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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卻字不能忘記的歌篇一

童年，是快樂的，是難忘的，是每個人最快樂的時光。相信每一位小朋友，都不會忘記童年時發生的每一件事。在我的童年里，有一件事使我終生難忘。

一天，我來到爺爺家玩。爺爺讓我去看母雞下蛋，到了雞圈，我看見一只雞站在雞窩里，便想：這應該就是母雞了，看樣子，快要下蛋了。我又驚又喜，驚的是如果是公雞怎么辦？喜的是如果是母雞，我就可以看它怎么下蛋。最終，我拿了個小椅子，坐到雞窩外面等。

我一聽恨不得找個地方跑了！

童年，是快樂的，是難忘的，是令人大笑的。這件事一直使我不能忘卻。

不能忘卻字不能忘記的歌篇二

策劃：薛萬博

統籌：楊星野

執行：任紅禧 薛萬博 王 衢 崔 晶

姜明廣 楊星野 王宇萌 楊 雪

韓建平 柳菲絮 許 樂

策劃導言

75年前的9月3日，經過14年浴血奮戰，中國人民終于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在東北14年的抗戰歲月里，在風起云涌的各種抗日力量中，既有鐵血抵抗的正規部隊，也有匹夫情懷的民間武裝，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聯軍，無疑是最重要、最堅定、最頑強的抗戰力量。白山黑水，見證了中華兒女在抗戰歲月里的同仇敵愾、萬眾一心。

如今，在這片英魂永駐的熱土上，一座座紀念館、紀念碑、紀念地，或者是一處處遺址、密營、故居，都記錄著浴血奮戰、救亡圖存的艱難歲月，講述著壯懷激烈、震撼人心的英雄故事，彰顯著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勇氣概。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之際，本期專題報道聚焦黑土地上那些作為歷史見證的抗戰紀念館、紀念碑、紀念地，重溫抗戰故事、致敬抗戰英烈，進而振奮民族精神、推進偉大復興。

（本期專題報道由中共黑龍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專家審閱，特此鳴謝！）

不能忘卻字不能忘記的歌篇三

不能忘卻字不能忘記的歌篇四

2015年10月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中國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世界記憶名錄，這標志著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從“中國記憶”上升為“世界記憶”。這些珍貴的檔案完整而真實地還原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歷史，并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公認，成為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共同銘記的歷史。

然而，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勢力非但沒有正視和反省對外侵略的歷史，反而公然質疑中國方面提供的這些檔案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這種無理的做法無疑是徒勞的。事實上，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日本在中國留下的大量檔案和實物都足以證明當年的侵略歷史。其中，其在中國東北扶植的偽滿洲國所發行的貨幣就是其中的重要物證。

貨幣檔案作為實物檔案的一個分支，既能夠以物質實體為載體，反映歷史的真實面貌，又作為物資與服務交換中的一般等價物，它標志著一個政權對經濟和金融的控制，是一個國家主權的象征。日偽占領時期，日本扶植了偽滿洲國這個傀儡政權，并利用其大量發行偽幣，極大擾亂了東北地區正常的金融秩序。由于抗戰結束之后這些貨幣大多數被回收、兌換和銷毀，存世數量不多。但留存下來的這些貨幣作為檔案，恰能反映日本在東北的侵略歷史，其檔案價值大大超越了貨幣本身的價值。

一、建立傀儡政權，為全面實施金融侵略做準備

1932年3月1日，日本關東軍利用退位多年的清末帝溥儀[1]在新京（今吉林省長春市）建立傀儡政權，并發表《滿洲國建國宣言》。在宣言中，日本公然歪曲歷史，宣稱“滿蒙舊時，本為另一國，今以時局之必要，不能不自謀樹立，應即以三千萬民眾之意向，即日宣告與中華民國脫離關系，創立滿洲國，茲特將建設綱要，昭布中外，咸使聞知”。[2]3月9日，溥儀正式執政，年號“大同”，偽滿洲國實權盡在日本軍方之手，日本得以逐步推行其“日滿經濟一體化”方針，開始了對中國東北地區長達十余年的殖民統治和經濟掠奪。

二、成立偽滿洲中央銀行，作為金融侵略的直接工具

日本在偽滿洲國政府成立后，加緊實施對東北地區的金融侵略計劃。由于其對中國東北覬覦已久，對東北的金融侵略也是早有預謀。早在1926年國民政府出版的《銀行月刊》中，就報道了日本將在偽滿洲國設立中央銀行的消息。

1932年6月11日，偽滿洲國政府正式發布了《滿洲中央銀行組織辦法》及《滿洲中央銀行法》，加緊對東北地區的金融控制。其中《滿洲中央銀行組織辦法》中規定：“東三省官銀號、邊業銀行、吉林永衡官銀錢號及黑龍江官銀號，與滿洲中央銀行開業同時即為歸并于滿洲中央銀行”“滿洲中央銀行設總行于新京，舊行號總分支行號均為滿洲中央銀行分支行”，強行接管和控制了東北的四大金融機構，將其并入偽滿洲中央銀行。

6月15日，偽滿洲中央銀行正式成立，任命鑲藍旗人榮厚為總裁，原臺灣銀行理事日本人山成喬六為副總裁，掌握實權。1932年7月1日，在偽滿洲中央銀行總行召開成立慶典，與此同時，遍布于東北各地的偽滿洲中央銀行128家分支機構一齊開始對外營業。

不久以后，日本人田中鐵三郎出任偽滿洲中央銀行第二任總裁，更加不遺余力地推行日本的金融政策，偽滿洲中央銀行已完全成為日本實現對滿洲金融侵略的直接工具。

三、發行偽滿洲國貨幣，進一步推行日滿一體化

（一）發行偽滿洲國貨幣

1932年6月11日，偽滿州國政府頒布了《貨幣法》，其中規定：貨幣的制造和發行權屬于偽滿洲國政府，通過偽滿洲中央銀行履行。偽滿洲貨幣以純銀23.91克為價格單位，定名曰圓。貨幣之計算以十進，每圓十分之一稱為角，百分之一稱為分，千分之一稱為厘。紙幣有百元、十元、五元、一元及五角等面值，采用鎳銅合金的白銅貨幣有一角、五分兩種，采用銅錫合金的青銅貨幣有一分、五厘兩種。

（二）壟斷東北幣制

1932年7月1日，偽滿洲中央銀行對外營業之初，日本關東軍即令偽滿洲國政府頒布《舊貨幣整理辦法》，強行禁止東北地區其他貨幣流通，并強令將東三省官銀號發行的兌換券、邊業銀行發行的兌換券、吉林永衡官銀號發行的哈爾濱大洋票等十五種正在流通的貨幣，按照他們規定的換算率在兩年之內兌換成偽滿洲國圓。在公布兌換率時，日本方面故意壓低比率，進一步對東北人民進行殘酷壓榨，套取人民手中的財富，其真正目的在于將換得的金銀等貴金屬通過陸路運至開放口岸，并換取外匯運回日本，作為日本軍方的財力支持。

在這樣的政策下，偽滿洲國圓很快成為東北地區的本位貨幣，東北的財富也被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日本。

（三）推行日滿一體化

“新貨幣制度，乃以純銀23.91公分，為價格之單位，名稱曰圓。顧白銀久為滿洲民族之傳統的貨幣，于國民生活有密切不可分之關系，是以為避免國民經濟生活上發生急劇變化，于收回整理多數舊幣之便利計，而采用銀本位者也。貨幣之制造與發行權，原來屬于政府，但依法律之規定，乃委囑于滿洲中央銀行。而滿洲中央銀行所發行，以上開純銀重量為價格單位之紙幣，定為本位幣。此外并不鑄造本位幣，現在鑄幣則僅限于輔幣是已。

偽滿洲國政府是一個傀儡政府，所有的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只會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服務，講話中所謂的對抗美國白銀政策只不過是個冠冕堂皇的幌子，日本表面上的維穩行為，更使得操控滿洲地區金融的侵略行為欲蓋彌彰。

從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日本有預謀地使用了以金本位為目標的過渡性銀本位政策。這是因為，在偽滿洲國圓發行之初，他們擔心采用金本位制會造成對經濟的沖擊，相比之下，實行貨幣統一的意義要大于貨幣本位改革。但是在時機成熟以后，就將銀本位改為了金本位，讓偽滿洲國圓與日本金票，也就是當時的日元等價。這樣做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將偽滿洲國納入日元體系，擴大日元的勢力范圍和影響，以便于其對日本和滿洲的經濟實行整體調控，使得日本的經濟政策在偽滿洲國控制區域順利推行。

四、日本金融政策徹底失敗，國民政府收回金融主權

在偽滿洲統治的十余年里，日本逐年加大偽幣的發行量，瘋狂的套取外匯，掠奪人民手中的真金白銀，控制經濟命脈，攫取戰略物資，以期解決軍費短缺和日本國內的經濟問題，為其進一步擴大侵略服務。但由于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勝利，戰局逐漸向著有利于我方的方向發展，日本再也無法維持偽滿洲國圓和日元的平價局面，經濟形勢急轉直下，只能通過濫發紙幣勉強維持。

從這一份當年的偽滿洲中央銀行科目表[6]的紙幣發行量可以看出，日本在滿洲貨幣的發行量逐年上升，由1934年的163333千元到1940年的947051千元，數量增加了幾倍，但這樣瘋狂的濫發紙幣注定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和物價飛漲，除了給廣大人民帶來極其深重的苦難以外，也注定了他們失敗的結局。

最終，日本帝國主義被迫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了其在東北地區長達14年的殖民統治，偽滿洲國也隨之土崩瓦解。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后，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頒布了《東北九省[7]敵偽鈔票及金融機關處理辦法》[8]，收回了偽滿洲中央銀行，并由指定的國有銀行東北銀行對偽滿洲國貨幣進行收兌和銷毀，穩定了貨幣政策，喪失了多年的金融控制權重又回到中國政府的手中。

未被銷毀的偽滿洲國貨幣流傳至今，成為錢幣市場上的收藏熱點之一。同樣，這些歷經戰火洗禮的貨幣檔案，也銘記了中華民族苦難最為深重、最不能忘卻的一段歲月。

注釋：

[2]原文引自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網站.

[3]總結自康德四年滿洲中央銀行調查課發行的《滿洲中央銀行》一書.

[4]本段文字引用自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的刊物《實業月刊》.

[5]即1934年.

[6]選自1942年汪偽政府出版的《中外經濟統計匯報》.

[8]1945年10月31日財錢庚字第四〇〇二號.

不能忘卻字不能忘記的歌篇五

這段文字載于66年前出版的《新臺灣叢刊》第一輯《新臺灣》。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革命前輩們對臺灣社會的美好憧憬，至今仍然令人向往，亦是今天的海峽兩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標。

1947年7月，參加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的愛國志士謝雪紅、楊克煌、蘇新、周明等人，經廈門、上海輾轉抵達香港。在港期間謝雪紅等人積極聯系在港民主人士，拜訪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創始人李濟深、何香凝、陳其瑗、蔡廷鍇等人，并得到他們的熱情支持。與此同時，謝雪紅與中國民主同盟的莊希泉（老同盟會員、愛國僑領），劉雪漁等人共同組建臺灣問題研究會，團結“二·二八”起義后離開臺灣的革命人士，擁護中共主張，探討臺灣時局，宣傳祖國大陸解放斗爭形勢。臺灣問題研究會在中共的支持和愛國民主人士的幫助下，于1947年9月成立新臺灣出版社，同時發行《新臺灣叢刊》。楊克煌、蘇新任編輯和主筆，出版社社址選在香港西營盤正街五號三樓，莊希泉、劉雪漁及周明等也參加了叢刊工作。

1947年11月12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成立，《新臺灣叢刊》遂成為臺盟的機關刊物。而《新臺灣叢刊》表達出臺盟追隨中共，反對蔣介石當局的腐敗統治，反對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主張臺灣實行民主自治等政治主張和觀點。

據曾擔任《新臺灣叢刊》編輯的蘇新在“自傳”中曾詳敘《新臺灣叢刊》的編輯、審稿、出版和發行等工作。據蘇新回憶：“與謝（雪紅）、楊（克煌）見面后，我們就創辦了‘新臺灣出版社’，出版《新臺灣》（叢刊），我主要是做編輯工作，后來由莊希泉介紹認識了夏衍同志。他們二人對我們的幫助很大。莊希泉將南洋陳嘉庚捐的2000元港幣交給我們作出版費。我們的（讀者）對象并不是在香港的臺胞，主要對象是放在島內的臺胞。即在香港出版，再用各種方法輸入臺灣，這個工作是相當困難的，我們是利用走私商人偷運進去或利用郵局公開郵送。

當時，中共組織的國際問題研究會日本組組長夏衍，對《新臺灣叢刊》給予極大幫助。臺灣問題與日本問題有密切的關系，負責日本問題的夏衍，熟悉臺灣革命情勢及政治動向。在叢刊負責人的要求下，夏衍負責審閱《新臺灣叢刊》的每一篇稿件。民盟人士莊希泉積極為叢刊籌款，并參加叢刊的工作。愛國華僑陳嘉庚慷慨解囊，為叢刊解決了出版經費，使叢刊順利出版。

周明對《新臺灣叢刊》編輯楊克煌和蘇新工作狀態的描述，拉近了我們與那段特殊年代的距離，臺籍前輩深厚的祖國情懷和故鄉情愫令人敬佩。

《新臺灣叢刊》反對臺灣當局，主張臺灣民主自治，使臺灣民眾產生共鳴，盡管當時引起蔣介石當局的恐慌下令嚴厲查禁叢刊，但在港的臺籍志士仍然通過種種渠道，使叢刊在島內秘密傳播。

《新臺灣叢刊》一共出版6輯，即笫一輯《新臺灣》1947年9月25 r出版；第：輯《勝利割臺灣》1947年11月1日出版；第三輯《明天的臺灣》1947年12月1日出版；《自治與正統》1948年1月1日出版，此冊未標輯期，按出版時間應為第四輯；第五輯《臺灣二月革命》1948年2月28日出版；第六輯《臺灣人民的出路》1948年5月1日出版。《新臺灣叢刊》第一至四輯，均標注“新臺灣叢刊”或“新臺灣出版社發行”，但第五輯《臺灣二月革命》和第六輯《臺灣人民的出路》，卻沒有以上標注，而署名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總經售。從刊編輯楊克煌、蘇新，以及負責叢刊發行工作的周明，均證實這兩冊亦屬《新臺灣叢刊》。其中第五輯《臺灣二月革命》署名林木順（中共黨員、臺共創建人之一，1934年在江西瑞金犧牲），實由蘇新和楊克煌合著，意為紀念曾一起戰斗的戰友。第六輯《臺灣人民的出路》署名邱平田，為蘇新筆名。此外，周明曾指出，《新臺灣從刊》后來還出了一些報紙類的宣傳品，遺憾的是至今尚未發現遺存。

《新臺灣叢刊》第五、六輯為何改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經售？新民主出版社創建于1946年，是《華商報》復刊時作為報社圖書出版部而建立的。創辦之初，由夏衍主持，后由民盟南方總支負責人之一的薩空了任總經理。夏衍和薩空了與臺盟關系密切，臺盟創立的綱領等文件曾請他們二人審閱、修改。當時，臺盟的刊物《新臺灣叢刊》遭蔣介石當局查禁，發往臺灣島內十分困難，且資金緊缺、人手緊張，新民主出版社利用其經銷資源給予援助屬情理之中。況且，新民主出版社亦對其他進步刊物的出版和發行給予支援。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總經售的《臺灣二月革命》和《臺灣人民的出路》，遠銷南洋和海外的華僑報社，以及愛國華僑經營的書店，在海外華僑中產生較大影響。美國秘歇根大學圖書館館藏的中文文獻，就包括這兩冊臺盟創建初期的刊物。當時美國舊金山的華僑口報社，是新民主出版社發行的主要渠道之一《臺灣二月革命》和《臺灣人民的出路》很可能曾由舊金山的華僑日報社代銷?！缎屡_灣叢刊》改由新民主出版社總經售后，其讀者群由臺灣島內逐漸擴大到新加坡、吉隆坡、馬尼拉、越南、舊金山、巴黎等地愛國華僑和進步青年，無疑擴大了叢刊的影響力和知名度。

《新臺灣叢刊》作為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早期革命活動的歷史見證，從《新臺灣叢刊》的創辦到臺盟的創立，都得到中國共產黨的熱情關懷和幫助，同時也得到愛國民主人士和海外華僑的支持，更得到在祖國大陸的臺籍進步人士和在臺灣島內革命志士的積極響應。雖然臺盟及《新臺灣叢刊》任香港的活動僅兩年左右，但這段時間的政治主張對臺灣民眾及海外華僑產生了不可小覷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