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啟發后，可以通過寫心得感悟的方式將其記錄下來，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的這段時間的學習、工作生活狀態。優質的心得感悟該怎么樣去寫呢？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優秀心得感悟范文，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大學古本序感悟心得篇一
王陽明先生這篇《大學古文序》寫于1518年，陽明先生時年47歲，他任提督軍務都御史，在江西和廣東等地平定了眾多叛匪，功德卓越。他一邊工作，一邊講學和寫作，前面分享過的《祭浰頭山神文》和《教約》兩文均寫于此年。
《大學》原是《禮記》的第四十二篇，其著名的詞句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齊家，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其所說的“大學”是指“大人之學”(大人即具有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胸襟的人)、“君子之學”(君子即責任和道義擔當的道德模范者)和“仕子之學”(仕子就是心系百姓為百姓謀利的官員)。《大學》成文于戰國末期和西漢之間，記載了儒家修身的主要次第，受到歷代大儒的推崇。
后代儒學者懷疑因錯簡而導致《大學》原文的篇目次序有誤。北宋大儒程頤和程顥先后編撰《大學》原文章節為《大學定本》。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他認為《大學》有“闕文”(闕文指有存疑而未寫出的文句)，遂對《大學》“移文補傳”。他認為“經”是孔子所說，由曾子所記述的;而“傳”是曾子所說，門人記錄的，所以就把《大學》分成了經(一章)、傳(十章)，為其“補格物致知傳”，又把傳文中對“誠意”的解釋后移，置于解釋“正心”之前，形成“三綱”、“八目”、“三綱釋文”、“八目釋文”的完整文本結構，并將《大學》與《論語》《孟子》《中庸》合編為《四書》。后經朝廷功令，朱熹的《大學章句》地位突顯，對后世影響很大，后被定為科舉考試官方教材，一直沿襲到清代，成為士人應舉的必讀書。
自《大學》受到重視開始，對它版本問題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王陽明1508年在貴州龍場的時候，就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和朱熹不同。他一直伏讀精思，懷疑朱熹的《大學章句》非圣門本旨，他認為圣人之學本來就簡易明白，其書就是一篇，無經傳之分，更無經可補。于是寫下這篇反映他心學思想的《大學古本序》。
朱熹認為“格物致知”為《大學》之要，把“格物致知”解釋為“即物而窮其理”，故注重對外界一事一物的探究。在這篇《大學古本序》中王陽明說：“《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王陽明認為是《大學》是“誠意”為要。他把“格物致知”和“明明德”、“親民”都解釋為“正心”、“致良知”，“物格則知致、意誠”。“圣人懼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復其辭。”
王陽明在文中說道：《大學》“舊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于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事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于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什，以引其義。”他指出朱熹的《大學》改本有“支與虛與妄”之病，旨在恢復自認為正確的古本。
這篇《大學古本序》和他后來講授《大學》的記錄本《大學問》都包含了他的哲學中心思想，是他心學“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思想的重要體現。他多次強調圣人之心無須外求，至善在于吾心，格物即格心，致知為致吾心之良知。王陽明的講學，以及與當時學者的這些論爭，使得王陽明對《大學》格物的認識，愈來愈清楚，對當時的知識界造成了明顯沖擊，朱熹學的權威大大削弱，《大學》之研究呈多樣化趨勢。
王陽明心學思想突出了個人在道德實踐中的主體能動精神，客觀上提高了人的價值和作用;陽明學敢于挑戰朱熹等傳統權威，也是一種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體現，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科學務實的思維方法和精神動力;陽明心學確立了以道德良知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義，對于救治當今社會道德滑坡、唯利是圖的弊端是一劑對癥良藥;陽明學提倡“親民”、重視民生的思想主張，對于我們實現社會主義價值觀三個引領：“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引領，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引領，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引領”有借鑒作用。
大學古本序感悟心得篇二
程頤在他的改本《伊川先生改正大學》一文中，只是于“在親民”的“親”字下注有“當作新”三字，尚未把“親”直接逕改為“新”。伊川指大學古本有錯簡，并非以為有闕文，但他的“當作新”之注，確實為朱子直接改“在親民”為“在新民”作了理論上的鋪墊。朱子取程頤“親”作“新”之意，將其解為革新、自新，單方面的要求子民棄舊圖新、去惡從善，王陽明是決不同意這種對大學原意的曲解的。
徐愛所輯《傳習錄》首章記載了他們師徒二人所討論“在親民”與“在新民”之辯。這一次的表態至多只能算是小范圍內的私下交談。徐愛《傳習錄》首章正式發表的時間，恰巧也是正德十三年，七月，陽明刻古本《大學》，作《古本大學傍釋》，又作《朱子晚年定論》，緊接著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年譜》載：“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至此，陽明與徐愛師徒二人于六年前，在歸省途中于運河船上的那段關于大學宗旨的精彩對話，終于公開發表而告諸天下。先是徐日仁問道：
“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為亦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
陽明的回答是直截了當且具說服力的：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于“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為什么是“親民”而非“新民”，陽明討論問題的又一個特點是引經據典，這與他在龍場時的學風一以貫之。在這段話中，中心思想突出且集中，又可依以下幾個要點來加以理解：
其一，“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不能互為解釋依據。所謂《大學章句》第三章(朱本稱此章為“傳之二章”)中有“湯之《盤銘》曰：‘茍曰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尚書·康誥》此處“作新民”之意，為激勵人們煥發新的風貌，與《大學》首章“三綱領”之“在明明德、在新民(朱熹所改)、在止于至善”之“在新民”完全不是一個意思，用“作新民”來證明所謂“在新民”的合理性，顯然是站不住腳，“此豈足為據”?
其二，既然古本中的“作新民”不能用來支撐“在新民”中“新”字之改的正當性，“作”字卻又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那么將“在新民”之“新”還原為“親”則是理所當然。在陽明看來，“親民”與“新民”有著截然不同的含義：“親民”是惠民、養民義，而“新民”則只是單純的教化、革新之義。陽明舉《大學》中大量原文來加以論證，舉所謂“烈文”章“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又舉所謂“齊家·治國”章“如保赤子”，所謂“治國·平天下”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等，作為自己主張“親民”正當性的根據，認為這些實實在在地“皆是‘親’字意”。“親民”與“新民”雖一字之差，實為兩種截然不同之執政理念，前者于惠民、養民中愛民，后者于教化革新中治民;前者著實體現了原始儒家“親親仁民”的仁愛觀念與仁政理想，后者則單方面強調的是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如果說“親民”與“新民”所體現的都是儒家的外王之道，那么陽明顯然傾向于古本大學中所體現的孔子早期儒家立場，即所謂“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百姓不和睦，舜就讓契擔任司徒，“敬敷五教”，用來使他們互相親近。為了維護圣人之意，陽明對于朱子之改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更何況，“親民”中原本就包含了教化養育的意思，“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朱熹的“新民”說明顯褊狹了。
其三，“明明德”就是“親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與“親民”本就是相輔相成的，“明明德”自然有“親民”含于其中，無“親民”即無所謂“明明德”，無“明明德”則哪來所謂“親民”之存在。陽明舉《堯典》說法，其說“克明俊德”就是“明明德”，“以親九族”到“平章”、“協和”，就是“親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這些都是早期儒家的思想，屬圣人之意。又比如孔子說“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之“己”，是先圣所指的大人，“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親民”，己若不修，如何“安百姓”，如何“親民”?在陽明看來，所有這些儒家的寶貴思想，又豈是朱子之“新民”的褊狹觀念所可囊括?
再說，“作”與“親”相對應，但并不是“親”的意思，“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于‘新’字無發明”，以下講到“治國”、“平天下”等處，都對“新”字沒有發表闡述。
正如鄭珍感嘆的，由于朱子之猵狹，致使“六七百年學者之心不能泯然，亦遂爭新角異，而《大學》日多矣”。鄭珍于是表彰道，王陽明“復古之功不可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