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總少不了接觸作文或者范文吧，通過文章可以把我們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塊。大家想知道怎么樣才能寫一篇比較優質的范文嗎？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介紹一下優秀的范文該怎么寫，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吧。
論語心得君子之道有感作文篇一
此家喻戶曉之言，既是其一生自我修養之總結，亦可視作古代讀書人終生奮斗之目標。為何以此為標桿?在于它極好地概括了達到君子的幾重境界。
晚明大儒顧憲成曾如此剖析孔子心目中“君子”之境界：“這章書，是夫子一生年譜，亦是千古作圣妙訣……夫子自十五志于學至四十而不惑，是修境;五十知天命，是悟境;六十耳順至七十從心，是證境。”這段話堪稱將如何養成君子的三重境界概括得甚是精辟到位：修境即不斷學習、完善自我、確立志向、積極進取的過程;悟境即隨著人生經驗日益豐富，閱歷的不斷積淀，真正了解自身短長，領悟世界本質，走向成熟的狀態;證境則是對人生順逆已了然于胸，對世事無常已泰然處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繁雜的規矩中可以求得自由的化境。
那何為“君子”?孔子身處時代，“君子”具有兩層含義：一指那些出身高貴、地位較高的統治者;二指那些具有很高的道德修養、能夠遵循禮樂的人。故《論語·學而》指出，“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可知君子有其專門關注之事、用力之處，“本”即事情的根本之處。換言之，君子要做好本身工作，盡其職責，道便由此產生。
若要聞道，先須自修，這當從“修境”入手，此即古時讀書人求學之始。它分為三個層次：志于學、而立與不惑。志于學，便是自此開始，立志于要把一生奉獻給學問，奉獻給追求真理，這意味著人生目標的確定。意義在于：首先，學術研究和道義探討成為了人的終身事業，道統開始獨立于政統并高于政統;其次，此乃知識獨立、士人獨立的標志;再次，士人不再是專家，不再是專業技術人員，而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擔當天下道義的君子儒。讀書人從此真正成為社會核心價值的承擔者，即擔道之士。著名學者錢穆先生曾對君子擔道的重要性有過至論：
道，人生之大道。人生必有死，死又不可預知。正因時時可死，故必急求聞道。否則生而為人，不知為人之道，豈不枉了此生?若使朝聞道，夕死即不為枉活。因道亙古今，千萬世而常然，一日之道，即千萬世之道。故若由道而生，則一日之生，亦猶夫千萬世之生矣。
從此，道統意識油然而生。
所謂而立，簡言之：其一，個人政治身份得到肯定;其二，有了自己的事業。此乃個人事業之起步期。試想一個人經過孜孜以求、苦苦努力，達到了而立，會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學業有成，事業確立，身份得到充分認可，理想看似越來越近，那么這個人應呈奮發有為、躍躍欲試，躊躇滿志、銳氣十足之態。這種狀態固然頗佳，但尚遠遠不夠。他的見識、修為、眼光、氣度還不足以應對這個紛紜復雜的大千世界。所以，還需要繼續修煉，以至“不惑”，即對自己的人生追求不再疑惑，對自己的人生方向不再動搖，對世間種種光怪陸離、紛紜復雜的現象，皆能泰然處之，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
“悟境”指個人修為之瓶頸期與突破期。雖說知天命是悟境，但并不意味著學習之終結，恰恰相反，這是君子修養的又一個起點。孔子講：“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既然“天命”是“上天”給你下達的“命令”、是“天”規定了的你的“使命”，那么你立身在世，所能做的事，只是去努力完成“天”“分配”給你的“任務”，這是你應該做的，也是你可以做的。于是你的人生經驗給你的人生“定了位”。有了這個“位置”，你如果再“越位”“僭越”，或者放棄這個“位置”而“不到位”，則是為“不仁”，就不是“君子”。“定了位”不等于“到了位”，你還得努力才能使自己“到位”，故“知天命”相當于人生事業的再出發。唯有繼續前行，才能抵達君子修養的終點，也就是證境——耳順和從心所欲。
“耳順即舜之察邇言，所謂善與人同，樂取于人以為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于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這是清代學者焦循對“耳順”的解釋。說的是君子能以一己所持的正確意見不排斥他人的正確意見，能以公認為正確的意見為標準，同時吸取他人意見中符合標準的正確意見。順，就是通達不違礙，入耳即入心。君子不固持自己的異義，能采納他人的意見，那么無論什么話聽來就不違于心、不逆于耳，能夠從他人的意見中分辨出正確的看法予以表揚，又能從他人的意見中分辨出不正確的看法而不予計較，不斤斤縈懷于心，如此就能順利通達，入耳入心。
耳順之后，便達至化境。唐代文學家柳宗元指出：“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逾矩，而后縱之。”換言之，柳氏認為孔子之所以能夠從心所欲，是因孔子自認內心的欲望不會超出社會規矩的范圍，孔子有這樣的道德自信，可以估量內心欲望是在規矩法度之內的。依柳宗元之理解，規矩是內心欲望的隱形前提，只有“不逾矩”的欲望才可“后縱之”。反過來講，“逾矩”的欲望不可以隨便遵從。其實儒家亦承認人在現實生活中，確有各種不合禮法、不合規矩的欲望。在這一基本預設下，人心的各種欲望若不加限制，不以“道心”“天地之性”加以引導，人便隨著自身欲望之橫流而蒙蔽良知，從而生出惡念、做出惡行。孔子的“從心所欲，不逾矩”，即經過長期的自我修養和自我控制，達到一定的人生境界，內外打通，社會的規矩即我自身的規矩，社會規范內化為個人的生活信念，因而社會規矩對我而言，就不再是約束，反而是內外相證、從心所欲的試金石。這種“自由”是一種道德境界，是此心純然天理的境界，是一種不去挑戰世俗禮法的心理自在。因為此時，心就是法，法就是心，人在規矩允許的范圍里體會從心所欲的自在。
當然，世上諸事，往往知易行難。至于此三重境界，錢穆曾指出，“學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學與立與不惑之三階程。至于知天命以上，則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懸以存諸心中則可”。或許凡人終其一生，也難將修境、悟境與證境踐履殆盡，唯有默默懸于心間。君子何為?便是讀書人在不斷學習、修煉中竭力向理想狀態靠近而已。這恐怕便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妙處所在吧。
論語心得君子之道有感作文篇二
片頭語：
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孔夫子在教育他的弟子時常以小人和君子之分來明辨是非。那么，何為君子?何為小人?我們如何來分辨君子和小人?于丹教授又是如何解釋論語中對君子與小人的界定?請收看《于丹<論語>心得》之《君子之道》。
于丹：
大家讀《論語》會發現這里面做人最經常出現的一個標準就是兩個字“君子”，其實這是我們在今天也經常說到的一個標準，說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我們今天就說說《論語》中的君子之道。
畫外音：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標準，一部短短的兩萬多字的論語，其中“君子”兩個字就出現了一百多字，即便是今天人們還是希望自己能做君子，我們怎樣才能做一名君子呢?北京師范大學于丹教授將為我們講授《于丹<論語>心得》之《君子之道》。
于丹：
其實我們把孔子對于君子所有的言語、界定、描述總結在一起，會發現大概做一個君子要有幾個層次上的要求。
首先一個標準，君子都是那些內心完滿富足，先自我修繕了修養，而后才表現出來一種從容不迫的人。也就是說，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和內心。
大家知道人格和風格永遠都是相關的，當我們說一個人在風格上表現為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有那么一副與世無爭與人恭敬的氣度，這種風格的力量一定來自于人格。
孔子有一個學生司馬牛曾經問老師：
畫外音：
“老師，什么叫君子呀?”
“君子就是心中沒有擔憂，沒有恐懼。”
“哦，沒有擔憂沒有恐懼就是君子了，這也太簡單了!”
于丹：
學生很不以為然，一下子沒聽明白，覺得這么簡單，就又追問了一句說：“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這就能叫君子啦?老師還是淡淡地跟他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論語顏淵)也就是說，我們老百姓的語言系統說，半夜敲門心不驚。一個人夜里面睡得踏實，這就叫內省不疚。一個人內心反省自己的行為，反省自己在社會上所作的一切的時候沒有愧疚，這就可以做到不擔憂不恐懼。
在孔子看來，一個人“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這就是一個君子的標準。那么這個標準呢，說低也低，我們每個人可以做到，說高，這也是一個至高無上的標準。
孔子在給學生講課的時候曾經很認真地跟他們談過這個問題。孔子一上來先很謙虛，他說“我們今天來說說君子”。說“君子道者三”，做一個君子有三點是要做到的，然后他很客氣的先謙虛了一下說“我無能焉”，我反正是做不到，是哪三點呢?叫做“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
也就是說在這個世界上，一個人每天行于世間百態之中，真正要做到內心的坦然，要做到一種仁義的大胸懷，讓自己沒有那么多的憂傷、憂思、憂恐、擔憂，全都沒有，這一切來自于什么呢，來自于你內心的仁厚。由于你寬和，所以你可以忽略了很多細節不計較，由于你心懷大志所以你可以不糾纏于這個世界給你小的得失。
第二點就是要做到“智者不惑”。
其實我們看漢字的構成很有意思。這個“惑”字，迷惑的惑啊是上面一個“或者”的“或”，下面一個心字底，對吧?其實“或者”，數學上叫或然率。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此為“或者”。那么當世界面臨眾多的抉擇，你可以這樣走，也可以那樣走的時候，就要看你這個心字底托得是不是足夠大。如果你心中有判斷，有定力，你明確，你就不至于被世界上諸多的選擇壓垮。
對于我們當下的人來講，我們的痛苦不是沒有選擇，而是選擇太多，這也是孔子所謂的過猶不及。在過去有人說區區半個世紀之前，每一個人從職業上一生可能就在一個單位，從婚姻上一生不會有任何變動，從居住上一生就是一個大雜院的鄰居，但是在今天選擇太多，視野廣闊，這是一個繁榮時代給我們帶來的迷惑。怎么辦呢?我們不能去左右外在的世界，我們能夠讓自己內心的選擇能力更強大，這就是讓自己成為一個智者。
那么第三點就是“勇者不懼”。
當這個世界上有了太多的畏懼、恐懼、懼怕，這一切壓來的時候，我們記得老百姓的一個說法，叫做“兩強相遇勇者勝”。也就是說，當你自己的心足夠勇敢，足夠開闊，你自己知道有一種勇往直前的力量，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不再害怕了。所以孔夫子說，我認為一個真君子就是要做到內心的仁、智、勇，所以就少了世界上很多的憂、惑、懼。他說就這么個道理我做不到。他的學生子貢就笑了，說“夫子自道爾。”您說的這三個標準就是你自己，也只有你這樣的人，真正身體力行了，所以可以把這樣的感受說出來。其實這就是他所說的君子。
其實孔子給我們做人的標準是什么呢?他沒有說你要追緬古圣先賢，你要流芳后世，他所說的就在現世，就在此際，就從自我修養做起，做一個真君子。所以什么人是君子?君子不去過多的苛責外在世界，而把更多有限的時間、精力、修養用來苛責內心，這就是孔子所謂的“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一個人內心對自己要求更嚴格一點，對別人相對會厚道一點。
我們今天老說做人要厚道，什么是厚道，厚道不是窩囊，而是他的人格可以包容和悲憫別人很多的過錯，可以設身處地站在別人立場上，能夠自內心厚道而去薄責于人。少苛責于人這就是君子。一個真君子，他那種坦蕩情懷，是一種由內而外洋溢出來的人格力量，所以君子從來不抱怨，不哭天搶地，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不怨天，不尤人，既不抱怨說老天爺不給我機會，也不抱怨這個世界沒有人了解我。人能做到這樣嗎?不容易啊。
話外音：
其實我們經常會聽到身邊有人抱怨社會的不公，抱怨自己的懷才不遇，于丹教授認為，《論語》中對于學習的論述很有意思，它認為學習者有兩個目的，一種是為君子學，一種是為小人學，難道在學習的問題上也有君子與小人之分嗎?
于丹：
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其實這個觀點后來在儒家的一個大師荀子《勸學篇》中又得到了發揮和解讀。
什么叫“古之學問為己”呢?說真正尊崇學問的人，遠古的遺風是學術為了人心靈的建樹。真正人去做學問是為什么?就像今天的讀書，從小讀到大，無非是學會一種把握幸福的能力，學會讓自己成為一個有知識有教養，而且有內心忠誠的公民，再讓自己能夠在這個社會上安身立命，學習就是為了完成這么一個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
那么那種為人之學又是什么呢，就是學了一點知識以后把它當工具，比如說去寫文章、評職稱，作為一種技能謀一份職業，用這樣的知識和學問來取悅他人，在社會上為自己謀得一份福利，這就是被孔子所說的那種為人之學。
所以孔子曾經直接了當跟他的學生說：“汝為君子學，不為小人學。”何謂君子學，就是讓我們更超乎功利一點，讓我們所學的一切，更多的不要想著實用，而要想著修養。因為一個人，只有你內心修養真正有了一種從容淡定，了解自己在這個坐標系上的位置以后，你才不能夠有那樣一種起起伏伏的歡喜或者沮喪。應該說這是孔子對于標準一個明確的界定。
什么是君子?君子永遠著眼于當下，君子永遠要做自己內心一個完善的人，君子的目標從來不好高騖遠。我們看到了，孔子從來不說君子就要象誰誰誰那樣，孔子這里提出的君子永遠是做一個最好的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坐標系，從眼前做起，從今天開始學習，讓自己成為心目中完善的自我。
其實這讓我想起一個小故事。
說在一條小街上開了三家裁縫店，每一家都在想：我一定要招到最多的客人。所以就力圖把自己說得非常非常大。第一家店說“我是本省最好的裁縫”，把這個大牌子掛出去了。第二家一看，覺得我要比他更高一點，所以做了一個更大的牌子，說“我是全國最好的裁縫”。第三家想了想說，“我難道還能做全世界最好的裁縫嗎?”想了半天，最后他做了一塊很小的牌子擺在那兒，結果那條街上的所有客人都來了第三家，前兩家變得冷冷清清。這第三家牌子寫得是什么呢?他寫得是“我是這條街上最好的裁縫”。也就是說，他把這個視線放回到眼前，從當下做起。
畫外音：
做好自己的事，當一個善良的人，這是《論語》對于“君子”的第一條界定，但是不是做一個善良的人就可以稱之為君子呢?于丹教授認為光做一個善良的人是遠遠不夠的，君子還要有第二個標準，這是一個什么標準呢?.
于丹：
也就是說第一個標準他只是一個善良的人，但是第二個標準他是一個偉大和高尚的人，他必須得是胸有大志，是宏闊的，那么這種宏闊之志可以要求一個人不是太顧及眼前的生活。
孔子曾經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一個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他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樣，自己過的日子怎么樣，那么這個人她就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君子，君子應該是胸懷天下的。
孔子的學生曾子曾經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這樣的一份擔當就演化成了中國儒家傳統文化中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其實我們想一想，中國人的人格理想很有意思，儒家和道家從來不是徹底分立的，甚至是針鋒相對的兩個流派，它其實是人格理想的兩端。用林語堂先生的話來講：“中國每一個人的社會理想都是儒家，而每一個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這就是我們經常的一種表述，叫做“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一個人在發達的時候就要想到天下己任，而一個人在窮途末路困窘于一個不堪境地的時候還要不放棄個人修養，這就是君子了。一個君子只有在困境中不斷的完善，磨礪自己，然后他走到真正發達的時候，他才有可能去幫助別人。
所以我們看中國古代，在孔子之后，經過唐宋，我們能看到諸多名士，他們都是在自己極其窮困潦倒的時候還能做到胸懷天下，這點其實你想來是不可思議的。比如說杜甫，他有一首著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他說自己的家里面，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那樣一片窮困潦倒的時候，他心中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想到的是有更多好房子讓所有人都住上;再比如說范仲淹，范仲淹說一個人他即使是處江湖之遠的時候，他不可能居廟堂之高的時候，他要求自己仍然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那么這樣一些情懷都是什么呢?就是君子大志。
其實一個人有如此的一個志向，有如此一種宏闊的眼界，這在《論語》中是一直得到鼓勵的。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里仁)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君子和小人每天心中惦記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每天在牽掛的就是自己的道德，我的道德又修繕的怎么樣了;而小人懷土呢，每天就惦記自己家的房子，他不會想到大蔽天下寒士，他想的都是說我怎么樣能夠多買一套房啊，我怎么樣能夠再利用一下福利分房，另外我商品房自己還可以再多得一點啊，每天就在算計著衣食居住，所有的物質生活這些人。這被孔子或者說被整個儒家學派稱為是小人的心思，當然這也沒有太大的過錯，但是如果人心就居囿在這么一點點利益上，而沒有道德的話他就很危險了。它會導致什么結果呢，這就是下一句，所謂“君子懷刑”，而“小人懷惠”。
君子從來是尊重法制的，這個“刑”就是刑法。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規矩、尺度，所以君子懷刑就是因為他心中始終有一份規矩、法度，不得超越，他尊重這個社會的制度，就像我們每一個人走路過過街天橋、走人行橫道、等待紅燈，這些看起來都會給我們生活多多少少帶來一點限制，但是這點限制讓你在一種尊重制約的前提下，可以形成一種社會默契，尊重他人，保障自己的安全，這就是君子懷刑。
但是小人是干嗎呢?懷惠。這個惠是小恩小惠，小便宜的意思，也就是說，鉆小空子、占小便宜，一次兩次，這里面潛藏的危機肯定要吃大虧。一看說紅燈跟綠燈中間閃著黃燈，可以跑過去，就趕緊跑過去吧，一看說車趕緊剎車了，等著我過去了，覺得這件事情占了個小便宜，久而久之，這里面有多大的隱患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什么是小人呢，就是沒有大眼界，搶占眼前小便宜的人。
那么說回到君子，今天要做一個君子不妨從倡導的恒心開始。恒心二字不容易啊，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由于有了多元選擇，所以我們是興奮的，我們是歡喜的，我們是激情的，我們是在眾多選擇中跳來跳去尋找眾多價值的。在今天我們都是一個聰明人，但是我們缺少的是什么呢?是在浮華選擇中真正的恒心，而恒心是成為君子的前提。讓我們多一點恒心與定力，這就讓我們接近了君子的標準。
其實每一個人，當他走向這個社會的時候都會懷抱一番志向，希望建宏圖偉業，希望能夠在社會上有一番作為，但是很快這個幻影會象肥皂泡一樣一一破滅。為什么呢?因為我們恒心的那個光環沒有足以支撐我們做下去。所以做一個君子我們不見得都能夠做到無恒產有恒心那么高的境界，但是如果我們真正有一番定力，有一個宏闊的境界，那么離君子已經不遠了，這是第二個標準。
孔子還有第三個標準。
畫外音：
于丹教授認為，《論語》中所說的君子并不是高山仰止，可望不可及的，君子其實永遠是我們的鄰居，我們的朋友。而君子第三個標準恰恰能使我們在同事之中、在朋友圈里辨別出君子與小人的不同，這第三個標準到底是什么呢?
于丹：
一個真君子的第三個標準就是好處事，他的人際關系一定是融洽的、友善的，而這個人最終在團隊的合作中有所作為。所以孔子曾經說君子跟小人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君子“群而不爭，矜而不黨”。
君子是合群的，他在一大群人里面他從來是不爭的，不跟別人有太多的糾紛爭執，他一個人內心可以是驕傲的，可以是矜持的，但是他決不結黨營私。什么是黨，我們今天有一個詞叫做黨同而伐異，就是結黨營私，君子從來不結黨營私，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是什么標準呢，和而不同，這么多人在一起，我們的觀點肯定不一樣，當我們說出自己觀點的時候，一個真君子會認真的傾聽他人，然后他能夠理解每一個人觀點的合理性，但他仍然能夠堅持自己的標準，這叫和而不同。
孔子有一個表述，說：“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論語》.為政篇第二)什么概念呢?周就是這么多人在一起，大家是周全的、周到的，一個真君子他有多少朋友，他都會象空氣里的氧氣一樣讓朋友們感覺到很歡欣，但是他不張揚自己，他讓所有的人都受到照應;但是小人是什么，是比，我們看比這個像形字是兩個相似的匕放在一起，也就是說，小人聚小圈子，他不會照顧大家的情緒。比如說開一個party，一個君子會讓這里面遠近親疏所有人都覺得很舒服，但是道德標準稍微低點的人呢，他就會來了以后找他最意氣相投的人，然后到一個角落去嘀嘀咕咕，他會覺得說我跟你好的不得了，但是不顧他人的感受。所以這就叫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而這種人的前提就是“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為什么會出現那種比啊，會出現結黨營私啊，就是因為他自己心里嘀嘀咕咕，他老希望也有人跟他一起嘀嘀咕咕，而君子不屑與此，坦蕩蕩的人就是要目光看到所有人的眼睛，想到所有人是不是都是歡欣的快樂的，這就是一個坦然的人。
其實中國一直所倡導的古典美是一種和諧為美，而和諧是在堅持不同聲音不同觀點的前提下對于他人的一種寬容，一種溶注。其實這就是一個君子之道，君子從來都是好處事的。所以孔夫子曾經有這樣一段很生動的描述，他說：“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論語.子路》)
一個君子他容易處事，但是你難以取悅他。大家能夠在一起做事，做得很好，但是這中間他喜怒不形于色，不會說輕易你給他一個小恩小惠他就給你大開綠燈大開后門。“說之不與道，不說也。”你想取悅他，但是你不合乎道理，你給他一點賄賂，你給他一點個人私利，他是不會高興的。“及其使人也，器之。”等到這個君子真正使用你的時候，他會把你量身訂做安排在一個位子上。我們知道每個人能力都術有專攻，一個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一定有他自己能力不及的地方。真君子用人從不勉強別人,而是審時度勢，根據這個人的材料去放他的一個功能，這就叫器之，把你自己放在最合適的崗位上，不刁難你。這種人就是很容易處事，但是你很難取悅他的人，這就叫君子。
好，再看相反的例子。論語的這種敘事方式特別容易懂，就是因為它老是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換一個相反的角度你就知道什么叫小人了。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小人就是那些特別容易高興，能取悅他，但是你很難處事的人。我們想想，就“難事而易說”這五個字勾勒出來的多生動，我們周圍有很多這樣的人吧。比如說你給他施一個小恩小惠，你幫他一個小忙，你投其所好，哪怕你請他喝一頓酒，或者說請他去桑拿，去按摩，這個人很快他就高興了，一個真正這么容易被收買的人就能夠好合作嗎，這個人是不容易共事的，為什么呢，因為你取悅他的這種方式是不合乎道的。這就是孔子所說的，“說之雖不以道，說也。”你取悅他的雖然不合乎道德但他也高興。那么你取得了一時的歡心，你以為他以后就會非常忠誠的一路給你開綠燈嗎，等到真用人的時候，“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備是完備的備，什么意思呢，就是求全而責備，你這個時候費了很多力氣，花了很多錢財打通了關節，接上了關系，終于有一天他來為你辦事了，你覺得他會為你鋪開一條坦途了吧?這個時候他該求全責備了，他開始覺得你這兒不夠格了，那兒不達標了，你為什么不怎么怎么樣，你還可以更好一點嗎，當提出所有這些要求的時候，會被對方覺得很尷尬，很為難，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區別。
畫外音：
論語中為我們描述的君子必須是一個善良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很好相處的人。于丹教授認為君子還有一個重要的標準，那就是一個人的言行，也就是說話和做事的標準，一個君子的言行應該是怎樣的呢?
于丹：
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是“先行其言，而后從之。”一個君子不要把自己的話先說出來。是你想說什么嗎，先去做，這叫先行其言，把事都做完了而后從之，淡淡地再說出來，我無非是想做一件什么事，現在就做完了。對孔子來講，那些夸夸其談，能夠描述得天花亂墜的人被他說成“巧言令色鮮以仁”。一個人說得如此光鮮，那么他內心真正仁義的含量就很少很少了。
什么人是仁義的，什么人是君子的，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一個人內心是堅定的，剛毅的，而表面上可能是木訥的，他可能沒有那么多的言談，這就是所謂的君子要“敏于行而訥于言”，就是一個君子行為上要格外敏捷，但是在語言上寧可慎重。
大家知道，在西方，在《圣經》里面有一個說法，說這個世界上最追不回來的有三件事，就是射出的箭、說出的話和失去的機會。其實說出去的這些話有的時候就像覆水難收，你是收不回來的，所以一個真君子寧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所以這就是孔子的標準，“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這留在今天是一個成語，叫言過其行。一個人說的比他做得要多的話是君子之恥。
所以做一個君子，一定是與他人和諧的、好處事的、保持著對這個世界和對每一個個體的尊重，在此前提下讓自己的事情從容不迫的做完。君子的力量永遠是行動的力量，而不是語言的力量，但是一個真正的君子其實在融會貫通之后還有一個很高的標準，就是君子從來不是作為一個固定的職業，一個小角色被擺在那里的，他們是變通的，他是與時俱進的，是在這個社會整個的大變革里面隨時調整。由于他不斷進步而能夠有一個更好的地位，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四個字，叫做“君子不器”。君子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作為一個器皿存在的，君子不是個容器。其實，容器是什么呢，就是你合格地，中規矩地擺在那兒做一份職業而已。也就是說，比職業主義更高一層的境界是理想主義。一個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為，而在于他的所為背后的動機。
人很奇怪，我們是思維決定行動的動物，也就是說態度決定一切。我們在這個社會上，每天所作的事情大體相同，但為什么做這樣的事情解釋各有不同。我曾經看到十五世紀一個宗教改革學家他寫的一本書，在這里面他講了自己青年時代的一個小故事，這個故事改變了他的一生。他說有一天，他路過一個烈日炎炎下的巨大的工地，所有人都在那兒汗流浹背地在那兒搬磚。他不知道他們在干什么，他去了以后就問第一個人，他說你在干什么呢，那個人特別沒好氣地回答他，說你看不見啊，我這不是服苦役搬磚呢;他想了想還是不知道為什么，就去問第二個人，他說你在干什么，這個人態度比第一個人要平和很多，他把手里的磚先給碼齊，看了看跟他說，我砌這堵墻;后來他又去問了第三個人，他說你在干什么呢，那個人臉上一直有一種祥和的光彩，他把手里的磚放下，擦了一把汗，很驕傲的跟這個人說，他說你在問我嗎，我在蓋一座教堂啊。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看，這三個人手中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但是他們給出來的解讀是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我把他稱為悲觀主義者，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有理由認為這是生活給你的一份苦役，對吧，我們總要付出嗎，你當然可以看到當下的辛苦他是確實存在的;第二種人的態度，我把他成為職業主義的態度，你知道砌一堵墻，他是一個局部的成品，這就像是你的一份薪水，你的一個職務和職稱，你知道你要對得起今天的崗位，所以呢你不低于職業化的底線，但是你沒有更高的追求。這個境界是什么，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器的境界，作為一個容器存在你合格了;而第三個層次，我把他成為理想主義者的境界。也就是說，你眼前的每一塊磚，每一滴汗，你都知道它通往一座圣殿和教堂，你知道，你最終會有一個夢想。你是為了夢想在走著從腳下到達夢想的歷程，你的每一步路都是有價值的，你的這種付出一定會有最終的成全。走在這樣一條路上，你所做的事情絕不僅僅作為一個器皿。
其實，“君子不器”這是簡簡單單的四個字，但是這四個字深刻的內涵就在于我們融注前面幾個層次的君子要求之后，當我們真正把自己投入到使用中的時候，不要滿足于眼前所作的當下的事情，而要看到這個事情背后的詮釋，他相關于我們的生命，相關于我們的夢想，相關于我自己在整個這個社會坐標中，能不能夠建筑起來一座教堂。可能由于一個人自己的努力成全了這個教堂，而也因為有一個教堂夢想的籠罩而成全了一個個體。
大家都知道，曾子所謂日三省乎己之說，每天反省自己好多遍，他都反省什么呢，有這么幾件事：
第一是為人謀而不忠乎。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社會的角色，他去做事，他是不是真正忠于職守，做到了他的崗位了;第二一個是與朋友交不信乎。就是他作為一個社交角色，跟朋友之間的相處，他是不是真正做到是忠誠的，守然諾的;曾子的第三個標準很可愛，叫做傳不習乎。你所學的這些個知識，你又溫習了嗎。這是一個學習的標準，就是一個人你是不是又在今天進步了一層，你自己的內心是不是又拓展了一個新的心靈境界，你能不能又有所提升了，這其實就是君子“日三省乎己”的一種標準。
由此可見，“君子”這在《論語》中是出現的最多的一個字眼，那么在這個字眼的背后，他的道理永遠是樸素的，是溫暖的，是和諧的，他不存在兩千多年前的古圣先賢的典籍里面，他其實就存在當下，我們眼前的選擇中，也存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所。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每一個人可以成為一個真君子。
畫外結束語：
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句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論語》中對交友有非常明確的標準，謂之“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那么，我們如何來分辨好朋友和壞朋友呢?朋友對我們的生活和事業又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