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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的一生樹的一生鐵樹篇一

一

1946年，在天寒地凍的冬天，16歲的娘嫁給了22歲的爹；
2016年秋天，在爹離開人世23年后那個秋天，娘告別了她風雨一生，離開了我們。娘在70年的人生歲月里帶領著一家老小，在沂蒙的沭河岸畔，共同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變遷。

娘是黨的人，她的善舉始終貫穿于自己的一生。

娘像許多裹著小腳的農村女人一樣，有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守著幾分薄地、守著一個小家，過簡單平凡日子的夢想，雖然16歲的娘嫁了一個大自己6歲的漢子，但娘心里是充滿憧憬的，然而，國民黨進攻山東的炮聲、“還鄉團”的槍聲卻打碎了娘的美夢。

經過長年抗日戰爭尤其1945年攻打臨沂城的那場戰斗后，我的家鄉河兩岸以沭河為界，沭河西岸主要是敵占區，東岸是我們根據地的核心區，沭河成為我們抗擊敵人的核心軸線或者叫拉鋸地帶。當時蔣介石直接調動國民黨精銳部隊31萬余人，分南北兩線大舉進攻山東解放區中共控制的區域。據史料記載，1947年2月15日，國民黨軍隊侵占臨沂后，國民黨專員王洪九、保安司令杜慶九、偽縣長朱紹白，在臨沂城及周圍實行恐怖政策，對翻身農民的報復肆無忌憚，慘絕人寰。“還鄉團”還鄉一個月內，即抓捕關押民眾4000多人。僅1947年1年中，即殺害革命干部、群眾7000多人；
1948年10月，王洪九逃亡前夕，對人民群眾進行了更加瘋狂的集體大屠殺。就是那一年，我娘差點死在了“還鄉團”的槍口下。

我的故鄉位于沭河西岸，河西河東是兩重天。河西岸正是敵占區，河東岸便生活在“解放區的天是藍藍的天”的解放區。

娘生活的河西后坊塢村是個不足300口人的小村莊，“還鄉團”氣焰十分囂張。我娘未出嫁時就是村里投身革命的積極分子，為當時的河東岸的“老四團”送情報、照顧傷員，年齡不大，卻在當地也算有一定的影響。嫁給我爹后，娘不但自己積極，還動員村里的嬸子大娘為“老四團”做工作。那時，沭河上還沒有架橋，只能淌水來往河的兩岸。春、夏還好說，但到了秋末冬初河面不結冰的時候，河水奇冷，時常來往于兩岸的娘以至于結婚5年后才生了大姐，這與當初時常淌水過河有很大關系。于是，村里的“還鄉團”頭子便把我娘列入了抓捕對象。有一天，“還鄉團”頭子在村里發現了娘，手攥著青紅棍、腰里插著駁殼槍的他便對手下的嘍啰們下命令說：“這個小媳婦也是共產黨，把她抓起來帶走。”這個“還鄉團”頭子是我村的地主惡霸，我們村里的共產黨村長和他的大兒子就是他帶領“還鄉團”在同一夜里同時槍殺的。在他的命令下，小嘍啰們迅速把娘捆綁起來準備拉走，剛好此次同來的“還鄉團”頭目中的一個上級，是我姥姥近村出來的，此人多次得到姥爺的恩惠，他一看綁著的是我娘，便大聲說：“這是我表妹，她若是共產黨，我就是最大的共產黨！大家看我是不是共產黨？”如此，娘才保住了性命。事后聽村里的人講起這段往事，我們都為娘被綁而揪心，都為娘的鎮定而驕傲，更為娘能平安脫險而長出一口氣。“娘是英雄”的定義便因此事而被我們從心里認定著。

在戰爭年代里娘是“小英雄”，在和平年代里，娘也一直是個平民英雄。

劫后余生的娘初心不改，在此后的歲月中，仍然為國家做著有益的事，并積極向黨組織靠攏，1964年，已是四個孩子的娘終于實現了她多年的夙愿，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這在當地農村婦女中是極其罕見的。村里不少嬸子大娘都不理解，認為和平年代了，帶好孩子照顧好家就是為國家做貢獻了，思想上入黨就行了，何必帶著“娃”入黨？娘卻認真地說：“思想上入黨是對的，但儀式上入黨也是必須的。在黨旗下鄭重宣誓后，俺就是真正的黨的人了，俺就要做帶娃入黨的農村婦女。”于是，娘便成了當地有名“帶娃入黨的人。”很長一段時間，許多人不叫娘的名字，只要一提“帶娃入黨”的媳婦，就知道說的是娘。直到她2016年10月去世的時候，娘都是我們村黨齡最長的老黨員。

娘是黨的人，更為黨做著事。解放后，身為5個孩子的農村小腳女人的娘一直擔任村里的婦女主任，同時擔任村里的接生員；
1976年，40歲的娘繼續兼任婦女主任的同時，還被推選為村里的支部副書記，一直到1990年，成為被湯河公社批準享受每月領20元“退休金”待遇的“退休干部”，娘用行動在我心里樹起了“平民英雄”的旗幟。

娘的英雄壯舉很多。人民公社化時期，經常在全公社范圍內組織一些農田水利建設、修建道路等民生工程，這些工程的實施往往要根據工程任務分配到各個大隊，由這些大隊組成隊伍一起參加會戰，這些參加工程建設的人員被稱為“出夫”。

每一次組成“出夫”的隊伍都要有帶隊和做飯的，在村里，既是村干部可以帶隊、又是干練女人可以做飯的只有娘，所以娘就經常參加大隊組織的“出夫”隊，這也成為娘在社會主義建設大道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

我六七歲的時候娘又一次“出夫”，這一次去“出夫”的都是清一色的女人，娘就是這個女子“出夫”隊的隊長，任務是參與改造嵐兗公路，由原來的砂石路面改造成瀝青路面的柏油路。娘這次“出夫”的時間長達三個多月，期間發生的許多事情讓我終生難忘。娘管著“出夫”隊的生活，從未往家里拿過一個饅頭一粒米。那時，生產隊每年除上繳公糧外，再分到各家各戶的小麥和水稻等細糧就很少了，除了逢年過節或家里來了重要的親戚朋友能夠吃上米飯或饃饃，日常的主食就是地瓜或玉米糊豆地瓜干煎餅。物以稀為貴，因為家家戶戶平時吃不上白面饃饃和大米飯，更別奢望吃上帶肉的葷菜，如果誰家有娶兒媳、嫁女兒這樣的大喜事，在招待客人的院子外面就會圍上一幫人，等著從客人吃完往外撤的碗碟中撈點剩菜香香嘴。

這就是我的娘，一直到現在，當年和她一起“出夫”的姑娘們都已是五六十歲的老人，只要回娘家，都要擠出時間去看看娘。每每說起過窮日子的時候還能天天吃上白面饅頭大米飯還是滿口余香、感概萬千，對娘當年的認真依然贊不絕口。

“出夫”期間，娘去縣里參加了全縣婦女代表大會。娘開會期間，我在家里生了病。大隊的“赤腳醫生”給我注射了三天的小針再加上吃大青葉片，可燒還是時退時起，頭還是時好時疼。過去我一不舒服，爹總是說：“生個小病是好事，爹去給你買塊熱鍋餅割塊豬頭肉，吃上就把病趕跑了。”可那次得了傷風感冒的我，爹的老法不靈了，吃了藥打了針還是不好，于是爹就心慌了，就千方百計想法給娘捎信。那時交通不便通訊不暢，直到會議結束照集體合影的時候，我生病的信息終于給娘捎到了。娘一下子就慌了，會議一結束便急三火四地趕回了家。

當了幾十年的村干部，在娘的心中，無論哪級會議，無論是大會還是小會，都是傳達黨的指示，都是需要村干部要抓落實的。人民公社化時期，村干部的會幾乎天天都開，夏收夏種要開會，三秋大忙要開會，漚土雜肥要開會，斗私批修要開會，批林批孔要開會，計劃生育要開會，放個露天電影也要對全村人員講講話開開會，娘參加哪一次會議都不缺席，把會議精神抓落實比給自家干私事要認真不知多少倍。村里人只要看到娘抓的事情，只有干好講不得價錢，因為娘干活帶頭，是一個標準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村官形象。

每年因為搞計劃生育，娘都要被那些不理解的戶吵罵一頓，我們兄弟姊妹有時感到很委屈，但娘從不還口。村中有一戶已經生了五個女兒，但在農村沒有兒子的戶被稱為“絕戶”，因此這戶人家還是千方百計東躲西藏要生第六胎。從這戶人家生第四個女兒時娘就上門做工作，一直做到動員第六胎去做流產手術。這家的男主人從我家街道的西頭一直罵到我家門口，情緒最激烈時，蹦著高罵我們家祖宗三代。但娘依然堅持上門做說服工作，直到這家的女主人在娘的陪同下做了流產手術。

娘既是村里的婦女主任，還是村里的接生員，而且是解放后經過培訓的湯河公社的第一批接生員。娘干了幾十年的接生員，有多少新生命是在她的手里發出了第一聲啼哭？我沒有統計，但一家兩代人都是我娘接生的，這樣的戶實在是太多了。那時村里婦女生孩子沒有上醫院的，一來怕花錢，二來怕麻煩。再說，農村人磁實，不就生個孩子，沒那么嬌貴。

在娘的心中，接生員的職責神圣而光榮，同時事關人命事關家庭的幸福，娘把讓每一個新生命平安降生看成自己最重要的職責。無論是瓢潑大雨、電閃雷鳴的夏天，還是三九嚴寒、冰天雪地的冬天，無論是中秋節的晚上還是大年初一的凌晨，只要是產婦家里來人叫她，娘都是迅速地拿著盛工具的小包就走。我們兄妹5人很小就學會了做飯，很小就學會了互相照顧，全是因為娘在家少的緣故。記憶中有許多次，半夜里有人來喊，娘總是抓起工具箱、邁著一雙小腳便趕到需要接生的人家。記得有一年年三十，娘自頭一天便趕到村東去接生，直到年三十的頭半夜才回來，回來后的娘連鞋都沒脫便倒頭就睡，原來對方難產，娘守了二十多個小時，母子平安后才回來，那一年年三十，是大姐炒了幾個菜，全家湊合著過了一個年，因為沒能吃上餃子，娘還歉意了很久。如今那些曾經是我娘接生的喊她奶奶或老奶奶的孫輩們，又娶妻生子時，都還會趕來當面謝謝我娘。

作為世上最小的官“村官”，娘愛工作，更珍惜著組織上給予的所有榮譽。作為最基層的黨組織成員，娘是我們村的婦女主任，參加的多是作為婦女積極分子出席的各級婦女代表大會，最高級別的是臨沂地區的婦女代表大會。讓我娘和我們兄妹都倍感自豪的是，快70歲的時候我娘又作為優秀黨員代表出席了湯河鎮的黨員代表大會。對于每次出席會議的代表證娘都細心保存。娘去世后，我把這些代表證一一存在娘的家庭展柜里，這些代表證，也成了最原始的歷史，記錄著娘對組織的熱愛和忠誠：30年前的代表證是兩指多寬的紅色的厚一些的塑料布印制的，至70歲時的代表證也換成了現在比較新式的樣式。每一個代表證每一個榮譽的背后都浸潤著娘作為一名黨員的付出和奉獻。每一次參加會議后，娘都會把代表證像我獲得的獎狀一樣訂在墻上，掛在家里好長時間才會收起來。

“黨員意味著什么·公家的事大于一切！”娘總是這樣教育我們。在我們家有一條規定：無論上學的，還是做工的，比賽著看誰得獎多、受表揚多。娘說：“我沒文化，但我知道，拿獎狀的、受表揚的，一定是各方面表現都突出的。咱馮家的后代，都要爭著先進，不能當窩囊廢，給組織抹黑。無論大人還是孩子，若是誰入黨了，在我們家都是大事，娘全主持一個家宴：困難的日子里不過是多炒兩個菜，全家人坐在一起，娘讓入黨的那位在飯桌上站起來說說感受，全家鼓鼓掌，娘再表揚表揚。在我們家，受到娘的表揚是一件很光榮的事。在我們的成長中，娘的要求比較高，能得到娘的表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實娘不僅要求我們嚴，對她自己也是如此。我的印象中，我娘心中的開會就是大事，無論是村里開會還是公社開會，不管自己家里有多么大的事，我娘都會先去開會。因為娘所在的那個年代里，開會就會領回任務，領回來的任務都是限時完成，無論是修水渠、建水庫，還是交公糧、統計人口數據，甚至是學大寨，搞計劃生育，都是限時完成的任務，來不得半點馬虎，娘80多歲時，只要村里開黨員會，她都不會缺席。聽鄰居大娘說，我二姐剛6個月時，一場夏雨沭河水大漲。娘卻接到了上湯河公社黨委去開會的通知。孩子要吃奶，河上沒有橋，大家都勸娘“這個會不能參加。”但娘卻說什么者要參加：“公家的事，可是耽誤不得。”急哭了的娘最后把我二姐放到草籃子里頂在頭頂上過了河。每當說起這事，大娘便直搖頭。“你娘不要命的架勢真嚇人。俺站在河邊看著你娘，水激浪大，心都嚇得快跳出來了。”事隔多年，大娘還心有余悸地說。她老人家在世時，每當周末我回去看她，她問的第一句話總是“單位里沒事？不開會嗎？”一聽到我說還要開會，她就會督促我趕快返回。前幾年湯河鎮修橋黨委號召捐款，娘不僅捐出自己的積蓄，還親自打電話給我和哥哥，讓我們都要捐款。

二

娘的英雄善舉，還體現在明事理、大格局。

娘嫁給我爹5年后才生了大姐。從1951年到1966年10月，在這16年的時間里，我的大哥、二哥、二姐和我又相繼降生。1956年，隨著國家公私合營政策的結束，由于之前我爹是一名推著獨輪車的“雜貨商”，公私合營后，我爹按照政策，成了湯河供銷社的一員公職人員。

我爹是個苦孩子。兩歲喪父三歲失娘，靠老奶奶把他們姊妹仨拉扯成人。我娘和爹結婚的時候，爹只有一間半透風撒氣的草房、一只剩了一半的鍋，甚至婚床都是用兩個椅子搭起來的。從1946年與娘結婚、尤其是解放后，爹推起了獨輪車，成了個走街串巷買針頭線腦的“貨郎”。爹能吃苦，又有經營頭腦，幾年的時間，家里已經買了幾畝地，并且有一畝是水田地，從一個一窮二白的苦孩子，變成了有兒有女的一大家人。聽爹說，最初他是不想去當國家工作人員的。自從大姐降臨人世間，我爹升格，才感到成了大人，更感受到了家庭的幸福和溫暖。尤其從小無爹無娘的爹更想給予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愛。農業合作化之前，我爹和我娘正合著勁地謀劃著十年規劃遠景。但公私合營卻中止了爹的“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家庭夢成了供銷社的一名工人，撫養孩子的重擔全部落到了娘一個人身上。

有兩件事都是讓娘到了老年仍記憶猶新的。我爹雖然在供銷社拿工資了，人民公社化后，他要從工資里拿出大部分繳到大隊里，然后轉成工分，才給我們家分糧食。有一年在夏收前，我爹的工資因故沒有及時繳到大隊里，于是我們家在夏季分小麥時只有我娘一個人的工分，到秋天我爹的工資繳上了，大隊里當時的負責人決定給我們家補的糧食是胡蘿卜。那一年，我們從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吃了整整三個季節的胡蘿卜，過年的時候，我的姥姥在我們家里翻遍所有的糧缸，找到了不足二斤小麥。大年初一的那天，姥姥用一斤多白面和地瓜面摻起來包了一頓水餃，讓全家過了一個年。

為了讓家里多點收入，大姐9歲就到生活隊參加勞動，雖然那時大姐一個工值2分左右。年小個矮，大姐一個人挑不了擔子，便與兩人合抬一筐土。一筐土大都有百十斤重，兩個人擔的時候，由于重量的原因，盛土的筐會滑向個矮的那一方。9歲的姐姐被壓得走不動路邁不開步，回到家里，肩膀又紅又腫，晚上疼得睡覺直哭。娘連夜找出自家的扁擔，一邊流淚一邊在篇擔中間扎上一層層的麻繩，從那之后，再抬土時候，因為這個麻繩，才固定了滑動的筐，讓大姐減少了一點點累和痛，這也是做娘的對自己的女兒的唯一能做的一份體貼啊。后來的歲月里，娘總是一遍遍地說起大姐所受的苦。大姐四十多歲的時候，腿已經疼得不能走路了。有一次娘住院，大姐在家里想娘想得眼淚直流，我外甥開車把大姐拉到醫院、然后再把她背到娘的病床前。看著大姐的一瞬間，娘拉著大姐的手痛苦失聲。

艱苦的日子維持了6年。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經歷了1958年的砸鍋煉鋼吃食堂，經過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吃樹葉扒樹皮的日子，全國遭遇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央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調整國民經濟“八字方針”，要求大力精簡城市人口。1962年6月1日，國務院頒布《關于精減職工安置辦法的若干規定》，開始為大規模城市人員精簡的實施做政策鋪墊。當時告訴回鄉的職工，一旦國家形勢好轉，將優先把他們請回來，但是，時隔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國民經濟陷入更大的困境，困難時期被下放的城鎮居民的命運就是他們徹底地一輩子就要務農，命運就在這時拐了彎。

那年，我二姐剛出生，三十歲出頭的娘已經是四個孩子的娘了，我爹按照上級政策，從供銷社被精簡回村務農了，這件事對我們家，尤其對爹的影響是巨大的。

爹從1962年下半年回到故鄉的第一生產隊當了一名“牛倌”，直到他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去世，他的身份定格為永遠的農民。如果不是我在寫文章時挖掘出這段經歷，我爹6年曾經為“公家人”的歷史就會被無情地淹沒了。

娘是有大格局的人，爹回鄉務農雖然讓別人說了不少閑話，但畢竟一家人可以天天生活在一起了，早早晚晚有個知冷知熱說話的人了，娘雖然比我爹小6歲，但是爹的生活，讓娘照顧得比在供銷社當工人時一點不降低。

在爹的問題上娘有格局，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娘更是有眼光。

在她深深地體會到爹之所以被下放回鄉務農，既是國家的大政策，也與我爹沒文化是個睜眼瞎有很大的關系。所以我們求學過程中，娘表現出比一般人都堅決的態度和超前的眼界來。

正是娘對待學問的這種情懷，讓大哥在求學的路上一路走下去，讓我步大哥的后塵在求學的路上不斷前行，于是出現了高考制度恢復后大哥成為我們村的第一個大學生，我成為我們四村八鄉年齡最小的大學生。

和我哥一起上學的伙伴們，陸陸續續地輟學回家幫爹娘掙工分去了，到上湯河中學上初中的還有4個人，其中兩個人上初中期間光榮參軍了，這樣最后讀高中的只有大哥在內的兩個人。從大哥1974年高中畢業，到5年后的1979年考上大學，大哥又成為全村第一人，用我大伯的話說馮家的祖墳上終于冒了青煙，插上了旗桿可以放上九聲炮響了！

當全村的父老鄉親端起手中的酒，向我的爹娘說祝賀的贊美之詞時，只有我的爹娘清楚大哥金榜題名的背后浸潤著多少艱辛。

大哥考上大學的那天夜里，和我這個小弟有個徹夜的長談，他述說爹娘的英明，感嘆求學路上的艱辛。

大哥上高中的時，每天早上從家里往學校走的時候背著割草的提籃，保證下午放學的路上割一籃青草交到生產隊，可以換成工分；
早上從家里拿兩個地瓜面摻糠的煎餅，實在不好意思在同學面前和人家一起吃飯，總是在課間的時候把兩個糠煎餅先吃了，到同學們吃午飯的時候，再喝一碗熱水充饑。

大哥高中畢業后，先是在大隊的小學里擔任代課教師，由于大哥認真勤快，教出的孩子質量高，素質好，學校領導老師們都對大家贊賞有加。時間不長，但被管理區挖去做了團總支書記，又因為能干有活力、腦瓜靈，被坊塢管理區檢查工作的湯河公社黨委書記看好，一紙調令又把大哥調去湯河公社干上了公務員。

這是村里是天大的好事。當我村的大隊書記從公社黨委書記手里接過這個調令的時，他就想好了對我的爹娘要說的贊美之詞。其實，當我爹知道我哥要上黨委上班的消息時，他已經感覺非常滿足了，他這個“牛倌”終于可以揚眉吐氣了。

我想正是因為從一開始我娘對大哥的現狀沒有給予讓人忘乎所以的定位，才有大哥在高考制度恢復后鍥而不舍的追求直至成功。

恢復高考后，娘鼓勵大哥參加高考。大哥遵從娘的意思，連續兩次參加高考落榜后，下決心再到學校復習參加高考與他本人特別是對我父母來說，如果不是有高目標大眼光是很難做出這個決定也很難接受的。

于是，家里便爆發了一場小小的戰爭。

看著爹堅決的樣子，一家人都不敢吭氣。

在家里，娘的話就是最后拍板的話。因此，曾經在鄉親們眼里已經是當上官的大哥又重新回到當時的臨沂育新中學成了一名插班的中學生。

娘對大哥去復習考學是全身心支持的。表現在具體行動上，就是爹娘招呼我們姊妹每周比平時要多推一次磨，把平時舍不得吃的麥子陸陸續續地都變成了大哥每個星期回家拿的煎餅。

娘是無怨無悔的支持大哥的，大哥也是用自己最后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回報爹娘的。

記得大哥收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天，爹蹲在堂屋門西側一袋接一袋地抽他的旱煙，高興？激動？這是馮家祖墳上冒出的第一縷青煙，豎起的第一根旗桿，他應該激動、驕傲和自豪。

然而，此時最應該驕傲自豪的娘，卻操持著為大哥籌備車票錢和張羅請村里的鄉親們吃頓飯的事。

那時，從臨沂到濟南的車票錢是陸元捌角。

“集市上一斤小麥不足兩角錢。老大一張車票錢咱要買接近40斤小麥。生產隊里全年分給咱家的小麥不足200斤，是咱全家7口人一年的口糧啊。就不能借點？”黑夜里傳來爹沉重的聲音。

第二天一早，娘和爹早早地起床。爹用手撐著袋子，娘拿著盛水的瓢一瓢一瓢地從麥缸里把麥子挖出來再裝到袋子里。之后，娘拎起袋子用手掂了掂，然后點點頭說：“這些應該就夠了。”爹也拿過袋子用手掂了掂，點了點頭，然后雙手一用力，把袋子甩卻背上，便走進了蒙蒙細雨中。那天早上，我清晰地記著爹兩腮塌陷，特別的瘦；
我還特別清晰地記得，那一袋鼓鼓的麥子。心里竟有一種疼痛的感覺。我不清楚地記得，那天早上，娘站在院門前望著爹的背影很久才回到屋里。

學習過程中大哥是努力認真的。正因為優秀，畢業時便有了回臨沂還是留省城的選擇。然而，這一次，娘的意見決定了大哥一生的發展，這不能不說，又是娘的遠見卓識。

大哥在大學里擔任班長，畢業時有到省城工作的機會，當然如果他堅持回故鄉工作，老師們也會尊重他的意見。為了上學曾放棄了工作，整整三年的時間讓家人供自己讀書，大哥從心里想早日替家里分憂解難。離家近除了能經常回家，人脈關系自然對家里幫助也會更多一些，但留省城對個人的發展更有利。當大哥把這些因素告訴娘并征求娘的意見時，娘一點沒猶豫地對大哥說：“你現在是公家的人了，就不再單單是娘的兒子，公家的人首先要考慮給公家干事，孝順不是圍在爹娘的身邊，你們干成了大事才是最大的孝順，我的意見就是你能飛多高就飛多高，能走多遠就走多遠。”正是因為娘的這段話，大哥便選擇留在了省城金融系統工作，以至于大哥最后在廳級領導的位置上退休，這與娘最初的英明是分不開的。

三

娘的與眾不同，還在于她在大事大非面前的審時度勢。

1982年，是我們家重要的年份，也是娘最開心的一年。這一年，對我們的家庭和億萬個家庭來說，真有一種“春風又綠江南岸”的喜悅。隨著農村生產責任制分田到戶，我們家的粗糧細糧小麥水稻玉米花生都塞滿了糧缸，一句話，我們吃飽了，我們吃好了。

早在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將村內土地分開承包，開創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之后的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目前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田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鍋飯”的舊體制。這一年，中共中央發出第一個關于“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對迅速推開的農村改革進行了總結。文件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或大包干“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同時還說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而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

也正是這一年的春天，我家也分到了自己的責任田，那一年的夏天，我家的糧缸被小麥填滿了，娘讓全家吃上飽飯的愿望終于實現了。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不單是糧食塞滿了糧缸，過去只有逢年過節家里來了重要的親戚才能吃上的米飯饃饃如今已成了家常便飯，最重要的是，我的爹又推起了小推車、重新開始做起了小生意，實現了他多年的愿望。

剛剛實行分田到戶的時候，多數父老鄉親都在為多分一點生產工具、多分一分水澆地而絞盡腦汁，有的甚至還動起了手干起了架。然而，我們家卻是別外一番景象。

月亮正好的晚上，全家人邊剝花生邊聊著天。

娘說：“現在和過去不一樣了。都責任到家了。”

“嗯。”爹悶悶地應著。

“聽說今天村東的李老頭又到村里鬧了半天。說是他分的小推車太舊了。看好了陳老三的那車，陳老三不讓。說是自己抓鬮抓來的，天王老子說情都不行。”娘邊做活邊說。

“嗯。”爹還是悶悶地應著。

“你是咋想的？就沒有想法嗎？”娘抬眼望著爹。

“想法當然有。可還不是白想。”爹不情不愿地回答。

“有想法就說嗎？一個大老爺們家，吭吭哧哧算干啥？”娘急了。

“我當然是想干老本行。做農活我也不會。總不能當一輩子牛倌吧？”爹不甘心地看著娘。

娘重重地點了點頭。

于是，在責任制推行的第一年，我爹便又推起了獨輪車，變成了一名以賣水果、蔬菜為生的“小商人”了。

爹從娘的手里拿到了少得可憐的幾元錢后，一輛獨輪車，一桿秤，一個盛錢的布包成為我爹開始起步做生意的全部家當。每天早上，他到集市上從別的賣水果或賣蔬菜的人那里，以低于市場價把水果或蔬菜先拿過來，錢不夠，先給人家繳一點保證金，等水果或蔬菜賣完了，第一時間去給人家把欠款交上，這樣干了半年積累了一定資金后，爹就專門做起了水果生意。

我爹的小推車上一年四季有水果有干果。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放了寒假的時候，我爹都是冒著刺骨的寒風，穿上他的棉大衣，早上喝上兩碗娘熬的地瓜糊豆，手上戴上娘給他縫的棉手套，推起裝滿蘋果、梨、柿餅、軟棗、桔子、葡萄干、紅干棗等水果干果的小推車，奔向洪瑞車站旁邊的固定擺攤點；
晚上，爹總要把不同的水果和干果挑出一部分留給我讓我解饞。這也是我最幸福的時候——農村的孩子在大冬天的夜里能夠吃上蘋果、吃到柿餅子、吃到甜甜的軟棗，是少有的福氣。

爹在做生意的路上如魚得水，似乎換了個人，一下就年輕了十幾歲，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勁。爹快樂了，家里的經濟狀況更有前所未有地改變著，生活質量明顯上升：爹每天出攤回來，都要在燈底下和我娘清點當天的收入。爹總是在留足第二天的本金后，把剩余的錢全部交給娘支配，我爹盛錢的小布包裝著他的夢想也裝著全家的希望，我上高中的自行車和后來給媳婦新買的自行車都是爹擺水果攤掙出來的。

爹又成為他當初起家的生意人，娘也便做起了快樂的小水果攤的“老板娘”。

家里的日子越過越殷實，爹和娘的臉上每天都是笑容，家里的喜事也便接二連三地都來了。

1982年的春節，在省城工作的大哥領著準媳婦、我的大嫂回來過年了。那時村里還沒通電話，大哥提前一個月就寫信告訴爹娘這個春節他要帶著媳婦回家過年。

說起兒子在省城的大銀行上班很自豪，可是一旦聊起孫子的事，爹就比別人立時矮了三分。為此爹總是長吁短嘆，邊做夢都是抱孫子的事。現在大兒子終于往家領媳婦了，這天大的喜事讓爹娘又高興又憂愁。高興地是孫子有指望了，但娶兒媳的費用去沒有著落。

盡管已經實行了生產責任制，爹也擺起了水果攤，吃飯的問題是解決了，但花錢的問題并沒解決——肚里有飯菜，但錢包里沒有多少存錢啊。但大嫂是大城市里來的姑娘，又是馮家第一門婚事，爹娘還是傾全家之力收拾了房子，做了新棉被，全家人包括爹娘在內每人都做了一身新衣裳，給第一次進家門的大嫂留下個很好的印象。

對全家來說，1982年的春節是一個歡樂幸福的節日，直到大哥大嫂春節走后很長時間，爹娘的口中白天說夜里聊的還是大哥和大嫂。一直到1983年的春節，大哥和大嫂回老家舉行婚禮，把爹娘多年的愿望實現了，把全家的歡樂推向了高潮。

在農村娶兒媳婦不單單是喜主家一家的事，而是全家族的大事。那時馮家的族長就是我親大伯，他的親侄子要娶媳婦了，大伯便比對別的侄子娶親更為用心。60多歲的他在我幾乎每天夜里都要召集全家人一起討論、商量，如何為馮家的第一門親事舉行又隆重又能承擔得起的婚禮。

那時，從省城回沭河西岸的家還沒有直達的車，在臨沂下車后改乘相關的交通工具回到家。那時，大哥大嫂都在省城工作，為了配合老家舉行的結婚儀式，必須提前一天先到臨沂城住下，第二天早上再從臨沂城趕往老家。在如何去接大哥大嫂的交通工具上大伯大娘和我爹娘犯起了愁——用自行車不夠重視，馬車太土。那時尚沒有出租車，幾經反復，最后決定使用我村最好的“50”馬力拖拉機當接大嫂的婚車。那時，拖拉機進出城都有規定的時間段。為了確保不延誤婚禮時間，頭天晚上，讓大伯家的哥哥便與拖拉機手趕到大哥大嫂住宿的地方等著，第二天早上再趁交警沒上崗前就出城。作出這個決定后，爹娘讓我趕快寫信告訴大哥，大哥也同意了這個意見。但當真到了大哥舉行婚禮的頭一天，在臨沂城負責擔任聯絡員的二哥回家報信說，不用拖拉機進城了，大哥大嫂將坐著吉普車回村。這個消息讓籌備婚禮的人們喜上眉梢、贊不絕口。

原來，大哥大嫂趕到臨沂城后，當時地區建行的領導得知大哥大嫂是回來舉行結婚典禮的，便安排當時行里唯一的一輛最高級的轎車——北京牌212吉普車，送大哥大嫂回村。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轎車很少，私家車更是少有聽說過。那時，如果誰家門前停輛轎車，全村人都會圍著看來看去、羨慕不已，吉普車只是聽說過卻幾乎沒見過。因此，大哥大嫂舉行婚禮的那天，盡管為了這個結婚典禮已經爹娘已經精疲力盡，但他們依然不停地熱情接待前來捧場的親戚和鄉親們，自始至終笑得合不攏嘴。

當吉普車載著大哥大嫂到達村口時，迎接他們的是鞭炮齊鳴，鑼鼓喧天。按照故鄉的風俗，迎接新人的鞭炮一直要不停地放到喜主家的大門口，直到從車上下來的大哥大嫂被大伯家的嫂子撒了滿頭滿身的“福”，鞭炮才告一段落。爹和娘坐在正屋里，眉開眼笑地接受著大哥大嫂的至禮，所有的親戚和鄉親都在酒席上酒足飯飽，一場讓鄉親們津津樂道的婚禮讓全家人都賺足了面子，也讓鄉親們談論了很多年。

大哥結婚讓爹娘了卻了一份心愿，但二哥的婚姻又成了爹娘心中的大事。那時，二哥在農村務農，因為家里窮，同齡的年輕人孩子都會跑了二哥的婚事也沒有著落。爹和娘愁了一年又一年。好在，大哥結婚典禮不久，二哥的親事就確定了，讓爹和娘著實高興了很久。不久后，一連生了四個女兒的大姐終于生了個兒子，一時間讓爹娘天天笑得合不攏嘴。到了這一年的11月底，二哥便舉行了婚禮，雖然沒有大哥結婚時那么氣派，但對我的爹娘來說，兩年連著娶了兩個兒媳婦，知足了！

二哥的婚禮一結束，娘就坐上從臨沂到濟南的公共汽車往大哥家奔去，因為大嫂面臨分娩。1984年臘月初七，大嫂生下了我的侄女。

可以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我們家是日子越過越甜，喜事連連，添人添財，娘也成為全村第一個到過省城的女人。

高考制度的恢復，讓大哥成為全村第一名大學生。之后，娘最小的兒子——我也成為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在1983年的夏天，16歲的我有幸成為高考戰場上的勝利者，讓爹娘成為四里八村培養了兩名大學生的“名人”。

上世紀80年代初，全國大學招生的人數還比較少，當時考上大學就意味著改變農村戶口、改變生活現狀，成為端著“鐵飯碗”、拿著購糧本的“城里人”。經年努力，我在眾多孩子中脫穎而出，成了家里的第二個大學生，而且還是省城的本科，這在當時的農村也是件令爹娘驕傲的事。作為幾個孩子中的老末，在得知高考成績的時候，娘破例獎勵了我“甜甜的雪糕”；
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那天，吃到了娘買的“紫葡萄”；
此后就是娘精心籌備我上學要帶的衣服和被褥。

那時，剛剛實行責任制第二年，家里的經濟條件還比較差，大哥二哥又相繼結婚，爹和娘手里實在拿不出多余的錢。為了能夠給我多籌措一些費用，擺水果攤的爹每天早早地推著獨輪車去擺攤，如果當天生意好，賺錢多，我爹天黑前回到家會把盛錢的布包主動遞到娘手里，讓娘檢閱一天的勞動成果；
如果哪一天收獲不多，回到家則會抽著旱煙袋默然無語，娘叫他吃飯時，先聽到的一定是爹無奈的嘆息聲。但當時沉浸在喜悅中的我，并不理解慈愛的爹為了讓我多帶一點零花錢而努力籌錢的焦慮心情。

離上學報到的日子越來越近，爹和娘臉上的愁容卻越來越厚。我是爹快六十歲時生的最末的一個孩子，對我的疼愛自是可想而知。盡管我三年的高中求學是在離家60多華里的縣城，但畢竟每個周末都要回家拿飯，父母每個星期都能看到我的樣子，知道我的胖瘦；
如今卻要到離家六百多華里外的省城，要到一個我的父母非常陌生的城市，而且會是幾個月見不到我的面孔，那些日子里，我爹每天回到家會從水果筐里挑出最好的水果給我吃；
娘則千方百計地改善我的生活，豆腐、油條、馬蹄燒餅……所有在娘眼里是最好吃的，她都會毫不猶豫地往家買，恨不能讓我把所有好吃的食物全都吃遍、吃夠。現在想來那真是一生中最無憂無慮的黃金歲月，心中流淌著的全是父母之愛和無限的親情。

記得有一天早上，娘邊烙煎餅邊和我拉呱。娘說：“上大學了，不用吃娘烙的煎餅要去吃白面饃饃啦，娘今天給你做雞蛋韭菜餡的煎餅吃。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根本，不要忘了你上學娘為你烙了好幾千張煎餅，不要忘了你是吃煎餅長大的。”那天邊吃娘烙的煎餅邊和娘說話，看著不時被鏊子下面冒出的濃煙熏得淚流滿面的娘，我的心中溢滿了激動，暗暗下決心，把上大學作為人生的起點，一定不能辜負了父母的期望，要不斷努力，一生一世要對得起擺水果攤的爹和烙出了一張張煎餅的娘。

和我爹比起來，娘因為一直在村里當干部，在我的心中更堅強、更有主見，是讓鄰居羨慕、讓兒女自豪的人。看著坦然地走在送行人群中的娘，我在心中為有這樣的娘充滿了驕傲。在車站旁等車的時候，娘始終拉著我的手不放，囑咐我多寫信不要惦記家。

公共汽車終于來了，二哥二姐先幫我把行李拿上了車。我就要上車了，娘送我上車時依然牽著我的手：到了不得不松開手時，娘的眼淚流了出來。我知道，兒行千里母擔憂，兒女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兒女的冷暖溫飽都裝在娘的心里。那怕娘是多么堅強的娘，但她仍然是那個肉心的娘！

求學的路上，有寒風，也有暴雨。記得1984年暑假返校時，我頭一天去縣城買車票時還是晴空萬里，夜里卻暴雨如注下個不停。那天晚上父母幾乎一夜未眠，都在為我如何進城發愁，我在心里也一直析禱老天快快停下來。眼看著快凌晨4點了，仍然沒有停雨的意思，父母一商量決定去求人幫忙。我娘便頂頭個斗笠冒雨跑到有手扶拖拉機的鄰居家，請他送我進城。那天凌晨我就是冒著瓢潑般的大雨、坐手扶拖拉機趕到了縣城。一路上洪水如柱、險狀百出，看著今天的學子有私家車直接送到學校，真是感慨萬千。

我上大學的時候，村里還沒有電話，更不用說手機了，和父母的聯系主要通過寫信。剛到學校時，寫信的頻率還是比較高，每個月寫兩三封，再往后由于學業加重、學校活動增加，寫信的頻率便降低了許多，而且寫信的落腳點也往往與錢有關。那時候上大學管吃管住，開支主要是買書、添衣服或交際，有一次寫的一封家書卻因一字之差引起了一次軒然大波。

我是個喜歡讀書的人，看到有喜歡的書便忍不住買下來。記得那次我在信中想讓讓父母寄二三十元錢，誰知原本要寫的“給我寄一點錢”寫成了“給我寄一些錢”。父母斗大的字不識半升，收到信后都是讓二哥代讀，當聽到我在信中讓家里“給我寄一些錢”時，父母的心中立時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事后聽我娘說，當她和我爹聽到這句話后第一感覺就是“小三出事了”，因為一向節儉的我一個學期總費用也不超過50元錢，更從未獅子大張口向家里要過大數額的錢。這次既然寫信要“一些線”不是出事了還能有什么別的原因·于是我娘連夜把我的大伯、大娘及我大伯家里的大哥二哥等人召集到我家里召開了“家庭擴大會”，對我可能出現的“大事”進行了研討推測，最后形成一致意見：一是連夜給我寫信讓我如實匯報發生的“大事”，并于第二天給我寄款50元，這個數目可是過去我一個學期費用的總和！二是寫信對已在省城濟南工作的大哥對我的關心不夠表示極大的不滿，責成他收信后迅速趕到學校“了解真相”。好在事后知道是一場虛驚，只是真相是通過書信半個多月后才知道，來來往往一個月后才落實清楚。

四

與娘婚齡相同的老宅，見證了娘一生的風雨。

最初的老宅建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當時我還沒有來到這個世界上。

娘嫁給爹的時候，爹僅有的一間半草房冬天透風，夏天漏雨；
大姐出生以后，娘和爹硬是咬緊牙在原址上翻建了兩間半新房，這才真正象個過日子的人家。到了六十年代初，我們家已是4個孩子6張嘴的大家庭了。一家人擠在這兩間半屋里插腳的空沒有，現實逼迫在家主政的娘謀劃再建一位宅子。

為了申請到新的宅基地，同樣擔任大隊干部的娘按程序向大隊的主要負責人表達了意愿，提出了申請。當時的大隊主要負責人本著干部不與群眾爭利的原則，給我家劃定了一塊位于村后比較偏僻的地塊。這個地方原來是片墳地，別人都不愿意要，近門的親人們也都勸娘，這樣的地方住進來，怕是家宅難安，不能要。娘卻拍拍衣襟堅定地說：“俺不信鬼邪。俺就信共產黨。你不要他不要，總得有人要。俺是黨員，這個頭俺來帶。”爹也犟不過娘只好不情不愿地答應了。宅基地一審批完，娘便和爹商量著開始籌集資金、購買建房的原材物料，著手建房了。在農村建房是一件大事。爹和娘動用了全部的物力、人力，當年秋收結束后就開始了緊鑼密鼓的建房工程，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爹和娘硬是在一片荒地上讓一位新宅拔地而起，因此，娘也便完成了她嫁到馮家后的第二次建房大業。

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原來我們家的兩間半草屋因通街需要推倒移址重建。因為娘是大隊里的干部自然帶頭。于是，爹和娘便又帶領全家全部搬到了現在的老宅上居住。這位老宅，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幾十年里，我和大哥都是在這個老宅里考學走出了故鄉，二姐出嫁、我結婚也都是在這個老宅完成的；
爹咽下最后一口氣也是在這個老宅堂屋里的小木床上；
每一個重大事件里，老宅都留下了娘忙碌的身影。娘在這座老宅一住就是近70年，娘在人世間的大半光陰也都是在這座老宅里度過的。

老宅最初建設的時候，墻基壘了三層紅條石，屋檐上壘了三層青磚，帶屋脊九層棒的土墻草房。在當初還算不錯的房子經過十幾年也就是到我上中學的時候，土墻上已經有了裂縫，每到冬天，冷風嗖嗖地往屋里鉆；
夏天下暴雨的時候，總要用幾個沙袋子堵在門口，即使這樣，由于院子的地面比堂屋的地面高，夏天還是有雨水滲到堂屋里。

記憶中老宅唯一的一面磚墻是鍋屋的西墻。

那還是我在城里讀高中的時候，有一年夏天冒雨回家拿飯，回到家放下自行車無意中一抬頭，卻見眼前的鍋屋讓我一亮——我們家的鍋屋成了一面紅磚墻了，這可是一周不見就大變樣了。娘邊遞毛巾讓我擦臉上的雨水邊對我說：“前幾天鍋屋墻被雨水泡塌了，我讓你爹和你二哥趕忙去買了一車磚，我和你爹、你二哥忙了兩天才壘完。這下鍋屋比堂屋還漂亮呢！”言語間娘有著無法掩飾的喜悅，娘撩頭發時，我分明看到娘十指上的傷口清晰可辨，心里一下子生疼了起來，怎么也笑不出來了。娘看出了我的不高興，笑著說我：誰家爹娘不干活？粗皮拉肉的，破點皮不正常嗎？我眼里包著淚對娘說：“不能讓大爺大哥們幫著壘壘嗎？”“又不是蓋房子，離了別人不行。打墻這樣的事自己緊緊手就能做，怎么能總叫別人幫忙呢？”娘不緊不慢地說。

后來，大姐出嫁、大哥參加工作后，老宅的西屋就是我和二哥的。原來擁擠的院子竟寬敞了不少。再后來二哥成家也搬走了，這間西屋就成了我的“獨立王國”。雖然是我一個人住，但與許多農家一樣，靠北墻安放了一張一米多寬的木床，秫秸為墊，蘆席相蓋，床前有一個楊木做的單層方桌，方桌上有一個盛滿書籍的紙箱。屋里的其它空間被家里盛糧食的瓷缸占據著，瓷缸上被一個秫秸桿編的“蓋頂”覆蓋著，“蓋頂”上放滿了煎餅等可食可用的百貨物品。

我上大學第一個寒假回家前，娘讓大姐夫幫忙在我住的那間房里用蘆葦為軸，報紙為面，糊上了頂棚。剛糊上這個頂棚，我睡覺的這間西屋如同我成了即將吃皇糧的大學生般讓人羨慕一樣，來我家串門的鄰居對我這間屋還是給了很高的評價，鄰居的嫂子對我娘說：“三兄弟就是了不得，一把蘆子幾張報紙就讓一間屋變了大樣，我們也得學學把屋里糊上一個頂棚”。聽了嫂子夸獎，娘只是抿著嘴笑個不停。

老宅通電結束油燈時代大約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期。我們村老支書為了爭創“紅旗村”，表態讓全村老百姓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當時老百姓心中共產主義社會的標志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記得有一次吃飯的時候，娘認真地說：“等咱們也樓上樓下的時候，咱們就實現共產主義了。到那時候，人人都可以上得起學，大家都是有文化的人。”娘一轉頭接著對我說：“無論哪一天實現，總之是要實現的。但現在，上學的事，你可要一點都不能馬虎。”看到娘鄭重的樣子，我也鄭重地點了點頭。大隊里還真的自籌資金去買了柴油發電機，往各家各戶扯電線的時候，我們都感覺象過年一樣興奮。放了學背著書包圍著扯電線的跑，心里都盼著快快通上電，在電燈泡下吃飯吃得香，寫作業也有勁頭。記得老宅第一個15瓦的燈泡亮起的晚上，全家人都非常興奮。娘說：“盼了這么多年，終于盼來了。咱今天晚上就亮堂一晚上。”記得那天晚上，娘專門多炒了兩個菜。在電燈下吃的飯竟然也比平時的香。記得那個晚上，家里新裝的這個燈泡絕對是那天夜里的核心，不單單是因為它發出的光亮是煤油燈光的多少倍，更重要的是因為這一個燈泡讓我們頓時感覺更加美好的生活就要來到了。那時，老百姓雖然沒住上樓，但能夠從昏暗的豆粒大燈光的煤油燈下解放出來，家家戶戶點上電燈，也等于一腳走進了共產主義。

后來，老宅的院子里增加了一個壓水井。

過去村東頭有一個公用的大口井，娘和爹曾經因為找不到我而懷疑我掉到這口大井里淹死了，但隨著人口的增加和打井技術的快速發展，后來村里的這口大井被填上了，取而代之的是家家戶戶在院子里都打了一個壓水井。在娘的張羅下，我們家也打上了一個壓水井。壓水井的設備比較簡易實用，自從家里打了壓水井，原來盛水的水缸改作淹咸菜的缸，專門挑水的鉤擔也被放在了墻角，小小的壓水井把人們從每天去挑水的勞動中解放了出來。一直到今天，院子里的壓水井還在工作，只是它的價值已變成了澆菜澆花的工具，因為前幾年村村通公路、村村通自來水的時候，老宅里也通上了自來水，做飯已經不用使用壓水井的水了。

老宅最奢侈的物品不是彩電空調，而是燒無煙煤的土暖氣，土暖氣的安裝，徹底結束了透風草屋里足可以刻骨銘心的寒冷的記憶。

往前推上幾十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別多，特別大，娘總是說下一場雪就是給小麥捂一層被，但我蓋的破棉被卻是蓋頭不捂腚的。草房土墻上的裂縫差不多能伸進一只手，冬天的寒風透過墻縫吹得墻上貼的報紙啪啪作響；
晝短夜長，凍得睡不著覺的時候，心中充滿了對寒凍的憎恨。每到冬天，娘便用報紙把墻糊好，但冬天粗重的風也會把紙糊的墻吹出裂縫，寒冷總是讓夜長了又長。

那時幾乎每個老百姓家里都在堂屋進門的左側壘有一個爐臺，這個爐臺家里經濟條件好的就是用紅磚或青磚壘起來的，家里條件差的則是用曬干的泥坯壘起來的，爐臺上正中是一個爐筒，爐筒邊上有一個泥罐子，我們叫“溫水罐”，是充分利用了爐筒散發的余溫把罐中的涼水溫熱。這個爐臺一年差不多有10個月都是閑著的，老百姓平時燒水做飯都是在鍋屋里燒柴草的，只有在冬天特別冷的時候，一般都是進入臘月了，才開始利用這個爐子點火燒煤，我們俗語叫“點爐子”。一旦家里點上爐子了，不單單是屋里有了熱乎氣，關鍵是放學后寫完作業，搬個小木凳，到爐臺上一坐，一會兒就把身上的寒氣趕跑了。

我的老家在沭河西岸，過去想買到無煙煤很不容易；
平時在鍋屋里拉風箱燒的炭我們叫綿炭，實際上就是有煙煤；
冬天在屋里壘的爐臺上燒的煤我們叫火炭。我們村離產煤地很遠，每到冬天有拉著煤上村里去賣的，老百姓吃飯曬家底，買多買少看有多少閑錢，凡是有孩子的家庭，都不管窮富多少都要買一些，最起碼要保證春節前后的幾天屋里要有點熱乎味，否則鄰家的孩子來串門凍得待不住，連自己的孩子臉上都無光。

娘善于持家，每到冬天，她總是想方設法地多買些火炭，因此一進入臘月，老宅屋里的爐子就燒上了。利用這種爐子并不是直接把煤加進去，而是要用黃土和煤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后，用鐵棍搗成炭泥。那時家里一旦在屋里開始燒爐子，放學后我就和二哥抬著一個筐子或推著一個獨輪車，到地頭上或汪邊上去挖發粘的黃土，然后回家搗成炭泥。

現在想想，那些原生態沒經過處理的所謂無煙煤也是有煙的，好處草房四處漏風，從沒聽說誰家有人發生過煤氣中毒的。每當窗外大雪紛飛的時候，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娘一邊做著針線，一邊看著我們這些半大的孩子。娘總是滿足地笑著。那時，沒有零食可吃，但也難不倒娘。娘會挑紅瓤的地瓜切成片放在爐子上，用不了一會，香氣便會溢出來，吃在嘴里是特點的香；
有時挖出一碗豆子或都玉米，讓我們姊妹圍著爐子燒豆子燒玉米粒吃，那絕對是一種享受，特別是如果哪個玉米粒砰的一聲炸開了花，兄妹們爭爭搶搶的鬧成一團，搶到手里的玉米或豆子捧在手上高興得眉飛色舞，屋子里的那份溫暖現在想來都還歷歷在目。

老宅里的爐臺一直保持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實現生產責任制后爹就在洪瑞車站旁擺水果攤，每到冬天屋里的爐子點上后，爹總要每天選上一兩個蘋果讓娘洗洗，然后放到溫水罐里。晚上娘會從溫水罐里舀出半盆溫水讓我洗洗腳，臨睡覺前娘則從溫水罐里把蘋果撈出來遞給

樹的一生樹的一生鐵樹篇二

五一期間，我們放假了。在放假期間，我經歷了一些挫折，也有一些收獲，有酸的，有甜的，有苦的，也有辣的，酸甜苦辣，四味俱全。

甜。放假時，爸爸媽媽帶著我去吃紐約客，我選了許多好吃的，有漢堡、可樂、薯條、冰激凌……好吃極了，我吃了許多。爸爸媽媽還給我買了個禮物，是3支既可愛又漂亮的碳素筆，每支筆都有各自的色彩，有粉色、藍色、棕色，筆帽上都是可愛的小兔子，只是顏色不一，我非常喜歡。

苦。放假的第二天上午，父母帶弟弟出去玩了，只有我獨自在家，父母說要在他們回來前做完家務，洗好校服，還給我留了三張試卷。我做完家務后感到很累，有匆忙寫了三張試卷，一上午就這樣在忙碌中度過了。苦啊！

辣。辣是多味的，在5月3日早上，我剛起床，迷迷糊糊下地往客廳走，一不留神摔在了地上。原來是媽媽剛拖完地，她怎么不給我說一聲啊，真倒霉！

樹的一生樹的一生鐵樹篇三

“朋友一生一起走……”當熟悉的旋律又在我的耳畔響起，心中不由得閃過一絲羞愧，但更多的還是滿滿的感動！

那天，沒有任何預兆，老班一臉嚴肅走進教室宣布：“準備默寫！”

大伙兒面面相覷，內心是無比的慌。但師命難違，只得照辦！

“第一個，周宇軒。”哦？大家都蒙了，“這是哪課的詞語？”幾個人都向我投來了求救的目光，素有“默寫小霸王”的我只得拼命在記憶庫里搜索。

“溫馨提示：這次默寫的都是你身邊同學的名字，也許他就是你朝夕相處的好朋友哦。”老班的笑容里閃過一絲狡黠。

這不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名字嗎？我心中暗自竊喜，但寫完了印字我便歇菜了，后面的兩字兒竟無從下筆。我絞盡腦汁，頭上冒出了細密的汗珠，仍沒寫出來。

“現在放下筆，交默寫本。”老班下了命令，我只得悻悻地交了本子。

是啊，天□夕相處的好朋友，每天說著一生一起走的誓言，卻連她的名字都不能寫全，這是多么可笑！看著她故作輕松的笑臉，我分明看到一絲落寞。她用善解人意原諒了我的粗枝大葉，讓我感動之余多了幾分羞愧。

“朋友一生一起走……”百聽不厭的旋律再次回蕩在腦海中，我告訴自己一定要用心對待一生一起走的朋友！

樹的一生樹的一生鐵樹篇四

讀書，可以使一個思想狹隘的人變得豁達；能使一個粗俗的人遠變得文明；能使一個目光短淺的人變得追求高遠；能使一個性格脆弱的人變得堅強……聽了這些，是不是覺得書很偉大，情不自禁的想贊美它？不過，先別急著贊美，聽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其實，我愛閱讀。

每天晚上臨睡前，洗完澡坐在床頭在靜謐的臺燈下看書的時光是我內心最平靜最充實的時刻。拿一只筆，把喜歡的段落和句子劃下來，甚至有感而發在旁邊寫點什么，或著是折個角，合上書，默默回味剛才的'文字，那份愉悅帶的身心充實，陪伴我度過一個個美好的夜晚。

書是知識的源泉，是人類進步的階梯，是生命的搖籃，是無聲的音樂……生活中沒有閱讀，仿佛生命中沒有了陽光，先在生活、學習中不能沒有書，更不能缺少閱讀。閱讀，決定了你的開心和傷心，閱讀決定了你的成功，閱讀可以決定我們身上很多東西，多閱讀總歸是沒有錯的。

“書猶藥也，善讀之可以醫愚”，“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些名人名言都是激勵著我們讀書，讓我們知道讀書是多么重要。

啊！閱讀就是一種快樂，讓我們慢慢地靜下心來感受閱讀的魅力吧！

樹的一生樹的一生鐵樹篇五

在這個五一假期里，我雖然沒有到其它地方游玩。但在家里，我過得既充實又歡樂。

快樂學習

五一假期里，學習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接下來，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學習生活吧！在五一假期間，我早早就把我那堆積成山的作業給“干掉”了。我寫完作業之后，我并沒有光顧著玩，而是完成我的“本職工作”——“堅持毅力風暴活動”。每天，我都抓住一切空余時間，利用“見縫插針”的方式，完成讀書與寫字的任務。這樣一來，我既完成了“毅力風暴活動”，也沒把五一假期的生活全部花在寫作業、讀書、寫字上。我學習，我快樂。

家務勞動

五一假期里，我還做了一些我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務勞動，既減 輕了爸爸媽媽的一些負擔又令我十分歡樂。學習之余，我主動去幫爸爸媽媽做家務，而并不是以前那樣，爸爸媽媽催促我，也不想去干。掃地、拖地、洗碗、擦桌子，好像成為了我的一種職責，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雖然揮汗如雨，但是卻讓我十分的歡樂。歡樂就源于減輕了爸爸媽媽的負擔。

體育鍛煉

體育鍛煉是了我一個無法割舍的愛好。每天上午的時候，我總是會下樓四處游蕩，雖然都是哪些“習以為常”的風景，我也絲毫不“嫌棄”，每天下樓，去“觀賞”它們。我還會和小區的小伙伴們一起玩耍、做游戲，和他們嬉戲打鬧、其樂融融。晚上，我都會跳繩，加強鍛煉。

雖然在五一假期里，我并沒有去“領略”野外的風光美景，但學習生活、家務勞動、體育鍛煉陪伴我度過一個有意義的五一假期，我覺得既充實有快樂，我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