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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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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天，有兩件與中國工業企業密切相關的事情。

第一件，是在9月15日在上海召開的第22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簡稱工博會）。這是今年常態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球首個線下舉辦的國家級工業展會——本次工博會以“智能、互聯，賦能產業新發展”為主題，會期5天，參展企業超過2000家，展覽規模24.5萬平方米，涵蓋從制造業基礎材料、關鍵零部件到先進制造裝備、整體解決方案的全產業鏈最新技術、產品和服務。

筆者親身參與了本次展會，最大的感觸是：現場觀眾人潮洶涌，而且大多都是有備而來的專業觀眾。讓人感覺即便是疫情期間、全球經濟風云詭譎的大環境下，中國的整個工業領域，依然表現出一派積極向上的求知欲和充滿希望的勃勃生機。

“犀牛智造”一經媒體報道，即得到了行業的極大關注：有人認為這僅僅是阿里套著“新制造”的外衣，繼續拓展自身業務的外延；
也有人認為，“這能夠徹底改變紡織業，讓made in internet成為現實”。

在筆者看來，這兩種非黑即白的判斷都稍顯主觀：僅憑一個不成熟的平臺和樣板工廠，就“徹底改變”某一個行業顯然過分樂觀，但是通過猜度阿里的意圖來證明其價值，也稍顯狹隘。

中國工業在近些年取得的發展成績，獲得了全世界的認可：不僅產業鏈完備，而且具有相當的市場競爭力。但是不能否定的一點是：在全球化的時期，中國工業在全球產業鏈當中始終處于低端，因此對于未來發展道路的話語權不大——關于工業的未來該向哪個方向發展的問題，中國企業始終是重要的實踐者，但是從來都不是領導者和開拓者。

關于工業未來的發展道路，最近的一次討論始于2010年以后。當時，在整個工業領域曾經掀起了一場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討論：所有人都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整個工業領域即將與新興科技完成一次充分的融合，從而實現一場由內而外、由表及里的“脫胎換骨”。

這樣一場討論，隨后演變出兩條關于工業企業未來之路的模型。

第二種模式來自以ptc為代表的美國工業軟件領導者，他們提出了最早的“工業物聯網”理論。在他們看來，未來的工業產品一定不再僅僅是由機械和電子組成的物理產品，當傳感器的性能、軟件的能力和電子控制等部分的能力越來越強，產品本身的智能化程度和互聯網屬性就會越高，因此工業的未來，將是一個“在產品與產品之間、產品和用戶之間、產品與生產企業之間，建立起一個以改善用戶應用為中心的信息傳遞機制，產品將是具有的自成長能力的類生命體”。

很快，兩種說法通過“數字雙胞胎”的概念完成了最大程度的融合：兩者都強調未來的工業需要將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進行融合，既所謂智能工廠，需要通過工業物聯網來實現與虛擬世界的聯通；
而工業物聯網在強調利用產品本身來溝聯通企業與用戶的同時，也承擔起了改造企業生產加工環節的智能化改造任務。但是兩者的區別依然存在，即：“智能工廠”定義的未來工業企業核心是物理世界的生產加工；
而“工業物聯網”強調的未來工業企業動力源頭是虛擬世界的設計、仿真和優化。

黑格爾曾經說過：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都是會重復出現的，只是第一次出現是以正劇的形式，第二次出現則是以鬧劇的形式。對于中國工業企業來講，無論想通過學習“智能工廠”模式實現整個行業的整體升級，還是通過跟隨“物聯網”模式完成彎道超車，實際上都是不現實的選擇：即使不考慮中國企業與歐美企業完全不同的企業文化、管理模式，僅比較兩者在全球產業鏈當中所處的位置，希望通過跟隨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競爭優勢和生存空間，本身就缺少具有說服力的實踐性——中國企業需要一條不同與兩者的“第三條道路”。

“犀牛智造”最有價值的部分，不在于平臺和樣本工廠，而是其為中國工業企業提供了一個新的嘗試：不同于“智能工廠”和“工業物聯網”將焦點都放在工業企業本身的設計或者生產加工，中國工業企業實際上可以將視角拉開，從更高的層面，將交易環節也納入進來，利用中國發達的互聯網產業和新興技術——互聯網、5g、ai等——將工業企業自身的數字化與全社會的數字化進行融合，使工業企業的“數字化”成為全社會數字化的一部分，并將貿易本身作為驅動工業企業業務的源頭。

從單一工業企業的角度看，這種模式能夠讓終端用戶的需求成為驅動工業企業業務運行的動力源頭，從而推動實現工業企業在業務模式、管理方法和運營方式等方面的整體的躍遷；
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工業企業則能夠為整個社會以更環保、成本更低的方式，提供更有針對性的產品和服務——這或許就是構建數字化社會和數字化經濟的理想狀態。

從某種程度上看，以構建數字化社會、數字經濟的方式，來賦予工業企業更多的數字化價值，全球唯一可能實踐的，唯有中國工業企業，因為這里是對“數字化”本身的關注度、參與度最高的地方。

從政府層面講，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出“加快推進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一時間“新基建”一詞備受社會關注。根據官方定義，“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七大領域。很顯然，構建一個以數字化經濟模式為導向到數字化社會，正在成為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國家戰略。

從產業方面看，中國的互聯網、5g等產業已經具有向國際巨頭挑戰的實力。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在2020年9月30額日發布的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互聯網普及率已經平均達到67%，農村的互聯網普及都已經達到52.3%。與此同時，5g用戶已經超過1.1億，5g終端連接數已經超過6600萬，在建的“5g+工業互聯網”項目已經超過600個。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疫情期間的“健康碼”：在很短的時間內，各地都出現了記錄個人行動軌跡的移動端應用，通過將個人行動軌跡與疫情大數據進行比對，從而篩選和定義健康人群——這已經將“數字雙胞胎”從工業領域應用到了全社會，實際上每個現實世界當中的中國人，都已經擁有了一個在虛擬世界當中的“數字雙胞胎”。

應該說，整個中國社會的數字化進程為構建數字化經濟提供了龐大的用戶基礎，同時也為中國工業企業的“第三條道路”實踐提供了一種優勢和可能。但是要真正實踐這樣一條道路，僅憑粗糙的“犀牛智造”當然是不夠的，其至少還需要來自互聯網行業企業的更多投入和工業企業自身能力的提升。

互聯網企業投入更多精力反哺工業企業，最基礎的做法是像“犀牛智造”一樣，直接輸出自身能力。中國電商興起很大程度上，歸結于解決了面向個人消費者的交易節點。經過多年的發展，現在中國互聯網企業對于終端用戶的了解程度，遠遠領先于其他國家的同類企業。試想，如果有更多的互聯網企業跟隨“犀牛智造”的腳步，構建更多的面向工業企業的對接平臺，那么以往積累在互聯網平臺的海量數據即可形成最直接的用戶需求，完成從社會到企業的數字流動和價值產生——這可能是目前可見的中國工業企業未來數字化實踐最得天獨厚的優勢，其他地區的企業短期內將難以學習和復制。

互聯網行業的反哺是工業企業走上“第三條道路”的外因，自身能力的提升，則是關鍵的能在動力。

對于中國的工業企業來講，自身能力提升同樣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與工業企業在設計、生產、制造、加工等業務環節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新興it技術實踐企業數字化運營相關能力的延續。

對于中國的工業企業來講，無論“中國企業制造不出一個合格的圓珠筆筆芯”是否真實，其實際都是一根心頭的刺：中國工業大而不強，主要是在一些例如材料、架構設備等核心的業務環節，缺少足夠的核心競爭能力。本次工博會上，筆者注意到，中國的工業企業已經開始注意到相關問題，并且開始著手解決：一位國內著名工科院校的博士生，在蘇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專司研發電機及伺服驅動控制器，目標就是打破國外同類產品的壟斷，實現在工業企業關鍵核心零部件的能力越遷。而這類的企業，雖然在本屆工博會上展位并不大，但是數量眾多——這或許就是中國工業企業能夠保持如此積極向上的動力所在。

中國工業現在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發展節點：在全球產業鏈震蕩重組的大環境下，如何突破重圍，找到一種更加符合自身現實情況的未來發展之路，可謂是當務之急。沿著他人的成功之路是否一定會抵達自己的成功彼岸？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如何發掘自身潛力？筆者意在拋磚引玉，相信中國工業企業應該有足夠的智慧，去找到真正適合的“第三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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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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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主觀抉擇與客觀條件的內在統一所規定,具有特定的世界歷史場景、國際關系背景、國際共運背景和中國歷史背景,因此這條道路有著歷史的必然性和不可動搖性。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不但要知道這一道路抉擇的原點背景,而且要研究之后和當前新背景即條件的變化,才能看到發展,深刻理解和平發展的要義,也才能明了這一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續性。

關鍵詞:中國;和平發展;歷史場景

作者簡介:曹泳鑫,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上海 200235)

我們現在已經生活在21世紀,但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道路的抉擇卻是在20世紀。正如研究20世紀的中國革命不可能脫離對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的研究一樣,研究中國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道路也必須首先考察其開辟這條道路的歷史場景。回到最初的以及過程當中的國際國內實際氛圍去認識發生的一切,我們會發現,中國國內的變革,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而國際上也發生著變革,世界歷史也有了新的進程。中國選擇走和平、合作、發展的改革開放道路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英明決策,也有著大的歷史和現實場景的基本規定,這條道路有著歷史的必然性。正因如此,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有著不可動搖性。

一、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的世界歷史場景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隨后擴張到世界的現代國際關系體系是以西歐體系為基準發展起來的,現代國際關系所包含的主權概念、外交習慣(包括談判方式)、國際法、自由貿易邏輯大都起源于西歐國際體系。以主權國家為特征的現代國際體系要到歐洲的中世紀去追本溯源。在西歐國際體系下確立的崇尚主權國家平等原則的國際關系觀,在亞洲、非洲當時的國際社會里卻不存在。在歐洲向世界的殖民主義擴張所形成的國際殖民體系中,主權原則只適用于大國列強。可以說,西歐國際體系的擴展是以整個殖民地諸地域的犧牲為前提的,它向全世界擴張首先形成的是全球殖民體系。

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后掀起的全球范圍的民族解放運動,最終沖垮了殖民體系。新興國家的首要目標,就是從殖民體系下被奴役的客體上升為自主獨立的主體,爭得平等參與國際社會的主權地位。為維護國家獨立和平等,新獨立國家積極援用近代國際法,紛紛主張民族自決、禁止外國干涉、擁有對本國天然資源的主權。聯合國憲章則是對這種主權原則的確認、維護和發展。20世紀殖民關系的徹底消失和主權國家體系的全球化發展,無疑是世界政治的最重大進步。雖然調整主權國家國際關系的國際制度和外交思想發端于西歐國際關系體系,但隨著當今整個國際體系的重大變化,國際制度和外交思想的原則也在變化。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顯著的變化是出現了對戰爭合法化的普遍否定和對民族自決權的認可。當然,新的變化還在繼續。而且由于制約國際關系的生產力、經濟等因素的作用加強,同樣已經出現對國家地位、民族自決原則、國家獨立主權的挑戰。

總之,20世紀主權國家林立于世界,并且有不斷增多的趨勢。聯合國等一系列合作性的國際組織都是建立在主權國家基礎之上,同時也是對民族國家的主權地位的有效保障。這就可以說明,20世紀國際關系體系發生變化的特點就是主權國家體系的全球化發展。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政治會增添很多新內容,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方法也在變化。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傳統的政治觀念應該隨著形勢的發展而發展,而不是讓新的國際環境去適應思想老套。然而觀念的惰性往往比觀念的發展更為突出。民族國家最早脫胎于歐洲中世紀的宗教社會,雖然在國家關系的歷史上,宗教十字軍討伐式的陰影在淡化,但國家關系中的意識形態色彩依然很濃。19世紀有過東西文化的劇烈碰撞,20世紀的冷戰格局是因意識形態而劃分為兩極體系。信息科技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客觀現實,在瓦解著兩極體系。這些特征說明,對于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在戰爭和冷戰氛圍下形成的革命外交路線結束的條件已逐漸成熟和明朗,世界歷史進程的推動已讓國際關系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生存和發展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也已經發生了新變化,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競爭所要求的科技和國內生產力的加速發展迫在眉睫,為此,一系列變革勢在必行,包括國際戰略調整在內的改革舉措及其改革時代就因此到來了。

(二)求發展成為新時代主權國家之間競爭的主題

在主權國家體系新的擴展進程中,主權國家的制度模式已不再局限于歐洲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模式,出現了不同的民族國家類型和發展模式,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等新型主權國家。新獨立國家具有共同的反映主權時代特征的目標追求,一般來說,這些共同的目標追求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以現代主權原則為基礎建立具有獨立主權的現代民族國家;二是在國際上維護和確保自己的國家安全;三是追求以現代化為目標的國家富強。這三個方面的戰略目標也必然反映在所有新獨立國家的外交思想中,但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圍繞這些方面會有不同的認識、解釋,制訂出不同的外交戰略。一般來說,前兩個目標的國際關系大環境在殖民體系瓦解后有了根本改觀,聯合國憲章等國際關系規則也提供了一定的保障(雖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長期存在),但第三個目標,也就是國家富強的現代化追求,卻并非隨著民族獨立而自然而然地順利實現;相反,其環境卻變得嚴峻,道路曲折艱難。盡管現代化有著不同的模式和價值導向,但在解決了獨立主權之后,經濟增長和國力發展已開始成為國家追求的首要目標。因為它既關系到國內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即內部安全問題,也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國際地位和國際交往環境能否改善即國際安全問題。

在主權國家體制下,傳統的大國在世界范圍內爭奪資源的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各種新的國際戰略和發展理念也開始呈現,暴力政治逐漸被和平政治所代替。雖然政治自由主義在跨越主權問題上可能久攻不下,但此時的經濟自由主義卻在向主權發起新的一輪猛攻。經濟依賴關系成為人們的普遍關注和被普遍思考和利用的良機,國家戰略更多地圍繞它而生成和變化。

總之,世界歷史進程到20世紀后期的國際社會狀況是,生存競爭主題發生變化,武力爭奪逐漸被新的資源爭奪形式所代替。在殖民體系崩潰后以及為民族獨立而進行的斗爭基本結束之后,求發展成為新時代主權國家之間競爭的主題,它直接或間接地成為影響國家主權穩固性和國家安全性的關鍵因素。而發展的根本性動力依然來自于新的科技革命及其引發的生產力飛躍發展。科技革命使得新生的民族國家有了飛躍發展的歷史機遇,也使之面臨被邊緣化的巨大風險。如何解決好生存和發展問題,是新的世界歷史時代所賦予的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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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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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就是力量。科學的思想在照亮人們精神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著人們生活的物質世界。9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歷程孕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道路，孕育了今天正蓬勃發展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條通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

這條道路是怎樣走過來的呢？回顧一下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歷程，就能對中國道路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毛澤東同志，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他誕辰100周年時，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澤東文集》，開卷篇是1921年元旦期間他在新民學會的兩次發言。

穿越時空隧道，這篇文獻為我們還原了這樣的場景：

1921年新年的長沙，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十幾個年輕的知識分子，來到潮宗街文化書社，召開新民學會長沙學員新年大會。會議是在一個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開的，但討論的話題卻是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歲的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兩次發言。他說：我贊成用俄國式的革命道路。他比較了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方法，認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澤東同志只是那個年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一個代表。在當時的北京、上海、廣州等地，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走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認定只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他們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呢？毛澤東同志道出了其中的緣由：“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毛澤東同志用形象的10個字，概括了近代以來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復興之路的苦澀歷程。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日益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救國尋路，民族復興，就成為近代中國的基本政治主題。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為此進行了不懈探索，做過各種嘗試。

洋務派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中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當然值得稱道，但試圖在不變更大清王朝封建皇權的前提下走強國之路，結果只能是失敗。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改良派登上政治舞臺，試圖“跪著造反”，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式的資本主義，結果同樣是失敗。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拉開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序幕。但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自身的軟弱、妥協和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依賴性，不能和不敢充分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中國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就在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時，1917年，俄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勞農政府，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理論學說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它像一縷新世紀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國的前程。

于是，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影響下，走俄國革命的道路成為中國一批先進青年最終的選擇。

歷史常常是這樣，在看似山窮水盡時為人們展現出一線生機。91年前那個夏天的晚上，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等13個年輕人，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新的革命實踐、民族復興道路的新探索由此開始。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馬克思成為了先進的中國人最感興趣的外國人。他的理論成為了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追求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旗幟。在中國道路的每一段歷程上，人們都可以看到這面飄揚的旗幟。

進入新世紀，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了根本。

探討中國道路，離不開馬克思主義。中國人只是在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以后，才有了一個正確的目標和方向。中華民族復興的新道路也是從這里起步的。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奮斗的動力和方法也就找到了。中國道路如果說是一幅藍圖的話，馬克思主義就是描繪這個藍圖的一個底本。馬克思主義是認識、理解和開啟中國道路的一把鑰匙。

中國人就這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然而，信仰不等于實踐，實踐也不等于成功。當中國共產黨人拿著這個理論武器去改造中國社會的時候，卻發現如何運用它與此前選擇它一樣艱難。

中國共產黨面對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分散的小農經濟、小生產廣泛存在，又遭受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中國的條件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分析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有著巨大的差別。

最初，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基本照搬馬克思主義學說和俄國革命的經驗，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發動城市工人罷工。但是，1923年的“二七”慘案，使工人運動陷入了低潮。

中國共產黨轉而與國民黨合作，建立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的聯合戰線，掀起了國民大革命的風暴。然而，蔣介石、汪精衛集團背叛革命，大批共產黨人被殺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敗了。

中國共產黨人終于認識到了“槍桿子”的重要，開始武裝奪取政權的嘗試。但當時黨內的一些領導人繼續推行以“城市中心論”為特征的“左”傾冒險主義。各路起義軍在攻打大城市的過程中接連失敗。

第一個發現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創造出指導中國革命實踐新理論的，是毛澤東同志。

為了回答和解決嚴酷環境中一個又一個的緊迫問題，毛澤東同志寫下了《井岡山的斗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又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一系列著作。中國共產黨人逐步明確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這樣一條中國革命的道路。

這是一個偉大創造。不論是從國際共運的理論看，還是從實踐來看都是史無前例的。共產國際的一切文獻，在講到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奪取政權時，都是同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的。從當時已有的實踐來看，國際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是以巴黎為中心，通過城市起義取得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也首先是從城市工人和士兵的武裝起義開始的。

創造新的理論不容易，讓人們接受新的理論更需要時間，需要過程，需要實踐的檢驗。共產國際領導人當時就認為，中國革命就要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城市里組織工人暴動，武裝奪取政權。他們覺得中國共產黨跑到山溝溝里去搞武裝割據，站不住腳，是注定要失敗的。受共產國際的這種影響，當時黨內有許多人認為，搞工農武裝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后是走不通的。

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再次犯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與國民黨軍隊的正面對抗中遭到嚴重失敗，丟失了幾乎所有的根據地，并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次失敗的教訓是慘痛的，中國共產黨人由此也重新認識到了毛澤東同志和他的理論的正確。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系統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寫出了《〈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對中國革命的性質、目的、步驟、領導階級、依靠力量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分析，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使得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更加成熟、清晰、可行。正是依靠這一理論，毛澤東同志和他的戰友們建立起了一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一個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為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戰的人民軍隊、一個團結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共同奮斗的統一戰線，并依靠這“三大法寶”，最終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實現了近代以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理論引領著實踐，實踐又推動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而對馬克思主義的靈活運用和創新發展則為我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彼岸的獨特道路。堅持與發展，在毛澤東同志的身上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毛澤東同志多次說過，《共產黨宣言》他反復地讀，讀了至少上百遍。每一次讀都有新的體會，新的收獲。他從長期的實踐中深切地體會到，中國革命必須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導，但同時又必須堅決反對本本主義，反對照抄照搬。中國共產黨通過長期的革命斗爭，特別是在艱難曲折中的砥礪奮進，證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也成為全黨的共識。這就是：一方面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這一點毫不動搖；同時，又必須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它的指導作用。

在文章開頭毛澤東同志提出一個重要命題：“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他認為：不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對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都不能夠“一味盲目執行”，中國革命必須從中國的實情出發，“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以這篇著作的基本理念為基礎，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實事求是，是中國的一個歷史典故。毛澤東同志賦予了它新的內涵。實事求是，就是不迷信任何教條，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也就是說，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這一思想方法提出后，在黨內取得共識，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擺脫教條、解放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此后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切理論創新都源于這一思想方法。它至今仍是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也是理解中國道路最關鍵的一個概念。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在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的基礎上，不失時機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成功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轉變，使中國這個占世界人口1/4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這里所說的“奠基”，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奠定了制度基礎，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二是奠定了物質基礎，初步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特別是在國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三是確定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指導思想，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第三點尤為重要。毛澤東思想中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活的靈魂，已經深深地溶入到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成為了中國人想問題、辦事情的基本準則和方法。

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革命勝利前所預言的，建設的道路更長，更艱苦。為了找到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作了大量艱辛的探索。這一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理論成果，積累了寶貴經驗。《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等，至今仍讓人感受到那一代共產黨人獨立自主的創造才華。然而，后來這一探索卻出現嚴重錯誤。特別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些錯誤理論指導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國社會陷入了嚴重的內亂，經濟社會發展遭受重大挫折。

1978年，中國道路迎來了一個新的起點。

這篇著名的講話，后來被譽為是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就是從這時起，中國開啟了以改革開放為鮮明標志的偉大歷程。

今天再來看這篇文獻，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使人們大膽地思考問題，大膽地進行改革嘗試。

在當時的中國，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根據馬克思的描述，社會主義是個美好的社會，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發展階段。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搞了二十幾年，人民生活還是很貧困。這就說明我們過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這首先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偏差，同時在怎樣搞社會主義的方法上也有不對頭的地方。

“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

鄧小平同志認為，我們要搞的是真正體現社會主義本質、比資本主義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他還認為，馬克思主義為我們奠定了理論基礎和前進方向，但并沒有對怎樣搞社會主義提供現成的具體答案。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根據現在的實際，從時代條件和國情出發，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照搬書本和別國的經驗從來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和建設都要走自己的路。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道路從此有了一個自信而響亮的名字。

沿著這樣一條道路我們首先應該做些什么呢？當時的中國最具體、最嚴峻的實際，如果用一個字來表達，就是“窮”，也就是經濟不發達，生產力落后。因此，鄧小平同志的思考首先從這里破題。

翻閱1980年4至5月間鄧小平同志的多次談話，圍繞的是同一個主題：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后來，這些談話就以這句話為標題集納為一篇文章，收入《鄧小平文選》。

新的實踐總能帶來新的認識，新的驚喜。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首先在農村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允許農民有更多的經營管理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有的農村一年翻了身，有的兩年翻身，迅速擺脫貧困狀態。

在農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時，按照鄧小平同志的設計，對外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也“殺出一條血路”，在利用境外資金和技術加快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些地方，個體、私營經濟和鄉鎮企業的出現，使僵硬的計劃經濟體制打開了一個缺口，原有的國營企業也開始放權讓利，進行承包經營等多方面的改革。

一系列改革開放的實踐，使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呈現出蓬勃的生機。改革開放試驗的成功，加深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道路，對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認識。

我們找到了一條路子。但正當我們加快改革步伐，朝著現代化的目標邁進時，中國道路卻受到了來自另一方面的干擾和沖擊。

改革開放之初，社會上出現了空前的思想活躍局面。但在糾正“左”的錯誤傾向時，也出現了右的傾向。社會上極少數人片面夸大黨在歷史上的失誤，散布種種懷疑或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人民民主專政、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言論。鄧小平同志認為必須對這種思潮進行反擊，否則，人們沒有統一的理想、信念，中國社會就可能再次陷入混亂。

為了保證我們的目標和步驟不受干擾和沖擊，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了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此后，鄧小平同志反復論述和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道理。特別是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后，他多次談到：四項基本原則，我們絕不會放棄。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如果走東歐這條路，中國就完了。

198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并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指出在這一歷史階段，為了擺脫貧窮和落后，必須把發展生產力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的理論和他領導開辟的道路被高度概括為三句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后來，我們進一步把它簡稱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一內容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路線。這也成為了中國道路最基本的內涵。

鄧小平同志留給后人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獻，是1992年他視察南方的談話。

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的本質進行了集中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圍繞這一本質，他為改革開放實踐劃定了一個尺度、方向和標準，即：判斷一項政策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出發，鄧小平同志對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的認識問題進行了回答，進而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推動了中國改革的進程。

南方談話是對改革開放10多年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鄧小平理論發展成果的集中體現。在歷史的關口處，鄧小平同志以他的膽識、睿智和遠見、閱歷，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性課題作出了明確而深刻的回答，大大深化了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全黨和全國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只有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國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別的道路都是死路。

南方談話，包括鄧小平同志的其他著作，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又發展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關于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關于“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都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時又結合中國的實際而提出來的，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因此，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的確，社會在飛快地發展。20世紀的最后10年，世界正發生著劇烈而深刻的變化。經濟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極化，以信息網絡技術為主要標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使得整個世界充滿了變數。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何順時應變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

（摘自6月26日《人民日報》。由于文章篇幅較長，本刊分兩次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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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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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異質性；中國文學批評；中國化

中圖分類號：i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08)02—0227—08

一、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中國古代文論的西化之路

（一）“學科化”：在學科“史”與學科“死”之間

中國古代文論本來就是中國的，為什么還要“中國化”？事實上，當代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已經西化了，這門西化的學科，正規的名稱叫“中國文學批評史”。要談論中國古代文論的中國化問題，必然要從這樣的追問開始：“中國古代文論”（或稱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中國詩學、中國傳統文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門學科，在現當代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門學科？在“西方化”之前它又是以怎樣的一種面貌現身？為什么要把中國文論中國化？沿著這樣一條路子去摸索追尋，也許能尋找到當代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的某些最堅硬的癥結所在。

毋庸置疑，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學科的產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著不解之緣。從某種意義上說，五四運動可以簡單概括為兩個思想傾向：一是對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傳統中國古代文化進行空前深刻的質疑、檢討和反思。在對這一切文化現象背后的思想根基進行價值重估的同時，用一種革命性的激進態度審視中國文化的發展樣態。二是“西學東漸”的文化思潮的形成。隨著對西方思想的大規模引介，中國學界開始在這種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對話中解構對傳統文化既有的觀念，開始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介入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在這個思想“內發自省”與“外在進攻”的過程中，往往呈現出“是西方化還是東方化”這樣的矛盾論爭。中國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并發展的。

對文學理論的清理，最初產生于20世紀的歐洲，以英國學者森次巴力（saintsbury）為代表。他的《歐洲批評和文學趣味的歷史》（3卷本）在1900至1904年之間出版。在這本書中，他對文學批評史這一門學科的基本研究范式進行了初步的勾勒。森次巴力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研究的影響，主要還是《文學批評史》這本書。正如羅根澤先生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指出的：“近來的談文學批評者，大半依據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學批評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說法，分為：主觀的、客觀的、歸納的、演繹的、科學的、判斷的、歷史的、考證的、比較的、道德的、印象的、賞鑒的、審美的十三種。依我看是不夠的。按‘文學批評’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譯語。criticism的原來意思是裁判，后來冠以literary為文學裁判，又由文學裁判引申到文學裁判的理論及文學的理論。文學裁判的理論就是批評原理，或者說是批評理論。所以狹義的文學批評就是文學裁判；廣義的文學批評，則文學裁判以外，還有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①他認為，在中國本來沒有文學批評這樣一種稱謂，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沒有自己的文學批評，而是說，從一種學理上進行系統清理，或者說，從學科理論高度進行觀照的學術行為，還是在西方學者的研究思路影響下開始的。他把西洋的批評論理論與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思想展開對比，認為“西洋所謂criticism，中國古代名之曰‘論’。……由此知‘論’是‘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實虛’正是西洋的criticism”②。

而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真正作為一門學科，則是以陳鍾凡192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為標志的。他在這本書中第一次將這個范疇理論化，并且運用西方知識體系去統攝中國古代的文論思想。后來者幾乎都是按照這個路數去發展的。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1934)、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34)、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43)、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大綱》(1944)、蔡仲翔等人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五卷本）、復旦大學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這些研究大多是從“史”的角度來進行清理的，按照時間線索來進行劃分，把每一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文論思想從傳統的文學史和思想史角度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單獨的學科。例如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在三卷的論述中，其時間跨度涵蓋了從《尚書》到清代袁枚的各個時期的批評思想，從思想史的角度對各個時期文學批評做出了系統的概括和理論上的歸納。雖然所涉及的批評家只有六十人左右，但是，基本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論思想家。他從學科對象的角度奠定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研究范疇。

從這個意義上推斷，學科化究竟是意味著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門學科的產生，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滅亡？事實上，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這一學科的奠基人，幾乎都有著深厚的中學和西學功底，他們用這種學貫中西的理論素養去進行“界定”和價值重估的時候，可以大量地引用西方資料，但是這種富有歷史承擔力的嘗試后來還是遇到很多尷尬的問題：“大多數人以后又從理論探索方面撤退了。他們的研究著作，不用馬克思主義時，能與之暗合；試圖用馬克思主義標榜一下的時候，就常常鬧笑話。”⑤而且，我們通常都認為，歷史就是一種符合客觀事實的陳述，這種陳述是普遍性的具有史料文獻價值的。但是，對中國文學理論思想的這些“史化”性工作，從當今的新歷史主義批評（new historicism）看來，不過是構建一個歷史文本，這個文本與文學文本從本質上說都是一種個體話語言說，其客觀有效性是相當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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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五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六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七

第六框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教學目標?

知識方面

知道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和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能力方面

通過教學，培養學生歸納整理歷史史實，從而得出正確結論的應用能力和透過歷史現象認識事物本質的抽象概括能力。

思想覺悟方面

通過教學對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使學生樹立社會主義理想，增強社會主義信念。

教學方法

本節主要采用學生討論歸納為主的方法。

重點難點

1、重點

近代中國人民救國的奮斗歷程，既是教學的重點，也是教學的難點。

2、難點

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統治者相互勾結，使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問題是教學的難點。

教學過程?設計

第六框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一、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

學生自讀課本

學生討論以下幾個問題

1、找出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為什么會這樣？

2、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

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現狀如何？

（因為學生已學過歷史，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現狀已有一定的了解）

教師總結：

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也會象其它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社會的扭曲發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廣大人民，過著饑寒交迫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人民急切盼望改變這種社會現狀。

二、舊民主主義革命沒能完成救國的歷史使命

學生自讀課本

學生思考討論以下幾個問題

1、近代革命志士進行的救國探索有哪些？結果怎樣？

2、以上探索說明了什么問題？為什么？

教師歸納總結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是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帝國主義不允許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封建勢力頑固而強大，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民主革命趨向勝利。

小結：

通過本節課的教學，我們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試圖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方式，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狀是不可能的，要改變中國的社會現狀，只能用新的革命方式，就是中國共產黨領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而有力地證明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道理。這就是我們下節課要講的內容。

板書設計?：

第六框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效果檢測與矯正：

為什么說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教學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