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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發言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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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意識形態是什么”這一問題如同“意識形態是什么”一樣，是一個抽象、復雜且充滿爭論的概念。或許正是因為意識形態概念過于復雜，所以深度追問網絡意識形態內涵的學者并不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見，這意味著網絡意識形態的內涵研究仍存在較大的空間。與此同時，面對網絡空間中紛繁復雜的網絡意識形態現象和日趨激烈的網絡意識形態斗爭，深刻把握網絡意識形態的內涵及其特征不僅必要而且緊迫，是亟待突破的課題。

一、理解網絡意識形態發生的兩個基本維度

一是互聯網引發了深刻的社會變革，催生了人們對全新網絡意識形態的內在需求。巴拉達特在《意識形態起源和影響》一書中間接闡述了意識形態發生的內在機制，揭示了意識形態就是對社會變遷的“解釋并合理化”。他說，“在 18、19 世紀期間以粗暴方式完成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造成了多數人心理上沉重的惶惑與不安。一般民眾因失去方向感而感到驚恐不已……學者、哲學家和政治家紛紛埋頭于梳理、解釋并合理化這些現象，同時尋求因應這些現象所引起的社會和政治變化。其中用來提供合理化的理論，就變成了政治意識形態。”從這段論述中可以看到，意識形態的產生是以社會變遷為現實依據的，同時以解決民眾對于社會變化產生的困惑為出發點。這告訴我們，意識形態不是無病呻吟，而是以社會現實的變化和民眾的內在心理需求為根據的，這一點也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不謀而合。因而，從這一分析路徑出發，我們可以看到，隨著互聯網對人們社會生活影響的日益深刻，廣大民眾對互聯網帶來的劇烈社會變遷也必然產生各種各樣的心理困惑。對于互聯網帶來的變革，邁克爾?海姆說，“技術的危險在于它能改變人類，它能使人類行為和希望徹底扭曲……它進入人類的內心深處，改變著我們的知、思、欲的方式”。曼紐爾?卡斯特說，“我們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都已經隨著因特網的普遍深入使用而改變了”。網絡劇烈的社會變遷沖擊民眾心理，滋生各種困惑，進而產生強烈的消解困惑的內在需求，而網絡空間內生的各種“合理化解釋”就成為了網絡意識形態可能的來源。

二是各種傳統意識形態認識到網絡空間爭奪的重要性，積極推進意識形態的網絡化。面對網絡空間中各種信息對人們意識的沖擊甚至是重組，傳統意識形態逐漸認識到來自網絡空間爭奪的重要性，并積極尋求對策。概括來講，傳統意識形態要在網絡空間中能夠加入多元意識形態的斗爭、爭奪，首先就必須解決自身“進網絡”的問題。“進網絡”不是簡簡單單地“照搬”到網上，而必須進行積極有效的從內容到形式全方位的改造，這個復雜的改造過程我們可以稱之為“網絡化”。所以，網絡意識形態發生的第二條基本路徑就是各種傳統意識形態通過網絡化而形成了多種多樣的網絡意識形態，其中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網絡化顯示度最高，它生成的主流網絡意識形態處于較為強勢的地位。

意識形態的產生、傳統意識形態通過網絡化而成為網絡意識形態。前一條路徑產生的是“原生性的”網絡意識形態，后一條路徑產生的是“輸入性的”網絡意識形態。

網絡意識形態發生的分析告訴我們，網絡意識形態是互聯網時代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新樣態，對網絡意識形態的概念不能回避，也不能簡單化處理，而應深入把握其特殊性，并深刻揭示其新內涵。

其一，網絡意識形態是網絡實踐發展的產物。“內生”的網絡意識形態和“輸入”的網絡意識形態都是網絡實踐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前者反映了網絡實踐從物質生產實踐深化到社會生活實踐尤其是精神生活實踐，反映了人們精神層面對新意識形態內容的需求；
后者則反映了各種傳統意識形態的傳播者意識到了網絡空間中意識形態發展的新生長點，看到了網絡空間拓展意識形態傳播的必要性與可能性，繼而主動對傳統意識形態進行改造。不管是“內生的”還是“輸入的”，都反映了意識形態對實踐發展的主動適應，因而可以說網絡意識形態是適應網絡社會變遷而產生的。

其二，網絡意識形態是感性形式主導的。劉少杰認為，“雖然理論對實踐有指導作用，但理論對實踐的作用一定要同實踐中的感性因素聯系起來才能發生作用。如果意識形態的產生根源和存在基礎是實踐，那么意識形態中一定包含著實踐本身所固有的豐富的感性因素或感性特征。”“在影視媒體和互聯網快速發展的當代……意識形態改變了存在形式。”在網絡空間中，有效的意識形態出場往往都是以感性形式呈現的，無論是吸引眼球的議題設置，還是圖文并茂的內容展開，或者時髦的微視頻、動畫等，都緊緊抓住人們的感性喜好，通過感性的形式承載抽象的意識形態內容。當然，網絡空間中也存在傳統意識形態純文字的傳播方式，但相比較而言，感性傳播方式占據了明顯的主導地位。

其三，網絡意識形態是指向廣大網民的。網絡空間中的意識形態雖然是感性的，有草根的“惡搞”，有蓄意的“炒作”，有搞笑的“調侃”，但這些感性形式都不是為娛樂而娛樂，而往往承載著其明確的意圖，蘊含著顯著的社會動員的訴求。因而，網絡意識形態是指向廣大網民的，肩負著吸引網民、教化網民的目的。即便是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也很明確的表明其目的，誠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網民來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網，民意也就上了網。群眾在哪兒，我們的領導干部就要到哪兒去”。這種鮮明的群眾指向性，在網絡空間中就表現為緊緊把握網民這一對象，從網民出發，并集中解決網民的意識形態需求問題。

形態是理論化、系統化的階級意識或思想體系。其實，在現實生活中，有許多非理論化、非系統化的觀念也往往能夠起到意識形態的作用，發生意識形態的效用，這些具備意識形態功能的感性化觀念也應納入意識形態的范疇。因為 “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不僅指系統化和理論化的思想體系，還包括各種特殊的仇怨、憂慮、希望、偏見、幻想、同情和信念等尚未上升到概念系統的感性意識活動。”不管是理性的意識形態，還是感性的意識形態，它們都有明確的、相對穩定的價值取向和實踐指向。因而，為了更好地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從工作實效的角度出發，應把意識形態研究的重點放在梳理意識形態鮮活的實踐中，并在實踐中來理解和反思意識形態，把它感性的部分和理性的部分都納入審視的范圍，只要它事實地發揮了意識形態價值導向的功能，我們都可以將其作為意識形態的研究對象。借用《意識形態起源和影響》對意識形態的定義，即“通常是針對人民大眾的言簡意賅的陳述”，筆者認為，網絡意識形態的重要內核就是針對廣大網民的言簡意賅的價值信念。

綜上，筆者認為，網絡意識形態就是適應網絡社會變遷，在網絡空間中以數字化感性展現為主導形式的，以廣大網民為對象言簡意賅且相對穩定的價值信念。

學校意識形態和網絡意識形態工作總結

一、強化組織領導，合理分工安排。

二、常抓學習教育，強化思想認識。

我校認真思考，周密計劃，將意識形態工作納入黨支部學習的重要內容，及時傳達學習上級黨委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決策部署及指示精神。強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宣傳教育，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牢牢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守組織紀律和宣傳紀律，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在思想行動上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以“兩學一做”、“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幸福教育.黨員領航”主題教育活動為載體，通過領導干部上黨課，警示教育等方式，不斷加強黨員干部思想建設工作力度，為學校教育工作提供強有力的思想保障。

2、堅持學習制度，將學理論、學業務和黨建知識有機結合起來，努力創建學習型黨組織。

3、定期或不定期開展學習活動，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和其它先進典型事例，強化宣傳，收集資料歸檔。

恪守政治安全之責，時刻警醒教職工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腦入心教育，以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恪守意識形態安全之責。

落實守土有效之責。全體教職工以對黨和人民教育事業高度負責的態度，守好陣地，管好隊伍，切實做到工作有責、認真負責、盡職盡責，要主動作為、擔當作為、有效作為、有所作為。

三、抓好教師思想政治教育，讓其以高度的工作激情完成工作。

落實學習制度。學校領導模范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身作則，率先垂范，積極開展書記上黨課活動。

抓好黨建工作。利用“三會一課”有效契機，宣講典型事例、政治學習、聽報告等方式提高廣大教職工的思想意識。

營造氛圍。通過召開會議、宣傳等形式，動員干部職工積極主動參與文明建設。同時，利用校園網站、微信群、qq群，積極宣傳活動動態，提高廣大干部職工的參與熱情。

四、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明確工作方向。

牢牢掌控網絡意識形態主導權，抓好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工作。搶占互聯網陣地，探索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路徑。要加大投入，全面加強校園網的建設，使網絡成為弘揚主旋律、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積極利用網絡調查問卷、網絡行為數據等技術手段，持續對全校學生政治觀點、思想動態、心理健康、學習狀況、關注熱點、生活需求等方面數據進行系統采集、動態觀測與綜合分析，把握學生思想新動態。推進“互聯網+教學資源”建設，圍繞思政課、黨的創新理論成果和實踐要求，開發一批精品課程、專業教學案例和基于學習、實習、實踐的再生性學習資源，并及時傳遞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打造出一個學生喜聞樂見、時時處處受教育的網上精神家園。

五、下一步意識形態工作重點

1、認真組織學習教育黨工委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部署精神，加強看齊意識和責任意識，牢牢把握好政治方向。把意識形態工作納入學校黨總支、黨支部的工作計劃和各處室工作計劃當中，納入年終評優選優工作。

2、強化擔當意識和戰斗意識，加強宣傳，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真正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到實處。

3、管好“三個陣地”。一是管好宣傳陣地，二是管好課堂陣地，三是管好科研陣地。

4、明確責任，加強責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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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發言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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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工作機制

分析研判意識形態領域機制抓好意識形態方面工作,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一是要有責任擔當,確實肩負起政治責任。二是要有壓力,把壓力轉化成工作動力,切實把握好座談會、研討會、課題、網絡等工作的政治方向。三是要加強理論學習,提高思想認識,增強政治鑒別力,保證在各項工作中始終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履行好意識形態工作的責任。

一努力構建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新格局。要站在事關黨和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站在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全局高度,深刻認識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努力健全完善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宣傳部門組織協調、各相關部門積極配合,共同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格局。各級黨委要把意識形態工作放在更高的位置,必須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主動權、管理權和話語權,切實把意識形態工作擺上重要議事日程。堅持一把手親自抓,經常分析意識形態領域的動態動向,正確判斷意識形態領域形勢,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各級領導干部應不斷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憂患意識,切實肩負起抓意識形態工作的重大政治責任。要經常分析研究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勢,解決好工作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加強工作指導,提出具體要求,強化督促檢查。要深入開展調查研究,不斷深化對意識形態工作特

點和規律的認識,增強工作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要堅持黨管

媒體原則不動搖,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

二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始終抓好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不斷提

高廣大黨員和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的運用水平。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研究,培養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努力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大眾化,打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根

本思想理論基礎,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不動搖,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高高舉起來,打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根本政治基礎,堅持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不動搖,不斷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凝神聚氣,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堅持抓住公民道德建設這個中心環節不動搖,使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成為全體公民的自覺行動。積極探索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整合社會思潮的有效途徑和辦法,有力抵制各種錯誤思想觀念的影響,始終高揚主旋律,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遵循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特點和規律,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樹立新的文化發展觀,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全面繁榮文化事業,堅持“二為”方向、“雙百”方針和“三貼近”原則,多出優秀精神文化產品,不斷推進文化創新。

三努力在創新意識形態工作方法上下功夫。改革創新是做好新形勢下意識形態工作的強大動力。要在堅持過去行之有效的好方法的同時,不斷探索新的方法,善于把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宣傳教育與人民群眾關心、關注的熱點問題緊密結合起來,把廣泛的宣傳教育活動與解決個別性、群體性的思想認識問題緊密結合起來,把做好政治理論的宣傳教育與加強法制宣傳教育緊密結合起來,充分運用個別談心、耐心疏導、平等交流、民主討論等方法,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使意識形態的宣傳教育工作做到入情入理、潛移默化。要適應現代傳播方式發展的新趨勢,高度重視和積極運用互聯網、手機等新興媒體,著力加強網絡文化建設,倡導積極的、支持有益的、改造落后的、抵制腐朽的、打擊有害的,大力傳播健康文化,堅決清除淫穢色情等不良信息,凈化網絡文化環境,努力運用互聯網、手機等新興媒體,建設開展意識形態工作的新平臺。要在創新途徑上下功夫,充分利用鄉鎮綜合文化站、社區文化活動中心、村文化活動室、農村黨員干部現代遠程教育站點等公共文化設施和場所,使人們在接受公共文化服務的過程中提升思想道德素養和科學文化

素質,充分發揮紅色旅游的優勢,寓教于樂、寓教于游,使人們在旅游過程中受到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教育,充分利用和借鑒群眾自發開展活動的一些好做法、好經驗,使意識形態工作的渠道不斷拓展、活力不斷增強。

四努力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意識形態工作隊伍。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歸根到底靠隊伍、靠人才。各級黨委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隊伍建設,按照政治強、業務精、紀律嚴、作風正的要求,努力打造一支思想理論好、綜合素質高、具有豐富意識形態工作經驗的干部隊伍。要加強基層意識形態工作隊伍建設,做到組織落實、人員落實、責任明確、制度健全。要把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和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緊密結合起來,廣大黨員干部要立足本職工作,增強做好宣傳教育工作的意識,不斷提高聯系群眾、服務群眾、引導群眾的本領。要進一步做好宣傳思想文化領域干部培訓規劃,加大教育培訓力度,著力提高思想文化領域干部的思想政治素養和業務素質。要從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關心思想文化領域干部,多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加大交流使用力度,充分調動廣大思想文化領導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五努力做好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黨所主張的意識形態自始至終要正確地代表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較好地整合各社會群體的利益。唯有如此,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才能發揮好推進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作用。反之,如果政黨的意識形態工作不能代表社會多數人的根本利益要求,則政黨在執政中就很難整合好各社會群體的利益關系。廣大黨員干部要牢固樹立群眾觀點,模范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不斷增強做群眾工作

的本領,扎實做好聯系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服務群眾、團結群眾工作,深入基層、深入實際、深入群眾,注重解決思想認識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切實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著力化解社會矛盾,科學處置各種敏感問題,為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奠定良好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

二、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的工作機制

(一)意識形態工作教育培訓機制。

工會黨委理論學習中心組每年舉辦兩次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的專題學習,將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教育納入思想政治理論學當中,對職工進行宣傳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在培訓中加強意識形態方面的教育。

(二)意識形態工作情況通報機制。

通報要結合經濟社會發展、改革發展和思想實際,客觀分析意識形態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新動向,為各工會職工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提供決策參考,起到把方向、打招呼、劃底線、守陣地、防侵蝕的作用。

(三)網絡意識形態管理工作機制。

加強網絡監控和輿情研判,完善網絡輿情處置機制,落實網絡輿情閱辦制度,加強網絡安全與信息化建設。

(四)綜合檢查和機制。

每兩至三年開展一次綜合檢查。按要求上報市委檢查結果。

為進一步加強意識形態領域反分裂工作,堅決抵制宗教思想和分裂思想對基層黨組織、黨員干部的侵蝕和滲透,堅持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牢牢占領黨的陣地和教育陣地,確保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現結合反分裂斗爭實際,制定意識形態領域管理工作長效機制。

意識形態是管方向的,不能有絲毫含糊,更不能有半點馬虎,掉以輕心。一定要深刻領會中央文件精神,強化責任感,提高警覺性,決不能在意識形態工作上失職,出問題。要把意識形態與其他工作同部署、同落實,做好思想引領,切實把握好社科工作的正確政治導向,對錯誤的、苗頭性的言論或行為,要旗幟鮮明地加以制止,加以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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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發言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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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控制力?思想政治教育

李合亮

一、意識形態領導權與意識形態控制力

作為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和政治文化事實，意識形態雖已引起人們足夠的認識，但是至今尚未有統一的概念。這既在于意識形態本身看似無所不包，“具有非常寬泛的功用意義，且所有這些意義都不完全相容” ，也在于意識形態往往附著于文化與哲學思潮而變動，表現出繁雜的樣式，還在于意識形態與政治思想密切相關，呈現出實用化的跡象。

馬克思主義認為意識形態是反映社會存在的，意識形態是特定社會階級或利益群體的自覺意識與觀念上層建筑系統。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那里，意識形態既具有否定的意義，也有一般性的描述。正如哈恩在他的《馬克思主義和意識形態》一文中所說：“意識形態這一概念或術語很可能在雙重意義上被運用。一方面，它被馬克思和恩格斯具體地理解為虛假的意識的標志；另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一些人的文獻中，它主要是作為一個階級的社會意識的總體概念而出現的。” 馬克思、恩格斯在對當時流行于德國的各種思潮，即構成德意志民族意識的所謂“德意志意識形態”作否定性批判，指出“意識形態是由所謂的思想家通過意識、但是通過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 的同時，明確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葛蘭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意識形態概念與思想，并具有獨特性。葛蘭西在分析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根源時，認識到意識形態問題是主要因素，進而在分析市民社會的基礎上，提出了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首要問題是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獲得的著名命題。

葛蘭西對意識形態的認識建立于對市民社會的分析之上。葛蘭西所指市民社會，不是從物質生活關系方面，而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界定，將其描繪成獨立政治活動的特定核心和反對專制統治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領域。他認為：“國家通常被理解為政治社會（或者被理解為專政，被理解為為了使廣大民眾順應某一特定時期的生產方式和經濟方式而建立起來的強制性機關），而不是被理解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的平衡（不是被理解為某一社會集團通過教會、工會、學校等私人組織對整個社會實施的領導權），而知識分子恰恰是在市民社會當中發揮自己的作用的。” 在葛蘭西看來，國家=強權+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既包括政黨、工會、教會、學校等民間社會組織，也包括報刊等新聞媒介以及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學術團體。這些組織通過影響控制社會輿論而獲得對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市民社會屬于上層建筑。“我們目前可以確定兩個上層建筑‘階層’：一個可稱作‘市民社會’，即通常稱作‘私人的’組織的總和，另一個是‘政治社會’或‘國家’。”

葛蘭西認為，市民社會的發展狀態不一，決定了各個國家不同的政治體制。“在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處于原始狀態，尚未開化” ，因此，東方社會缺乏形成市民社會的基礎，只能形成以政治國家為主體的專制社會，而西方卻形成了以市民社會為主體的民主社會——“國家和市民社會關系得當，國家一旦動搖，穩定的市民社會結構立即就會顯露。國家不過是外在的壕溝，其背后是強大的堡壘和工事” 。葛蘭西認為東西方市民社會的不同情況決定了不同的革命策略。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市民社會’已經演變為更加復雜的結構，可以抵制直接經濟因素（如危機、蕭條等等）‘入侵’的災難性后果。市民社會的上層建筑就像現代戰爭的塹壕配系。在戰爭中，猛烈的炮火有時看似可以破壞敵人的全部防御體系，其實不過損壞了他們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進軍和出擊的時刻，才發覺自己面臨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 對這些國家來說，暴力不是革命的主要形式，無產階級首先應贏得市民社會的支持與接受，并逐漸獲取意識形態領導權，待條件成熟時奪取政權。

在葛蘭西那里，以暴力奪取政權的方式被稱為“運動戰”，而以意識形態領導權為主獲取政權的策略則被稱作“陣地戰”。“包括政治斗爭在內的機動戰（前線出擊）向陣地戰的轉變”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時期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也是最難得到正確解決的問題。他認為，無產階級要想獲得政權，首先應該消解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奪取意識形態的陣地并堅守，在逐步擴大無產階級意識形態陣地的同時，掌握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意識形態領導權。1932年5月2日，葛蘭西在獄中書信中參照列寧的有關解釋，把克羅齊與馬克思主義進行比較，強調指出，“恰恰是在克羅齊苦心構想他自己的這一理論時，當代最偉大的理論家們在同一意義上創造了實踐的哲學，而且，他們與經濟主義的機械主義和宿命論觀念相反，重新估價了‘領導權’或者說是文化領導的那一方面。甚至可以肯定地說，最現代的實踐哲學的本質特征，恰恰在于‘領導權’這種歷史——政治學的概念。” 這一段敘述明確表明，葛蘭西已經牢固地把領導權特別是文化領導權問題視為中心問題，把它看作是解決知識分子問題和知識分子承擔的“文化領導”問題的中心點。在葛蘭西那里，文化不簡單是狹隘意義上的文化，而指整個階級的價值觀念，即意識形態。文化領導權就是意識形態領導權。

“一個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即‘統治’和‘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一個社會集團統治著它往往會‘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來制服的敵對集團，他領導著同類的和結盟的集團。一個社會集團能夠也必須在贏得政權之前開始行使‘領導權’（這就是贏得政權的首要條件之—）；當它行使政權的時候就最終成了統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權，也必須繼續以往的‘領導’。” 就葛蘭西的革命觀來看，雖然包含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關系等各個方面，但他著重強調的還是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掌控問題。雖然他的思想只是針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而發，但對于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執政者而言也同樣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對于市民社會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主要方式是通過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獲得來完成，而對于已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而言，鞏固統治的重要手段之一還是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問題。

事實上，不僅對無產階級而言如此，歷史上的任何階級只要想實現對國家、社會的統治，都存在一個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問題。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前，都想盡一切辦法通過輿論、宗教、思想的啟蒙等手段實現對民眾的誘導，為其奪取政權奠定基礎。這實際上就是在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而當這些階級奪取政權以后，也面臨著一個控制意識形態的問題，即鞏固意識形態領導權。不僅各個社會的統治階級需要意識形態領導權，就連被統治階級也面臨著這一問題。奴隸的起義、農民的武裝斗爭、無產階級的革命都需要通過意識形態的滲透達到奪取政權之目的。陳勝、吳廣起義中“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呼喊，太平天國運動中的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綱領與口號，實現無產階級和全人類解放的馬克思主義的宣揚，都是對意識形態領導權的一次次影響與奪取。

當一個階級革命成功，實現國家統治之后，自然而然就擁有了意識形態領導權，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擁有只代表了一種地位，問題的關鍵卻是如何鞏固意識形態領導權，即用主流意識形態教育民眾，實現思想的統一。基于這種認識，為了進一步顯現統治階級執政后加強意識形態領導權的重要性與緊迫性，我們主張以“意識形態控制力”來代替“意識形態領導權”。相對于“意識形態領導權”而言，“意識形態控制力”展現的不是一個執政階級的地位而是任務，它將促使執政階級及其政黨牢牢掌握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并將其貫穿于實踐之中。這樣的表述更具有針對性，更能展示統治階級思想控制的重點與核心。

這里的意識形態控制力有兩層含義：一是意識形態本身具有的規范約束性；二是統治階級通過對社會資源特別是政治資源的壟斷而對社會成員思想價值觀念的支配與控制。意識形態作為人類思想和行為定向的價值體系，提供著為人類所追求以至獻身的目標和理想，對每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都具有強大的約束力，促使個人朝向集體價值的方向努力發展。階級性是意識形態的本質特征，由此產生了它維護階級利益的功能。意識形態“既表現為同對現實生活的沉思相異，又表現為把取得支配地位的強有力的物質關系轉換成思想的王國” 。在一個國家中，統治階級由于擁有強大的物質基礎和技術基礎，由于在政治資源的占有與使用上占盡了優勢，由于擁有宣傳教育的強大載體與渠道，其對社會成員的思想進行控制是情理之中的事，更何況他們又特意采取種種方式有意識地對人的思想進行控制。不僅如此，統治階級在執政的同時，已經把它們的意識形態美化成全社會乃至全人類最美好、最具有人性的意識形態，“把它們提出來作為生活準則，一則是作為對自己統治的粉飾或意識，一則是作為這種統治的道德手段。” 在這種情況下，什么是共性與個性很難區分，生活于社會中的個人雖然個性很強，但卻在不知不覺中被支配與控制。

二、思想政治教育：意識形態控制力實現的重要途徑

任何一個階級實現對國家、社會的統治，都面臨一個統治手段的問題。一般來講，一個階級在確立統治地位之后，在沒有大的階級沖突的情況下，主要面臨的不再是武力，而是權力控制問題。雖然武力和權力都屬于調節不同生存單位之間關系的手段，但兩者有所不同，武力運用的是武裝力量，強調的是對民眾肉體的控制，權力運用的則是法律、制度等手段，實現的是對民眾意識上的強制。武力是權力的后盾，權力則是武力的延伸。當武力使民眾屈服之時，實現統治應主要求助于權力，而當權力對意識控制失控，統治階級就會轉用武力。由此可知，一個階級實現統治后，主要運用武力保障下的權力來治理國家與社會。

在權力運用問題上，統治階級一般會采用國家機器威懾與意識形態教化兩種模式。按照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包括國家機器的上層建筑與作為意識形態的觀念上層建筑。統治階級在維護階級統治過程中，所采取的兩種權力模式，無非是兩種上層建筑運用的不同表現而已。任何一個階級在實現統治之后，都有一個獲得社會支持與認可的問題，即為自己的統治合法化作辯護。當然，達到這一目的，可通過國家強制力來實現。歷史上這樣的情況很多，一個階級通過武力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統治掌握國家政權后，利用國家強制機器對民眾實行威懾，民眾恐于暴力鎮壓，而接受統治階級及其社會制度的約束。表面看來，社會似乎進入了正軌，統治階級的統治也毫無隱患。但事實上，這種實現合法化的方式，只能一時有效，不能長期保持。因為民眾是被迫接受，并沒有在其意識中固化，一旦統治階級的統治出現內憂或外患，一旦社會出現大的動蕩，一旦統治階級無暇顧及對民眾的威懾或威懾軟化，民眾的逆反與不滿情緒就占據主導，就會威脅到統治階級的統治。這種情緒如果得不到及時引導，就有可能燃為推翻統治階級統治的熊熊大火。秦朝時，暴力鎮壓與強權威懾不可謂不強，體制建立不可謂不系統，但由于缺乏教化，最終秦嬴政萬世的夢想灰飛煙滅。與秦的短暫消失相反，古今中外歷史上凡是存在時間較長的國家中，除卻強權威懾之外，統治階級大都重視意識形態教化。

如前所述，不但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是任何一個階級在爭取實現統治的過程中要努力強化的，而且強化意識形態控制力更是一個階級在實現統治后，要牢牢把握并深化于實踐之中的問題。利用意識形態來實現統治制度的合法化，具有一切國家機器所不具備的優勢。它既可以利用統治階級作為社會領導的影響力，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產生影響，更可以深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從思想深處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實現對統治階級意識的認同。這樣，人們不僅承認，并且樂于接受統治階級的統治，接受其賦予社會的制度體系與價值觀念。更為重要的是，一旦民眾實現了對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認同，不僅會心甘情愿地接受統治，更會在統治階級的統治出現紕漏或失誤時，維護這一制度，至少不會起來反對該制度。也正因為意識形態的這一重大功能，阿爾都塞將其稱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雖然這一稱謂未必恰當，但卻反映出意識形態控制對一個階級統治的重要作用。

當然，無論是意識形態的領導權，還是意識形態控制力的實現都需要在展示強制力的同時，經由一定的手段和途徑來完成。“一套成功的意識形態，首先必須經過心理說服的過程，使群眾認同其理念，這是意識形態確立的首要步驟——符號化的步驟；爾后，必須透過政治強制的過程，使個人或集團與意識形態不相容的欲望或需求，以及與意識形態相左的理論或信仰，完全從群眾的公共溝通系統中排除掉，這是意識形態非符號化的步驟；最后，意識形態會被塑造成獨立于個人之外，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它成為一種典范，并且為個人或集團的思想行為形構了一個背景世界，成為個人或集團從事價值判斷或對周遭環境認知、評估時，不自覺地以它作為依據，亦即此時意識形態猶如自然般地對人產生命運的因果作用。這是意識形態典型化的步驟。” 這一過程表明，在階級社會中，為實現或維護統治，一定的階級或集團會通過教育向社會成員傳輸本階級的意識形態，以期在達到共同認識的基礎上實現或維護自身的階級統治。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政治特性，特別是其努力以占支配地位的價值觀念與思想方式向民眾進行教育與灌輸，促使全體成員形成共同持有的價值觀、信仰的特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為統治階級鞏固政權和治理國家的首選。這樣，思想政治教育因與文化領導權、意識形態領導權之間的本質關聯，而成為意識形態傳播的主要渠道，成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領導權、意識形態控制力的重要體現。

事實上，作為實施意識形態控制力的重要工具，思想政治教育更多表現為一種軟性力量，是一種國家“軟權力”。“軟權力”這一概念最早由約瑟夫?奈提出，主要相對于軍隊、經濟實力等有形力量資源，即“硬權力”而言，指文化、意識形態、民族凝聚力等無形的力量資源，其中意識形態處于核心地位。“軟權力”依靠的是某種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和根據特定的價值標準和政治制度設置別人議程的能力，主要目的在于說服別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為準則、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以促使他們產生預期的行為。“軟權力”不像“硬權力”那樣通過軍事或經濟制裁等強迫方式起作用，而這種“軟權力”力量的獲得與發揮效用則在于文化、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引導力與同化力。“硬權力”是“命令”民眾做階級、國家需要他們想做的事情，而“軟權力”是通過意識形態的吸引力與導向力，左右民眾的認識，“要”民眾或者自愿，或者至少不強烈反對做階級、國家要求做的事。思想政治教育這一“軟權力”對民眾的影響是無形的、非對抗性的，一般不會遭到教育客體的抵制和反抗，甚至會得到教育對象的“歡迎”。

三、學校教育：意識形態控制力強化的重要場域

雖然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識形態控制力得以實現的重要手段與途徑，雖然這一過程可以滲入人們的生活之中，但是在所有的可以實現這一功能的場域中，學校的地位最為突出。這不僅在于學校建立本身就具有意識形態控制的成分，更在于學校教育肩負著意識形態灌輸的重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學校就是意識形態工具。“有的教育學者把學校當作文化發展的產物、忽視其政治和經濟的成因，這是不科學的。實際上，奴隸主階級不僅是為著發展文化而創立學校的。學校產生以后固然是有促進文化的作用，但統治者不會先從文化發展，后從鞏固政權的角度考慮設校問題。就因為如此，我們隨處可以看出學校的階級烙印，看出享受和控制文化教育是統治階級的特權，看出學校中傳播的宗教信仰、倫理觀念、法權思想，樣樣切合統治者的利益。” “學校具有正面的教育功能，法院具有鎮壓和反面的教育功能，因此是最重要的國家活動；但是在事實上，大批其他所謂的個人主動權和活動也具有同樣的目的，它們構成統治階級政治文化霸權的手段。” 美國的政治學家安東尼?奧勒姆說得更為直白。他說：“學校在指導人民的政治思想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學校的任務是維持社會制度，保證后代人像前代人那樣思考政治。這實際意味著，社會對學校的期望主要是為社會訓練出好公民，訓練出有責任心的、尊重不斷發展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因而有助于維護和延續國家的公民。” 當這些教育在進行意識形態灌輸之時，不但肩負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事實上本身就已經成為思想政治教育。

對于學校的意識形態性，人們一般愿意從理論上接受，但在真正的教育實踐中，許多人采取了或回避，或淡化，或漠視的態度。許多人針對我國曾一度存在的教育極度工具化、政治化的現象，從批判、否定工具化的極端出發，強調學校教育的無意識形態化，從而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類觀點又可分為兩類，一類為公開地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進行批判，認為它應該退出學校，讓學校成為教育自由地、學術自由地，與政治無關，與社會主義無關。此類觀點較好辨別，也能夠引起人們的警惕，并且這類觀點一般都會遭到政府批判與社會反對。但是另一類觀點則不同，它不是直接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批判與否定，而是在反思教育，尋求教育回歸的大旗下，從以人為本的理念與教育目的出發，否認教育的階級性、意識形態性。這類觀點更具有欺騙性，更容易獲取社會民眾的“支持”。近年來，我國社會中此類觀點不斷涌出，主要有三種現象。

一為以反思教育為名，對教育的意識形態性進行批判與否定。有人以反思中學語文教育為名，對中國教育進行“控訴”和“批判”，甚至“謾罵”——認為中學語文教育之所以不能遵循教育規律，科學地進行，關鍵在于其目標不在于培養人，而在于培養階級統治的工具，是政治教育完全代替語文教育的結果。在他們看來，中國的教育“只告訴學生在人類所有的思想財富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是好的，其他一切都是壞的，都是對人類精神有損害的”，這樣的教育“把受教育者的精神變得非常單一，這實際上就是精神閹割。一個人從走進幼兒園開始就遭受這樣無情的閹割，精神生命哪還有發育和發展的余地！” 我們的教育“把人類的心靈變成了某種意識形態觀念的‘跑馬場’” 。就語文教育而言，“在我們這樣一個意識形態充斥的國度里，語言卻完全背離了其‘語言文學’的初衷，而被異化為簡單的‘用革命的方法分析革命的文章，培養革命的接班人’的意識形態工具。” 中學語文課本“最可怕的是，……都是圍繞政治在說話，它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語言表達的極端化——要么是好，要么是壞；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反革命。而維系這種極端化的語言的兩極的就是這種話語體系所要弘揚的‘斗爭精神’。” 以此為認識的基點，他們對中學語文課文進行了所謂剖析，對一些曾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的寶貴的精神財富進行丑化。在他們看來，《紀念白求恩》是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命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等詞匯“表面上看這是很美好很純潔的詞匯，但再往下推，為了某個崇高的‘共同理想’就可以要求別人犧牲生命，甚至可以強迫你犧牲生命，也就是可以殺人”；《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文中“充斥于魏巍文章中對美國軍人和南朝鮮軍人的仇恨稱謂和大量基于意識形態褊狹立場的情緒化語句，營造了把歷史攪渾、把人的頭腦攪糊涂的氣氛” ，“字里行間還透著褊狹的黨派精神，透著宣傳國與國、民族與民族間仇恨的意味。”

二為以“中性化”的態度進行教育，回避教育的意識形態性。列寧早在1909年就明確指出，“在任何學校里，最重要的是課程的思想政治方向。這個方向由什么來決定呢？完全而且只能由教學人員來決定。” 這就是說，教育者的首要責任是保證教育的正確方向與教育目的性的實現。但在目前的教育實踐中，部分教育者只將自己看作是知識的傳授者，而不是思想的引導者。許多人以怕走極端為名，不愿意提及教育的意識形態性，選擇了所謂“中立”的立場，以“中性化”作為認識與教育的標準，作為教育者立身處事的“流行標簽”。這些人不愿意在科學性與意識形態的正確關系之中作出自己的判斷，以“中性化”作為立身之本、處事之方。在他們看來，講課就是知識的敘述而已，不需做任何分析評判，也無須對受教育者進行任何引導。教育者就是知識傳輸器，只管將知識傳遞下去，只要能維持知識傳輸帶正常工作即可，什么思想、意義與自己無涉。受教育者想從教育者那里獲取引導，不僅不可能，相反卻從教育者麻木不仁的態度中，更產生了疑惑。于是，“中國革命史”講授成了“中國文化史”，“馬克思主義哲學”變成了“西方哲學”，“政治經濟學”改成“西方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轉變為“社會發展理論”，“思想理論教育”則轉換為“心理健康教育”、“個性發展教育”，等等。更有甚者，在部分教育者的講解或編寫的教材、劇本中，革命故事、英雄人物本來的革命意義與英雄氣概蕩然無存，嚴肅的中國革命戰爭，變成了一場滑稽戲，革命的紅色在他們的策劃中變成了粉色或灰色，失去了應有的立場。

三為以梳理思考現代大學制度為契機，以教授治校為口號，以學術自由為目標，試圖將意識形態排擠出學校。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已成為各界人士的共同追求。特別是最近一段時期，針對高校去行政化問題，“教授治校”的言論無論是在政界還是學界此起彼伏。許多人在回顧高等教育發展進程，特別是在對蔡元培、梅貽琦治校理念梳理的基礎上，認為中國高校應實行“教授治校”，實現學術自由化。實際上，在人類教育史上，固然有“教授治校”的提法與理念，但其實質意義不是“治校”而是“治學”，即“教授治學”。“教授治學”是指在大學里實行專家、教授對學校的教學、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的民主管理，就是使教授擁有學術權力，使專家學者在學術領域行使其決定權力。但是，許多人有意識回避“教授治學”的實質意義，認為應以“教授治校”排除行政權力，實現學校無政治化。在他們看來，無意識形態化才是中國高校的出路之所在。學校就是學者的自由聚集地，與政治無關，學術自由是其最高追求；教育就是培養有自由精神、有創新意識的人，與其政治立場無關，與意識形態無涉。

上述現象的出現表面看來是對中國教育反思、是教育的所謂人性化復歸、是對教育工具化批判的結果。在這些人看來，只有純粹理性地無階級意識地去還原教育，反思教育，才是教育的正途。認為完全無意識形態化，是中國教育的正確發展之路。也正是這種非意識形態化的鼓吹，產生了極大的誘惑力，受到了很多人的吹捧。但透過表面去深究背后的主旨，其欺騙性則不言而喻。教育應該培養人，應該從人的本性出發引導人的發展，但這一引導是立足于社會現實的引導。人在社會中生存，不可能脫離精神文化的引導，不可能脫離政治思想的影響。人的自由發展是在階級與社會所設定的范圍內的發展。人要繼承歷史的精神文化，要接受傳統的教化，更要接受意識形態的教化與影響。接受意識形態教化是人的生活之必然，人唯一選擇的是接受何種意識形態教化的問題。

事實上，就學校與教育而言，深化意識形態灌輸的任務，是它們在階級社會中的本質體現。任何一個社會的學校與教育都是如此。考察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狀況，我們不難發現，在任何一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或地區，都不存在“教育淡化政治”的現實，相反，資產階級對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與競爭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旗幟鮮明、不遺余力地努力維護和擴大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雖然在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學科體系或課程名稱，但卻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歷史教育等眾多的教育名目下，進行著階級意識的教育。在當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意識形態的教化完全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工作之中，學校等教育機構已成為意識形態的灌輸地與再生產地。正如阿爾都塞所言：“正是通過對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大規模教育包裝著的多種知識的學習，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的生產關系，即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關系，得以大量地再生產。為資產階級統治產生這種關鍵結果的機制，自然被學校普遍性統治的意識形態所掩蓋和遮蔽，之所以稱為普遍性統治，因為它是主導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根本形式之一：一個將學校表征為不受意識形態浸染的中性環境的意識形態（因為它是……世俗的），在這里，家長們（他們是自由的，因為他們是其孩子的擁有者）將孩子托付給教師們（絕對信任地），尊重孩子們的‘良知’與‘自由’的教師們，通過他們自己的榜樣、通過知識、文學和它們‘解放的’品質，為孩子們展開通往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責任的道路。”

不僅如此，雖然上述人士名義上宣稱其出發點在于還原教育培養人的目的性而不是作為工具的本性，認為過去學校只重視教育在維護階級政治統治方面的價值，忽視或輕視其在社會管理、促進社會發展方面的功效，只注重利用教育實現和保證所培養社會人才的政治方向，忽視或輕視了教育在一個人的人性發展與精神價值觀建構中的導向價值。但是，事實上，他們卻仍然把教育作為了工具，作為了支撐他們觀點的工具。在他們看來，只有他們所主張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只有合于他們主張的教育才是科學的教育。他們雖然不承認自己的意識形態傾向，但在其言語之中，在其對現有教育的否定態度之中展示了自己的傾向。他們往往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切實可行的思想，而對于馬克思主義則予以否定，要么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吃飯哲學”，要么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立理以限事”的“人禍”，要么認為“馬列主義是諸多學說中的一種，如果在整個社會的教育體系中，將某一種學說、思想置于獨尊的地位，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極力避免的宗教迷霧之中” 。他們的這種做法與近年來社會上的部分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彼此呼應。對此，我們必須認清其實質并加以警惕，因為他們一再鼓吹無意識形態化，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和迷惑性。由此來看，無意識形態、非意識形態在當前倒成了一種值得警惕的意識形態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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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發言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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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和意識形態研究，有助于電影學批評的博德里理論的分析與質疑。影像的接收過程與傳播手段中意識形態，具有能指與導向作用，從而剖析電影意識形態中國民性的反映與話語表達的強勢力兩個問題。

關鍵詞電影；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克里斯汀·麥茨的《想象的能指》與《電影符號學的若干問題》等將結構主義符號學理論引入電影研究的著作同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阿爾都塞綜合了拉康的語意精神分析學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若干要點，提出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在此理論中，阿爾都塞使用拉康觀點，認為人的意識形態對于現實的反映分為兩個階段，即想象界和象征界。人類在嬰兒時期——即認知器官發展不完全的情況下，通過鏡子對自我形態與母親形態進行觀察，因為這種觀察的客觀不成熟性而誤認為自我形態是完滿的——實際上并非如此。這個階段就是想象界。而到幼童成長到可以學習語言的階段時，他的意識逐漸在學習過程中被納入以語言為基礎的現有社會規范意識形態體系，從而才能認知到自身的不完滿。這一階段是為象征界。麥茨更進一步認為，正因為象征界期間認識對想象界認識的顛覆，造成了人類在幼兒時期對他者(母親)形象的否定與自我肯定，從而構建了自我意識的體系。在阿爾都塞看來，人類的意識形態不能簡單歸結于是對物質現實——或舊社會形態的鏡像復制，而是對實際生存狀態的一種想象。路易·博德里在將此理論引入電影研究時，又把阿爾都塞的這一想法進一步加強，認為意識形態不僅只是對于現實的想象，而且這種想象本身是虛假的。很明顯的是，這兩位理論研究者都忽視了一個重要的規則。那就是：想象的主體可能無法全面重現客體本身，但這種想象是無法脫離客體而存在的，想象的內容必然存在著客觀現實的影子。即意識形態可能不是自我真實盡善盡美的寫照，但決不能簡單以虛假而一言以蔽之。即使是阿爾都塞本人也承認，意識的本質還是物質性的，自然意識形態不能脫離客觀事實而存在。雖則博德里與阿爾都塞的理論有種種悖論之處，但他們的某些觀點在電影研究的實踐中的確具有相當大的洞察力和指導可行性的。

博德里在其《基本電影機器的意識形態效果》一文中認為觀眾與電影的關系猶如某種鏡像關系。電影在放映過程中將放映機隱藏起來，這一行為象征著鏡像的開始。觀看主體對影像本身的占有過程是一種自我情緒的滿足，影像猶如想象界中的鏡子，它反映的并非客觀現實而是觀看主體對自身的認識。這種認識有時是與現實狀況截然相反的，與其說是機械式鏡像反應，不如說是人對自身的心理期待的反映。例如好萊塢大制片廠時代的黃金時期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這個時代又恰好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蕭條(1929－1931)、其后的經濟疲軟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重合。人們在電影院中欣賞洋溢著感傷情調的小資產階級趣味影片，在短暫的銀色夢幻中渾然忘卻了外面世界的高失業、破產、戰亂。這就猶如弗洛伊德的母腹理論和亞里士多德的洞穴理論，電影院為觀影者營造出了一個龐大的黑匣子空間。在一片黑暗(封閉空間是必要條件)中，人們觀看著具有三維縱深真實感的影像而看不見揭穿其虛假的關鍵物——放映機。在單向的信息傳遞與接收過程中逐漸建立起自我與影像的投影關系。這種關系的實質就是在鏡像的環境中，信息接收者通過對影像中信息的重組與認同，受到虛擬真實空間的暗示而將自身代人影像的主體地位。由此種想象性的畸變、影像質料所建立起的世界體系并非對純然外界現實的反映，而是反映了主體自身所幻想(或者說所希冀)的現實世界。

如果說對影像的單次點對點傳播體現了個體意識形態，那么是否可以認為多點的集合能夠反映集體精神意志的狀態?從而進一步可以推導，一個國家的電影完全體現該國的國民精神特質——即國民性。自然，按照前論這種體現不一定客觀，但起碼暗示著一種心理欲求——國民的精神狀態趨向性。這種推斷無疑是成立的。一國之文學、一國之藝術既然可以代表著該國的文化性格，那么同為語言信息物質載體的電影媒介又何以不可?以好萊塢影片為例，《阿甘正傳》、《我的左腳》等無數的個中經典都宣傳了同一個模式——平凡人通過努力也可成為英雄(“灰姑娘”影片也是它的一個同義項變體)。這種個人奮斗模式與開拓式的美國精神完全吻合，也符合了美國民眾的心理期待與價值標準。從而甚至通過影片的大量發行對更大范圍內觀眾進行潛移默化的心理“教育”，此處暫不談。又如韓國民族主義影片，如近來的《韓半島》、《遺失的記憶》，其中對歷史的演繹與反思，以戰爭受害者身份的情感宣泄就體現了朝鮮民族古已有之的文化特質——“恨”意識與極端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這也是韓國和這個國家國民性的準確反映。對民族性的有意識反思與無意識流露，在日本電影史上體現得最為明顯。本尼迪克特曾把日本的國民性概括為“菊與刀”，即日本民族既有崇尚高潔之美與幽玄風雅的纖細一面，又有殘暴而黷武主義的所謂“武士道”精神一面。體現在前者，如市川岜執導的影片《竹取物語》和行定勛執導的影片《春雪》。它們一個改編自日本古典文學著作，一個改編自三島山紀夫的《豐饒之海》三部曲之一，同樣都體現了日本民族所崇尚的愛與死之無常論——即美之所以為美在于轉瞬即逝。體現在后者，如小林正樹與五社英雄的一系列浪人片(《切腹》、《三匹之侍》等)和北村友平的《阿墨》、北野武的《座頭市》等，都不遺余力地鼓吹了武力的權威。而20世紀50年代的一系列的新戰爭片如《戰艦大和號》、《山本元帥與聯合艦隊》、《海軍》和后來的《零戰》等完全赤裸裸地鼓吹了戰爭，甚至有為軍國主義招魂之嫌。這些影片或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都反映了日本——這個經歷過八百多年武士中心統治的國家的民族意識形態特征。另一方面，狹隘的小國心態又使日本民族不愿意面對歷史殘酷的真實，這體現在電影上便像《山丹之塔》、《緬甸的豎琴》、《黑雨》、《原子彈爆炸下的孩子》等一系列影片誕生。在這些以“反戰”為中心的影片中，日本人形象與其說是戰爭的發起者——即加害者，不如說是戰爭中的受害者。這也是日本戰爭題材電影與他國戰爭電影(與美國越戰題材片對比尤為明顯)的一個顯著特點。再放眼從50年代中后期開始一直延續到今日的日本怪獸題材電影，我們也不難從其中的關鍵詞(如渡海而來的異己者、南海、原子爆炸下的基因變異)等讀出潛藏在其兒童電影下、對原子彈與強大美國的深刻恐懼之心。

很一目了然。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使用強制手段干涉個體的發展，而是以比較溫和的方式——即通過大量掌握宣傳工具的傳播優勢控制意識形態的發展方向，使符合己方利益的意識形態成為主流意識形態，逐漸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信息接收者的價值取向。而當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后，隨著武力和經濟勢力的全球擴張，其伴生物——殖民者一方意識形態以“優越文化”的面目四處傳播。這一階段的文化擴張與滲透并非是主動性或有意識的，或者說并非全然是有意識為之的。但到了二戰后的60年代，世界殖民體系基本上土崩瓦解，依靠武力對他國的操控已不再可能。于是舊殖民國家轉而以經濟、文化的方式對新興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滲透與顛覆。這一情況到了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之時發展到了高峰，它的幕后推手(或是說盟主)就是美國。美國作為現在世界公認的第一大國在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影響著整個世界的走向。這種巨大的影響力從何而來?當然首先是其世界第一的經濟實力。自然，不應忽視的是電影作為美國一大工業在整個國民生產總值中高到令人瞠目結舌的份額。但美國電影在世界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絕對不僅僅只是它每年出口電影的售賣金額。美國電影——宣傳美國式生活方式、美國式價值觀的電影媒介通過全球性放映網絡的大規模發行，每一次放映的過程就是一次給電影受眾價值觀重塑的過程。這種重塑的危險性就在于絲毫無視于這個單個主體受眾處于何等國家意識形態狀態，而在令人難以察覺之時就完成了美國化的國家意識形態建立。此處以美國為例，這就是我所謂的電影起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帝國霸權主義傳播效用。遺憾的是，在當今傳播媒介無孔不入呈現爆炸狀態的今日，無論是作為國家還是作為個體，我們對這種外來的、宣傳上占優勢的文化帝國主義無能為力——除非建立起足夠強大的民族自覺力。

電影作為某種意識形態載體的效用和作為眾多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一種的效用是同時存在、不可剝離的。從電影影像信息的接收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其所反映內容的確是以接受者為核心主體，它的確不能盡然反映一切真實狀態(或者即使主觀希望，但出于客觀條件等其他因素也無法做到)。但是，不管如何對現實誤讀，影片所包含內容的出發點至少是某一時空的真實現實，這是毫無疑問的。電影媒介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也正是由于這個因素，即利用了個體將對影像現實的誤讀——將某一時空的真實誤認為是自己的客觀真實，因此受到他方輿論在潛意識中的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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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1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論意識形態 (平裝)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編者)

2、意識形態（第10版）——起源和影響 （美）利昂·p·馬拉達特著，張慧芝，張露璐譯/2010年04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作

者：（美）馬爾庫塞（marcuse，h.）著，劉繼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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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2009-8-1

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作

者：（英）湯普森（thompson,j.b）著；高铦等譯

出 版 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5-2-1

意識形態與烏托邦（西方學術經典譯叢）（全新譯本）作

者：（德）卡爾·曼海姆 著，姚仁權 譯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2-1

黨的先進性建設與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建構作

者：石本惠 著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0-6-1

齊澤克意識形態理論研究作

者：韓振江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1-1

宗教影響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研究作

者：鄭永廷，江傳月等著

出 版 社：中山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1

中國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作

者：牟成文著

出 版 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9-1

當代中國意識形態轉型研究作

者：趙德江 著

出 版 社：經濟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2-1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接受論作

者：趙繼偉著

出 版 社：武漢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2-1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

者：張才國著

出 版 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7-12-1

意識形態與大眾文化作

者：徐海波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7-1

構建和諧社會與意識形態建設作

者：黃傳新，吳兆雪等著

出 版 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7-5-1

中國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戰略作

者：張驥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0-2-1

多元文化沖突與主流意識形態建構作

者：劉明君，鄭來春，陳少嵐著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6-1

意識形態與外交博弈——兼論中美關系的政治文化邏輯作

者：姜安 著

出 版 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7-4-1

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作

者：王曉升等著

出 版 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1

全球化\網絡化境遇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作

者：楊立英，曾盛聰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6-10-1

意識形態與課程——影響力教育理論譯叢作

者：（美）阿普爾 著，黃忠敬 譯

出 版 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3-12-1

非意識形態化思潮研究作

者：袁鐸著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12-1

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起源作

者：陳亞杰著

出 版 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6-1

意識形態新論作

者：童世駿 主編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6-11-1

問題式、癥候閱讀與意識形態：關于阿爾都塞的一種文本學解讀作

者：張一兵 著

出 版 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3-7-1

哲學是革命的武器——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研究作

者：朱曉慧著

出 版 社：學林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7-3-1

意識形態與文化身份：現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場作

者：(英)拉雷恩（larrain，j.）著，戴從容譯

出 版 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5-1-1

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作

者：

出 版 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7-9-1

法蘭克福學派的意識形態 批判及其存在論視域作

者：葉曉璐著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6-1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論意識形態作

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編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3-1

伊格爾頓意識形態理論探要作

者：方玨著，俞吾金主編

出 版 社：重慶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4-1

科學的統治：開放社會的意識形態與未來作

者：（英）富勒 著，劉鈍 譯

出 版 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6-12-1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意識形態作

者：楊河主編

出 版 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7-1

網絡發展與我國意識形態安全作

者：郭明飛 著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1

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互動發展研究—全球化時代的意識形態與價值教育叢書作

者：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

全球化時代世界意識形態流派述評—全球化時代的意識形態與價值教育叢書作

者：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

文本意識形態批評分析及其翻譯研究作

者：孫志祥著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2-1

“大道理”的邏輯力量-關于科學意識形態精神支撐力的邏輯探索作

者：凡奇 等著

出 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6-7-1

現代政治意識形態作

者：（澳）文森特著，袁久紅等譯

出 版 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4-1

青年國際政治研究的新范式：意識形態視野中的青年和青年組織作

者：石國亮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7-12-1

挑戰與應對--鄧小平意識形態安全思想研究作

者：田改偉 著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9-1

中國封建意識形態研究作

者：吳江 著

出 版 社：蘭州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5-1

穿越意識形態終結的幻象－西方意識形態終結論思潮評析作

者：梁建新著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7-1

意識形態建設理論的新發展作

者：陳曉明 等著

出 版 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9-1

意識形態的形象展示作

者：林少雄，陳劍峰著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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