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為教學中作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來指寫作的模板。常常用于文秘寫作的參考，也可以作為演講材料編寫前的參考。范文怎么寫才能發揮它最大的作用呢？這里我整理了一些優秀的范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下面我們就來了解一下吧。

意識形態發言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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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內涵、功能、建設的方法論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主流地位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與和諧社會建設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與政黨建設

毛澤東、鄧小平等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貢獻

國外政黨的意識形態分析

翻譯與意識形態

文學與意識形態

審美與意識形態

廣告、藝術與意識形態

科學技術與意識形態

全球化與意識形態

國外學者的意識形態理論（哈貝馬斯、阿爾都塞、法蘭克福學派、諾斯、齊澤克、曼海姆 ）

網絡化與意識形態建設

意識形態與法律

教科書（課程）的意識形態化問題

思想政治教育與意識形態

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分析

意識形態與新制度經濟學

加入ｗｔｏ與我國意識形態問題

信用意識形態

高校意識形態建設

基層組織的意識形態建設

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

農村（農民）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與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意識形態

蘇聯意識形態問題

經濟特區意識形態問題

意識形態管理

生物學與意識形態

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關系

著作：

1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論意識形態 (平裝)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編者)

2、意識形態（第10版）——起源和影響 （美）利昂·p·馬拉達特著，張慧芝，張露璐譯/2010年04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作

者：（美）馬爾庫塞（marcuse，h.）著，劉繼譯

出 版 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4-1意識形態（第二版）——西方社會科學基本知識讀本作

者：(英）大衛 著，孫兆政 等譯

出 版 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5-5-1

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現代政治譯叢第三輯作

者：[澳大利亞]安德魯·文森特著，袁久紅等譯

出 版 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5-11-1

意識形態論(修訂版) 作

者：俞吾金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8-1

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作

者：（英）湯普森（thompson,j.b）著；高铦等譯

出 版 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5-2-1

意識形態與烏托邦（西方學術經典譯叢）（全新譯本）作

者：（德）卡爾·曼海姆 著，姚仁權 譯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2-1

黨的先進性建設與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建構作

者：石本惠 著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0-6-1

齊澤克意識形態理論研究作

者：韓振江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1-1

宗教影響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研究作

者：鄭永廷，江傳月等著

出 版 社：中山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1

中國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作

者：牟成文著

出 版 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9-1

當代中國意識形態轉型研究作

者：趙德江 著

出 版 社：經濟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2-1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接受論作

者：趙繼偉著

出 版 社：武漢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2-1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

者：張才國著

出 版 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7-12-1

意識形態與大眾文化作

者：徐海波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7-1

構建和諧社會與意識形態建設作

者：黃傳新，吳兆雪等著

出 版 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7-5-1

中國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戰略作

者：張驥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0-2-1

多元文化沖突與主流意識形態建構作

者：劉明君，鄭來春，陳少嵐著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6-1

意識形態與外交博弈——兼論中美關系的政治文化邏輯作

者：姜安 著

出 版 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7-4-1

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作

者：王曉升等著

出 版 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1

全球化\網絡化境遇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作

者：楊立英，曾盛聰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6-10-1

意識形態與課程——影響力教育理論譯叢作

者：（美）阿普爾 著，黃忠敬 譯

出 版 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3-12-1

非意識形態化思潮研究作

者：袁鐸著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12-1

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起源作

者：陳亞杰著

出 版 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6-1

意識形態新論作

者：童世駿 主編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6-11-1

問題式、癥候閱讀與意識形態：關于阿爾都塞的一種文本學解讀作

者：張一兵 著

出 版 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3-7-1

哲學是革命的武器——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研究作

者：朱曉慧著

出 版 社：學林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7-3-1

意識形態與文化身份：現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場作

者：(英)拉雷恩（larrain，j.）著，戴從容譯

出 版 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5-1-1

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作

者：

出 版 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7-9-1

法蘭克福學派的意識形態 批判及其存在論視域作

者：葉曉璐著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6-1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論意識形態作

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編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3-1

伊格爾頓意識形態理論探要作

者：方玨著，俞吾金主編

出 版 社：重慶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4-1

科學的統治：開放社會的意識形態與未來作

者：（英）富勒 著，劉鈍 譯

出 版 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6-12-1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意識形態作

者：楊河主編

出 版 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7-1

網絡發展與我國意識形態安全作

者：郭明飛 著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1

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互動發展研究—全球化時代的意識形態與價值教育叢書作

者：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

全球化時代世界意識形態流派述評—全球化時代的意識形態與價值教育叢書作

者：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

文本意識形態批評分析及其翻譯研究作

者：孫志祥著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2-1

“大道理”的邏輯力量-關于科學意識形態精神支撐力的邏輯探索作

者：凡奇 等著

出 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6-7-1

現代政治意識形態作

者：（澳）文森特著，袁久紅等譯

出 版 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4-1

青年國際政治研究的新范式：意識形態視野中的青年和青年組織作

者：石國亮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7-12-1

挑戰與應對--鄧小平意識形態安全思想研究作

者：田改偉 著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9-1

中國封建意識形態研究作

者：吳江 著

出 版 社：蘭州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5-1

穿越意識形態終結的幻象－西方意識形態終結論思潮評析作

者：梁建新著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7-1

意識形態建設理論的新發展作

者：陳曉明 等著

出 版 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9-1

意識形態的形象展示作

者：林少雄，陳劍峰著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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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發言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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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計1931字

教育是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領域，學校是學習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課堂是傳播弘揚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渠道。教育系統的領導干部、知識分子、青少年學生，是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群體。為貫徹落實黨中央、自治區、市、和教育黨工委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決策部署和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我校始終把意識形態工作擺在重要位置。現將2019年的工作情況總結匯報如下：

一、強化組織領導，合理分工安排。

我校校長及分管此項工作的領導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明確黨支部書記是第一責任人，其他成員各按照“一崗雙責”要求各負其責的制度。把意識形態工作納入年終考評，與教學業務工作同部署、同落實、同檢查、同考核。認真落實意識形態工作相關制度。簽定一系列相關責任書，成立意識形態工作小組。并定期開展“三會一課”和意識形態領域主題教育活動，通過反思分析思想文化領域出現的突出問題，對存在問題的有針對性地進行引導，有效組織學習十九大精神和習總書記系列講話精神，提高黨員干部和廣大教職工對意識形態方向的認識。

二、常抓學習教育，強化思想認識。

我校認真思考，周密計劃，將意識形態工作納入黨支部學習的重要內容，及時傳達學習上級黨委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決策部署及指示精神。強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宣傳教育，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牢牢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守組織紀律和宣傳紀律，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在思想行動上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以“兩學一做”、“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幸福教育.黨員領航”主題教育活動為載體，通過領導干部上黨課，警示教育等方式，不斷加強黨員干部思想建設工作

1

全文共計1931字力度，為學校教育工作提供強有力的思想保障。

2、堅持學習制度，將學理論、學業務和黨建知識有機結合起來，努力創建學習型黨組織。

3、定期或不定期開展學習活動，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和其它先進典型事例，強化宣傳，收集資料歸檔。

在教育黨工委直接領導下，配合抓實黨建工作。主動作為構建黨建帶動并促進隊建、團建工作，抓群團建設促黨建的模式。圍繞黨建工作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取得良好的效果。

恪守政治安全之責，時刻警醒教職工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腦入心教育，以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恪守意識形態安全之責。

落實守土有效之責。全體教職工以對黨和人民教育事業高度負責的態度，守好陣地，管好隊伍，切實做到工作有責、認真負責、盡職盡責，要主動作為、擔當作為、有效作為、有所作為。

三、抓好教師思想政治教育，讓其以高度的工作激情完成工作。

落實學習制度。學校領導模范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身作則，率先垂范，積極開展書記上黨課活動。

抓好黨建工作。利用“三會一課”有效契機，宣講典型事例、政治學習、聽報告等方式提高廣大教職工的思想意識。

2

全文共計1931字

營造氛圍。通過召開會議、宣傳等形式，動員干部職工積極主動參與文明建設。同時，利用校園網站、微信群、qq群，積極宣傳活動動態，提高廣大干部職工的參與熱情。

四、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明確工作方向。

牢牢掌控網絡意識形態主導權，抓好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工作。搶占互聯網陣地，探索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路徑。要加大投入，全面加強校園網的建設，使網絡成為弘揚主旋律、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積極利用網絡調查問卷、網絡行為數據等技術手段，持續對全校學生政治觀點、思想動態、心理健康、學習狀況、關注熱點、生活需求等方面數據進行系統采集、動態觀測與綜合分析，把握學生思想新動態。推進“互聯網+教學資源”建設，圍繞思政課、黨的創新理論成果和實踐要求，開發一批精品課程、專業教學案例和基于學習、實習、實踐的再生性學習資源，并及時傳遞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打造出一個學生喜聞樂見、時時處處受教育的網上精神家園。

五、下一步意識形態工作重點

1、認真組織學習教育黨工委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部署精神，加強看齊意識和責任意識，牢牢把握好政治方向。把意識形態工作納入學校黨總支、黨支部的工作計劃和各處室工作計劃當中，納入年終評優選優工作。

2、強化擔當意識和戰斗意識，加強宣傳，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真正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到實處。

3、管好“三個陣地”。一是管好宣傳陣地，二是管好課堂陣地，三是管好科研陣地。

3

全文共計1931字4、明確責任，加強責任追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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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發言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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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領域

意識形態領域是意識形態方面、范疇、范圍內的精神層次的概念，屬上層建筑，重點在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上形成的系統的思想觀念，代表了某一階級或社會集團（包括國家和國家集團）的利益，又反過來指導這一階級或集團的行動，依據這個定義，它有三個特征： 第一是群體性，即不是個別人的思想觀念，而是已被某個群體（階級或社會集團）所接受的思想觀念，代表這個群體的利益并指導其行動；第二是系統性，即不是支離破碎的想法和觀念，而是形成了體系；第三是歷史性，即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上形成的。

中文名意識形態領域

核心內容價值觀

范 圍意識形態方面、范疇

屬上層建筑

目錄

1 概念內涵

2 當前問題

3 解決方法

4 精神需求

概念內涵

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是價值觀。意識形態有很多不同的領域，有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知識論的、倫理的等等。

在社會研究中，政治意識形態是一組用來解釋社會應當如何運作的觀念與原則，并且提供了某些社會秩序的藍圖。政治意識形態大量關注如何劃分權力，以及這些權力應該被運用在哪些目的上。比如說，20世紀中最具有影響力與最被清楚界定的政治意識形態之一就是共產主義，它是以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學說為其基礎。其他的例子有：無政府主義、資本主義、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企業自由主義（corporateliberalism）、基督民主主義（christian-democracy）、法西斯主義、君主主義、民族主義、納粹主義、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系統意識形態」（systematic ideology）是指將意識型態當作意識形態來進行研究（而非研究個別的意識形態）。（參見條目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型態。）意識形態受歡迎的程度有部份原因是受到道德事業家（moral entrepreneur）的影響，他們常常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動。政治意識形態是指提出某種政治與文化計畫作為參考的社會運動、機構、階級或大團體，他們的整體觀念、原則、教條、迷思或符號。它也可以是通常用來界定某個政黨及其政策的一整個政治思想結構。通常是某些道德觀形塑了意識形態的基礎。

當前問題

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旗幟，全面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要著眼于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認真研究和解決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若干重要問題，努力做好宣傳思想工作和整個意識形態工作。一、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攻與防”，堅持在主動進攻中堅守陣地面對世界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浪潮，面對國內一系列復雜深刻的變化，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矛盾和斗爭將更加復雜，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挑戰：一是計算機互聯網絡等電子媒體的廣泛運用，使知識信息無國界急速流動，思想文化交流呈現鮮明的跨國界的特點，使國際間的意識形態斗爭更趨直接便捷，更顯“短兵相接”，目前，我國80%的網上信息是美國提供的，90%以上是英語，我國的信息輸出量僅占全球互聯網信息量的0．05%。這說明，我國在網上對世界的影響還十分微弱。二是國內“四個多樣化”影響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經濟成分和經濟利益的多樣化，使人們的心態普遍顯得煩躁不安，價值觀念發生很大變化；社會組織的多樣化，大范圍、遠距離、長時間的人員流動，使思想政治工作“斷層”、“盲區”增多；就業崗位和就業形式的多樣化，使人們的擇業標準發生裂變，一些人的敬業精神開始淡化，甚至因下崗失業而產生怨氣，形成怒氣，導致泄氣。

面對新的挑戰，我們必須在主動出擊中堅守陣地，在增強馬克思主義“攻擊”能力的同時增強“防御”能力。“防”是為了“攻”，“攻”是更好地“防”，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是絕不能搞“國際接軌”的。我們一定要用“時代的要求”來審視意識形態工作，用“發展的眼光”來研究意識形態工作，用“改革的精神”來推動意識形態工作，始終堅持和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1、通過加強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增強馬克思主義的控制力和導向力。黨管意識形態，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重要原則，是堅持黨的領導的一個重要方面，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動搖。要明確加強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并不是要搞“思想專制”，而是要確保意識形態領域各部門、各單位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忠于馬克思主義、忠于黨和人民的人手里。要明確加強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并不是否定思想的多樣性存在，而是要堅持指導思想的一元化。要明確加強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并不是要搞意識形態至上，而是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方針。

2、通過推進理論創新，增強馬克思主義的說服力和戰斗力。要切實組織實施好“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建設工程”，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貫穿到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的方方面面，從各個方面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體系。要加強對重大實際問題的理論研究，推出一批有分量能經世致用的研究成果，科學回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提出的、干部群眾關心的深層次思想理論問題，使我們的理論真正為人民群眾所接受、所喜愛，并內化為處世、行世、立世的實際行動。

3、通過加強宣傳文化陣地建設，增強馬克思主義的穿透力和影響力。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宣傳思想文化陣地，馬克思主義不去占領，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就必然會去占領。在宣傳文化陣地建設問題上，一是要“守住”，二是要“占領”。要切實加強各級各類宣傳陣地建設，形成以黨報黨刊為重點，包括新聞出版、社科理論、社會文化等在內的、覆蓋城鄉各個層面的宣傳思想文化陣地網絡。要通過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切實加強對各類宣傳文化陣地的管理，決不給錯誤言論提供傳播渠道。二、科學引導思想觀念的“統與放”，堅持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引導人們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是新形勢對宣傳思想戰線提出的緊迫任務。解放思想與統一思想是一個內在協調、相輔相成的辯證統一體。解放思想是重要前提和堅實基礎，統一思想是必然結果和主要歸宿。解放思想是為了進一步統一思想，統一思想是為了在新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放思想。宣傳思想工作擔負著解放思想、統一思想、武裝思想的任務，一定要準確把握解放思想與統一思想的辯證關系，堅持科學的“統”與“放”，正確引導人們思想觀念向前發展，做到統而不死，放而不亂，為全面小康建設提供良好的思想輿論環境。

解決方法

要破除“緊箍咒”。“緊箍咒”怎么破，我看要“三破”。一是要破除思想觀念上的“緊箍咒”，克服過時的理論觀點、傳統的思想觀念這個解放思想的最大阻力。二是要破除規定做法上的“緊箍咒”，進一步改變政策不公與政策歧視等問題。三是要破除體制機制上的“緊箍咒”，進一步解決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國有經濟比重過高、戰線過長、分布過廣、壟斷經營，政府職能“越位”、“錯位”和“缺位”等問題。把思想解放貫穿于改革的各個環節和發展的全過程。

要把好“方向盤”。轉換腦筋但不隨心所欲，打破常規但不逾越規矩。思想無禁區但宣傳有紀律。解放思想不能搞脫離實際的胡思亂想，不能搞不著邊際的異想天開，也不能搞一廂情愿的主觀臆斷，一句話，就是不能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不能損害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不能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解放思想的基礎上還要統一思想。思想大統一，就會實現大團結；有了大團結，就能成就大事業。怎樣統一思想？我認為既不能在保守中統一，也不能在迷茫中統一，更不能在錯誤中統一，而必須在開放中統一，在清醒中統一，在真理中統一。而其中最關鍵的，就是要回答解決好人們普遍關心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一方面，要著眼于用創新理論武裝全黨，回答有礙于思想統一的重大理論問題，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引導干部群眾正確看待社會主義、正確看待資本主義、正確看待改革開放、正確看待黨的建設問題。另一方面，要著眼于對實際問題進行理性思考，回答有礙于解放思想、統一思想的重大實際問題，正確回答關系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正確回答執政黨建設面臨的重大問題。

要找準“坐標系”。堅持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關鍵是要明確把思想從哪里解放出來，解放到哪里去；用什么來統一思想，把思想統一到什么地方去。這里，解放思想和統一思想都有一個以什么作“坐標系”的問題。我們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個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作為根本“坐標系”來解放思想和統一思想，既要把好“向”防止誤入歧途，又要把好“度”避免過猶不及。真正在解放思想的基礎上統一思想，在統一思想的前提下統一行動。要防止“兩邊倒”，堅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真正以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反“左”、反右，防止以“左”反右、以右反“左”。要防止“一陣風”，不能把解放思想庸俗化，不能把統一思想簡單化。要防止“走極端”，不能認為創新就是全盤否定，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意識形態“統”與“放”上走兩個極端，必然導致不是統死了，就是放亂了。蘇共黨亡政息在這方面的教訓就很深刻，值得我們深思。三、準確把握先進文化建設的“破與立”，堅持在批判繼承中創新發展。先進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前進的號角。當今世界，文化賴以發展的物質基礎、社會環境、傳播條件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們一定要深入研究新形勢下我國文化建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制訂相應的文化發展戰略。要大力發展先進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堅決抵制腐朽文化。堅持立字當頭、破在其中的方針，在批判繼承中創新發展，推動文化事業的發展和文化產業的繁榮。

要弘揚主流文化，必須以社會實踐為源頭。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先進文化建設最核心最本質的內容，弘揚主流文化就是弘揚社會主義的文化，大力倡導和弘揚熔鑄著中華民族精神、情感、意志和優秀品格的主旋律文化，自覺地摒棄那些腐朽落后、低級庸俗的文化，牢牢掌握文化發展的主導權。

要創新本土文化。我們建設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是本土的區域的中華的文化，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內在本質。無論世界文化交流如何擴大，我們的文化都只能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創新本土文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傳承和延續，而是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化和重塑，是從內涵到外延的不斷開拓、創造和更新。對于歷史文化遺產，我們應當遵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進行認真審慎的分析、過濾、選擇。

要借鑒外來文化。先進文化的建設和繁榮離不開對世界文明優秀成果的吸收和借鑒。

中國的先進文化要得到發展，決不能離開世界?吸收和引進外來文化，必須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既要反對夜郎自大的排外主義，又要抵制生吞活剝的全盤西化。“以我為主”，就是在外來文化的引進中，以我們的民族文化為接受主體，以民族文化能否認同為前提，保持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和獨立性。意識形態不能與國際接軌，接軌就必然“出鬼”。“為我所用”就是引進外來文化要辯證取舍、擇善而從，取精用宏、融會貫通，批判地吸收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并結合本國國情進行改造、整合和創新。我們的宣傳文化工作者，要主動積極地參與國際文化交流，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和高瞻遠矚的目光，去了解和吸收各國的先進文化，盡快實現我們的“文化自覺”。

精神需求

從事意識形態工作的同志應當對馬克思的一段話非常熟悉：理論的實現程度取決于群眾對理論的需求程度，理論只要徹底就能掌握群眾，理論一經掌握群眾就會產生巨大的物質力量。我理解，這段話有三層意思，其一，理論能不能為群眾所接受，要看群眾需不需要這種理論；其二，群眾需不需要理論，要看這種理論科學不科學；其三，只要群眾需要并自覺接受理論，理論武裝工作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即精神變物質。理論工作是如此，意識形態的其他工作也是如此。我們每做一件事，每開展一項活動，都要注重科學性，都要符合群眾的需要，這樣才能被群眾所理解和接受。重溫馬克思的教誨，使我們深深地感到，從事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每一位同志必須高度重視、密切關注、認真研究干部群眾的精神需求，把滿足和提升群眾的精神需求擺到一個十分突出的位置。

第一，以群眾精神需求為第一信號。宣傳思想工作的主要對象是群眾。我們的工作要得到干部群眾的認可，我看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對群眾的精神需求了然于胸，盡量使宣傳工作與群眾的需求“正相關”，做到“正中下懷”。要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難、釋群眾之所疑、辦群眾之所需，這樣我們的工作就能在“大眾化”的前提下“化大眾”，做到武裝人、引導人、塑造人、鼓舞人。唯有以群眾需求為第一信號，我們的宣傳思想工作才能贏得群眾信賴、擁有群眾基礎，才能枝繁葉茂、根深果豐。

第二，以挖掘群眾精神需求為第一選擇。我們經常講宣傳思想工作要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怎樣才能主動？我想，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不能研究和開發群眾的精神需求。如果我們把這作為第一選擇，事先掌握了群眾的需求，并根據這種需要來做工作，那么，我們就真正掌握了主動權。正如促進物質生產要啟動消費者的物質需要一樣，促進精神生產也必須啟動消費者的精神需要。當前，人們的精神需求還大有潛力可挖。有關經濟學專家預言，中國13億人口潛在的精神消費能力約在5500億元以上，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既對宣傳工作的事業發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又為宣傳工作產業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宣傳思想工作者要首先選擇抓住挖掘群眾精神需求而作為，抓緊研究群眾精神需求的走向，把握其內在規律，在承擔好歷史使命的同時，不斷拓展自身的發展空間，力爭事業產業雙豐收。

第三，以滿足群眾精神需求為第一目標。群眾的呼聲是群眾需求的集中體現，也代表著群眾的根本利益，能否滿足群眾的精神需求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宣傳工作的生命。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群眾對精神需求的欲望越來越強烈。對于群眾的需求，只要是正常的、合理的，都應該盡量地去滿足，一時滿足不了的，要積極創造條件，逐步地加以滿足。在滿足群眾精神需求方面，要努力做到三點：一要堅持“三貼近”。群眾是精神產品的消費者，也是文化市場的最終評判者。文化工作者、文化單位創造生產的產品要轉變成群眾的消費品，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但這個轉變是不容易的，用馬克思的話說，堪稱“驚險的一躍”，因此，精神產品的生產要面向群眾，符合群眾的需求，否則，就不能進入和占領市場。二要講究辯證法。既要滿足多數人的精神需求，又要關注少數人的精神需求；既要重視高層需求，又要維護普通需求；既要滿足正面的、積極的需求，又要引導負面的、消極的需求。在滿足群眾精神需求時，要堅持兩點論，反對一點論，杜絕片面性。三要注重個性化。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群眾的精神需求往往呈現出個性化、差異性、參與性、多樣化等特征。宣傳思想工作要尊重和關注個體的差異性，盡可能多層次、多視角地滿足不同個體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四，以引導群眾精神需求為第一責任。宣傳思想工作做的是人的工作，其重要職責就是要以科學的世界觀、以革命的人生觀、以奉獻的價值觀引導人。現代社會的開放性和信息傳播的網絡化，使得各種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簡單，人們進行價值抉擇的自主性越來越大，價值抉擇的結果也越來越復雜。對干部群眾正面的、積極的、合理的精神需求，我們固然要努力滿足，但對那些負面的、消極的、不合理的精神需求，也要理直氣壯地引導，以正確的價值觀去加以矯正，自覺堅持滿足需求與引導需求“兩手抓”。五、嚴格區分文化產業的“管與辦”，堅持在科學管理中加快發展。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是勢不可擋的世界潮流。我們沒有必要再去糾纏于宣傳文化究竟姓“事”還是姓“產”的爭論，也無須去論證文化產業要不要發展，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加速發展、如何協調發展、如何可持續發展等深層次的問題，特別是要認真研究和解決文化產業如何發展，發展文化產業事由誰來管、業由誰來辦、錢從哪里來等反映比較集中的問題。

1、實現文化產業的調控方式由管辦一體向管辦分離轉變。要按照中央關于文化體制改革的要求，打破政府既管文化又辦文化的格局，把文化事業和產業區分開來，政府自覺地轉換角色，轉變職能，重新定位，從競爭性的領域退出來，主要管事業；同時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重塑市場主體，培植一批能在市場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把那些可以進入市場的產業放手交給企業去辦，實現管辦分離。這對政府是一種解脫，對企業是一種機遇，對文化產業是一種支持。西方在總結發展文化產業的經驗時，認為政府“最大的供給就是不供給”，也就是說政府要放手讓權，不要過多地干預企業。我看這一點值得我們借鑒。當然，政府由直接辦文化產業轉向間接管文化產業，并不意味著政府在發展文化產業中就無所作為，更不說明政府可以推卸發展文化產業的責任。今后，政府在發展文化產業方面的主要職責，一是制定文化產業發展的戰略規劃，強化指導、協調和監督檢查手段，促使各類文化產業協調發展；二是制定法規政策，規范文化企業行為，維護文化市場秩序，保證文化產業的社會主義方向；三是為文化企業提供必要和及時的服務，不斷優化文化產業發展的環境，特別要保護文化產業的知識產權；四是通過經濟杠桿導向文化產業的布局和結構，避免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五是通過建立文化產業行業協會，增強行業的自律。只要發揮好了政府和企業“兩個積極性”，文化產業必將發展得更健康、更順利。

2、實現文化產業的經營規模由散兵游勇向做大做強轉變。現在我們發展文化產業，面臨著一個全球化的國際環境，全球化的核心是經濟全球化，緊隨其后的是文化的全球化。不管你自覺不自覺，只要你把自己排斥在全球化和世界之外，那么，世界也會無情地、殘酷地把你排斥在外。因此，我們發展文化產業，視野要更加開闊，盡可能地與經濟全球化相適應，實現經營規模的做大做強。在當前世界，文化產業領域的控制權、話語權被眾多實力雄厚的文化跨國公司所壟斷。集團化是世界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走向，人們把文化產業的世界性競爭性形象地稱為“巨人之戰”。所謂巨人，實質上就是壟斷性集團。為什么文化產業的發展和競爭必然導致集團化的趨勢？根本原因在于集團經過多次的兼并和重組，綜合了資金、技術、人力、經營和品牌等方面的巨大優勢，完全可能獲取超額壟斷利潤。適應“入世”和全球化的新形勢，我們的文化企業要面對國際國內兩個市場，要配置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如果還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還是單槍匹馬、孤軍作戰，還是互相拆臺、惡性競爭，還是彼此分割、不成氣候，恐怕就很難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生存和發展了。發展文化產業，市縣一級考慮到還剛剛起步，可以從實際出發宜大則大，宜小則小；而省級文化產業就應有遠大的胸懷，應具世界的眼光，埋頭苦干，背水一戰，來一個“第二次創業”，搶占制高點，盡快做大做強。

3、實現文化產業的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文化產業相對于物質生產而言，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生產，對所需資源也有較高的要求。從長遠來看，發展文化產業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人類對文化產業的需求卻是無限的，這就決定了文化產業的擴大再生產不能走盲目擴大規模外延的擴大再生產之路，而要在生產規模不變，要實現文化產業發展的內涵擴大再生產，實現集約型經營，關鍵要抓住兩條：首先，要依靠科技，加快科技文化創新，以科技的進步和發展來推動全省文化產業水平和質量的提升。要大膽地引進國外發達國家先進的文化產業技術設備和制作方式，不斷提高文化產業的技術裝備和科技含量。要善于運用高科技手段，有效地打擊各種形式的盜版和侵權行為，切實保護知識產權。其次要調整結構。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往往能引起文化產業質的變化。要按照合理原則、優先原則、競爭原則適時調整文化產業結構，以結構的調整促進文化產業增長方式的轉變。

4、實現文化產業的經營主體由單一化向多樣化轉變。國內外發展文化產業的經驗表明，文化產業的經營主體只能是企業而不能是政府。美國的硅谷就是政府只給政策，依賴社會資本興辦起來的，其結果是硅谷越辦越紅火，享譽全球。文化產業的發展一定要社會化、市場化，要多渠道、多體制、多層次地辦文化，形成國有、集體、個體、中外合資等多種所有制興辦文化產業的格局。各級政府在鼓勵各類經營主體投資文化產業時，要始終堅持“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構建引導有效的投資機制，讓投資者消除心理壓力，感到投資安全可靠，有利可圖。要保護各類投資者的利益，建立起民營、外資企業與國有、集體企業公平競爭的平臺，形成規范的市場秩序，這樣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吸引社會閑置資金來發展我省文化產業，使我們的文化產業領域呈現萬紫千紅春滿園的生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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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發言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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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意識形態終結論”的意識形態性

在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的著作中，《意識形態的終結》一書引起的爭論最為熱烈。直到今天，圍繞“意識形態的終結”這一主題展開的理論研究依然是中西學術界的熱點之一。《意識形態的終結》之所以引起廣泛的討論，其主要的原因是它觸動了現代政治最為敏感的神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哪一個是現實可行的方案？雖然這個問題本身具有形而上學性。《意識形態的終結》一問世就受到了眾多的關注，西方左翼知識分子認為現實并沒有為“意識形態的終結”提供多少依據，它只是對資本主義作了意識形態辯護，其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而右翼則認為，“意識形態的終結”有其現實根據，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的“陰暗面”的暴露可以說明社會主義方案的不現實性。在《意識形態的終結》一書中，貝爾提出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趨同論”，其核心觀點認為現實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化是一個歷史的必然趨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意識形態終結了。這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斷語，而是一個具有多重內涵的政治判斷，任何一個關注現實政治的人都不可能對此熟視無睹。

一、“意識形態終結論”的理論氛圍

《意識形態的終結》是冷戰的產物，“冷戰”是貝爾提出“意識形態的終結”的現實背景和理論動力。二次大戰以后，“西方一代代青年學生在具有十分充足的基金贊助的社會科學家們的教導下，相信意識形態已經被清除，已經完全被嚴格客觀、可靠嚴肅的社會科學體系所取代。這些鼓吹者們自身就具有一種罕見的意識形態的‘錯誤意識’，這種‘錯誤意識’武斷地把它的對手看成‘意識形態家’，以至于通過定義便可以斷言自己對意識形態的完全免疫性”。在20世紀50年代，西方知識分子大多參與了“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斗爭。隨著“冷戰”的展開，在西方知識分子中，有人提出了“意識形態是否將終結”的問題，越來越多的人參與了這一討論，貝爾就是其之一。在這一討論中，最為集中的是關于蘇聯社會主義是否有前景的討論，如果蘇聯社會主義大有希望，那就無所謂“意識形態的終結”問題；如果蘇聯社會主義沒有前途，那就意味著“意識形態的終結”。在這一爭論中，薩特、布洛赫和盧卡奇等認為蘇聯社會主義有一定的缺陷，但它是大有前途和希望的。而加繆、阿隆、貝爾等認為蘇聯社會主義沒有希望，“意識形態的終結”不可避免。在這場討論中，有的人還經歷了世界觀的大逆轉，比如曾經在1913—1917年擔任過《群眾》雜志編輯、1918—1922年擔任《解放者》雜志編輯的馬克斯·伊斯門（max eastman），曾是一名共產黨員，但是他于1922年在蘇聯住了一年多后，旋即變成了共產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強烈批評者，出版了多部反馬克思主義著作，如《俄國社會主義的末日》（the end of socialism in russia）、《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嗎》（marxism: is it a science）。1955年他出版了《論社會主義的失敗》（reflections on the failure of socialism），在該書中，伊斯門近乎瘋狂地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理論及其實踐，伊斯門認為，“不再死抱住社會主義這個字眼不放，不再光是想用形容詞把它拖回原來的方向，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去探究那些把它送上這種奇怪和可怕的道路的人們的基本錯誤，這也許更好一些吧？”

在上個世紀50年代關于“意識形態是否將終結”的爭論中，右翼占主導在位，形成了“意識形態終結”的理論氣候。貝爾的《意識形態的終結》是對“意識形態是否將終結”討論的一個總結，對于這一總結的政治后果，貝爾在1988年為《意識形態的終結》再版寫的“跋”中是這樣認為的，“《意識形態的終結》在今天再一次引起了某些反響，因為我們正處于新一輪打消對共產主義世界抱有幻想的時期。20世紀30年代末，有過莫斯科審判和納粹與蘇聯之間的互不侵犯條約；1956年，有過赫魯曉夫的叛變和匈牙利的起義；1968年，有過布拉格之春事件，有過勃列日涅夫政府對杜布切克為提出‘帶有人類面孔的社會主義’所作的努力的粉碎。在目前情況下存在著一個顯著的差異。以前的幻滅是道德上的、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而現在這種被迫承認的失敗首先是經濟的”。從這里可以看出，“意識形態終結論”直接的批判對象就是社會主義的現實運動，是當時“冷戰”思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上個世紀50年代，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學者中掀起了對蘇聯社會主義研究的熱潮。“實際上，人們為俄國革命及其后來40年的蘇維埃統治而寫的東西，比起他們為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斷代史而寫的東西都要多得多！據說，有關法國大革命的目錄索引已經占據了一整排法國國家圖書館索引的資料柜，而研究蘇聯問題的完整索引——它還有待于人們去編輯，而且有可能永遠也編不完，因為它是按幾何級數遞增的……”貝爾認為，這些宏大的理論研究的目的在于獲取有關蘇聯行為的可靠知識。實際上，在這些研究中，絕大多數理論都是對蘇聯作“病理學”分析，指出社會主義的不可能性，貝爾認為，俄羅斯美妙而動聽的召喚具有一種讓人步人歧途的魔力，走出沼澤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在《意識形態的終結》中，貝爾概括了研究蘇聯的10種理論，這些研究都有政府或民間的各種基金組織的資助。在研究蘇聯社會主義的五花八門的理論中，其運用的方法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精神分析方法，一類是社會學方法。

在20世紀5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在西方十分流行，它幾乎運用于所有對個體與社會現象的研究中。在許多學者看來，蘇聯社會主義現實是一個病態的現象，精神分析方法有助于找出“病源”以及“去病”的途徑。瑪格麗特·米德、杰弗里·戈爾、約翰·里克曼和亨利·v·狄克斯、納森·萊斯特等人嘗試把精神分析方法運用于對蘇聯的研究。尤其是戈爾，“他得到了一個不太好的名聲，因為懷疑論者將其學說斥之為‘尿布學’。戈爾認為對俄羅斯這個新生嬰兒用襁褓緊緊包裹起來的過分溺愛行為導致了滿意剝奪循環。這就預先把‘大俄羅斯’的民族特征設定為一個在低三下四的屈從和暴力激發之間、在冷漠和散布于各地的受虐性焦慮之間，以及在‘口’欲和禁欲之間的此消彼長的循環。這也說明了為什么俄羅斯成年人會服從于獨斷專橫的權威。”亨利·v·狄克斯認為，俄羅斯人最顯著的人格特征是其好惡相向性，一方面，他們有一種兼容并包的品格，一種倉促行事且“一蹴而就”的傾向，一種及時且充分地獲得滿足的需要，一種對躁狂萬能者的偏執依戀，一種取消所有束縛和限制的無政府主義要求；另一方面，他們又多愁善感地封閉而多疑、焦慮、無奈地順從、道德上受虐和對強大而專橫的權威的勉強理想化，那個權威被看作是能抵擋俄羅斯人性格偏執的惟一手段。因此，權威，如果它是一個權威的話，必須是堅不可摧的、擁有生殺大權的、獨斷專橫的和變幻莫測的；如果權威是軟弱無力的．就沒有人愿意去服它。

在貝爾看來，納森·萊斯特的研究是相當激動人心的。他的研究受到了美國空軍的援助，其主要研究路徑是運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布爾什維克的性格結構，這一研究充分暴露了精神分析方法的牽強附會的特性。萊斯特認為，“布爾什維克精英的行為與19世紀知識分子的行為正好相反。后者是喜怒無常的、神經質的、追求精神享受的、沉思的和內省的；‘布爾什維克’則是冥頑不化的、多疑的、堅強不屈的和永遠富有攻擊性的。列寧的最初形象已經打上了這種性格的烙印，而且從精神分析上說，這種性格源于對死亡的恐懼和對潛在同性戀沖動的‘反叛’”。萊斯特的胡說還不止于此，他認為布爾什維克對神圣事物保持著沉默，布爾什維克反對宣泄情感的罪惡，而頌揚節制的美德，“他們反對抑郁的消極性格、內向、神經質的敏感和躁動不安的古老俄羅斯傾向，反對對形而上學真理的持續追求，反對不斷地去追問一些無法回答的問題。與所有這一切相反，只存在著歷史決定論、目的的確定性、對行動的承諾、敢于冒犯個人的勇氣和行動上的‘當機立斷’。不愿過一種沒有任何追求的生活，不愿過一種充滿著無法控制的沖動的滿足的生活，那種滿足引起了焦慮和罪過，從而導致眾所周知的俄羅斯人對死亡的好奇。”通過這種臆想式的闡述，整個蘇聯社會主義運動的所有現象似乎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釋。而事實上，這種理論在方法上開始就受到了強烈的懷疑，連貝爾也認為，“縱使精神分析方法在人格研究上的有效性得到了認可，我們仍然必須追問它是否可以被合法地擴展到政治分析領域上去。”在方法論上，精神分析理論試圖將對個體的心理研究推廣到社會歷史研究領域，這樣精神分析方法成了可以到處套用的教條，“但是，這就無異于接受這樣一個公設：個人的心理可以成為作出解釋的萬能的形式，可以成為人類生存的一切事實的現實基礎。而由此又產生一系列二級公設：社會的心理化、心理的生物化、人的自然化。這樣，我們就面對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具有陳腐不堪的性質：即企圖用‘人類本性’論的一套非歷史的術語來解釋歷史。”其理論和政治上的目的是利用精神分析的神秘性質妖魔化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運動和歷史，從而成為“意識形態終結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貝爾認為，由哈佛大學的三位社會學家雷蒙德·a·鮑埃爾、亞歷克斯·英克爾斯和克萊德·克拉克洪完成的研究《蘇維埃制度是怎樣運作的》是當代社會學提供的最優秀作品。他們受美國空軍委托，花了5年時間來研究這個項目。這一研究的方法和結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國軍方對蘇聯研究的重視。當然，對于美國軍方和政府來說，為了對付社會主義，花再在的功夫都是值得的，“這個項目以同布爾什維克背叛者的系統交談為根據。素材來自329份擴充的生活史談話錄，包括詳細的性格測試；435份補充談話錄，將近10000份有關各種特殊問題的問卷；2700份普通問卷，以及100次談話和心理測試，這些資料還與一組相應的美國人作參照。結果，總共收集到了33000頁資料。這些資料，加上在準備此書過程中所利用的50多個未出版的專題研究報告和這些作者打算編撰成書的35篇已經發表的論文，顯示了他們搜集的資料的豐富性。”之所以說這種社會學方法及其結論并不重要，因為，它是“以同布爾什維克背叛者的系統交談為根據”，這個所謂的“根據”顯然是不可靠的，最多得出一些以偏概全的、甚至是早已設定好的結論。我們且看看運用社會學方法得出的具體結論是什么。哈佛小組致力于探討蘇聯社會具有典型意義的“核心模式”，這種“核心模式”起著調整被統治者的功能，“核心模式”的具體內容包括，“與明確的意識形態達成一致的需求；對允許有獨立的權力源泉的抗拒；對所有計劃和管理的集中；將資源過分集中在某些目標上；對恐怖扣強制性勞動的使用；把‘突擊行動’作為達到目標的方法；對不能如期完成計劃的推托的容忍(例如，信口雌黃，對非正式協議的廣播)等等”。哈佛小組認為，這種“核心模式”有明顯缺點，主要表現在：重工業的經濟增長與消費工業的經濟增長不成比例；持續不斷的肅反運動和不安全事件。這些結論的得出并不依賴于哈佛小組的宏大而煩瑣的社會學研究，因為這些結論是業已存在的事實。他們真正想要揭開的謎底是其進一步的推論：上述制度上的缺點是由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造成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本身內在地蘊涵了自身無法克服的矛盾。在所謂客觀的社會學研究中，哈佛小組的意識形態立場決定了其方法和觀點，這種社會學研究模式在《意識形態的終結》中同樣存在。

貝爾為了說明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蘇聯實踐中的困難和矛盾，對新經濟政策作了這樣的說明并引證了列寧的原話，“對于列寧來說，新經濟政策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步驟。因為他不得不承認，在‘舊書’中找不到為黨的這個激進步驟作準備的任何東西。這個步驟是向資本主義作出的部分讓步。在他去世前寫的一篇文章中——這篇文章證明了曾經統治過列寧思想的一些條條框框——他憂心忡忡地聲稱：‘關于這個問題，馬克思連一個字都沒有提到過；關于這個問題，他沒有留下一句話便離開了我們。這就是我們必須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克服這個困難的原因。’”在這里至少存在三個問題，第一，列寧在闡述新經濟政策時，并沒有“憂心忡忡”；相反，他始終充分信心，新經濟政策并沒有背離馬克思主義。第二，貝爾引證的列寧的這段話并非源于“去世前寫的一篇文章”，而是1922年3月27日列寧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在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上，我們的報刊和我們的黨都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染上了知識分子習氣，墮入了自由主義，自作聰明地來理解國家資本主義，并且去翻看舊本本。可是那些書里寫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寫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沒有一本書寫到過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連馬克思也沒有想到要就這個問題寫下片言只語，他沒有留下任何明確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無可反駁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現在我們必須自己來找出路。如果像我在準備這個報告時所試圖做的那樣，在腦子里綜觀一下我國報刊上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論述，就會確信，這些文章完全看偏了，沒有談到點子上。在這里，列寧闡述了對待國家資本主義應采取的正確態度，從整個講話看，列寧并不擔心社會主義的發展前景，更不會擔心國家資本主義會吞沒社會主義。對于貝爾的上述“科學”研究，一位西方學者不無諷刺地說：“這些就是所謂的非意識形態的、客觀的、現實的、專業化的社會科學的真實水平。由于這種‘科學’可以用魔法從陰影里召喚出它的意識形態的敵人，并使自己滿意，它還可以十分容易地拋棄相當復雜的問題。而意識形態則是這種‘科學’的對立面，它僅僅代表過去。由于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快樂的‘后資本主義’的、純粹‘工業化’的社會里。因此，意識形態問題完全不再存在了。所有的沖突和復雜性會毫無困難地被簡單的可靠的‘社會工程’所取代，我們從此便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了。”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歷史的發展并沒有為“意識形態終結論”提供足夠的依據，相反，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理論在今天依然十分活躍，“意識形態的終結”只是一些“社會科學家”的一廂情愿而已。如前所述，“意識形態終結論”是“冷戰”思維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當時的國際政治形勢，它將意識形態與極權主義等同起來，并急于同意識形態說再見。那些聰明的“社會科學家”以為只要說聲再見，便可以擺脫意識形態的糾纏。他們有意識無意地忽視了意識形態的復雜性，更具體地說，他們對以資本統治為核心的現代社會的本質缺乏足夠的認識。當然，在許多“社會科學家”看來，這個“本質”根本就不存在，“他們的興趣只在于堅持其一貫的立場，即認為意識形態是對社會科學的束縛”。

二、社會結構的變革與“意識形態的終結”

《意識形態的終結》主體部分并沒有集中論述“意識形態的終結”這一主題，其結語以“意識形態在西方的終結”為題，對“意識形態的終結”作了較為集中的論述。在1988年寫的“跋”中，作者又作了辯護性闡發，進一步強調了“意識形態的終結”這一主題。《意識形態的終結》的主體由“美國：理論的模糊性”、“美國：生活的復雜性”、“烏托邦的衰落”這相互關聯的三個論題構成。就具體內容來說，貝爾論述了美國社會結構與意識形態在戰后的新變化及其二者之間的密切關聯性。貝爾的核心觀點認為，獨特的社會結構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特別是階級斗爭理論不適用于美國，社會主義在美國雖有發展，但它是以失敗而告終。所以，在美國比較早地形成了“意識形態終結”的社會條件。

在《意識形態的終結》中，貝爾考察了美國統治階級的變化，這一變化同財產制度和家庭制度之間原有關系的瓦解密切相關，貝爾將之概括為家庭資本主義的瓦解。家庭資本主義在歐洲大陸是持續存在的，它對外來資本進入其企業往往持有謹慎、保守和恐懼的心態，有的研究者認為，這是歐洲大陸經濟增長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從一開始，美國的情況就有所不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美國，幾乎所有土地都具有被無條件繼承的不動產權，而這一點在歐洲是被禁止的。相比較而言，家庭創始人沒有能力把自己對保留財產的愿望強加于下一代人身上。另一個原因是，在美國．由于一些復雜的原因，一直存在著這樣一個傳統或一個神話：兒子不是繼承了父業，而是自己創出了一片新天地。這兩個因素，即一個歷史的因素和一個社會心理的因素，是阻礙著美國家族資本主義體系全面發展的重要因素。” [3](p.29)貝爾認為，導致家庭資本主義瓦解的是主要的原因是20世紀金融資本主義的出現，是投資銀行家在實質上摧毀了家庭資本主義的社會根基，“通過設置專職經理，銀行家實現了財產和家族的徹底分離，那些專職經理在企業沒有股份，因此不能把其權力自動地傳給子女，并對外在的監督負責。”而這些新的管理者缺乏一個受傳統支持的階級地位，“這個事實引發了他們對于意識形態的需要，以證明他們的權力和威望。沒有一種資本主義秩序能夠像美國資本主義秩序那樣具有如此強制性的對意識形態的渴望，在其他秩序里，這種渴望要小得多。從哲學上講，私人財產總是與一個自然權利體系相聯系，因此財產本身提供了一個道德證明。但是私人的生產性財產，尤其在美國，大部分是一個假定，很少聽說將它作為一種企業主管的權力的道德資源來追求。當我們在企業里使所有權關系向管理層的管理關系發生經典轉變時，我們于是在象征性層面上使得‘私人財產’向作為權力之證明的‘企業’轉變。在某種意識形態之下，這種象征本身有時變成了一股強制性力量，而‘績效’本身成為推動美國企業巨頭前進的驅動力。”貝爾認為，上述變化導致了權力獲取模式的變化，其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財產繼承權已經不再是決定一切的因素；二是技能和政治地位而不是財產成了權力得以確立的依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在這個變化面前似乎已經失去了其理論的解釋功能，貝爾甚至認為，在美國沒有傳統意義上的統治階級。

盡管貝爾竭力證明財產關系在權力獲得模式中的退場，而事實上，財產關系始終是一個決定性因素，現代企業中的管理精英只是一個中間階級，它具有兩重性，即它既受壓迫又壓迫別人。在《意識形態的終結》中，貝爾也分析了企業家階級—財閥階級的主導作用，這個以資本為依托的階級實際上就是統治階級，“到20世紀初為止，成長起來的企業家階級已經取得了經濟上的巨大勝利。隨之而來的是試圖通過發展一種普遍的政治意識形態來瓦解集團利益的結構；……另一個比較成功的努力表現在把資本主義等同于民主方面。早期的商業階層懼怕民主，把民主看作是‘賤民大眾’(伯克的用語)用來為激進的專制統治開辟道路的政治工具．而勝利了的工業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則幾乎完全以一些令人愉快的經濟學術語來定義民主：民主是締結契約的自由。即使主導的企業家階級無力實施對社會的直接政治控制，它也將建立起意識形態的霸權。”貝爾認為，這種意識形態霸權隨著經濟與政治關系的顛倒而趨于消亡，這是因為，“通過政府而得到執行的政治正日益成為確認社會決定和經濟決定的工具。在這里，個人不是作為市場中的獨立活動者，而是被迫通過一些特殊集體來實現他的愿望。因為在一種受到管理的經濟中，是‘政治’而不是貨幣決定著主要的生產，政府的干預不僅會激化壓力集團的認同過程，而且會迫使每—個集團都要去采用能同‘國民利益’概念相符合的意識形態，以便能夠證明其主張之正確。”

列寧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如果將政治與經濟割裂開來，政治與經濟的本質都不可能得到正確的認識。貝爾過分夸大了政治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甚至將政治說成是決定性的因素，這就正好顛倒了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現實的經濟實踐表明，絕大多數的企業集團并非是采用能同“國民利益”概念相符合的意識形態而證明其主張的正確性，實現利益之最大化仍然是眾多企業集團首要的發展動力，政治的發展往往受這一動力的驅動。無論政治涂上了多少迷人的意識形態色彩，離開了經濟利益這個支撐點，它便黯然失色。所以說，貝爾所說的“是‘政治’而不是貨幣決定著主要的生產”是一個明顯的誤判。直到今天，這種誤判還經常統治人的頭腦，不是從經濟上，而是從文化、宗教上理解現代工業文明的本質。馬克思為我們說明了現代工業自身的狹隘性，這個狹隘性常常以其野蠻的形式出現，不克服工業文明自身的狹隘性，實現人的解放就只能是一句空話。“在地獄的油鍋里沸騰的資本的自發勢力，從大大小小的戰爭中尋求著出路。經濟的不平衡的、惡性的發展，甚至就是在普遍上升的階段，也保持著極端緊張的狀態；由這種發展所造成的經濟興奮，無形地操縱著千百萬人命運的壟斷集團的沉重壓迫，對現代城市混亂的痛苦不堪的恐懼——這一切反映在每一個人的生活中，并使社會感染了足以引起各種流行的精神疾病的道德冷熱癥。由于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一個人即使在飽暖無虞之中亦不得安寧，犯罪、吸毒和酗酒的增長成了人的通風口、人的個人自立的替身。從賣弄肉欲到抽象藝術的閃耀著廣告光彩的各種離奇古怪現象，這整整一個新的巴比倫，窮極無聊的時髦生活，為大眾制造的醉生夢死的幻影——全都來自一個根源，它的名字叫做：化為泡影的期待”。美國人常常為自己擁有強大的政治而自豪，而這個強大的政治正是源于強大的經濟。一般情況下，這兩者的關系并不難認識。但是，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復雜性便會出現。比如，“9·11”事件以后，美國曾出現過一個非常微弱的反思性的疑惑：“美國為什么如此遭人怨？”原因正是其“強大的經濟”，但是絕大多數美國人并不這么認為，而宗教、文化的因素被認為是“9·11”事件發生的原因。于是喬治·w·布什提出了伊斯蘭法西斯主義這一意識形態概念，他不知道近代以來的資本法西斯主義才是許多重大災難的罪魁禍首。恩格斯在1886年9月17日的提醒對美國人仍有意義，他在致帕·馬爾提涅蒂的信中說：“美國是一個獨特的國家，它是沿著純粹資產階級的道路發展起來的，沒有任何封建的舊東西，但在發展過程中卻從英國不加選擇地接受了大量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態殘余，諸如英國的習慣法、宗教、宗派主義；在這個國家里，對實際活動和資本集中的需要導致了對任何理論的普遍輕視，這種輕視理論的態度，只是現在才在最有教養的知識階層中有所克服，——在這樣一個國家里，人們只有通過自己接連犯錯誤，才能認識清楚本身的社會利益。”

貝爾對美國工人階級狀況以及影響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理論作了社會學的考察，有些分析對認識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階級、特別是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狀況有較大的啟示價值。貝爾認為，美國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理論主要是工聯主義，它有兩個方面的功能，在政治上，它可以引導以工人為主體的社會運動；在經濟上，它是一種經濟力量，可將這概括為市場聯合主義。“社會運動是由知識分子想象而形成的一個意識形態觀念，它把勞動者看成是挑戰既定制度的歷史趨勢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市場聯合主義是一個經濟概念，一個功能和作用的界定，它受制于由工會所處的特殊工業環境。”工會運動的特點是對社會變革的希望變得有限了，它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事務。所以工會運動對未來的社會主義思想、激進的意識形態根本不感興趣。這種工聯主義理論及其實踐對工人直接的影響是，從1940至1955年，工人們失去了對意識形態的興趣，其具體原因主要是，大工業工會對工聯主義的認可，并且從1947年起，工會開始攻擊共產主義者并最后消除了他們的影響。作為工人階級的代言人，工會領袖逐漸喪失了斗志并失寵于公眾，“以目前的狀況而言，勞工運動比25年前發生得更少，現在的頭面人物都是以前勞工運動的發起者。然而，他們已不再年輕——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促進會執委會的領導人都已有60多歲——他們失去了干勁，組織中的工作人員年紀也大了，再也沒有年輕時在工廠里散發傳單的那種激情。……勞工運動的基本激進傳統已經消失殆盡，……今天工會的頭頭們都沒有干勁去開展政治活動或者期望成為政治領袖。在中層領導中，他們大部在州或市里而不是在國家級舞臺上表現自己，許多較年輕的領導人用盡辦法來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權力，這有可能使這些人在民主黨中更加活躍起來，為了使自己得到承認而步入政治舞臺。”美國工聯主義的發展正好印證了恩格斯和列寧的判斷，恩格斯認為：“舊工聯保存著它們產生的那一時代的傳統；它們把雇傭勞動制度看作永恒的、一成不變的制度，它們至多只能使它變得稍微溫和一些，以利于它們的會員。

[8](p.431)列寧認為，工人階級的工聯主義政治就是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政治。貝爾認為，對當代工人來說，解決生理饑餓問題已經不再生活的動力，生活的動力在于解決新的饑餓問題。這個新的饑餓就是消費與享受，“誘人的報酬和對物品的渴望已經代替了棍棒；生活水準已經變成了一個內在的自動驅力。受自從發明槍炮以來最杰出的兩個發明——廣告和分期付款——的激勵和煽動，銷售活動已經變成了當代美國最引人注目的活動。銷售反對節儉，重視揮霍；反對禁欲，提倡浪費。在歷史上再也找不到比美國消費者更寵愛其妻子的人了，這種畢恭畢敬的心理促使美國人不停地購買”。貝爾認為，美國工人已經被馴服了，馴服他們的不是機器而是“消費社會”。這在意識形態上的影響是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喪失，工人的價值取向主要是對即時滿足的渴望越來越強烈，他們對工作雖有不滿，但這并不會導致工人運動，而是產生了逃避現實的幻想——“對于擁有一家機械廠、—個養雞場、一個煤氣站的幻想，對于‘擁有一家自己的小企業’的幻想。這當然是一個不著邊際的美夢！” [3](p.281)基于這樣的工人階級狀況，貝爾認為，在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在美國，社會主義運動是一個不能被人接受的智慧，它既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又不屬于這個世界。概括成一句話就是：信條猶在，而運動已經失敗。這個判斷主要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從世界范圍看，社會主義運動還在發展，斷言它已經失敗，與事實不符；第二，在西方，社會主義運動并非是一個不能被人接受的理論，戰后的歷史表明，社會主義思想深刻地影響了西方社會，否則也不可能有貝爾所謂的“趨同論”的產生。

所謂工人已經被“消費社會”馴服的論調正好說明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野蠻性和矛盾性，其表現就是人的重新“奴隸化”，人的解放問題又以新的方式呈現在我們面前。在現代社會，似乎無所謂人的解放，也無所謂人的自由；只有“工作”和“專業”，人成了“工作”和“專業”的奴隸，人只會老老實實地接受自己的命運。馬克思及其前輩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發現了現代工作文明的固有矛盾性，表現之一就是物對人的絕對統治，人成為一種純粹的“鍵控生物”，這樣的人總是以盤算別人為生，這樣的人“對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怕得要死，他認為這是由某個控制鍵鈕的力量制造出來的又一個幻想。他害怕‘上當’。他本來是言聽計從、任人擺布的，現在則轉向了同樣極端的懷疑主義。他覺得唯一與人相稱的出路是鉆到自己的專業里去，鉆到他愿意兢兢業業、一絲不茍地擔任的自己那個特殊職務中去。至于他做的是什么，是為戰爭的磨盤效力，還是為粗制濫造的藥丸作廣告，那是無所謂的。你不能同他談他的活動內容，因為這種談話本身在他看來就是意識形態，就是宣傳，也就是愚弄人的誘餌。重要的只有技巧、形式，這是個人自由的唯一避難所。”在戰后，西方社會結構、特別是階級構成確實發生的很大的變化，社會主義運動也確實遇到了許多困難和障礙。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結構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資本主義主義發展并未消除其野蠻性和矛盾性，社會主義并沒有喪失其社會基礎。這是一個總體性判斷，實際情況相當復雜，而復雜可以障人耳目。這是貝爾等西方社會學家在其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論問題，他們容易局限于特定歷史時期的、局部的、個別的經驗事實，并且只是根據這些事實對人類歷史匆忙下結論。所以，列寧的提醒對于今天的社會科學研究依然意義重大，“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有一種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養成正確分析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致淹沒在一大堆細節或大量爭執意見之中所必需的，對于用科學眼光分析這個問題來說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并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

三、歷史形而上學：“意識形態終結論”的方法論檢視

丹尼爾·貝爾自己承認《意識形態的終結》主要是由于其書名而出名，“有些著作是與其說是因其內容，還不如說是因其書名才出名的。本書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有的人認為，貝爾將自己的書取名《意識形態的終結》，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有炒作之嫌疑。就形式而言，這樣說也不無道理。但是，“意識形態的終結”這一主題的提出及其爭論，決不是一個簡單的、為了吸引眼球的炒作行為，它涉及對當代社會發展的理論選擇和實踐方向的基本判斷問題。在《意識形態的終結》中，“意識形態的終結”這一結論的得出，除了由于前面提到的戰后西方、特別是美國形成的意識形態終結的“理論氣候”和社會結構的變化等原因，還基于貝爾的兩個錯誤判斷，首先就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錯誤判斷。

在貝爾看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含義只有一點，認為意識形態就是虛假的觀念，“追隨于費爾巴哈之后——馬克思從費爾巴哈出發得出了絕大多數關于宗教和異化的分析——他把宗教作為一種虛假的意識來思考：上帝是人的心靈的創造物，他們只是表現為獨立地存在著，并且決定著人的命運；宗教因此是一種意識形態。但是馬克思還作出了進一步的論述。他說，意識形態不僅是虛假的觀念，而且還掩蓋了特殊的利益。各種意識形態聲稱是真理，但是卻反映了特殊團體的各種需要。” [3](p.454)在馬克思那里，意識形態確有虛假性這一層含義，馬克思面對的是“德意志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欺騙性、虛假性，所以，在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中，常常在虛假性這個層面上使用意識形態這個概念。事實上，揭示“德意志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虛假性是馬克思重要的理論任務之一。但是，不能就由此結論，認為意識形態僅僅是為統治階級利益集團服務的虛假的觀點體系。這一界定的錯誤主要有兩點，第一，它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意識形態概念的片面理解；第二，它否定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識形態理論和以后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之間人為設置了一道障礙。在貝爾看來，由于“虛假條件”的喪失，意識形態必然走向終結。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意識形態是一個總括性概念，它的產生、存在和發展由兩個因素決定，一個是認識論根源，一個是社會實踐基礎。只有認識論根源和社會實踐基礎都不存在了，意識形態才會走向終結。馬克思、恩格斯強調“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他們強調，“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我們還可以揭示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回聲的發展。他們認為，甚至人們頭腦中模糊的東西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定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式便失去獨立性的外觀。它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那些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恩格斯從社會分工的角度分析了各種意識形態產生的社會認識根源，這一分析使意識形態的歷史發生及其神秘性質得到了科學的說明。他們認為，“分工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開始成為真實的分工，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真實地這樣想像：它是同對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其他的東西；它不想像某種真實的東西而能夠真實地想像某種東西。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但是，如果這種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和現存的關系發生矛盾，那末，這僅僅是因為現存的社會關系和現存的生產力發生了矛盾。”由此可以看出，意識形態的產生歸根到底的原因是現存的社會關系和現存的生產力發生了矛盾。只要現存的社會關系和現存的生產力之間以及社會關系和生產力要素之間存在矛盾，“意識形態的終結”就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強調，意識形態作為抽象或觀念，就是那些統治個人的物質關系的理論表現，這個物質關系主要指的是階級關系。馬克思認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表現為思想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一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各種關系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 [9](p.52)貝爾認為，馬克思關于物質關系、階級利益決定意識形態的理論有一定的現實依據，但這一理論存在重大缺陷，他認為這是一種觀念決定論假說，“決定論假說：在一系列觀念和‘階級’目的之間存在著一對一的對應。不過，這種情況是很少發生的。經驗論通常同自由的探索聯系在一起。不過，休謨，這位最‘激進的’經驗論者，是一個托利黨人；艾德蒙·柏克，這個為了設計一個新社會而對唯理論作出了最為激烈抨擊的人，是一個保守黨人；霍布斯，最為深刻的唯物主義者之一，是保皇黨人；t·h·格林，英國唯心主義復辟的領導人之一，是自由主義者。”貝爾對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的這一批評存在著明顯的錯誤，意識形態在個體身上的表現有著很大的差異性，但是，意識形態是一個總括性概念，它反映的是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主張，用個體特例并不能推翻這一觀點。即便在那些“反常”的人身上，我們仍然可以找到其觀念背后的階級利益基礎。

貝爾認為，意識形態的階級利益決定論在當代還遇到的新的挑戰，階級已經失去了傳統的意義，“對馬克思來說(盡管在他的著作中從來沒有對階級下過一個嚴格的定義)，在社會中的主要社會劃分來自財產的分配。不過，在一個政治和技術相融合的世界里，財產已經日益喪失了作為主導權力的力量，有時甚至喪失了作為主導財富的力量。在幾乎所有的現代社會里，作為謀求職業的主導因素，技能變成了比遺產更加重要的因素，并且政治權力優先于經濟權力。那么階級還有什么意義呢?”貝爾的這一主張混淆了以階級關系為基礎的不平等同非階級形式的社會分層的原則區別，忽視了階級關系與不平等現象的內在聯系。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絕大部分的社會財富仍是由資產階級控制，這些資產階級還通過其財富影響本國政治和國際政治的發展。由此可以看出，以“階級的死亡”理論為基礎的“意識形態終結論”同樣缺乏社會實踐依據。

關于“意識形態的終結”這一主題，貝爾的第二個錯誤判斷是他對蘇聯社會主義與整個社會主義運動之間關系的錯誤判斷。不論是貝爾的《意識形態的終結》，還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它們批判的主要對象是社會主義理論及其實踐，具體的批判靶子是蘇聯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終結論”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制度上的缺陷就是社會主義的缺陷，蘇聯社會主義的終結就是社會主義的終結，替代資本主義的可行的選擇已經不復存在，“自由民主”國家的基本原則已經沒有改進的前景，人類思想發展已經到達其終點。這一理論主張的錯誤在于，它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與整個社會主義運動沒有作原則的區分。蘇聯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一個特定的歷史形式，就其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和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來說，其理論和實踐上的意義不容否定。但是，蘇聯社會主義在理論和制度上的缺陷有其特殊性，它的缺陷并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內在缺陷，許多缺陷是人為、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只有當蘇聯被視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時，其崩潰才會令人信服地代表著歷史的終結”。這里的關鍵就是，什么才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是不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當代，要給“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下一個定義，無疑是十分困難的，因為，這個定義的邊界是很難確定的。但是，我認為，列寧之后，蘇聯社會主義的實踐進程越來越偏離正確的軌道，特別是當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理論成為“皇帝的新裝”時，其崩潰越來越變得不可避免。但是，蘇聯崩潰了，社會主義還在，用蘇聯社會主義的缺陷證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終結，無疑是混淆了特殊與一般的關系。

綜上所述，“意識形態終結論”是一種典型的歷史形而上學，它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是由一連串錯誤構成的，既不存在歷史規律，也不存在一個值得追求的美好社會；社會主義實踐并沒有給人們帶來幸福，相反，在社會主義運動中，人為的災難不斷，追求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的努力注定是要失敗的。這種理論的根據就是“眼前的事實”，但是，僅僅滿足于經驗事實的社會理論注定是膚淺的。“意識形態終結論”根據一些“眼前的事實”就對人類歷史和未來匆忙下結論，便很難避免方法論上的形而上學。如果，丟棄掉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辯證法，形形色色的“終結論”還會出現，它們仍然會以大量的“眼前的事實”為依據，向人們展示其理論的正確性。但是，歷史辯證法會從另外一個方向證明“意識形態的終結”只是一個虛妄的理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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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gate station and all the long distance intercity, trans-province lines; north gate station currently runs the original counties, rural routes; simon, station main, yibin city, across the city, across the province and to the west of range line. yibin city highway main station distribution table 3.1-6 station name grade accounted for to area (m2) 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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