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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佛洞導游詞篇一
古代，這里是軍事要沖，山下有氣勢雄偉的金城關、玉迭關、王保保城;山上有層層峰巒，其中白塔層巒”為蘭州八景之一。
站在黃河南岸，舉目北望，黃河鐵橋，白塔山公圓建筑群，白塔寺渾然一體，盡收眼底，有河橋遠眺”之稱。穿過黃河鐵橋,白塔山一，二，三臺建筑群，迎面聳立，飛檐紅柱，參差綠樹叢中，這是自一八年建圓時在坍塌的古建筑廢墟上重建的，總建筑面積八千余平方米。這個建筑群把對稱的石階、石壁、亭臺、回廊連貫一起，上下通達，層次分明，結構嚴整，是我國古代建筑中別具風格的建筑形式。如重疊交錯的重檐四角亭、對立式的二臺碑廈、磚木結構的三臺大廳等，所有建筑物都配飾磚雕、木雕和彩畫。
三臺建筑群的迎面是白塔主峰，山勢陡峭，古代建筑有風林香裊”牌坊、羅漢殿、三宮殿等。
山頂的古建筑物有三星殿、迎旭客閣，憑欄遠眺日出，放眼黃河，氣象萬千。
白塔寺，始建于元代，據記載，元太祖成吉思汗在完成對大元帝國疆域統一過程中，曾致書西藏擁有實權的薩噶派法王(喇嘛教之一派，俗稱黃教)。當時薩噶派法王派了一位著名的喇嘛去蒙古拜見成吉思汗，但到了甘肅蘭州，因病逝世。不久，元朝下令在蘭州修塔紀念。元代所建的白塔已不存在了，現存的白塔系明景泰年間(公元1450-1456年)為鎮守甘肅內監劉永成重建。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20xx年)巡撫綽奇補救增新，擴大寺址。寺名為慈恩寺。寺內白塔身為七級八面，上有綠頂，下筑圓基，高約十七米。塔的外層通抹白灰，刷白漿，故俗稱白塔。塔建成后，幾經強烈地震，仍屹立未動，顯示了古代勞動人民在建筑藝術上的智慧與才能。
白塔寺原有鎮山三寶：象皮鼓，青銅鐘，紫荊樹。象皮鼓傳為一印度僧人云游白塔時所贈，現在這里僅有仿制品;青銅鐘為清康熙年間鑄造，重為153.5公斤，現存寺內;枝繁葉貌的紫荊樹系后人重載。北端山頭有牡丹亭，亭內有一碑，據說原碑在湖南衡陽市北的趄嶁山上，字形怪異難辨，后人附會為大禹治水時所刻。宋嘉定五年(公元1220xx年)，何玫摹刻于岳麓書院。蘭州此碑，系清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酒泉郡侯建功模立，碑高九尺，寬三尺，上刻七十七字。
白塔山西北方，林木蔥郁，朝陽山、馬頭山、冠云山、環翠山峰巒層疊。濃蔭深處，有休息亭，供游人小憩。亭前有蓄水池。這里山高林密，是登山遠眺，避暑納涼的好地方。
古佛洞導游詞篇二
該洞窟由前室和主室兩部分組成，前室頂部略呈拱形，主室頂部為覆斗形。洞窟始建于隋代，后經唐代、回鶻、民國時期重修，這一點可從洞窟內的隋代供養人、唐代說法圖、回鶻經變畫及主室北壁龕內民國重塑的佛像得以印證。由于自然和人為的原因，前室的下部顯得漫漶。現存比較完整的是北壁門上的一鋪盛唐繪制的佛說法圖，圖中佛結跏趺坐，頭頂飾有華蓋，弟子與菩薩脅侍在佛的左右，面相飽滿、體態豐腴的佛教人物形象體現出了盛唐時期的人物造型特征。
主室北壁開有一雙層龕，這種形制的佛龕較早出現于隋代和初唐時期。龕內坐佛為民國時期所塑，壁畫為回鶻和民國時期繪制。
值得關注的是洞窟內大量的回鶻時期(公元11世紀70年代至公元12世紀初)繪制的壁畫，如前室的坐佛、普賢變、藥師變及窟頂的藻井和圖案，主室東、西壁的說法圖。這一時期的壁畫內容，多以說法圖或佛、菩薩、羅漢等尊像畫為主，其布局特點是人物稀疏、結構松散、描繪粗略。在主要壁面上(如南、北壁)各繪制一鋪說法圖，畫面大但人物寥寥無幾，人物的形體被增大以填補壁畫空間。在洞窟各種建筑結構的頂部(窟頂、甬道頂、龕頂)，幾乎繪滿了千篇一律的牡丹團花圖案，相對于說法圖和尊像畫而言，圖案則顯得結構緊湊、色彩艷麗、描繪工整精細，使人感到這一時期對裝飾畫的重視甚于佛教人物畫。至于這一時期的人物造型也是別具特點，體態健壯、面形長圓、兩頰豐肥、柳眉細目、鼻梁高直、小嘴，明顯強調了回鶻民族的外貌、氣質，這在相當程度上正是回鶻佛教藝術民族化的重要體現。
西千佛洞第7窟
此窟建于北魏時期，是西千佛洞現存最早的洞窟，洞窟平面呈方形，形制與莫高窟北魏中心塔柱窟相仿，前部人字披頂已塌毀，后部有直達窟頂的中心塔柱，塔柱四周形成供佛教信徒右旋禮的通道，上方為平棋頂，中心塔柱四面各開一佛龕，龕內外的塑像多為清代重修，只有正面龕內的倚坐像，雖已殘毀，卻是唯一保存的北魏原作塑像，佛像身姿挺拔、雙肩渾圓，袈裟貼體，透出肢體的輪廓，卻又是寬松的式樣，陰刻的衣紋，略呈淺階梯式，流暢自如。造像的表現手法上兼有西域式和中原式兩種特點，是北魏早期曹衣出水式向秀骨清像褒衣博帶式過渡的代表作品之一，此窟壁畫布局和莫高窟北魏洞窟一致，分上、中、下三段，上部天宮欄墻內繪了翩翩起舞、多姿多態、生動活潑的天宮伎樂。中部大面積繪千佛，下部繪金剛力士，這些力士個個體魄健碩、動態夸張、粗獷有力。窟內壁畫風格與莫高窟同期壁畫相同，人物造型健壯、比例適度、著西域式服飾，采用西域式的凹凸暈染手法，表現人物面部與身體的立體感，色彩質樸厚重，多用石青、石綠、在土紅底色的映襯下，顯得莊重熱烈，宗教氣氛濃厚。
西千佛洞第19窟
此窟建于五代，洞窟形制較為獨特，呈縱向的圓拱形頂。正面開一大龕，龕內現存主尊倚坐佛，是西千佛洞保存最完整的一身五代時期的彩塑，這尊佛像體態端莊、神情肅穆、肌膚豐滿圓潤，衣紋繁簡適度、色彩素雅，頗有唐代造像之風格，沿東西兩壁筑有像臺，原塑十六羅漢像，現存十三身，這是敦煌石窟中唯一用塑像的形式表現十六羅漢的題材。
據史料記載，南朝的張僧繇、唐代盧楞伽、王維等人都曾畫過十六羅漢像，但直到五代時期，關于十六羅漢的畫像和塑像才開始在中原地區流行，此窟十六羅漢像的出現，說明了敦煌佛教藝術與中原地區的佛教藝術基本上是同步發展的。此窟的壁畫均為五代原作，正壁龕內繪了十大弟子、六菩薩、天龍八部、四大天王等內容。東西兩壁自頂而下，都繪了羅漢像，在敦煌石窟中，以繪塑結合的手法在一個洞窟中表現如此多羅漢像的并不多見，因而此窟被專家稱為羅漢堂 。
古佛洞導游詞篇三
西千佛洞第4窟
該洞窟由前室和主室兩部分組成，前室頂部略呈拱形，主室頂部為覆斗形。洞窟始建于隋代，后經唐代、回鶻、民國時期重修，這一點可從洞窟內的隋代供養人、唐代說法圖、回鶻經變畫及主室北壁龕內民國重塑的佛像得以印證。 由于自然和人為的原因，前室的下部顯得漫漶。現存比較完整的是北壁門上的一鋪盛唐繪制的佛說法圖，圖中佛結跏趺坐，頭頂飾有華蓋，弟子與菩薩脅侍在佛的左右，面相飽滿、體態豐腴的佛教人物形象體現出了盛唐時期的人物造型特征。
主室北壁開有一雙層龕，這種形制的佛龕較早出現于隋代和初唐時期。龕內坐佛為民國時期所塑，壁畫為回鶻和民國時期繪制。
值得關注的是洞窟內大量的回鶻時期(公元11世紀70年代至公元12世紀初)繪制的壁畫，如前室的坐佛、普賢變、藥師變及窟頂的藻井和圖案，主室東、西壁的說法圖。這一時期的壁畫內容，多以說法圖或佛、菩薩、羅漢等尊像畫為主，其布局特點是人物稀疏、結構松散、描繪粗略。在主要壁面上(如南、北壁)各繪制一鋪說法圖，畫面大但人物寥寥無幾，人物的形體被增大以填補壁畫空間。在洞窟各種建筑結構的頂部(窟頂、甬道頂、龕頂)，幾乎繪滿了千篇一律的牡丹團花圖案，相對于說法圖和尊像畫而言，圖案則顯得結構緊湊、色彩艷麗、描繪工整精細，使人感到這一時期對裝飾畫的重視甚于佛教人物畫。至于這一時期的人物造型也是別具特點，體態健壯、面形長圓、兩頰豐肥、柳眉細目、鼻梁高直、小嘴，明顯強調了回鶻民族的外貌、氣質，這在相當程度上正是回鶻佛教藝術民族化的重要體現。
西千佛洞第7窟
此窟建于北魏時期，是西千佛洞現存最早的洞窟，洞窟平面呈方形，形制與莫高窟北魏中心塔柱窟相仿，前部人字披頂已塌毀，后部有直達窟頂的中心塔柱，塔柱四周形成供佛教信徒右旋禮的通道，上方為平棋頂，中心塔柱四面各開一佛龕，龕內外的塑像多為清代重修，只有正面龕內的倚坐像，雖已殘毀，卻是唯一保存的北魏原作塑像，佛像身姿挺拔、雙肩渾圓，袈裟貼體，透出肢體的輪廓，卻又是寬松的式樣，陰刻的衣紋，略呈淺階梯式，流暢自如。造像的表現手法上兼有西域式和中原式兩種特點，是北魏早期曹衣出水式向秀骨清像褒衣博帶式過渡的代表作品之一，此窟壁畫布局和莫高窟北魏洞窟一致，分上、中、下三段，上部天宮欄墻內繪了翩翩起舞、多姿多態、生動活潑的天宮伎樂。中部大面積繪千佛，下部繪金剛力士，這些力士個個體魄健碩、動態夸張、粗獷有力。窟內壁畫風格與莫高窟同期壁畫相同，人物造型健壯、比例適度、著西域式服飾，采用西域式的凹凸暈染手法，表現人物面部與身體的立體感，色彩質樸厚重，多用石青、石綠、在土紅底色的映襯下，顯得莊重熱烈，宗教氣氛濃厚。
西千佛洞第19窟
此窟建于五代，洞窟形制較為獨特，呈縱向的圓拱形頂。正面開一大龕，龕內現存主尊倚坐佛，是西千佛洞保存最完整的一身五代時期的彩塑，這尊佛像體態端莊、神情肅穆、肌膚豐滿圓潤，衣紋繁簡適度、色彩素雅，頗有唐代造像之風格，沿東西兩壁筑有像臺，原塑十六羅漢像，現存十三身，這是敦煌石窟中唯一用塑像的形式表現十六羅漢的題材。
據史料記載，南朝的張僧繇、唐代盧楞伽、王維等人都曾畫過十六羅漢像，但直到五代時期，關于十六羅漢的畫像和塑像才開始在中原地區流行，此窟十六羅漢像的出現，說明了敦煌佛教藝術與中原地區的佛教藝術基本上是同步發展的。此窟的壁畫均為五代原作，正壁龕內繪了十大弟子、六菩薩、天龍八部、四大天王等內容。東西兩壁自頂而下，都繪了羅漢像，在敦煌石窟中，以繪塑結合的手法在一個洞窟中表現如此多羅漢像的并不多見，因而此窟被專家稱為羅漢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