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身處學校還是步入社會，大家都嘗試過寫作吧，借助寫作也可以提高我們的語言組織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樣才能寫一篇比較優質的范文嗎？這里我整理了一些優秀的范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下面我們就來了解一下吧。

圓夢篇一

圓夢篇二

他是我家鄰居。那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膚，鼻梁上架一副白邊的近視眼鏡，身穿白大褂，顯然是個朝氣蓬勃、活力四射的醫生。他富有愛心，樂于奉獻，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做出了優異的成績，成為一名優秀黨員。

他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就是：“我是一名醫生，也是一名黨員。救死扶傷，為村民服務，是我的職責。”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合作醫療診所三個醫生中送醫送藥上門的數他最勤最多。只要一接到病人的電話，不管當時正在干什么，不管路程多遠，不管氣候多惡劣，也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他都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趕去為病人治病。小孩感冒發燒了，有他的身影，老人摔跟頭扭傷了，他呼立即來。他對病患者除了藥物治療外，他注重心理安慰，疏導。他看病十分認真細心，經常采用中西結合的方法診治病人。村民們花錢少，療效好。如果你也住在我家附近，就時常可以看見他身背藥箱，騎著電動車，一會兒向南一會兒向北的.情景。

去年底，他被調到另外一家診所，工作更加出色。是金子到處都可以發光，他始終保持著為民奉獻的本色。

春節前夕，那是一個風雪交加的深夜，他突然接到一個急促的電話，得知一名70多歲的殘疾“五保”老人發高燒，昏迷不醒，病情十分嚴重，生命危在旦夕。他從暖和和的熱被窩里一躍而起，麻利的穿上上衣服，提上藥箱，推著電動車火速出發。可當時的天氣是多么的不好！天上下著鵝毛大雪，寒冷的北風“呼呼”地吹過來，雪花飄進了他的衣領里。他縮了縮頭。可偏偏這時，由于積雪太厚，電動車無法行駛。他索性將車子放在路邊，徒步走到兩里外的病人家。

圓夢篇三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祖國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小到家庭，大到國家，每天都有驚喜。這不，今天一放學，我就聽村里人討論：村后的路又要修了！

說起這條路，我們一家可有話題啦。

爺爺說，從前村莊里根本沒有像樣的路，汽車也極少，貨物大多用板車拉，而且大多靠人力來拉。出趟遠門，步行幾十公里是稀疏平常的事。圍繞在村莊周圍的路，只有泥土路。晴天，一陣風吹來，路面上就揚起了塵土；若碰到下雨天，路面上全是積水，一不留神，鞋子就陷進泥土里，拔也拔不出來。雨天的路面特別滑，摔跤摔成個“狗啃泥”的現象是層出不窮。

爸爸清了清嗓子說，他上學的時候，泥土路就變成了石子路。路上車子也變多了起來，人們出行都能乘三輪車、拖拉機等交通工具了。石子路比起泥土路好走多了，至少在下雨天人們能踩著那滑溜溜的石子路出遠門，不用擔心遭遇泥坑的溫柔陷阱了。可是車子反復碾壓著石子路，路面就變得高低不平了。人們坐在車上，就感覺很顛簸。若是載物較重的小型貨車，真怕車上的貨物會掉下來。他那時騎著自行車上學，每天都被石子路顛著，整個人都感覺快要顛散了架。

到我上學時就有水泥路相伴了！每天上學，我悠哉悠哉騎著單車，路旁的鮮花頻頻向我點頭示意，小鳥也在我的身邊鳴唱。即使下雨天，有汽車或者大卡車從我身邊飛馳而過，也不用擔心泥水會飛濺到我身上，因為水泥路很平坦，根本積不了太多的水。路也變得很寬了，遇到車流量大的時候，人車避讓有序，一點兒也不顯得擁擠。路兩旁還安裝了路燈，似兩條蛟龍，把走夜路的人的心點亮。

現在，聽說要修更寬、更美的省道了，從我們的小村走南闖北再也不用愁了。小路的變遷正是祖國騰飛的象征。筑一條路，圓了幾代人的夢！

圓夢篇四

《周民震文集》出版了，有人問我有什么感想？作家出書時往往會謙虛地說：“丑媳婦終于要見公婆了！”我的這些“丑媳婦們”早已見過公婆了，就免了這句謙辭吧！坦誠地說，此刻，已進入耄耋之年的我，卻有雙重感想：一是幸福感，還有一種是了結感。“幸福”歷來有各種詮釋，我以為，當一個人的夢想最終變成了現實，那就是幸福；圓夢之后，又有一種了結的感覺，雙重疊加，便是：“幸福的了結”吧！

孩童時特別喜歡聽長輩們講故事說童話，長大了一點，愛看小人書讀小說，再長大一點，常鉆進戲院去“打戲丁”，或省下零用錢去看電影。不能忘卻的是母親，在我十二歲時，日本鬼子打進廣西，我們全家逃進深山老林，不能繼續學業，母親帶了一厚本《古文觀止》，天天給我和弟弟民霖講解古文。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歐陽修的《秋聲賦》《醉翁亭記》，韓愈的《雜說》：“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以及劉禹錫的《陋室銘》等。這些傳世之作至今我仍能背誦。所有這些都無形無聲地把興趣、悲歡、喜怒、愛恨，以及對人生對社會的辨識，悄然地注入了我的心中，溶化在血液里。催生了我的成長，擴大了我的視野，增長了各種知識。我崇拜讓我受益的那些始作俑者們（即作家）。于是，心中升起了一個夢想——我將來要當作家。

1946年初，我考入了栁州私立龍城中學，我的班主任陳光，后來的丘行、方宏譽等老師，都是文學素養精深的地下共產黨員，陳光老師還擔任過中共柳州特委書記，他們都以老師身份做掩護，干著地下革命工作。當然這些都是以后才知道的。這樣，幸運之神便降臨在我的身上。在他們的教誨下，我對文學的愛好被引上了一條康莊正道。老師指導我鯨吞般地閱讀了大量的中外古典文學名著，涉獵中俄歐美各名家經典作品，迷醉到半夜起床在學校路燈下閱讀。尤其是當時書販從香港進入的許多蘇聯革命文學和解放區抗日小說對我影響最大。這樣的機遇，使我的文學愛好與革命思潮自然地融合起來。

1947年10月19日為紀念魯迅忌日，時年十五歲的我與幾位同學成立了青年文學社團“奔流社”，學習探討文學的創作思想和方法，并出版油印刊物《奔向太陽》。發表揭露舊社會的黑暗及當局反民主的獨裁逆施，向往追求新的理想，雖然有些幼稚，但初生之犢的筆鋒格外犀利。作為社長，記得我在首期就發表了小說《清明祭》，詩歌《我們的春天來了嗎？》。同學們紛紛投稿，刊物辦得詩文并茂，很快在學校里擴大了影響，吸引不少同學加入。地下黨組織為團結教育追求進步的學生，把“奔流社”辦成了黨的外圍組織。次年7月，我秘密參加了黨的地下組織“愛國民主青年會”(即共青團)。至此，我的身心融入了革命的行列，使我的“作家夢”更豐富更厚重，涂上了大時代的濃墨重彩了！“奔流社”成為反動當局的眼中釘，他們伸出了鎮壓的魔爪，打擊、盯梢、破壞，最后勒令解散。這更激發了同學們的革命熱情和意志。“奔流社”轉入了地下，秘密開展各種讀書會及多樣活動，如讀書報告比賽、作文比賽等。社員已不滿足于學習文學作品，而開始閱讀如《大眾哲學》《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政治經濟學》等社會科學書籍。有些思想成熟的同學開始被黨組織發展為地下黨員，有的秘密走出學校被派往山區參加了武裝游擊隊，我于1949年1月2日正式加入了共產黨，作為學校學生自治會主席，黨要我堅持學運崗位，發動了震撼柳州的“尋師運動”，至使反動省政府氣急敗壞，下令解散龍城中學。在大搜捕中，黨及時把我轉移到大苖山柳北人民解放總隊，參加武裝斗爭，擔任中隊政治指導員，隊伍在元寶山腳的卜令寨集訓后，參加了攻占融水縣城的戰斗。直至12月底廣西全境解放。

解放后，廣西面臨著與數十萬殘匪的生死搏斗，我的連隊在柳北地區的崇山峻嶺中經歷了一年多的慘烈剿匪，腥風血雨考驗著年僅十七歲的學生哥的意志和勇氣。因為我們連隊在剿匪中表現出的戰斗力，1951年2月被全建制調往抗美援朝前線，加入著名的志愿軍第38軍。停戰后的1954年底我才被轉業到廣西文化部門工作。在這一段炮火轟鳴、硝煙迷漫的戎馬生涯中，我并沒有忘記自己的夢想，我手中那支破舊鋼筆在大大小小的毛邊紙上寫下了歌劇本《歸隊》、長詩《不可征服的人民》、長篇小說《剿匪英雄傳》(未完成)，可惜這些作品都在戰斗流動中散失了。它只是證明我的夢想自從融入了革命的因素后，不但沒有改變，而且更堅定了：“革命與文學”聯姻。

之后，我努力在與時間賽跑，一面工作，一面創作，一會兒風光，一會兒被批判，還要在各種政治運動中煎熬，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地迎著時代的風雨走了過來。終于在1959年（二十七歲）成為了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戴上了作家的桂冠。但我基本上還是業余作家，做過基層干部，當過編輯，也做過劇團的編導組長等。改革開放后，我突發創作力，三四年內寫了近十部電影文學劇本，奔走于北京、上海、長春、西安、廣西各電影制片廠，大多拍成了故事片，在國內外放映。1982年我榮幸地被選為黨代表參加了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接著，組織送我到中央黨校學習了一年，畢業后擔任了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廳長，自治區黨委委員。還有許多的頭銜：如全國政協委員、廣西人大常委、全國文聯委員、廣西文聯副主席……值得珍視的還是我曾被當選的幾個學術性的稱謂：首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少數民族文學委員會委員、首屆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這次整理出版文集，細算了一下“流水賬”，我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共有二十部，被各電影制片廠拍攝成故事片在國內外放映的有十三部，（其中《甜蜜的事業》與《春暉》獲得全國性大獎，《三朵小紅花》和《心泉》獲自治區銅鼓獎）另外未拍成影片的七部劇本也都在各刊物上發表；還創作了十四部舞臺戲劇劇本，大都參加過各種會演而獲獎，并在各地廣泛演出或出版。(以上電影和戲劇劇本中有幾部是與人合作的，這也是那個時代的創作特色之一。我將在劇本首頁上詳細標明)至于小說散文文論也有兩百余篇。（均在全國或省級報刊發表，大多結集出版）還合作編寫了兩部電視連續劇。出版了書籍十五種。這份流水賬對于專業作家是很寒磣的，但對于我這半專業半業余也算盡力了，權且是圓了少年時的一個夢想吧。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寫到，我一生只做了兩件事：“革命與文學”，但是兩件事都沒有做得很出色，我的潛能還沒有發揮到極致。客觀原因不必說，主要還是我的天賦、功力和努力都不足。作家的夢雖然實現了，但這個夢很平淡，并不精彩啊！

也許當下有些人會說：革命和文學相融合是你們那個時代的事，現在已經過時了。

文學是怎樣產生的？任何作家，當伏案提筆時，他第一個思維就是“寫什么？”“為什么要寫？”這會有許多不同的答案。一般來說，我歸納有三種：一是“工具論”，把文學當作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如階級斗爭的工具，政治博弈的手段。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武器，為某種政治理念政策作宣傳。這當然曲解了文學的本質，但在某種特定的短暫時期，它難以避免地扮演著這樣的角色。回報的災難就是文學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類型化，最終取消了文學。二是“自我論”，把文學當作純粹宣泄自我情感和欲念的載體。當然不能否認文學作品是客觀世界通過作家頭腦反映出來的產物，作家是通過自己體驗過的感情來感染讀者的。但“自我論”擯棄了任何客觀真理的標準和社會共識的底線。文學作品不是孤芳自賞的玩物，它是社會公共的精神產品。因此，文學天然的被賦予了一種特殊的社會責任。無限的宣泄自我的“我”，便成了一個關鍵詞！“血管里流出來的是血，水管里流出來的是水”，說得再透徹不過了。三是“鏡子論”，有人說，作家是一面鏡子，只要真實地反映蕓蕓眾生社會百態就可以了。最近不是有青年作家說：“我看見什么就是什么。”如此文學，作家可以休矣！因為人人都有一雙眼睛，都是一面鏡子呀，作家的眼睛應是一雙慧眼，它要“入木三分”，還要“火眼金睛”才能看透復雜的社會萬象，潛移默化人的心靈，豈是一面鏡子能做到的嗎？何況誰敢說你那面是不是“哈哈鏡”呢？在當前社會轉型期中，泛濫著五花八門的文學理念。有的宣稱為金錢美色而創作是天經地義的；有蓄意炒作制造假新聞而沽名釣譽的；有以錯誤的價值觀蒙混青少年追逐享樂主義的；有俗不可耐的無厘頭搞笑的，更有一些所謂“槍手”專為人捉刀代筆的“作家”，令人目瞪口呆！

那么怎樣才是正確的文學觀呢？換句話說，作家是怎樣進入文學創作的？我認為，這是一條環環相扣的鏈條。首先有了一個存在的客觀世界：千奇百怪的社會和活動在那里的千奇百怪的各種人物極其復雜的關系，我們通常簡略的叫做“生活”。作家游弋在“生活”中，或親歷或觀察或耳聞或以感情去感受，于是便占有了大量的“生活素材”，這是第一條鏈扣；作家在大腦中將它們加以整理、判斷、分析后，產生了感染感慨或感動，便稱“有感”，這是第二條鏈扣；第三就形成了作家特有的敏慧、銳意和觀念，產生了與不同于常人的“有感而發”的強烈沖動。第四個鏈條就更特殊了，作家不是用說教來發言，而必須以藝術的構思，引人入勝的情節，真切的人物形象，生動的生活細節以及文學的語言等等，建構成一個令人賞心悅目喜聞樂見的文學藝術形式，或小說或戲劇或影視或詩歌……然后才通過各種渠道推向社會，以各種方式注入讀者或觀眾心中。從這一連串的鏈條可以看出，文學的第一要素就是首先占有越多越好的“生活”，而作家的思想感情、政治素質、道德修養、精神狀態，藝術個性，獨特創新是決定性的因素！作家的水平，決定了作品的水平。

當然，我這樣講并不等于我已能做得很好了，但至少我一直把它當成目標去追求。但是，我們這一代作家，在一段時期里，并不能完全按文學的規律來進行創作，常常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環境的掣肘，躲不開“工具論”的影響，還會有某種思想觀念的限制，人性的扭曲，作品中的公式化概念化蹤影屢屢出現。作為一個真誠的作家，我盡力作了不少努力來閃避，來掩飾，甚至“偷梁換柱”。我說過，我的創作之路是在夾縫中走過來的，這不等于“鉆空子”，而是盡量既不“觸雷”翻船，又要駛向彼岸，特別是擁有大量觀眾的電影戲劇，審查之頻之嚴，令人膽寒而敬畏！好在我主要的作品都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創作的，那時創作環境已大大寬松了，解放了文學生產力。

回顧我的創作，還要加重的提一提我所處的那個斑駁陸離而又精彩紛呈的時代。我這一生伴著中國有史以來歷史步伐跨度最大，物質與精神生活進步最快，政治體制和理念變革最多的社會大轉型時期。在大起大落的歷史進程中，我親歷和參與了：一個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怎樣走向并成為一個強大崛起的新中國的歷史跨越。那么，我的作品在這一偉大變革中會留下這個時代的一點印跡嗎？能成為歷史演變情境中的見證嗎？我想應該是可能的。不論我的作品的文學價值如何，但它能對時代生活有了點滴的反映，就足以使我欣慰了。這也是我所以出版這本文集的本意之一。

這部近三百萬字的文集，分為五卷。第一卷為電影文學；第二卷為電影電視文學；第三卷為小說散文；第四卷為戲劇文學，第五卷為文論詩歌和附錄。在我創作的二十部電影文學劇本中選了十八部，在創作的十四部舞臺戲劇本中選出了十一部，不是因那些未選上的劇本有什么問題或質量如何被淘汰，而是因為時間久遠，有的巳找不到完整的原創本和發表過的刊物。小說散文文論中也有些發表后就不翼而飛了，詩詞壓根兒就沒有蓄意保留。我的作品中為何特別青睞電影和戲劇呢？它占了我全部創作的三分之二左右。這是有緣由的。1956年當我還是個文學青年時，拜識了當時文化部電影局局長、電影文學大家夏衍先生。他來廣西參加青年作家一次會議，專門講了被稱為文學新生兒的電影文學劇本創作，引起了我極大的好奇和興趣。于是我特意拜訪了他，他為我系統地講授了有關電影劇本的創作問題，使我受益一生。當年我寫成了第一部電影文學劇本《雙仇記》，親赴北京請教他，他看后，細心提出了很多珍貴的意見，然后寫信讓我去上海電影制片公司找領導人袁文殊同志。這個幸運的開端使我與電影結下了終身緣。還有一個原因是：電影的影響太大了，當時國產影片一年只有十幾或幾十部，與億萬觀眾對電影的需求差距很大。常常一部新片放映，就會出現“萬人空巷”“街談巷議”的情景！這對于一個作家的誘惑力和責任感是至高無上的。人民的需要，作家怎能無動于衷呢？至于戲劇，除了上述因素外，還真有點“遵命文學”的味道呢！那時不是很熱中于搞各種戲劇會演嗎？在沒有電視的時代，人們把看戲當作一種奢侈的文化享受呢！

應該特別提到的是：電影文學和戲劇文學除了作為可閱讀的平面文學形式外，它更是為可觀看的立體綜合藝術提供了基礎和靈魂，當文學劇本成為影片和舞臺戲出現在觀眾面前時，還融入了導演、演員、攝影、音樂、美術、錄音、燈光等藝術和技術手段。我所創作的電影文學和戲劇文學之所以擁有千千萬萬的觀眾應由衷地感謝他們在藝術及技術再創造中付出的艱辛勞動，特別要提到的幾位導演：著名電影藝術家陶金導演、喜劇大師謝添導演、作家吳蔭循導演，還有著名戲曲導演江波，在我們多次合作中使我受益甚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