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一步步向前發展，報告不再是罕見的東西，多數報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發生后撰寫的。寫報告的時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為大家搜集的報告范文，僅供參考，一起來看看吧

最新問題線索處置情況報告包括哪些內容怎么寫一

篇一

1.對“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問題缺少全面深刻的認識，沒有處理好“潛績”與“顯績”的關系，對領導關注的、要考核的“顯績”比較重視，對打基礎、利長遠的“潛績”關注不夠。比如在農民建房、交通出行、教育衛生等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上，關注度和投入力度與群眾需求相比仍相對不足。

2.有時艱苦樸素的奮斗精神弱化，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淡化，慢慢與群眾眾拉開距離，出現了脫離群眾的問題。

3.基層、服務群眾不深入，習慣于坐在辦公室遙控指揮，電話指示、文件指導，對分管領域出現的問題解決力度不夠有力、不夠徹底。

4.工作作風漂浮，工作不夠務實，強行執行政策多，關心群眾需求少，喜歡“和稀泥”。

5.一些單位熱衷于打造領導“可視范圍”內的項目工程，而不考慮客觀實際，“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領導不注意”“獎狀一屋子，工作還是老樣子”。

6.坐機關聽匯報、打電話下指示、發號施令已經成了工作常態，住農村、入農戶越來越少了，和群眾的距離越來越遠了。

7.對脫貧攻堅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持久性認識不足，沒有深刻領會脫貧攻堅工作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建設帶來的重大機遇，沒有認認真真將幫助困難群眾實現共同富裕作為我們當前工作的第一要務。

8.艱苦樸素作風、抵制不良風氣的意志不夠堅定，不能經常在內心深處和群眾特別是生活困難群眾進行換位思考。

9.深入基層與職工群眾面對面的時間少，不愿意到矛盾多、困難多的地方去，只注重自己想了解什么，沒有關心群眾的訴求。

10.開展工作還沒有完全從便利基層的角度考慮，滿足于來什么事辦什么事，有什么能力辦什么事，為基層辦事主要體現在給錢給物，真正關心體貼的少，尊重群眾首創意識，發揮主體作用還不夠。

11.部分工作方式方法與基層實際和群眾需求還有一定的差距，運用新方式、新載體、新手段開展工作的能力還要進一步加強。

12.基層調查研究不深不透，對群眾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要什么掌握的還不夠實、不夠全面。

13.在脫離群眾的現象，平時在辦公室呆得多，深入一線、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少，了解掌握科室、學員隊建設情況，主要還是靠材料、電話，還沒達到親知、深知、真知的要求。

14.日常調研了解基層情況，多是浮在表面，蜻蜓點水，對群眾實際需求了解的不全面、不深入、不系統。

15.在日常工作中將更多的精力放大了抓大事、謀發展、作決策上，思想上對黨的密切群眾的優良作風理解不深刻，雖然經常深入施工一線，但主要是解決改革發展難題，沒能抽出更多時間深入職工群眾，了解職工疾苦，解決職工實際困難。

16.大學畢業后，一直在機關工作，大多數時間都是坐在辦公室里辦公，很少接觸群眾。最近幾年，也沒有花更多時間直接接觸基層群眾，對群眾所思所想所盼不盡了解，慢慢就與人民群眾有了距離，沒能與人民群眾很好地打成一片。

17.不能很好地考慮工作對象的實際困難，沒有能夠做到把職工群眾的利益訴求放在第一優先考慮的地位，沒有能夠全力以赴地為群眾著想，還沒有真正在行動上樹立起全心全意為群眾服務的意識。比如在為職工解決實際困難上，了解的就多關心，不了解的就沒有主動去幫助。

18.下基層與群眾交流得少，沒有沉下身子接地氣，了解基層群眾情況不全面，解決實際問題不及時，對群眾反映的難點熱點問題，拓思路、出點子、尤其是調查研究不夠，出于對分管部門的信任，就交由職能部門去解決，導致與群眾的距離漸行漸遠，不知不覺淡化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

19.工作中力盡所能地為群眾搞好服務，但由于長期從事機關工作，下鄉的次數較少，直接與群眾打交道的機會不多，接觸距離變遠，不夠緊密，對群眾所思所想、所盼所怨了解的不多，掌握的不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淡化。

20.工作中先后接觸過一些集體訪、越級訪等信訪案件，因個別群眾的不合理訴求和過份要求，對信訪群眾一度抱有偏見，沒有站在信訪群眾的立場和維護群眾利益的角度，正確看待和處理群眾的合理訴求。

21.宗旨意識遠沒有踐行在行動上，對新形勢下黨的群眾路線認識不深，對堅持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還沒有真正在思想上、行動上樹立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意識。在工作上群眾觀念淡薄，看不到群眾的首創精神，對基層鮮活的典型經驗學習總結的不夠，沒有認識到人民群眾中蘊藏著無窮的智慧和力量，指導工作主觀意志成份多，為群眾想的少、做的少，服務群眾，缺乏真功夫。

22.“問計于民”的意識不夠，沒有完全在思想上、行動上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意識，沒有根據實際情況深入了解群眾的所想、所需、所盼、所急。

23.隨著參加工作時間的增加，工作環境的變化，與基層群眾的溝通有所弱化，對群眾的呼聲困難了解不夠，有時滿足于完成服務發展、服務決策、服務落實，對如何更好地服務群眾、更多地為群眾解決實際困難考慮得不夠多、做得不夠好。

24.在處理加快發展與維護群眾利益的關系上，片面強調“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在維護群眾利益方面有所欠缺，對于群眾關心的脫貧解困，教育醫療、便利出行、住房保障等民生問題上重視不夠，沒能時刻做到把群眾滿意作為衡量和檢驗工作的最高標準。

25.隨著工作崗位的改變，與老百姓面對面心貼心的交流不夠，不自覺地開始與群眾存在距離，導致工作中對基層干部群眾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簡單化處理，沒有很好地針對每個問題沉下去，尋求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途徑。

26.不能很好的處理對上級負責和對人民負責的關系，有時產生了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領導不注意的思想誤區;對群眾的所思所想、冷暖疾苦不那么上心了，久而久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也就淡化了。

27.有始終如一把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贊成不贊成”作為檢驗工作的唯一標準。有時自己內心認為只要落實了上級改善民生的“規定動作”“硬性政策”，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廣大群眾就一定對黨感恩、就一定擁護黨的領導，“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堅持不好。

28.總認為“為民發展”就要抓大放小，把工作重點放在大項目、大建設上，只要把經濟指標搞上去了，群眾生活就上去了，一切困難和問題就迎刃而解。于是無論是做決策還是辦事情，考慮全局利益、長遠利益的多，對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事情考慮的少，特別是深入到社區貧困家庭訪貧問苦更少了。

29.平時下鄉調研檢查工作，盡量做到不打招呼、隨機抽查，但是或早或晚都會回到城里，在鄉鎮居住的少，沒有真正把群眾當主人、當親人，不知不覺地在思想上、感情上、行動上疏遠了群眾。

30.思想上對“依靠誰”認識不夠深刻，有時自認為工作經歷多，經驗豐富，在碰到困難向基層干部和群眾請教學習不夠，不注意吸取群眾首創的新鮮經驗。

31.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出現了抽象化、空洞化的傾向，“牢記宗旨、心系群眾，心里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公仆精神有所懈怠，想問題、做決策雖然能夠做到出于公心，但也并非完全沒有追求個人口碑和自我實現的私心雜念。

32.沒有完全擺正群眾的位置，堅持群眾路線思想上有所放松，沒有充分意識手中的權力來自于人民，沒有落實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工作精力用于開會和日常事務過多，用于群眾、基層時間不夠;在辦公室、會議室多，下基層入農家不夠;聽單位領導匯報比較多，與一般干部及群眾接觸不夠;主觀意愿成份多，廣泛聽取同事、群眾意見不夠。沒有很好地發掘群眾的首創精神，沒有做到真正把人民群眾當老師、當親人、當英雄，政績觀、群眾觀有所偏離，過于追求發展，考慮名次，有所忽視民生改善和百姓訴求，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方面力度不大。

33.一切為人民打算的理念樹立得不牢，沒有把人民群眾需求作為謀事、干事、創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傉J為自己在農村長大，對農村情況熟悉，對基層群眾特別是農民非常了解，群眾有什么想法不用問都知道，基層有什么問題和困難一看就明白。

34.主觀上把對上級負責和對群眾負責割裂開來，更多的是注重上級的安排，而傾聽群眾心聲、了解群眾意愿的工作做得少，沒有真正了解群眾的所需所盼。

35.雖然在日常工作中總是擠時間、找機會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但由于時間有限，過程中很難了解到基層的真實情況和群眾的真實想法，逐漸拉開了與群眾的距離，對基層的情況了解不足、掌握不全，做群眾工作的能力有所退化。

36.習慣上認為對黨負責是宏觀性要求，是硬任務;對人民負責是微觀性標準，是軟約束，特別是認為自身的提拔、任命、考核主要在上級，群眾沒有決定權，所以更多地考慮如何面對考核，對上“交賬”，而對如何使上級精神落地生根，把要求部署轉化為懲治腐敗、切身維護群眾利益方面的考慮較少。

37.隨著工作崗位的變化，每天忙于辦文辦會、上傳下達，忙于各種事務的協調處理，到基層的時間少了，與群眾面對面交流談心、傾聽群眾的呼聲、了解群眾困難的次數少了，考慮問題更多地站在部門的立場上，對群眾的需求盼望考慮少了，對群眾的切身利益考量少了，導致服務群眾不夠到位，為群眾解決實際困難做得不夠好。

篇二

1.存在抓思想不如抓工作具體、抓修養不如抓行動直接的主觀思維，沒有把強化理想信念貫穿到日常工作中。

2.政治敏銳性不強，對網絡、社會上流傳的一些言論不愿反駁，不愿抨擊，認為自己不傳不信就得了，沒必要爭論。

3.對堅定理想信念的重大意義的認識還不夠到位;對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內涵的理解還不夠深刻;對理想信念缺失的危害認識還不足。

4.有時候存在理想信念缺失問題，對單位未來發展感到擔憂、感到迷茫。安于現狀、不思進取，習慣于過得去、差不多，放松了對工作的要求。

5.遵守政治紀律態度不夠堅決，政治敏感性不強，對黨員干部的嚴管不夠，有的干部在公開場合口無遮攔，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說三道四，甚至捕風捉影;還有的對社會上、網絡上出現的一些政治謠言和錯誤言論，不抵制、不斗爭。

6.從政治角度去考量和認識事物發展規律還不夠，有時自我擺位還不夠正，有理解不到位、執行不到位，或者主動配合不夠，甚至存在辦文拖拉的現象。

7.圈子文化、好人主義苗頭尚未徹底消除，工作協調中愿意找原區域熟悉的人，講政治、守規矩的自覺性有待進一步強化。

8.對貫徹落實中央精神和省、市決策部署的長期性、艱巨性認識不足，時間一長就產生疲勞、松勁情緒，存在“挺一陣子就過去了”的想法，思想上、行動上離自覺、自律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

9.工作不夠大膽，怕挨批評、怕擔責任，工作膽怯靠后，等領導批示了才干;有的干部存在盲目樂觀心理，只盯分管的“一畝三分地”，心存在只要問題沒暴露在分管的部門就行的僥幸心理。

10.對貫徹落實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表態多調門高，但行動少落實差，虛多實少，僅僅滿足于“輪流圈閱”“層層轉發”“安排部署”，個別領導干部說一套做一套，我行我素。

11.在執行上級決策部署上還沒有完全做到不折不扣和堅決徹底。在平時想問題、作決策、抓工作，立足于本地、立足于具體問題的時候較多，考慮地方局部利益比較多，站在黨中央和上級黨委宏觀大局上考慮問題不足。

12.黨組班子始終嚴格貫徹落實黨的民主集中制，組建成立了重大行政決策咨詢委員會，政府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法制化水平不斷提高。但有時過多強調工作效率，征求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建議不夠廣泛深入。

13.集中討論問題時，黨組班子成員有時不能充分做到人人表態，尤其是對他人分管領域的工作很少表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主決策的質量。

14.對中央的政策、省市委決策部署以及單位黨組的決議都能態度堅決，但行動不夠迅速，落實不夠全面，效果不夠理想，特別是在落實中碰到困難時，積極主動協調、想辦法克服的少。

15.一些黨員干部認為共產主義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認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見的，是虛無縹緲的，理想渺茫、信仰動搖。

16.有的黨員干部不能正確看待我國在改革開放和市場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不能正確分析決定形勢，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產生懷疑，只要“實惠”不要“主義”，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眾，放松對自己的要求。

17.少數黨員與黨員干部面對西方敵對勢力美化西方現行社會制度，丑化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成就，貶低打壓我國現行社會制度和黨的領導，用各種手段造謠煽動，蠱惑人心，試圖摧毀中國人的國家自信、民族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及個人互信，以認同他們那套西式民主，引誘我們走色彩演變道路，實現西方和平演變的圖謀。

18.一些黨員干部面對 20世紀 80年代后期發生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的情況，沒有認真地分析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多方面、深層次原因，就武斷地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懷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產生動搖，甚至悲觀絕望。

19.一些黨員干部被資本主義表面繁榮的假象所迷惑，認識不到資本主義的本質沒有變以及基本矛盾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認為資本主義會不斷地繁榮下去，甚至認為是終極社會制度，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可能的。

20.由于市場經濟固有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利益觀、價值觀深入到人的信仰層面，與共產主義崇尚的無私奉獻理念構成針鋒相對的對抗與沖突，致使一些黨員干部在價值觀上出現扭曲，轉而崇尚拜金主義，庸俗化為“一切向錢看”，奉行“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動搖共產主義信仰。

21.有些黨員干部因此對黨和政府失去信任、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產生懷疑、對共產主義理想失去信仰。

22.一些黨員干部缺乏政治鑒別力，對優秀傳統文化與腐朽落后文化分辨不清，把黨性拋到九霄云外，不加分析地將一些封建文化理念奉為人生信條。

23.有的黨員干部對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深刻內涵理解不深透，對政治建設在新時代黨的建設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沒有掌握，不了解黨的政治建設在黨的各項建設中是居于首位的、起統領作用的“綱”，是黨的根本性建設。

24.一些黨員干部沒有把旗幟鮮明講政治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要求。在實際工作中，沒有推動全黨把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貫徹到謀劃重大戰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務、推進重大工作的實踐中去;沒有經常對表對標，及時校準偏差，堅決糾正偏離和違背黨的政治方向的行為。

25.有些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政績觀出了問題，沒有樹牢“抓黨建就是最大政績”理念，沒有意識到思想建設是黨的基礎性建設，理想信念是黨的思想建設的首要任務。在實際工作中，只注重抓經濟發展項目建設，認為這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硬任務，把精力和力量應該全部用在硬任務建設上，不能在黨的建設上花精力、用功夫，黨的建設特別是黨的思想建設是虛的，是軟任務，沒有必要用智用力。

26.有些黨組織和黨員干部放松了思想武裝，沒有把思想建設作為奪取新時代新征程的偉大勝利的根本要求，忽視了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個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去武裝自己的頭腦，去打好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動仗。

27.有的黨員與黨員干部愛黨、憂黨、興黨、護黨的黨性觀念不斷弱化。

28.有的黨組織和黨員干部沒有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思想防線被攻破了，還不明白“黨興我榮，黨損我恥”的道理，沒有清醒地認識到意識形態斗爭是一場輸不起的斗爭，在大是大非面前，對污蔑黨的言論，對鼓吹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錯誤思想，依然當“開明紳士”、老好人，不敢作針鋒相對的斗爭，不勇于做到寸土必爭、寸步不讓。

29.有的沒有從根本上搞清什么是“四個意識”，為什么要樹牢“四個意識”，怎么樹牢“四個意識”，一味隨波逐流空喊、空叫，人云亦云，態度不堅定，立場不鮮明。

30.有些黨員領導干部沒有真正樹立政治意識，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門自行其是,搞山頭主義,拉幫結派，利益交換,危害黨的團結統一,把黨內同志關系搞成人身依附關系，拒不執行黨中央確定的大政方針,甚至背著黨中央另搞一套的;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說一套、做一套,臺上一套、臺下一套，對黨不忠誠不老實,表里不一,陽奉陰違,欺上瞞下,搞兩面派,做兩面人。

31.有的沒有樹牢大局意識，沒有正確處理局部與整體、個人與集體的關系，局部利益、個人利益占了上風，對上級黨委重大決策部署，符合本地、本部門、本單位、自身利益，就積極執行;不符合，就搞選擇搞變通，不顧全大局，拒不執行上級的決定，或陽奉陰違，不積極配合的。

32.干工作、做事情考慮自身工作多，與同志協調配合不夠，個人服從集體時有怨言。沒有把握好“心懷全局，以全局為重，同時要兼顧各個局部”的要求，從全局的角度去對待和處理局部問題的意識不夠堅決，各部門間存在以部門問題為重，各黨員間存在以個人崗位問題為重的現象與言行，往往是全局服從了局部。

33.對核心意識和看齊意識的領會不深刻，在維護核心，擁戴核心，向習近平總書記看齊，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上，有時唱高調，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

34.對“四個自信”的認識不全面不深刻。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度、理論、文化體系的學習和認識僅停留在抽象性、概念性的層面上，對它的提出背景、內涵、具體內容、發展意義、優勢沒有進行深層次的學習和研究。

35.對道路自信認識不深，只知道中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走，知這不多，理解不深，沒有從本質上分清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本區別。

36.對文化自信不堅定，對中國傳統文化學習不夠、理解認識不全面，特別是對傳統文化不夠重視，有娛樂化傾向。有時不能自覺抵制西方錯誤思潮的侵襲誤導，對西方的文化藝術、生活思維方式、商品、教育等方面過于盲目崇拜和認同。

37.對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維護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極端重要性缺乏高度認識，沒有上升到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來認識。有時政治鑒別力和敏感性不強，對負面言論沒有做堅決斗爭。

38.對思想政治建設工作沒有形成監管運行長效機制，目標不明、責任不清，方式方法滯后，監督約束機制不到位，影響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高質量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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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問題線索處置情況報告包括哪些內容怎么寫二

今天有一個人和我說了一件事情，便是說他無論是午睡醒來仍是早上睡醒都會覺得嘴唇比較干，他覺得這件事情給他形成了特別大的困擾，其實在我看來這不算是什么大事兒。

所以我就跟他說了，這個也不是什么大問題，并且我在醒來那一小段時刻覺得有一點干，平常都沒有什么。

在我看來這樣的狀況原本便是一個很小的細節問題不算什么大的阻止對生活影響不大，喝水和涂潤唇膏就可以的。

所以我就跟他表達了一下我的意思，讓他不要再太介懷這件事情，并且人原本便是會渴的，偶爾會口干，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即便是經常出現這樣的狀況，由于口干會時間短消失了，根本不會對生活形成什么影響的。

可是沒想到他就覺得這件事情給他帶來了特別大的困擾，所以這種事情在我看來最不是問題，可是在他那卻成了一個問題，有點不了解。

這便是一個所謂的不是問題的問題。從這件事上我也明白到了什么叫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一些細枝末節的事情，只不過自己不能放下這些執念，根本就沒有必要為這些事情煩惱的。

最新問題線索處置情況報告包括哪些內容怎么寫三

年前單位發生了一件事情，總讓我想不明白，把為什么和抱怨掛在嘴邊，但是很神奇，看過這本書后，我明白了“書中自有黃金屋”這么一說法。

“為什么會這樣？”與“我能做什么？”，這是我們遇到問題之后常會出現的兩種心態。從表面上看，這兩種反應都是自然而發，貼合常情，然而往深里去想，你卻會發現，這兩種想法代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工作和生活態度。而《問題背后的問題》一書如暮鼓晨鐘，用一種清越敦實的聲音敲醒了我，讓我明白的明白了“提高個人職責意識，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核心”。

俗話說“眾人拾柴火焰高”，也有“眾人同心，其利斷金”的說法，可見群眾的力量之大。但是如果試想一下，那些負責拾柴的總是想著拾柴的辛苦，而看火的又不斷的抱怨看火的無聊，這把火還能燒的那么旺嗎？是的，群眾是由我們這樣一個個的人組成的，如果人失去了主觀能動性，那群眾力量的疊加效果又怎樣能體現的出來？為什么一個和尚、兩個和尚都有水喝，三個和尚就沒水喝呢？這歸根結底還是一個職責心的問題，如果個個“和尚”都是有職責心，懂得主動做事的和尚，“泉水”自然是用之不竭的。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我們平時的工作就是從一點一滴的小事做起，很多人都重復著平凡的工作，而我們的工作，需要一份默默地堅持，還有一份對工作和生活用心的態度。

在這本書中，有句話給我的啟發最大，就是“把焦點從他人與周遭環境中移轉開，聚焦在自我本身如何能做得更好上方，這才是最有益于問題解決的做法?！?/p>

是的，相較于被動地期望環境向對自我有益的方向發展，還不如主動地改變自我，實際上，人唯一能改變的只有自我。當我們學會謙遜地生活和工作，為了工作隨時準備改變自我的現狀，包括思想、潛力、習慣等等，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的付出換來的是個人的進步和境界的提升，這將是我們人生最寶貴的財富之一。

提高個人職責意識，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核心！

最新問題線索處置情況報告包括哪些內容怎么寫四

唉，人為什么要自私，可我對待事情卻這么寬容?生活中的小事，我都不斤斤計較，是的，但為什么有的同學而因為罵了他幾句，還強詞奪理呢?寬讓點，一點事就沒了。

為什么有的同學因不小心碰到另一個同學，另一個同學就罵他呢?這個同忍受著這樣的待遇還賠禮道歉，也說了不是故意的，但他為什么還是有罵呢?我想了好好幾天都想不明白，為什么呢?

上面的問題都是我經歷過的，可能大家也遇到過。但大部分都出于女孩子身上。然而有一個問題為什么女生就這么小氣呢?要是沒有班主任我可忍無可忍了。

在一個為什么男孩子都好鬧，我雖是一個男生，但我文靜大方，帥氣的小伙子，我不愛鬧，你說，打打鬧鬧有什么意思?你和我鬧 ，我和你鬧的，煩人。還是個學生樣嗎?所以說我交朋友可難了，以班上有幾個不鬧的，一個個活蹦亂跳的，好嗎?有個心里話就悶著，但又不好受，只好只一個女生說說，因為女生都比較文靜。

還有， 為什么做體操時，做完一節他們就動動這 ，動動那的，要不是往后退一步，彎著腰，抬著頭，捂著嘴笑，你說笑就笑吧，還得這樣笑，為什么不正經的笑。

生活有許多問題，但我認為這些都表現為一個方面——品質，它往往被人忽視，但丑他看的很清楚。以后我們要跟丑說一聲“拜拜”。永別了，以后你離我們遠遠的。

我算明白了，人太寬容了，也不好，你被欺負，你也不能說什么，覺得憋的荒，難受的感覺。但好處多，退一步海闊天空呀!

又為什么我能寬容他人，他人不寬容我呢?

最新問題線索處置情況報告包括哪些內容怎么寫五

去年冬天，我們家迎來了一個新的成員——嘟嘟妹妹。因為妹妹經常喜歡嘟著小嘴，所以取名為嘟嘟。嘟嘟有一雙大大的眼睛，一對長長的睫毛一眨一眨地，非?？蓯?。不過，她特別愛哭，尤其是肚子餓的時候哭得更厲害。這時，媽媽總是給她泡上一瓶奶粉，嘟嘟喝了奶粉便轉啼為笑。

一天，媽媽取回一個大大的包裹，拆開一看，原來是妹妹的奶粉到貨了。我立刻過來幫媽媽把奶粉一罐一罐地從箱子里取出來。媽媽見我這么熱心，笑呵呵地說：“軒軒真是個好孩子！你能幫忙算一算這里一共有多少克奶粉嗎？”

這可是輕而易舉的事呢！我拿出一罐奶粉仔細觀察起來，奶粉罐的右下角寫著——凈含量900克。我頭腦一轉馬上想到這里有4罐，可以用4×900=3600（克）。

媽媽見我這么快就算出了奶粉的重量，摸著我的頭夸我反應真快！緊接著媽媽又問：“嘟嘟每次喝30克奶粉，一天喝2次，一罐奶粉可以喝多少天？4罐奶粉可以喝多少天？”

聽了媽媽這連續兩問，我頭腦里一下子暈暈乎乎的。平常老師教我們，遇到問題要鎮定，不能著急，得一步一步解決問題。我迅速平靜下來分析題意，這道題的關系式為：奶粉的總量÷每天喝的量＝可以喝的天數。我要先算出妹妹一天喝多少克？再算900克一罐可以喝多少天？一個綜合算式冒泡似的在我腦海里呈現出來：

900÷（30×2）=900÷60=15（天）

算出了一罐奶粉可以喝15天，4罐奶粉可以喝多少天自然就容易了：4×15=60（天）。

媽媽滿意地點了點頭，笑瞇瞇地說：“不錯，不錯，數學小能手一個！”

今天真開心，我順利通過了媽媽的數學小測試。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地學好數學，闖過一道道難關！

最新問題線索處置情況報告包括哪些內容怎么寫六

[摘要]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圍繞著“半殖民地半封建”問題，學術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成為近代史研究領域的熱點之一?！皟砂搿备拍钚纬傻臓幷?、“兩半”是否為合適的社會性質表達以及“兩半”中的“沉淪”與“上升”等諸問題是其中的核心。經過諸多學者的共同探究、彼此辯難，學術界在許多方面獲得共識：不同的意見和觀點，也得到充分表達，共同推進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關鍵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沉淪與上升現代化范式
[中圖分類號]k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7326(2008)10―0149―09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下簡稱“兩半”)是中國共產黨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總概括，也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理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圍繞著“半殖民地半封建”問題，學術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成為近代史研究領域的熱點之一。真理愈辯愈明，經過諸多學者的共同探究、彼此辯難，學術界在許多方面獲得共識；不同的意見和觀點，也得到充分表達，共同推進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大致而言，學術界關于“兩半”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兩半”概念形成的爭論

關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歷史、淵源，聶希斌指出它有著不同的來源。在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時代，還不存在半殖民地國家，因為半殖民地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產物。而列寧早在1915年《社會主義與戰爭》一書中，就表明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隨后，列寧又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指出：帝國主義“時代的典型的國家形式不僅有兩大類型國家，即殖民地占有國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種形式的附屬國”。中國正是這種“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財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屬關系的羅網包圍著”的半殖民地國家。在談到半殖民地的性質和特征時，列寧認為，“它們是自然界和社會各方面常見的過渡形式”。據此作者認定：“中國半殖民地的性質，是由列寧首先提出的?！敝劣凇鞍敕饨ā边@一概念，聶希斌則認為早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出現。1851年，恩格斯在《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一文中使用了“半封建”一詞，“這個國家(指德國)的擁有資本和工業的階級已經成熟到這樣一種程度，它再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專制的壓迫下繼續消極忍耐了”，此處的“半封建”是在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意義上使用的。列寧繼承了該思想，他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中國是一個“落后的、半封建的農業國家”，并就半封建的經濟和政治特征作了分析：“中國農民這樣或那樣地受土地束縛是他們受封建剝削的根源，這種剝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為政體首腦的全體封建主和各個封建主”。同時，在農民身邊已經有了一個資產階級，但“這個階級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發展”。不過，列寧并未將“半殖民地”、“半封建”二者結合起來稱謂中國。
對聶希斌在此問題上的論證，陳金龍全盤接受。不過，他對聶希斌并沒有展開論證的部分進行了詳細梳理，即中國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是從何時繼承經典作家的上述思想，將“半殖民地”、“半封建”兩者合為一體來概括中國的社會性質。他指出，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通過的《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中出現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但“二大”尚未明確用“半殖民地”來概括中國的社會性質，只認為中國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勢力所支配的半獨立國家”。經過他的考證，在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中，首先明確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兩個概念的是蔡和森。關于前者，是蔡和森于1922年9月在《統一、借債與國民黨》一文中提出的：“中國在國際地位上早已處于半殖民地地位。”這是中共黨人首次從國家地位的角度來判斷中國社會的性質。11月，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重申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后，這一概念開始在中共的著作中廣泛使用。后者則是蔡和森于同年同月的另一篇文章《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一文中提出的，文章說中國是“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至1924年9月，蔡和森在《馮自由派反革命運動的解剖》一文中，更是有了“半資產階級和半封建社會”的提法，但沒有做具體論證和說明。此后，“半封建”一詞均從階級關系和政治角度來闡釋和使用。明確將其用在社會性質上的則是中共“六大”。“六大”在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中強調：“中國經濟底特點，土地關系底特點，很明顯地是半封建制度”，“現在的中國經濟政治制度，的確應當規定為半封建制度”。雖然“六大”對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有了明確認識，但尚未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概念。1929年，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二十八號――農民運動的策略》一文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在隨后的社會性質大論戰中這一觀點占據主導地位。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也開始加以使用，此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使用更加頻繁。由此作者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經歷了較長的過程，“自經典作家開始直到1929年2月，‘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作為兩個獨立概念來使用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號》首次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概念之后，經過論戰，才為人們所認同和運用”。
1998年第6期的《近代史研究》同時刊登了陶季邑和張慶海與陳金龍商榷的文章。陶季邑認為，早在1926年，蔡和森就明確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詞語，并對這一概念的內涵有了比較明確與正確的認識，但他是否為中國首次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概念尚需探討。張慶海則在文章中聲稱，他的商榷是針對陳金龍一文，不過，很容易發現，他的矛頭實際上更多地是指向聶希斌。他宣稱：“這不是由于筆者發現了新史料證明是他人首先使用‘半殖民地’概念界定社會性質，而主要是因為筆者與陳先生等人對早期經典作家的論著原文理解不同所致?！彼J為，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于“半封建”概念的界定，“均指社會形態，亦即社會性質”。相反，對于“半殖民地”一詞，作為最早的使用者列寧，則一直嚴格加以界定，沒有將其用來“表述社會性質”；蔡和森等早期共產黨人對此問題，也是“嚴格地承襲了恩格斯與列寧的標準”。作者進而推論，“不論兩半論作為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正確與否，我們都不能說它是早期經典作家的創造”。此后，鐘興瑜也撰文指出，20世紀20―30年代社會性質的論戰，人們極少在社會性質的意義上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而是在國情意義上使用，這場論戰與其說是社會性質論戰，不如說是國情認識論戰。方小年對張慶海的觀點進行了反駁，他認為，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早期共產黨人在使用半殖民地一詞時，已經將其納入了社會性質的范疇，“正是因為近代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帶有顯著的半殖民地的特征，我們在界定其社會性質時，就不能不考慮到這一因素”，“半殖民地國家與半封建的社會同構，它既可以表明國家的性質，又可以表明社會性質”，也就是說，只有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才能反映出近代中國特殊的社會性質。
李洪巖則通過詳細考證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圍繞中國社會性質發生的大爭論，梳理了“兩半”形成 的具體過程。他表示：“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大交鋒是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最關鍵的環節”，“而中共承繼了斯大林、布哈林的線路，將‘封建殘余優勢說’逐步修正為‘半殖民地半封建說”’。值得注意的是，通過對文獻的梳理，作者還在文中指出，在中共文獻中，最早出現“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詞是在1926年9月23日，莫斯科中山大學國際評論社編譯出版的中文周刊《國際評論》創刊號上的發刊詞，原文為“我們長久困居在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受盡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軍閥的雙重壓迫”。而這個刊物“是否與蔡和森有關系，還待進一步考察”。
大致而言，目前史學界對“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起源的探討，發表的成果已經具備相當分量。更深一步的研究只能有待于新史料的發掘與整理。在此筆者認為，如果系統研究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性質爭論，將當時各方各派的觀點做一學術史的勾勒，以充分呼應現在學術界所做的討論，明確現在的研究較過去有了多大程度的進步，或許會更有意義。

二、 “兩半”是否為合適的社會性質表達

“兩半”理論的出發點認為中國近代社會的基本任務是獲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因而“革命”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主線。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否為合適的社會性質概括開始受到質疑與挑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各種不同表述的“資本主義性質說”或“現代化說”。
劉耀認為，半殖民地是指國家地位，半封建是指社會經濟形態，決不能把半殖民地當作一種社會形態。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發生和發展來揭示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才能說明社會發展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是獨立形態的社會，而是一種過渡形態?！爸袊瑟毩優榘胫趁竦?。同中國由封建社會變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變化，決不能把它們等同起來或混淆起來”，這兩種變化都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而且，它們開始的時間也各不相同?！鞍胫趁竦厣鐣笔加?840年的鴉片戰爭，但這種國家地位的變化不能視為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半封建社會”則以19世紀60―70年代為發端，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引起社會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的變化，中國社會才開始向半封建社會過渡。盡管這兩種變化“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和相互結合的趨勢，但它們并不是一種性質的變化”，也不是亦步亦趨地向同一方向發展。他還認為，中國資本主義包括手工業資本主義和近代資本主義兩個部分，它的產生，“并不是外國資本主義侵入的結果，雖然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建立有很大影響”。這是一種早期的思路。
李時岳是這一時期反對“兩半”論的中堅人物。他明確表示，半殖民地半封建并非不可分割的兩個概念，“殖民地指的是國家地位，封建指的是一種社會形態，二者本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此后，他又進一步完善自己的觀點，比如他聲稱，“兩半”論把中國近代社會的半殖民地過程與半封建過程視為不可侵害的統一整體是不恰當的，兩者雖有聯系，但并非不可分割，“半殖民地主要指國家地位，雖然也包括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影響，但這些影響是以政治統治為前提的。半封建主要指社會形態，它以經濟為基礎，自然也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征候”。陳勝?則更進一步認為不僅“半殖民地”不是社會形態，甚至“半封建”也不是一種社會形態。他表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的一種低級的特殊的類型。從人類文明的角度來看，近代中國屬于從中世紀向現代化過渡的前期社會，從五種社會形態的角度來分析，近代中國是一個從屬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但帶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和殖民主義色彩的，“屬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處于低級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他強調，否認或拋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認識，就會模糊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對象；但如果不視其為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就不能認識中國現代化的根本任務。顯然，李時岳等人的核心觀點，就是想用現代化取向來取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取向。
還有學者對以上觀點進行補充和完善。宋德華認為，“半殖民地”是從國家地位的角度概括社會性質，“半封建”是從生產方式及社會制度的角度概括社會性質，在此定義中，“半”是一個側重于“質”而不是“量”的規定，只是與其他社會狀況區別，而不是定量其狀況的程度。兩者在概括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問題上，互相制約，互相依存。有學者以資產階級的產生來界定半封建，故以1911年為半封建的計算時間。作者認為。半封建的起點應以封建主義的開始解體為好，即仍主張1840年說。
與反對“兩半社會性質說”相對應，維護“兩半”地位的學者也給予了針鋒相對的爭辯。他們大都主張，“半殖民地半封建”兩者是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實質表達，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它們互相糾葛，彼此牽連，具有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謝本書通過對1930年代的社會性質大論戰研究后認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既為中國共產黨所肯定，也為中國革命的歷史所證明”。張磊則認為半殖民地一詞并非主要指國家地位，它“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具有本質的意義”，盡管半殖民地并非關于典型社會形態的典范定義，但“近代中國社會自身就是一種過渡的、畸形的社會形態，所以半殖民地恰恰反映了它的根本性質和主要特點”?？浯笫治⑷醯慕I的作用，以現代化取代革命，“視之為拯救和發展中國的靈丹妙藥，貶低乃至詆毀革命運動，完全是謬誤的、脫離近代中國基本國情的”，“用半殖民地半封建作為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定語，是實至名歸”。吳澤在社會性質分期的基礎上，將近代中國從1840―1949年的百余年劃分為兩個階段：1840―1927年，“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發展時期”；后期則是其“衰落、崩潰時期，同時也是中國資本主義化社會的形成時期”。在此基礎上，他將前期進一步細化，1840―1895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時期”，1895―1914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成時期”，1914―1927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深化時期”。他認為，“近代中國是不是半殖民地社會已不成問題了，近代中國社會是否帶有半封建特點也不成問題”。
作為對前十余年學術界爭論的反思，張海鵬認為，“近代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根本觀點，或者說，正確認識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出發點?！眲⒋竽暌脖硎荆胫趁竦刂该褡濯毩?，國家領土主權遭到破壞，重點講的是對外的一面；半封建指長期的封建制度開始崩潰，但沒有成為獨立的資本主義，重點講的是對內的一面。它們互為表里，密不可分，取消其中的一面就不存在另外的一面?！鞍胫趁竦匕敕饨ㄉ鐣且粋€過渡性社會”，因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其他任何社會一樣，是一個整體運動過程。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兩半”社會性質的討論趨漸尾聲，但仍然不乏漣漪。其中的一個特點是，這些研究成果都大量吸收了以前學術界成果，并在此基礎上做出新的補充和完善。韓廉批評有學者 在兩半問題上過于強調它們的差異而否定其共性。半殖民地強調資本帝國主義入侵所引起的被侵略國的國際地位或對外獨立程度的變化，由于它們對中國的侵略與控制是“全方位、無孔不入的”，所以這一概念實際上是包括了中國“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地位或獨立程度的變化，而不僅僅指國家政治地位的改變”。同樣，半封建也不僅僅指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而著重強調社會形態即社會性質的變化。基于這種考慮，他認為毛澤東對“半殖民地半封建”涵義的界說不失其精辟。張慶海則表示，“半殖民地”化的歷史實質上是中國封建主義衰落及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動因與阻力，構成了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特征，“它不是社會性質”，但兩半的結合，“是一條從中國社會性質及其變化原因同時人手解決問題的成功道路”。也就是說，半殖民地概念的形成，只不過是“半封建”這個社會形態變化的原因。基于這個考慮，他認為“半”不過是個虛詞，并無實際意義，“在史學研究中，還是不用‘半’的方法更科學些”。這是一種折中的表述。
當然，反對的聲音仍然存在。杜經國認為，半殖民地涉及的是國家主權與民族獨立，與由社會物質生產方式所決定的社會性質概念屬于不同范疇，“世界上只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沒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他認為，鴉片戰爭之后的幾十年，盡管中國在半殖民地道路上愈走愈遠，但社會性質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仍然是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單純的封建社會”。不能因為資本主義有一定的發展，就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變成了半封建社會。他還將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為中國封建社會轉變為半封建社會的界線。㈣他的觀點得到了相似的回應。左文華認為，辛亥革命以前，“整個社會還是封建的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起著主要的決定的作用。所以辛亥革命以前中國還是封建社會”，辛亥革命以后，則發生了“里程碑”式的巨大變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占了統治地位，起著主要的決定的作用”，“中國無疑是資本主義社會了”。趙立人則從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等幾個方面對此進行論證，認為辛亥革命“不僅僅標志著政權性質的改變(官僚資產階級代替了封建統治者)，而且標志著經濟基礎的重大變革(資本主義工業化浪潮的掀起)”，將其作為一個新的社會形態的開始，“應該是理由充足的”。倉林忠認為：半殖民地說混淆了社會其他屬性同社會性質之間的差異性：半封建社會說缺乏社會歷史概念內涵的嚴整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說破壞了歷史學科體系的統一性和同范疇歷史概念的同一性。他認為，半殖民地系指國家地位，“用它作為標尺來衡量、鑒別、確定一個國家的社會性質，顯然超出了殖民地自身意義的范圍”。如果不指社會性質而將其與指示社會性質的封建社會聯用，則容易引起歧義，“勢必要誤導人們把半殖民地當作社會性質來看待”。同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模糊了五種社會形態之間的過渡時期同社會形態本身在性質上的差別，容易誤導人們以為在人類社會五種形態之外還存在著第六種社會形態”。基于他的觀點，他認為，中華民國的成立，“是中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標志”。不過，此文缺乏必要的史料支撐，對中國近代社會的獨特性的認識也明顯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以現代化范式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相關成果日益增多，最近幾年，關于用現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的爭論又起。虞和平認為，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不僅以階級斗爭和反帝斗爭為主線，而且以此劃分歷史發展的階段，以論述斗爭本身為主體內容，現代化研究則把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及其內外環境和條件作為研究的中心線索，并把階級斗爭和反帝斗爭納入這一中心線索之中，“由于中心線索的不同，使解釋問題的思路亦各有不同”。而現在，隨著近年來用“現代化理論”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框架日益成熟，在學科理論上逐漸把現代化“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一條主線，認同面不斷擴大”。而且，把現代化作為近代史研究的主線之一，“并不是完全忽視階級斗爭和反帝斗爭的研究。而是從現代化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分析，作出新的解釋”。但龔書鐸表示：“從近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國近代歷史，擴展了視野，不失為一個思路。但不能用‘近代’來取代‘革命’，把二者對立起來，非此即彼?！痹谒磥?，“近代化”與“革命”是分不開的，“獨立、民主、富強是近代中國的主題，反帝反封建斗爭就是為了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國家繁榮富強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條件。不解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問題，近代化是‘化’不起來的。”
此外，還有學者欲從理論思辨的角度對此問題進行探討。比如陳向陽認為，社會形態與社會性質屬于兩個不同的概念，社會形態是社會性質的外在表征和具體化，社會性質則是對社會形態本質內涵的進一步抽象和概括，社會性質概念是對社會形態概念的進一步提煉和化約。
總之，近20年來反對“兩半”社會性質說的學者，在此問題上的爭論將會持續下去。筆者以為，如果我們能將近代中國的發展歷程當成“有中國特色”的特例，或許會有更加開闊的思路和視野。

三、“兩半”中的“沉淪”與“上升”

對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評價，既是這一時期爭論的焦點，又是核心問題所在。關于帝國主義的侵略，曾有人公開表示“歡迎侵略”，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類似帶有殖民史觀痕跡的觀點，不在本文討論范圍。
1981年3月，李時岳與胡濱首先明確將半殖民地半封建表述為半殖民地半獨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將兩半引申為四個半。此后，李時岳又在其他文章中對此作進一步說明，明確宣稱，從獨立國變為半殖民地是向下沉淪，而從封建變為半封建社會則是向上發展。在與汪敬虞的論戰中，他強調，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的形成，并非與半封建化過程同步，直到《辛丑條約》簽訂，清政府徹底放棄反抗，才是中國半殖民地地位確立的標志。這正是國家地位不斷沉淪的過程。他表示，如果說向半殖民地的沉淪主要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那么向半封建的發展則主要由于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無疑是“歷史的進步”。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成立，是中國由封建社會進入半封建社會的標志，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因為共和的形式反映了資產階級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起著頗大作用這一內容。不過，由于他認為中國是被帝國主義強制拉入近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所以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應以鴉片戰爭而不是以中國進入半封建社會的辛亥革命為開端。當然，他也承認，正因為中國是在半殖民地條件下進入半封建社會，救亡就始終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
事后，李時岳對自己的觀點又進行修正，他認為，將半殖民地嚴格限于政治范疇，乃是“為了避免觸動民族主義這根敏感的神經”，解釋半封建時，又完全回避了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所起的作用，“從而留下了不能令人滿意的疑竇”。故爾，他又表示，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存在，并非歷史沉淪的表現，它打破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狀態，促進了中國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必要為手工業的破產而過于傷感，因為沒有手工業的破產就沒有電力機的推廣”，技術及裝備的轉移正是帝國主義充當“歷 史的不自覺的工具”的核心。基于這一考慮，他認為，外資、中外合資及中國資本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雖不大，但都優于封建經濟而存在，不是沉淪而是發展。雖然這種發展是畸形的，但“畸形的發展也是一種發展”。李時岳還曾表示，“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概念的失誤在于忽視資本主義在中國發生和發展的巨大進步意義，尤其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文化上對封建主義的斗爭，對此進行重新檢討，“是要為設計新的近代史構架尋找理論基點”。他還懷疑五種社會形態的普遍意義，并欲以此構想來撰寫新的近代史，不過并未成書。
李時岳的觀點在當時獲得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對于推動當時學術界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不過，也有很多學者在嚴謹求實的基礎上，對他的觀點進行了極有分量的批評。汪敬虞指出，談論中國境內的資本主義時，不區別外國資本與中國資本；或者談論中國本國的資本主義時，不結合外國在華的資本，都是不恰當的。但是，在整個近代社會，中國的民族資本始終只占極小比例，其經濟比重不足10％，這樣一種格局顯然不能代表中國向上發展的因素。也就是說，“近代中國由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轉變，這是歷史的沉淪，不是時代的進步。半殖民地半封建，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用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的提法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以之為中國近代社會定性，“那既沒有如實反映近代中國的歷史現實，也不能正確指明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林華國認為，近代中國的半封建化(或者說半資本主義化)從一開始就是在外國資本主導下進行，代表民族利益的民族資本始終處于被壓迫地位，代表“半資本主義化”本質與發展趨向的并不是民族資本主義而是外國資本，近代中國的半資本主義化與半殖民地化在本質上是互相結合、互相促進的，而不是像李時岳所說的那樣“互相排斥、互相對立”。他指出，李時岳的真實意圖，不過是想用資本主義化為主要內容的近代史體系來取代以反帝反封建斗爭為主要內容的傳統體系，亦即以近代化史觀來取代革命史觀。他認為，李時岳將資本主義因素概念轉化為進步的民族資本主義，將民族資本主義的進步性說成是整個資本主義的進步性，這是在偷換概念。另外，中國社會半封建化的進程，并不是在中國國內的資本主義因素產生發展以后才開始的，而是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之后就開始了，“中國開始半殖民地化之時，也就是中國開始半封建化之時”。兩者都是在外國殖民者主導下進行的，緊密結合，不可分割。所謂半封建，并不是指封建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力量不相上下，而是指統一的封建經濟體系已經遭到破壞。他反對視外國資本主義是進步的觀點，“既然先進的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所起的作用是阻礙中國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那么，有什么理由把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擴展看成是有利于中國進步的上升因素呢?有什么理由把以外國資本為主導的半資本主義化視為向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的上升過程呢?”外國資本雖然促使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但不能因某個事物所造成的對立面起了巨大進步作用而認為這個事物本身起了巨大進步作用。他認為李時岳還有意把半封建化與向獨立的資本主義社會演化混為一談。因為事實上，外國資本所代表的發展趨向是與半殖民地化的趨向一致的。
苑書義則從另一個角度對李時岳的觀點進行批判。他認為，半封建不能等同于半資本主義，中國半封建與半殖民地是相互關聯的，而中國地主階級則是資本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社會基礎。“半封建”支撐著“半殖民地”，而“半殖民地”又制約著“半封建”。因此，雖然中國的半封建增加了資本主義因素，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但由于半殖民地的局限，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無力戰勝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致使近代中國的前途只能是“半封建”的“永久化”，而決不是什么取代“半封建”的資本主義化，“這種早已被客觀事實所證明的發展趨向，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沉淪”。
方志欽、趙立人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畸變形態”，判斷社會經濟結構中，哪一種經濟形態占主導地位，不能單純看百分比，“舊中國小農經濟雖然是一片汪洋大海，在數量上占優勢，然而，控制全國經濟命脈，從而也就控制著廣大小農經濟的，卻是集中在沿海大城市中的帝國主義資本和官僚買辦資本”，“有充分的理由肯定近代中國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官僚資本雖然有進步、積極的一面，但它依附帝國主義，也出賣國家主權，又與本國封建主義結成聯盟，“成了資本主義正常發展的障礙，所以在本質上是反動的”，“最終導致國民經濟的總崩潰”。民族資本則“發展微弱”?！藁谶@種考慮，很難認為中國近代社會存在著“上升”的趨勢。宋德華表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既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又是朝著同一個趨向即封建社會形態解體的趨向發展。他否定那種認為近代中國社會完全是“歷史的沉淪”，因為這樣一來，就無法解釋中國近代社會會以清朝封建帝國為起點，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終點。在他看來，在此過程中，半殖民地化與半封建化都是既有“沉淪”，又有“進步”，他稱之為“沉淪”、“進步”交叉說，它們互相交織，互相斗爭，“‘沉淪’不斷阻遏著‘進步’，但‘進步’最終戰勝了‘沉淪’”。
張海鵬是此階段對李時岳觀點進行系統批判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在近代中國社會，“不驅逐帝國主義勢力，不推倒封建主義統治，民族資本主義的工業企業要發展是極其困難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能的”。對于近代中國的資本主義，他表示，“近代中國存在著幾種不同性質的資本主義運動。只有民族資本主義才是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和中國人民的解放有利的，才是進步的。官僚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則是造成中國貧窮落后的根本因素，是反動的”。針對李時岳提出的“沉淪”與“上升”，張海鵬指出，它既有新意，又難以自圓其說。如果說中國剛由獨立的封建國家“沉淪”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幾乎同時就有半資本主義的“上升”因素，“這無論在理論上、實踐上，都很難以說服人”，也就是說，他反對那種認為沉淪的過程中始終包含著向上的因素、沉淪與上升同時并存的觀點。他主張，鴉片戰爭后，中國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直到20世紀初期，北洋軍閥時期，深淵到達谷底，對于中國社會的發展來說，這時候面臨的主要是“沉淪”，雖然中國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諸方面，存在著積極向上的因素，但這種因素的發展是漸進的、緩慢的，以后的中國則逐漸走出谷底，隨著新的經濟因素的不斷成長、壯大，積極向上的因素逐漸發展成為社會的主流因素，雖然消極的因素仍然嚴重存在，但上升因素終于制止了帝國主義使中國滑向殖民地的企圖。
張海鵬的觀點得到史學界的廣泛接受，此后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沉淪”與“上升”的時間分割及具體時段的細劃。根據對“沉淪”與“上升”階段的認識，張海鵬又將近代中國的分期做了如下界定：1840―1864年是中國初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期，也是中國社會的積極力量對中國社會面臨的急遽變化做出初步反映的時期；1864―1901年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成型期，也是中國社會的積極力量對所處環境做出強烈反映的時期；1901―1915年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下沉淪到谷 底的時期；1916―1937年是中國社會內部發展呈現上升趨勢，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力量取代舊勢力成為主導社會發展的力量；1937―1945年日本侵華與民族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標志著中國社會向上發展趨勢的典型事例；1945―1949年是兩大政治勢力的大決戰。
劉大年同意張海鵬的認識，認為近代中國存在著兩個走向、兩條路線，一條是急劇下降線，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不斷加深，接近亡國的險境；一條是曲折而微弱的上升線，是中國歷史上的最新事物。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存在，“那既是否定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與封建統治下在黑暗深淵里下沉，也是否定經濟基礎變化、新的社會力量出現推動了中國開始朝著光明的前景行走”。
韓廉表示，“中國的半殖民地始于第一次鴉片戰爭，確立于《辛丑和約》的簽訂”，而其中的多次不平等條約，則使得侵略者“一步步加強了對中國的控制，使中國日益喪失主權和獨立，向著半殖民地沉淪”。另一方面，“中國的半封建社會始于第一次鴉片戰爭，形成于1912年中華民國的建立”。1840年至1894年間的變化，則是半封建社會的開始階段，主要表現為封建社會開始解體，出現了新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力量，“開始形成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因素同時并存的局面”。甲午戰后至中華民國成立之間的時期，則是“中國半封建社會的形成階段”。在此期間，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力量逐漸加強。“開始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頗大作用”。
與此同時，也有人對汪、李雙方的觀點都表示反對。郭世佑認為，汪敬虞太注重兩半之間的聯系，而忽略了兩者的區別。而李時岳仍將近代國家地位與社會形態混為一談，“盡管國家地位的變化一般都能引起近代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但衡量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趨向，只能以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為依據”。且這兩個趨勢也并非互相排斥，方向截然相反，而有互相影響，方向大體一致。

四、簡單的結論

“兩半論”的爭論具有重大的學理意義。傳統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確有簡單化傾向，視線過分集中于反帝反封建斗爭，經濟方面的發展變化只是作為政治斗爭的背景，且常常易于將經濟狀況與政治斗爭狀況作機械的、牽強的對應聯系。改革開放后，隨著思想的解放，這種思維模式受到沖擊與懷疑。但是，學術界又不可矯枉過正，將原有的理論完全推翻。畢竟，理論概括“只能指出近代中國社會那些基本的、主要的、本質的特點和過程，不可能對中國近代史的‘全部內容’巨細靡遺、兼收并蓄。”
李時岳認為兩半論“延誤了我們反封建歷史任務的完成”，成為“時至今日反對‘封建殘余’仍然是嚴重而艱巨的斗爭任務的思想認識根源”。但張磊指出，“兩半”的論斷，已經為民主革命的實踐所驗證，不能“徹底破除”，至于補充、豐富和發展則十分必要。如果借此討論而標榜反對“迷信”，要求“總體反思”和“徹底拋棄過去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則是不恰當的，因為它實質上是“否定了建國以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作用，混淆了真假馬克思主義，曲解了思想解放的科學精神，不利于科研工作的健康發展”。張海鵬也認為：“以向西方學習、發展資本主義作為近代中國爭取獨立和謀求進步的根本道路，是有意無意間抹煞或模糊了中國人民面臨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嚴重任務?！毕蛭鞣綄W習、發展資本主義，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是很有意義的，“但把它提升到歷史發展的根本道路的高度來認識，則顯然有違歷史事實”。
關于近代史理論研究的新趨向，陳向陽認為，近世中國現代化研究與近世中國社會形態和社會性質研究的結合，二者相互滲透和交融，乃是近代史宏觀研究的必然趨勢，“近世現代化研究的展開，必然導致有關近世中國社會形態和社會性質問題新認識的產生；而近世社會形態和社會性質研究的推進與突破，又必然要運用和借鑒現代化理論”。
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正如龔書鐸所強調的那樣，“兩半”理論為恰當的理論根據，在研究過程中必須得到毫不動搖的堅持，在他看來，第一，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離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現代化就無從談起”；第二，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最終目標是國家的獨立、民主、統一和富強，其中已經包含有爭取現代化的涵義，“說近代史的主線是革命并不排斥現代化”；第三，“不把現代化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主線，不等于不研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問題在于如果僅就現代化而談現代化，不把現代化問題與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問題聯系起來研究，不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現代化進程中的許多問題就難以講清楚；第四，中國近代史中究竟是以革命還是以現代化為主線的問題，涉及到如何評價近代史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問題，“如果以現代化代替革命作為近代史的主線，那么整個近代歷史就要重寫，就會引起意識形態領域的思想混亂，就會導致嚴重的政治后果”。

責任編輯：楊向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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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餅問題》評課稿

各位老師：

大家好，這次我有幸聽了我們組六位老師的課，令我受益匪淺。下面我就對何偉老師上的《烙餅問題》一課作一個簡單的點評，說得不對的地方，敬請各位批評指正。

“烙餅問題”是人教版《數學》四年級上冊“數學廣角”中的內容。主要通過討論烙餅時如何合理安排操作最節省時間，讓學生體會“在解決問題中優化思想的應用”。

烙餅雖然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一種家務勞動，但里面蘊涵的數學問題和數學思想卻是深刻的，教材的編排目的是通過日常生活中烙餅的簡單事例，讓學生嘗試從解決問題的多種方案中尋找最優方案，從而向學生滲透優化的思想，讓學生體會統籌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使學生感受到數學的魅力。

何老師把乍一看枯燥無味的烙餅問題一課講得有滋有味，妙趣橫生。他為什么能講得這么精彩呢？我認為只要是有以下幾個亮點：

這節課何老師以“合理安排時間”為線索展開教學，抓住學生好奇的天性，巧妙地設計了“珍惜時間”的謎語揭開話題，引入新課。這樣既讓學生明白了本節課要學的內容“合理安排時間”，又能很快地集中了學生的注意力，激發了學生的興趣。

何老師通過出示了一幅烙餅圖，讓學生分析其中的數學信息。問學生怎么烙，怎樣烙花的時間最少，烙的時候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課一開始，何老師很好利用了烙一張餅和二張餅的方法，并提問學生：烙一張餅和烙兩張餅的時間為什么一樣？使學生初步建立了在烙餅的'過程中，一只鍋同時烙兩只省時的概念。接著重點與學生探討了三張餅烙的方法，在這一過程[]中組織學生同桌討論，匯報，演示，進而學生展開討論，形成烙餅的方案，展示學生的方案，比較區別兩種方案的不同點，從而達到方案的優化。

烙3張餅的方法在這里是重點也是難點，把這個問題放給學生討論、合作、探究，解決了問題，再接著運用表格求4張、5張、……這些餅數的時間。這樣處理的目的是為了降低題目的難度，有利于學生思考、解決問題，然后引導學生觀察表格，展開討論普通烙法和快速烙法哪一種較方便?！澳阌惺裁窗l現？”，讓學生在觀察、比較中選取最優方案，最后總結出餅數×一張餅所用的時間=所求餅數的時間，整個烙餅過程層層遞進，培養了學生的數學思維。

新課程倡導小組合作學習，但并非是遇到問題就一定要采取小組合作的形式，何老師的這節課上運用的就是很適當，當烙餅遇到問題時采用了小組討論的形式，而其他的一般問題都留給學生獨立思考或同桌交流，使得小組合作學習真正發揮了為突破重難點服務的作用。

課后一習題中，三個人去餐廳炒菜吃飯問題。何老師再這里講了應該尊老愛幼，先給老奶奶和小朋友炒菜的情形。在傳授知識的同時不經意的教給了孩子們做人的道理。

在這里也有幾點小小的建議供參考：

1、在學生上去演示三張餅的烙法時，可以在烙餅的圓形紙片上編上號，并且在烙完的餅的正面、反面做上記號，這樣可以讓學生講述起來更清楚一些。

2、課堂上的語言還可以更精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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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問題線索處置情況報告包括哪些內容怎么寫八

在這金色九月，氣爽宜人，丹桂漂香的日子里，一年一度的質量月悄然而至。

普天之下，質量至上。打造質量基石，創造高品質的生活，是人生的至高，是人類追求的永恒主題，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共同語言和心愿。質量在我們身邊無處不在。對于一個企業，產品質量是企業的生命線；對于我們每一個人，為了提高生活質量，我們每天都在努力奮斗著。

有一次，我陪媽媽逛街，在一個商店看見兩件看上去完全一樣的`衣服，但標價差異卻非常大，于是向營業員打聽了一下，才知道這兩件衣服雖然相似，卻有著天壤之別。它們的布料完全不一樣，從而穿上去給人的舒適感也就不一樣，好的那件也不易變形掉色。

像這樣的事情,細想一下，在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地方都存在著，當家里裝修時,看似相同的木板，看似相同的鋁合金，看似相同的地面磚,在質量上卻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就連我們吃的，看似熟透了的蘋果,你用指甲一刮，蘋果表面就出現一層薄薄的臘，這些都是對人身體有害的。每天每時每刻每分每秒我們無不處在質量的環境中，例如：食品質量，藥品質量，服務質量，空氣質量，睡眠質量，產品質量，生活質量等等。

先從食品質量說起吧！

我們學校門口就有許多小商小販在擺攤，有的同學經不住誘惑，便買來吃。有的食品過期了，同學們也沒在意。可回到家，癥狀全都出來了，一下是肚子疼；一下又拉肚子；吃多了，可能還會造成更為嚴重的后果。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在買東西時，要認準保質期，生產日期，生產地址產品的合格證等。如果發現過期了，你可以投訴，或者退還。

我在來說說空氣質量的問題吧！

我們人類不愛護環境，亂丟垃圾，隨地吐痰，砍伐山上的樹木，使地上的

白色垃圾增多了。最重要的是，人類無休止地砍伐樹木，他們可曾知道，樹木

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供給人們氧氣。使人們能生活在舒適的環境。他們也許不知道，每一棵樹都是一個氧氣發生器和二氧化碳吸收器。一棵椴樹一天能吸收16公斤二氧化碳，150公頃楊、柳、槐等闊葉林一天可產生100噸氧氣。城市居民如果平均每人占有10平方米樹木或25平方米草地，他們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有了去處，所需要的氧氣也有了來源。瞧：這是一些多么驚人的數目呀！以前，我們武隆有一個政策：退耕還林。意思是說，原來用來種莊稼的不是很好的地，現在用來種樹。看，這個政策都是為了讓我們周圍的空氣更好，不是嗎？我向全縣人民高呼：愛護環境，是我們每一個公民應盡的責任。

同學們，質量無時不刻的在我們的身邊。我們的吃穿住行，都和我們的平常的生活息息相關。

質量關系著健康，質量關系著幸福，質量關系著生命。同學們，讓我們共筑質量大堤，共享和諧社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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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說，態度決定一切，讀了這本書后我的感受是觀念決定一切，有時觀念小小的差別，就會整個影響事情的發展，導致完全不一樣的結果。每一本好書都會給人帶來很多思考，我從以下幾個方便談一談讀這本書的感受。

一、學會克服小媳婦心態。

剛看到小媳婦心態這個說法覺得很搞笑，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怨婦心態吧，什么都抱怨，總是在喊著為什么我這么倒霉老天爺為什么這么不公平這樣的話，抱怨來抱怨去，狀況一點也沒有改善。與其抱怨，不如想想自我能做什么。這樣的小媳婦心態不但對工作和情緒只能帶來負面的影響，而且無助于改善現狀。原因是抱怨時提出的問題既沒有正面用心的作用，又缺乏行動的力量。然而如果從好的方面來想，碰到困難的時候，也是立功的大好機會呀。我們都有選取的權利，并且要為自我的選取負責。既來之則安之嘛，既然躲但是，還不如用心應對。再遇到難題，不如把我怎樣這么倒霉換成我面臨過許許多多的問題，但大部分我都解決了。

二、提高行動力。

書中提到，我們應對任務和困難時，最核心的最就應提出的問題就應是我能做什么？遇到任何的狀況，先想這個問題。所有的qbq務必以什么或該如何發問，能這一分鐘做得事情不拖到下一分鐘，把所有任務一口氣做完是很有成就感的事。事情早晚都得座，做的晚了，說不定會更麻煩。

三、能改變的只有自我。

你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有自我的特點，優點缺點都就應去理解。我能控制和改變的只有我，所以不要徒勞的管別人，改變自我比較實際。我們經常感覺不到自我正在意圖改變他人，不知不覺就白費了力氣。我們也不就應試圖改變孩子，而是要幫忙孩子成為他們原本就應成為的人。責怪別人，是在為自我推卸職責。真正有職責感的人，不但不會責怪別人，也不會責怪自我，只會想辦法解決問題。書里面還說到一個很搞笑的說法，擊敗裁判。我得理解是，要讓自我強大到別人挑不出毛病。

我們常犯的毛病是，上太多課讀太多書，但是不清楚學習的真諦。學習不只是參與，事實上學習是把明白的轉化為行動。我也會把讀書帶來的思考，變化為我得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