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是亞當·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們一一分析了經濟與國家的種種關系，讀后筆者覺得受益匪淺。

亞當·斯密在230年前就熟悉牛頓的思想，他還撰文贊揚過牛頓，后來他用牛頓的物理學原理作為經濟體系，造出了一本擲地有聲的《國富論》，后來西方就出現大量的所謂經濟學名著。因此，世界就像開設了一個經濟文化大賭場，所謂的經濟學家就像賭場中一個個旁觀他人輸贏的馬仔，圍繞著博弈實體經濟學理論憑個人感覺進行猜測，憑個人主觀意愿盲目欣賞。但《國富論》里沒有引入輸贏與均衡的標準，沒說怎樣取勝，沒有給出一個整體如何對大小的區分，沒有開端，沒有終結，也就是沒有邊界，都是一些宏觀抽象的概念。無論混沌和有序怎樣互相轉換，《國富論》中并沒有給出任何博弈行為取勝的依據。全世界經過230多年的研究，沒有發現什么有效可示范的依據。230年以來，無數人渴望從書中挖掘有用的東西，最終發現了一句話“看不見的手”，它在《國富論》中只出現過一次，眾所周知，一篇巨著里一個詞出現一次，最多只能稱其為一個文化信息，一個詞偶然地出現，這不是經濟學思想，更不是理論，亞當·斯密也就沒有定性解釋過它的本質特性。人們對它似懂非懂，幾乎所有人的解釋都是自圓其說，一傳十，十傳百，無限的放大，“看不見的手”就成了神話。

今日我們用《博弈圣經》實體與性質的觀點解釋“看不見的手”，它就是博弈實體法則的威力。博弈實體法則的癮魂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其內在邏輯是道德與博弈的法則，市場經濟就是根據一套“博弈法則”使資源配置通過道德協同與博弈協同得到調整，亞當·斯密的“自發秩序”和“看不見的手”都是在觀察博弈實體時得到的感覺。他宣稱市場經濟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為了維系兩個假設，一是效率，二是窮人的生活。亞當·斯密的“比較優勢”只有對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們才格外地積極，這會帶來你死我活的競爭和掠奪。西方的經濟學大師，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專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質的博弈對局不是博弈實體就不存在“看不見的手”，對個體瘋狂的掠奪就無法干預。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亞當·斯密已經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了博弈實體的威力，可惜他還沒有認識到博弈實體的本質特性，他感覺到，“人類行為的結果是非存心出現的”，好像參與者帶來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見的手”給予的，這是一個賭徒，對賭博結果的無奈，對博弈實體的無知才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我們從邏輯的哲學出發，研究科學發展觀的博弈實體戰略，發現它的文化結構復雜而宏大，人們難以理解，語言也很難表達，它比《國富論》描寫的“看不見的手”復雜得多。“看不見的手”只有簡單的幾個邏輯步驟就可以告成，特別對哲學素養準備不足的經濟學家他首先感覺到“看不見的手”語言流暢，瑯瑯上口，還有一個“手”以穩固的形象在場景中的表現，它還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場運行機制恰是“看不見的手”，人們就深信不疑，學者也相信它，傳播它，把它神話了。

馬克思、恩格斯也諷刺過“看不見的手”，“這種關系就像古代的命運之神一樣逍遙于環球之上”。“看不見的手”沒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觀調控對市場干預產生的社會效應，沒有談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為追逐國家利益的外交動機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價值，沒有表述官員的行為是代表國家實體戰略的手，這是亞當·斯密理論的缺失。

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不會演繹出正理均贏論，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外交的通用名詞，不談正理均贏論，人們就會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對博弈實體社會的凝聚力。經濟學的理論忽略博弈實體政治的社會特性也只能稱為個體經濟學和窮人經濟學。如果不談正理均贏論，一切追求最大化，它會逐步地使經濟資本不斷的擴張、掠奪、侵略，一定會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沒有具體闡明博弈實體法則的重要性，這不是一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

忽略博弈實體政治，單一的追求主體效率最大化，有權有錢的人不知道自己與實體的關系，就會藐視博弈實體法則，使人的利益透支，權益透支，肆無忌憚，變本加厲，最后的瘋狂形成巨貪罪惡，一切追求經濟最大化的經濟衍生物，像道德與誠信將會消失，一切浪費、污染、錯誤都包藏起來，表現虛擬的實體假象，最后造成經濟危機，物價膨脹和市場經濟大蕭條。我們看《博弈圣經》二人對局的取勝原理，再看科學發展觀的定義可知，以人為本的行為才是經濟學的核心議題。《博弈圣經》在開篇中有一句話：“博弈并不關注目的的本身，而關注達到目的的行為，達到目的的行為才是經濟研究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