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發展迅速的今天，報告不再是罕見的東西，報告中提到的所有信息應該是準確無誤的。報告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樣的呢？下面是我給大家整理的報告范文，歡迎大家閱讀分享借鑒，希望對大家能夠有所幫助。
2023年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實踐報告簡短一
ok3w_ads("s005");【關鍵詞】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 課堂實踐教學 教學形式
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強調指出，為了切實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就必須要建設學生真心喜愛、終身受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體系創新計劃，全面深化課程建設綜合改革，編好教材，建好隊伍，抓好教學，切實辦好思想政治理論課。“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以下簡稱“概論”）課是高校四門思想政治理論課中的核心課程，從課程本身來看，“概論”課的教學有其獨特的學科特點，既要求學生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提升學生的思想政治理論素養，又要注重對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的培養。同時，學科本身又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活動緊密相關。因此，“概論”是一門理論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課程，在教學中突出實踐教學環節，對于增強該課程教學的實效性具有重要的意義。如何運用實踐性教學設計的理念和方法對“概論”課程進行科學合理的安排，成為教師的一項重要研究課題。實踐性教學活動包括課外實踐教學和課堂實踐教學。課外實踐教學活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如校外的社會調查，校內的各種社團活動、辯論、競賽等，可以將學生的自身特長、興趣與課堂教學很好的結合起來，學生參與積極性比較高，能取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普遍采取大班制教學模式，學生人數較多，課外的社會實踐需要大量的時間、充足的經費作保障，由于指導教師、實踐經費和安全保障等因素的制約，課外實踐性教學只能少部分學生參與，很難廣泛實施。課堂教學是學生學習“概論”課的基本形式，課堂教學質量的好壞主要取決于理論聯系實際的水平。要想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必須加強課堂實踐教學。課堂實踐教學是一種以課堂為載體，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實踐教學形式。相對于課外實踐教學形式，課堂實踐教學具有學生廣泛參與，貫穿到教學活動過程的始終，以及不受財力、人力和安全等因素制約的等優點，是課堂理論教學的補充和完善，還能彌補思政課校外實踐的不足，把社會實踐搬回課堂、搬回學校，加強高校思政課教學的實效性。課堂實踐教學是“概論”課實踐教學的主要模式，本文對大班制教學模式下“概論”課堂實踐性教學進行了探索。
一、教學內容體現實踐性內涵
加強課堂實踐性教學，要在教學內容突出實踐性。《概論》課程內容豐富，時代性、理論性及實踐性較強，理論上把握教材的結構和基本內容是搞好教學的前提和基礎，但是“概論”課教師不能拘泥于教材本身的內容，因為理論成果是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的。教學中應反映最前沿的理論研究成果和黨的最新的政策。但教材的特點決定了不可能把黨的全部最新理論成果和政策及時反映到教材內容中來，在教學中就必須根據理論和實際的發展變化不斷豐富課堂教學內容，提高課堂教學效果。例如，第八章第四節的“保障和改善民生”，將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報告中與百姓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數字補充到教學中，2016年政府棚戶區住房改造、農村危房改造、農村貧困人口減少數量，全國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投入的數量，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繼續超過4%。重點高校招收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人數的增長。全年資助各類學校家庭困難學生的人次等，2017年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目標。既能夠豐富教學內容，又讓學生切實感受到國家發展給給人們帶來的實惠，也讓學生了解到今后一年政府工作的目標，把教學內容與現實生活、社會目標結合起來。在講授第九章“新形勢下對臺灣的工作方針”時，補充了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在參加全國兩會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就兩岸關系發展發表的最新談話。講話釋放強烈政治信號，表明大陸對臺政策不因臺灣政局變化而改變，亮明底線和紅線，具有明確指向性。2015年11月7日下午3點，兩岸領導人習近平與馬英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歷史性的會面。這是1949年以來兩岸領導人的首次直接會面。在講授第八章第二節“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時，補充當年兩會的熱點問題及代表委員的典型提案，這些內容的補充使理論與實際能較好的結合，教學內容體現了實踐性內涵。
二、“大班上課小班討論式”教學
思想政治理論課普遍采取大班制教學模式。“大班上課小班討論式”教學是課堂內實踐教學的主要方式。
討論題目的設置是組織好課堂討論的關鍵。要根據教學中的重點、難點和學生所關心的社會熱點、難點問題設置題目。既對學生有吸引力，能激起他們的興趣，又有討論的價值和意義。如“結合實例，談談你對當前我國部分富人向海外轉移資產，加入他國國籍問題的看法。”、“結合你家鄉的村干部選舉實例，談談你對當前我國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看法。”、“從《朗讀者》和《中國詩詞大會》談文化傳承和文化自信”、“結合美國影片，談談你對美國好萊塢大片或美國影視產業的看法。”、“結合實例，談談你對中國南海問題的認識。”“從《人民的名義》看我國的反腐敗斗爭。”等。由于選題針對性強，尤其是把熱播的文化綜藝節目、電影、電視劇和教學內容結合起來，提出問題，學生有感性認識，能調動學生的興趣，討論和分析有一定的深度。討論氣氛也比較熱烈。
根據學生人數先建立若干個學習小組，每個小組承擔一個主題任務。一般在開學后第四周就把討論題告訴學生，每個小組根據自己的興趣和特長，選擇討論題，分工協作共同完成資料收集、ppt制作、發言稿或發言提綱，演示匯報。匯報完成后，學生自由提問、討論，教師要啟發和引導學生圍繞中心議題積極發言，大膽提出問題，闡明自己的觀點。教師及時對課堂討論進行總結，要把握討論的方向，對討論中出現的偏頗及錯誤認識加以分析，引導大學生走出誤區，使學生獲得正確的觀點和系統的認識。通過討論可以使許多模糊的認識得以厘清，可以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對于提高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和價值判斷能力也有一定的幫助。教師通過點評尤其是對學生的肯定可以增進師生之間的感情。
考核方式采取教師打分和學生組長打分相結合的方法，組長根據組員在討論中的實際參與度和貢獻度給每個組員打分，要求組長不能平均給分，以避免少數組員在討論中搭“便車”。
三、時事報告引入課堂
《概論》課內容豐富，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領域，能夠豐富學生各方面的知識。時事新聞常常和教學內容密切聯系，時事新聞是指在近期發生或正在發生與國際民生、社會建設、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領域里發生的重要新聞。主要體現國家政黨、社會企事業集團在對外國際關系、對內處理國家生活等方面實施的主要方針政策和一些重大活動。但今天的大學生有相當一部分“兩耳不聞天下事”，更愿意關注娛樂新聞，對時事政治有些甚至一無所知。教師在第一次上課時就要求學生每天關注國際和國內發生的重大新聞，每次授課都要求有一名學生播報時事新聞，并對新聞進行討論。在討論中理解新聞時事，提高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增強對政治的敏銳關切意識。學生通過搜集新聞并辨析，把理論與實際結合，以使學生了解國內外發生的重大事件，彌補很多領域常識的欠缺。
四、視頻資料的運用
“概論”課教學中，單一的課堂講授具有缺乏吸引力、課堂氣氛沉悶等缺點。在堅持課堂講授為主的同時，在課堂教學中，精心選取相關的視頻資料來輔助教學，夠增強課堂的生動性，加強學生的感性認識，對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是很有幫助的。播放的視頻要經過嚴格的選擇，視頻播放時間不宜過長，一般是3-5分鐘，時間過長學生的注意力會下降，內容與教學大綱一致，播放的時間要與課程進度吻合，教師講授要與視頻內容密切聯系。學生對所學的內容有更形象更直觀的了解。各種視頻資料的靈活運用既可以活躍課堂氣氛，能夠很好地豐富教學，比較受學生歡迎。
如在講授第八章第二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時，播放了《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的動漫視頻，動畫視頻闡釋中國政治制度，習近平以卡通形象出現，以他的晉升之路為例介紹了中國領導人的選拔過程，并與英、美等國的領導人產生機制進行對比。視頻的畫面語調輕松幽默，學生反映強烈，教室笑聲不斷，課堂氣氛活躍。
在講授第八章第二節全面依法治國時，播放了《被關進籠子的欲望——官員被改變的生活》動畫視頻，分析了依法治國的核心應該是把權力關進籠子，讓一切都在法律框架內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這是通過外在的制度建設，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
此外每學期為學生選播一部革命教育片，《南京，南京》、《建國大業》、《建黨偉業》、《高考一九七七》等，通過電影加深對教學內容的理解和認識，進行討論或者寫觀后感。視頻教學方法生動直觀、信息容量大、感染力強，加深了學生對所學課程內容的理解，同時也增強了學生對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認同感。視頻教學法形象生動，學習環境輕松，比較受學生歡迎。但這種教學法不能濫用，視頻播放時間和次數應嚴格控制，否則會影響正常的理論教學，學生也容易產生視覺疲勞，影響視頻教學效果。
五、案例教學法
案例式教學不是一般的課堂舉例。案例教學是老師根據教學目標選取典型案例，組織學生充分參與，積極思考、引導學生闡述自己的觀點和主張、最終由老師進行點評、實現教學目標的一種實踐教學活動。實施案例教學，典型案例的選擇是關鍵。主要從社會的熱點問題、影響力大的重大社會事件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歷史事件中進行案例選取。例如，講第八章第二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時，選取了遼寧省賄選案作為典型案例進行分析。遼寧省在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全國人大代表的過程中，出現45名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拉票賄選現象，涉案人數高達523人，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起發生在省級層面，嚴重破壞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制度的惡劣案件。根據案例，教師提出問題“我國人大代表的選舉方式？”、“我國人大選舉制度的創新有哪些？”、“遼寧賄選案的危害是什么？”、“我國人大代表在選舉過程中存在哪些不完善之處”。允許學生可以使用手機查找答案，教師進行總結。通過對這幾個問題的回答和分析，不僅使學生掌握了教材的內容，同時也讓學生了解到我國人大選舉方式主要有“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相結合、從舉手表決到無記名投票、從等額選舉到的三大發展特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造，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經歷了共產黨在建國前的積極探索，及在建國后的制度性規范，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創新選舉理念、改革代表名額分配比例和辦法，強化選舉監督和訴訟及問責機制等等，而賄選的發生，不僅是對公民權利的最嚴重踐踏，時也是對共產黨執政根基的嚴重破壞。因此，完善人民代表選舉制度勢在必行。通過案例教學可以引起學生更深層次的思考，主動去尋找答案，更深刻理解、認識所學習的理論。
六、結語
課堂實踐教學以其實踐性和豐富性改變了傳統的理論灌輸式教學，充分體現了學生學習的主體性地位，有助于學生了解社會現實、增長知識才干、提高能力素養，提高思政課教學實效性和吸引力。在調研學生對課堂教學的反饋意見中，課堂實踐教學模式得到了學生的認可和比較高的評價。但在實施中仍存在一定的問題。例如，部分學生參與的積極性不夠高。在在“大班上課小班討論”中，學生的積極參與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學生自律，仍有少數學生有“搭便車”的現象；案例教學中，學生受知識背景等因素的限制，尤其是理工科的學生，在高中階段文科學習是為了應付高中會考，知識儲備明顯不足，討論有時僅僅停留在事件的表面，深入分析思考不夠；時事新聞播報每次課只能抽個別學生，有一部分存在僥幸心理，對時事新聞仍然關注不夠。這些問題如何解決，需要我們在僥幸中進一步的探索。
參考文獻：
[1]肖貴清.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教學需要重點解決的幾個問題[j].思想理論教育， 2015， （9）.
[2]海莉花，蘇明，常雅文.“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立體實踐教學模式構建——以西安航空學院為例[j].西安航空學院學報，2015，（6）.
[3]曾玩蘭.“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 課堂教學實踐模式研究[j].教育教學論壇，2015，（10）.
相關熱詞搜索： 毛澤東思想 概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理論體系 課堂 ok3w_ads("s006");ok3w_ads("s007");
2023年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實踐報告簡短二
ok3w_ads("s005");摘 要 在西柏坡時期，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圍繞著怎樣建立新中國。當時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法制的立法方向，以及在制度和政策上詮釋人民代表發會等機制，這些都對建設新中國法制的基本內容和鞏固新中國的國家政權都起到了推動作用，同時還恢復了國民經濟，也對維護社會秩序起到了促進作用。
關鍵詞 西柏坡 法制思想 毛澤東
中圖分類號：a84 文獻標識碼：a
1關于立法和新民主主義的法制建設方向
毛澤東的法制思想是毛澤東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的法制建立是一項艱難且長期的斗爭，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曾多次提出了他的立法主張。當時的立法主張十分明確，主要就是圍繞著“起草全國憲法及創立新民主主義的法律理論工作”。但是這一立法工作對于很多的同志是不能夠理解的，他們認為這些在后方沒有實效的政治法律革命是沒有意義的，應該在戰場上多用些時間和精力，這樣才能提高新中國的力量。但是毛澤東對立法的信念與堅持使他們慢慢消除了思想障礙，開始接受并且認識到了立法的重要性。
首先，立法的第一步就是要重建法律研究的工作機構。其次，就要廢除舊的法制，來建立中國人民自己的法律制度。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曾經指出過，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叫西柏坡這個小山村，毛澤東可以說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指揮了遼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戰役，為新中國奠定了穩定的基礎。他同時在西柏坡時期的特殊國情下，對一些干部進行了培養，提高了他們的思想素質、文化水平、業務能力和理論水平，為解放戰爭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培養出大量的人才。
2提出有價值的思想和法制原則，為建立法制社會打下基礎
首先是要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就像古語所說的“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是千百年來留下的傳統，也是毛澤東所一直堅持的原則。他從來都是無論是什么身份，人與人之間就是要建立平等且互助的同志關系。當然也要除了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的人，除此之外任何人什么事都不能在法律之上。其次就是要秉持“慎行”的原則，毛澤東曾經不止一次指出過，不能多殺亂殺，它會讓我黨失去民眾基礎，脫離群眾成為一個孤立的個體。堅持“慎行”的原則，就會團結起所有可團結的力量，讓我黨迅速壯大走向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還有就是要有民主監督的法制思想，一切以人民的意愿為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法制思想是毛澤東法制思想的一大突出特色，建立新型的民主法制“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最后，還要有“治法”的原則，它的核心是強調了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權變性和能動性。毛澤東在西柏坡時期，曾經強調過制度約束和加強組織紀律的重要性，這也是毛澤東思想的最高境界。在毛澤東的提倡下，各行各業的人都做好自己分內的事，嚴于利己，遵守章程制度，使整個社會清正廉潔。
3為憲法的制定提供制度基礎以及科學構架
建章立制，也就是說在西柏坡時期，毛澤東想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人民共和國。就像“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紀綱，立萬事法”，這是任何國家建立時所要做的。所以毛澤東對國家的制度、體制和紀律先后進行了探討，制定了一系列思想和理論成果。例如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1948年在“九月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到了“人民民主專政”，他提出“我們的政權階級性是這樣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僅僅是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專政”。這一觀點在1949年6月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正式發表，它從現實、理論和歷史上都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內容和性質都做了具體的說明。
至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在1948年的1月《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主要問題》一文中首次提出來的。1954年的9月，也就是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它標志著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中央到地方的系統成功的建立。在這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的的第一部憲法，毛澤東提出了要貫徹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這些原則的實踐是具有靈活性的，不局限形式或者時間。
4結語
在西柏坡時期毛澤東的法制思想，他潛心研究即將要建立的新中國的大政方針，提出新中國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提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執政思想。不僅對新中國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還對我們今天的民主法制的建設起到了重要的借鑒意義。它奠定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基本框架和最初基礎，作為我黨第一代領導人的毛澤東，它完成了對新中國法制建設初步探索的重要一步，為我們新中國的建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徐慧娟.區域法制思想史研究的新收獲——《湖南近現代法制思想史論》評介[j].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05）.
[2] 吳愛萍.淺析鄧小平社會主義法制思想的基本特征[j].北京黨史，2004（s1）.
[3] 薛立輝，閻治才.論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民族法制思想與民族發展[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03）.
相關熱詞搜索： 西柏坡 探析 法制 時期 思想 ok3w_ads("s006");ok3w_ads("s007");
2023年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實踐報告簡短三
ok3w_ads("s005");[摘 要]毛澤東與杜斌丞的交往，是中國共產黨與愛國民主人士親密友誼的典范，而這一友誼，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成為歷久彌新的千古佳話。
[關鍵詞]毛澤東；杜斌丞；民主人士；友誼
[中圖分類號]a7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08)07-0114-03
在歷史偉人毛澤東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中，曾與許多政治人物有過交往。作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忠實朋友、堅強的民主斗士、杰出的政治活動家、卓越的教育家，杜斌丞就是這些政治風云人物中的杰出代表，盡管毛澤東與杜斌丞從未謀面，但卻結下了誠摯而深厚的友誼，而這一友誼，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成為歷久彌新的千古佳話。
一
杜斌丞(1888-1947)，陜西米脂人。1917年夏于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史地部畢業后，即返回陜北，任榆林中學教務主任兼史地教員。從第二年起。擔任榆林中學校長。他銳意革新，延聘名師，使該校面目為之一新，教育質量逐步提高，該校畢業生劉志丹、謝子長等先后投身革命。因之，榆林中學被譽之為“陜北革命的搖”。而榆林中學畢業的大部分學生分赴陜北各縣，促進了各縣男、女完全小學的創建和地方教育的發展，使文化落后、風氣閉塞的陜北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嶄新氣象。杜斌丞在擔任榆林中學校長期間，曾與為保存一點“西北革命的種子”而率都北上榆林的楊虎城有過很深的交往，并逐步成為摯友。1930年10月。楊虎城被國民政府委任為陜西省主席，楊虎城主持陜政后，延攬各方有識之士。當時寓居北平(北京)的杜斌丞應楊虎城之邀，返回陜西，出任第十七路軍和陜西省政府的高級參議，從此成為楊虎城身邊的重要決策人物之一。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率領中央紅軍經過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吳起鎮，進入西北蘇區。此后，中共中央對在西北“剿共”前線的國民黨各地方實力派的處境和現狀進行了認真的分析，認為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是首先能夠爭取的對象。中共中央決定大力開展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工作，宣傳黨的抗日救亡的主張，爭取這兩支部隊成為聯合抗日的同盟者，改變紅軍的被動態勢，造成西北地區抗日力量聯合的新局面。從11月上旬到12月初，毛澤東在聽取郭洪濤、汪鋒等同志的匯報中，對杜斌丞有了初步的了解，并產生了很好的印象。
12月5日，毛澤東在富縣東村寫下了由他和彭德懷聯合署名的給楊虎城的信。毛澤東在信中提出：“既達三秦，愿求同志”，并希望楊虎城“派遣代表，前來蘇區商洽一切”。同一天，毛澤東還親筆致信杜斌丞，信中寫道：“從汪鋒同志知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時至今日。論全國，論西北，論陜西，均舍抗日反蔣無第二條出路。”“為今之計，誠宣急與敝方取一致行動，組成聯合陣線，敝方愿在互不攻擊的初步條件下，與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圖存之根本大計。”“如得先生居中策劃，以共同作戰對付公敵為目標，則敝軍甚愿與虎城先生達成諒解，逐漸進到共組抗日聯軍、國防政府之步驟。先生為西北領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
毛澤東派遣汪鋒作為特使，前往西安面見楊虎城和杜斌丞。汪鋒于12月中旬到達西安后，分別見到了楊虎城和杜斌丞。汪鋒回憶說：“我告訴杜先生，毛主席有信給他，都在楊(虎城)先生那里，不知收到否?杜說沒有接到，他估計可能是被楊先生扣了。杜先生表現很熱情，問了陜北許多熟人的情況，繼而分析了楊先生的態度。他說楊敢干，直爽，對蔣介石統治不滿，也有一些進步思想。但有些簡單，易于動搖，抱有統治陜、甘的‘雄心’。楊先生對紅軍有些害怕，宣多作解釋，以打消他的顧慮。”汪鋒還寫道：“對于爭取十七路軍聯合抗日的問題，杜先生說，他是不準備離開十七路軍的，今后當極力促成兩軍合作抗日。”
經過杜斌丞先生的斡旋，以及汪鋒、王世英、南漢宸、王炳南等共產黨人的多方努力，紅軍與第十七路軍的關系得到了初步的確定。在兩軍的接觸地帶，也無形之中形成了停戰和互不侵犯的狀態。
1936年8月13日，毛澤東致函楊虎城，信中表示：“先生同意聯合陣線。盛情可感。”信中還指出：“然為友為敵，在先生不可無明確之表示。虛與委蛇的辦法，當非先生之本意。”
為了讓杜斌丞先生推動楊虎城進一步密切與紅軍的關系，毛澤東還在當天致函杜斌丞先生，指出：“虎臣先生同意聯合戰線，但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時機已熟，正抗日救國切實負責之時，先生一言興邦，甚望加速推動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華北救中國之偉大事業，愿與先生勉之。特派張同志專謁崇階，敬祈指示一切。”
毛澤東派往西安與楊虎城進行聯絡的是擔任自己秘書的張文彬。張文彬帶著毛澤東致楊虎城和杜斌丞的信，于8月26日到達西安。9月6日晚，張文彬與楊虎城進行了密談。雙方達成了關于互不侵犯、取消經濟封鎖、建立軍事聯絡等口頭協定。
在此前后，張文彬還拜訪了杜斌丞先生，當面送交了毛澤東的信函，張文彬在9月8日給毛澤東的報告中寫道：“我已與杜(斌丞)見過一面，他表現很好，除愿向楊(虎城)方推動外，并可向孫(蔚如)等盡力推動。”
此后，中共中央與第十七路軍建立了比較牢固的關系，紅軍與第十七路軍的聯系也得到了鞏固和加強。張文彬作為中國共產黨駐第十七路軍的代表常駐西安，其公開身份是第十七路軍總指揮部政治處主任秘書。張文彬在擔任中共駐第十七路軍代表期間，與楊虎城和杜斌丞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通過張文彬的聯絡，毛澤東與楊虎城、杜斌丞之間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二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西安事變爆發后的第二天，杜斌丞出任改組后的陜西省政府秘書長。由于暫時代理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廳長的王一山遲遲未到任履職，省政府日常工作即由杜斌丞秘書長主持。杜斌丞還參加了張學良、楊虎城決定成立的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下設的政治設計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于12月17日下午到達西安后，杜斌丞作為第十七路軍的代表，參加了由周恩來主持的紅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三方聯合辦公廳的工作。杜斌丞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過程中，親眼目睹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不計前嫌、以民族大義為重的寬廣胸懷，以及處理重大突發事件的從容不迫和有理有節、力挽狂瀾的斗爭藝術，使他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發自內心的景仰之情，從而認定“共產黨站得高，看得遠”，喊出了“跟共產黨走”的響亮口號，在許多地方人士中起了積極作用。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后，杜斌丞出任由孫蔚如任主席的陜西省政府秘書長。杜斌丞一如既往，為推動全民族抗日救亡運動而奔波呼號。
中國共產黨人對杜斌丞先生十分重視。1937年5月23日，周恩來在準備由西安赴江西廬山面見蔣介石進一步談判之前，致電毛澤
東、張聞天、秦邦憲，提議即將成立的陜甘寧邊區政府委員會由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高崗、郭洪濤(或馬明方)，以及國民黨方面的張沖和杜斌丞組成。第三天，也就是5月25日，毛澤東、張聞天、秦邦憲致電周恩來。提出同蔣介石進行的談判須力爭辦到的五項要求。其中第一項為：特區政府委員九人名單為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濤、高崗、張沖、杜斌丞。由此可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杜斌丞先生是非常信任與倚重的。此后，由于南京政府的阻撓等原因，中共中央關于杜斌丞出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委員的建議最終被擱置。
193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兼任陜西省政府主席。之后不久，杜斌丞所擔任的陜西省政府秘書長一職也被免去，僅保留了陜西省政府委員、陜西省墾荒委員會副主任的名義。蔣介石一方面限制杜斌丞在陜西的活動，一方面又派時任第十七軍團軍團長兼第一軍軍長的胡宗南登門拜訪。以軍事委員會參議的頭銜拉攏杜斌丞，被杜斌丞斷然拒絕。
杜斌丞在協助孫蔚如主政陜西期間，竭盡所能，對陜甘寧邊區在物資方面盡力給予支援。在杜斌丞卸任陜西省政府秘書長一職后，仍然不遺余力地支持著陜甘寧邊區。1939年春，中共中央機關指派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南漢宸的夫人王幼蘭前往西安。找杜斌丞幫助解決中共中央機關俱樂部的設備購置問題，王幼蘭后來在題為《黨外的布爾什維克杜斌丞》一文中回憶說：“杜斌丞見了我十分熱情，問了延安和南(漢宸)的情況后，還叫我提高警惕，注意安全等。隨后，他不僅到處托人，千方百計地為延安采購各類樂器，而且還慷慨地對我說：‘只要你看我家什么東西有用的話，都可以帶上去。’那時，我也不客氣，就把杜斌丞先生家中大的汽燈、留聲機、掛鐘等東西都帶回延安。”王幼蘭回憶說：“我回到延安后，向毛主席匯報說，杜斌丞這個人根本不像黨外人士，對革命很熱情，對黨的政策理解得也很深刻，應該吸收他入黨，毛主席笑著說：‘我們把杜斌丞就沒有當外人看待，與他共事。我們是很放心的’。”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僅對杜斌丞十分信任，還通過各種渠道向杜斌丞提供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文獻。1940年4月，擔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廣東省委書記的張文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同年5月，張文彬離開延安，經西安返回廣東。張文彬臨行前，毛澤東特別讓他給杜斌丞帶了一份刊登有《新民主主義論》的《解放》半月刊。杜斌丞得到《新民主主義論》后，如獲至寶，潛心研讀。毛澤東的光輝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使杜斌丞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之所在，他十分興奮地說：“中國的革命從此有了明確的道路和方針，這就是毛先生指出的新民主主義，除此別無道路。” 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隆重開幕。第二天，毛澤東向大會提交了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書面報告。5月10日，周恩來和任弼時聯名致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周子健，電報指出：黨的七大已經召開，毛主席的報告已在五月二日《解放日報》全文發表，望設法找到，并給杜斌丞一看，使他知道我黨對時局的分析及政策全貌。另告：德國投降后擊敗日本會加快，但整個形勢，尤其是中國的民主運動仍是一個長期復雜的斗爭。請杜(斌丞)老謹慎地運用各種可能。聯絡西北軍人，動員知識分子下鄉，為民主培養廣大基礎，以利長期斗爭。
中共中央在政治上關心和指導杜斌丞，在經濟上也對杜斌丞予以必要的照顧。1944年9月11日，直接負責指導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工作的任弼時致電周子健：我們過去已免除杜斌丞家里的公糧負擔，以后還可以酌情予以接濟。中共中央的關心和幫助，使杜斌丞深受感動。
杜斌丞在西北各界有著很高的威望，尤其在孫蔚如和高桂滋等原西北軍系統的部隊中有很大的影響力。1945年2月27日，周子健從西安發出密電，向任弼時匯報了與杜斌丞的一次談話情況。周子健在電報中說：“據杜(斌丞)老說，孫(蔚如)對我方態度近有轉變。彼過去談到我們時總認為是不守信義與缺乏作為之一群，彼與杜談到我們時，承認我們有辦法，只有我們才能將中國的事辦好。杜當時即問孫：為什么改變過去的看法?孫即舉了河南戰爭前后情形，以作說明。他(指孫蔚如)說：蔣(介石)的軍隊在河南，不能阻止敵人的進攻，到處遭受老百姓的反對，我們(四集團軍——原注)亦不能阻止敵人的進攻，因此亦不大擁護我們，可是，共產黨到了后，能很快將老百姓組織起來，收復失地，取得人民的真正擁護。同時，他們答應不到我們防區活動，而能守信，這是我過去沒有看到過的。”周子健電報中反映的情況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三天之后，也就是3月2日，毛澤東就在電文上向河南省軍區司令員王樹聲、政治委員戴季英作出批示：“請你們約束部下，勿侵犯孫蔚如部利益，并和孫部妥為聯絡交好。”
就在杜斌丞向周子健面談孫蔚如部隊近況的當月，由杜斌丞任主任委員的中國民主同盟西北總支部在西安秘密成立。到當年年底，民盟西北總支部已發展盟員近千人，基層組織分布在陜西的27個縣市和甘肅、寧夏等地，曾擔任民盟西北總支部組織委員的中國共產黨秘密黨員楊明軒后來回憶說，杜斌丞曾多次強調：“西北民盟惟一有利的條件，是與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接近，可以取得友黨有力的協助：我們必須堅決地依靠中共，并在工作中與其保持密切的聯系，才能取得斗爭的勝利。”
中共中央對民盟西北總支部的成立高度重視，中共七大會議閉幕之后。周恩來和任弼時即于6月16日電告周子健：望告訴杜斌丞，國民黨企圖利用美援進行內戰，但在日寇敗退前。仍不能放手做，故目前正在偽裝民主，加強獨裁統治。為內戰作準備。我們除擴大，抗日武裝，擴大解放區，籌備解放區代表會議外，極望大后方民主人士，多注意民主運動、農村工作，特別是軍隊的聯絡，以便在情況變化時與我們一道起來制止內戰。
三
抗戰勝利以后，為了阻滯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的推進，晉冀魯豫軍區主力部隊從1945年10月248起發起邯鄲戰役。10月30日，國民黨軍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高樹勛率都約!萬余人，在河北邯鄲地區舉行起義。11月12日，任弼時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了致周子健的電報。電報指出：高樹勛起義在反內戰上有重大意義。可請杜(斌丞)老利用此事在西北軍人中擴大宣傳。如有更多地方系軍隊在內戰問題上表示中立，進而能起來反內戰，則在停止內戰、爭取和平事業上將有很大作用。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身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西北總支部主任的杜斌丞以民盟代表團政治顧問的身份出席了會議。就在這次會議召開期間，周恩來曾多次同杜斌丞進行交談。周恩來特別囑托杜斌丞等：請轉告三十八軍內中共工委負責人，運用我黨在國民黨部隊工作過的一些共產黨員。選派得力干部設法打入胡宗南部。隨時了解、及時搜集和盡量掌握蔣介石、胡宗南、馬步方、馬鴻逵等處有關進攻陜甘寧邊區的軍事
動態，警惕與防止國民黨反動派對邊區的突然襲擊。社斌丞等返回西安后，即將周恩來的指示傳達給擔任三十八軍中共工委書記的蒙定軍，蒙定軍立即安排布點。蒙定軍的公開身份是第三集團軍西安辦事處主任，他所在的西安通訊工作組成立于1943年，組長王敦英。該組成員還有楊蔭東、楊才、錢瑾等。杜斌丞和楊明軒也是西安通訊工作組的重要成員，西安通訊工作組的秘密工作一直堅持到西安解放。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
1946年2月4日，杜斌丞由重慶返回西安，他在接受《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記者的采訪時表示：“今日的世界和中國，民主潮流正在澎湃洶涌，沛然英之能御，只要大家一致促進民主憲政之實現，誰也阻止不住。”
國民黨統治集團不能容忍、也難以承受真正的民主改革，因而根本不愿意履行1946年1月達成的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制造了多起蓄意破壞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的惡性事件。面對刀光劍影嚴相逼，腥風血雨撲面來的危急形勢。杜斌丞大義凜然，堅持斗爭，他以大無畏的氣勢對朋友說：“今日莫殺頭，今日且干一天。”在處境十分險惡的情況下，堅持在西安繼續領導民盟西北總支部的工作，指導西北地區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愛國民主運動，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主動撤離延安，開始轉戰陜北。3月19日上午，胡宗南部隊占領延安。就在胡宗南部隊占領延安的第二天下午，特務、軍警等在西安逮捕了杜斌丞，并投入監獄。杜斌丞在敵人的牢獄中和法庭上堅貞不屈，痛斥國民黨當局倒行逆施的反動行徑。杜斌丞的大義凜然、巋然若素、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的高風亮節，使審訊他的國民黨特務和軍警感到膽戰心驚，同年10月7日，杜斌丞在西安玉祥門外英勇就義。終年60歲。
杜斌丞烈士被害的消息公諸報端后，立即在全國各界引起強烈反響。在杜斌丞烈士被害的當天，南京政府新聞局局長就此事發表談話，宣布中國民主同盟是“中共之附庸”，誣蔑民盟成員“參加叛亂，反對政府。”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當時正駐扎在陜北佳縣神泉堡，10月12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指出：杜斌丞的被害，表示國民黨政府欲以擴大對民主人士屠殺的方法。維持其搖搖欲倒的統治。
1948年2月，周恩來在米脂楊家溝與時任米脂縣縣長的姬伯勛談話時，對杜斌丞烈士給予了高度評價。周恩來指出，杜斌丞“是一位堅貞的革命戰士，是魯迅式的共產黨員，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奮不顧身地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生的偉大，死的偉大，正氣磅礴，足可千秋。”周恩來對米脂縣政府準備籌建斌丞圖書館以紀念杜斌丞烈士的想法表示大力支持。叫一個多月之后，《群眾日報》4月3日刊登了由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副書記馬明方，西北野戰軍第二副司令員趙壽山等領銜發出的《征求紀念杜斌丞先生文物啟事》。《啟事》宣布，決定籌備舉行杜斌丞先生追悼大會，并決定在米脂成立斌丞圖書館。
同年10月7日，在杜斌丞烈士殉難一周年之際，陜甘寧邊區政府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野戰軍聯合在延安隆重召開追悼杜斌丞烈士大會。遠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的毛澤東親筆題寫了挽幛：“為人民而死，雖死猶生。”
在杜斌丞烈士殉難5年之后，西安市人民政府于1952年12月將烈士的遺骨隆重安葬于西安南郊的革命烈士陵園。
毛澤東與杜斌丞的交往，是中國共產黨與愛國民主人士親密友誼的典范。歷史是現實的教科書，我們回顧毛澤東與杜斌丞交往的歷史往事，既有利于對特定歷史的總結，更能給未來發展以昭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最大限度地把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智慧和力量都凝聚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事業上來，是新世紀新階段愛國統一戰線的光榮使命，也是海內外炎黃子孫的共同心愿。我們應該為此更加努力奮斗。
[責任編輯：黎峰]
相關熱詞搜索： 毛澤東 杜斌 ok3w_ads("s006");ok3w_ads("s007");
2023年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實踐報告簡短四
ok3w_ads("s005");楊繼波
看齊意識，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黨內最早提出看齊意識的，是毛澤東。
在七大工作方針下講“看齊”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4月21日的預備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題為《“七大”工作方針》的重要講話，在講話中提出了“看齊”的具體要求。
毛澤東指出，大會的方針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他說：“簡單講，就是一個團結，一個勝利。勝利是指我們的目標，團結是指我們的陣線、我們的隊伍。”
毛澤東強調，我們的大會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們現在還沒有勝利，前面還有困難。我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他說：“至于犯過錯誤，那也不是一兩個人，大家都犯過錯誤，我也有過錯誤。錯誤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正因為如此，他說：“要知道，一個隊伍經常是不大整齊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齊，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向中間看齊。我們要向中央基準看齊，向大會基準看齊。看齊是原則，有偏差是實際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齊。”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講的看齊，是在中共七大工作方針下的看齊，是為了“團結一致，爭取勝利”的看齊。
毛澤東為什么講看齊
毛澤東在1945年提出看齊意識，是有著緊迫的現實需要的，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的，這與當時黨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有著直接關系。
黨的隊伍迅速發展需要講看齊。從建黨以來，經過多年艱苦卓絕的奮斗，黨已經發展到一定的規模，也有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和群眾基礎，特別是經過抗日戰爭，由于黨采取了一系列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使得黨的隊伍迅速壯大。l945年中共七大前，黨員數量已經增長到121萬，黨領導的軍隊（包括民兵）達到了311萬，在全國共建立了19個解放區，解放區的人口近1億。這么大的黨和軍隊，這么多的解放區，如果沒有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就不能目標一致，步調一致，形成合力。要維護黨的核心領導地位就需要講看齊，需要向中央看齊。
集中統一黨內思想需要講看齊。遵義會議后，雖然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但是黨內的思想還達不到集中統一，存在“看不齊”“不看齊”的問題。一方面，黨內歷史上的“左”傾和右傾錯誤路線的影響沒有完全清除，教條主義思想在黨內還有存在的土壤，許多黨員對黨的“一切從實際出發，按具體情況辦事”方針政策了解不夠，思想上還存在著很大分歧。另一方面，抗日戰爭后期，大批愛國人士和青年學生涌入延安，加入黨組織，在給我們黨帶來新鮮血液的同時，也不免帶來一些小資產階級思想，使黨的純潔性受到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集中統一黨內思想，凝聚黨的力量，就需要講看齊。
迎接抗戰后新挑戰需要講看齊。隨著抗日戰爭勝利的即將到來，黨需要團結全黨全國人民，爭取光明的前途，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此時，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有四項亟待解決的問題：配合作戰，制止內戰，集中統一，國共談判。為了完成這四項任務，就需要全黨同志堅定“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思想信念，從而“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始終保持一致，攥緊拳頭，打擊敵人，迎接新時代。因此，在中國面臨著兩種前途、兩種命運激烈斗爭的關鍵時刻，黨內需要講看齊。
中共七大完成了三個歷史性的任務：決定了黨的路線，通過了新的黨章，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大會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的方針政策。毛澤東在預備會議上提出“向中央基準看齊，向大會基準看齊”的要求，確保了這些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得到貫徹。從這個層面上講，講看齊為中國共產黨取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最后的勝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相關熱詞搜索： 看齊 毛澤東 ok3w_ads("s006");ok3w_ads("s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