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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哲學論文中國哲學論文（匯總14篇）篇一

淮河流域與中原鄰接，夏商周中原發(fā)達的古代文明對淮河流域古代社會文明化進程產生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形成了本地區(qū)善于吸收、融會、發(fā)展各種文化因素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并使這一地區(qū)的文化面貌呈現出南北交匯、東西交融的復雜狀態(tài)。

目前的考古發(fā)現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對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發(fā)展有很大影響，但有關影響的具體表征及過程尚無專文論及。

本文結合歷史文獻所載，參以考古資料，宏觀探討夏商周中原王朝禮制文明對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輻射和影響，以期從這一側面透現出淮河流域古代社會文明化進程的特色。

一

據文獻記載，夏部族在中原地區(qū)的活動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統(tǒng)治中心地帶在現今的豫西和晉南一帶。

其實，夏王朝的統(tǒng)治區(qū)域是相當廣闊的。

據歷史記載，由于夏初國弱，曾出現過東方的有窮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定公四年》杜預注)。

“少康中興”后，夏政權得以穩(wěn)固，與東夷形成了長期對峙的局面。

據古書載，有窮氏的地望在今山東德州，寒氏的地望在今山東濰坊。

與“后羿代夏”事件相關的還有斟尋、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許多學者認為斟尋、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的活動范圍都在淮河下游和黃淮之間。

文獻證明夏王朝方國眾多、夏王朝統(tǒng)治區(qū)域廣大，其統(tǒng)治勢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與淮河流域關系密切。

考古發(fā)現也證實淮河流域的大面積地區(qū)受中原夏文化的影響。

在淮河重要支流穎河兩岸，二里頭早期文化對其有重要影響。

據調查，程窯遺址二里頭文化期的遺物就蘊含有夏文化因素。

如陶罐侈口卷沿鼓腹，體飾繩紋;缸平口內斂，上腹微外鼓，外飾有捺痕的附加堆紋。

閻寨遺址中的夾砂灰陶折沿鼓腹罐，腹部飾繩紋;小口高領甕沿外飾一小扳，廣肩鼓腹。

這些遺物都明顯包含有偃師二里頭文化的因素。

“(潁河)崔莊晚期屬于二里頭文化二期遺存，……出土的主要陶器如繩紋高足鼎、附加堆紋缸、澄濾器、敞口盆等，從形制、胎質、紋飾及制作風格看，均與偃師二里頭遺址二期遺物類同”，“(董莊)晚一期是該遺址的主要遺存，……所出的陶器多為器表飾細繩紋的泥質灰陶，其中花邊口沿罐、圓腹罐、腹部多帶雞冠形鋬的卷沿盆、平地盆、三足皿等與二里頭遺址第二期所出同類器相類同”。

在登封王城崗遺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頭文化、鄭州二里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王城崗二里頭文化一期出土的主要陶器的器表紋飾與器形，和王城崗龍山文化五期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有著緊密的先后承襲關系”。

上述考古發(fā)現有力地說明了潁河上游地區(qū)的二里頭文化在承襲當地龍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礎上，深受豫西二里頭夏文化的影響，部分陶器器形發(fā)生了明顯的形態(tài)嬗變。

河南周口地區(qū)1978年的地面調查發(fā)現二里頭文化遺址16處，商代遺址19處，西周遺址12處。

所采集的夏文化器物如甑、深腹罐、平地盆、三足盆、豆等與二里頭遺址一期的同類器相同或相似。

其中乳頭狀、三角形鼎足在臨汝煤山二里頭一期也有發(fā)現，高領罐與洛陽東干溝二里頭早期的同類器十分相似。

三期中的深腹罐、大口罐、大口尊與豫西二里頭三期的同類器相同或相似。

周口地區(qū)多處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fā)現，說明中原夏文化對該地有廣泛而深入的影響，甚至還影響到了器物的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質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還拓展到江淮地區(qū)。

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間、霍山以北地區(qū)發(fā)現了不少夏商文化遺存。

如屬斗雞臺文化的斗雞臺、薛家崗、含山大城墩、青蓮寺等遺址中都包含有二里頭文化因素。

薛家崗h25中通體飾細繩紋的錐足罐形鼎、凹底爵杯、細腰斝、高柄淺盤豆及含山大城墩的平底罐形鼎等與中原二里頭晚期的同類器相似。

壽縣斗雞臺遺址所出陶器如附加堆紋花邊罐、雞冠耳盆或甑、錐足鬲、箍狀堆紋鼎、寬肩甕等，都與中原夏文化的同類器形態(tài)大體一致。

但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現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響僅停留在個別器物的具體形制上，說明夏文化對此地的影響晚且較膚淺。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強烈的地方特色，但豫東、魯西的岳石文化中卻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

豫東杞縣鹿臺崗遺址的大多數器物直接受岳石文化影響，但丙組器物如雞冠耳繩紋盆、箍狀堆紋缸、花邊口沿罐、雞冠耳罐等則與二里頭文化同類器相似。

宏觀上說，膠東(照格莊類型)、魯南(屠城類型、尹家城類型)的岳石文化受中原夏文化的影響較少，而豫東、魯西南(安邱堌堆類型)及魯北(王推官類型、郝家莊類型)等地的岳石文化則較多地受到夏文化的影響。

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質的陶器遺物中，雞冠耳盆、觚形杯、舌狀足三足罐等具有明顯中原二里頭文化特征的器物廣泛存在于上述地區(qū)的岳石文化中，應該是受二里頭文化影響所致。

豫東、魯西、魯北地區(qū)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團對夏戰(zhàn)爭失敗后東退的活動地區(qū)，由于夷羿族團勢力的減弱，使得夏及周圍其他部族乘虛而入，使這一地區(qū)的物質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來文化的劇烈沖擊。

而在魯中南、魯東南及膠東地區(qū)，由于東夷集團自身穩(wěn)定，實力較強，因而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較少。

這一考古學現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團對華夏集團征伐失敗、夏族大舉東進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對淮河上中游地區(qū)存在著直接的強烈的文化影響，又間接地影響到了豫西、魯東、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區(qū)。

這種考古學觀察反映了夏與東夷、淮夷集團勢均力敵，中原夏文化與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發(fā)展的。

夏與東夷、淮夷之間的關系，總的說來是相鄰的兩族如夏與淮夷關系密切，而彼此較遠的兩族如夏與東夷則關系較疏遠。

二

公元前17世紀后期，商代夏而興。

考古發(fā)現證明商文化的對外擴張體現了一個明顯的動態(tài)過程。

比較二里崗上、下層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東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擴張。

這種擴張態(tài)勢一直延續(xù)到殷墟早期，并成為商王朝最強盛的歷史時期。

隨著王朝勢力的拓展和軍事殖民，商文化也隨之擴展到淮河流域，商文化最典型的器物鬲、斝、簋、假腹豆、大口尊、直腹簋等在淮河流域相當大的范圍內有著不同程度的發(fā)現。

商代的南陽屬于商王朝的“南鄉(xiāng)”。

目前在南陽屬淮河流域的地區(qū)內發(fā)現有黃龍廟、新集、十里鋪、古臺寺等商文化遺址。

在十里鋪遺址商文化層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銅刀與青銅鏃，并發(fā)現有鑄造青銅器的陶范和冶銅坩堝等，說明這里很可能是一處商代的冶銅作坊遺址。

近年，在淮河流域的信陽羅山縣蟒張發(fā)現了一處商代墓地。

在已經發(fā)掘清理的六座墓葬中，一號墓有臺階式墓道，井字形槨室，棺槨髹黑、紅漆，隨葬有鼎、觚、爵、斝、甗、罍、豆、戈和鏃、錛、錐、鈴等青銅器共77件;六號墓隨葬有鼎、爵、觶、觚、尊和戈、削、錛、矛等青銅器共20件;另三座墓內也有一些青銅器。

這些墓葬的形制和青銅器的器形、紋飾，與殷墟婦好墓和商代晚期的青銅器大致相類似，有些銅禮器上還有“父乙”、“尹”、“天”等銘文。

以此為根據地，商文化還擴展到了長江流域的盤龍城地區(qū)。

上述兩例可基本證明商王朝已將淮河上游地區(qū)納入其統(tǒng)治體系之中。

此外，周口地區(qū)作為商、夷溝通的必經之地，商文化對此也有強烈的影響。

目前，在此地發(fā)現多處商文化遺址，出土有觚、爵、戈等商式青銅器和頗具商文化特征的陶鬲、盆、罐、豆、甗、斝和簋等。

商王朝的崛起與對東土的經略，對海岱地區(qū)東夷社會的發(fā)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考古發(fā)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現了兩次商文化東進的浪潮，從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觀。

大約在鄭州二里崗文化上層期前后，早商王朝已把泰沂山脈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區(qū)納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統(tǒng)，商文化隨之向東推移，進入海岱地區(qū)的腹地。

在山東境內津浦鐵路以西地區(qū)和津浦鐵路稍東一線，發(fā)現了一些屬于二里崗上層期的遺存。

經發(fā)掘的有茌平南陳村、梁山青堌堆、濟寧鳳凰臺、泗水尹家城、滕州前掌大和江蘇銅山丘灣等處，在濟陽鄺家、鄒縣西朝陽村，以及滕縣北辛、后荊溝、西康留、后黃莊等地也發(fā)現了這一時期的遺存。

這類遺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類別、形制上雖表現了一些地區(qū)特征，但與鄭州二里崗上層遺存基本相同。

濟南及其以東，也有含二里崗上層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遺址，如濟南大辛莊(注：參見《考古》、《文物》等有關大辛莊相關系列發(fā)掘簡報。

)、鄒平丁公、章丘樂盤(p36)、青州蕭家(p46)等。

至于在大辛莊、長清前平村[21]，特別是在滕州市的呂樓、前掌大、大康留、軒轅莊[22]等地所發(fā)現的青銅禮器，則具有二里崗上層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

窺一斑而知全豹，說明此時商王朝向海岱地區(qū)的擴張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裝殖民，而是在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禮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還建立起新的統(tǒng)治網絡，使之成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東土”。

商文化第二次東進浪潮是在考古學上的殷墟文化期。

商王朝勢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區(qū)北部已達膠萊平原的東部;在海岱地區(qū)的南部，沿泰沂山地南側向東推進到臨沂地區(qū)、江蘇淮北地區(qū)，直到黃海之濱[23]。

原來相對獨立發(fā)展的海岱、徐海歷史文化區(qū)已基本納入商王朝的'勢力范圍。

山東地區(qū)的商代遺址已發(fā)現近300處，依受晚商文化影響的程度，高廣仁先生將此分為三個地區(qū)[24]，其中魯中南和魯北地區(qū)受商文化影響較重。

魯中南地區(qū)早在二里崗上層時期已進入商王朝的控制范圍，晚商遺址分布相當密集。

這里商文化的面貌，包括出土的銅刀、銅斧、卜骨以及陶鬲、簋、尊、甗、罐、豆、觶等的器形、紋飾和整體風格，都與殷墟出土者基本相同[25]，只有相當數量的紅陶和一兩種器物具有一點地方特色。

殷墟時期中原地區(qū)盛行的含玉含貝的葬俗也明顯地影響到淮河下游地區(qū)，在濟南大辛莊商墓中就出有玉琀[26]。

以大辛莊、劉家莊等為中心的魯中、魯南地區(qū)還發(fā)現了與商王畿形制、花紋基本相同的青銅禮器。

滕州前掌大商代大墓群的發(fā)掘，與殷墟相同或相似的大量青銅禮器如鼎、甗、簋、尊、爵、觚、角、盉、觶等及玉器、銅胄，從造型到制作方法與殷墟所出者基本一致。

4號坑出土的馬車，兩馬一車的駕馭形式、車體的大小結構與安陽殷墟出土的車馬器非常相似。

該地區(qū)所發(fā)現的陶器有繩紋甗、甑、斝、罐、罍、盆、缽、缸、甕、鼎、觚、爵、尊、盉、瓿等，差不多包含了中原地區(qū)商文化的所有典型器型。

在這一地區(qū)，商式青銅器不論是數量還是出土地點的密度都比魯北地區(qū)為大，地方傳統(tǒng)文化因素較少，可見是海岱地區(qū)內商化程度最高的地區(qū)。

以濰、淄流域為中心的魯北地區(qū)，晚商遺址分布也相當密集，呈現出一種復雜的文化面貌。

從貴族墓葬如青州蘇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幾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禮制文化;而從一般遺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則是商文化因素與土著文化因素共存。

例如，在僅距蘇埠屯數公里的青州趙鋪遺址一號墓中[27]，一件飾有繩紋及三角劃紋的典型商式簋和典型的東夷素面鬲共存，死者手持獐牙，可以判斷死者為東夷土著。

在惠民大郭，濱州蘭家村，桓臺南埠子、史家，青州蘇埠屯，壽光古城、桑家莊、魚臺、咼宋臺等多處地方也出土了一定數量的商式青銅禮器、兵器或工具[28]。

該地區(qū)地方傳統(tǒng)文化因素較多，與中原商文化差異較大。

膠東半島和魯東南地區(qū)仍是東夷文化的統(tǒng)治區(qū)。

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區(qū)，本就與東夷、徐戎、淮夷雜處，先進文明對于落后文明的影響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據李學勤先生考證，人方位于淮河流域[29](p60)，武丁時東伐人方而克之，人方后又反叛，這一歷史事實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淮河流域商臣服方國力量的強大與文化的進步。

到商代末年，帝乙和帝辛兩代復向人方大興兵戎，最終征服了人方。

于是，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區(qū)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統(tǒng)治，成為商朝的藩屬。

象征王權威儀的禮樂文明隨著王權勢力的擴張明確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銅禮器的發(fā)現已證明了這一點。

蘇北徐州一帶發(fā)現了一些具有顯著地方特征的商文化遺存，其銅器中非商式的高領撇足鬲，陶器中的鬲、豆、盆、罐等主要器類多與典型商式器物有較大差異，反映出這類遺存屬商文化的地方類型。

在連云港發(fā)現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銅鼎、甗等，鼎為垂腹、柱足，頸飾簡疏云雷紋;甗為素面，僅在頸部飾兩道凸弦紋，制作淳厚質樸，其造型和紋飾特征都可視為商代晚期的標準器。

商代禮樂器的出現，證明淮河流域的青銅器鑄造應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響下產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銅禮樂文明與中原地區(qū)禮樂文明的融合與發(fā)展上述考古學觀察反映出商滅夏后，加強了對東方地區(qū)的控制。

在商文化的沖擊下，東夷、淮夷文化的格局與內容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

東夷文化部分地與商文化融合，形成了濰西、魯中的商文化，表現出與中原商文化的高度一致。

魯南與蘇北地區(qū)成為商文化的波及地區(qū)。

安徽江淮地區(qū)的淮夷文化也成為商文化的地方類型。

但由于淮夷與商交往日淺，其地又非商王朝經營的重點，所以淮夷的皖西類型、斗雞臺類型與中原商文化的關系相對較疏遠。

這種考古學觀察，反映了商王朝統(tǒng)御范圍的廣大，商文化的波及之處，既有商王朝的直屬統(tǒng)治區(qū)，也有間接統(tǒng)治或王朝文化的影響地區(qū)。

商文化的影響促進并帶動著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進程。

中國古代哲學論文中國哲學論文（匯總14篇）篇二

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

己所不欲，匆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孔丘。

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陶淵明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程顥。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丘。

志不強者智不達。——墨翟。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陳涉。

志當存高遠。——諸葛亮。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

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游。——曹植。

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王勃。

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桑瑩衿渖普叨鴱闹瑩衿洳簧普叨闹?/p>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則匆憚改。

私心勝者，可以滅公。——林逋。

人人好公，則天下太平;人人營私，則天下大亂。——劉鶚。

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達人之障。——呂坤。

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陶鑄。

常求有利別人，不求有利自己。——謝覺哉。

一切利己的生活，都是非理性的，動物的.生活。——列夫·托爾斯泰。

人的理性粉碎了迷信，而人的感情也將摧毀利己主義。——海涅。

無私是稀有的道德，因為從它身上是無利可圖的。——布萊希特。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孔丘。

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陶淵明。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程顥。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丘。

志不強者智不達。——墨翟。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陳涉。

志當存高遠。——諸葛亮。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

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游。——曹植。

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王勃。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李白。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蘇軾。

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李清照。

壯心未與年俱老，死去猶能作鬼雄。——陸游。

中國古代哲學論文中國哲學論文（匯總14篇）篇三

水運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在古代陸路交通不發(fā)達的情況下,水運更具突出的價值.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發(fā)展水上交通事業(yè),而且較早掌握了制造和駕馭舟楫的.能力.利用江河湖海自然條件乃至舉全國之力開挖人工運河以濟不通,千百年來一直是中華民族苦心經營的要務.

作者：金戈作者單位：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員會,天津,300170刊名：海河水利英文刊名：haihewaterresources年，卷(期)：2003“”(4)分類號：b21關鍵詞：水交通占代中國

中國古代哲學論文中國哲學論文（匯總14篇）篇四

甲乙兩個和尚一起值更時，甲和尚感到腳上有東西在爬，用手一撫，被蝎子蟄了，疼痛難忍之際，他馬上端來蠟燭，捉住了那只蝎子。乙和尚就連聲阿彌陀佛，非常冷靜地說：“出家人慈悲為懷，放它一條生路吧。再說了，它也是誤會了，以為你要傷害它才出于自衛(wèi)而為之……”

經過乙和尚一番勸說、開導之后，甲和尚就打消了懲罰蝎子的念頭，隨手將它放了。

三天之后的又一個晚上，甲乙兩個和尚又一起值更時，乙和尚剛往蒲墩上一坐，哎呀一聲站起來，他的屁股也被蝎子蟄了。沒等甲和尚端來蠟燭，乙和尚就氣急敗壞地朝蒲墩上亂踩一番。待燭光映亮蒲墩時，那只蝎子已經被踩得稀巴爛了。

青蛙向癩蛤蟆請教上天的辦法。癩蛤蟆說：“你要想上天，辦法只有一個：巴結天上的仙鳥——天鵝或者鳳凰，讓它們提攜提攜你。”

青蛙牢牢記住這句話，只是苦于一直沒有機會。

這天，青蛙突然發(fā)現一只天鵝落到池塘邊，不覺大喜過望，連忙提上早已準備好的小蝦小魚，上前搭話。

“這些禮品，微不足道，還望……”青蛙像臣民見了皇上，不敢正視天鵝，說話也吭哧起來。

天鵝大受感動：“難得你這片孝心，自打我受傷，你還是第一個來看我的呢。”

“受傷?”青蛙抬眼看去，這才發(fā)現天鵝一只翅膀耷拉著，膀根鮮血淋漓。看樣子，再也飛不起來了。

“哼!”青蛙馬上變了臉色，“看望你?孝敬你?我圖個啥喲!”說完，它帶上小魚蝦，三蹦兩跳不見了。

青蛙回去后，越想越窩囊，第二天一早，它又來到天鵝跟前，打算奚落它幾句，以泄心頭之氣。哪料還未開口，天鵝卻撲棱撲棱翅膀，凌空飛走了。

青蛙后悔不已，連聲埋怨自己：“我真糊涂!我真糊涂!怎么沒想到它還有再上青天的這一刻哩!”

中國古代哲學論文中國哲學論文（匯總14篇）篇五

身體是人生之根本，但關于身體的問題，從古到今的哲學家關注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西哲學都曾試圖超越身體，甚至想要抹殺身體的存在。西方哲學長期持身心二元論，認為心靈或靈魂才是哲學社會科學關注的對象，而身體則被納入自然科學的研究領域。中國古代哲學雖有注重修身的傳統(tǒng)，但亦實以“心性之學”為中心。自尼采、福柯以來，哲學開始關注身體與思想之間的隱秘聯系，尤其近些年來，“身體”開始進入西方思想和學術界眾多學者的研究視野。相比之下，國內學者對身體和身體哲學的研究相對滯后。下面發(fā)表的兩篇文章，代表了我國學者對這個問題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引起讀者的興趣。

20世紀上半葉，在胡塞爾“回到事物本身”的現象學綱領的感召下，現代西方的一批具有批判思想和疑古精神的年輕的哲學家們，在對傳統(tǒng)哲學種種業(yè)已被視為不易之論的本體論假定給予大膽質疑的同時，發(fā)起了一場為再造傳統(tǒng)而先行奠基的哲學上的“尋根”運動。在這一運動中，雖種種新見迭出不窮，但最具顛覆性和原創(chuàng)性的工作則屬法國現象學家梅洛-龐蒂的對所謂“身體”的本體論意義的木曷橥。與傳統(tǒng)西方種種業(yè)已意識化的哲學不同，梅洛-龐蒂在西方哲學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宣稱：“世界的問題，可以始于身體的問題。”其實，梅氏這一宣言不僅是對西方傳統(tǒng)哲學致思取向的根本糾撥，而且也為我們真正切入中國哲學、為我們溯尋中國哲學之“根”提供了路引。也就是說，掩埋在深厚文化沃土中的中國哲學之“根”，既非西方傳統(tǒng)思辨哲學中的那種“意識”，也非晚出的中國哲學中的所謂“天理”或“人心”，而是誠如王夫之所言，“即身而道在”，它就平中見奇地體現在我們每一個人活生生的身體之中。

這種根于身體的哲學本體論，除了表現在中國古人對宇宙的終極性思考不是發(fā)端于對世界的“驚奇”而是始于對人自身人身處境的“憂患”之外，還集中地表現在其以一種“切己自返”和“返身而誠”的方式，把人自身的身體看作是宇宙真正的起點和本源。在作為中國哲學源頭的古老的《易經》中，這種宇宙真正的起點和本源就是所謂的“太極”。“太極”的“太”字即為“大”字的引申義。而“大”字按許慎《說文》，其為象形字，即像直立的首、手、足皆具的人的身體形狀。這一字形在中國古代的甲骨文和后來的銅器銘文中都得到了有力的印證。因此，該詞源學的考察表明，對于去今已遠的中國古人來說，其是通過一種所謂的“依形軀起念”的方式來構造自己的宇宙理念，故形上之太極恰恰以形下之人身得以體現。而要真正理解這一“下學可以上達”的奧秘，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國古人對“身體”概念的獨特的理解，以及我們稱之為一種所謂的中國式的“身體現象學”理論。

中國古人之于“身體”概念理解的獨特性在于，與西方人那種作為純粹物理對象的軀體不同，對于中國古人來說，身體之身除作為物理對象的軀體之外，正如古漢語“身”字字義所表明的那樣，還兼有突出的“親自”、“親身”和“親自體驗”等等內涵。因此，在這里，我們毋寧說看到中國古人對身體的一種現象學式的還原。經此還原，一方面，身體由一種異已的存在回到了本已的存在；另一方面，這種還原又同時保持著現象的充盈豐滿而不犧牲身體的外部具體體現。因此，這一中國式的身體概念的推出本身就代表了對人類哲學史上種種二元論學說的克服和消解，它把諸如人與物，內在與外在、主觀與客觀、本我與非我等對立項經由一種親身性的身體真正融為一體。而宋儒張載所謂的“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張子正蒙·誠明》）的論斷，以及為中國古代眾多哲人所大力闡揚的那種中國哲學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實正是以這種現象學式的身體概念為其真正濫觴。實際上，在中國哲學中，這種現象學式的物我合一的身體也即一種“體用不二”的身體。這同時也意味著，對于中國古人來說，身體已不再局限為我的七尺血肉之軀，而是作為一種現象學意義上的非實體化的“潛在的身體”，也即“可能活動的身體”，以一種“借用顯體”的方式經由行為向無窮無盡的大千世界顯現和開放，乃至于世界的萬事萬物都被視為是人身體行為的“目的論的項”，乃至于“人身雖小，暗合天地”，整個宇宙都被視為人自身的'身體場。而《易經》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一永遠“未濟”的宇宙圖式，與其說是對宇宙本身既定的客觀規(guī)律的揭示，不如說恰恰是對于人之“挺身于世界”、人身向宇宙身生成這一生命之旅的彰顯。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的根于身體的宇宙論學說不僅表現為把人自身的身體視為宇宙的起點和本源，而且還突出地表現為以人自身的身體的發(fā)生生成機制來解讀宇宙本身的發(fā)生生成機制。這最終導致了在所謂“陰陽哲學”的名下，中國古人從人的“男女之道”推出“宇宙之道”這一中國哲學的哥白尼式發(fā)現。也就是說，對于中國古人來說，既然把宇宙看作是根于人的身體的宇宙，看作是人身體的化身，那么對人身體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其實就是對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根本解答。這樣，“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人之身體來自男女這一發(fā)生學的原理其實就不僅是對人的身體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同時也是對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因此，對于中國古人來說，宇宙的“原發(fā)生命機制”并非遙不可及、深不可測的東西。相反，“易則易知”，它就以一種身體體驗的方式下學而上達地體現在“造端于男女”這一夫婦之愚里。故男女之道不僅代表了人自身生命的發(fā)端，而且也從中徑直開出了關于宇宙何以鴻蒙初啟、何以開天辟地這一中國古代哲學的“創(chuàng)世紀”的宣言。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國古老的《易經》不啻可被視為人類最早的“性學”經典。從指代男根女陰的陰陽兩爻，到《系辭傳》中的“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這一性活動的直白，這些被今之道學家們視為“不正經”而三緘其口的“身體書寫”，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國古代首經的堂殿以至于成為中國哲學的“核心語言”。同時，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天地”與“男女”相提并舉且作為不易之論而業(yè)已成為老生常談。所謂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辭上傳》），所謂“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系辭下傳》），以及“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如此等等都無不表明了這一點。因此，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正是基于這一徹底的泛性主義宗旨，男女之性既“至大無外”地被推廣到整個宇宙，又“至小無內”地被還原到每一個個人。中醫(yī)理論堅信每一個體身體生命都可陰陽辯證即后者的印證，以至于有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的《黃帝內經》后不無詫異地驚呼，黃帝的身體竟是雙性同體的，這樣，西方人的“性別”概念就成了“錯誤的名詞”。

綜上所述，就中國古代的宇宙論學說而言，無論是其有關本源問題的理解，還是其有關發(fā)生機制的認識都無不系于身體，該學說與其說是一種基于思維和研究存在是什么的所謂的“存在的哲學”，不如說是一種根于身體和研究生命如何可能的所謂的“生活的哲學”。這也充分說明了何以中國古人的終極性思考始終與身體性思考難分難舍地糾纏在一起，致力于所謂“安身”、“守身”、“貴身”、“返身”、“省身”的問題永遠是古之賢哲的第一等事，而對執(zhí)迷于“身外之物”的那種所謂的“以身為殉”的原始的焦慮始終使其憂心忡忡。同時，也正是從這種身體主義的宇宙論出發(fā)，才使中國古代“世道”同于“醫(yī)術”之說得以成立，孫思邈言“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大醫(yī)”，古人云“不為良相，則為良醫(yī)”。人們看到，后現代主義者尼采所謂的哲學就是醫(yī)學或生理學這一在西人眼里驚世駭俗之論，其實對于中國人來說卻了無新意，早已被中國古人目為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

中國哲學中這一身體性特性除了集中體現在其宇宙論理論外，還普遍地涉及到中國哲學的幾乎所有領域。如中國古代倫理學中之于所謂“修身”的強調、之于社會倫理“造端于夫婦”的肯定、之于血濃于水的“親親”的推崇，以及中國古代宗教觀中所特有的以血緣為紐帶的“慎終追遠”和“祖宗崇拜”的思想，中國古代認識論中所堅持的以象征和體驗為特征的“身體思維”的理論，如此等等，都無不打上了身體的深深烙印。因此，身體性作為中國哲學之為中國哲學的核心規(guī)定，其已駕一馭萬地統(tǒng)攝了中國哲學中的所有論域和原則，舍此我們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舍此我們就無從把中國哲學和其他哲學加以嚴格的區(qū)別。

盡管我們完全可以從沉重的歷史出發(fā)對這種身體哲學作出厚今薄古的評判，然而我們卻無法規(guī)避其現代語境下積極而深刻的哲學內涵。對中國哲學中身體性的重新發(fā)現不僅有助于中國古典哲學之真正的正本清源，而且面對當今人類普遍的“無根性”和“貧血癥”的生命現狀，它代表了對以“以身為殉”為取向的現代主義的一種最早的抗議和批判，并為我們向一種更為徹底更為根本的“生活世界”的回歸提供了堅實的鋪墊。此外，這種身體哲學所推崇的作為“原發(fā)生命機制”的男女互濟的“太和”之道，既是對傳統(tǒng)西方哲學所固執(zhí)的“同一性”原則的有力反撥，又可對后現代哲學所沉迷的“差異性”原則給予矯治，從而為我們拓出了步出當代人類哲學困境的一條希望之徑。它毋寧說告訴我們，當今人類最深重的和原發(fā)性的危機，乃是日隆的男性權力話語和與之相伴的愈演愈烈的克隆自然所導致的生態(tài)性危機，而醫(yī)治危機的根本良藥，就是重返和回到中國古老的《易經》中為我們所昭示的那種“和而不同”的男女之道。

中國古代哲學論文中國哲學論文（匯總14篇）篇六

人們的政治行為隱含著一系列的價值取向。如果說政治科學的基本任務，是在客觀地描述政治行為過程的基礎上揭示行為背后的價值取向；那么，政治哲學就是單刀直入政治價值的領域，對這些行為的價值取向進行規(guī)范的解釋。在政治哲學的論壇上，出現了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民主主義、制度主義、社群主義等流派，這些流派對權利、正義、公平、程序等政治原則展開了激烈的論爭，這些論爭的實質是價值之爭。

政治行為背后的價值取向，是由價值鏈條所構成的價值體系。厘清這些價值及其內在關聯，是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有關這些價值的判斷及推理，構成了政治哲學的基本范疇體系。在這個范疇體系中，最基本的構成要素是：自由與秩序、民主與權力、分配與公平、程序與合法性。這些范疇的基本內涵以及關聯性，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自由與秩序(libertyandorder)。

在政治哲學的話語體系中，作為人的基本權利的自由，也許應該被置于最高的價值層次。然而羅蘭夫人在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tǒng)治高潮時說過這樣一句話：“自由，有多少罪名假汝名進行！”羅蘭女士關于追求自由有危險的觀點為很多人所贊同，但是對自由本質及其價值的認識卻不能獲得大家一致的贊同。[1]實際上，人們對政治價值及其排序（priority）的認同往往是相互沖突的，從語義邏輯的角度解構和調適這些沖突，應該說是政治哲學的重要任務。

現實政治沖突的認識論原因，就是人們對政治價值及其排序的各持一端，溝通不了，妥協(xié)不成。就政治價值本身而言，它們不應該是斷裂的，而是內在和諧的整體。自由就是這個整體的起點和歸屬。這個觀點符合馬克思的基本主張。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認為，勞動是人的社會類本質，而勞動的本質就是自由，因此自由是人的社會類本質。既然自由是人區(qū)別于動物的本質特性，那么自由就是人類行為（如勞動）的出發(fā)點。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的舊社會，就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2]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充分肯定了自由的價值特別是重視實現每個人的政治自由，這就是從資本對人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當然，馬克思主義把自由的實現寄望于那消滅了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過程就是從不自由走向自由，也就是說，自由的社會是人類發(fā)展的歸屬。就政治歷史來看，人類社會對自由孜孜不倦的.追求，歸根到底是出于對專制權力（absolutegovernment）進行防范和約束的要求。無論如何，自由提供了社會大眾及邊緣群體訴求權利、抵制強暴的正當理由。因而自由往往成為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話語。然而，自由又是與一定社會秩序相聯系的權利運動，這樣的權利運動，要么是暴力革命，要么是點滴改良。因此，自由又可以成為社會精英的政治動員口號。

自由的理念不是橫空出世而來的，而是歷史經驗發(fā)酵的產物。然而，人類所記載的歷史比比皆是對專制暴政的控訴，個人的歷史經歷也往往是對專制權力的痛苦回憶。因此，那些呼喊自由的人們，他們的一個潛意識就是如何從根本上防止悲愴歷史的重演。人們訴求自由權利的政治行動，既是現實權利的訴求，也是對一種良好社會的寄托。因此，自由概念的爭議性質，不僅在于解釋者的社會背景及其個體經驗的差異，還在于人們對歷史的解釋以及未來的憧憬都大相庭徑。

[1][2][3]。

中國古代哲學論文中國哲學論文（匯總14篇）篇七

悠悠五千年華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豈料到了如今，竟然還敵不過歐洲中世紀、日本戰(zhàn)國之類雕蟲小技膾炙網民，真乃奇恥大辱也!本文撰寫的目的，就是要通過縱談的形式，展現華夏先進的軍事文化，用鐵的事實證明華夏兵家的偉大!

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卻絕非易事。

由于我國史學者的失職，可以尋找到的相關資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語的照搬、五花八門兵器的羅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紹，以如此凌亂的咨料，想撰寫高質量的縱談實在是頗費思量的事情。

為此，筆者不但要查閱大量相關資料，甚至還要從許多不相關的資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經過分析、歸納、到撰寫成文，斷斷續(xù)續(xù)歷時近2個月，著實大費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負有心人，縱談終于是完成了。

雖然還有諸如火器、雜兵器、野戰(zhàn)戰(zhàn)術之類內容暫時未能涉及，但筆者可以自信的說，這已經是至今為止網絡上介紹最為系統(tǒng)、最有參考價值、也最言簡意賅的關于中國古代兵器的普及讀本了。

即使圖書中也難有匹敵者!呵呵，這可不是自賣自夸，而是由于查閱了大量資料，加上筆者認真的研究分析，實在沒理由達不到這種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雞蛋了。

筆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夠對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幾分欽佩與自豪，對歐洲中世紀、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謂日本戰(zhàn)國文化多幾分冷靜比較，這就是筆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刀與劍。

深思的是，歷史會如此迂回。

劍并非中原發(fā)明，刀才是正宗原產，然而從東周到西漢初，刀卻一度被廢棄了，而長刀則消沉得更久。

商代銅刀長度很短，長者也只與羅馬短劍相當，充其量算把西瓜刀。

也許正因短刀重量較沉，靈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劍，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響廢刀用劍了。

短刀第二次出現已經是時隔8、9的西漢了。

西漢是鐵的時代，蓬勃興起的煉鋼業(yè)將漢軍隊鑄成為那個時代罕見的鋼鐵雄師。

鋼鐵提供了兵器更為堅韌的骨骼，催生出長達1米的環(huán)首刀。

在尚無馬鞍和馬蹬的騎兵眼中，那粗獷有余細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蘊含了前所未見的凌厲殺氣，厚實的刀背將輕易承受住猛烈揮砍的應力，使他們化身為撲襲的獵鷹。

環(huán)首刀徹底取代長劍是在東漢末年，在那之后它將作為一個經典和傳奇橫跨過300年時光直達隋唐。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東晉就出現了分裂，導致兩種刀式的并行發(fā)展，一種是直窄樣式，另一種是近代常見的寬體樣式。

但古人對事物的革新總是異常謹慎，就如同他們腰里別著劍鞘千余年，才在波斯雙環(huán)的影響下，用繩將刀劍掛在腰際，寬體刀還要再承受幾百年的寂寞。

對環(huán)首刀的改進就是增加護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圓環(huán)，這個轉變自魏晉始至唐成熟，但這已經使環(huán)首刀再無法稱為環(huán)首了。

改進后的刀分為三種，其中的戰(zhàn)刀稱作橫刀。

盡管環(huán)首刀日后將在中國完全絕跡，但'唐樣大刀'卻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的年代到來了，那稱得上帝國最黑暗的時期之一，充斥著嗜殺成性的暴君，戰(zhàn)亂迭起刺激了武器技術的發(fā)展。

攘平**的宋朝既是刀復歸的時代，也是刀發(fā)揚的時代，短刀改變了，長刀東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聯為一體的刀脊，令同樣寬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應力，從而斬甲斷骨，但卻缺乏使刀刃開膛破腹的流暢弧線。

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韌有余而剛硬不足。

但這只是歐洲和西亞的難題，中國用堅重的寬體刀將兩者合而為一，這完美的結合將只有日本太刀的靈活鋒銳可以打破。

太刀說來就來了，高碳鋼精鍛而成的微弧刀身異常迅猛，令人與兵器皆數粗制濫造的明軍大為惶恐。

師夷長技不敢當，因為明軍缺乏倭寇的野蠻，但對兵器樣式的學習倒顯得相當誠懇。

于是明軍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從1米長的單手刀，到2米長的雙手刀，連騎兵也未能脫離此列。

可惜武備無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貪腐和人心叛離，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終斷送了華夏基業(yè)。

當歐洲槍炮在中國土地炸響時，無論精致的武官刀，還是寬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處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臺是抗日戰(zhàn)爭，但目的只是為了繳獲槍炮，當然或許騎兵還繼續(xù)使用過一段，總之刀衰落了。

劍有三個要素，一是長度，二是靈活性，三是結構強度。

長度利于先發(fā)制人和擴大防護，靈活性利于攻守應變，結構強度則決定劍的彎折。

短劍靈活有余而長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現樹立了劍之地位的春秋戰(zhàn)國之交，劍的長度也在逐步延長。

延長的辦法是改進劍身剖面，或許還會將背和刃分用含錫不同的銅水澆鑄，這些辦法都有助于提高劍身強度，使劍更為修長。

于是戰(zhàn)國便有了6、70厘米長的銅劍，而在登峰造極的西漢，這項紀錄更突破了1.1米。

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劍是中國武學的標志之一，但實際上這個標志卻只風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時光則更短。

隨著劍的不斷延長，問題出現了，固然長度能增強劍的攻擊優(yōu)勢，但卻降低了原先近距離擊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長的騎兵更是迫切需求專業(yè)的劈砍兵器。

于是環(huán)首刀應運而生，厚實的刀背比劍更不易彎折，同時制造工藝更簡單。

至于擊刺功能，與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長矛手將成為唯一的專業(yè)者。

劍曾將刀置于末路，但當技術更為提高后，刀又反過來要置劍于絕境了。

劍失去了實用功能，越來越歸于裝飾，向著高雅輕巧過渡，進入隋唐以后，就連官員也很少佩劍了。

不過當裝飾性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審美的需求就會掩蓋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劍就是證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當代那些裝飾華麗的匕首劍了。

當如今的人們津津樂道那些或纖細柔軟、或棱角方鈍的武術劍時，可曾想到劍的悲哀呢?

在刀劍間恩怨終結的同時，長刀也再度登場了。

因為長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幾百年，所以出現晚上幾百年，從同甘共苦的原則算起來倒也公平。

原始長刀除了刃平些、體窄些外，與斧鉞實在看不出多少差別，但再次復興的長刀，卻是得益于寬體短刀的發(fā)展，這點從東晉時期出現了可裝長柄的寬體短刀可以看出。

不過寬體長刀的正式出現可沒那麼早，東晉的偶然創(chuàng)新也許僅是騎戰(zhàn)時代的激情爆發(fā)，就像南北朝個別長達1.6米的環(huán)首刀不代表其常規(guī)長度一樣。

長刀復興后最早出現的是擁有兩刃的陌刀，這種刀至今雖未見實物，不過從其宋代繼承者掉刀那里，還是依稀可辨其三尖兩刃的特征的。

陌刀堪稱刀之極長，因為過長意味著攻擊緩慢和不便揮舞，2米以上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達3米。

陌刀曾在唐軍中叱咤一時，陌刀隊列陣于前橫向密進，大刀紛落敵陣，每擊都討得數人斃傷，所向無前。

但也許是作為砍擊兵器雙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見記載了，取代之占主導地位的是寬體長刀。

與宋代人文發(fā)達和軍事軟弱相比照，長刀的裝飾也是偏于華麗失之實際，但這并不能埋沒宋代長刀的歷史地位。

宋代為長刀創(chuàng)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詳的偃月刀、眉尖刀、鳳嘴刀、戟刀等都是那個時代出現的，以至明清兩代除分別創(chuàng)立鉤鐮刀和長桿鐮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難再有新樣式。

長刀應該比短刀更早衰落，隨著清帝國的崩潰，新式軍隊也許仍裝備短刀，笨重的長刀卻絕不會再用了。

第二章戈與矛。

早期的戈簡單說就是歪頭矛。

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長刀，是因為當時盛行車戰(zhàn)，而車戰(zhàn)的近戰(zhàn)是在戰(zhàn)車交錯時展開的，用矛的話很難借助戰(zhàn)車的沖力，同時也難以在交錯的瞬間擊中目標，沉甸甸的長刀則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損失效。

于是善于啄殺的戈就成了當然的主力。

春秋戰(zhàn)國之交，戰(zhàn)爭規(guī)模日益升級，類似歐洲中世紀的戰(zhàn)爭游戲變成了人民戰(zhàn)爭。

一待翻山越嶺的步兵使戰(zhàn)場不再局限于平原，銅弩機的使用令弩手升級為射馬殺人的好手，戰(zhàn)術謀略極大豐富，戰(zhàn)車的末日也就來到了。

但老派'騎士'的虛榮心此時尚未完全熄滅，于是戰(zhàn)車有了更多的戰(zhàn)馬、更厚更多的盾甲、連兩側軸頭都裝了驅殺步兵的扁矛，戈也發(fā)生了變化，頭部變成弧形，內刃加長像鐮刀，外刃增強了推的殺傷力，用推來對付步兵的圍攻。

可惜這一切還是無濟于事，戰(zhàn)車的終結到來于西漢初年。

戈有些很不好的缺點，比如頭部易脫落、因揮擊而攻擊緩慢等。

所以后來戈通用的裝頭方法只有綁縛，看起來簡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緊。

不過揮擊緩慢是沒治了，而且桿部由于抗力方向問題還更易折斷，推又不如刺靈巧鋒利，到頭來唯一不可取代的價值還是啄。

因此隨著戰(zhàn)車的衰落，步兵擺脫了最大的側面威脅，其存在就變得毫無價值了。

矛的地位不遜于戈，戰(zhàn)車上往往也會裝備1-2支長矛以備不時之需，但矛卻始終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補了空白。

戟的出現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過并沒在戰(zhàn)斗中顯示出明顯優(yōu)勢，因此沒能得到重視。

到了秦漢，也許是戰(zhàn)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適應失去戈的轉變，戟就突然成了寵兒。

但戟也存在缺點。

比如容易被攪纏，漢代有種叫鉤鑲的帶鉤小盾就是專用來攪纏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給持戟人一刀。

另外騎兵沖鋒對戟的推鉤功能也不太依賴，刺的同時又推是多此一舉，鉤固然有用，但也帶來了戈的老毛病-頭部易脫落。

因此到了東漢，長戟的戟枝就越來越向前了，說白了就是像叉了，經過魏晉更干脆把戟廢了，轉而全力發(fā)展矛。

這時候就該矛唱獨角戲了，長刀的出現還要再過幾百年，大斧則只是輔助兵器，所以矛在當時的長兵器序列里可謂一枝獨秀。

矛又叫槊，又分為馬槊和步槊，興起于漢末，估計那些三國名將絕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戰(zhàn)的。

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時期，因為此時中原騎戰(zhàn)鼎盛，而身披兩襠鎧的重裝騎兵正是以槊和弓箭為主力武器。

步槊的使用較簡單，因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組武器序列中的一種罷了，用途在于較安全的刺倒敵人，掩護短刀手作戰(zhàn)。

因此對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藝是否高強，并非考察的關鍵。

馬槊的使用較復雜，因為槊不同于歐式長矛，后者單手持用只用于沖鋒，前者則雙手持用既沖鋒又近戰(zhàn)。

當騎兵沖入敵陣后會展開沖蕩，此時攻防的方向和范圍都遠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馳顛簸的馬背上，加之槊長達4米的慣性，毫無疑問，不經過一定的嚴格訓練很容易破綻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稱槍，宋代是槍的黃金時代，種類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也許是對騎兵正面突破的依賴降低的緣故，馬槍的長度略有縮短，使其更靈活，同時制作更精良。

宋代馬槍頭部一般都有刺和鉤的雙重用途，槍后有可插入地的鐵鐓，桿上還有牛皮編成的提繩，看起來實在很體貼。

進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槍的種類也就簡化了，清代騎射起家，對冷兵器情有獨鐘，于是槍的種類再次豐富，甚至出現了近5米長的釘槍，已達中國長兵器長度禁忌的極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麼用。

矛最后的舞臺是抗日戰(zhàn)爭，紅纓槍的廣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為當代孩子的玩具。

可惜玩具的命運與其祖先當初一樣，隨著歐洲槍炮的隆作，華夏無敵的美夢幻滅了，隨著玩具槍的出現，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睞擁有紅纓槍的孩子了。

中國古代哲學論文中國哲學論文（匯總14篇）篇八

謝道韞身出名門，系東晉安西將軍謝奕之女。王謝世家，在魏晉南北朝那是響當當的字號。即使在門閥林立的東晉，王謝兩門也自視極高，婚嫁除了入宮攀龍附鳳以外，都只在兩族之內進行。他們兩家在晉朝消亡之后仍是風光不減，直到梁武帝時大梟雄侯景向兩族求婚被拒絕遂視此為平生恨事，最后造反時順便將王謝兩族徹底誅絕。王謝的數代風流到此嘎然而止，只留下劉禹錫的一首，“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讓后人懷詠。謝道韞還是個小mm的時候就相當了得。

一次叔父謝安問她，“《毛詩》中何句最佳?”，謝道韞答道，”詩經三百篇，莫若《大雅·嵩高篇》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謝安大贊其雅人深致。不要小看這一贊，謝安何等樣人，不說他在淝水之戰(zhàn)中的鎮(zhèn)定氣度，也不說他權謀機變的高超政治手段或者是一心只想歸隱的澹泊心態(tài)，只說后世的詩仙李太白向來眼高于頂，有著天子呼來不上來的狂氣，然而他生平唯一服膺的人就是這個東山不出的謝安石。其時天下號稱名士的何止千萬，能得謝安一贊幾乎可以藉此榮耀終身。

另一則故事就更經典了，一次冬日謝氏家族聚會，正趕上大雪鵝毛般片片落下，謝安于溫酒賞雪之余，雅興大發(fā)，問在座的謝氏后輩，飄飄大雪何所似?謝道韞的堂哥謝明接口：“撒鹽空中差可擬。”

(這位老兄空中撒鹽何故，難道想人工降雪?：))。謝道韞馬上微哂道：“未若柳絮因風起。”簡單一句，謝道韞的詩情才氣相比她堂哥何啻宵壤!謝安大聲稱善，夸獎道韞敏慧過人。

中國古代哲學論文中國哲學論文（匯總14篇）篇九

總的來講，座次是“尚左尊東”“面朝大門為尊”。若是圓桌，則正對大門的為主客，主客左右手邊的位置則以離主客的距離來看，越靠近主客位置越尊，相同距離則左側尊于右側。若為八仙桌，如果有正對大門的座位，則正對大門一側的右位為主客。如果不正對大門，則面東的一側右席為首席。

如果為大宴，桌與桌間的排列講究首席居前居中，左邊依次2、4、6席，右邊為3、5、7席，根據主客身份、地位親疏分坐。

如果你是主人，你應該提前到達，然后在靠門位置等待，并為來賓引座。如果你是被邀請者，那么就應聽從東道主安排入座。

一般來說，如果你的老板出席的話，你應該將老板引至主座，請客戶最高級別的坐在主座左側位置。除非這次招待對象的領導級別非常高。

二、點菜。

如果時間允許，你應該等大多數客人到齊之后，將菜單供客人傳閱，并請他們來點菜。當然，作為公務宴請，你會擔心預算的問題，因此，要控制預算，最重要的是多做飯前功課，選擇合適檔次的請客地點，這樣客人也能領會你的預算。一般來說，如果是你來埋單，客人也不太好意思點菜，都會讓你來做主。如果你的老板也在酒席上，千萬不要因為尊重或是認為他應酬經驗豐富，酒席吃得多，而讓他來點菜，除非是他主動要求，否則，他會覺得不夠體面。

如果你是赴宴者，你應該知道，不該在點菜時太過主動，而是要讓主人來點。如果對方盛情要求，你可以點一個不太貴、又不是大家忌口的菜。記得征詢一下桌上人的意見，特別是問一下“有沒有哪些是不吃的？”或是“比較喜歡吃什么？”讓大家感覺被照顧到了。點菜后，可以請示“我點了菜，不知道是否合幾位的口味”“要不要再來點其他的什么”等等。

點菜三規(guī)則。

一看人員組成。

一般來說，人均一菜是比較通用的規(guī)則。如果是男士較多的餐會可適當加量。

二看菜肴組合。

一般來說，一桌菜最好是有葷有素，有冷有熱，盡量做到全面。如果桌上男士多，可多點些葷食，如果女士較多，則可多點幾道清淡的蔬菜。

三看宴請的重要程度。

若是普通的商務宴請，平均一道菜在50元到80元左右可以接受。如果這次宴請的對象是關鍵人物，那么要點上幾個夠分量的菜，例如龍蝦、刀魚、鰣魚，再要上規(guī)格一點，則是鮑魚、翅粉等。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點菜時不應該問服務員菜肴的價格，或是討價還價，這樣會讓你公司在客戶面前顯得有點小家子氣，而且客戶也會覺得不自在。

中餐點菜的三優(yōu)四忌。

一頓標準的中式大餐，通常先上冷盤，接下來是熱炒，隨后是主菜，然后上點心和湯，如果感覺吃得有點膩，可以點一些餐后甜品，最后是上果盤。在點菜中要顧及到各個程序的菜式。

優(yōu)先考慮的菜肴。

（1）有中餐特色的菜肴。

宴外賓的時候，這一條更要重視。像炸春卷、煮元宵、蒸餃子、獅子頭、宮爆雞丁等，并不是佳肴美味，但因為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所以受到很多外國人的推崇。

（2）有本地特色的菜肴。

比如西安的羊肉泡饃，湖南的毛家紅燒肉，上海的紅燒獅子頭，北京的涮羊肉，在當地宴請外地客人時，上這些特色菜，恐怕要比千篇一律的生猛海鮮更受好評。

（3）本餐館的特色菜。

很多餐館都有自己的特色菜。上一份本餐館的特色菜，能說明主人的細心和對被請者的尊重。

三、餐具。

（1）筷子。

筷子是中餐最主要的餐具。使用筷子，通常必須成雙使用。用筷子取菜、用餐的時候，要注意下面幾個“小”問題。

二是和人交談時，要暫時放下筷子，不能一邊說話，一邊像指揮棒似地舞著筷子。

三是不要把筷子豎插放在食物上面。因為這種插法，只在祭奠死者的時候才用。

四是嚴格筷子的職能。筷子只是用來夾取食物的。用來剔牙、撓癢或是用來夾取食物之外的東西都是失禮的。

（2）勺子。

勺子的主要作用是舀取菜肴、食物。有時，用筷子取食時，也可以用勺子來輔助。盡量不要單用勺子去取菜。用勺子取食物時，不要過滿，免得溢出來弄臟餐桌或自己的衣服。在舀取食物后，可以在原處“暫停”片刻，湯汁不會再往下流時，再移回來享用。

暫時不用勺子時，應將其放在自己的碟子上，不要直接放在餐桌上，或是讓其在食物中“立正”。用勺子取食物后，要立即食用或放在自己碟子里，不要再將其倒回原處。

如果取用的食物太燙，不可用勺子舀來舀去，也不要用嘴對著吹，可以先放到自己的碗里等涼了再吃。不要把勺子塞到嘴里，或者反復吮吸、舔食。

（3）盤子。

稍小點的盤子就是碟子，主要用來盛放食物，在使用方面和碗略同。盤子在餐桌上一般要保持原位，而且不要堆放在一起。

需要著重介紹的是一種用途比較特殊的.被稱為食碟的盤子。食碟的主要作用，是用來暫放從公用的菜盤里取來享用的菜肴的。用食碟時，一次不要取放過多的菜肴，看起來既繁亂不堪，又像是餓鬼投胎。不要把多種菜肴堆放在一起，弄不好他們會相互“竄味”，不好看，也不好吃。不吃的殘渣、骨、刺不要吐在地上、桌上，而應輕輕取放在食碟前端，放的時候不能直接從嘴里吐在食碟上，要用筷子夾放到碟子旁邊。如果食碟放滿了，可以讓服務員換。

（4）水杯。

主要用來盛放清水、汽水、果汁、可樂等軟飲料時使用。不要用來盛酒，也不要倒扣水杯。另外，喝進嘴里的東西不能再吐回水杯。

（5）濕毛巾。

中餐用餐前，比較講究的話，會為每位用餐者上一塊濕毛巾。

他只能用來擦手。擦手后，應該放回盤子里，由服務員拿走。有時候，在正式宴會結束前，會再上一塊濕毛巾。和前者不同的是，濕毛巾只能用來擦嘴，卻不能擦臉、抹汗。

（6）牙簽。

盡量不要當眾剔牙。非剔不行時，用另一只手掩住口部，剔出來的東西，不要當眾觀賞或再次入口，也不要隨手亂彈，隨口亂吐。剔牙后，不要長時間叼著牙簽，更不要用來扎取食物。

四、飲食禁忌。

（1）宗教的飲食禁忌，一點也不能疏忽大意。

例如，穆斯林通常不吃豬肉，并且不喝酒。國內的佛教徒少吃葷腥食品，它不僅指的是肉食，而且包括蔥、蒜、韭菜、芥末等氣味刺鼻的食物。一些信奉觀音的佛教徒在飲食中尤其禁吃牛肉，這點要在招待港澳臺及海外華人同胞時尤要注意。

（2）出于健康的原因，對于某些食品，也有所禁忌。

比如，心臟病、腦血管動脈硬化、高血壓和卒中后遺癥的人，不適合吃狗肉；肝炎病人忌吃羊肉和甲魚，胃腸炎、胃潰湯等消化系統(tǒng)疾病的人也不合適吃甲魚；高血壓、高膽固醇患者，要少喝雞湯等。

（3）不同地區(qū)，人們的飲食偏好往往不同。

對于這一點，在安排菜單時要兼顧。比如，湖南人普遍喜歡吃辛辣食物，少吃甜食。英美國家的人通常不吃寵物、稀有動物、動物內臟、動物的頭部和腳爪。另外，宴請外賓時，盡量少點生硬需啃食的菜肴，老外在用餐中不太會將咬到嘴中的食物再吐出來，這也需要顧及到。

（4）有些職業(yè)，出于某種原因，在餐飲方面往往也有各自不同的特殊禁忌。

例如，國家公務員在執(zhí)行公務時不準吃請，在公務宴請時不準大吃大喝，不準超過國家規(guī)定的標準用餐，不準喝烈性酒。再如，駕駛員工作期間不得喝酒。要是忽略了這一點，還有可能使對方犯錯誤。

五、吃菜。

中國人一般都很講究吃，同時也很講究吃相。隨著職場禮儀越來越被重視，商務飯桌上的吃和吃相也更加講究。以下以中餐為例，教你如何在餐桌上有禮有儀，得心應手。

中餐宴席進餐伊始，服務員送上的第一道濕毛巾是擦手的，不要用它去擦臉。上龍蝦、雞、水果時，會送上一只小小水盂，其中飄著擰檬片或玫瑰花瓣，它不是飲料，而是洗手用的。洗手時，可兩手輪流沾濕指頭，輕輕涮洗，然后用小毛巾擦干。

用餐時要注意文明禮貌。對外賓不要反復勸菜，可向對方介紹中國菜的特點，吃不吃由他。有人喜歡向他人勸菜，甚至為對方夾菜。外賓沒這個習慣，你要是一再客氣，沒準人家會反感：“說過不吃了，你非逼我干什么？”依此類推，參加外賓舉行的宴會，也不要指望主人會反復給你讓菜。你要是等別人給自己布菜，那就只好餓肚子。

客人入席后，不要立即動手取食，而應待主人打招呼，由主人舉杯示意開始時，客人才能開始，客人不能搶在主人前面。夾菜要文明，應等菜肴轉到自己面前時，再動筷子，不要搶在鄰座前面，一次夾菜也不宜過多。要細嚼慢咽，這不僅有利于消化，也是餐桌上的禮儀要求。絕不能大塊往嘴里塞，狼吞虎咽，這樣會給人留下貪婪的印象。不要挑食，不要只盯住自己喜歡的菜吃，或者急忙把喜歡的菜堆在自己的盤子里。

用餐的動作要文雅，夾菜時不要碰到鄰座，不要把盤里的菜撥到桌上，不要把湯潑翻。不要發(fā)出不必要的聲音，如喝湯時“咕嚕咕嚕”，吃菜時嘴里“叭叭”作響，這都是粗俗的表現。不要一邊吃東西，一邊和人聊天。嘴里的骨頭和魚刺不要吐在桌子上，可用餐巾掩口，用筷子取出來放在碟子里。掉在桌子上的菜，不要再吃。進餐過程中不要玩弄碗筷，或用筷子指向別人。不要用手去嘴里亂摳。用牙簽剔牙時，應用手或餐巾掩住嘴。不要讓餐具發(fā)出任何聲響。

用餐結束后，可以用餐巾、餐巾紙或服務員送來的小毛巾擦擦嘴，但不宜擦頭頸或胸脯；餐后不要不加控制地打飽嗝或噯氣；在主人還沒示意結束時，客人不能先離席。

六、喝酒。

俗話說，酒是越喝越厚，但在酒桌上也有很多學問講究，以下總結了一些酒桌上的你不得不注意的小細節(jié)。

細節(jié)一：領導相互喝完才輪到自己敬酒。敬酒一定要站起來，雙手舉杯。

細節(jié)二：可以多人敬一人，絕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領導。

細節(jié)三：自己敬別人，如果不碰杯，自己喝多少可視情況而定，比如對方酒量、對方喝酒態(tài)度，切不可比對方喝得少，要知道是自己敬人。

細節(jié)四：自己敬別人，如果碰杯，一句，我喝完，你隨意，方顯大度。

細節(jié)五：記得多給領導或客戶添酒，不要瞎給領導代酒，就是要代，也要在領導或客戶確實想找人代，還要裝作自己是因為想喝酒而不是為了給領導代酒而喝酒。比如領導甲不勝酒力，可以通過旁敲側擊把準備敬領導甲的人攔下。

細節(jié)七：如果沒有特殊人物在場，碰酒最好按時針順序，不要厚此薄彼。

細節(jié)八：碰杯，敬酒，要有說詞，不然，我干嘛要喝你的酒？

細節(jié)九：桌面上不談生意，喝好了，生意也就差不多了，大家心里了然，不然人家也不會敞開了跟你喝酒。

【關于敬酒】。

1.主人敬主賓。

2.陪客敬主賓。

3.主賓回敬。

4.陪客互敬。

記住：作客絕不能喧賓奪主亂敬酒，那樣是很不禮貌，也是很不尊重主人的。

七、倒茶。

這里所說的倒茶學問既適用于客戶來公司拜訪，同樣也適用于商務餐桌。

（1）首先，茶具要清潔。

客人進屋后，先讓坐，后備茶。沖茶之前，一定要把茶具洗干凈，尤其是久置未用的茶具，難免沾上灰塵、污垢，更要細心地用清水洗刷一遍。在沖茶、倒茶之前最好用開水燙一下茶壺、茶杯。這樣，既講究衛(wèi)生，又顯得彬彬有禮。如果不管茶具干凈不干凈，胡亂給客人倒茶，這是不禮貌的表現。人家一看到茶壺、茶杯上的斑斑污跡就反胃，怎么還愿意喝你的茶呢？現在一般的公司都是一次性杯子，在倒茶前要注意給一次性杯子套上杯托，以免水熱燙手，讓客人一時無法端杯喝茶。

（2）其次，茶水要適量。

先說茶葉，一般要適當。茶葉不宜過多，也不宜太少。茶葉過多，茶味過濃；茶葉太少，沖出的茶沒啥味道。假如客人主動介紹自己喜歡喝濃茶或淡茶的習慣，那就按照客人的口味把茶沖好。

再說倒茶，無論是大杯小杯，都不宜倒得太滿，太滿了容易溢出，把桌子、凳子、地板弄濕。不小心，會燙傷自己或客人的手腳，使賓主都很難為情。當然，也不宜倒得太少。倘若茶水只遮過杯底就端給客人，會使人覺得是在裝模作樣，不是誠心實意。

（3）再次，端茶要得法。

（4）添茶。

如果上司和客戶的杯子里需要添茶了，你要義不容辭地去做。你可以示意服務生來添茶，或讓服務生把茶壺留在餐桌上，由你自己親自來添則更好，這是不知道該說什么好的時候最好的掩飾辦法。當然，添茶的時候要先給上司和客戶添茶，最后再給自己添。

八、離席。

一般酒會和茶會的時間很長，大約都有在2h以上。也許逛了幾圈，認得一些人后，你很快就想離開了。這時候，中途離席的一些技巧，你不能不了解。

常見一場宴會進行得正熱烈的時候，因為有人想離開而引起眾人一哄而散的結果，使主辦人急得直跳腳。欲避免這種煞風景的后果，當你要中途離開時，千萬別和談話圈里的每一個人一一告別，只要悄悄地和身邊的兩三個人打個招呼，然后離去便可。

中途離開酒會現場，一定要向邀請你來的主人說明、致歉，不可一溜煙便不見了。

和主人打過招呼，應該馬上就走，不要拉著主人在大門口聊個沒完。因為當天對方要做的事很多，現場也還有許多客人等待他（她）去招呼，你占了主人太多時間，會造成他（她）在其他客人面前失禮。

有些人參加酒會、茶會，當中途準備離去時，會一一問他所認識的每一個人要不要一塊走。結果本來熱熱鬧鬧的場面，被他這么一鼓動，一下子便提前散場了。這種鬧場的事，最難被宴會主人諒解，一個有風度的人，可千萬不要犯下這鐘錯誤。

中國古代哲學論文中國哲學論文（匯總14篇）篇十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禮記）。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

聞道有先后，術業(yè)有專攻。（韓愈）。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朱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譚嗣同）。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杜甫）。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晏殊）。

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陸游。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莊子》）。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劉備）。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易經）。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李商隱）。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楊萬里）。

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魯迅）。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屈原）。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

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晏子春秋）。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禮記》）。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禮記》）。

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孫子兵法）。

知識就是力量。（培根）。

中國古代哲學論文中國哲學論文（匯總14篇）篇十一

摘要:中國古代關于生涯發(fā)展的哲學思想極其豐富,以《周易》為發(fā)端形成的多種流派的人生哲學思想對人的成長、進步及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要做好職業(yè)指導工作,就應認真研究和充分挖掘中國文化當中關于生涯發(fā)展的思想精華,建立符合中國社會要求的生涯發(fā)展思想體系、理論體系和技術手段,指導人的成長,促進人的職業(yè)發(fā)展。

關鍵詞:生涯發(fā)展;人生哲學;職業(yè)指導。

“生涯”一詞很早就有,如《莊子養(yǎng)生主》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南朝沈炯《獨酌謠》“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等,這些文獻中的“生涯”主要指生命、人生、生活等。現在,“生涯”則是指從事某種活動或職業(yè),又稱職業(yè)生涯。或者說“生涯”就是植入職業(yè)元素的人生,生涯發(fā)展則是指人通過職業(yè)活動獲得的成長和進步,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積累、豐富,人生價值的實現。

中國自古就關注人生問題,人生哲學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和思想精髓。不同的思想流派,如道家、儒家、釋家等,有著不同的思想方法,并從不同的視角探討人生價值、人與外界的關系、人的生存、人的發(fā)展,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關于人的生涯發(fā)展的問題。不斷發(fā)展和完善的思想體系長期指導著人的成長和發(fā)展,并對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起著重要作用。我國古代關于生涯發(fā)展的思想資源是極其豐富的,因此我們要進行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將它們運用到職業(yè)發(fā)展教育和職業(yè)指導當中,以建立符合我國文化背景、能促進大學生健康成長的生涯發(fā)展思想體系、理論體系和技術手段。

一、《周易》是生涯發(fā)展哲學思想的源頭。

《周易》被認為是生涯發(fā)展哲學思想的源頭。《周易》哲學的中心是人生論,它把對宇宙本體及其屬性的形上體察作為人類安身立命的最高依據,在宇宙與人生的密切關系中確立人類的精神家園,關于生涯發(fā)展思想最精辟的概括是人天關系中的天人合一。

《周易》認為處世有三大法寶:第一是“守正”,就是天地萬物各有其位,人也不例外,不能無視個體的社會屬性,每個人都應在世界上找準自己的位置;第二是“中孚”,就是對他人的誠信要發(fā)自內心;第三是“和”,就是與他人的關系要保持和諧、順暢。《周易》還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人要把自己的命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豁達地面對人生,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達到目的。其“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君子居易使命,與時偕行”等思想至今仍是人們的座右銘。

《周易》以人生必變、所變、不變的規(guī)律,闡明人生知變、應變、適變的法則,并以此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指導人們的成長和進步,可謂生涯發(fā)展的圣典。

二、儒家人生思想長期處于主導地位。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儒家繼承、發(fā)展和完善了《周易》的人生哲學思想,在關于生涯發(fā)展思想方面長期處于主導地位。儒家關于生涯發(fā)展的思想有兩個方面。

1.正名。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正名就是建立一種倫理道德的人際關系,也就是“仁”。仁的意義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理解。首先是獨善其身,其次是在個人修身完成具備道德力量以利大眾時,開始群體生活的人際關系,達到自己的完善,成為兼濟天下的圣人,也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2.順應天命。

同其他先哲一樣,孔子也感嘆人生苦短,因此他認為在人生發(fā)展的整個過程中都要順時應天,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在《論語為政篇》中他自稱:“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就是對人生過程深刻的闡釋,是最早關于人生發(fā)展階段的理論。孔子以自己的經歷告誡后人,人在二十歲以前應該好學,學思結合,學以致用,從而為實現個體人向社會人的轉變作好準備;三十歲追求內在的獨立,建立心靈內在的自信;四十歲不再為是非公平所困擾,淡定從容;五十歲不怨天,不尤人;六十歲能悲天憫人,真正地理解和包容別人的所思所為;七十歲建立內心的價值體系,將人生的種種壓力轉化,瀟灑自如地應對世間所有的事情,以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儒家還非常注重對人生志趣的追求和探討,對人生立志問題的認識極其深刻,《論語》中對“志”有多處論述,專談立志問題的至少有十一章,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篇》)。孔子還強調人要有高尚的情操,要嚴格要求自己,對高貴應“不為茍得”,對生死應“無求生以害仁”。他提倡頑強的奮斗精神,不計較生活的好壞和環(huán)境的優(yōu)劣,要努力奮斗、絕不灰心,堅韌地“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篇》。另外,“志于道”(《論語述而篇》)、“博學而篤志”(《論語子張篇》)等論述,也都是積極人生觀的體現。

孟子更主張積極入世的人生觀,有一種“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軒昂霸氣,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無可奈何更為堅毅和充滿斗爭意志。孟子相信即使暫時遇到挫折和困難,也不過是一些必經的考驗,人要想成功,就必須經風雨、見世面。他認為,人只有在逆境中奮斗,才能具有強烈的進取精神,所謂“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和“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說的就是人只有在憂患中才能生存,貪圖安樂就必然會導致滅亡。在面對困境時,孟子主張“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實現自我人生價值。

三、主張自我發(fā)展的道家的生涯發(fā)展思想備受推崇。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其所著的《道德經》雖寥寥數千言,卻深刻精辟,其中的人生法則對人生發(fā)展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道家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體性原則是從自我中找到人生的真諦。老子認為,一個人生存于天和地之間的獨立性問題才是解決人生問題的根源,人生面對的最大挑戰(zhàn)不在于社會的混亂、失序,甚至也不在于人際關系的疏離,而在于人與自己的疏離。也就是說,外在世界的一切如功名利祿、榮華富貴,雖會引誘人墮落,但導致墮落的真正原因還是自己定力不夠,沒有把握住自己的內心,不能止息它對外界的欲望。所以,人要達到一種崇高的境界,即“天人合一”,最重要的就是開啟心靈,也就是首先使自己和諧,進而使人與自然和諧。《道德經》第三十三章中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老子認為,人不僅要知人、勝人,而且要自知、自勝。也就是說,自己的主觀能動性要靠自己發(fā)揮,如果不能全面正確地理解自己,不能發(fā)揚優(yōu)點、克服缺點,就不能很好地發(fā)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因而也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成就;人若能自勝,就能以全部的精力使生命豐富和充實。自勝要求自我修煉,使自己具備理智地控制情感的能力以及主觀對客觀的應變能力。自勝的人能時時清醒地掌握自己,在生活中既恬靜又積極主動;能理智地認識環(huán)境,使自己的行為不至于受到不應有的誘惑和干擾。自己對眼前的物質享受必須有所知足,若終日過分追求物質享受,則會欲壑難填。人只有在“知足”的前提下,才能成為強者,才能知難而進、鍥而不舍。

道家的無為思想并不是無所為,而是效法“道”的順應自然,不刻意做作,以平常心來對待所有的事情。“道”的本質是無,“道”的作為是無為,而無為的成果和功能卻是有為。因此,無為絕不等于無所事事,而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調整心態(tài),抑制情欲,拒絕誘惑,使自己不受塵世利欲的熏染,從而進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以“道”為基礎的人生哲學要求人們善化心靈,約束心性,實現無為到無所不為的飛躍,這對現代人排除各種急功近利的思想從而完善自我有借鑒作用。

四、正確對待釋家出世和入世的人生觀。

釋家是佛教的別稱。釋家人生思想的核心是教育人們通過在生活實踐中的修學準確地認識自我、認識世界,進而從容于世界,最終使“真我”實現完全徹底的自在圓融無礙。在人生態(tài)度方面,釋家非常重視修行,重視“出世”和“入世”。釋家“出世”的一面是要人們遠離社會現實,而“入世”則是要人們服務社會,二者的結合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yè)。釋家提倡的“自利利他,普度眾生,要求凈化自己,做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主要回答了“如何做人”和“做一個什么樣的人”的問題。

在人生價值方面,釋家的主要思想體現是人生是否有價值、如何看待人生價值、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是什么等。釋家認為,人生是痛苦的,苦是人的命運,安于忍受世間的一切痛苦是每個人的義務,也是人的價值所在。在對待“苦”的問題上,釋家提倡于己要消滅欲望,要“慈悲為懷”“悲天憫人”,因此人生的意義在于修行。

在人生目的和人生理想方面,釋家認為,人生的目的是“超凡入圣”“普度眾生”。釋家從“人生是痛苦的”這一價值判斷出發(fā),主張個人出家修行,以便成佛,進入涅境界。“涅”是釋家思想中最高的理想,到了這個階段也就真正斷除了欲望,超越了生死。雖然釋家人生理想中的有些具體內容不可取,但這種追求精神境界的思想和方法在生涯發(fā)展中還是有借鑒意義的。

中國古代生涯發(fā)展哲學思想是東方文明的偉大成果,是先人留給后人的巨大精神財富。這些思想的核心都是人生價值觀,終極關懷則是人的成長和發(fā)展。雖然他們所提倡的人生價值的具體內容并不都是可取的,但關于奮發(fā)圖強、樹立遠大理想、重視道德與人格修養(yǎng)、建功立業(yè)、奉獻社會、輕物質追求而重精神境界的思想,卻是符合社會發(fā)展主流的,并且值得永遠繼承和發(fā)揚,在今天物質生活普遍提高的情況下尤其具有特殊意義。關于生涯發(fā)展的思想體系,我國很早就已出現和形成,現在我們要認真進行挖掘、整理、充實和完善,將科學的、符合社會發(fā)展要求的生涯發(fā)展思想運用到具體的職業(yè)實踐當中,以指導我們的工作,促進人的職業(yè)發(fā)展。

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環(huán)境下,職業(yè)發(fā)展教育和職業(yè)生涯規(guī)劃越來越受到重視。但目前我們的職業(yè)指導過分依賴西方的理論和技術,性格測試、心理測評、職業(yè)測評等手段被盲目運用,更為嚴重的是,很多時候我們將西方國家人的價值體系嫁接到我國,片面提倡自我發(fā)展,這就很容易導致自我膨脹,使職業(yè)發(fā)展教育脫離中國的文化背景,與構建和諧社會相背離。因此,我們要積極發(fā)掘我國古代生涯發(fā)展的智慧資源,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中西合璧,這樣才能構建更加完善的職業(yè)生涯發(fā)展思想體系、理論體系和技術手段,從而保證職業(yè)發(fā)展教育起到應有的積極作用。

實踐告訴我們,人的生涯問題很多是思想上和認識上的,不一定非要用西方的理論和測量方法去解決不可,我國古代生涯發(fā)展哲學思想及方法完全能夠使問題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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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哲學論文中國哲學論文（匯總14篇）篇十二

水,作為大自然中最普遍的`物象和生命之源,孕育和滋養(yǎng)了中國古代哲學.“水,萬物之本原”,在自然宇宙生成論中,水曾經被作為世界萬物的“質料因”.“上善若水”,在老莊哲學中,水被看作是“幾與道”.“智者樂水”,在儒家哲學中,水又被看作是事物變化和人類品德的象征.

作者：金戈作者單位：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員會,天津,300170刊名：海河水利英文刊名：haihewaterresources年，卷(期)：“”(1)分類號：b21關鍵詞：水古代哲學中國

中國古代哲學論文中國哲學論文（匯總14篇）篇十三

摘要：在我國語文教學而言，朱自清先生對于語文教育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朱自清先生27年的實踐和研究過程中，他通過不同的視角，對語文教育的多個層面發(fā)表了不少真知灼見，從而使當時的語文教學工作具備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同時又具備較強的獨創(chuàng)性教育思想。朱自清的語文教學思想具備嚴謹的理論體系，不僅在當時立足中國的基本國情，同時能夠較好的適應時代和社會發(fā)展的需求，具備較強的開拓性精神和價值，即便是在當前教育改革的時期，其別具一格的教學方法和手段依然值得推崇，具備較強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朱自清；語文教學思想；現代中學；語文教學。

語文課程作為我國基礎教育設置最早的一門學科，從小學階段直到高中畢業(yè)的期間，學生一直都要進行系統(tǒng)化的學習，以至于學生和教師對于語文課都不敢掉以輕心，將其作為學習階段的重要基礎性學科。而國家在語文學科的建設和改革工作方面，也給予了極大的重視，但是我國目前的改革現狀仍不令人滿意。談及目前的語文教學過程中存在較大的問題，幾乎能列舉出各種各樣教師存在的問題。例如教學模式過于機械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互動和樂趣性、缺乏啟示性和激發(fā)性等，從而導致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不足，進而出現學生厭學、教師厭教的不良因素，最終使得整個課程的教學計劃難以完成。

一、朱自清語文教育思想的特點。

對于朱自清語文教學思想而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機統(tǒng)一是其最大的特點。朱自清極力駁斥傳統(tǒng)觀點將語文學科作為一種工具性學科對待的態(tài)度，他認為，在語文教學中，應該以人格教育為理念，以培養(yǎng)學生的全面能力為目標，培養(yǎng)學生發(fā)散思維、感情培養(yǎng)等多種需求。在師生關系中，朱自清強調要堅持以學生作為教學工作的中心，教師在其中應該處于輔助性地位。以及要求在教學內容的選擇、閱讀、寫作、語言訓練等多方面都應該融入強大的人文主義精神，這也是朱自清語文教育的內涵所在[1]。在其理論認為，語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特征是一對彼此聯系、相互影響、缺一不可的共同體。如果單純考慮語文的工具性作用，很容易將語文的額絢爛多彩的內涵以及獨具一格的魅力抹殺，同時也會給語文教學工作帶來形式化的不良影響；如果單純考慮其人文性特點，又會產生對基礎性知識和讀寫能力等環(huán)節(jié)的弱化，同樣也不利于語文教學工作的良性發(fā)展。因此，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應該是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工具和基礎，也是推動語文教學工作人文性提升的內在因素；人文性是工具性的延續(xù)和發(fā)展，同樣也是實現其工具性的有效手段，兩者的融合發(fā)展對于提高現代語文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朱自清的.教育理念中，實現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統(tǒng)一，應該堅持兩者兼顧的原則，避免出現過猶不及的情況。

1、培養(yǎng)學生的語文閱讀的習慣，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yǎng)。

在中學的語文教學中，要提升學生的語文綜合素養(yǎng)，就要通過大量的閱讀來拓寬學生的認知范圍，通過開拓出多樣化的學習渠道，構建良好的語文學習環(huán)境，引導學生進行有效閱讀。與其他學科有所不同，在中學的語文學習過程中，學生在實際的生活中通過人際交往已經掌握一定的聽說能力。在進入學校學習后，不僅可以通過課堂教學進行學習，而且可以利用學校、家庭以及社會等多種語言環(huán)境，來實現語言的學習和應用。有實踐研究表明，語文綜合能力比較強的人，一般情況下都是通過課后的自主學習來強化其語言運用能力。但是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卻往往忽視了課外學習的重要性，只是將學習途徑局限于課堂之上，視野范圍僅停留在教科書之上，忽視了課外閱讀。這樣使得語文教學比較封閉，不利于學生綜合能力的提升[2]。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在教學過程中借鑒朱自清先生的思想，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對學生的自學能力加以肯定，使得學生去自助也與，在閱讀過程中進行感悟，積累一定的素材，提升語言能力，養(yǎng)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從而提升語文能力。

2、使學生進行獨立思考，培養(yǎng)學生的思維能力。

語文教學也和其他的學科一樣，培養(yǎng)學生認識世界以及學生的思維能力。語文教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工具性學科，可以培養(yǎng)人們學習知識，認知文明，有著比較高的功用價值，主要是培養(yǎng)人們的獨立思考，促進人們發(fā)散思維進行創(chuàng)造性地想象。對于中學階段的學生來說，語文在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上顯得更加的重要。中學生正在處于思想不斷發(fā)展成熟的過程，思維比較活躍，有著較強的可塑性。對于學生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學階段的語文教學中，教師作為課堂教學的引導者，在教學過程中要借鑒朱自清的思想，充分發(fā)揮自身的作用，設計出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內容和組織形式，同時要對課堂進行監(jiān)督，使得學生對語文學習產生興趣，提升語文學習的效果[3]。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在現代化教學理念之下，語文教學工作不在局限在口耳相傳和死記硬背之上，而是要求教師應該通過積極的教學方式，激發(fā)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啟發(fā)學生進行主動探索和思考，引導學生進行積極的探究、創(chuàng)新和研究，使學生主動參與到學習工作之中。語文學習作為一個需要長期積累的學科，就需要學生在探究、創(chuàng)新的過程中，通過培養(yǎng)語文習慣和語文能力的過程，實現其培養(yǎng)學生人格的目標。根據這層意義，朱自強的語文教學理念中的教學目標無疑和現代語文教學特征不謀而合，因此必然會對現代中學語文教學工作產生積極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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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錦艷.朱自清作文教學思想與初中作文教學改革研究[d].揚州大學,.

中國古代哲學論文中國哲學論文（匯總14篇）篇十四

1)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唐·元稹〈離思》)。

2)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唐·張繼〈楓橋夜泊》)。

3)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唐·盧延讓〈苦吟〉)。

4)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唐·秦韜玉〈貧女》)。

5)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僧云覽詩中之句)。

6)溪云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唐·許渾咸陽城東樓〉)。

7)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唐祖君彥《為李密檄洛州文》)。

8)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宋·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

9)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宋·范仲淹《岳陽樓記》)。

10)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宋·歐陽修〈醉翁亭記〉)。

11)雪消門外青山綠，花發(fā)江邊二月晴。(宋·歐陽修《春日西湖記謝法曹歌〉)。

12)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宋·歐陽修〈伶官傳序〉)。

13)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宋·柳永〈鳳棲梧〉)。

14)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

15)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宋·司馬光〈訓儉示康〉)。

16)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宋·王安石〈泊船瓜州〉)。

17)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宋·王安石《登飛來峰》)。

18)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宋·蘇軾《飲湖上初晴后雨》)。

19)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宋·蘇試《后赤壁賦》)。

20)但愿人長久，千里共蟬娟。(宋·蘇試《水調歌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