在數字普惠金融的需求側存在明顯的自我排斥[43]，數字普惠金融的服務對象仍然向高收入群體傾斜，金融排斥的存在使得城鄉收入差距有擴大的可能。

（三）數字鴻溝

數字普惠金融以數字技術為媒介，數字技術所面臨的數字鴻溝問題必然體現到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之中。程名望、張家平（2019）將數字鴻溝分為互聯網使用機會方面的一級鴻溝和互聯網利用、信息加工、信息甄別等方面的二級鴻溝[44]。城鄉居民在收入、教育水平方面的不平等和差距，導致在信息化中獲取信息處理信息方面存在區別，形成了數字鴻溝。數字鴻溝的實質是經濟鴻溝，數字鴻溝會導致信息貧困群體信息不流暢，減少獲取收入的機會與途徑，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導致了特殊的城鄉互聯網普及二元結構，引發新的階層分化，當前我國一級數字鴻溝基本跨越，主要問題是二級數字鴻溝。李牧辰等（2020）也從金融排斥的需求供給角度分析了數字鴻溝的存在對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影響[33]。冷晨昕、陳前恒（2017）則通過對中國22個省區19個國家級貧困縣和山東、福建、廣東43個行政村645位農戶調查，發現只有8.5%的農戶使用了第三方支付，鮮有農村居民使用眾籌和p2p，表明我國在數字普惠金融方面的數字鴻溝問題仍然較大[45]。

關于數字鴻溝的成因，一種觀點認為數字鴻溝存在于國家、地區之間，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是根源，另一種觀點認為同個地區的不同個體之間存在數字鴻溝，原因是職業和教育的差異。是否接入網絡受地域影響較大，使用方式和目的受地域影響較小。數字鴻溝的初期形態是接入鴻溝，接入可及性差異是數字鴻溝的基本表現形態，即使存在運用差異，相比接入性差異影響也不大。互聯網資本的差異造成了獲得數字紅利的差異，形成了數字鴻溝的新形態[46]。數字貧困指某空間或人群在數字信息供給、獲取、應用上處于缺乏狀態，貧困戶的互聯網金融使用率極低，主要是自我排斥，得到互聯網金融支持的多為能獲得傳統金融支持的群體，弱勢群體依舊被排斥在外。數字技術會引發弱勢群體“數字排斥”，使得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出現異化現象，數字化進程下本應縮小的城鄉收入差距，可能因數字鴻溝的存在反而擴大了[47]。

（四）風險及行為異化

數字普惠金融同樣也存在著風險。謝平等（2015）認為數字金融的主要風險為信息科技風險和“長尾”風險，一旦出現風險，覆蓋范圍極大[8]。移動支付具有操作風險，眾籌具有信用風險。張皓星、黃益平（2018）發現網絡借貸良莠不齊，甚至會出現反向“擠兌”現象，會給用戶帶來巨大損失，因而具有較高風險[48]。征信機制不健全是產生互聯網金融風險的根本問題，供求雙方信息不對稱，導致網絡平臺借貸利率虛高，網絡平臺從信息支持變為信用支持，為互聯網借貸堆積了較高的風險[49]。

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還存在一些行為異化的現象。網絡借貸中的信息不透明導致平臺費用上升，拉高了借貸成本，并且產生了嚴重的身份歧視現象，低收入者對網絡借貸的使用微乎其微，數字金融的發展并未促進小微企業發展，資金反而流向股票市場。金融服務的利潤最大化是金融排斥的主要原因，金融機構利潤最大化目標與普惠金融的非盈利目標沖突，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中又形成了一批互聯網金融巨頭，會造成普惠金融的目標偏離、結構扭曲、功能錯位，資金向富裕農戶傾斜。尹志超、彭嫦燕、里昂安吉拉（2019）通過微觀數據發現弱勢群體享受到的普惠金融水平低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既要靠自身業務創新，也要靠政府的適當引導，只注重貧困地區接觸金融可能會導致資金外流，加劇城鄉收入差距[50]。

六、總 結

本文通過梳理大量文獻后發現，傳統金融機構普惠金融的數字化和互聯網公司數字金融的普惠性是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兩種主要模式。數字普惠金融借助數字技術，減少了金融服務的成本，降低了信息不對稱程度，緩解了農村金融排斥現象，已成為普惠金融當前發展的主導模式。數字普惠金融為農村居民信貸約束的緩解，人力資本的改善，以及增加就業機會方面給予了金融支持，在促進經濟增長、減緩貧困，從而收斂城鄉收入差距方面發揮了明顯的功效，使普惠金融得以落地，切實推動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的目標。

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顯著收斂了城鄉收入差距，但是依托于數字手段，使得數字普惠金融同時具備了數字和金融的雙重屬性，衍生出了一些新的現象和問題，主要表現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區域差異、在收斂城鄉收入差距的過程中存在門檻效應、數字鴻溝的存在和數字金融本身的高風險性等等，數字普惠金融本身的行為異化現象，也使得其發展并非一帆風順，這些均使得數字普惠金融收斂城鄉收入差距的效果大打折扣。數字普惠金融作為新生事物，應向何方前行、如何發展，如何克服發展道路中存在的難題，是否可能出現新的行為異化及效果異化現象，仍是今后需要關注和研究的重點。

[注 釋]

①聯合國在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機會平等要求和商業可持續原則，以可負擔的成本為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

[參考文獻]

li muchen ，feng sixia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責任編輯：蔡曉芹）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風險與監管研究》 （14zda043）。

作者簡介：李牧辰（1991—），男，安徽蚌埠人，南京師范大學商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數字金融;封思賢（1973—），男，江蘇泰興人，博士，南京師范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師范大學金陵女子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貨幣金融、數字金融。

金融工作計劃普惠篇三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幾大國有銀行加大撤點減人等改革力度，造成目前縣域和農村極端缺乏金融機構，為普惠金融的發展增加了難度。我行從創設之始就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把在縣域及農村增設物理營業網點當作是普惠金融工作的頭等大事。我行成立于20xx年12月12日，當年便設立埇橋區支行，20xx年設立泗縣支行，20xx年靈璧縣支行、蕭縣支行、碭山縣支行先后開業，20xx年蘄縣支行已經試運營，同時朱仙莊支行、符離支行目前都已經完成裝修，預計都將在20xx年上半年開設營業，另外又在泗縣草溝鎮、蕭縣黃口鎮、碭山李莊鎮規劃選址，20xx年下半年至20xx年我行至少還將有3個鄉鎮設立營業網點。

2.7億元的貸款基本都為埇橋區的貸款戶，但是20xx年，縣域貸款余額達4.7億元，占比達近60%，為縣域經濟發展貢獻了一份力量。預計20xx年我行加大力度在鄉鎮設立營業網點后，將為我們更好地開展好普惠金融、惠及縣域、惠及城鄉、惠及“三農”提供良好的發展平臺。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將人民的生活帶入了信息化社會，我們如果不能提供現代高科技的金融服務，就不是真正意義的普惠金融。提供不了現代金融，廣大城鄉居民最終也會拋棄我們，普惠金融工作的目的也是要將現代金融改革發展的成果惠及廣大城鄉居民。因此，我行在創設之始就以高標準來要求自身。我們接入了“安徽農金”這一高科技銀行金融平臺，我行發行的銀行卡是銀聯識別卡，一卡在手走遍全球;我行個人與企業網銀可以通過人民銀行大小額支付系統與國內各銀行相互轉賬匯款;我行pos機業務通過銀聯標識，隨時刷卡、即時到賬;短信通業務，賬戶余額變動即刻通知;轉賬電話，把銀行搬到家。幾乎城鄉居民所需要的現代金融服務，我行目前都能夠提供，這些現代金融產品也受到了廣大城鄉居民的歡迎。兩年多來，我行共發行銀行卡3萬多張，開設網銀賬戶500多個，開辦pos業務300多臺，開辦轉賬電話20多臺，開辦短信通業務6000多戶，讓現代金融服務直接惠及廣大城鄉居民。

傳深入到千家萬戶，使廣大人民充分享受到現代金融改革發展的成果。

20xx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孟加拉鄉村銀行總裁尤納斯教授說：信貸權是人權。我們只有每個人擁有金融服務的機會，才能讓每個人有機會參與經濟的發展，才能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建立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讓每個人獲得金融服務機會，就要在我們金融體系內部進行創新，包括制度創新、機構創新和產品創新。由于大企業和富人已經擁有了金融服務的機會，建立普惠金融體系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傳統金融機構服務不到的小微企業和“三農”客戶提供服務。因此，我們為了更好地做好普惠金融工作，在金融顧問職能轉變、貸款業務品種及貸款業務流程上進行了創新。

首先是客戶經理轉變為金融顧問。客戶經理轉變為金融顧問并不僅僅是一個名稱的改變，我們要求金融顧問要懂得更多的金融知識，了解更全面的金融業務，為客戶量身打造各類金融服務。現代金融產品與金融需求層出不窮，不同的客戶需要不同的金融服務，金融顧問要以自身素質的不斷提高來適應客戶的需要、市場的需要和現代金融發展的需要。

再次是對貸款流程進行了革新。廣大“三農”、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等弱勢群體客戶與銀行信貸部門交往少，對銀行的一些要求很陌生，總是對銀行的相關要求感到很麻煩。為此我們對信貸流程進行了改革，減少了一些不必要的中間程序，細化貸款流程圖，對貸前調查、貸中審查、審批、貸后等各環節設定限時服務。要求每名客戶經理在收到客戶申請后，要在1個工作日內完成初審，對能貸或不能貸要及時給予客戶回復;對能貸的貸款要給予客戶1張貸款材料清單，讓客戶一次性準備齊全材料，減少客戶來回周折;不能貸的貸款要給予客戶明確回絕，不讓客戶產生其他想法，減少與客戶之間的誤會;客戶貸款材料送齊后，要求客戶經理5個工作日內完成調查并報送貸審會，不給客戶經理拖、懶、散的機會;貸款審查、審批完成后，要求客戶經理加快投放貸款速度，早投放、早收益。以上各種革新完成后，我行貸款速度大大加快，目前在廣大貸戶中，我行貸款辦理速度最快已經成為共識，我行最快的單筆貸款速度在3日內完成，其中還包含了周日的一個休息日。貸款流程的革新，貸款速度的加快，極大提高了我行開展普惠金融工作的效率，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的努力。

金融工作計劃普惠篇四

轉眼間，20--又開始了。我還記得去年時光飛逝。即使是剛入行的人也沒有機會寫這個報告，但現在都是業內老員工了。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年，但感覺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作學習思想也逐漸成熟。

在秀水支行，從事最普通最基礎的工作，柜員。作為一線員工，只有日復一日重復的存款、取款、記賬、收付、營銷維護、迎送等枯燥的操作和復雜的事務。在銀行員工中，柜員是直接與客戶打交道的群體，柜臺是展示銀行形象的窗口。柜員的日常工作可能會很忙很單調。但在應對各類客戶時，柜員要操作熟練，服務熱情。每一天，有了周到的服務，客戶才能真正體會到九陰人的真誠，感受到在銀行做生意的.溫暖。這樣的工作非同尋常。深深感受到自己肩負的重任，所以要求自己每天以飽滿的熱情、努力的服務、真誠的服務贏得客戶的信任。

在為客戶服務的過程中，我始終堅持“想客戶所想，急客戶所急，卸客戶后顧之憂”的原則，做到操作規范，服務規范，語言禮貌，舉止得體，給客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贏得了很多客戶的贊賞。在做好柜臺服務的基礎上，我們盡最大努力為客戶提供更周到的服務。因為沒有挑剔的顧客，只有不完美的服務。因此，在日常工作中，主管帶領我們勤奮學習新知識、新業務，理論聯系實際，熟練掌握各種服務技能。同時，我可以繼續學習各種銀行業務知識，積極利用業余時間加強金融理論和業務知識的學習，不斷充實自己。我對總行和支行下發的各種學習資料進行了必要的改進，如學以致用的能力、業務工作能力、綜合分析、協調能力、語言表達能力等。

1、學習從不停止看鏡子。時代發展日新月異，各學科知識日新月異。我會不懈努力，學習各種金融理論知識，用它來指導實踐，從而更好地適應行業發展的需要。

2、我會通過多看、多學、多練來不斷提高自己的業務技能。

3、實踐是持續改進的基礎，“學善勤，廢于樂”。我想通過實踐不斷鍛煉自己的勇氣和魄力，提高自己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實踐的過程中慢慢克服自己的急躁，熱情對待每一份工作。

今天，我們把青春獻給銀行，銀行在青春的交替中一步一步發展。在她清晰的年輪中，我們也將深深地印下我們的青春。作為一個成長中的青年，只有將個人夢想與職業發展有機結合，才能充分發揮自我的進取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為銀行創造完美明天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金融工作計劃普惠篇五

2019年未至2020年一季度未，我行實現了2019年未超額完成全年目標任務、今年一季度每月正增長、3月未抵押快貸比年初正增長的較好成績，這與省分行正確領導及支行的高度重視密不可分，現將支行普惠金融業務推進措施作與經驗分享如下。

一、領導重視、部門協同、全員普惠

為全面推進普惠金融戰略，支行成立了以行長為組長的領導小組，強力推進支行普惠金融業務的發展。支行領導班子與公司部結合都江堰縣域經濟特點分析產品特色，制定了支行普惠金融業務發展方案。將任務分解到每個部門、每個網點和公司部客戶經理。公司部客戶經理與網點結對子組成任務團隊，充分利用和挖掘每個員工的客戶資源，開展營銷活動。同時支行舉辦全員參加的普惠金融業務知識競賽活動，營造全員普惠氛圍，讓每個部門及員工都知普惠、懂普惠。讓每一個員工都積極參與到普惠金融業務營銷中，形成上下齊心、部門協同、全員參與的良好營銷環境。

公司部客戶經理充分利用上班跑客戶和相關職能部門做好客戶營銷和客戶儲備，為提高貸款發放效率和客戶滿意度，客戶經理充分利用下班和周末時間整理資料、撰寫貸款申報材料。

二、用好商機、挖掘客戶

首先根據省分行下發商機，制定不同商機營銷模式，將商機落實到點到人，對每一個商機進行分析，并通過外部企查查、外數慧查等查詢到客戶信息，對客戶有一個大致的準入判斷，做到心中有數。二是積極推進公司部和網點聯動營銷具有企業背景且高aum值vip客戶的模式，做好高端客戶的儲備工作和挖掘工作。三是強化商機執行過程管控，要求客戶經理對商機執行做好營銷臺賬、分析原因，以進一步提升商機轉化率，實現多渠道獲客。

三、認真做好培訓、宣傳工作

1、加強員工培訓，普惠金融產品多，更新快，公司部通過內部普惠微信群及周二個金部例會及時培訓、講解新產品及營銷重點，讓到每一位營銷人員能及時了解新產品、新政策。

2、持續對外大力宣傳，積極參加政府部門組織的銀企對接會，都江堰市稅務局業務推介會。加強與人行、經信局、商投局、文體旅已以及都江堰產業裝備功能區、都江堰工業經濟開發區、大學生創業孵化園等客群的營銷；
充分發揮網點輻射作用，對最后一公里客戶群體進行營銷宣傳。

四、突出重點產品、以點帶面

1、支行強調以抵押快貸產品為重點，認真做到以押選客。抵押快貸具有客戶授信金額大、需求真實強、風險控制較強等特點，較傳統純信用小微快貸有明顯優勢，支行大力推進抵押。截止2020年3月未實現抵押快貸新增4100萬元，占2020年新增普惠金融貸款6600萬元的62%，抵押快貸新增占絕對優勢。截止2020年4月10日，支行抵押快貸儲備貸款金額約2300萬元，保持著持續、穩步、良好的發展態勢。

2、信用快貸以云稅貸為抓手，促進信用快貸的健康發展。支行通過稅易貸及減稅云貸產品與都江堰市稅務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同時客戶經理積極參加稅務局定期組織的納稅大講堂，大力推廣云稅貸產品，并定期向稅務局通報云稅貸政策及相關數據，稅務局將云稅貸成果寫進工作報告。

3、積極推廣惠懂你。一是用好“云端漫步，普惠懂你”考核政策，推動營業網點營銷積極性，把握“一鍵測額度，滿意才開戶，開戶即有貸，一觸即用貸”的特點，做好惠懂你平臺賦能、線上獲客。二是繼續做好存量有貸戶、小額無貸戶、新開戶客戶以及個人龍商戶的綁定工作，做大普惠客群，打牢普惠基礎。

五、加強風險管理，支行制定了普惠金融貸款業務貸后管理方案，要求貸后管理崗及客戶經理及時、有效處理rad、ai稽核等系統的預警信息。及時發現潛在風險客戶，并盡早處置化解風險。此外，對營銷人員加強風險管理培訓，讓每一位營銷人員都有風險意識，以促進支行普惠業務穩健、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