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社會，接觸并使用報告的人越來越多，不同的報告內容同樣也是不同的。優秀的報告都具備一些什么特點呢？又該怎么寫呢？下面我給大家整理了一些優秀的報告范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吧。
推薦中國近代史蔣廷黻讀書報告簡短一
李大釗說過：“研究歷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個時代正在生長成熟、正在尋求聰明而且感奮的對于人生的大觀的征兆。這種智力的老成，并于奮勇冒險的精神，不但未有以消阻，而且反有以增進。”他認為，“立在過去的世界上，尋出來的新世界，是真的，實的，腳踏實地可以達到的”。他把歷史比作“時”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來的一座高樓，登之愈高，無限的未來世界，才能看得愈加清楚。視野開闊，不拘泥于舊有成果和正統表述，另辟蹊徑，透過現象尋找更符合邏輯的真由，更是這本書的亮點。
從漫長的封建社會開始舊世界、土地私有和買賣、官僚政治、宗族、儒學。這些都可從書中分析出來，可以更加真實的體驗當時的社會情況。試想一下，如果將你拋到當時的封建社會時期，你將怎么辦？如同他人一般，茍且一輩子？在地主壓迫下過活一輩子？大楷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再到東方、西方，由盛轉衰的清王朝，炮口下的震撼。東西對視，隔霧看花。東方之神秘，西方之奇異。每一個觀點都是貼切的描述，當時的東西方貿易的交流，鄭和下西洋國力的展現，體現出的是中國的強大，中國文化的底蘊。然而一個閉關鎖國，鎖的不是對外交通和貿易，鎖的不是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鎖的是民族的狹隘，鎖的是民族的愚昧。閉關鎖國迎來的是外國人的鴉片破口。大量的白銀外流，導致銀貴錢賤。國內形勢惡劣，煙民眾多，殘害身體，泯滅良知。在清王朝的腐敗之下，民眾的墮落面前，外國的武力徹徹底底使得當時的清王朝根基動搖。各種不平等條約和外來貿易的沖擊，幾千年來的社會體制和經濟體制被逐步侵蝕。半封建半殖民，這是一個讓人民深思的問題。我認為正是在這種體制和經濟下，人民得以覺醒，才會掙扎，才會反抗，更讓人反思。
恩格斯說過：“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國進入了掙扎的階段。國內的政局也出現不穩定的因素，太平天國起義。太平天國以宗教為旗幟，創造了宗法大家庭。在定都南京后達于極盛，由此產生的軍事和經濟形勢，牽制了太平的兵鋒，迫使他收斂金田起義以來的席卷之勢，農民戰爭巨流一下子匯成一片淺灘圍繞著南京。
后來清王朝的自強與求富。于是，洋務民用企業出現，如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湖北織布句等。然而，洋務運動只是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步，一小步，比之西歐各國階級革命完成之后實現的產業革命，正如陳先生所言，洋務運動更像是在缺乏產業革命條件的情況下出現的產業革命奇跡。它因模仿一部分西方器物而異于傳統，又因其主事者以新衛舊的本來意愿而難以掙脫傳統。結果是“東一塊西一塊的進步。零零碎碎的。是零買的，不是批發的”。中國社會從中世紀到近代的最初一小步實始于這種支離斑駁之中。可能正是這種非體系化，片面的對西方的解讀使得清政府當時不能擺脫西方列強的壓迫，然而細細想來這又是必然的結果，沒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循序漸進的變革改良才是普遍狀況。
“中等階層”出身的革命派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國的事。在清政府推翻之后，深厚的傳統惰性不僅使革命最終無法前進，還造成了軍閥割據。同時由洋務派和維新派融合變化而成的保皇派和同樣出現倒退變化的革命派都作出了站在自己立場的舉動急速新陳代謝的近代化的中國社會正在憑借自身的歷史走向進行著選擇。
就是在這樣循序漸進，由“器物—制度—文化”的逐層深入，中國由封建走向新時代。陳先生全書用詞極為思辨而富有哲思，發人深省，也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歷史發展的規律，所有改革或革命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漸進的。我們需要尊重客觀規律，在客觀歷史規律的指導下思考問題。
推薦中國近代史蔣廷黻讀書報告簡短二
《重說中國近代史》是北大政治學教授張鳴老師所著。張鳴老師常常在各大網站以及報刊上發表一些新聞評論。其新聞評論語言犀利、視角獨特，再加上本人具有豐富的文史知識功底，讀其作品不只是學習他的觀點，更是學習一些文史知識。當然，這本著作與新聞評論并不是一回事，但多少也保留了張鳴老師新聞評論的某些特點。
具體的說，這本著作有三處與官方不同：
其一，這本書對好多近代歷史事件的評價與官方評價存在極大區別。比如，官方認為義和團運動是在特殊歷史背景之下，農民階級為了挽救民族危機而發起的愛國運動。可是，張鳴老師在文中結合大量史實得出的結論則是，這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一次政治冒險。
其二，這本書羅列了大量不為人之的史實。我們依然以義和團運動為例。官方對這段歷史的記述重點是義和團如何抵抗八國聯軍，對義和團給社會造成的破壞鮮有詳細的記載。張鳴老師卻根據大量不為人知的史實，把義和團給社會造成的社會破壞做了詳盡的羅列。
其三，這本書能夠盡力立足于當時的時代背景去評說歷史人物的對錯。其實，這一點對于研究歷史的人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好多研究歷史的人，習慣用后人的視角去評說已經遠去的歷史。結果，歷史反而成了“借古喻今”的題材，而要保證歷史結論的客觀公正真是難上加難。
當然，這部書最大的價值，不在于它能顛覆官方對近代史的諸多論斷，而在于它能以新穎的表述改變人們對近代史的諸多誤解，讓人們能夠帶著懷疑去讀我們的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