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曾試圖在平淡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寫一篇文章。寫作是培養人的觀察、聯想、想象、思維和記憶的重要手段。寫范文的時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介紹一下優秀的范文該怎么寫，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吧。

荷葉鐵線蕨的生態特征篇一

盆栽時，盆缽可選用淡色的釉盆和瓦盆;盆土必須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和通氣性，一般用富含腐殖質的泥炭土或腐葉土，再加入約1/3的粗砂和細砂，并放入一些骨粉，且盆底應墊一些碎瓦片或粗砂以利排水，根莖栽植深度為1.5～2.5厘米。

鐵線蕨喜陰怕光，在強光下不能順利生長，盆栽宜置于半日蔭或棚內的間接光照下培養，夏季忌陽光曝曬。生長季節要充分澆水。平時可每天澆水一次，夏季可每天澆水2次，并保持較高的空氣濕度;夏季高溫季節還應每天向葉面噴水2～3次才能保持葉色碧綠，還可每星期將盆放于水中浸泡一次。在秋末以后，應逐漸減少澆水次數，保持盆土濕潤即可，增強其抗寒性。水分不足時，葉片易變黃。

但若土壤水分過于飽和，或根部太干時立即大量澆水，會使植株萎蔫甚至死亡。需肥量不多，生長期15～30天施液肥一次即可，苗期可追施氮肥。施肥時勿將肥料沾污葉片，否則易致葉片枯黃，降低觀賞價值。鐵線蕨適應性強，生長快，葉叢過密會導致生長衰弱，葉片發黃，應及時分株繁殖或換盆。

鐵線蕨喜鈣肥，分株換盆時，可向盆中加少量石灰和碎蛋殼，補充些鈣肥。葉叢過密還不利于新葉萌發，可于秋季適當修剪，去掉一些老葉黃葉，以利保持植株的清新優美。生長適溫為18～25℃，越冬溫度不宜低于10℃。

可用分株或孢子繁殖：分株繁殖在室內四季均可，但一般在早春結合換盆進行。將母株從盆中取出，切斷其根狀莖，使每塊均帶部分根莖和葉片，然后分別種于小盆中。根莖周圍覆混合土，灌水后置于陰濕環境中培養，即可取得新植株。

孢子繁殖的方法是：將作為基質的泥炭和細砂置于烘箱內高溫消毒，以殺死病菌和雜草種子。然后，將消毒后的土壤放入播種淺盆中。剪取有成熟孢子的葉片，集中孢子并均勻地撒播于播種淺盆，不需覆土，上面蓋以玻璃片，從盆底浸水。

保持盆土濕潤，并置于20-25℃的半陰環境下，約一個月孢子可萌發為原葉體，待長滿盆后便可分植。注意在分植前1～2天要移開播種盆上的玻璃進行透氣，以免引起植株腐爛或病蟲害發生。此外，在溫暖陰濕的環境下極易散布孢子自行繁殖。

荷葉鐵線蕨的生態特征篇二

摘 要： 畬族民間文學是畬族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畬族民間文學崇尚自然、追求人的內心和諧、以和諧社會為終極目標，從而實現“詩意棲居”，這種審美特征與當代生態美學的審美原則不謀而合，為畬族文學的發展奠定了美學基礎。

關鍵詞： 畬族； 民間文學； 生態美學； 特征

一、人與自然

畬族民歌是畬民在日常勞動與生活過程中的情感抒發。畬族人自古以來居住在山區，他們的生活與山林樹木、花草蟲魚、日月星辰、風霜雨雪等密切相關，因此在畬族民歌中，山、樹、花、云、風等都是極為常見的意象。畬族人民常常借這些自然事物表達對大自然的熱愛之情，這類情形在生產歌、勞動歌中尤為常見。如“春雨綿綿似落麻，畬山妹子忙采茶。雨打茶樹沙沙響，茶樹林間開鮮花。山上茶樹青又青，樹上傳來畫眉音。停腳蹲下看一看，采茶妹子在談心。”短短的八句歌詞中就出現了春雨、茶樹林、鮮花、畫眉鳥、畬家妹子等意象，組成了一幅人與自然的和諧美景。

這些歌詞非常明確地表達了畬族人民尊重自然、正解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狀態。

這些民歌用各類自然意象呈現了人的生死相依的形象，表達了青年男女的熾熱之愛。可見，畬族民歌不僅源于自然，而且將大自然與人類情感融為一體。畬族民歌這種愛自然、敬自然、師自然、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哲學思想和審美情趣無疑是生態美學中整體共生思想的具體實踐。

民間故事是畬族傳統文學的另一重要形式。畬族人民常常將山川河流、草木蟲魚等和優美動人的民間故事結合起來，用以解釋山川景物的由來，賦予山川景物以浪漫主義色彩，例如《三姑石》《龍珠井》《兄弟山》《牛大王廟》《鶴溪》等。在這些故事中，人類與大自然相互交融，形成了一幅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的美好畫卷。

在畬族的民族起源神話故事中，許多植物和畬族的起源有著密切的關系，畬族民間故事中有許多關于日神、月神、風神、雨神、雷神、閃神、云神、水神、木神、花神、霧神、火神、煙神等諸神的傳說，如《神郎與彩姑》《金水湖和銀水湖》等。有些畬族神話傳說傳遞著生態保護觀念，如神話故事《砍寶樹》講述懶漢雷郞想砍寶樹帶回家，不料驚動了月神，月神見有人砍樹非常生氣，用手一指，雷郞就在那兒跑不開了，天天在那砍寶樹。而寶樹一砍一個印子，斧一舉起，印子就沒了。

由上述分析我們發現，畬族人民賴以生存的自然山水為畬族民間文學的產生提供了生態藝術環境，人法自然的生態關系則奠定了畬族民間文學依生之美的審美風格。

二、人與自我

現代生態美學主張共生共榮、詩意地棲居，對外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對內則追求內心的和諧。內心和諧并非簡單的心態平衡，而是一種人生管理能力，一種修養標準，是人類精神的自我提升與超越。在畬族民間文學中，這種提升與超越主要體現在友善、明禮、崇德三個方面。

友善。畬民追求寧靜和諧的人生境界，保持著純樸、善良、謙和的本色。“他們總是非常好客、親切有禮貌，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爭吵，他們既不糾纏不休，也不好奇，也不唯利是圖；而是膽怯的、緘默的，是一個和平的、謙虛的民族。他們從事艱苦的勞動，過著極端簡樸的生活。”[3]這種純樸善良的本性體現在許多畬族民間故事中。例如：神話故事《金水湖和銀水湖》講述大水鷹和大火龍奪走了人類賴以生存的水和火，鳳凰山上的小夫妻鐘郎和蘭娘歷盡千辛萬苦為人類奪回了水和火，被封為日神和月神；生活故事《兩兄弟分家》講述哥哥狡猾貪婪，最終被山魈所吃，弟弟誠信友善終有善報；生活故事《雷二九善得銀財》則講述的是窮苦的畬民雷二九寧可自己餓著肚子，把晚飯讓給叫花子吃，叫花子竟然是神仙假扮，被雷二九的善良感動，報答他滿桶的白銀。此外，在畬族民歌中也常常弘揚贊善懲惡的道德品質，如“千句怨語放在肚，唱條歌子解心寬”、“天上毛云星崽明，地上男女愛結親，何緣唔講人窮富”都是勸導世人要與人為善、重情重義。

此外還有《教子歌》《勸婆歌》《勸姐歌》《勸郎歌》《勸娘歌》等等，這些勸諭歌針對的聽眾不同，所取的人生截面不同，但都源于畬民的日常生活，語言真切樸實，富有教育功能，能提升人的修養，陶冶人的性情，克服人內在世界的混亂，從而達到內心的恬靜。

三、人與社會

“任何一個人都是生態整生的。生態整生的生態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生態系統，其整體都是個體共生的整體，其個體都是具有整體潛能的整體性和整體化個體。”[5]生態美學不僅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自我的提升，其終極目標則是注重人與社會的和諧，這種整體性原則在畬民純樸的道德觀念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畬族民歌的生態美學思想不僅表現在濃郁的自然風情、人與人之間“以和為美”的審美理想，還體現在對社會和諧的向往。人與社會的和諧是人與自然、人與自身和諧的升華，是生態和諧的極致，也是生態美學的最高境界。畬族民歌中有大量的歌詞表現了畬民對和諧社會、幸福生活的憧憬。

在舊社會的封建專制之下，畬族人民對自然災害毫無抵抗能力，統治階級卻趁機高利盤剝，導致畬族人民貧病交加，民不聊生。沉重的打擊催發了畬族人民的覺醒，他們向往自由平等、和諧相處的理想生活，對于壓迫與專制等不和諧的行為，畬族人民常以山歌作武器， 表達對壓迫者的憎恨和對美好的追求。其中《苦旱歌》《景寧山哈打鹽霸》《景寧山哈打酒員》等就是反對官府與封建宗法，爭取自由，向往社會和諧的代表作，代表了畬族人民反抗封建壓迫、追求幸福自由、向往美好生活的心聲。

畬族民間文學因其民族優秀文學傳統的浸潤，對人類的生態狀態給予了殷切的關注，達到了和當代生態美學一致的追求，這是值得研究界認可的。“雖然畬族歷史上曾被歧視和被壓迫，但這不妨礙畬族成就精神的高貴和人格的尊嚴；雖然生活環境嚴酷而惡劣，但這阻擋不了畬民追求生活的歡快和生命的張揚；雖然人生充滿苦難和艱辛，但這遏制不住畬民生存的熱情和朝氣。”[6]畬族人民就是這樣用民間文學表達對大自然的熱愛，呼喚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抒發對和諧社會的向往之情，從而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生命趣味。步入二十一世紀后，畬族文學有了長足進展，我們期待當代畬族文學能在畬族傳統民間文學的豐厚基石上，對人類的文化生存有更多的關注。

注釋：

（2）《史記》卷二十四《樂書》第二.

參考文獻：

荷葉鐵線蕨的生態特征篇三

摘 要：民族文化生態旨在探明民族文化系統與環境系統的耦合關系，特別要揭示民族文化賴以生成和發展的自然環境。本文闡述了長江流域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生態環境，揭示了長江民族文化生態的地域性、開放性、和諧性、節律性和變異性等特征。

關鍵詞：民族；文化生態；特征；長江流域

中圖分類號：c952.2

文獻標識碼：a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1](p294)，或者說民族是在一定歷史階段形成的、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風俗習慣、文化傳統和文化心理的人群結合體^[2](p329)。中華民族是中國古今各民族的總稱。費孝通先生深刻追溯了中華民族格局的形成過程，并認為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格局”，即56個民族單位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而這一格局的最大特點是一體中包含著的多元，多元中擁戴著的一體^[3](p1-2)。長江流域是多民族聚居地，這里的各族人民在不斷與自然環境的磨合及相互作用中，共同創造了與生態環境相適應的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呈現出姿態萬千、絢麗多彩的文化風貌。

一、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生態環境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長期社會實踐中創造和發展起來的具有自己形式和特點的文化^[4](p282)，這種文化也是與自然生態環境密切聯系、相互影響的。民族文化生態旨在探明民族文化系統與環境系統的耦合關系，特別是要研究民族文化與自然環境的相互關系，揭示民族文化賴以生成和發展的環境。在特定環境或區域內，由于其自然和社會環境的相似性，長期生活在一起的人民逐步形成了穩定的統一體，構成了特定的文化，因此自然環境是民族及其文化形成于一定地域的重要條件和背景。

地勢、地貌是影響民族文化的重要自然環境。長江全長6 300多公里，整個流域范圍達180多萬平方公里。長江流域幅員遼闊，地勢西高東低，橫跨我國地形三大階梯，地表形態各異，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和平原各種地形齊備。由于各地距海遠近不一，地質、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環境條件變化多樣，形成了不同的河流形態和各具特色的景觀。正是在這種復雜的自然生態環境背景下，流域內分布了具有不同文化風格的眾多民族。平原地區(包括上游成都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沃野千里，明珠串串，自然環境較優越，交通便利，是人類生存與繁衍的最有利處所，是稻作文明的故鄉，也是現今的農業基地，漢族的分布普遍而集中。除占總人口95%以上的漢族外，流域內還有侗、回、布依、瑤、白、納西、哈尼、傣、傈僳、羌等50多個少數民族。

各少數民族長期在其特定環境中生活，必然會形成在服飾、飲食、宗教、禮儀、建筑、節慶等方面獨特的風俗和習慣，呈現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季風環流是長江民族文化歷久不衰的偉力^[5](p96-100)。長江流域具有多種多樣的氣候類型。江源地區，屬典型的高原氣候，嚴冬干燥；金沙江地區，干濕分明，并因山高谷深，具有“立體氣候”特征；四川盆地，溫和濕潤，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并有特殊的“秋雨”現象；長江中下游地區，冬冷夏熱，四季分明，降水豐沛，雨熱同季。與地形的東西差異相對應，長江中下游與上游的氣候也有顯著不同，從而也影響民族的分布和民族文化的特色。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屬亞熱帶季風氣候，既有遼闊而肥沃的沖積平原，又有復雜的丘陵山地。漢族先民在這里經過長期歷史發展，同其他民族共同融合，不斷興旺發達。他們長期開發利用優越的自然環境，發展以農耕為主的經濟，農業及手工業都十分發達。因此，這里在史前文化基礎上又興起了稱雄華夏的荊楚文化和吳越文化；如今本區仍為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在長江上游地區，氣侯受復雜地形的影響而變得千差萬別，“立體氣候”特征明顯，“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族”的情形也相當普遍。以云南省為例，因受立體地形氣候的影響，完全或主要居住在壩子或河谷地區的有白、回、納西、蒙、壯、傣、阿昌、布依、水、滿和彝(少部分)共11個民族；主要居往在半山區的有哈尼、瑤、佤、景頗、布朗、德昂、拉祜、基諾和彝(部分)共9個少數民族；居住在高山、高寒地區的有苗、傈僳、藏、普米、怒、獨龍和彝(部分)共7個少數民族。漢族主要居住在云南腹地的壩區。顯然，像云南高原由地形、氣侯引起的自然環境多樣性對民俗、民風影響甚為明顯，如云南十八怪即大都是受此影響和制約的^[6](p45-46)。

二、民族文化生態的特征

(一)民族文化生態的地域性

民族文化是由它誕生地的自然地理環境承載的，不同的地域滋養和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在號稱“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天高地寒，冰雪皚皚，勤勞勇敢的藏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們用自己的智慧和勞動在與自然作斗爭中、在與周鄰民族的不斷交流中，創造了具有高原色彩的“雪域文化”^[7](前言)。在景觀奇特的云貴高原上，世代生活在當地的多種民族，他們都有著各自特色濃郁的文化以及形形色色的風俗習慣。彝族創造了絢麗多彩的民族文化，其中傳統節日則以脫胎于對火崇拜的火把節最為隆重。彝族人民喜舞善舞，但在不同地域風格略有不同。例如，涼山紅彝《蹢腳舞》模擬鳥獸形態動作；楚雄白彝有大力舞，表演議事、祭祖、掃堂、上山、獻戰俘、送祖先等情節。又如，同屬一個民族的西雙版納的傣族和哀牢山下花腰傣，也因生活的自然環境不同，文化特征出現顯著差異。西雙版納傣族人民居住的房子為“竹樓”或傣樓，屬“干欄”式建筑；而哀牢山下的花腰傣(為傣族的一個支系)則住土掌房^{[8](p102-103)}。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由于平原廣闊，湖山相印，除漢族廣泛分布外，也有少數民族散居。尤其在山區還有少數民族聚居地，如湘西和鄂西南就是土家族的集中分布區，這里傳統的擺手舞和特有的“西朗卡鋪”(土家鋪蓋)被稱為土家族人民的藝術之花。土家族聚居地每至年節，“男女相攜，蹁躚進退”。詩文中留下的“至今土廟年年賽，深逢就傳擺手歌”，“相約新年同擺手，春風先到土司祠”^①等詩句，就是土家族新春跳擺手舞的生動寫照。這種舞蹈除娛樂性動作外，還夾雜有田間勞動、舂米、打糍巴等模擬動作。土家族與其他民族在民俗行為上的顯著差別，反映了根植于生態環境的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二)民族文化生態的開放性

民族文化生態雖然具有地域性特點，但作為一個個生態系統并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即是說每個民族文化生態系統都在與周圍環境進行物質、能量交換，以維持本系統的生命過程。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的交流起源甚早^[9](p7-12)，隨著我國經濟和文化重心的南移、人口的南遷，長江流域漢族及其文化得到快速發展，漢族與少數民族也不斷交融。即使是處于獨特地理位置的云貴高原，雖因山險水急、交通不便，多民族交錯而居并呈現出封閉性的邊緣文化心態，但由于其文化處在中原漢文化、藏族文化、印度文化和東南亞文化的交匯帶，因而仍具有相對的開放性。例如，納西族東巴文化受到藏族苯教、藏傳佛教和中原道教的影響；彝族畢摩文化中又受儒、釋、道教的局部滲透；許多少數民族文化中均有漢文化的滲透^[10](p188)。顯然，各民族之間在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和族際間的文化溝通，是與其所在地的生態環境密切相關的。

(三)民族文化生態的和諧性

長江流域各民族歷來就有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愿望，而且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極力追求與大自然保持一種天然的和諧關系。以稻作為主的農耕文化的興起與發展，就是與自然環境相適應的結果。在服飾上，其款式(特別是織繡紋樣)處處體現著人與自然相伴相親、和諧發展。居住在溫暖濕潤、鮮花不斷的云南彝族婦女，喜歡用大紅大綠的絲線，在衣襟、褲筒、圍腰、頭帕上繡出各種鮮艷的花卉圖案，使服飾變成了展示山鄉奇異秀美的花的世界。苗族的挑繡、納西族的飄帶、傈僳族的衣裙、哈尼族的袖頭、景頗族的筒裙等，都是以五顏六色的鮮花紋樣為主，衣裝上的爛漫山花與周圍的自然美景有機交融，濃郁的鄉土氣息中飽含了這些民族對大自然的親近熱愛之情。在民族建筑上，其建筑結構、平面布局、建筑造型及用材方面的不同類型，都深受民族居住地的生態環境及所從事的生產活動的影響。在青藏高原，牧民以居住氈房為主，氈房有方形、長方形和橢園形等不同的類型，它是用牦牛毛編織的毛氈覆蓋，拆裝靈活，便于搬遷，適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之需；在滇、黔、桂、湘、鄂等南方少數民族地區，為適應地形起伏大、氣候潮濕多雨的自然環境，民居建筑多依山就勢，靈活多變，有很強的適應性，如“干欄”式民居，竹木結構，底層架空，便于避潮濕。在宗教信仰方面，對于保護人與自然的關系也起了積極作用。如云南許多少數民族一直保持著傳統的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神靈觀念和祭祀，唐代以后陸續傳入了系統的佛教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原始宗教與人為宗教并存共容，且保留了各自的特點。廣大少數民族的多種原始宗教在保護自然生態環境方面，有許多成功的例證。納西族先民崇拜山、水、植物和某些動物，有些山被稱為神山，有些樹被稱為神樹。“祭天”儀式的場地也總是選在林木茂盛、自然環境較好的地方。納西人把出水的地方稱為龍潭，把老虎、獅子、大象、牦牛和大鵬鳥都列為崇拜的對象。這就在客觀上對生態環境進行了保護。

(四)民族文化生態的節律性

“寒來暑往，秋收冬藏。”我國古人早己觀察到人類生產活動與氣候季節變化的關系。了解到只有在某一特定的時機栽培的果樹才會結實、莊稼才會豐收；自然景觀隨著氣候一年四季的變化也會發生相應的季節性變化，因此人類只有使自己的生活規律適應自然的運行節律，維持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才會更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時，運不窮。”春夏秋冬，周而復始，不斷傳承，形成了規律和周期。以作為文化事象的節日為例，它早在原始時代就出現了，且是按一年的周期性氣候變化排定的特殊日子——氣象時令。然而由于人們對自然力的不理解和屈從，在節日里往往要舉行求神拜祖的祭祀活動。因此，節日的起源又與信仰密切聯系在一起^[11](p13-14)。節日的周期一般都是以一年為單位，但也有少數節日不以一年為周期。例如，苗族的牯臟節(有些地方叫“吃牯臟”、祭鼓節、拉鼓節、鼓社節)多數地區以13年為周期，也有以5年或7年為周期的。不論是幾年過一次的節，反正是有規律可循，呈節律性特征。

(五)民族文化生態的變異性

長江流域民族文化生態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的，一方面自然生態受到破壞，村寨文化受到侵擾；另一方面，在自然景觀的基礎上不斷建造人文景觀，從而形成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相融合。在少數民族聚居的邊遠山區，隨著人口的增多，曾經與自然環境相適應的生活、生產方式，如今與環境產生了強烈的沖突，成為地區自然生態破壞的一個重要因素。如刀耕火種是長江上游少數民族地區普遍使用的一種耕作方法，它在人口較少、人均土地較多的情況下，不會造成自然生態的破壞；但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加之少數民族聚居地環境容量極為有限，致使土地不足，于是在人口增長的驅動下，砍伐森林逐年增多，并隨之出現了一系列生態惡化問題^[12](p91)。地處滇西橫斷山脈與滇中高原交界處的麗江古鎮，山川秀麗、文化燦爛、歷史悠久。如今民航四通八達，游人如織，熱鬧非凡，經濟得到了發展，這都是勿庸置疑的；然而純樸民風受沖擊、古鎮文化受侵擾，也是值得重視的。

參考文獻：

注釋：

① 參見光緒《龍山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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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傳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