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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讀書心得體會 國富論讀后感悟篇一勞動分工使得同樣數(shù)量的人，生產的商品大大增加。這要歸因于三種情況：第一，每一個工人只從事一種工作，能提高勞動熟練程度;第二，節(jié)約了從一種工作轉換到另一種工作的時間;第三，發(fā)明了一些機器，大大提高勞動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為在人類族群內部是禁止偷盜和搶劫，所以某個人想要獲得某種物品只有兩種途徑：一種是自己勞動獲得，一種通過交換獲得。在族群內，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發(fā)現(xiàn)自己專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獵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發(fā)現(xiàn)自己專心造房比種田更有利，于是他們就是專心從事某種勞動了，分工就產生了。交換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換能力即市場范圍的制約。因為市場太小，勞動者無法用他們自己消費不完的剩余勞動產品來隨意換得需要的別人的勞動產品。最先開化的種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為在交通不發(fā)達的時代，相對來說，水運對于陸運有天然的優(yōu)勢：第一，水運風險較低，陸運要通過野蠻民族的領地，危險較大;第二，成本相對較低，通過水運需要的人數(shù)和交通工具較少。所以由于水運的好處巨大，工藝和產生的改良出現(xiàn)在水運便利的地方就理所當然，這樣改良要很久才會傳到內陸地區(qū)。

當勞動分工完全確立后，一個人自己的勞動只需要很小部分就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他必須拿著自己用不完的勞動產品來換取其他人的勞動產品。在交換的過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認，可以換取所有的勞動產品。在這期間，有貝殼、糖很多的物品充當了這個角色，但是最終都被金屬所取代。這是因為金屬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屬貨幣就這樣產生了。

一個人是貧還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的多少和品質決定。商品的價值分為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任何商品的真實價格就等于該商品能使他購得或者支配的勞動量，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是尺度。世間所有財富，最初都是用勞動而不是用金銀購買的。雖然勞動是所有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但是商品的價值通常并不是用勞動去衡量的，而是通過商品的名義價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勞動也像商品一樣有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所謂真實價格就是報酬勞動的一定數(shù)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謂名義價格就是一定數(shù)量貨幣。勞動者的貧與富，不是與勞動的名義價格成比例，而是與勞動的真實價格成比例。勞動的真實價格，一年一年的來說貨幣更容易體現(xiàn)。一個世紀來說谷物更容易體現(xiàn)。

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勞動是決定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主要標準。比如，兩個小時勞動才能獲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兩倍于一個小時就能獲得的物品。如果要讓資本投入生產，必須給其相應的報酬(也就是資本利潤)，這個時候資本也參與了勞動產物的分配，資本的利潤與資本的規(guī)模有關。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會要求土地上所有的產物中的一部分會自己(也就是地租)，這個時候地租也參與勞動產物的分配。勞動不僅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勞動那一部分的價值，而且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地租和利潤的那部分價值。分開來說，每一件商品的價格或交換價值，都是由這個是那個部分全數(shù)或者其中之一構成。合起來說，構成一國全部勞動年產物的商品價格，比如由這三個部分構成，并且財富就是以這三種方式在不同的國民之間分配。一國財富的勞動產物的普通或平均價值是逐年增加，還是逐年減少要取決于工資，利潤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樣的比例在國民間分配。

國富論讀書心得體會 國富論讀后感悟篇二《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jīng)濟學原理、經(jīng)濟史、經(jīng)濟學說史和財政學，可以說既是一部經(jīng)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jīng)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內容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shù)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chuàng)新方面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于說，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yè)，或是土地變?yōu)樗接校闆r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fā)生之后，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后來的西方經(jīng)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jié)欲論等，都可以從它那里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秘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后來的經(jīng)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采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fā)端的痕跡。

《國富論》是經(jīng)濟學的奠基之作。但其中的思想遠遠超出了經(jīng)濟學的范疇。在其中也能找到關于人類發(fā)展歷史的描述。由于水運的便利優(yōu)于陸路，水路有龐大的網(wǎng)狀結構，能將生產的產品運到很遠的地方去發(fā)生交換行為。同時水路是天然產生的，在幾千年前隨著人類的出現(xiàn)都一直存在，它的不易變根性決定了人類只能伴隨著河流而居，而改造河流也是近代科技發(fā)展的結果。河流對于交換的有利性，促進了經(jīng)濟行為的發(fā)生。從而帶動了地區(qū)的繁榮，富裕了人民生活。這樣又吸引著更多人的遷入，加入經(jīng)濟生產環(huán)節(jié)。如此循環(huán)，城市的規(guī)模就出現(xiàn)了。也就生出了人類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