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是指向上級機關匯報本單位、本部門、本地區工作情況、做法、經驗以及問題的報告，那么報告應該怎么制定才合適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帶來的報告優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最新改革攻堅報告一

一、突出責任倒逼，落實各項部署。堅持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全面壓緊壓實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責任。

一是強化一崗雙責。市、縣區、鄉鎮都成立了黨政主要負責人任組長的脫貧攻堅領導小組，層層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靠實各級各部門脫貧攻堅的主責主業，特別是落實各縣區的主體責任、重點扶貧工程專項方案牽頭部門的主抓責任、其余市級部門單位的參與責任，做到職能工作與脫貧攻堅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實，形成“全黨動員、全民動手，一崗雙責、合力攻堅”的工作格局。

二是強化黨建保障。實施黨建扶貧工程，出臺黨建扶貧21條硬措施，選優配強基層黨組織負責人和各級扶貧干部，特別是通過從嚴從實選配、從嚴從實履職、從嚴從實監督、從嚴從實考評全面加強第一書記工作，注重選派遞進培養學員和后備干部擔任第一書記，落實脫貧攻堅的組織保障和干部保障。利州區、青川縣對每個鄉鎮增派1名扶貧副鄉鎮長。全市每個鄉鎮都落實了1名扶貧專干，每個貧困村都落實了1名第一書記，第一書記平均年齡38歲，其中后備干部占55%。

三是強化督查考評。加強跟蹤問效，每月督查通報1次進展情況，及時落實脫貧攻堅目標任務。駐村干部考核情況與派出單位主要負責人考評掛鉤。加強調查研究，及時總結經驗，宣傳推廣好的做法、好的經驗和典型事例。分類制定貧困縣“摘帽”、貧困村銷號、貧困戶減貧的具體標準，精準考核扶貧成效。對完不成脫貧任務的縣區和市級部門，年度績效考評降低一個等次，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評先評優實行“一票否決”。近期，結合“走基層”活動，我們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集中對全市739個貧困村開展脫貧攻堅專項督查。

四是強化激勵引導。落實激勵政策激發集聚各級各方面推進脫貧攻堅的強大合力，對提前2年摘帽的縣區獎1000萬、提前1年摘帽的縣區獎500萬;對如期脫貧的貧困村貧困戶，提升村三職干部報酬，延續產業扶持、技術培訓、兜底保障等政策支持;對下派任職的第一書記，保留原機關工資福利，同時享受每月300月至400元的艱苦邊遠鄉鎮津貼;對長期在貧困地區工作、實績突出的干部優先提拔重用;對參與脫貧攻堅表現突出的進行表彰獎勵，營造全社會重視、參與、支持扶貧的濃厚氛圍。朝天區對完成脫貧任務、達到小康標準的村三職干部提高補助標準，與社區干部享受相同報酬。

二、突出問題導向，補齊制約短板。在推進脫貧攻堅中，我市也面臨資金投入不足、特困戶扶持難、農村整體發展慢等問題，我們積極探索、創新機制、增添舉措，正逐步加以解決。

一是以財政資金撬動金融資金社會資金增加投入。要全面完成貧困村貧困戶減貧任務，5年大約需要硬投入250億元，對于我們這個“吃飯財政”的市來說壓力巨大，只能利用有限的財政資金撬動金融投入和社會投入，通過調整支出結構地方財政投入10億元，對接省10個專項方案爭取80億元，金融投入100億元(易地扶貧搬遷貸款60億元、扶貧小額信貸30億元、易地扶貧搬遷收益債10億元)，吸引社會資金30億元，群眾自籌30億元，基本可以解決扶貧投入的問題。60億元的易地扶貧搬遷貸款項目已完成項目可研上報省農發行。貧困戶扶貧小額信貸評級授信面達86%，授信額達26億元。旺蒼扶貧小額信貸經驗全省推廣。

二是以“三分紅兩保障”促進特困戶脫貧。針對1.88萬戶無勞動技能的特困戶，采取耕地林地產權流轉入股分紅、財政扶貧資金股權量化有償使用分紅、種植業托管養殖業寄養理財分紅增加特困戶收入，整合農村閑置空房保障特困戶住上廉租房，實施十大救助制度保障對特困戶的救助救濟。旺蒼縣盤活閑置資產為特困戶提供廉租房的做法得到了省委農工委認可。

三是以“兩輪驅動”促進農村同步發展。針對我市北部山區農村發展整體水平不高，特別是同村同院落與建卡貧困戶差距不大的臨界貧困戶，通過實施“精準扶貧、區域攻堅”兩輪驅動戰略，既大力解決水、電、路和增收產業等區域共性問題，又切實解決看病、住房、子女上學等農戶個性問題，促進貧困地區農戶共同發展。

三、突出綜合施治，體現脫貧成效。在精心謀劃今后五年脫貧攻堅的同時，扎實推進今年的扶貧工作，我們堅持“創新機制、完善路徑”統籌推進、“開發式扶貧、救助式扶貧”綜合施治、“區域攻堅、精準扶貧”兩輪驅動、“項目扶持、智力扶持”雙管齊下、“依法扶貧、社會監督”有效結合，促進貧困群眾穩步脫貧、逐步奔康。

一是增收減貧成效更加明顯。今年計劃實施的扶貧項目基本完成，新發展獼猴桃、核桃、茶葉2.6萬畝，養殖生豬、山羊、土雞15萬頭(萬只)，開展農業實用技能技術培訓8萬人次，實現創業就業1.2萬人，初步統計，貧困群眾當年人均增收近1000元，截至目前，今年已減貧6.35萬人、占目標任務的105.52%。

二是群眾幸福指數較大提升。152個貧困村脫貧解困有力推進，新建通村入戶路435公里，解決安全飲水2.46萬人，改造農村危舊房1.5萬戶，群眾普遍反映，通過各級各有關部門的真幫實扶，現在的農村“道路平又寬，吃水不用擔，打米不愁電，房屋換新顏”。得到實惠的貧困群眾積極性主動性更加高漲，“政府扶，干部幫，自己還有手一雙，不等不靠建家鄉”成為貧困地區群眾的思想共識和自覺行動。

三是經濟社會發展穩步加快。扶貧攻堅促進區域發展的成效更加明顯，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平穩發展。前三季度，實現地區生產總值464.43億元，增長8.7%，增速居全省第8位;地方公共財政收入27.59億元，增長12.8%;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466元，增長9%;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80元，增長10.8%。探索實行財政支農資金股權量化等做法，得到國務院扶貧辦、財政部、農業部等國家部委領導的肯定，突出“五個堅持”推進脫貧奔康做法得到曲木史哈副省長的肯定性批示。

四、扶貧要扶智，教育扶貧作為脫貧“五個一批”工程之一，肩負重要使命。要把發展普惠性學前教育、全面改善薄弱學校辦學條件、推進標準化建設、加強鄉村教師隊伍建設作為教育扶貧基礎性工作，著力擴大教育公共服務供給，讓貧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質量的教育。要以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為重點，針對教育最薄弱領域和最貧困群體，精確幫扶，促進教育強民、技能富民、就業安民。要構建全領域結對幫扶關系，鼓勵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精準幫扶要全面覆蓋貧困地區每所學校、每位教師、每名學生。對留守兒童要跟蹤接力關愛幫扶，使貧困地區孩子上升有通道、就業有技能、發展有希望，切實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五、精心組織實施健康扶貧工程，必須落實到每村每戶每人，從源頭上防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要加強貧困地區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能力建設，加大地方病、慢性病的防控及艾滋病干預力度，強化鄉村醫生培養，實施遠程醫療推動優質資源下沉，保障貧困人口得到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為扶貧攻堅提供健康保障。聽取四川醫改工作匯報時，她要求進一步聚焦改革重點，以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為主線，實施醫療、醫保、醫藥“三醫”聯動改革，推動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盡快在建立現代醫院管理制度、理順藥品價格、改革醫保支付方式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實質性突破，為基本建立覆蓋城鄉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奠定堅實基礎。

最新改革攻堅報告二

在當前這場必須打贏的脫貧攻堅戰中，如果說上級政策是牽引力，外部幫扶是推動力，那么，貧困群眾自身的脫貧志向，正是不可或缺的內生動力。

改革開放37年來的努力，讓7億多農村貧困人口脫貧，首先就是靠著堅定的脫貧意志、滴水穿石的韌勁。無數地區的脫貧經驗證明：擺脫貧困，首要的意義不是擺脫物質上的貧困，而在于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只有首先解決好頭腦中的貧困，才可能實現“弱鳥先飛”“至窮致富”。只要有信心，黃土變成金。只要精神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

面對最后7000多萬“貧中之貧”“困中之困”這個“硬骨頭”，當務之急，正是先要除掉“頭腦貧困”這個障礙。特別是，“等靠要”的觀望心態、依賴心理和功利思想，當前還在許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

比如人窮志短、不思進取。有的貧困戶，上級給他建了大棚，他還等著政府買種子買機械、供肥料供技術，連換個草簾都指望政府干。一位鄉鎮干部曾說，每當發一些救災、救助物品，就會有一些群眾相互“攀比”，出現爭窮比窮、“躺著當低保戶”的現象。

比如觀念落后、被動依賴。有貧困縣的領導，把爭取到“貧困縣”帽子當作榮譽和政績，到處炫耀，甚至在政府網站上發布“特大喜訊”。戴上“貧困縣”帽子，意味著可以多出來幾億元甚至更高的財政轉移支付，可是，只知“炫貧”，只等“救助”，怎能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盡快摘帽?

又如思路閉塞、方法單一。一些干部缺乏深入調研內容'調研，找不到病因，開不出方子。面對新情況、新問題，或者只會用老辦法，或者不顧實際抄別人的經驗。蘆筍價高，就要求大家都種蘆筍，一哄而上“爛市”了，再改種山藥，結果種什么賠什么，農民掙不到錢，不僅無法脫貧，還失了信心。

貧窮不可怕，怕的正是這種思想和思路的貧困。群眾是脫貧致富的主體。解決好了精神面貌，堅定信心、積極進取，激發出貧困地區干部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不斷解放思想，積極探索，才可能化短處為長處，變劣勢為優勢，讓“至貧”能致富。反之，如果扶貧變成了養懶人的政策，就算花很多精力和投入暫時搞上去，也不能持久，甚至還會陷入“越窮越要、越要越懶、越懶越窮”的惡性循環。

對貧困群眾來說，扶貧當先扶志。有了志氣，“輸血”才有作用，“造血”才有可能。“幸福不是毛毛雨，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鼓勵貧困地區的群眾通過雙手苦干、巧干致富，樹立“寧愿苦干，不愿苦熬”觀念，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看見身邊的榜樣。山東沂源縣張家泉村原村支書朱彥夫，在戰場上失去了雙手雙腳，仍然帶領群眾治山、治水、造田。他可以跪著走、爬著走，甚至“滾”著走，但他的精神世界從來沒有被貧窮擊垮。這樣的人，正是大長貧困群眾志氣的精神資源。

對政府來說，不僅要走出“扶貧等于救濟慈善”的誤區，還要支持群眾探索創新扶貧方式方法;不僅要幫貧困群眾解近憂，還要為他們想長遠。貧困群眾最缺的是文化和技能，要有針對性地送政策和知識下鄉，送技能上門，增強其發展生產、轉移就業的能力;貧困群眾有需求的扶貧項目，要創造條件、支持開發。如此，才能徹底改變那種“靠著墻根曬太陽，等著別人送小康”的狀態。

沒有脫貧志向，再多扶貧資金也只能管一時，不能管長久。好的政策和制度，不只是解貧困群眾一時之困，還要讓他們看到憑自己的努力站穩腳跟的希望。好日子是干出來的，牢牢記住這一點，拿出滴水穿石的斗志和韌勁，找到精準扶貧的路徑，才能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

最新改革攻堅報告三

[摘要]殯葬改革是殯葬習俗領域的一場革命，移風易俗，推行殯葬改革，是對幾千年封建喪葬觀念的挑戰。近年來，殯葬行業問題層出不窮， “產品”的產出似乎沒有和制度的供給成正比，全面推行強制火葬的呼聲不斷。文章以湖南省長株潭地區為例分析殯葬習俗問題分析如何發揮制度與“產品”的效率最大化。針對出現的原因提出對策，主要從民俗角度出發，抓住民俗與強制性規范的沖突，提出進一步推行殯葬改革的建議。

[關鍵詞]制度供給；民俗；民生

我國實行殯葬改革五十多年以來，從1956年到2002年《殯葬管理條例》的頒布，反映了殯葬改革走過的歷程，殯葬業進一步制度化、產業化，但人們的殯葬觀念卻變化不大，中國火化率今年來一直徘徊在48%。為此，筆者特地對長株潭地區分別進行了農村和城市地區的統計：但無論是推行火化區亦或是強制火化區。總體來看移風易俗工作還存在較大問題，在此筆者將從制度的供給，產品的產出，分析原因，采取措施等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制度的供給

從1956年推行殯葬改革以來，喪葬方式經歷了從保留遺體到保留骨灰的重大變革。到1985年2月8日，《國務院關于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的施行，是我國現行殯葬制度創建的重要標志。后來，國家民政部和各地政府陸續出臺了若干個與殯葬活動相關的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1997年7月21日《殯葬管理條例》正式施行，標志著我國現行的殯葬制度的基本形成，也意味著對殯葬習俗改革的規制納入法規，但是至此中國殯葬法規的改革也開始進入長時間停滯期。

2005年，國務院將修改《殯葬管理條例》列入立法計劃。2007年，國務院向全國征集《殯葬管理條例修訂草案》意見；《殯葬管理條例》修訂自2010年從國務院一檔立法計劃退為二檔后，2011年又再退為三檔。2007年的《殯葬管理條例修訂草案征集意見稿》中，對殯葬方式改為強制性規定，就是否“強制推行火葬”爭議最大。

分析1997年頒布并實施的《殯葬管理條例》，對于殯葬方式的規定多為提倡性條文，彈性條款，如“第二條積極地、有步驟地實行火葬，改革土葬，節約殯葬用地，革除喪葬陋俗，提倡文明節儉辦喪事。第四條規定，人口稠密、耕地較少、交通方便的地區，應當實行火葬；暫不具備條件實行火葬的地區，允許土葬。第六條：尊重少數民族的喪葬習俗；自愿改革喪葬習俗的，他人不得干涉。”大多數學者認為，在法條中多用“提倡”、“允許”等詞語進行規制，不能體現出法規的強制性，也是導致殯葬進度過緩的原因之一。并且從殯葬改革的有關文件提出，國家法規是自上而下、逐級執行的。在這一過程中，國家設定了一套話語，認為推行的火葬與文明、節約、先進、科學相聯系，傳統的土葬與愚昧、浪費、落后、迷信相聯系。正是借助于這種主觀設定的價值判斷，國家才強制推行喪葬改革，破除土葬實行火葬。顯然，這里的國家法規與傳統習俗是相互沖突的。在殯葬改革的推進中重宣傳，輕教育；重指標，輕舉措，殯葬改革的先進意義未能得到廣泛認可，也是殯葬改革過程中遇到阻礙的原因之一。

而在筆者看來，國務院頒布的《殯葬管理條例》中運用提倡性條文，沒有使用強制性的條款，正是國家立法的高明之處。國家根據各地區風俗習慣，人口數量，地理環境等因素的不同，進行總括性規定，目的是希望指引各地區制定下位法過程中能夠因地制宜，制定出適合自己的制度。

湖南省2002年頒布的“實施《殯葬管理條例》辦法”的總則部分就有其自身特點：對“積極地、有步驟地實行火葬，改革土葬”制定了具體規定，體現在第八條至第十五條中，分別對不同情況進行了規制。如，根據省內不同地區的發展狀況劃分火葬區，非火葬區；尊重個人意愿，非火葬區的公民死亡，生前遺囑火化或者表示要求實行火化的，應當遵照其意愿火化，他人不得干涉；規定特殊死亡的公民實行火化；并且明令禁止非法土葬行為。這些條款在即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的要求，也更能因地制宜，符合地方經濟文化的發展特點，防止一蹴而就的冒進作風。如此提倡性條款有利于地方提出適合自己法律，但其產出的“產品”如何？

二、“產品”的產出

筆者以湖南省長株潭地區為調研區域，進行殯葬方式的調查。總體來說，長株潭農村地區多為推行火化區和土葬區，人們對土葬的方式認可度非常高，受民俗思維方式的影響，“入土為安”思想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同時在喪葬過程中存在鋪張浪費現象，如大辦喪宴、修建豪華私人墓等；而作為強制火化區的城市，民眾對火化的方式已經較為接受，但在實踐中仍然出現“二次入棺”、運回農村安葬等規避法律的現象。 以上分析由表1進行佐證。

調查結果顯示，土葬火葬之爭仍在民眾間繼續。而“倡導生態葬、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的號召“曲高和寡”，農村依舊對土葬認可度最高，分析其原因，這不只是傳統習俗的根深蒂固，細致一些，火葬費用高于土葬費用也是很重要的動因。在走訪的農村,筆者了解到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如減免火化費用、適當補貼、修建公益性墓地等，很多村民是愿意接受火葬的，從民政局也了解到長株潭地區的火化率呈逐年上升趨勢。

三、原因分析

實證調研結果雖然總體趨勢表明人們對殯葬方式的選擇趨于開放性、環保性，殯葬觀念也有很大改觀，但產出的“產品”似乎不盡如人意，是哪個環節出現了問題？

調研過程中，不難發現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的多元化是影響城市民眾觀念變革的最主要動因，巨大的信息量、多元化的信息獲取導致了思想的開放性，國家的宣傳和大力倡導由于城市民眾思想的開放性而被廣為接受，促進了觀念的流變。農村民眾則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偏低和職業的單一性，直接影響了思想的多元化轉變，“根深蒂固”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了其標簽化的形容詞。在筆者所調研的農村中，人口的流動正在起著“開放思想”重要作用，大量青壯年的外出務工正在使信息流通起來。而新興傳媒工具，如電視、廣播、特別是手機的大量普及，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民眾的思想開放步伐。雖然這些途徑正在起作用，但短期內并不大可能成為影響農村民眾觀念變革的核心要素，這從長株潭農村的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火化率持續低迷的現狀可以看出。

但長株潭地區“入土為安”的思想深入人心，甚至是在強制火化區。高火化率，低入墓率也是受“葉落歸根”等思想的影響。在殯葬過程中是有很多禁忌的，究其原因大概有三種：一是對死者的尊重和哀傷；二是希望有利于死者；三是懼怕給生者帶來不祥，如忌重喪。之所以《殯葬管理條例》修訂草案遲遲不能定稿，是因為爭議太大，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人們的傳統民俗禁忌的不能釋懷，導致對新的殯葬觀念不能接受，寧愿規避法律，選擇能讓自己心安的殯葬方式。這是符合卡希爾的內心恐懼論的觀點的，實際上就是唯心主義。而在我們現實生活中，尤其是在科技、經濟相對落后的廣大農村地區，此種現象是大量存在的。

無論如何我們都應把民俗看作是一種活生生的發展而不是把它簡化成一種雜亂無章的變動。因為民俗反應的是整個民族的心理狀態。民眾之所以對傳統殯葬習俗如此推崇，究其原因是更好的生存。

年輕的大學生說……，“我們從文明的角度看待事物，而他們則從人類的角度看待事物。”

“人類永存”，我回答道，“而文明卻消亡了，主要是因為文明拒絕充分地重視人類。”

這段引文是對英國勞動階級的心理所做的研究，相信用在這里也能體現出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的最廣大的民眾的心聲推行文明殯葬時，要重視人性化。

四、路在何方

哈耶克曾經指出，在一個傳統和慣例使人們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預期的社會中，國家的強制力可以降低到最低限度。在殯葬改革中也是一樣的，除非能得到某種功能上的替代品，中國人也不會放棄這些習慣、慣例，而除了立法或移植的法律能與傳統習慣慣例之間有某種兼容，這些法律就無法在功能上逐步替代傳統的習慣和慣例。有人提出“國家法規為什么執意取代傳統的習俗，當國家法規與傳統的習俗相沖突的時候，人們將作出怎樣的行為選擇，為什么作出這樣的行為選擇，人們的行為是否達到了國家法律的預期。”法律法規規定與民俗沖突時，應充分尊重民俗。當代西方許多法社會學家通過考察法與習俗的關系,也得出“法不能改變習慣”,“法必須與習慣相適應”的結論，“這是當代許多法社會學家的基本命題”。而且世界各國法制史上的一些例證也表明了法與習慣的這種關系,即如果法律違背了習慣,這種法律注定是要失敗的。大部分地區依據自己對殯葬制度的理解與一些殯葬習俗進行對抗，明確強制禁止，這勢必會造成民眾的反抗，許多民眾寧愿規避法律，也要維護自己的殯葬民俗。那么所謂的殯葬改革成效又體現在哪里？

為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1.推行殯葬改革，抓住民生。江西省贛州市的惠民政策是值得借鑒和推廣的，將殯葬改革作為民生工程、和諧工程，改革有力度、有深度、有廣度。認真落實惠民政策、綠色殯葬、殯葬服務標準化。

2.改變民俗禁忌，穩中求進。我國歷經二千年的封建社會，封建傳統習俗以及封建糟粕都深入人心，尤其對殯葬禁忌更是看重，短時間內要求人們擯棄糟粕，推行火葬，效果可能不盡如人意。所以我們可以加強科學知識宣傳，提供專業心理人員進行開導與講解，由民俗專家對一些民俗禁忌的來源進行解說，以便人們從科學角度重新認識傳統的殯葬習俗。

3.加快立法進程，尊重民俗。新加坡的殯葬管理模式對我國的殯葬改革的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前文對長株潭地區推行火葬區的村民認為如果政府出臺一系列的惠民政策，讓村民切實感覺火葬要比土葬更加實惠。但在強制火葬和推行火葬在執行上都應注意要尊重民俗，以人性化的提倡為主，以強制性為輔，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的立法精神。在新的殯葬立法中可以明確社會福利、心理服務機構，以及殯葬服務設立明確的標準，讓人們有法可依。

為了建立一個健康文明的綠色殯葬，需要法律定下的框架，更需要政府和立法者本著以人為本的觀念，來達到真正意義上的供需平衡。

[參考文獻]

[1]郭興華,韓恒.對一起喪葬事件的法社會學分析[j].學海.2003.(01).

[2]斯蒂芬·雷諾、鮑勃·伍利、湯姆·伍利.似乎如此！[m].第124頁.

[3]朱景文.現代西方法社會學[m].法律出版社,1994 .

[作者簡介]王連雲、郭曉峰、蒲永晨、李東升，湘潭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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