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范本是指通過大量的實例和經驗總結，得出的對應該領域寫作規范的準確描述。小編為大家整理了一些范文參考，希望可以給大家提供一些寫作思路和技巧。
中國近代屈辱史論文（優秀14篇）篇一
《申報》創刊于1872年4月30日。創辦人為英國商人安納斯脫？美查，后轉賣給民族資本家并幾經易主，抗戰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復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幾經波折，歷時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報》作為中國現代的報紙開端和標志，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有著里程碑的意義。
《申報》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資料。特別是記錄了上海當地及全國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現了當時軍閥、地方勢力、中共和其他黨派及人民群眾的活動。
（一）報道全國性重大事件。
《申報》曾對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包括學界如何反對割讓領土、拒絕對德合約；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并迫使他們辭職的報道，學生罷課與學生被捕情況的詳細記錄。更加珍貴的是，保存了罕見的的歷史照片，將的全貌更直觀的呈現給后人。
（二）報道地區性史實。
1872―1929年，《申報》對蘇滬等地進行了長達80年的持續報道。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報道區域也精確到具體縣市。《申報》通過這些鮮活的新聞，對江南地區人民生活方式，社會生產方式，社會風貌形成以及社會變動軌跡進行了持續而廣泛的報道。這些細節性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報》無論是從辦報宗旨，報道角度的拓寬還是新聞業務的改革，都值得后來人學習借鑒。
（一）辦報宗旨。
它始終都在追求新聞獨立自由、客觀公正、及時準確、為大眾服務的理念，注重新聞的真實性和時效性。美查稱，“利”和“義”并不完全對立，辦報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時仗義執言，報紙的言論要“上關皇朝經濟之需，下知小民嫁穡之苦”。
《申報》在國內報紙中最早使用電報傳送新聞稿。1874年《申報》刊出經由丹商大北電報公司海底線路拍來的關于英內閣改組的倫敦電訊，為國內報紙刊出的第一條電報新聞。津滬電報線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報》立刻把握機會，利用線路傳遞南北各報新聞。
（二）輿論監督。
報刊一直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公共輿論的平臺，因此，把握并利用報刊的輿論導向就成了近代中國各種勢力追求權力表達，訴求政治立場的必選之地。在每次劇烈的政治斗爭或者社會對抗中，報刊會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風口浪尖。《申報》自創刊以來，始終被不同時期的各種政治勢力所爭奪的公共輿論平臺。不管是美查為賺錢擴張經濟勢力創辦報紙，到席子佩接手經營，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產黨接手大陸而退出輿論界，中外各種政治勢力為占據《申報》這個輿論至高點，進行了紛繁復雜，“刀光劍影”的斗爭和合作。《申報》一路走來，中國社會的公共輿論空間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隨著輿論空間的不斷擴大，公共輿論平臺的建立，人民擁有了更多的表達機會。各種政治勢力進行爭斗時，不得不考慮到人民大眾的呼聲和言論。報刊輿論公共空間的不斷擴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減階級對抗，促進社會和諧。
（三）時評。
陳冷在新聞評論方面提出，報紙應該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論既要為讀者提供明白的觀點又要有公正的態度。對于評論的文體，他主張用言簡意賅的時評文體取代《申報》傳統的“論說”。他的每日一議、尖銳潑辣的是評委《申報》贏來了不少讀者的喜愛，使《申報》步入巔峰。
“時評”在很長時間里起到了《申報》的“社論”作用。社論是“代表報刊編輯部的權威言論。它集中反映并傳播一定的政黨、社會政治集團和社會群眾團體對當前重大事件和迫切問題的立場、觀點、主張，是影響并引導社會輿論的有力的評論形式”。時評”專欄是報刊業務的一種進步，半文半白的語言已經被白話文取代，報刊語言的白話趨勢已成必然，用白話文創作“時評”適應了語言的變化。對于時評文章的發展而言，這是一次大的調整，雖然放棄了原有的特點與風格，但迎合了時代的發展，為時評文體帶來新的生機。
報紙可以宣達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動權，分析時局，探討國家出路。《申報》中有很多時評是對時局政治的客觀分析或是探討國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變之后，《申報》發表了時評《國人乎速猛醒奮起》號召國人迅速驚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國，輕舉不足以救國，待助于人猶不足以救國。救國在于積極有效之行動，在于萬眾一心之團結。”此外，每逢元旦，《申報》都要發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時評，年末又要發表一篇對一年之內進行總結的時評。雖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勸告政府善待國民，增強國力。
（四）重視發表副刊性文字。
這是《申報》在新聞業務上的一大創造性舉措。該報公開征集竹枝詞等文藝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藝類作品的篇幅，以滿足當時主要讀者群――舊時文人的興趣愛好。這一創舉為后起的報紙所效仿，開我國報紙副刊之先河。研究讀者愛好，滿足其正當需求，保證一個穩定的受眾群。
報紙的企業化是民初中國新聞事業職業化的一個重要現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無暇估計對中國的侵略。使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有了快速的發展空間，給中國商業性報紙實行企業化方針提供了有力的條件。《申報》首先向現代企業化報業方向邁步。
（一）廣告。
該報聘請張竹平任經理，設廣告推廣科，派出外勤四處招攬廣告，改進廣告設計，代客戶繪制廣告圖樣，撰寫文字說明，直至客戶滿意，這些服務都深受工商界的歡迎。因此，《申報》的廣告日增，成為盈利的主要來源。廣告的版面面積逐漸由十分之五六增為十分之六七，超過了新聞報道的版面。
《申報》廣告值得挖掘的東西有許多，完全可以按照時間線索，從《申報》創直直至停刊，對廣告的形式和內容進行細細分析，追溯近現代廣告發展變化的軌跡，把握近現代廣告的發展規律，理清現代廣告如何一步步從粗糙走向成熟，其中義有哪些是值得借鑒的合理要素，這在廣告學上是很有意義的。倘若對其中的各種廣告進行深人分析，對廣告者、廣告內容、廣告對象、廣告效果進行剖析，從而找到許多有價值的廣告經驗和手段，這對制作現代各種類型的廣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術設備。
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即訊息”理論。在漫長的人類發展過程來看，真正有意義的，有價值的的“訊息”不是各個時期的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麥克盧漢從媒介技術的角度，強調了媒介的社會歷史作用，雖有片面性，但媒介技術的變革的巨大歷史功效是不容忽視的。
《申報》花費70萬兩白銀于1918年建起高5層、擁有百余間房間的報館大樓，又從美國購進兩部最新式的印報機，兩小時可以印完十多萬份報紙，添置配套的制銅版機、鑄字機、壓紙版機、澆鉛版機、銅字銅模等機器，還自備汽車，加快送報速度。這一切，使《申報》成為當時全國設備最新、最完備的報紙，并為以后進一步企業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三）知人善任。
文化與經濟領域一樣，一切競爭歸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競爭，媒介的成敗其實就取決于媒介從業人員的素質與實力。像任何成功的事業一樣，《申報》的經驗在于形成了一支強有力的人才隊伍，并讓其各展所長，用好了人才，使這支隊伍的團隊效應得到充分發揮。
史量才自接辦《申報》起，就分外注重報社的人才建設，從創業初期被稱之為史氏“左膀右臂”的經理張竹平、總編輯陳景韓，守業期經理馬蔭良、總編輯張蘊和、《自由談》編輯周瘦鵑的選擇、使用，到鼎盛期規劃人才黃炎培、陶行知、報業專才戈公振、副刊編輯黎烈文等人的吸納、任用，無不顯示其慧眼識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靈活實際的用人風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對方身上最適合于《申報》的特質，為他所用。越是在報紙發展的關鍵時期，他越能大膽放權，給人才足夠的發揮空間。
《申報》作為近代中國最大影響、實力最強、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商業報紙，有著很強的研究價值與意義，無論是從史學、新聞學、經濟學角度提供參考，在法學、文學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價值，對中國近代新聞史的發展有不可忽視的貢獻，值得后期報紙及現代報業借鑒。
中國近代屈辱史論文（優秀14篇）篇二
摘要：近代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從左宗收復新疆，胡雪巖與洋斗商,到張謇實業救國，康梁戊戌變法，六君子橫刀向天笑，再到黃興雨花臺起義，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軍閥混戰，北伐戰爭。求共和真理之路漫漫，卻演繹出一系列驚天動地的故事。但決定歷史的是人，是那個時代的人，是一批用熱血與精神相交織的人。
前言：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從救亡圖存的角度說是一部人物史。本文從各階層角度分析近代人物為何紛紛涌現的原因，又從整體以及歷史淵源方面分析近代人物源源不斷涌現的規律。從晚清到辛亥，人物構成了近代那獨一無二的旋律，他們的出現對今天仍有啟示意義。
關鍵字：鴉片戰爭;農民階級;資產階級;革命;愛國主義。
縱觀中國近代史，既是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勾結中國封建統治者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屈辱史;也是中國人民不斷反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反抗本國的封建統治的抗爭史;同時更是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各政治派別探索國家出路的探索史。這種抗爭與探索，對外以反侵略、捍衛民族獨立為旗幟;對內以反專制獨裁、爭取社會進步為核心，抗爭與探索互相交織，推動中國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中國人的不屈精神與愛國主義演變成救亡圖存的原動力，同時由于社會的復雜性，各階級亦懷投機主義，對紛爭亂世產生雄霸天下的想法。
時代造就英雄，也逼我中國人自立自強。
從晚清開始，鴉片戰爭一下子敲醒了那些沉醉于天朝上國夢幻中的地主階級愛國知識分子，于是他們開始注目世界、關心時局、尋求強國御侮之道。如林則徐虎門銷煙為的是強健國民素質，維護國家長遠，魏源編著海國圖志為的是開啟民智，而洋務運動則為富國強兵，但也有增強自身在朝威望。這其中既有士大夫精神，也有中國人愛國主義，自強自立之道。可以說是時代危機感促使先進人士投身救亡圖存中，也催生了一批仁人志士。但由于封建勢力依舊強大，近代化初露端倪，以致運動革新屢遭失敗，也為亂世梟雄的出世埋下了伏筆。
晚晴社會動蕩，稅收苛刻，加上體制死板，科舉制度依舊存在，小農經濟依舊占據主導地位，加上西方思想的傳播，激發了一些底層知識分子的救國思想，于是農民起義風起云涌，從白蓮教，太平軍起義，到捻軍起義皆系晚清體制腐敗，民不聊生。如洪秀全因科舉屢次不中，卻以一本***小冊子而轉變思想，為天下耕者有其田而激起奮斗之志。而石達開自小看到民不聊生的困局，于是決定起義而救天下于水火中。農民階級的救亡圖存運動，使最廣大的中國人民更加覺醒，為后來革命人物的出現創造先決性條件。
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畢竟有其局限性。思想的狹隘性，各階級及各派的矛盾以致太平天國內部的分裂，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重重，如胡雪巖系左宗棠一派，而盛宣懷系李鴻章一派，兩者互斗，加之面對外國商品的輸入而束手無策，從而導致胡破產的悲劇。這就迫使資產階級出世以再救中國。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外來資本主義的入侵激發我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誕生，而政府對民間設廠的放松，近代教育的發展，西方民主自由科學思想的進一步傳播，甲午中日戰爭又一次敲響了地主階級無能的警鐘，資產階級維新派率先登上了英雄的舞臺。從“公車上書”演化為社會運動到百日維新，其要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是愛國的進步思想，因為它把維新思想與挽救民族危亡結合起來。如康有為經過學習，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的封建制度先進。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朝的腐敗，使年輕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國之火;西方的強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學習，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國。梁啟超更如是說：“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接著，譚嗣同等人又在南方創立湘報，文化傳媒有影響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先進的中國人，使之為國家自強民主而奮斗。
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為了加緊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和角逐，民族危機更加嚴重;《辛丑條約》的簽訂使清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此時民族資本主義又有所發展，但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限制和阻礙。而改良派的失敗，使資產階級內部不斷反思，亦促使革命派大展手腳。一時間革命人物如雨后春筍般林立天下，黃興以勇健開國，而寧靜持身，并貫徹實行。孫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為自己的座右銘，強調要“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創”。而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更是催生出一系列將思想解放的革命壯士，為近代后期的人物傳播了民主思想的火種。
但改良派以及舊勢力亦投機革命，局勢的復雜性使各方人物輩出，而三座大山的存在，亦使那個時代容易將能臣變為奸雄。如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后期軍閥混戰。而對革命后未來的憧憬也使革命人士不斷堅定信念，為之前行。如蔡鍔舍榮華富貴而投身于護法戰爭。一時之變卻造就了不同人生，亂世，亦是個人理想可以迸出火花的時代，更是天下理想成為朝陽的時代。
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往那種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洪水泄了閘般涌流而出。思想改變人，意識的能動性促使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企業家，政治家以及社會各階層知識分子各言自我觀點。陳獨秀第一個舉起了民主、科學兩面大旗使新青年變為一方平臺，蔡元培貫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原則使北大成為一方陣地，魯迅更是剖析中國人性，揭露黑暗，促使中國人更加認知自我。而優秀思想對人的巨大影響性,催生出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救亡圖存。
愛國主義始終是救亡圖存的核心動力。自古從岳飛的精忠報國，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當代的忠于祖國忠于人民，無不體現人物舍不開救國，救國離不開人物。而近代則是愛國主義從古向今過度的一個時代，愛國從忠于民族到真正忠于天下，不斷認識世界，革新思想，抵抗外侮，不斷有近代人為大我舍小我，成為不朽的靈魂，而這種靈魂又影響下一代人再去拋頭顱撒熱血，以致近代愛國人士源源不絕。
越是束縛人性的社會，越能激發人的潛在的自由思想。如烏托邦主義就是中世紀陰霾散去后方才綻放光芒。愛好和平的中國人也希望建立一個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理想社會。為此理想社會，受千年封建壓迫的中國在近代不斷出現為此奮斗的仁人志士。
長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國家變革具有階級派別遞進性，類似于達爾文進化論，地主階級腐敗，農民階級落后，繼而資產階級改良派成為變革國家的主導，而其局限性又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國家的原因之一，而資產階級亦有其局限性與軟弱性，這就需要無產階級去將革命進行到底。這種階級遞進性不斷催生出一系列仁人志士，同時在遞進的過程中又有不少梟雄誕生，但在中國統一的大局中，他們畢竟只是曇花一現。
亂世促使救世人才的爆發性增長。自古以來，亂世是人才最多的時代，百家爭鳴產生于先秦，東漢末年卻英雄輩出，魏晉南北朝三教九流各放異彩，而近代則不斷出現救亡圖存的仁人志士，割據一方的軍閥梟雄，影響當代的革命領袖。近代的確是一個面臨內憂外患的亂世，而各階層人物各有生存之道，也各有治世與亂世的獨到思想，于是焉，各方人物各顯神通。
近代是古中國文化與先進西方文明相沖擊的時代，儒學中尊重儒士的風氣依舊存在，于是便有章太炎敢搖扇墜怒罵袁世凱，梁啟超敢入軍營行談判。中華文化中重文輕武的禮節依舊存在，這種傳統風氣是促使仁人志士不斷出現的原因之一。
總結。
時代造就人物，而歷史根性亦為造就人物奠定基礎。人物輩出的時代定有規律，這種規律在今天人有借鑒之處。而縱觀近代史，感慨那些人物，但無論是英雄還是梟雄，他們的出世則需時代的驚天一變。近代史是一部驚天動地的歷史，諸多仁人志士，人杰梟雄因這個時代而綻放光芒。正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時代的發展，以及歷史的影響決定了他們的非凡。
參考文獻。
【1】《中國的品格》樓宇烈著。
【2】《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美】杜贊奇著。
【3】《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英】方德萬著。
【4】《中國近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5】《中華民國史史料》季嘯風、沈友蘭主著。
【6】《鴉片戰爭與近代中國》蕭致治著。
【8】《民國人物列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9】《尋辛亥革命之路》劉建強羅歆宏著。
中國近代屈辱史論文（優秀14篇）篇三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對東西文化進行了研究，他用靜、動范疇來描述東、西方文化的特點，認為中國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優點來彌補自身文化形態的不足，實現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表面上看李大釗這樣做是在調和中西文明差異，實質上是解決現實的新舊矛盾，以新代舊，以至于創造中國新文化。
關鍵詞：李大釗;進化論;階級論;東西文化觀。
從晚清開始，中國大批知識分子懷抱救國救民之志負笈東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這些新型知識分子受日本所謂東洋、西洋的影響，很早便形成了將世界劃分為東、西二元化的習慣。李大釗在1914至1916年間曾短暫就讀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期間也受到這一觀點的影響。回國后，正值國內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李大釗任職于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北京大學，也積極投身于這場文化運動之中。
“五四”時期東西文化之爭，伴隨著袁世凱的稱帝、世界大戰的血火、新文化運動的狂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全面展開。新舊勢力生死搏斗，各種思潮旁流雜出，各類人物粉墨登場，既有康有為“尊孔復古”的叫囂，又有陳獨秀“民主科學”的吶喊;既有章士釗“東西調和”的鼓吹，又有胡適“全盤西化”的說教。李大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論，深刻剖析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辯證分析了東西文化的優勢，從而得出必須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結論。因此，研究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有助于我們理解李大釗思想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展，從激進民主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積極籌劃復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凱在憲法中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康有為等人以孔教會為基礎，以《不忍》雜志為喉舌，攻擊辛亥革命是“離經叛道”，提出“定孔教為國教”的主張，吹捧孔子教義是“放諸四海而皆準”[1]657的經典，一時尊孔復古的逆流泛起。面對彌漫于社會的復古思潮，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主將，從鞏固共和的目的出發，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倫理道德進行了強有力的鞭撻。
李大釗明確提出：“中國的一切風俗、禮教、政法、倫理，都以大家族制度為基礎，而以孔子主義為其全體結晶。”[2]244因此他著重批判孔子學說中的倫理道德。李大釗認為，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在君臣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忠”字，使臣子完全成為君主的附屬品;在父子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孝”字，使子女完全聽命于父母;在夫妻關系方面，只強調“順從”“貞節”，使妻子從肉體到精神完全隸屬于丈夫，沒有任何人格獨立可言。接下來，他進一步提出“孔門的倫理是使子弟完全犧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倫理;孔門的道德是與治者以絕對的權力，責被治者以片面義務的道德”。[2]244這些論述可謂一針見血，直接擊中了儒家學說的要害。李大釗進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動本質是“保護君主政治偶像”“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因此他立場鮮明地提出“民與君不兩立，自由專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3]56他大聲疾呼，奔走相告，鼓勵新時代的廣大年輕人要“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釗明確表示“吾人為謀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進展……雖冒毀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這充分表達了李大釗與孔教勢不兩立的決心。
李大釗認為宇宙是“無始無終的自然存在”，由宇宙產生的一切現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漸次發生漸次變化”[3]79，道德也要隨著社會的自然進化而進化。據此李大釗指出孔子“其人已為殘骸枯骨，其學說之精神已不適應于今日之時代精神”，[3]80“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今以專制護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證券之憲法，則其憲法將萌芽專制之憲法，非為孕育自由之憲法也”[3]77。通過嚴密的論證，李大釗否定了孔子學說存在的價值，從而使“國教”之說不攻自破。
綜上可知，李大釗這時的思想是以進化論作為武器，批判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的。他對于社會進化只從一般意義上來解釋，還不能夠了解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倫理道德，沒有說明儒家學說存在的社會根源，所以對尊孔復古派的批判就顯出理論上不足，說理性不強。
十月革命后，李大釗獨辟蹊徑，最早拋棄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封建專制統治和孔子學說作了較為正確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學說之所以支配中國人心長達兩千多年，正是因為其適應了中國自封建時代以來長期存在且未有任何變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與宗法制度緊密結合，構成了封建統治的經濟和精神基礎。”李大釗進一步強調：“中國經濟一旦變動，中國封建家族制度將會逐步瓦解，‘三綱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終退出歷史舞臺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從經濟上解釋孔子儒學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學說“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當然，李大釗對于唯物主義的運用還有不夠準確的地方，但是他的論述已遠遠高出當時思想論壇上其他人的見解。
還應該提到的一點是：李大釗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歷史作用，而是從歷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學說的價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其說亦確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3]79。他進一步講到“故余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者也。”[3]80這一科學地對待孔子儒學的態度，比較合乎歷史的實際，既沉重打擊了尊孔復古派，又論證嚴密無懈可擊，由此反映出李大釗嚴密的思維邏輯和高超的斗爭藝術。
在東西文化運動倡導者與尊孔復古派激烈交鋒時，《東方》雜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現，在“調和東西文化”的名義下主張保存中國舊文化，反對新文化。《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根據東西方地理環境的不同，將東西文化概括成“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認為現在西方“動”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諸國日以其科學所發明之利器戕火其同類，悲慘劇烈之狀態，不但為吾國歷史之所無，亦且為世界從來所未有”，而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固有文化提供了舉國上下衡量是非的統一標準，因此主張用“中國固有靜的文明”來救濟“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釗也把東西文明概括為“靜”“動”的文明，但比較的結果卻迥然有異。
1917年，李大釗發表了《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一文，以“動”“靜”及其相互關系為東西方文明之特質，并勉勵當下中國的青年學子努力，讓“我國家由靜的國家變而為動的國家，我民族由靜的民族變而為動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靜的文明變而為動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靜的生活變而為動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釗又撰寫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在文中他列舉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對立現象，具體論證“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之說。李大釗從地理環境的角度解釋了“動”“靜”的原因。他說，東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陽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賜予厚，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陽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賜予嗇，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奮斗，與同類奮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豐”，所以多為定居的農業民族;北道民族則由于“自然之賜予甚乏”，所以多成為遷徙流動的游牧工商民族。
這樣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國民性：“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茍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為中國是定居的農業民族，家族不斷繁衍生息，所以實行“家族主義”;而西方主要是從事游牧工商業的民族，家族成分單一，所以推行“個人主義”。此外，從性別比例來說，中國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漸形成重男輕女的陋習;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嚴格執行一夫一妻制，切實保障婦女應有的權利。
李大釗認為東西文明區別很大：“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東方人“以個性生存不甚重要，則事事一聽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進步，則可事一本自力以為創造”;就宗教信仰而言，“東方之宗教是解脫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倫理而言，“東方道德在個性滅卻之維持，西方道德在個性解放之運動”;就政治而言，“東方想望英雄，其結果為專制統治，有世襲天子……西方依重國民，其結果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釗認為中國封建文化有以下弱點：厭世的人生觀;惰性太重;不尊重個性;輕侮婦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權;專制主義盛行。因此，李大釗大聲呼吁中國文明的弊端已經逐漸顯現出來，現在要進行一次徹底的自我革新，這在當時如黃鐘大呂，引人深思。
李大釗認為西方文化雖然也有缺點，但仍處于優勢地位。他指出：“東方‘靜的文明’已處于‘屈敗之勢’，而西方‘動的文明’則‘實居優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學習。李大釗強調西學先進于中學，主張學習西方，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中“靜止的觀念”“怠惰的態度”。但應該指出，李大釗在一定程度上是從地理環境決定論出發比較東西文明優劣的，這反映出李大釗在這一時期理論上的不成熟。
“五四”運動爆發后，中國“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章士釗等守舊派提出了“新舊調合”的論調，以圖保存舊文化。
新舊調合派強調可以汲取西方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的優秀部分，但也應重視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態。他們認為國故象“破布”、歐化象“破紙”，都可以用來造“新紙”，因此得出：“研究國故”“實欲制造新紙”的結論。章士釗保舊的思想更為明顯，他說：“凡欲前進，必先自立根基。舊者根基也。不有舊，決不有新;不善于保舊，決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進化，不善于保舊之弊，則幾于自殺”，因此提出“道德上復舊”甚于“物質上之開新”[2]的觀點。他們以“新舊”文化不可分割對立為理由，否定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必要，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們立即起而應戰。
但是在批駁“東西調和論”過程中，胡適等人偏執一端，主張全盤西化;陳獨秀等仍然停留在對“舊道德”的鞭撻上，沒有進行科學的理論分析。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批判“新舊調和派”的理論觀點，認為人類社會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層構造，只有物質的、經濟的構造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不管身處哪個時代，如果經濟上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定會發生變動。一切宗教、哲學、風俗習慣、政策、主義都隨著物質的變動而變動。“道德”無非是人們日常生活的“法則”而已，時代生活變了，作為習慣法則的道德必然因之進化遞變。由此李大釗得出結論：“物質若是開新，道德亦必是跟著開新”，因此他理直氣壯地說：“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并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出來的。”這些論證雖然不夠完整，但明確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是隨著社會物質生活變動而不斷改變的。這種精辟的論述，給“東西文化調合派”以致命的打擊，在理論上論證了新文化運動發生的歷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應該說明的是，李大釗雖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藥，號召人們學習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講到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動世界不斷進步的兩大機軸，也像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一樣，缺一不可，二者各有優劣，“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中。”因此不應該“妄為軒輊”。針對東西文化論爭中抹殺傳統文化全部價值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李大釗熱情贊揚了中華民族在古代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他無不自豪地說：“中國于人類進步，已嘗有偉大之貢獻。其古代文明擴延于高麗，乃至日本，影響人類者甚大。”[2]68他對中華民族的崛起充滿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復活，可以于世界文明為第二次大貢獻。”這令人鼓舞、催人奮進的激揚文字，飽含愛國熱情，閃爍著辯證的光芒。
四、結語。
綜觀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可以看出：李大釗鞭撻了“非復辟不能救國”的尊孔復古派;批判了“物質開新、道德復舊”的東西調合派，批評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盤西化派，闡明了自由的東西文化觀，從而促進了他的思想由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展，奠定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堅實基礎。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釗最終自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種嶄新的東西文化觀。
參考文獻：
[1]李華興，吳嘉勛.梁啟超選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陳崧.五四前后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3]李大釗選集[m].人民出版社，1978.
[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運動文選[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
[5]李大釗，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1917年）[m]//李大釗研究會.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7月）[m]//李大釗研究會.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羅志田.無共識的共論：五四后關于東西與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
中國近代屈辱史論文（優秀14篇）篇四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鴻章在《復議制造輪船未裁撤折》中稱：“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又在《籌議海防折》中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三千余年一大變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是李鴻章對于當時中國所面臨形勢的分析，“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則表明了當時中國所對峙的列強勢力。可貴的是李鴻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頑固派，他處在當時的階段卻能正確的看待晚晴所處的局勢實為不易；他和一些洋務派更不同于頑固派，他們不僅看清了局勢還敢于冒險嘗試向前邁進開展了洋務運動，雖然并沒有改變甲午中日戰爭的結局，但是促進了中國近代化，他們在當時邁出了這一步實屬不易。
清朝也是歷史上一個典型的由少數民族統治的政權，在鴉片戰爭的前期乃至鴉片戰爭后，一個不可被忽視的階層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階層。“閉關鎖國”固然有著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鴉片戰爭開始后即使林則徐、魏源、黃爵滋等人已經認識到和西方列強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卻沒有馬上實行變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階層。“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幾句話已經總結了清朝士大夫階層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點，鴉片戰爭后可以說不論軍事還是政治上，都與列強有著很大的差距，雙方對比之下，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真的是遇到了“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鴉片戰爭前，對于如何對待列強，清政府內部就有了不一樣的聲音，主要分為撫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與主戰派。隨著過程中的各種結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間舉棋不定，這也使得清政府內部派別爭論更為激烈。
在道光帝決心迎戰后，卻出現用人失誤的問題，從而引出不斷失城的連鎖反應。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雖然中途有官員奮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協，最后耆英、伊里布與璞鼎查還是簽訂了《江寧條約》。
在這一過程中，主和派主要凸顯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協態度則是建立在他親身了解到了當時英國的軍事實力后所下的態度，主戰派別的官員中也不乏為了捍衛國家領土與主權但是不了解英國的官員，而期間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這樣虛報奏折而導致對英國預估不實的官員，這些種種因素也導致了道光決策時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堅定立場。
從鴉片戰爭的過程來看，道光帝的舉棋不定十分影響形勢的走向，士大夫們在決策同時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會來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堅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堅定立場的官員，但也不乏與道光帝一樣沒有堅定決心的官員。如果道光帝堅定決心勢必與英國決戰至終，侵略者一路遭遇頑強的抵抗，他們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國一開始的意圖也許只是想要一個和平的條件與環境經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確態度也給了英國一個可乘之機。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從古代史邁入近代史，同時鴉片戰爭也使得中國發生根本性變化。通過一系列條約，中國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司法、關稅等主權都開始喪失，傳統的經濟形態也被沖擊。當然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響，而更加深遠的影響和隱患是，清廷為賠償大額的白銀增加的稅費直接影響農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賦稅使他們無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時期的人口大增，嘉慶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縣志》在講到該地經濟、人口分布和各行各業居民狀況時寫道：“十分其農，而佃種居其六。”農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戶，其余百分之四十，則是地主和自耕農。道光中編寫的《江陰縣志》，敘述該縣風俗，說到“農之家十居**，農無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當時該地農業經濟占統治地位，絕大多數居民是農業人口，而增加賦稅會使得大多數的農民積貧積弱。另一方面列強在華開設工廠，會使得許多手工業者或者失業，或者淪為廉價勞動力，鴉片戰爭使得中國多數人口都陷入苦難的狀態，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鴉片戰爭后不久，清政府就迎來了大規模的起義運動，這其中最著名的則屬“太平天國”運動。太平運動可以說是鴉片戰爭的產物，其參與運動的多數為農民階級，源于鴉片戰爭后國內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太平軍的發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許是因為洪秀全的“拜上帝會”使農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許是因為《天朝田畝制度》，使農民有了希望與目標，無論如何太平天國的動向、舉措和號召力都側面反映了鴉片戰爭后清朝統治下的社會正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正朝著不可預估的方向發展，以一個不可預算的速度發展著，并且這些變化都一點點的成為清朝的隱患。
參考文獻：
中國近代屈辱史論文（優秀14篇）篇五
[摘要]民國年間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時代主題“救亡圖存”密切相關，側重于外交史、帝國主義侵華史等的研究，以為現實政治服務;同時中國近代史學科經歷了從開創到完善的過程;這證明關注現實生活是史學發展的源泉。
[關鍵詞]救亡圖存;中國近代史;外交史。
歷史研究的目的為何?中國傳統史家司馬遷、班固、范曄、杜佑等均提出這一問題并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杜佑給出的答案最直接：“將施有政”，即歷史研究在于“經世”、“致治”，要為現實政治服務。
據學者統計，在1949年前，以中國近代史、近世史、近百年史命名的著作約34種，其中1940年前出版物約21種;數量不菲的專題問題研究;以帝國主義侵華史、國難史、痛史、外禍史、侵略史、國恥史、失敗史、租借地等命名的近代史的相關著作約83種;中外關系通史54種。(1)。
這顯示史學界在研究方向上將研究重點從傳統史學轉向與現實密切相關的近代史研究、對現實具體問題的思考，這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特點，是一種值得關注的史學現象。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國際地位每況愈下。中國逐漸喪失了領土、海關主權及治外法權。《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簽訂后，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危機日益凸顯。清末民初的中外關系中，中國處于完全被列強宰割的地位。“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主題。現實政治情勢，促使部分史學家將自己的研究方向轉為與時代主題、現實走向密切相關1840年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于是，中國近代歷史成為學者關注的對象，其中尤以中外關系為研究的重心。
20世紀初年以來，中國上自政府下至國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修約、廢約運動，以改變中國國際地位、求與列強處于平等的國際地位。“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的危機。中國廢約、修約的外交歷程被打斷。此后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轉為全力解決中日沖突問題，以救中華民族于危亡。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內容和范圍，亦與時代所賦予的主題相關。
中國近代史研究以解決當下的外交與內政等問題，這充分地彰顯了中國史學家對中國現實政治的關懷與影響。
梁啟超的《李鴻章傳》是二十世紀較早對中國近代以來對外關系進行研究的著作。他認為鑒于李鴻章與中國近世關系，應從“中國數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民族消長之暗潮，與夫現時中外交涉之隱情”的角度評價李鴻章的歷史地位，劉彥的《中國近時外交史》顯示的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態度、對中國命運的關注令人震撼，在當時的影響極大。學者稱“獨擅史林”。(2)強大國力以“救亡”是劉彥提出的拯救時弊的方案。
李鼎聲(李平心)的《中國近代化史》揭露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華侵略及其與中國各政治、軍閥勢力之間相勾結、侵剝百姓的事實，以激發民族情感、燃起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團結起來共同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此書“是平心最早發表的史著，也是我國現代學者運用唯物史觀編寫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3)錢亦石的《中國外交史》，討論了當時政、學兩界都非常關注的中國“弱國無外交”的問題。他認為，“這個解釋是非常不正確的”，是當局推委責任的讕言，中國沒有長遠的計劃與考慮，是導致中國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重點是系統論證了毛澤東關于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是“兩個過程”的論斷的正確性、科學性，“代表了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對中國近代史的全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政權的變更，是學術推動政治發展的一個很好的例證”。(4)張忠紱編著的《中華民國外交史》利用大量的中外文件資料，以探究中日問題解決之道。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以中國近代外交史為研究重點，希望人們了解當時中外交涉的背景環境及其失策、責任問題。認為：目前中國內政、外交中出現的問題完全是西方列強入侵造成的后果。曾友豪編的《中國外交史》詳述了列強的對華政策及對中國造成的危害，以求解決的方案。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側重于中國近代外交史。他寫此書的目的就是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于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5)蔣廷黻以“學術的態度討論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觀學術。他視政治與學術為一體，視歷史與現實為一體，視中國與世界為一體。”(6)。
王蕓生編撰《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1-7卷)的目的，是要警醒國人，關注中日關系發展的趨勢，注意日本的真正動機，不要上日本人的當;激勵國人團結一致、奮起救國。雖然王蕓生謙稱是編撰史實不是“作史”。但從學術角度研究中日關系或外交史的層面看，意義非凡，“常有公允中肯的評論發表。”“對外交史的研究，促進之功甚大。”(7)。
以上所列諸學者及所著書目，都屬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創建過程中較有代表性的。《八十年來史學書目(1900-1980)》所列的1949年以前有關中國近代史著作數量可觀，約近200部之多。這些著作是在民族主義的支配下，多為輾轉選譯、東抄西湊的編匯之作，缺乏根據完整的外交檔案所作的細微地深入地個案研究，但在向群眾宣傳與動員群眾的政治性運動上貢獻極大。隨著20、30年代清代外交史料《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的逐漸刊布，及世界各列強外交檔案的公布，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在學術上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20世紀上半葉，中華民族針對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內政外交的束縛，開展的轟轟烈烈的廢約、修約運動。“九?一八事變”后，舉國上下又開始以全力解決中日問題為外交的首要目標。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解決當下的中國內政外交問題成為中國學術界關注的問題之一。中國近代史學科的興起成為必然。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批近代史學科的著作和研究人才。從以上所述的有關中國近代史、近代外交史著作的主要內容看，外交史與近代史是二體合一的。這與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救亡”問題相契合。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顯著特點。20世紀早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中國學者，多有海外留學的經歷。他們受到海外史學家關于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理論及觀念的影響很深。他們強調學術化、歷史化中國近代史、外交史的研究，強調通過檔案材料探尋歷史演變的真相。一戰后各國外交檔案的公布、尤其是20世紀20、30年代中國清季外交檔案的公布，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條件。這形成了如蔣廷黻、張忠紱、王蕓生、陳恭祿等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嚴謹的、近于苛刻的學風。蔣廷黻稱籌辦“夷務始末的出版，是中國外交史的學術革命。以前研究中國外交史者雖不乏人，但是他們的著作，不分中外，幾全以外國發表的文件為根據。專憑片面的證據來撰外交史，好像專聽一面的辯詞來判訟，那是不能得其平的。不過以往中國方面的文件，不但出版者少，且極零星;就是學者要考察中國的材料亦感困難。有了《籌辦夷務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二書，以前的著作均須大加修改，并且這二書已引起全世界的學者注意。此后他們將逐漸知道中國材料的重要”。(8)。
從以上所述各書作者在著述過程中對史料的重視程度看，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思路上，他們非常注意史料的來源及考辨問題。他們不僅利用中國公布的外交檔案材料，也利用國外開放的檔案材料研究近代以來中外關系演變的真相。同時他們還以不小的篇幅在文中或序言中專論使用史料的方法、如何鑒別史料的價值問題，這是他們求真的學術精神的體現。王蕓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曾友豪編的《中國外交史》、蔣廷黻1931年、1934年編輯出版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卷)、《中國近代史》、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張忠紱編著的《中華民國外交史》(上卷)等均是利用檔案材料研究中國近代史、外交史的代表作。他們運用檔案史料的敘事結構，影響了1949年以后中國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對中國近代史學科創立、發展的貢獻，在學界有口皆碑。
雖然他們自稱要進行純學術的研究，但是他們以自己的學術精神關注現實的危機。他們研究中國近代史、外交史，一方面開拓了一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以學術救國，為當下中國內政外交問題的解決提供借鑒與咨詢，這也是他們在著作中所強調的。所以他們的研究，不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也有很高的現實政治價值。這是這一階段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還關注了中國的近代化問題，這與中國現實的“救亡”主題密切相關。近代史研究中關注的中國近代化問題，是當時學術界正在進行的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在他們著作中的反映，也是中國政界與國聯正在開展的技術合作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現實問題在他們著作中的反映，同時也反映了當時國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是為了戰勝日本入侵者而進行的物質上的準備。但更多的是通過對中外檔案史料的爬梳、考證研究，找尋1840年以后列強對中國步步進逼、中國國力日趨衰弱、中外關系嬗變的原因，以“資治”現實中國外交問題、現代化問題的解決，包含著強烈的對現實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趨勢等問題的關懷。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近代史研究的顯著特征。20世紀上半葉中外外交檔案的公布、對海外學者歷史研究理論的借鑒、中國的現實危機共同造就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開創與成就的取得。陳寅恪先生1930年6月為陳垣的《敦煌劫余錄》所作序言中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9)。
蔣廷黻、陳恭祿以“沖擊―反應”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范式，有利于人們深入思考近代以來中國在應對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所進行的外交部門的建制、外交人員的派遣、留學生的派遣等洋務舉措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影響。
錢亦石、李平心、范文瀾等人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同樣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發展做出貢獻。“黨派知識分子所研究的問題和學科可能是其他知識分子們沒有考慮到的。”“社會科學的發展一直沒有與黨派偏見相分離――沒有黨派偏見，某些學科可能根本就不會存在――這是無可否認的。”(10)。
當時，有不少學者雖不以近代史為研究方向，如傅斯年、顧頡剛，但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也注意對現實的關懷。即使被人認為從不談論政治的陳寅恪也通過嚴謹的科學的研究在論文中曲折地表達了他對政治的關懷：“惟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可以無疑。”(11)這些學者與直接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一樣，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學術為救國的工具，以筆做槍，希冀為抗日救亡貢獻自己的才智。
近代史著作中所表現的民族主義史學思潮，是當時中國社會思潮在學術研究中的體現。“有生命力的、對中國史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史學思潮，往往是和社會歷史發展中居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有著緊密的聯系，史學思潮是社會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史學發展不能脫離社會的現實發展。歷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關注現實生活。”(12)。
注釋：
(2)李恩涵：《中國外交史研究》，《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冊)，第53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3)胡逢祥：《李平心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4期。
(4)張海鵬、龔云：《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24、223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5)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總論》，第3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
(6)蔡樂蘇、金富軍：《蔣廷黻外交思想探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1期。
(7)李恩涵：《中國外交史的研究》，載《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冊)，第59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8)蔣廷黻：《清季外交史料序》(1933年10月)，載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文海出版社(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二輯)。
(9)陳寅恪著：《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66頁，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10)[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馬俊亞、郭英劍譯：《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第153、15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陳寅恪著《陳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3頁，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12)于沛：《史學思潮、社會思潮和社會變革》，《史苑》2004年3期。
中國近代屈辱史論文（優秀14篇）篇六
[摘要]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國人民為求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民族奮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它的主題，舊、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他的內容。回顧中國近代史，探索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歷程。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族主義革命。
中國的近現代發展史，是一卷被鮮血浸滿鮮血又慘遭蹂躪的長卷。中國人民飽受列強的欺壓與凌辱，深受國弱民貧的危害。鴉片戰爭的屈辱、聯軍侵華的無奈、日本擴張的悲慘遭遇„„但同時，就其本質與主流上來說，中國近現代史又是中國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為救亡圖存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英勇奮斗民族民主革命、艱苦探索的歷史。1840年，英國發動了世界知名的鴉片戰爭，中國歷史的發展從此發生了巨大的轉折。鴉片戰爭以前中過是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鴉片戰爭以后,通過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中國的主權遭到破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侵略特權,瘋狂地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逐漸把中國市場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的社會矛盾也由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革命任務也發生變化，由反對本國的封建統治轉變為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反對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任務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鴉片戰爭掀開了中國近代史的第一頁，也拉開了中國革命的序幕。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我們不得不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祖國，實現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
中國革命的目標是爭取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和富強，革命性質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為前后期的領導階級分別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又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族主義革命兩個時期。
民主政治建設是一個國家實現近代化的重要內容。在我國明末清初開始出現了民主政治的啟蒙思想;鴉片戰爭后,隨著西方政治思想的傳入,先進的中國人開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都以失敗告終。
舊民主主義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反對外國侵略和本國封建統治的革命。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的79年，即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擴大，然而當時的統治者大清王朝卻對此置若罔聞，甘當“洋人的朝廷”，使得國人對清政府更加失望，國內要求變革的呼聲日益高漲。廣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爭，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洋務運動，等一系列的變法革命運動爆發，一位位愛國主義分子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受啟蒙思想的影響，一批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知識分子發動了救亡圖存的戊戌變法，卻慘遭清政府的屠殺。我們付出了血的代價，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的犧牲讓我們認識到，想通過改良的方法來救中國是行不通的。我們不能依靠清政府，而是要依靠人民大眾。于是偉大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了世界聞名的辛亥革命，要通過武裝斗爭的方式來救中國。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它也是失敗的。不可否認，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勢力的代表、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歷史上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居住專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但是中華民國卻錯誤地將帝國主義列強當作了朋友，孫中山先生甚至發表了《告各友邦書》，承認各個不平等條約的有效，期望換來帝國主義的支持。這充分體現了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與妥協性。
盡管如此，中國的歷史通過這次革命被改變了。我國的社會性質雖然沒有改變，依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為中國的未來帶來了希望。但畢竟由于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導致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事實證明資產階級革命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這時，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西主義，中國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中國無產階級是革命性最徹底的階級，也因為如此才能帶領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發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從此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走上了歷史的舞臺。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決定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國行不通，中國必須擁有一個新的救國陣營，有一場新的、來自于人民群眾的民主革命，這樣，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了!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其本質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將“三民主義”取代的革命斗爭，也是中國社會制度進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19~1927)。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新民主主義革命擁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此后，中國共產黨不斷發起工人暴動，反抗北洋政府統治。1924年國民黨“一大”后，國民黨與共產黨實現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開始的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行。1927年，在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和中共內部右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接連出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大革命宣告失敗。
第二階段(1927~1937)。
這一階段被稱為“土地革命”時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開始，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群眾打響了武裝反抗反動派的第一槍。秋收起義后，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開辟了以井岡山為代表的無數農村革命根據地，并成功粉碎國民黨數次“圍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開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長征。1936年三大主力會師陜北，標志著長征的勝利結束。
在此期間，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并虎視眈眈、不斷向南推進。中共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戰;而國民黨為了穩固政權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最終導致國土淪喪。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結局后，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階段(1937~1945)。
這一階段被稱為“抗日戰爭”時期。
以“七七事變”為起點，中國人民進入了艱苦卓絕的八年全面抗戰時期。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代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獨立，極大地提高了國際地位。中國在此后稱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第四階段(1945~1949)。
這一階段被稱為“解放戰爭”時期。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共進行重慶談判，簽訂關于和平建國問題的協定(即“雙十協定”)。1946年，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發動內戰。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戰爭最終獲得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除臺灣、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陸領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門分別于1997、1999年回歸祖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過渡性質的社會，即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中國近代史的結束，也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數千年來，中國的歷史是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近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又憑借堅船利炮，把中國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是卻并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中國人民為了自由、民主、獨立和統一整整奮斗了一個世紀，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抗爭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人民富強的斗爭史。我們從中吸取了寶貴的經驗。
1、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中國近代以來，各階級登上歷史舞臺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農民階級的義和團運動還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了，地主階級的洋務運動也失敗了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戊戌變法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也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最終失敗。
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取得了紅軍長征的勝利保存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力量。
4、國共兩黨合則兩利分則兩傷團結就是力量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取勝的法寶5落后就要挨打。
通過學習中國近代仁人志士對國家出路的探索，我們深刻地了解了國情，堅定了信念：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了國家富強做出了不朽的犧牲，使我們深感肩負的重任。當代社會要求我們有開闊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這就要求我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便是這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通過不斷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夠肩負起歷史賦予振興中華的神圣使命。
讓我們銘記歷史，開創未來。
[參考文獻]。
1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2張憲文主編：《中華民國史》(4卷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3高瑞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4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下)，東方出版中心，2000。
6陳旭麓：《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與改良》，歷史研究.1980(6)。
7沈渭濱：《略論近代中國改良與革命的關系》，江蘇師院學報.1981，(2)。
8鄭師渠：《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與反封建主義》，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1，(3)9高放：《中國近現代史三次探索社會主義的熱潮》，人文雜志.1981，(5)。
10王金鉛：《略論中國現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歷史研究.1983，(4)。
中國近代屈辱史論文（優秀14篇）篇七
中國近代史是指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的中國歷史，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漸形成到瓦解的歷史。它是中國人民探索救國之路，實現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人民富強的斗爭史。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鴻章在《復議制造輪船未裁撤折》中稱：“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又在《籌議海防折》中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三千余年一大變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是李鴻章對于當時中國所面臨形勢的分析，“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則表明了當時中國所對峙的列強勢力。可貴的是李鴻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頑固派，他處在當時的階段卻能正確的看待晚晴所處的局勢實為不易；他和一些洋務派更不同于頑固派，他們不僅看清了局勢還敢于冒險嘗試向前邁進開展了洋務運動，雖然并沒有改變甲午中日戰爭的結局，但是促進了中國近代化，他們在當時邁出了這一步實屬不易。
清朝也是歷史上一個典型的由少數民族統治的政權，在鴉片戰爭的前期乃至鴉片戰爭后，一個不可被忽視的階層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階層。“閉關鎖國”固然有著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鴉片戰爭開始后即使林則徐、魏源、黃爵滋等人已經認識到和西方列強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卻沒有馬上實行變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階層。“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幾句話已經總結了清朝士大夫階層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點，鴉片戰爭后可以說不論軍事還是政治上，都與列強有著很大的差距，雙方對比之下，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真的是遇到了“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鴉片戰爭前，對于如何對待列強，清政府內部就有了不一樣的聲音，主要分為撫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與主戰派。隨著過程中的各種結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間舉棋不定，這也使得清政府內部派別爭論更為激烈。
在道光帝決心迎戰后，卻出現用人失誤的問題，從而引出不斷失城的連鎖反應。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雖然中途有官員奮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協，最后耆英、伊里布與璞鼎查還是簽訂了《江寧條約》。
在這一過程中，主和派主要凸顯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協態度則是建立在他親身了解到了當時英國的軍事實力后所下的態度，主戰派別的官員中也不乏為了捍衛國家領土與主權但是不了解英國的官員，而期間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這樣虛報奏折而導致對英國預估不實的官員，這些種種因素也導致了道光決策時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堅定立場。
從鴉片戰爭的過程來看，道光帝的舉棋不定十分影響形勢的走向，士大夫們在決策同時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會來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堅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堅定立場的官員，但也不乏與道光帝一樣沒有堅定決心的官員。如果道光帝堅定決心勢必與英國決戰至終，侵略者一路遭遇頑強的抵抗，他們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國一開始的意圖也許只是想要一個和平的條件與環境經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確態度也給了英國一個可乘之機。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從古代史邁入近代史，同時鴉片戰爭也使得中國發生根本性變化。通過一系列條約，中國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司法、關稅等主權都開始喪失，傳統的經濟形態也被沖擊。當然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響，而更加深遠的影響和隱患是，清廷為賠償大額的白銀增加的稅費直接影響農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賦稅使他們無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時期的人口大增，嘉慶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縣志》在講到該地經濟、人口分布和各行各業居民狀況時寫道：“十分其農，而佃種居其六。”農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戶，其余百分之四十，則是地主和自耕農。道光中編寫的《江陰縣志》，敘述該縣風俗，說到“農之家十居八九，農無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當時該地農業經濟占統治地位，絕大多數居民是農業人口，而增加賦稅會使得大多數的農民積貧積弱。另一方面列強在華開設工廠，會使得許多手工業者或者失業，或者淪為廉價勞動力，鴉片戰爭使得中國多數人口都陷入苦難的狀態，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鴉片戰爭后不久，清政府就迎來了大規模的起義運動，這其中最著名的則屬“太平天國”運動。太平運動可以說是鴉片戰爭的產物，其參與運動的多數為農民階級，源于鴉片戰爭后國內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太平軍的發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許是因為洪秀全的“拜上帝會”使農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許是因為《天朝田畝制度》，使農民有了希望與目標，無論如何太平天國的動向、舉措和號召力都側面反映了鴉片戰爭后清朝統治下的社會正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正朝著不可預估的方向發展，以一個不可預算的速度發展著，并且這些變化都一點點的成為清朝的隱患。
參考文獻：
[1]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2016.
《申報》創刊于1872年4月30日。創辦人為英國商人安納斯脫？美查，后轉賣給民族資本家并幾經易主，抗戰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復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幾經波折，歷時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報》作為中國現代的報紙開端和標志，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有著里程碑的意義。
《申報》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資料。特別是記錄了上海當地及全國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現了當時軍閥、地方勢力、中共和其他黨派及人民群眾的活動。
（一）報道全國性重大事件。
《申報》曾對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包括學界如何反對割讓領土、拒絕對德合約；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并迫使他們辭職的報道，學生罷課與學生被捕情況的詳細記錄。更加珍貴的是，保存了罕見的的歷史照片，將的全貌更直觀的呈現給后人。
（二）報道地區性史實。
1872―1929年，《申報》對蘇滬等地進行了長達80年的持續報道。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報道區域也精確到具體縣市。《申報》通過這些鮮活的新聞，對江南地區人民生活方式，社會生產方式，社會風貌形成以及社會變動軌跡進行了持續而廣泛的報道。這些細節性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報》無論是從辦報宗旨，報道角度的拓寬還是新聞業務的改革，都值得后來人學習借鑒。
（一）辦報宗旨。
它始終都在追求新聞獨立自由、客觀公正、及時準確、為大眾服務的理念，注重新聞的真實性和時效性。美查稱，“利”和“義”并不完全對立，辦報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時仗義執言，報紙的言論要“上關皇朝經濟之需，下知小民嫁穡之苦”。
《申報》在國內報紙中最早使用電報傳送新聞稿。1874年《申報》刊出經由丹商大北電報公司海底線路拍來的關于英內閣改組的倫敦電訊，為國內報紙刊出的第一條電報新聞。津滬電報線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報》立刻把握機會，利用線路傳遞南北各報新聞。
（二）輿論監督。
報刊一直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公共輿論的平臺，因此，把握并利用報刊的輿論導向就成了近代中國各種勢力追求權力表達，訴求政治立場的必選之地。在每次劇烈的政治斗爭或者社會對抗中，報刊會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風口浪尖。《申報》自創刊以來，始終被不同時期的各種政治勢力所爭奪的公共輿論平臺。不管是美查為賺錢擴張經濟勢力創辦報紙，到席子佩接手經營，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產黨接手大陸而退出輿論界，中外各種政治勢力為占據《申報》這個輿論至高點，進行了紛繁復雜，“刀光劍影”的斗爭和合作。《申報》一路走來，中國社會的公共輿論空間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隨著輿論空間的不斷擴大，公共輿論平臺的建立，人民擁有了更多的表達機會。各種政治勢力進行爭斗時，不得不考慮到人民大眾的呼聲和言論。報刊輿論公共空間的不斷擴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減階級對抗，促進社會和諧。
（三）時評。
陳冷在新聞評論方面提出，報紙應該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論既要為讀者提供明白的觀點又要有公正的態度。對于評論的文體，他主張用言簡意賅的時評文體取代《申報》傳統的“論說”。他的每日一議、尖銳潑辣的是評委《申報》贏來了不少讀者的喜愛，使《申報》步入巔峰。
“時評”在很長時間里起到了《申報》的“社論”作用。社論是“代表報刊編輯部的權威言論。它集中反映并傳播一定的政黨、社會政治集團和社會群眾團體對當前重大事件和迫切問題的立場、觀點、主張，是影響并引導社會輿論的有力的評論形式”。時評”專欄是報刊業務的一種進步，半文半白的語言已經被白話文取代，報刊語言的白話趨勢已成必然，用白話文創作“時評”適應了語言的變化。對于時評文章的發展而言，這是一次大的調整，雖然放棄了原有的特點與風格，但迎合了時代的發展，為時評文體帶來新的生機。
報紙可以宣達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動權，分析時局，探討國家出路。《申報》中有很多時評是對時局政治的客觀分析或是探討國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變之后，《申報》發表了時評《國人乎速猛醒奮起》號召國人迅速驚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國，輕舉不足以救國，待助于人猶不足以救國。救國在于積極有效之行動，在于萬眾一心之團結。”此外，每逢元旦，《申報》都要發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時評，年末又要發表一篇對一年之內進行總結的時評。雖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勸告政府善待國民，增強國力。
（四）重視發表副刊性文字。
這是《申報》在新聞業務上的一大創造性舉措。該報公開征集竹枝詞等文藝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藝類作品的篇幅，以滿足當時主要讀者群――舊時文人的興趣愛好。這一創舉為后起的報紙所效仿，開我國報紙副刊之先河。研究讀者愛好，滿足其正當需求，保證一個穩定的受眾群。
報紙的企業化是民初中國新聞事業職業化的一個重要現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無暇估計對中國的侵略。使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有了快速的發展空間，給中國商業性報紙實行企業化方針提供了有力的條件。《申報》首先向現代企業化報業方向邁步。
（一）廣告。
該報聘請張竹平任經理，設廣告推廣科，派出外勤四處招攬廣告，改進廣告設計，代客戶繪制廣告圖樣，撰寫文字說明，直至客戶滿意，這些服務都深受工商界的歡迎。因此，《申報》的廣告日增，成為盈利的主要來源。廣告的版面面積逐漸由十分之五六增為十分之六七，超過了新聞報道的版面。
《申報》廣告值得挖掘的東西有許多，完全可以按照時間線索，從《申報》創直直至停刊，對廣告的形式和內容進行細細分析，追溯近現代廣告發展變化的軌跡，把握近現代廣告的發展規律，理清現代廣告如何一步步從粗糙走向成熟，其中義有哪些是值得借鑒的合理要素，這在廣告學上是很有意義的。倘若對其中的各種廣告進行深人分析，對廣告者、廣告內容、廣告對象、廣告效果進行剖析，從而找到許多有價值的廣告經驗和手段，這對制作現代各種類型的廣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術設備。
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即訊息”理論。在漫長的人類發展過程來看，真正有意義的，有價值的的“訊息”不是各個時期的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麥克盧漢從媒介技術的角度，強調了媒介的社會歷史作用，雖有片面性，但媒介技術的變革的巨大歷史功效是不容忽視的。
《申報》花費70萬兩白銀于1918年建起高5層、擁有百余間房間的報館大樓，又從美國購進兩部最新式的印報機，兩小時可以印完十多萬份報紙，添置配套的制銅版機、鑄字機、壓紙版機、澆鉛版機、銅字銅模等機器，還自備汽車，加快送報速度。這一切，使《申報》成為當時全國設備最新、最完備的報紙，并為以后進一步企業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三）知人善任。
文化與經濟領域一樣，一切競爭歸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競爭，媒介的成敗其實就取決于媒介從業人員的素質與實力。像任何成功的事業一樣，《申報》的經驗在于形成了一支強有力的人才隊伍，并讓其各展所長，用好了人才，使這支隊伍的團隊效應得到充分發揮。
史量才自接辦《申報》起，就分外注重報社的人才建設，從創業初期被稱之為史氏“左膀右臂”的經理張竹平、總編輯陳景韓，守業期經理馬蔭良、總編輯張蘊和、《自由談》編輯周瘦鵑的選擇、使用，到鼎盛期規劃人才黃炎培、陶行知、報業專才戈公振、副刊編輯黎烈文等人的吸納、任用，無不顯示其慧眼識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靈活實際的用人風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對方身上最適合于《申報》的特質，為他所用。越是在報紙發展的關鍵時期，他越能大膽放權，給人才足夠的發揮空間。
《申報》作為近代中國最大影響、實力最強、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商業報紙，有著很強的研究價值與意義，無論是從史學、新聞學、經濟學角度提供參考，在法學、文學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價值，對中國近代新聞史的發展有不可忽視的貢獻，值得后期報紙及現代報業借鑒。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師為尊的傳統教育觀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們的個性，控制了人們的思想，這樣的一種師生關系逐漸遭到強烈批判，越來越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隨著“五四”運動爆發，西方民主科學教育思想的傳入，為中國的教育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發了無數愛國者對如何革新教育中的師生關系進行了深入思考。
“五四”運動爆發前，中國一直尊崇傳統的封建禮教思想，教師具有至高的地位，學生必須服從教師的安排，是一種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早在《尚書·周書·泰誓》中就以提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綏四方。”君、師都是幫助上帝來愛護人民的，他們具有同等地位。漢代儒家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華》中提出“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教育與政治相結合，進一步鞏固了教師的權威地位。宋元明清時期理學思想家們制定“三綱五常”來約束學生民主意識的發展，晚清傳奇人物譚嗣同提出“為學莫重于尊師”。在知識傳播過程中，教育被封建統治階層所壟斷，教育的傳播途徑少，教師作為學生唯一的知識來源，自然地處于教育權利的中心，形成了教師在教學中的霸權地位。
傳統師生關系以教師為主導，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知識的發展和文化的傳播，為我國傳統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從人倫天性出發，有利于師生間矛盾的緩和，在教育過程中培養了深厚的師生感情。但是尊師重道的傳統思想也存在比較嚴重的弊端——把學生當成知識的“容器”。學生的學習喜好和對生活的觀念深受教師思想的影響，缺乏對知識和生活現象的獨立思考。傳統的師生關系具有嚴格的等級劃分，教師以“長者”、“智者”的身份位于“金字塔”的頂層，學生是被教育的對象位于“金字塔”的底端，因此教師掌握著教學的絕對話語權，控制著學生的思維發展方向。
（一）思想革新促進師生關系新探索。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西式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涌入中國，與中國本土教育觀念發生劇烈的撞擊，中國傳統的“師道尊嚴”、“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受到了強烈的抨擊和批判。師生關系應當如何革新的問題引發了中國有志之士開始對傳統教育進行不斷反思，對外來教育理念進一步探索。“1901年清政府依照西方現代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學制系統，西方的教育理念被大量引入最終導致了中國傳統教育的解體，近代教育在形態上得到確立。”[1]這一舉措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成長提供了沃土。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社會各個階層喊出了“民主”、“科學”的口號。在“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影響下，中國青年的意識開始覺醒，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等人都為中國教育的發展和新型師生關系的構建做出了新的設想，融入了更多民主、平等的元素。
（二）平民教育為民主平等型師生關系打下基礎。
“五四”運動中平民教育思潮爆發給了更多下層人民接觸教育的機會，教育不再是統治階級、官僚貴族所固有。“平民教育的興起首要在于精英知識分子的倡導，在他們看來‘平民主義’的踐行首先在于打破特權，維護‘平等’而其關鍵在于使得平民接受教育。”[2]平民教育的精神是讓社會各分子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主張教師在對學生進行教育時要教人做人，要培養有知識、有生產能力、有社會公德心的新型學生。平民教育使得教育的范圍擴大，教育觀念普及，打破了傳統教育的階層性，促進了教育的公平。隨后1923年中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朱經農兩位先生共同編寫了《平民千字課》和《老少通千字課》，為廣大勞動人民提供了學習教材。“北京大學學生鄧康（鄧中夏）廖書倉等發起組織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以教育普及與平等為目的，以露天講演為方法，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3]“五四”運動引發的平民教育促進了教師育人意識的變革，教師在教學中不僅注重傳統知識技能的傳授，更注重人的自身發展，加強對學生道德、情感、意志、批判性的培養，教學開始結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社會進步的需要和新型人才成長的需要。平民教育加快先進思想的傳播，普及了知識和先進的生產經驗，教師開始從學生角度出發，設計與生活實際相結合的教育內容，促進了人民思想的開化，拉近了師生之間的距離。
（三）課堂角色轉變加深民主平等思想。
20世紀初期，以實用主義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的傳播促進了我國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早在“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發表《教學合一》主張“教學合一”指出1.先生的責任在教學生學；2.先生教的法子必須根據學的法子；3.先生必須一面教一面學，“五四”運動之后，陶行知把教授法改為教學法，不久很多學校響應，也用教學法。”[4]1919年5月杜威（johndewey）在胡適、蔣夢麟和郭秉文的聯合邀請下來華講學，實用主義教育的運用達到高潮。在實用主義教育的影響下師生關系開始“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的教轉向學生的學，教師開始由教育的把控者轉向學生學習的輔助者，更加注重學生自己對知識的選擇和學習。課堂不再是教師單向知識、理論傳授的場所，而是師生間關于教育問題平等交流對話，共同探討，各抒己見的平臺。
（一）“五四”運動中師生關系的反思。
相較于傳統“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五四”運動時期以學生為主導的新型師生關系日益得到更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支持。“五四”運動促進了教育觀念的革新，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演變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這一時期的民主平等作為西方教育的“舶來品”具有一定的激進性——過度主張學生地位的提升和思想的解放，沒能更好的調和師生間的人際關系。
“在當時中國的整個教育實踐界中，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傳統的師生關系思想。”[5]長期以來受教育者遭受著傳統教育思想的束縛，尊師重道的傳統道德依舊鐫刻在中國人的骨頭上。尊重學生的學習主體性，竭盡全力構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已經成為“五四”運動后中國教育發展的必然走向。“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國教育進入了全新的發展時期，主體間性、共享、平等、對話等紛紛涌入“師生關系”話語而日漸成為主流。”[6]隨著社會發展速度的加快，信息技術成為知識傳播的主要途徑，學校和教師不再是學生獲取知識的唯一來源，民主平等師生關系在新的時期又面臨著方方面面的考驗。
（二）“五四”運動對現代師生關系的啟示。
“五四”運動促進了師生關系革新，對教育現代化中師生關系的協調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良好的師生關系可以加強教師和學生之間平等交流與對話，讓教師從傳統教育的絕對權威中轉化出來，走近學生與學生相互尊重、教學相長，擔當教學活動中平等交流的首席，積極引導學生獨立獲取知識與技能，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和道德素養。教師和學生作為教育活動中的雙主體，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構建體現了現代教育尊重學生個性發展的特點和對教師文化、道德提升的新要求。
“五四”運動產生的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是社會進步、教育理念革新的必然產物。同時我們也要積極關注，在發展民主平等的過程中不能忽視學生各個發展階段中心理和認知上的缺陷，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的引導性，促進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向著更為健康科學的方向前進。
參考文獻：
[1]孫培青.中國教育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355。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對東西文化進行了研究，他用靜、動范疇來描述東、西方文化的特點，認為中國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優點來彌補自身文化形態的不足，實現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表面上看李大釗這樣做是在調和中西文明差異，實質上是解決現實的新舊矛盾，以新代舊，以至于創造中國新文化。
關鍵詞：李大釗;進化論;階級論;東西文化觀。
從晚清開始，中國大批知識分子懷抱救國救民之志負笈東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這些新型知識分子受日本所謂東洋、西洋的影響，很早便形成了將世界劃分為東、西二元化的習慣。李大釗在1914至1916年間曾短暫就讀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期間也受到這一觀點的影響。回國后，正值國內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李大釗任職于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北京大學，也積極投身于這場文化運動之中。
“五四”時期東西文化之爭，伴隨著袁世凱的稱帝、世界大戰的血火、新文化運動的狂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全面展開。新舊勢力生死搏斗，各種思潮旁流雜出，各類人物粉墨登場，既有康有為“尊孔復古”的叫囂，又有陳獨秀“民主科學”的吶喊;既有章士釗“東西調和”的鼓吹，又有胡適“全盤西化”的說教。李大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論，深刻剖析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辯證分析了東西文化的優勢，從而得出必須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結論。因此，研究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有助于我們理解李大釗思想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展，從激進民主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積極籌劃復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凱在憲法中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康有為等人以孔教會為基礎，以《不忍》雜志為喉舌，攻擊辛亥革命是“離經叛道”，提出“定孔教為國教”的主張，吹捧孔子教義是“放諸四海而皆準”[1]657的經典，一時尊孔復古的逆流泛起。面對彌漫于社會的復古思潮，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主將，從鞏固共和的目的出發，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倫理道德進行了強有力的鞭撻。
李大釗明確提出：“中國的一切風俗、禮教、政法、倫理，都以大家族制度為基礎，而以孔子主義為其全體結晶。”[2]244因此他著重批判孔子學說中的倫理道德。李大釗認為，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在君臣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忠”字，使臣子完全成為君主的附屬品;在父子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孝”字，使子女完全聽命于父母;在夫妻關系方面，只強調“順從”“貞節”，使妻子從肉體到精神完全隸屬于丈夫，沒有任何人格獨立可言。接下來，他進一步提出“孔門的倫理是使子弟完全犧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倫理;孔門的道德是與治者以絕對的權力，責被治者以片面義務的道德”。[2]244這些論述可謂一針見血，直接擊中了儒家學說的要害。李大釗進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動本質是“保護君主政治偶像”“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因此他立場鮮明地提出“民與君不兩立，自由專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3]56他大聲疾呼，奔走相告，鼓勵新時代的廣大年輕人要“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釗明確表示“吾人為謀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進展……雖冒毀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這充分表達了李大釗與孔教勢不兩立的決心。
李大釗認為宇宙是“無始無終的自然存在”，由宇宙產生的一切現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漸次發生漸次變化”[3]79，道德也要隨著社會的自然進化而進化。據此李大釗指出孔子“其人已為殘骸枯骨，其學說之精神已不適應于今日之時代精神”，[3]80“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今以專制護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證券之憲法，則其憲法將萌芽專制之憲法，非為孕育自由之憲法也”[3]77。通過嚴密的論證，李大釗否定了孔子學說存在的價值，從而使“國教”之說不攻自破。
綜上可知，李大釗這時的思想是以進化論作為武器，批判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的。他對于社會進化只從一般意義上來解釋，還不能夠了解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倫理道德，沒有說明儒家學說存在的社會根源，所以對尊孔復古派的批判就顯出理論上不足，說理性不強。
十月革命后，李大釗獨辟蹊徑，最早拋棄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封建專制統治和孔子學說作了較為正確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學說之所以支配中國人心長達兩千多年，正是因為其適應了中國自封建時代以來長期存在且未有任何變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與宗法制度緊密結合，構成了封建統治的經濟和精神基礎。”李大釗進一步強調：“中國經濟一旦變動，中國封建家族制度將會逐步瓦解，‘三綱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終退出歷史舞臺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從經濟上解釋孔子儒學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學說“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當然，李大釗對于唯物主義的運用還有不夠準確的地方，但是他的論述已遠遠高出當時思想論壇上其他人的見解。
還應該提到的一點是：李大釗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歷史作用，而是從歷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學說的價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其說亦確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3]79。他進一步講到“故余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者也。”[3]80這一科學地對待孔子儒學的態度，比較合乎歷史的實際，既沉重打擊了尊孔復古派，又論證嚴密無懈可擊，由此反映出李大釗嚴密的思維邏輯和高超的斗爭藝術。
在東西文化運動倡導者與尊孔復古派激烈交鋒時，《東方》雜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現，在“調和東西文化”的名義下主張保存中國舊文化，反對新文化。《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根據東西方地理環境的不同，將東西文化概括成“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認為現在西方“動”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諸國日以其科學所發明之利器戕火其同類，悲慘劇烈之狀態，不但為吾國歷史之所無，亦且為世界從來所未有”，而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固有文化提供了舉國上下衡量是非的統一標準，因此主張用“中國固有靜的文明”來救濟“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釗也把東西文明概括為“靜”“動”的文明，但比較的結果卻迥然有異。
1917年，李大釗發表了《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一文，以“動”“靜”及其相互關系為東西方文明之特質，并勉勵當下中國的青年學子努力，讓“我國家由靜的國家變而為動的國家，我民族由靜的民族變而為動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靜的文明變而為動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靜的生活變而為動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釗又撰寫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在文中他列舉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對立現象，具體論證“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之說。李大釗從地理環境的角度解釋了“動”“靜”的原因。他說，東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陽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賜予厚，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陽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賜予嗇，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奮斗，與同類奮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豐”，所以多為定居的農業民族;北道民族則由于“自然之賜予甚乏”，所以多成為遷徙流動的游牧工商民族。
這樣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國民性：“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茍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為中國是定居的農業民族，家族不斷繁衍生息，所以實行“家族主義”;而西方主要是從事游牧工商業的民族，家族成分單一，所以推行“個人主義”。此外，從性別比例來說，中國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漸形成重男輕女的陋習;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嚴格執行一夫一妻制，切實保障婦女應有的權利。
李大釗認為東西文明區別很大：“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東方人“以個性生存不甚重要，則事事一聽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進步，則可事一本自力以為創造”;就宗教信仰而言，“東方之宗教是解脫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倫理而言，“東方道德在個性滅卻之維持，西方道德在個性解放之運動”;就政治而言，“東方想望英雄，其結果為專制統治，有世襲天子……西方依重國民，其結果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釗認為中國封建文化有以下弱點：厭世的人生觀;惰性太重;不尊重個性;輕侮婦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權;專制主義盛行。因此，李大釗大聲呼吁中國文明的弊端已經逐漸顯現出來，現在要進行一次徹底的自我革新，這在當時如黃鐘大呂，引人深思。
李大釗認為西方文化雖然也有缺點，但仍處于優勢地位。他指出：“東方‘靜的文明’已處于‘屈敗之勢’，而西方‘動的文明’則‘實居優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學習。李大釗強調西學先進于中學，主張學習西方，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中“靜止的觀念”“怠惰的態度”。但應該指出，李大釗在一定程度上是從地理環境決定論出發比較東西文明優劣的，這反映出李大釗在這一時期理論上的不成熟。
“五四”運動爆發后，中國“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章士釗等守舊派提出了“新舊調合”的論調，以圖保存舊文化。
新舊調合派強調可以汲取西方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的優秀部分，但也應重視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態。他們認為國故象“破布”、歐化象“破紙”，都可以用來造“新紙”，因此得出：“研究國故”“實欲制造新紙”的結論。章士釗保舊的思想更為明顯，他說：“凡欲前進，必先自立根基。舊者根基也。不有舊，決不有新;不善于保舊，決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進化，不善于保舊之弊，則幾于自殺”，因此提出“道德上復舊”甚于“物質上之開新”[2]的觀點。他們以“新舊”文化不可分割對立為理由，否定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必要，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們立即起而應戰。
但是在批駁“東西調和論”過程中，胡適等人偏執一端，主張全盤西化;陳獨秀等仍然停留在對“舊道德”的鞭撻上，沒有進行科學的理論分析。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批判“新舊調和派”的理論觀點，認為人類社會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層構造，只有物質的、經濟的構造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不管身處哪個時代，如果經濟上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定會發生變動。一切宗教、哲學、風俗習慣、政策、主義都隨著物質的變動而變動。“道德”無非是人們日常生活的“法則”而已，時代生活變了，作為習慣法則的道德必然因之進化遞變。由此李大釗得出結論：“物質若是開新，道德亦必是跟著開新”，因此他理直氣壯地說：“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并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出來的。”這些論證雖然不夠完整，但明確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是隨著社會物質生活變動而不斷改變的。這種精辟的論述，給“東西文化調合派”以致命的打擊，在理論上論證了新文化運動發生的歷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應該說明的是，李大釗雖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藥，號召人們學習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講到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動世界不斷進步的兩大機軸，也像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一樣，缺一不可，二者各有優劣，“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中。”因此不應該“妄為軒輊”。針對東西文化論爭中抹殺傳統文化全部價值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李大釗熱情贊揚了中華民族在古代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他無不自豪地說：“中國于人類進步，已嘗有偉大之貢獻。其古代文明擴延于高麗，乃至日本，影響人類者甚大。”[2]68他對中華民族的崛起充滿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復活，可以于世界文明為第二次大貢獻。”這令人鼓舞、催人奮進的激揚文字，飽含愛國熱情，閃爍著辯證的光芒。
四、結語。
綜觀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可以看出：李大釗鞭撻了“非復辟不能救國”的尊孔復古派;批判了“物質開新、道德復舊”的東西調合派，批評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盤西化派，闡明了自由的東西文化觀，從而促進了他的思想由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展，奠定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堅實基礎。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釗最終自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種嶄新的東西文化觀。
參考文獻：
[1]李華興，吳嘉勛.梁啟超選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陳崧.五四前后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3]李大釗選集[m].人民出版社，1978.
[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運動文選[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
[5]李大釗，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1917年）[m]//李大釗研究會.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7月）[m]//李大釗研究會.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羅志田.無共識的共論：五四后關于東西與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
中國近代屈辱史論文（優秀14篇）篇八
我們生活在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偉大的國家——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曾經創造過令世界人民驚嘆的燦爛的古代文明。例如，瑰麗璀璨的《詩經》、敦煌的莫高窟、楚辭、《論語》、四大發明??中國作為古代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是世界上少有的歷史文化從未間斷，一直延續至今的國家。
然而，中國在近代中的表現卻叫人大失所望，被西方列強在家門口打得一敗涂地，遠遠的落后于西方的國家。那么導致近代中國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的歷史學者也對此進行過深刻剖析，原因也是錯綜復雜。歷史的發展本來就不是由單一因素組成的，近代中國的落伍也不是某一個時代落后的結果，而是由各種因素、各個時代的積累而造成的。因此在本文中，我將從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外交、科技、經濟、文化教育、民族性格七個方面淺析近代中國落伍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
我們的國家處在陸地最多的亞洲大陸上，土地廣闊、地形復雜、東臨大海。有競爭才會有進步，但近代以前，中國作為亞洲大陸上的超級大國，在我們的周圍，沒有一個實力很強的國家與我們抗衡，可謂四夷臣服、一國稱雄。四面八方的蠻夷小國都要向我們進貢，這樣就造成了當時中國的統治者，往往在心中存在一種妄自尊大、驕傲自滿、不思進取的心理，這種心理一直到清朝時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如果說在清朝以前，我們還有可以炫耀的資本的話，那么在清朝就純粹是自吹自噓了。
我們在強盛的時候，別的國家還沒有成長起來，正是我們國家的這種“早熟”，從而造成了一枝獨秀，而沒有形成百國爭鳴。假如在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時代就遇上工業化時代的西方列強，我們的國家可能也就不會出現近代之衰了。
二．政治方面。
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這種制度壓制商業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封建統治階級從皇帝、貴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擁有最大部分土地，而農民則很少或者沒有，并且還要交高額的地租，這樣就激化了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更何況封建專制走向末期的時候，政治上日益黑暗腐朽，社會動蕩，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使得被封建統治階級壓制的廣大人民不得不奮起反抗。
并且這種制度的統治者繼承制度是“家天下”，通俗說就是“老子當完兒子當，兒子當完孫子當”。這樣統治者的個人素質就很難保證。因此，我們看到每一個朝代都是開國初期的幾位皇帝還可以，后來就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幾歲的孩子就登基做皇帝。而且家人之間為了爭奪王位勾心斗角，兄弟反目成仇。這種一人獨裁的制度，會使很多重大的決定受個人的影響，三個臭皮匠還頂個諸葛亮呢！皇帝他一人決定的事，怎么能比得上大家商量出來決定的呢。
相比今天的人民民主專制，我們就可以看出個人獨裁的各種弊病。也許我們如今的社會制度有令人不滿意的地方，但再完美的專制也無非是專制，再有缺陷的民主也畢竟是民主啊。
三．外交方面。
這一個原因歷來被很多學者重視，的確這是導致近代中國落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從秦始皇建立帝國到明清這一段時期，我國在對外政策中便以一種大國心態自居，我們知道兩國交往最重要的是平等。然而那時期的中國外交，多是不平等的。我們以天朝上國自居，命令國力弱小的國家來朝拜進貢，這樣本身就破壞了外交的原則。
無論是西漢的張騫出使西域，抑或是明代的鄭和七下西洋，我們都沒有在一個平等的平臺上跟別的國家進行溝通，這樣就進一步加重了我們天朝上國的心理，造成了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
明朝由于倭寇的侵擾而開始實行禁海政策，使中國未能開拓海外市場，完成資本原始積累，抑制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清朝更是閉關鎖國，固步自封。這種閉關政策更加導致統治者妄自尊大，自以為地大物博，割斷了與世界的文化交流，本來已經落伍的中國封建社會更加落后于世界。于是造成了清朝被英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之后，還不知道英國在哪里！
四．科技方面。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這一方面我們明顯比不上西方，就是在今天我們中國仍然沒有一個人獲得諾貝爾獎，科技方面也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
這種科技落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當時的社會政策決定的。有需求才會有生產，當時的政策不鼓勵人民創新，獨尊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主張“溫故而知新”），實行一種愚民政策，造成人民的思想僵化，只知學習古代的傳統文化，一心考取功名進入仕途。
并且西方向明清政府傳播科技知識時，中國的官員卻驕傲自滿的說那是蠻夷小技，沒有抓住機會，最終造成了中國在科技方面遠遠落后與西方，在今天仍然緩不過氣來。
五．經濟方面。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以個體家庭為單位并與家庭手工業牢固結合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生產結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這種小農經濟束縛和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對新的生產方式具有較強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并且中國自古有“士農工商”“為富不仁”的觀念，人們不到迫不得已的時候不去經商，封建政府也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用一句話概括來說就是“傳統的農業經濟占據主要地位，商品經濟的發展艱難前行，資本主義基本被扼殺”。
中國的這種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決定了中國不會出現資本主義，這是一種必然。四。
世同堂的家族制，把家產都瓜分盡了；嚴重的剝削制度刮干了人民的錢財。“由于朝廷上下，官員貪婪腐敗，常常中央政府一兩銀子的財政收入，經層層盤剝之后，到了百姓頭上就變成了三兩的賦稅。”[1]這樣就造成了一些小資產主，剛剛積攢起來一些財產，便被刮走了。雪球形不成，怎么能越滾越大呢？農耕國家光抽稅、攤派、敲詐和索賄，就能把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原始積累榨干，資本主義在中國巨大的農耕大樹下沒有養分，沒有陽光，最后只能長成萌芽，永遠是萌芽。
六．文化教育方面。
這一方面的原因，不是某一個朝代造成的，而是經過幾千年的積累才形成的，最主要的就是儒家文化和科舉制度。
在儒家文化中，有一種“忠君”思想，封建統治者便利用這一點來愚弄人民，進行思想控制以維護其統治。并且，儒家主張以農為本、與民休息、輕徭薄賦；并主張施仁政，以馴化軟化國民性格，來換取國家和社會安定，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國安民，求得和平發展，提倡人民安貧樂道，這使得中國人大都對財富的心態沒有西方那樣強烈，以致家家安居樂業，人人不求聞達，只求一生平平安安，團團圓圓，缺少西方人的那股冒險精神。
再看我們近代以前的教育，重社會科學，輕自然科學，過分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而西方人則追求人對自然的征服，這樣一來，中國的科技就遠遠落后于西方。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扼殺了人才，我們知道幾百年的科舉制度是封建統治階級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也是引導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導致當時的知識分子從小就有“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鐘粟”的觀念，使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個只會吟詩作文的書呆子，并且如果不能被統治者任用，不是被流放就是郁悶地隱居山林，處江湖之遠，不問世事。再者，科考的內容是什么？是四書五經、儒家經典、八股文，都是老祖宗幾千年的東西了，時代在發展，人們的思想怎么還能停留在過去！由此可見，近代以前的文化教育的弊病對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多么大的阻礙作用了。
七．民族性格。
提到民族性格，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我一直有一個疑問，就是為什么封建君主專制可以存在那么久？朝代換了一代又一代，皇帝換了一個又一個，而人民奮起反抗的時候卻很少（陳勝吳廣起義也是被逼上絕路了，而且陳勝從小就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我覺得這就跟我們的民族性格有關系了，用《狼圖騰》的話說就是羊性太重，缺少狼的那種進取精神，可以說當時的人民就好比是一群被統治階級馴化的羊羔，外在表現就變成了人民的集體無意識。
看到，其中農耕最特殊，因為只有農耕可以自給自足、自我封閉、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競爭、交換和雜交。除了農耕之外，其他的幾種行業都不是和平的行業，不能自給自足，必須競爭交換搏殺才能生存發展。如果這五種民族沒有像狼一樣兇悍頑強進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而在我們華夏文明的內部，欠缺的就是這種比階級斗爭更深層更廣泛的殘酷激烈的生存競爭。
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學千年諄諄教導：“其為人也，溫柔敦厚”，到后來的宋明理學那就更極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滅人欲”，連正常的人欲都要滅，就不要說消滅人性中存留的獸性狼性了。在農耕民族存在的基礎上，經過千年的教化馴牧，華夏的知識層充滿了溫柔敦厚的謙謙君子，華夏下層布滿了軟弱可欺的良民順民。
從民族性格方面或許我們就能明白為什么中國的封建制度能存在這么久了。因為西方民族的性格太強悍，專制政府很難壓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國式的中央集權制很難立足，就是立足也長不了。而東方的“羊”最恐懼自由和獨立，一旦沒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會被狼吃掉。所以軟弱的農耕民族都愿意選擇專制，農耕人群是集權專制制度的衣食父母。
這種民族性格的軟弱在我看來是一個導致近代中國落伍的深層原因。當年的北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發達的生產力、最先進的火藥、最智慧的《孫子兵法》，幾乎不戰而敗，最后軟弱無能的南宋只得向兇狠頑強的蒙古王朝獻出傳國玉璽，舉國投降。當時的宋朝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脊梁”——剛強的民族性格。清朝在跟西方列強交戰時也是屢屢妥協退讓，簽訂了一個又一個的不平等的條約。因此如果一個民族只有發達的手和腦，而沒有堅硬的脊梁，那也就只能成為民族中的無脊椎軟體動物。
在我看來，以上的七個方面都直接或間接的導致了近代中國的落伍。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抓住主要因素，放棄次要的因素或許能幫我們更加清晰的看清歷史的脈絡。
回顧那段屈辱的近代史，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在充滿著憤怒和熱血的同時，更應該包含著理性和冷靜，冷靜的分析歷史，以史為鑒，吸取歷史教訓，進而擦亮眼睛看清未來的發展方向。有屈辱不可恥，可恥的是沒有在屈辱之后一雪前恥，我們的民族經歷了這樣的苦難，所以能變得更加強大。
相信龍的傳人一定能在世界中騰飛，相信偉大的華夏民族一定能打破已有的局限，昂揚的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參考文獻。
中國近代屈辱史論文（優秀14篇）篇九
《百年中國》觀后感重溫百年歷史，中國經歷了從屈辱到自豪、從貧弱到富裕、從封閉到開放、從專制到民主、從分裂到統一，心情也從沉重到舒緩然后一種自豪感油然而起。在過去的一百年中，中國經歷了被外國列強入侵分割領土，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神州大地哀鴻遍野，人民背井離鄉、流離失所，經濟一片蕭條；兩次世界大戰更是給中國承受了巨大的災難。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積極探索，走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從此，中國發生了翻天腹地的變化，香港、澳門回歸、北京申奧成功、“神五”成功升天、世博會將在中國舉行、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在牽動世界的神經，我們可以自豪的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為我的祖國而驕傲。
時間的灰燼鋪平不了列強鐵蹄碾過的道道劃痕，漫天的黃沙掩蓋不了那硝煙彌漫慘不忍睹的幕幕史實，湍急的碧波蕩滌不了拋灑在歷史長河中的沽沽熱血。
風云世紀，百年中國，穿梭于深遠悠長的歷史隧道，聽著那風起云涌年代的咆哮，撕開那血腥淋淋的層層面紗，幾陣悲痛夾著幾許哀愁；看著黑暗里一雙雙尋找光明的眼睛，感受著那彎曲背影里隱藏的無可奈何，聽著那戰爭年代下一曲曲的國民悲歌，幾番警醒混著幾絲悲涼......一百年前的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時刻，寫下了史上最為恥辱的篇章。慈禧太后，中國垂簾聽政的第一人，是她讓清政府一步步邁向了落魄，走向了滅亡。在她之水深火熱的廣大人民于不顧并且還毫不猶豫的答應履行各國列強一系列的割地賠款政策，還能欣然說出“量吾國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時，她可曾想過她會成為歷史批判的罪人，她的名字不是流傳千古而是遺臭萬年？就因為她，美利堅軍隊可以明目張膽越俎代庖地在氣勢雄偉的紫禁城里練兵，德國騎士可以在中國的黃土地上搞騎射比賽，并且用的是中國的毛驢，各國公使可以很舒適度地坐在金光閃閃的皇宮大殿的龍椅上拍照.....如此昏庸無能的政府，如此痛人心弦的慘狀，卻又如此真實地把清政府的罪行揭露得淋漓盡致。
然而，就在這百無聊奈之際，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了很多新生力量，康有為，梁啟超等一批批立志于解放事業的有志之士站在了槍淋雨弾的最前線，義和團運動，太平天國運動等廣大農民運動也紛紛發動起義戰爭，雖然，他們最終也沒能力挽狂瀾，但他們的錚錚鐵骨，鐵血丹心會永遠在歷史的豐碑上閃耀。
天空的陰霾給華美星空罩上了一層亙古不變的歷史的憂傷，眼淚下的海也流淌著昨天傷痛的回憶，歷經了歷史的考驗，迎接過風雨的洗禮，中華民族如今驕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傳承它的文話，展現它的風采，用無數歡顏的淚水與閃光的智慧震撼著夢想的舞臺。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形成的蘑菇云向上升騰，實現了科技夢；“神七”的圓滿發射，實現了飛天夢；08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實現了百年期許的奧運夢......還有更多輝煌的瞬間等著我們去創造，更多美妙的旋律等著我們去譜寫。
作為團旗下一群年輕人，有著生命閃電的傲慢，有著烈火青春的激情，更應該在這世紀風云的變革中體味正義凜然的民族大義，在這百年中國的滄桑中尋求人生價值的足跡。
天已明，銘記那一段段令人心酸的屈辱史，讓它成為成長路上的風向標；夢未央，走出那段滋味沉雜的時光，開辟出星光璀璨的新華章，走出人生的一片艷陽。
中國近代屈辱史論文（優秀14篇）篇十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堅持德育為先。立德樹人，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把德育滲透于教育教學的各個環節，貫穿于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各個方面。中國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礎課程，其內容既是中華民族的一部苦難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爭史和光榮史，是對大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尤其是進行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教育的生動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們在保衛祖國、反侵略斗爭和近代化建設中表現出來的優秀品質，為當代大學生樹立了光輝的典范。因此，充分運用歷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對大學生進行德育，是歷史教學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師應盡的重要職責。
一、進一步增強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
在歷史教學中，除向大學生介紹必要的基礎史實，培養發展大學生的學習能力外，進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國近代史的教學，系統地向大學生進行德育，能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和道德水平，增強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責任感，培養大學生的開拓進取精神，堅定社會主義信念。
黨中央對加強國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視。當前，我國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但也出現了一些金錢至上、唯利是圖和道德滑坡等消極現象。社會對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傳統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別是社會上的一些功利主義因素開始滲透到高校教育中，影響到一些大學生。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增強對德育重要性的認識，充分運用中國近代史課堂教學這一陣地，加強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發揮其他學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備課，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內容。
中國近代史教材中包含著豐富的德育內容，這就需要教師認真鉆研教材，有意識地提煉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確立德育的達成目標。結合中國近代史教材，在備課中，可把中國近代史的德育內容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進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教育。
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中國近代社會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興中華、救亡圖存，始終是激勵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持續奮斗的動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進的中國人為救國救民而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探索。被譽為“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則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這批開明的地主階級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經世改革的主張；農民領袖洪秀全為建立“理想的天國”而奮起反清；薛福成、鄭觀應等早期改良思想家為突破“洋務運動”的局限而奔走吶喊，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維新人士為挽救民族危亡、發展資本主義而倡導“變法”；孫中山、黃興等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民主共和而進行不屈不撓的探索，但歷史事實表明這些探索最后都失敗了。
直到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革命面貌才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經過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使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上述史實表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所以1840～1949年的中國近代史，是培養大學生熱愛中國共產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生動教材。教師通過對這些內容進行深入教學，使大學生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必然結果、是中國人民歷史性的選擇，從而堅定大學生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決心。
（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
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中國的仁人志士為了救亡圖存，為了維護祖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為了人民的富強和幸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其精神支柱就是愛國主義精神。在中國近代史內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歷史”，如《南京條約》、《天津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旅順口和南京數以萬計的人民被屠殺，都令人肝腸寸斷，同時也有奮斗的“紅色的歷史”，這些都可以進一步激發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增強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樹立自強自立的精神。
在教材中，林則徐等人虎門銷煙、抗擊英軍的英雄壯舉；三元里民眾不畏強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裝抗英斗爭；老將馮子材鎮南關大敗法軍的凱歌；北洋海軍鄧世昌、林永升等海軍將士血戰到底、以身殉國的業績；民主革命的宣傳家陳天華“蹈海自盡”喚起國人的革命精神；國共兩黨攜手抗日最終取勝的輝煌成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光輝業績，等等。這一切都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教師通過對這一系列史實進行教學，使大學生接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的熏陶，堅定發揚先輩們自強不息的愛國精神，樹立為把祖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的志向。
（三）繼承革命傳統和優良品德的教育。
中國近代史中蘊涵著豐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匯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高度責任感；洪仁？臨終遺詩堅信“天國祚雖短，光復待他年”的樂觀主義精神；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為天下人謀永福”的豪邁絕筆；李大釗不為酷刑所屈服，堅信共產主義必勝的堅定信仰；等等。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優秀道德觀的體現，是先輩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教師通過這些豐富的實例對大學生進行教育，激勵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事，成為學有專長的高素質人才。
三、與時俱進，豐富德育的方法。
中國近代史有著豐富的思想教育內容，要達到提高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達到德育的目的，還需要教師講究教學藝術，與時俱進，采用多種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解釋歷史的本領。
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常常會涉及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由于大學生雖正處于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定型時期，但人生閱歷仍比較有限，對于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師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加以引導。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人和事，而是要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如在講到洪秀全時，既要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肯定他發動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打擊清王朝及外國侵略勢力，為歷史做出的貢獻，同時還應看到他作為小生產者代表所帶有的皇權思想、等級尊卑觀念及宗派思想、享樂思想和絕對平均主義思想等。正是后者成為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樣化。
按照教育心理學的原理，德育的過程分為明理、激情、立志、導行等階段，它們之間互相滲透、促進，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讓學生養成自我教育的習慣，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單純地灌輸，還要善于點撥，啟發學生自己去判斷。教師應努力通過言簡意賅的語言、畫龍點睛的手法、潛移默化的方式進行德育。同時，還應重視多媒體教學手段的運用。傳統的教學中，黑板是主體。在講課的過程中僅僅是文字的展示，很難讓大學生將理性與感性結合起來。現代教學中，多媒體技術在大部分高校教學中已普及，關鍵是要提高課件本身的質量。例如，在講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穿插建黨__周年來歷次黨代會的圖片，可對加強熱愛黨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將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結合起來。具體、生動、形象的講述，能夠引起大學生的興趣，加深感性認識，進一步加深理性認識。例如，可配合教材內容選取有關的電影、錄像片斷等，組織大學生觀看，還可配合各種重大紀念活動和節日，組織大學生開展學術報告會，編歷史手抄報，進行歷史知識競賽，參觀博物館、革命歷史遺址和圖片展覽等，使大學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細雨潤物”中培養大學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學的中國近代史教學屬于主干學科，其本質屬性仍然是素質教育，因此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貫徹德育，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既是認真貫徹《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建設應用型人才培養特色名校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中國近代屈辱史論文（優秀14篇）篇十一
[摘要]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國人民為求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民族奮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題，舊、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他的內容。回顧中國近代史，探索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歷程。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族主義革命。
中國的近現代發展史，是一卷被鮮血浸滿鮮血又慘遭蹂躪的長卷。中國人民飽受列強的欺壓與凌辱，深受國弱民貧的危害。鴉片戰爭的屈辱、聯軍侵華的無奈、日本擴張的悲慘遭遇??但同時，就其本質與主流上來說，中國近現代史又是中國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為救亡圖存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英勇奮斗民族民主革命、艱苦探索的歷史。1840年，英國發動了世界知名的鴉片戰爭，中國歷史的發展從此發生了巨大的轉折。鴉片戰爭以前中過是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鴉片戰爭以后,通過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中國的主權遭到破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侵略特權,瘋狂地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逐漸把中國市場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的社會矛盾也由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革命任務也發生變化，由反對本國的封建統治轉變為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反對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任務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鴉片戰爭掀開了中國近代史的第一頁，也拉開了中國革命的序幕。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我們不得不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祖國，實現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
中國革命的目標是爭取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和富強，革命性質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為前后期的領導階級分別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又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族主義革命兩個時期。
民主政治建設是一個國家實現近代化的重要內容。在我國明末清初開始出現了民主政治的啟蒙思想；鴉片戰爭后,隨著西方政治思想的傳入,先進的中國人開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都以失敗告終。
舊民主主義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反對外國侵略和本國封建統治的革命。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的79年，即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人—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歷史上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居住專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但是中華民國卻錯誤地將帝國主義列強當作了朋友，孫中山先生甚至發表了《告各友邦書》，承認各個不平等條約的有效，期望換來帝國主義的支持。這充分體現了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與妥協性。
盡管如此，中國的歷史通過這次革命被改變了。我國的社會性質雖然沒有改變，依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為中國的未來帶來了希望。但畢竟由于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導致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事實證明資產階級革命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這時，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西主義，中國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中國無產階級是革命性最徹底的階級，也因為如此才能帶領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發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從此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走上了歷史的舞臺。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決定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國行不通，中國必須擁有一個新的救國陣營，有一場新的、來自于人民群眾的民主革命，這樣，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了！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其本質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將“三民主義”取代的革命斗爭，也是中國社會制度進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19~1927）。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新民主主義革命擁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此后，中國共產黨不斷發起工人暴動，反抗北洋政府統治。1924年國民黨“一大”后，國民黨與共產黨實現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開始的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行。1927年，在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和中共內部右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接連出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大革命宣告失敗。
第二階段（1927~1937）。
這一階段被稱為“土地革命”時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開始，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群眾打響了武裝反抗反動派的第一槍。秋收起義后，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開辟了以井岡山為代表的無數農村革命根據地，并成功粉碎國民黨數次“圍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開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長征。1936年三大主力會師陜北，標志著長征的勝利結束。
在此期間，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并虎視眈眈、不斷向南推進。中共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戰；而國民黨為了穩固政權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最終導致國土淪喪。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結局后，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階段（1937~1945）。
這一階段被稱為“抗日戰爭”時期。
以“七七事變”為起點，中國人民進入了艱苦卓絕的八年全面抗戰時期。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代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獨立，極大地提高了國際地位。中國在此后稱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第四階段（1945~1949）。
這一階段被稱為“解放戰爭”時期。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共進行重慶談判，簽訂關于和平建國問題的協定（即“雙十協定”）。1946年，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發動內戰。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戰爭最終獲得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除臺灣、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陸領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門分別于1997、1999年回歸祖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過渡性質的社會，即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中國近代史的結束，也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數千年來，中國的歷史是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近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又憑借堅船利炮，把中國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是卻并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中國人民為了自由、民主、獨立和統一整整奮斗了一個世紀，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抗爭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人民富強的斗爭史。我們從中吸取了寶貴的經驗。
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取得了紅軍長征的勝利保存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力量。
4國共兩黨合則兩利分則兩傷團結就是力量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取勝的法寶5落后就要挨打。
負的重任。當代社會要求我們有開闊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這就要求我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便是這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相信年輕的我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通過不斷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夠肩負起歷史賦予振興中華的神圣使命。
讓我們銘記歷史，開創未來。
[參考文獻]。
中國近代屈辱史論文（優秀14篇）篇十二
摘要：19世紀六十年代，清政府舉辦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洋務運動，但最終歸于失敗。洋務運動是一次失敗的自強求富運動，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注定了它的最終失敗，但它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對封建傳統觀念是一個強大的沖擊，同時又促使了近代民族工業的產生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誕生。
關鍵詞：洋務運動；民族工業；近代化；現代化。
前言。
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政權定鼎于南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金陵，建立了與大清分庭抗禮的政權；又過了三年，英法聯軍在美國、沙俄的幫助下，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趕跑了咸豐帝，留下了暴行。清朝的統治內外交困，岌岌可危，為了強兵富國，擺脫困境，維護清朝統治，一些較為開明的官員主張學習外國先進技術，這些官員被稱為“洋務派”。洋務派為了鎮壓人民，抵御外敵侵略，維護封建統治，從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了一場“師夷長技”的封建統治者的自救運動，這就是洋務運動。
一、對封建傳統觀念的沖擊。
1、洋務運動從根本上動搖了幾千年的中國農業文明“重農輕商”的觀念。
重農抑商政策從根本上造成了中國社會的落后，這是造成近代中國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后由于時勢的發展，洋務派領導人物體會到列強經濟侵略的嚴重性，掀起了以富國富民為主的重商運動，為清朝自強帶來新的活力，使中國的近現代化工商業萌生并漸漸成長。
2、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
洋務派固然是在維護封建制度的框架內學習西方，這一原則后來被概括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是，從完全排斥“西學”到決定“西學為用”，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近代的中國，在社會發展水平上和西方國家出現巨大的反差。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西方主要國家相繼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從農業文明步入工業文明，新發明、新技術不斷出現，生產力以驚人的速度增長，社會面貌日新月異。而中國，卻正處在封建社會江河日下的階段，政治腐朽，經濟、軍事落后。落后招致受欺，在兩次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使中國蒙受了空前的民族屈辱。有著數千年文明史，社會發展水平曾長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國，竟然遠遠地落在了世界潮流的后面，這是十分可悲的事實。然而，更為可悲的是，清朝統治集團中的大部分人在連續遭到兩次鴉片戰爭失敗的情況下仍然不能正確地認識這個事實。愚昧無知和虛驕自大是清朝君臣的兩大特點，無知強化自大，自大加重無知。他們一方面對手持先進火器的侵略者束手無策，屈辱求和；另一方面卻仍然沉迷在“天朝上國”的夢幻里，自我欣賞，夜郎自大，拒不承認落后。
洋務運動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現在對其茫然無知的中國人面前，使人們開始耳聞目睹和親身體會這些成果的優越之處，從而逐步澄清了對“西學”的種種誤解，由一味抵拒，漸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態日見改變，越來越多的國人開始客觀地面對現實，承認兩方科技的進步，不再反對把“西學“引入中國。
二、洋務運動是中國民族工業的開端。
洋務運動從西方引進先進技術和機器生產，實現了中國從手工業制造轉入機器生產的起步。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農業為本的相當自足的社會體系，生產主要靠人力。中國自古有較多的科技發明，并長期在世界占領先地位，但自14世紀后科學技術一直處于僵滯、停頓的狀態，以致沒有出現像西方那樣的科學革命。
19世紀60年代，洋務派以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師夷長技以制夷”為目的，創辦了一系列軍事工業。70年代，洋務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洋務派在繼續興辦軍事工業的同時，又著手興辦民用工業。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天津電報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是當時最重要的幾個官督商辦民用企業。
這些民用企業的性質屬于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這些企業采取了機器大生產，引進了大量的機器設備與技術，生產出了自己的工業產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經濟侵略。洋務派舉辦的民用企業，從一開始就與外國在華企業進行了激烈的斗爭，但由于它們經營不善，管理落后，不足以抵御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擴張。但無論如何，這些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企業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的出現，洋務運動是中國歷史近代化的開端。
三、洋務運動客觀上促使了中國新階級的誕生和發展。
1、洋務運動促使中國誕生了最早的民族資產階級。
投資洋務企業的多數“商股”，后來成為中國早期民族資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基本成分是官僚、買辦、商人及地主。依經濟力量的強弱，這個階級有上層和中下層之分。一般說來，由官僚、買辦、地主轉化而來的，其企業的資金、規模和發展，優于出自普通商人和手工工場主的資本家，前者屬于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后者則屬于中下層。民族資產階級各階層同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之間，都是既相聯系又相矛盾的，只在程度上各有不同，由此決定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具有兩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它受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所以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而又缺乏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氣。盡管有革命和妥協的兩面性，民族資產階級畢竟是當時新的社會生產方式的體現者，它所進行的維新與革命運動，都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
2、洋務運動也促進了中國近代無產階級隊伍的發展與壯大。
中國無產階級是晚清社會最早出現的一個新階級，先于中國資產階級數十年。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五口通商地區，使當地的自然經濟日遭破壞。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為求生計，或入外資在華企業做工，或充口岸碼頭工人及外國輪船海員，第一批產業工人即由此誕生。
中國工人階級是中國新的社會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它自誕生之時，就身受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三重剝削與壓迫。因此，中國工人階級從一開始就不斷以罷工形式進行斗爭，或反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與欺壓，或針對本國業主及封建勢力的壓榨與凌虐，顯示出強烈的革命性。雖然在洋務運動中及五四運動前沒有登上政治舞臺，但它卻是一個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革命階級力量和政治力量。
四、洋務運動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啟示。
洋務運動失敗原因除了滿清政府的腐敗之外，還在于洋務運動的主持者和支持者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單純地看成一個技術行為或生產行為，而忽略了在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過程中要求與之緊密相連的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協調發展，使由這些相關因素構成的社會結構失去協調性，使某一單一因素的發展失去了各社會因素的配合。
首先，政治上，洋務運動時期，我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治上的不獨立就注定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啟示我們：中國要走上獨立富強的現代化道路，這是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勝利的前提保證。
第二，經濟上，在當時的中國，帝國主義對我國的經濟侵略和控制不允許中國民族工業的生存，中國的民族工業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下是很難發展的。所以，我國的經濟發展就必須建立在經濟獨立的基礎上，同時要積極進行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提高國民素質，大力引進外資，引進外國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促使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第三，文化教育上，洋務運動創辦新式學堂，旨在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它雖然代表著中國近代教育發展的方向，但這種只追求短期效益的教育是不可能培養出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各類人才的。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是需要具有科學創新精神的人才，教育要從孩子抓起。實踐證明“科教興國”戰略才是保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勝利的正確、偉大的決策。
結論。
清政府從19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以“自強、求富”為目的的洋務運動雖然由于種種原因遭到了失敗，但洋務運動的開展又從客觀上促使了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出現和發展，中國人思想上的“閉關自守”也逐步被打破，尤其是我們可以把它作為反面教材，從失敗中汲取深刻的教訓，以利于我國更好的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因此，對洋務運動，我們應該進行一分為二的評價，既要看到它的消極影響，又要看到它的積極作用。
中國近代屈辱史論文（優秀14篇）篇十三
近代以來，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國家，幾乎都曾欺凌過中國；而近代中國的反侵略戰爭，從1840年反對英國侵略的戰爭直到抗日戰爭前，無不以中國失敗，被迫接受喪權辱國條約結束。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澤東所說，“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正因為如此，為了使中國在世界上站起來，為了使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的，富裕的生活，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合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須改變中國經濟技術落后的面貌，實現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富裕。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臨的這兩大歷史任務，就是這樣被歷史提出來的。
這兩大歷史任務的主題，內容與實現方式都不一樣，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關，不能分割。前一個任務為后一個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后一個任務是前一個任務的最終目的與必然要求。
歷史表明，近代中國社會的兩大歷史任務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聯系的。從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一任務看，要改變民族壓迫和人民剝削的狀況，必須從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解決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問題；從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這一任務來看，要改變近代中國緊急和文化落后的狀況，就要充分發展近代工業為主的社會生產力，解決生產力問題，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兩大歷史任務中，首先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因此，如何反對外國列強的侵略，擺脫封建專制統治，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解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問題，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這個歷史任務決定了近代中國革命既是反帝的民族革命，又是反封建的民族革命，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統一。近代中國曾有不少人希望通過改良的途徑挽救中國的危亡，提出新的方法和主張，但統統行不通不能從根本上給瀕臨危亡的中國指明正確的道路。太平天國起義的失敗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有偉大的革命潛力；但他自身不能擔負起領導反帝反封建斗爭取得勝利的重任。單純的農民戰爭不可能完成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洋務運動的失敗表明：因洋務運動具有封建性，對外國具有依賴性，洋務運動的福安里具有腐朽性，所以地主階級中的洋務派企圖在維持封建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以強求富，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不能為中國擺脫貧弱找到出路。戊戌變法的失敗表明：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擔負起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維新派本身有局限性，他們不敢否定封建主義，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并且懼怕群眾，這不但暴露了這個階級的軟弱性，同時也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企圖通過統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爭取國家的獨立，民主，富強，必須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合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此后，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進一步發展了起來。辛亥革命的失敗表明：從根本上說，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是行不通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弱點，錯誤，根源于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沒有能夠救中國，先進的中國人需要進行新的探索，為新中國謀求新的出路。
在工人階級政黨產生以前，中國國民黨及其前身在中國革命中起領導作用。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政府，但革命黨人并未掌握政權，而是袁世凱掌握了政權。袁世凱死后，中國進入了軍閥割據的時代，國民黨與各地軍閥展開了混戰的局面。之后在抗日戰爭時期，有國民黨地方軍投降日本當偽軍，解放戰爭時期為了保存實力而“出工不出力”以及后期的紛紛投誠，顯示了國民黨政權先天不足；并且不顧民生，民有群眾基礎；專制獨裁進而挑起內戰；領導無方，貪污腐敗等，都說明了不能選擇國民黨為執政黨。
日戰爭勝利后，民主黨派提出了中間路線，它們所提倡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它們所主張的，實質上是舊民主主義的道路。而中國在戰后所面臨的是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尖銳斗爭。客觀形勢決定了人們沒有走中間路線的余地。持有中間想法的人們一接觸到實際斗爭，尤其是內戰重起，就是它們只能在靠近共產黨或靠近國民黨中選擇道路，而不能有其他的道路。所以第三條道路實行資產階級共和國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194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這次戰爭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促成，維護抗日戰爭統一戰線成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組織者和鼓舞者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最富于獻身精神的愛國主義，不怕流血犧牲的模范行為，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民族先鋒。中國人民通過抗日戰爭的實踐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堅強核心。正是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了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之后，中國廣大人民希望實現和平，民主，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中國共產黨也希望通過和平的途徑對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向新中國邁進。而國民黨棄人民的利益于不顧，1946年6月，發動了內戰。中國共產黨積極迎戰，以自衛戰爭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從根本上粉碎國民黨統治集團。在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宣告延續了22年之久的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覆滅。隨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和中國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贏得了基本勝利。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著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著整個中國華民族和全國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能夠制定出適合中國情況的，符合中國人民利益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為中國人民的斗爭指明正確的方向。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過程中始終英勇的站在斗爭的最前線，并能夠依靠群眾，贏得了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革命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鍛造出了有效的克敵制勝的武器，主要有三點：第一，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第二，堅持革命的武裝斗爭；第三，加強共產黨自身的建設。人民民主專政中國的建設，標志著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這個歷史人物的基本完成，這就為中國集中力量進行建設，以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創造了前提，開辟了道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國家從財政經濟的根本好轉，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新中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重抓了四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第二，領導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第三，鞏固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第四，加強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中國共產黨努力進行著上述工作并取得了顯著成就，有力的證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是能夠經受住執政的考驗的。
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艱苦奮斗，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第一，從爭取經濟獨立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第二，從贏得政治獨立到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第三，從發展新民主主義文化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第四，從打破封鎖到全方位對外開放；第五，從“小米加步槍”到逐步實現國防現代化。說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國從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以來，盡管經歷過嚴重的曲折，從總體上說，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基本建立，比如國民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從根本上解決了工業中“從無到有”的問題；二，人民生活水品的提高與文化，醫療，科技事業的發展，比如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和健康水品，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三，國際地位的提高與國際環境的改善；四，探索中形成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若干重要原則。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國民經濟保持。
中國近代屈辱史論文（優秀14篇）篇十四
首先第一點洋務運動不管有沒有成功都是中國人民的一次思想解放，因為在這次運動中很多的中國人開始意識到中國的落后之處，開始希望用這種改革的方式使中國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讓他們獲得自由。所以在思想的層面上來講，洋務運動是一場標準的思想解放運動。
其次，從政治上來說，洋務運動的性質是一場救亡圖存的運動，具有非常鮮明的民族資本主義的性質，因為這一場運動原本就是由民族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發起的，他們希望從這一場運動中讓當時的中國人民不再受到封建統治的壓迫，這一次運動之后的中國雖然并沒有使廣大的人民群眾從封建的牢籠中完全解放出來，但是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讓人們有了全新的認識。
從第三個方面來講，洋務運動除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改革作用之外還在軍事上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洋務運動的性質中也可以說洋務運動是一場軍事改革運動，因為它使當時的中國軍隊從刀劍時代中解放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