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后感是我們對書中人物、情節和主題的思考和感悟，能夠提升我們的思維能力和文學鑒賞能力。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一些感人的讀后感作品，希望能夠喚起大家的共鳴。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一

《史記》是我國最早的紀傳體通史，《史記》這本書人物立體，情節生動，便于我們深刻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文明，使我們逐步增強愛國意識。你是否在找正準備撰寫“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600字”，下面小編收集了相關的素材，供大家寫文參考！

《史記》是由司馬遷撰寫的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自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

看完《史記》就仿佛看了一步宏偉的歷史巨片，深深的被其中的人物所吸引了，也在不知不覺中也增長了必要的歷史知識，豐富了頭腦，不愧是被魯迅先生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為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所著。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余字，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完成了中國第一部，也是最為的紀傳體通史。

《史記》思想深邃、氣勢開闊、筆力雄放，對后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通史方法為歷代”正史“開創先河。其豐富的藝術價值被古代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所傳承并不斷發展。從魯迅”史學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高度評價中就可看出它對后世的影響。

讀《史記》，使我認識了四面楚歌中，烏江自刎的項羽;生靈涂炭中，起兵反秦的陳勝吳廣;緊急危難中，智勇雙全的藺相如;流亡在外，卻終登皇位的重耳……歷史風云，世間百態，一次次震撼著我的心靈，其中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最為引人深思。

史記這本書是西漢時期歷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寫的。他把從黃帝到漢武帝這三千年間所發生的著名事件，以前的故事仿佛又再現了。這里記載了歷史上著名的“鴻門宴”。說得是沛公劉邦和張良到鴻門拜見項羽，項羽在這兒款待了他們。范增幾次向項羽使眼色，可項羽并沒有理睬。沒辦法，范增只好讓項莊進去舞劍，乘機把沛公給殺了。張良看后，知道情況有變，馬上叫馭手告訴項羽。劉邦假裝上廁所，趁機逃跑。正是因為項羽放走了劉邦，不然，誰會跟他搶。

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侯，吃盡了苦頭。原來，他曾為一位將軍求情，從而的罪了漢武帝，入獄受了苦刑，但他為了完成父親的遺愿，活下來，寫史記。司馬遷堅持不懈、矢志不俞地精神值得我們去學習。這本書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也讓我們明白了許道理，看出人物的性格，如：《堯舜禪讓》可以看出大堯品格端正，為了找繼承帝位的合適人選，并沒有讓自己的兒子丹朱繼位，而是讓品行高尚寬厚仁愛的舜繼位。

讀了《史記》，我最深的感觸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在這些真實發生過的歷史故事里，令我印象最深刻有幾個。

一個是暴君商紂王，他雖然擁有好的口才，但他把這個才能用于拒絕大臣的進諫，他有強壯的身體，但他把這些力量都用于狩獵、玩樂之中，讀到這，我的心隱隱刺痛，為商朝感到悲哀，明明商紂王有這么好的資本，完全可以好好地治理國家，讓國力越來越強大。最令我吃驚的是，當忠臣比干勸說他的時候，他卻“靈機”一動，想出一個“好”主意，他對比干說：“我聽說圣人的心有七個孔，難道你是圣人么?我要看看你的心有幾個孔!”說著，他就拔出劍，剖開了比干的胸膛，把比干的心臟當著眾臣的面挖了出來!讀到這一段的時候，我對商紂王如此暴虐的行為深惡痛絕，可以想象，當時的百姓多么痛恨這個商紂王。當周國的首領—周武王和紂王交戰時，紂王的百姓、奴隸們竟然發過來攻打商紂王。結果當然不用說了，周武王贏得了民心，大勝而歸。這個故事生動形象地說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道理!

《史記》的第四十二章也講述了類似的道理，鄭國的國君與妻子姜氏生下了兩個兒子，但姜氏偏愛二兒子，厭惡大兒子，因為她生大兒子時難產。當長子生繼太子位時，姜氏就不高興，她想讓二兒子段繼位，于是在生登基時強迫生把京邑封給段，然后，讓段在京邑暗中操練兵馬，然而這一切長子生都看在眼中，但他不動聲色。段聽說他沒反應，便進一步與母親商量他篡位的奸計，準備內外呼應。讀到這，我的心不由緊縮，生怕二兒子段會得逞。結果并非如此，生在段攻打京城時，拿出最精銳的兵馬和段決一死戰，結果生大勝。段的荒淫無度使百姓非常厭惡他，所以最終生保住了王位!

《史記》中類似的歷史事件很多，他們都讓我領悟到一個真理：正義永遠能戰勝邪惡，得民心者得天下!

《大禹治水》這一篇講的是：在堯執政時，很多地方都發了大水，老百姓生命、財產沒有保障。堯派鯀娶治水，一直到堯逝世都沒有治好水，舜執政以后，便派鯀的兒子去治水，他到了水災嚴重的地方調查，研究水的規律與流向，禹帶領老百姓日夜開鑿河道，帶著測量工具出發了。一天，禹剛好遇到了自己的家，他剛想走進家里跟他妻子聊天，就擔心地說：“我還沒有治好水呢!”他看了一眼，就走了。為了治水禹三過家門而不入，黃河上游有座龍門山，山很大，擋住了黃河水的去路，禹想：“要把黃河的水引入大海，必須鑿開龍門山，可這工程量很大!”禹帶領大家，用原始的工具在龍門山開山劈嶺，最后治好了水，禹和大家歡呼起來!

《紂王失天下》這一篇講的是：殷商的最后一個首領叫紂王，他養了很多飛禽走獸，紂王整天吃喝玩樂，不理朝政。百姓生活痛苦，罵他昏君，誰反對紂王統治，紂王就施以重刑，把他們綁在燒紅的銅管上。姬昌、九候和鄂候是紂王手下的三個部落首領，九候知道紂王喜歡美女，就將美女送去。美女不笑，被紂王殺掉。紂王還下令將九候殺了。鄂候勸紂王，紂王又將鄂候殺了。姬昌最后也被殺了。紂王臨時抽調奴隸匆忙應戰。戰場上奴隸倒戈幫助周武王攻打紂王。紂王大敗，只好自焚。

通過看這本書，我知道了很多成語，我一般般喜歡這本書，因為有些詞語還不是很明白。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二

《貨殖列傳》是司馬遷為先秦和西漢前期著名的工商業者所立的類傳，分析了工商業的發展狀況，記述了各地經濟貿易特點，介紹了著名商人的事跡，闡明了作者的經濟觀點。《貨殖列傳》雖然排在《史記》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業在那個時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業在國計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確指出了人們追求財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勢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間隱藏著諸多迄今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夠帶給我們重要的啟發，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文章開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烏托邦式的陳舊觀念，已經成為“涂民耳目”、“幾無行矣”的陳腐理論。“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于各地物產不同，社會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須“商而通之”、“商不出則三寶絕”，商業“上則富國，下則富家”，直截了當地指出了商業的重要性。

文章不僅用常見的經濟現象揭示出一般的經濟規律，“原大則饒，原小則鮮”、“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確指出，經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業，“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還贊揚了棄官經商的人，稱其為“賢人”，“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給予商人應有的社會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較大篇幅、用贊賞的口氣介紹了范蠡、子贛等人的事跡。范蠡幫助勾踐復仇之后，明智地選擇歸隱經商，“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此所謂富好而行其德者也”。子贛“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在孔門弟子中“最為饒益”，不僅自己“結駟連騎”、與國君分庭抗禮，受人尊重，而且對孔子揚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幫助，屬于“得勢而益彰者”。范蠡、子贛均為當時代的精英，在從政、做學問上均有較大成就和建樹，兩人又同為商界成功人士，在歷史上樹立起了儒商典范，成為此后我國商界的楷模和榜樣。

司馬遷寫作《貨殖列傳》，距今已經2100多年，但文章中體現的商業思想和基本原則，大部分是正確的。現代商家如果認真體會和靈活運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準確研判市場。計然是春秋戰國時越國的謀臣，又是一名經濟學家、商界理論家。據說，勾踐成功復國、范蠡成功經商都是在計然的理論指導下實現的。《貨殖列傳》大幅引用計然的話，說明審時度勢、研判市場的重要性。“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一個成功的商業企業，既要深入調查研究，把握經濟大勢，掌握行業供求信息，又要系統思考，迅速反應，果斷采取行動，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潤。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后，論述道：“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人富而仁義附焉”，多處論及財富的重要性。文章講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動各行各業發展的動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從“壯士在軍”、“趙女鄭姬”，到“弋射漁獵”、“醫方諸食技術之人”，“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余力而讓財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當性。作者褒揚了從管仲到曹邴氏等人發家致富的行為。認為管仲在整頓經濟秩序，幫助齊國復興、齊王稱霸的同時，自己發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現。魯人曹邴氏“富至巨萬”，仍然“父兄子孫約”，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規，也是受人稱道，值得世人學習的。

三要勤勞節儉，薄利多銷。文中論及商道時，認為勤勞治富是正確道路。一方面講到，“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贊賞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的行為，也肯定了郅氏、濁氏依靠磨刀、賣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勞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強調“廉賈歸富”，清廉、不貪一時之利的商人，終歸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貨物滯銷，資金周轉不靈，所得利潤僅為十分之三。薄利多銷的商人，財物流通無滯，所得利潤可達十分之五。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們學習領會和借鑒實踐。

《貨殖列傳》是一篇傳記，但仔細閱讀后，能夠體會出不少與現代商業理論相一致的觀點，對現代商業管理管理具有指導意義。

一要加強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諺語述及控制運輸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多處講到各地風土人情、物產分布、交通情況，都是在提醒世人，運輸成本是影響商品價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講到“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講到“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牽涉到庫存和資金管理問題。在講述經商致富案例時，講到一個名叫刀間的商人，特別偏愛收留、使用“奴虜”，“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于依靠這些人的力量發家致富，財產多達數千萬。這實際上是一個使用廉價勞動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問題。

二是承認資本經營的合法性。《貨殖列傳》記述的是秦和西漢前期工商業者的事跡。那個時代，多數上層人家是依靠官職俸祿或爵位封地顯貴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過工商業積累資本、發家致富，從而躋身上流社會的。作者給這樣的人家起了個名，叫“素封”。說，“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文章不僅認可資本經營，而且肯定了巴郡一個叫“清”的寡婦繼承和享用祖上遺產的合法性，指出貨幣資金的重要性，講到了“財幣欲其行如流水”、錢能生錢等道理。

三要重視“實體經濟”。由于歷史原因，我國社會長期崇尚以農為本，認為依靠農業生產致富為上等，依靠工商業致富為次等。我們不能奢望《貨殖列傳》在這方面有歷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時代的農業比作現時代的“實體經濟”，同樣有所啟發。文中講了一個有意思的案例。楚漢相爭之際，宣曲一個姓任的富人，準確判斷戰爭將會造成土地荒蕪、糧食漲價的形勢，在別人爭奪金銀珠寶的時候，他用地窖儲存糧食，然后高價賣出，發了大財。經商發財之后，“富人爭奢侈”，而任氏不僅“折節為儉，力田畜”，而且在購置田、畜的時候，“獨取貴善”，結果任家“富者數世”。任氏“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在經商致富之后，用農耕本業------彼時代的“實體經濟”保家守財，成為民間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揚。

五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貨殖列傳》，值得細讀。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三

近年來，有很多經濟學家以及歷史學家，都以為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里，早已提出市場經濟的思想。對這種說法，也有某些學者持反對態度。他們反對的理由很簡單，即如果真是如此，那為什么沒有被歷朝所用？其實，現在有很多學科都在談論此類問題，以為現在一些思想，在古代早已有之，或西方某某科技（如計算機）在中國古代（《周易》）亦早已有之。這些說法極力膨脹傳統文化的作用，既缺乏理論根據，也是夸大其詞。我們應該以歷史的發展觀點，對前人的思想作出科學的解釋。比如說，在《史記·貨殖列傳》里，隱含著某種類似于現在的市場經濟理論的思想，但決不能說市場經濟理論就是《史記·貨殖列傳》的翻版。下面，我想從歷史的發展觀點來談談《史記·貨殖列傳》里所包含的經濟思想。

在《貨殖列傳》里，處處表現出一種自然合理的思想。即一切商賈之事，都是必定要發生的，不論哪個時代，哪個地方，甚至哪個人。這是極其自然的，好象人要吃飯、睡覺一樣。古書有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財富身安使人懂禮節知榮辱，這是社會安定以及人們生活的基本條件。司馬遷說："故君子富，還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言非空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象之侯，百室之言，尚尤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只有人民富了，才始有安居樂業可言。人民深懂此理，且這也是千百年來的真理。所以，一切商賈之事，本來就很自然，也很合理。是社會、生活得以正常運轉的必定之事。

但是，這些商賈之事的分布又有其自身的理由所在。比如，每個地方生產自己地方特有的產品，地方與地方之間再進而相互交易，形成自由流通，使人民的生活各有所需、需而有得。故司馬遷說："夫山西饒材-----山東多魚----則千里往往出山基置——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出之，商而通之。"因此，每個人只有把自己應該做的事做好了，同時也就會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司馬遷說："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附，而自然之驗邪？"人在自己的行內，做自己行內的事，并且應該努力去做好。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使別人能得到你的東西，而別人同樣也要做他應該做的事，你要就可以從他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東西。

如此循環、相交，在社會上就形成了一種經濟活動。這樣的經濟活動的前提是，每個個體必須是自由的、獨立的活動，發揮本行內事是他的職責，如果不能做好行內事，那是他的失責；同時，社會上的每一種有關經濟的活動，必定是相互之間發生密切聯系的，他們互不干涉，但又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種經濟活動，否則就會引起某種不協調，更甚導致社會的動蕩不安。

從上述的論述里，我們也不難發現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已隱約露出有關"經濟"的思想。但畢竟不能與現在的"市場經濟"理論完全等同。但是他強調各種商賈的分布合理，以及自由往來的交易，與商人的獨立自主、互不相干，且必須做好分內之事的論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與現在的"市場經濟"理論有著相似的一面。因此，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關系。因為，那時的有關"商賈"活動，只是被作為社會以及生活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活動，從實際的生活中得到某些經驗性的總結。此與上升為理論的"市場經濟"是不一樣的，并且當時的這些思想最多也還只是一種初期的萌芽狀態。因此，我們在看待古代思想時，必須要持一種歷史的發展觀點。這樣，才能正確地看待歷史中所發生的事。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四

《史記》七十二列傳，故事性較強，人物形象頗為豐滿。或正或邪，或貴或賤。都彰顯得淋漓盡致，閱讀過程中我們會為豫讓聶政的剛烈而感染，我們也會為屈原賈誼空有高才而不得其主的郁郁而哀嘆。

列傳第六《伍子胥列傳》中彌漫著一股蒙冤與復仇的血腥味，在血淚糾纏之中。仇恨可以顛覆一個國家，也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于是身懷家仇的伍子胥英雄末路，不惜與故國反目，銳意攻伐、鞭尸楚平。這種被認為“倒行逆施，以下犯上”的舉動是后世所謂正統史學所不敢記載的，然而忍辱負重以報仇的事跡在《史記》里并不少見，越王勾踐臥薪嘗膽便是一例，無論國仇家仇，有仇必報，在司馬遷看來，似乎就是常理。而太史公在《伍子胥列傳》中，毫不掩飾對伍子胥的偏愛，對伍子胥棄國投吳，替父兄報仇表示肯定和認同，贊美之詞溢于言表：“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且不能行之于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于后世。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雖然，《史記》載伍子胥曾“掘平王墓，出其戶，鞭之三百”，“獻專諸刺殺吳王到踏上進身之階”，“編兵士為吳王殉以鞏固既得利益”等行為，但即使將他的所有缺陷表現出來，也不能否認他是一位世俗英雄。

司馬遷作為一個“刀鋸之余”同于宦豎的身份，為編寫史記，不辭勞苦，將旁人的冷眼置之不顧，這與伍子胥暫忍失父兄之痛，為躲避追殺而四處逃亡，處心積慮要實現為父兄報仇的人生理想同樣可歌可泣。在伍子胥剛毅不屈、百折不撓的品性上，太史公或許看到了自己的某些影子，才會對伍子胥頗為偏愛吧。從這點來說，司馬遷寫伍子胥，可謂“以他人酒杯，澆自己心中塊壘”。

伍子胥的一生是坎坷的，面對父兄慘死，被迫逃離楚國，輾轉在晉、宋、鄭、吳等國之間，期間數度受窘，吹簫乞市。借吳國之力復仇楚國，奈何復仇的代價卻是使楚國百姓飽受戰爭的磨難，更使他有家難回，無顏面對故土，只得叛逃吳國。竭忠盡智輔佐兩代君王，奠定吳國霸主地位，可惜吳王夫差心無大志，聽信讒言，伍子胥忠而見嫉，“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最終還是沒逃脫功臣宿命，他的.死也給后人留下無限感慨。

讀完《伍子胥列傳》，我為伍子胥的政治遠見、敢作敢當所傾倒。他有血有淚、恩怨分明，是個鐵血男兒。當他隱忍多年終于攻克郢都以報殺父之仇時，挖平王墓鞭尸的瘋狂行為，正是復仇火焰突然迸發出來的烈火般的感情，讀起來另人為之感慨!“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而當他隱辱多年只為了找仇人報仇時，竟得知仇人已死，憤怒之情油然而生，這也是古代江湖俠義人士的情懷。

伍子胥能夠成功，也是得到許多人的幫助，但他并沒有過河拆橋，反而心存感激，倉皇出逃蒙漁夫渡之過河后，他將自己唯一的寶劍贈予漁父報恩，獻專諸刺殺吳王時內心的抉擇憂悶以及事后對專諸子女的重用都讓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伍子胥的人生經歷完全夠得上孟夫子的這段論調。

伍子胥一生坎坷，多災多難，但并不影響他成就大事業，揚名于后世。在我看來，有兩點重要原因，一是他的頑強意志力，二是他的高度忠誠。

伍子胥黑白分明，他代表的是中華傳統上的一股新文化，他的忠誠與意志力使他在群雄蜂起，諸侯爭霸的動蕩時期脫穎而出，他的逆流而上和受挫不餒的精神，更是成為了那些暫時處于劣勢的群體和個人奮進的動力。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五

商人，在中國古代常常是被壓制、歧視的一個階層。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士大夫以道德君子自居，對商人不屑一顧。司馬遷卻能給他們列傳，肯定他們對社會的貢獻，贊賞他們的才智。更難能可貴的是，司馬遷對人的逐利之心給與肯定，認為這是人的天性。春秋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社會風氣寬容、自由、開放。所以能培育出司馬遷這樣自由的思想家。

《貨值列傳》的一開篇，司馬遷就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話：”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明顯，司馬遷是反對老子的觀點的。他說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司馬遷說的還算客氣。我倒覺得這是一種愚民的政策。至于其中的”鄰國相關，老死不相往來“，讓人想起了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清朝有康乾盛世，社會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滿足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排斥外界、自我封閉，施行”閉關鎖國“，帶來了嚴重的惡果。

第二段中，司馬遷講述了人的各種欲望。并表示道德教化是不能壓制人的欲望的。所以，司馬遷主張順其自然。司馬遷認為”最高明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誘導他們，再其次是教育他們，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來）束縛他們，最愚蠢的辦法是與百姓爭利。“可惜，后來的統治者，采用的都是下策。比如重視道德教化、用典章制度束縛民眾等。各種道德、各種規章制度束縛了人的思想，使得社會長期停滯不前，以致于最后遠遠的落后于西方。

司馬遷說，”人們各自以自己的才能來行事，竭盡自己的力量，以此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價格低廉，商人就會把商品銷售到可以貴賣的地方；物品價格昂貴，商人就會從價格低廉的地方運來銷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們的本業，樂于從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處流，日日夜夜而永無休止，他們不待召喚自己就趕來，物產不須征求而百姓們自己就生產出來。“這其實是在論述”市場“這一無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就能了解”市場“的作用，并具備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思維，實在是讓人吃驚。

司馬遷對于人的逐利之心，給與了肯定。他說：”求富，是人們的本性，用不著學習，就都會去追求。“對這種逐利天性的肯定，具有巨大的意義。《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認為，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夠極大的促進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繁榮。可惜后世的中國越來越重視道德教化，輕視人的逐利之心。

司馬遷后來遭遇凄慘，被漢武帝處以宮刑。這是一位專制獨裁君主對一位自由思想家的殘酷迫害。漢武帝這樣的獨裁君主，最熱衷的是權力，最痛恨的是自由。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置內朝，收回大臣權力。這些專制君王對思想的控制、對絕對權力的追求，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而司馬遷這樣的自由思想家，是中國最寶貴的財富。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六

細考歷史，不難發現，用小說筆法寫史的做法是有其緣由的。中國人注重文獻的積累及傳承，但在漢代，統治者似乎還沒有意識到編修國史的重要性，因此并未設立專職的史官，也沒有“修史”這一概念。在當時，太史令這個官職的功能，與后代的史官不完全一樣，“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報任少卿書》)，地位不高。而《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后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歷。凡歲將終，奏新年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據此可知，在漢代，太史令只不過是個六百石的小官，主要職責是主管天文歷法和祭祀，掌管資料，記載朝廷大事，官方并未賦予其修撰史書的責任。

在東漢，班固因在家私修《漢書》而下獄，隨后才是“奉詔修史”.漢明帝時有大臣進諫，要求設立專職的史官修史，但被明帝拒絕，可知修史之事在東漢時仍未引起朝廷重視。一直到了魏晉時期，朝廷設置著作郎一職，才算是有了正式修史的專職官員。

關于《史記》一書，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說得很清楚：“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又《太史公自序》謂：“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圣君子。”從這兩處自述可知，《史記》在當時并非官書，否則就用不著“藏之名山”了。

正因為這樣，司馬遷的創作態度才更自由，感情才更為奔放。他是帶著充沛的感情去寫史的——《史記》的偉大，有這一方面的原因。其實，這也給了后人一個啟示：“無感情、不學問。”做學問跟寫詩一樣，都需要充沛的感情，才能做好。

以事類入傳，是《史記》的一個做法。《伍子胥列傳》是復仇事跡的匯集，里面的每一個人物都灌注了司馬遷的感情。他將各種各樣的“仇”組合到這個傳里去——伍子胥報家仇，夫差報父仇，伯嚭報祖仇，申包胥報君仇，勾踐報己仇，白公報父仇。其中“白公報父仇”事發在伍子胥死后，與伍子胥沒有多大關系，但仍被司馬遷列入此傳。

如此多報仇之事合在一起，“復仇”之意貫穿全篇，意在昭示“報仇”是基于人性的合理行為。古人極重人倫，認為那些破壞人倫的人，一定要受到懲罰。我們可以看到，《春秋》贊同復仇，《禮記》明言“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大戴禮記》認為“朋友之仇，不與聚鄉;族人之仇，不與聚鄰”.今人讀史，不能輕率地用今天的法治思想去苛責古人。

司馬遷對伍子胥的褒揚，在寫伍子胥的兩處說話上，很容易就使人察覺到。一處是他與哥哥伍尚說的那一番話：“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后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另一處是伍子胥將楚平王鞭尸三百之后，回應申包胥的詰難：“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兩段敘述，都有“代言”之疑，但讓人對伍子胥自然而生“了解之同情”:前者刻畫伍子胥的明智及堅忍，后者贊許伍子胥的坦蕩。

忍辱負重、堅貞不屈，何嘗不是司馬遷的品格?

“代言”這一做法，也有其歷史原因。唐代設立國史館，皇家修史制度在法理上確立，修史的人必須遵從朝廷的意志，并且按照嚴格的程式進行。具體的做法表現為對文本的依賴增加，而對口述材料的引用減少，大段描寫人物對話的情景也開始變得稀少。然而，人物對話的情況，在“前四史”當中是很常見的。這是因為司馬遷等人在修史的過程中，占有資料的難度要大于后世，尤其是在西漢，其時普遍的文字載體還是竹簡，真正廉價實用的紙張尚未問世，雕版印刷術更未產生。因此，即使有文獻存在，也難以搜集、保存。

在資料匱乏的前提下，史書中出現涉及秘密的人物對話，也可說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假如沒有了這些對話，那么《史記》就會是第二部《春秋》：晦澀簡約。學問的發展，其形式一定會有所變化。《春秋》固然卓越，但司馬遷不可能再用《春秋》筆法去修史，因為天下遭逢連年兵燹之后，古道變得幽微起來。而以周公、孔子自任的司馬遷需要闡發古人的思想、暢論自己的見解。在這個時候，《春秋》那種不溫不火、內斂無華的筆法，就顯得無法完成這一使命。因此，《史記》摻入小說筆法、行文夾雜時語，就成了一種權變。

只有懂得經權互濟之人，才能超越他的時代。孔子如是，司馬遷也如是。

雄奇的文字橫絕百代，這就是司馬遷的業績。客觀來講，“二十四史”愈往后便愈追求嚴謹，但后期的史書，在價值上無法與《史記》、《漢書》相提并論，這與其文采的匱乏息息相關。

對于《伍子胥列傳》，若用一言以蔽之，可說成是：“棄小義，雪大恥。”此語見于太史公在篇末對伍子胥的評語。可以這樣說，整篇《伍子胥列傳》都是在為這句話作注腳。而通過這個注腳，很容易發現作者在描寫屈原、項羽、韓信、賈誼等優秀人物時，都體現了一種悲憫的情懷。不止如此，即使是小人物或者被定論了的負面角色，只要其人有一絲高貴之處，司馬遷也會寄予同情，甚至不惜筆墨為之揄揚。

書以人傳，《史記》正因為司馬遷的這種悲憫情懷而偉大，它閃耀著作者對高尚人格的追求之光，成為中國人的一個精神符號。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七

中華民族幾千年積累下來的商業文化可謂是博大精深，在悠久的商業歷史中逐漸培育出了商人自有的經營謀略，而這些經營謀略同樣適用于當代的各種商業經營者。

（一）、知地取勝，擇地生財。

兵法有云：地形，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可見，地形是決定作戰勝敗的一大關鍵，作為一名領兵作戰的將領，必須深諳此道。古有云商場如戰場，商場上的經營者就如同指揮千軍萬馬的將帥，智慧的將帥往往能抓住有利時機，占據有利地形，最終取得戰爭的勝利。

作為春秋戰國時期大謀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諳此道。他以謀略家的眼光，認為陶地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是理想的貨物貿易之地，所以把陶地作為營銷點，果然，十九年間他三致千金，成為市賈。陶朱公的美名也由此而飲譽古今，留名青史。

《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載，秦國滅了趙國之后實行了移民政策，當時有許多人賄賂官吏，不愿搬遷，要求留在原地，唯獨富商卓氏要求遷往較遠的紋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民風淳厚，居民熱衷于買賣，商業易于發展。幾年后，卓氏成了遠近聞名的世富。這種不惟任時，且為擇地的觀念已為后世商人所接受，并有了較好的發展。

（二）、時賤而買，時貴而賣。

魏文侯時，國人注重農耕，而白圭卻樂于觀時而變。糧食豐收時他買進谷物，賣出白漆，待蠶絲上市時他就大量收購蠶絲，售出糧食。他曾說：”我做買賣，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樣有謀略，如孫臏和吳起那樣善于判斷，還能像商鞅變法那樣說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隨機應變，其勇敢不能當機立斷，其仁愛不能恰當地取舍，其倔強不能堅持原則。所以這種人跟我學經營之道，我也不會教他的。“這段話，把他掌握賤買貴賣時機的”時斷“與”智斷“闡述得淋漓盡致。白圭的經商原則和經驗，都被后世商人所稱道。他憑著自己的這套經營謀略，精心經營，以至家累千金。

（三）、見端知未，預測生財。

春秋時期的越王勾踐，為雪亡國之恥，終日臥薪嘗膽，勵精圖治，當得知吳國大旱，遂大量收購吳國糧食。第二年，吳國糧食奇缺，民不聊生，饑民食不裹腹，怨聲載道，越國趁機起兵滅了吳國。苦心人，天不負。越王終成霸業，躋身春秋五霸之列。這里越王勾踐作的是一樁大買賣，他發的財不是金銀財寶，而是一個國家和稱雄天下的霸業，是商賈之道在政治上運用的成功典范。

《夷堅志》載，宋朝年間，有一次臨安城失火，殃及魚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鋪也隨之起火，但是他沒有去救火，而是帶上銀兩，網羅人力出城采購竹木磚瓦等建筑材料。火災過后，百廢待興，市場上建房材料熱銷缺貨，此時，裴氏商人趁機大發其財，賺的錢數十倍于店鋪所值之錢，同時也滿足了市場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窺豹，略見一斑，敏銳的觀察力和準確的判斷力是經商者財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經商者必備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銷，無敢居貴。

我們在曼昆所著的《經濟學原理》中有學到，當需求曲線富有彈性時，價格下降，總收益增加，則富有彈性的商品可以薄利多銷。

先秦大商理論家計然認為，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主張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司馬遷說過：貪買三元，廉買五元，就是說貪圖重利的商人只能獲利30％，而薄利多銷的商人卻可獲利50％。

漢高祖劉幫的謀士張良，早年從師黃石公時，白天給人賣剪刀，晚上回來讀書，后來他覺得讀書時間不夠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價錢不變，中等的在原價的基礎上少一文錢，下等的少兩文錢。結果，只用了半天的時間，賣出剪刀的數量比平日多了兩倍，賺得錢比往日多了一倍，讀書的時間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間有句諺語：張良賣剪刀——貴賤一樣貨。

由此看來，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業，而財貨也沒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領的人就能夠集聚財貨，沒有本領的人則會破敗家財。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八

太史公作《貨殖列傳》，不拘泥于時，駁斥儒道兩大家有關經濟問題的觀點，大膽提出人類追求財富的合理性，字字鏗鏘，擲地有聲。“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無論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實現的基礎，財富，在很多時候就是我們人生的資本。

自從商業產生以后，貧富差距漸漸出現，同時因為有了差距，便生出許許多多的社會矛盾與沖突。作為以農為本的國家，古代中國一直到了清朝還在壓制商業活動，商人們承受著來自朝廷和社會各個方面的阻撓與壓力，可以說，一個成功的商人的創業歷程真的是步履維艱。士農工商中，商為最下等，其實各個階級都要養家糊口掙取銀錢，只是收獲渠道不同，收獲數量也不等。皇家貴族子弟生下來過的就是錦衣玉食的生活，雙手不沾一點腥土，整天跟著先生念叨仁義禮智信，之乎者也，修身養性治國平天下。每每這些“貴人”不開心的時候，一個巴掌掄過去，挨打的小奴仆低頭含淚，以頭搶地，可憐兮兮地捂著一邊打紅的臉：“奴才該死！”同是人，貴賤就這么給劃分明了，你，窮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負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煩惱，他們擔心的也許是明天去哪里游玩，應該穿什么樣的衣服，而眾多吃穿無著落的窮人們還在忍受著饑餓侍弄那幾畝租田，用一句俗語來形容就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財大氣粗”也就是這個樣子了，“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九

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至今已經有2100多年了，可仍然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貨殖，即經商，做買賣，靠貿易以生財求利之意。在《史記·貨殖列傳》里，司馬遷詳細地介紹了漢代及其以前有貨殖的種種情況，如商賈怎樣致富，各地有什么貨物，以及經濟狀況怎樣影響人民的生活，形成什么樣的社會風氣等。它是關于古代社會經濟的重要文獻。

本文主要論述了貨殖的重要性及其不得不然的道理。它說明為積累財富而努力發展生產和貿易，對于改善人民生活，形成好的社會風氣和鞏固國家統治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指出不斷發展生產和貿易是符合客觀發展規律的。司馬遷很早就能夠注意社會的經濟生活，并且清楚地認識到發展生產、交換貿易和積累財富等等的重要性，反映了他的卓越的經濟思想，這是十分可貴的，很值得重視。

文章一開頭就否定了老子所設思的理想社會，老子說：“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司馬遷認為：這種理想美好的情形，不能光靠教化，也要靠發展經濟。

人是講利益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你看，大家熱熱鬧鬧地、高高興興地、忙忙碌碌地云集又離散為了什么？還不是實惠。你光空頭政治行嗎？農民種地，人們就有飯吃，工人做工，就會有生產日用品、礦山、鐵路、高樓，商人經商，貨物就流通，市場經濟下，價格自動調節，比如，今年大蒜貴了，明年種蒜的就多，豬肉賤了，喂豬的就少了，南方的菜貴了，其他地方的菜就流向南方。北方的勞動力稀少，勞力就開到北方，并沒有人強迫和組織他們這樣做，這就是司馬遷說的“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文章還談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在這里，司馬遷雖然過分強調了財富對道德的影響，而他的見解也不無道理，有飯吃，生活幸福，出去做盜賊的就少，從小不教育，沒能力撫養，不學好的可能性就大，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如果我們能夠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精神的.需要，加以教育，宣傳道德的榜樣，社會就會長治久安。

文章據事論理，頗能服人；結構謹嚴，層次分明；語言精美，明快暢達，時而援引經典，時而征引民謠，雅俗并用，不僅論理性強，且親切自然，活潑生動，故雖屬說理文章，讀來亦頗覺有味。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

關注某個遇到困難的行業很久了，問了幾個業內人士對于未來的看法，大家都說看不清。凌通基本上認為一個過分困難的行業未來好轉的確定性極大，雖然現在看不出來。我們一直在思考是等有明確的好轉跡象時再參與，還是在沒有好轉跡象時就參與!一直苦思。

最近閱讀了《史記貨殖列傳》，讀后凌通更強烈地認為危機行業的未來是光明的，而且不需要為它的好轉未來找一個具體的理由，由于它處于極端的低迷中，就是它復蘇和好轉的理由，這一思想是在閱讀了《史記貨殖列傳》之后產生的強烈感受。

史記中記錄了古代兩大著名商業家計然和白圭的商業理論和商業活動。“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認為商業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觀察變化和利用變化，他主張利用規律性變化獲利，所謂規律性變化就是不要關注引起變化的具體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變化，白圭提出的“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商業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這里面的規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棄，價格必定就掉下來了，而價格掉下來，就是上漲的理由，上漲的理由具備，上漲就是遲早的事!只要發生大量的拋售，就買入，至于這種拋售是屬于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的呢?還是巨額投資虧損造成的呢?還是原料漲價引起的不關注，只要人棄，我就取。

另一位商業家計然提出貴極則賤，賤極則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價格貴到極點，就會返歸于賤;價格賤到極點，就要返歸于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貴賤變化，這些商業家們并不關注。而我們的投資人則長期沉逆于引起價格變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視了價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漲的理由的規律。

說來說去凌通最想要說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跌多了就是漲，漲多了就是跌這是基本規律。人們都不敢買的時候，都棄之的時候就是最好的買入機會這也是規律。不要尋求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一旦有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實際股票就沒有買入價值了，一旦有上漲的理由的時候，人們就不要拋售了，也就沒有機會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機會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體利多的困難階段下手。同時要理解相信價格的變化總是向反方向變的，上漲總會轉化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會轉化為上漲!

我們如果在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情況下，在大家都瘋狂拋出的情況下買入，一定能買到極好的價格，但是由于沒有具體的利多和上漲的消息，所以買入后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上漲，尋求買入后馬上上漲，永遠不可能買到好價格，甚至永遠也不能掙錢，俗話說的好，財不入急門。在大家都瘋狂拋出的情況下買入，在人人不看好的情況下，買入之后，一定不會很快上漲。買入之后，必定經過一個時間的推移，因為變化是需要時間的!為了明天的上漲而買入，這不客觀，明天與今天的時間差太短，這中間沒有出現較大積極變化的可能，任何一個積極的變化，總是要跨越較長的時間。

在這點上，古代商業家計然和白圭分別提供了更偉大的思想，計然指出：天旱資舟，天澇資車(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才是商業和經營的規律。在古代商業家的眼里，所有的商業行動都是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準備，等待時間的推移，實現收益。白圭則提出，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就出售。谷物成熟時，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兩位商業家都不為明天操心，他們的商業行為都不是為明天掙錢做準備，而是為更長久的未來做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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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一

這一篇寫了五位刺客，分別是曹沫、專諸、豫讓、聶政和刑軻。

曹沫，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魯莊公派他帶兵與齊國戰，屢戰屢敗，連失幾城。曹沫覺得很慚愧，但莊公仍很信任他，“猶復以為將”。齊恒公與魯莊公于柯邑會盟，曹沫趁隙執匕首劫持了齊桓公，齊桓公的左右投鼠忌器，無法近前，問曹沫，你想干嘛，曹沫說：“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這時候其實他說什么齊桓公都會答應吧，只要不殺齊桓公，于是齊桓公答應“盡歸齊之侵地”，曹沫也干脆，齊桓公一答應，他立馬扔掉匕首，回到魯國群臣的位列中，談笑自若。齊桓公心里當然憤怒，回去就想背約，管仲勸他，“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這樣，“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

曹沫很有勇氣，心理素質好，機智。他是本篇介紹的幾個刺客中唯一從刺殺現場平安脫險的幸運兒。

專諸，吳國人。伍子胥了解專諸的能力。伍子胥從楚國逃到吳國后就向吳王僚游說伐楚之利，被公子光否定了，說伍子胥提出伐楚是為報私仇，不是為吳國作想。伍子胥因此推斷公子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這個內事是提公子光有殺吳王僚以自立的圖謀。于是伍子胥把專諸推薦給公子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公子光想殺吳王僚自立是有原因的，因為公子光的父親是吳王諸樊，諸樊的四弟季子札賢，諸樊想把王位傳給他，但季子札堅辭不受，于是諸樊不立太子，將王位傳給其二弟，二弟死了傳三弟，三弟死了準備傳四弟季子札時，季子札跑了，于是吳國人立三弟的兒子為吳王，即吳王僚，這下子諸樊的長子公子光就不樂意了，認為王位應該是他的。他很有耐心，等到吳王僚派其弟領兵攻楚，同時派季子出使晉國以觀諸侯反應，而楚國雖正值國喪，但并不示弱，派兵從背后斷了吳軍退路；這時候公子光認為機會終于來了，就與專諸商量，是出手的時候了。公子光發請帖請吳王僚吃飯，吳王僚也是有防備的，帶了一大批護衛來赴宴，大家喝灑喝得差不多的時候，公子光稱腳痛進入內室，專諸將魚端給吳王僚吃，近前后抽出藏于魚肚子內的匕首刺吳王僚，“王僚立死。”專諸也被迅速撲來的吳王僚的隨從殺死。吳王的人見僚已死，一時惶亂。公子光這時帶入事先埋伏的人一擁而上，把吳王僚的人全部除掉。然后公子光自立為王，即吳王闔閭。吳王闔閭封專諸的兒子為上卿。

專諸的特點應該是刺殺技術好吧，快、準、狠，一發即中。他刺殺成功后被對方殺死于現場，死得其所。

豫讓，晉國人。他開初是范氏及中行氏的手下，不受重用，就改投到智伯門下。智伯“甚尊寵之”。后來智伯死于與趙襄子的戰斗中，趙襄子對智伯怨恨極深，不但與魏韓合謀滅了智伯，三分其地，還“漆其頭以為飲器”，這個，有點變態了。豫讓逃到山中，立志為智伯報仇。他報仇的手段一直走的悲情路線，先是扮囚犯到趙襄子宮中去刷廁所，想趁趙襄子上廁所時刺殺他，被發現并抓住了，趙襄子念其忠義，放了他。然后他就扮乞丐，“漆身為厲，呑碳為啞”，連他的妻子都認不出他了，他一個老朋友在街上認出他來，都感動哭了，說以你之才，假裝投到趙襄子門下，他一定會收留并重用你的，這樣你不是更有機會接近他并殺掉他嗎。豫讓比較死腦筋，認為我心懷二心投到趙襄子門下并殺他，一是對智伯不忠，二是對趙襄子不義，不能做這種事。他躲在趙襄子的馬車必經的一座橋下，結果馬驚，趙襄子立即意識到是豫讓在附近，于是豫讓又被抓住了，趙襄子忍不住指責他，說你也曾經是范氏中行氏的手下，智伯滅范氏中行氏你無所作為，而今我滅智伯你卻執意要殺我為智伯報仇，這是為什么。豫讓的回答比較經典，說范氏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就以常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趙襄子默然，說我已放過你一次，你這樣不依不饒，我無法再饒你，豫讓也有他的邏輯，他說“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愿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你要殺就殺吧，臨死前希望能刺穿你的外衣來成全我為智伯報仇的意愿，趙襄子感其義氣，就脫下外衣讓手下拿著，豫讓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然后伏劍自殺。

豫讓作為一個刺客其實并不專業，他像是一個徹底入戲的演員，專門向世人演示什么是忠義，只專注于表演過程而不計結果，是個失敗的刺客。其實他蠻聰明的，很會說話，是個挺有才的文人，只是死腦筋，中毒太深，枉送了性命。想像他連續三次躍起去刺擊趙襄子的衣服，然后伏劍自殺的畫面，感覺他像一個用生命在演出的小丑，有點悲愴的喜感。唉，這讓我想起一句被篡改的歌詞：“原諒我一生放縱不羈笑點低”。

聶政，軹.深井里人，軹在哪里？不大清楚。殺了人后躲避仇家，與母親姐姐一起搬到齊國居住，以屠宰為生。濮陽嚴仲子本來是韓哀侯的臣子，與韓相累俠結了怨，就跑回老家，一心想除掉累俠，到處訪求勇士。聽說聶政勇，多次去齊拜訪聶政，又備了酒席到聶政門前，并送上百金給聶政母親祝壽。聶政“驚其厚”，“固辭”。嚴仲子避開他人，向聶政講了來意。聶政說我是因為有母親要贍養才避仇在此，“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最終沒接受嚴仲子的厚禮，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后來，聶政的母親死了，“既已葬，除服”。這時候，聶政就去找嚴仲子了，說：“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親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就把詳情說了，并說了困難之處：對方為韓相，且是韓君季父，在韓國宗族眾多，護衛嚴密，我謀劃了很久，終不能成。并說“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拒絕了嚴仲子給他增派人馬的提議，說濮陽與韓國相距不遠，韓相耳目眾多，我們人多了就難免生是非，有是非就容易泄漏機密，若事情傳到累俠耳里，“語泄是韓舉國與仲子為仇，豈不殆哉！”聶政獨自去到韓國，仗劍闖入累俠府中，當時累俠正坐在府中，左右護衛甚多，聶政直接沖上臺階刺殺了累俠，左右大亂，聶政大聲呼喝，砍殺幾十人后，“自皮面決眼，自屠其腸，遂以死。”

聶政是個孝義雙全，冷血果斷的殺手。他的每個決定其實都有其道理，你知道他為什么臨死前要自已割面挖眼毀容嗎，那是因為他還有個姐姐在，他不想讓韓國人查到他的身份去殺他姐姐報仇，可見他心思細膩，俠骨柔腸，乃重信諾有擔當的真漢子也。說到他姐姐，也不是個耙角，她在齊國聽說韓相被人刺殺，韓國將兇手暴尸街頭，懸賞征詢兇手身份時，意識到可能是弟弟聶政，就去韓國認尸，伏尸痛哭，最后哭死在聶政的尸體旁。

荊軻，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刺客，可能要寫的會比較多，不如下一篇再寫。

關于已寫的這幾個刺客，一個是在齊魯會盟時劫持齊桓公脅迫其歸還失地的曹沫；一個是幫公子光刺殺吳王僚后被僚的手下刺死的專諸；一個是立志為智伯報仇結果只刺穿了仇人衣服后自殺的豫讓；還有一個是受嚴仲子之托刺殺韓相累俠后毀容自殺的聶政。四個刺客各有所長，曹沫有勇，專諸有能，豫讓有忠，聶政孝義。說到這里，想到中國古代道德觀最強調的四個字：忠、孝、節、義，鑒于當今社會節操如水銀泄地覆水難收的現狀，那“節”字就暫時不提也罷。“忠”是忠君，報君主知遇之恩；“孝”是孝親，報父母養育之恩；“義”是為朋友兩肋插刀，報朋友善待之情。其實我覺得到現代對這幾個字已經不能只從字面上機械解釋了，應該理解精神實質，就像豫讓說的，彼以常人待我，我以常人報之，彼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實際上就是對方怎樣待我，我就以相同規格回報，這才是合理的邏輯，不能死忠愚孝蠻干。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二

田光在臨死前，在笑。他俯下身去，唯唯地答“喏”，卻在笑。他一定洞察了這一切：看出太子丹對他的不信任，看出太子丹“非節俠也”。也許，這笑，正是嘲笑太子丹不信任所用之人的不講義氣。

孟子云：“舍生而取義。”義，究竟是什么？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么？田光終究自刎了，為的是他自始至終都應該是個節俠，不能違背太子丹的囑托，只好自殺以明“義”。為義而生，為義而死。南宋文天祥吟著“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明末，于謙寫下“粉身碎骨渾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間”；再到戊戌變法中，譚嗣同高歌“我自橫刀向天笑，留取肝膽兩昆侖”。而犧牲，他們都是為義而死，希望“義”的俠客精神永存于世，愿人們都能為自己的承諾和理想放手一搏，甘為最后一絲光明舍棄一切去奮斗，去捍衛自己的“義”。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三

人類的最高追求是對自我價值的認可。在相對和平的現代，尋找個人價值認同的過程相對容易，我難以想象混亂的時代連展現自己個人價值的機會都是奢侈的。但這種時代真是存在過:比如中國的“春秋戰國”。

我想，可能大多數民族的特殊價值觀和道德觀是在亂世中形成的，其中我印象最深的莫過于“士為知己者死”的名言，只有在亂世才會有人沒有機會證明自己，而如果有人愿意承認他們的價值，那么就是滿足了他們最高尚的欲求，他們定愿為貴人、伯樂做牛做馬，甚至奉獻出生命，那個時代在人情方面和現在相比，是多么可愛呀。現代社會欺騙和背叛屢見不鮮，珍貴的知己難尋。那樣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再找不到愿為“恩情”拼命的人了。

但我并不認可所有刺客“士為知己者死”的“俠義”，因為我覺得，做正確的事遠比把事情做正確更重要和神圣，如果事情本身性質錯誤，那么將事情做得越正確就越謬誤，比如聶政刺俠累看似是一次成功的刺殺，可聶政自己卻家破人亡，荊軻刺秦王也加速了燕國的毀滅。

如果燕太子丹聽從鞠武所說的：“疾遣樊將軍入匈奴滅口。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燕或許就可戰勝秦國，即使無法戰勝也可存活較長時間，可丹采用的方式卻是簡單粗暴的刺殺秦王，就國家利益而言，這不僅不會得到收益，反而會招來秦國的報復，還損失了兩個人才，那么，這么愚蠢的行為是什么導致的呢？讓我們來分析燕太子丹的初衷是什么？“丹質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引用原文后，需要轉述原文為白話文，以方便讀者閱讀。）太子丹的初衷就是報一己的私仇，他僅為一己之私而動用大量財力、物力行刺秦王，最終將國家推向滅亡。象太子丹這種人，他的行為看似仗義，可就整體來看，卻處處紕漏，比如收留樊於期，我第一次也被丹的“善”所撼動，可長遠考慮還是那句話：這除了招來秦國的怨恨還有何用？象這樣的冒險的行為他自己卻渾然不知。丹的人品也是值得懷疑的，丹對鞠武所說的是私人恩怨，而對田光所說的是：“燕秦不兩立，愿先生留意也。自己站在道德的至高點上將歪理說得名正言順。他是一位“優秀”的政客。是值得尊敬的“正人君子”他反抗秦國深惡痛絕的擄掠，直至人頭點地。

我個人認為在刺客中值得稱許得是曹沫，他即沒有傷害他人的肉體也沒有殘身苦行，他用和平的方式解決了國家大患。

我也不能對刺客的意義過多妄加評論，他們沒有降福于大多數人，可卻得到了自我實現，這不能怪他們，只能怪那樣的時代塑造出那樣的規則，讓他們只知道把事情做正確。我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年代而慶幸，因為我可以通過正常的求學、升學實現自身的價值。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四

通讀伍子胥列傳后，我被他報殺父子之仇，棄小義而滅大恨的事跡所震撼。昭關受窘，中途乞討，未曾片刻忘掉郢都仇恨的心志，忍辱負重、艱苦卓絕，終于復仇雪恥，名留后世。難怪太史公評價：“棄小義，雪大恥，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伍子胥列傳》是司馬遷《史記》中最為著名的篇目之一，具有強烈的悲劇性。以吳國、楚國為主，兼涉魯、晉、鄭、秦諸多國家，諸多重大歷史事件;以伍子胥為主，又兼涉太子建、白公勝、太宰嚭、申包胥、夫概等諸多人物。其中光殺父之仇就有吳王夫差與越王勾踐的一對不解之仇;伍子胥與平王的一對深仇大恨;鄖公與平王的殺父之仇;白公與鄭王、子西的生死之恨，相互穿插，節奏緊湊，有條不紊。誠如太史公所說，怨毒對于人來說實在是太厲害了。

伍子胥過昭關，前臨大江，后有追兵，與太子勝各自只身徒步逃跑的慌恐，危急之中偶遇漁父的緊張場面，讀起來令人心驚肉跳，而他韶關一夜白頭的故事，更是萬世流傳。攻克郢都，沒有找到昭王，竟做出“掘楚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三百，然后已。”的瘋狂行徑，把他多年來忍辱負重，壓抑在內心的深仇大恨，突然迸發出來的烈火般的感情，都如泄洪般一泄而出。他頭腦清楚，看問題尖銳，深知應父之召必然俱死，故棄小義而雪大恥。如果他象伍尚一樣愚忠愚孝，也許我們就不會對他評價這么高了。他能舍小義，成大名，其意志非一般人可比，故后人對他也是褒多于貶，這或許是緣于司馬遷對他的美化。他有張弓拒捕，桀驁不馴的一面;也有忍辱負重，含辛茹苦，雖困病交加、中途乞討也不忘郢都仇恨的一面;有把自己唯一的寶劍送給漁父的感恩報德的一面;也有因時機不成熟，到鄉下種地以韜光養晦的`一面，此等做法，讓人想起越王勾踐，有著堅定信念的能人，都似這般忍耐，深埋野心以在日后一擊即中。

伍子胥是有政治眼光的。他多次規勸吳王伐越，分析形勢，指陳利害。雖遭伯嚭讒言誣害，但他的形象越顯得光明磊落。伍子胥又是智勇雙全的人物。他為吳國率兵打仗，為吳王稱霸一時，立下了汗馬功勞。他被賜死前對門客說的一番話，令我震撼：“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這是預言，是現實，是政治遠見，是身遭誣害的憤概，也是對吳王昏庸的憎恨!

太史公對伍子胥的志節才敢表現出了極大的贊美與同情，當然，我認為其中也包含著作者對個人身世的無限感慨與悲憤。誠然，一個作者哪能寫盡世上的所有人呢?寫來寫去，寫的還是自己和自己身邊的人，無論孤獨還是野心，其實都是自己人生某個側面的寫照。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五

我姨父去世后，他的女兒海寶很傷心，為了尋找父親的殺父仇人，她愛上了閱讀吏書和學習佛教，慢慢她心里少了很多恨，多了更多的是愛，是的，人活著多好，如果我們的人生中只有仇恨就少了好多快樂和幸福的日子了!親愛的，我們都為已經離開我們的親人好好活著吧!此文是她讀《史記.伍子胥列傳》有感。

《史記·列傳》中伍子胥給俺的印象很深刻，他身負家仇，歷經磨難，最終于后率吳軍攻入楚國，踏平郢城，趕走楚王，終報家仇。

和司馬遷一樣，俺也很欣賞伍子胥獨到的見解，興國的能力，敬佩其正直的品行，剛毅的人格，更感嘆他能忍辱負重，持之以恒的毅力!

伍子胥父親為費無忌所陷害，楚平王為斬草除根，想以其父名義誘捕伍子胥兄弟倆，其兄性格仁厚，明知此去赴死，但為成孝道，安然入獄，伍子胥則認為象兄長一樣徒死無益，于是只身出逃。俺能想象出年輕的伍子胥手拉弓箭，憤怒地朝向使者，就在使者驚慌后退的瞬間，這位身手敏捷的帥哥跳出了窗外，從眾人的眼前消失了。

伍子胥投奔了避難于鄭的太子健，在鄭三年，太子健和伍子胥做錯了一生中極其重要的一件事：欲行謀反!鄭出于同情收留了被父親楚平王行將殺害的太子健，并善待太子，而太子健卻聽從宋國的唆使，準備里應外合，奪權鄭定公，取而代之!在這件事上，俺認為伍子胥應該是知情并持贊成態度的，否則東墻事發后太子健被殺，而他和太子健的兒子勝，又怎能有時機出逃呢?由此可見伍子胥已做好兩手準備!年輕的太子和伍子胥只因報仇心切，拋棄了做人的基本準則，恩將仇報，結果是太子健失去了自己的性命，終結了原本可以續寫精彩人生的機會，伍子胥和勝不得不再次顛沛流離，四處逃難!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所為已經直接影響到下一代——勝，這種刻骨的仇恨開始深植于勝的骨髓，以至若干年后，勝選擇了悲劇式的結局來結束自己的一生!

為躲避楚平王的追殺，伍子胥帶著太子健的兒子勝一路步行，逃至昭關，因關口已張貼倆人的畫像，盤查很嚴不得出關。形勢嚴峻，前有關卡后有追兵，這位錦衣玉食，出車入馬慣了的太傅府公子，一夜之間竟愁白了頭!每次讀到這段，俺都會不自覺地停下來，深深嘆息。要有多少的憂愁才能使頭全白啊!伍子胥所憂慮的并非一己性命的丟失，而是家仇不能報，太子不得歸，大業未能立!這其中一條就足以令人白發啊!

多虧在東皋公的幫助下，伍子胥才得以混出了關，但還未到吳都便病倒了，可見其心事之重，憂慮之深!倆人此時已是身無分文，只好一路乞討，受盡苦難，最終到達吳國都城。當事時，平常士人如遇此境地，早以自刎，而太傅府的堂堂少公子居然忍辱行乞，可見仇恨在他的心中埋藏有多深!

這次驚心動魄的經歷，為伍子胥若干年后威震群雄，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公子光的引薦下，伍子胥游說了吳王僚，這是一次不成功的游說——因為有公子光的反對。當伍子胥發現公子光有越位的心思后，他推薦了刺客專諸。經歷了上次的慘痛教訓后，伍子胥看來開始變得成熟了，他退出前線，帶著勝隱居鄉下耕田去了。

伍子胥也學會了等待。五年后，公子光成功刺殺僚，自立為王，即吳王盍閭。此后，伍子胥終于被封為大夫，與伯噽進行一系列改革，加上孫武的治兵，國力日益強盛，吞鐘離國，滅徐劃越，威震諸侯。周敬王十四年，伍子胥大軍劃楚，一直打到郢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泄父仇。

讀到這里，俺不禁為之一震!仇恨這個東西真的是可以讓人瘋狂啊!俺曾經也有這種類似的想法，但始終無法逾越道德的準繩。后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對佛學的領悟，仇恨也慢慢平息。伍子胥的行為俺能理解，自家中慘遭屠戮，經歷迫害與追殺后，一種緊迫感纏繞著他大半生，他致辭故友申包胥：吾日暮而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俺認為申包胥不能算伍子胥的好友，因為在伍子胥被追殺的過程中，申包胥沒有做出好友應做的任何措施。如，他明明清楚伍家是被費無忌所陷害，卻不向楚平王進言，澄清真相，——因為他清楚事情已到此地步，再上書只能連累自己——怕死的象征;他也沒有為伍子胥做出對目前和將來的應對措施，可見他壓根就沒把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淡漠的象征;更沒有收留藏匿，甚至與伍子胥一起出逃，——因為他不想斷送自己安逸的生活，——貪戀富貴的象征!上有昏君，下有讒臣，危難時刻連好友都如此冷漠，伍子胥處于這種孤立無援的境地，所做的選擇只能是狠下心來顛覆自己的國家!

伍子胥為了這個目的付出了許多的努力，眼看他很快就要達到目的，但由于申包胥這個“好友”“必助楚國”的誓言，秦王被他七天七夜的痛哭所打動，終發兵救楚，申包胥成功了!這位能連續哭七天七夜不停歇的酷哥，如活在當下二十一世紀，那創新吉尼斯紀錄的應該非其莫屬了!憑他優異的才能，開拓、發展，并擴大幾個哭喪公司應該是信手拈來啊!人以類聚，物以群分，申包胥確實和伍子胥有得一拼!

可惜的是，吳王夫差即位后，伍子胥遭太宰噽讒言陷害，夫差令其自剄而亡。臨行前，伍子胥仰天長嘆：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抉吾眼懸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滅吳也!這位視死如歸的男兒，這位何其剛烈的勇士!被大怒的吳王將尸體裝入皮袋，漂浮在江中。吳國人憐憫伍子胥，替他在江邊設立了祠堂，名胥山。

伍子胥的一生很難講清楚到底是什么樣的一生，坎坷或是輝煌，成功或是悲慘?不過，最為重要的一點是：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成就了威霸吳國的功業!如果讓他從新選擇，他或許還會選擇同樣的人生吧!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六

“生死一知己，存亡兩婦人。”后人如此評價韓信的一生，精辟而獨到。早就聽聞有關韓信的故事，不過那是道聽途說，以及通過影視劇得來的，最近才去翻開了那篇《淮陰侯列傳》，一窺淮陰侯之功過。

韓信之死首先與其性格有關，他很有才，也正因為有才，才有些心高氣傲。劉邦問韓信自己可統多少兵時，得到的回答卻是“多多益善”。也許他在半開玩笑，也許是對自己過于自信，可惜他在最不能說這話的人面前說了這話。太史公評價其矜功伐能，可謂一針見血。韓信知道劉邦不善統兵卻善御人，他自己知道卻做不到啊！

如果韓信性格收斂，那么他能錦衣玉食地過下去嗎？很難。韓信的軍事才能劉邦是明白的，即使他沒了兵權，軍中仍有許多舊部。連樊噲見了韓信都十分恭敬，其他將領可想而知。大漢家的天下姓劉，有了這種人物在，那“劉”字大纛還能安穩地在風中飄揚嗎？即使韓信性格收斂，他的下場應該也可以預見。功高震主，軍心所歸。可惜伴君如伴虎。

對于韓信“謀反”一事我覺得值得推敲。

當然，對于太史公治史的態度，我們不該懷疑。太史公吃的是漢祿，而且經過李陵事例后他也看清一些東西。所以即使了解真相，太史公為了完成《史記》，怕也只能讓韓信謀反了。從太史公敘述蒯通事件來分析，他是否想借此讓后人發現什么呢？也許這正是太史公的高明之處。

韓信的被殺讓我想起了古代的將軍。

中國古代的將軍一般只有兩種下場：要么解甲歸田，安享晚年；要么被以各種理由殺害，最多的是謀反。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故事仍在宋朝的天空里回蕩，抗金名將岳飛卻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害于風波亭。有人說這是秦檜干的，但若無皇帝的默許甚至支持，他敢對一個手握重兵的將領下手嗎？岳飛太直了，過剛易折。不貪財不好色，這樣的人想要什么？當皇帝的不得不思考了。相反，韓世忠們則聰明得多。廣置田產，興修豪宅，與美姬歡樂，這種將領才讓皇帝放心。

古代的將軍是一把無柄之劍。皇帝用權力為柄，運掌此劍。青鋒所指，敵軍聞訊而逃。但畢竟此劍無柄，權力也不一定掌控的了，為了不讓這把無柄之劍到時傷了自己，他們要么把劍折斷，要么用財色讓劍生銹。有的將領聰明，用自污的方法，自己生銹，而有的將領，卻等著皇帝將其折斷。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七

“貨殖”是指通過商業活動逐利致富。《貨殖列傳》是司馬遷為先秦和西漢前期著名的工商業者所立的類傳，分析了工商業的發展狀況，記述了各地經濟貿易特點，介紹了著名商人的事跡，闡明了作者的經濟觀點。《貨殖列傳》雖然排在《史記》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業在那個時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業在國計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確指出了人們追求財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勢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間隱藏著諸多迄今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夠帶給我們重要的啟發，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

世界是物質的，商業是必要的，經商是有學問的。

文章開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烏托邦式的陳舊觀念，已經成為“涂民耳目”、“幾無行矣”的陳腐理論。“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于各地物產不同，社會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須“商而通之”、“商不出則三寶絕”，商業“上則富國，下則富家”，直截了當地指出了商業的重要性。

文章不僅用常見的經濟現象揭示出一般的經濟規律，“原大則饒，原小則鮮”、“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確指出，經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業，“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還贊揚了棄官經商的人，稱其為“賢人”，“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給予商人應有的社會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較大篇幅、用贊賞的口氣介紹了范蠡、子贛等人的事跡。范蠡幫助勾踐復仇之后，明智地選擇歸隱經商，“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此所謂富好而行其德者也”。子贛“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在孔門弟子中“最為饒益”，不僅自己“結駟連騎”、與國君分庭抗禮，受人尊重，而且對孔子揚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幫助，屬于“得勢而益彰者”。范蠡、子贛均為當時代的精英，在從政、做學問上均有較大成就和建樹，兩人又同為商界成功人士，在歷史上樹立起了儒商典范，成為此后我國商界的楷模和榜樣。

三

經商之道，貴在把握時機，咬定目標，薄利多銷。

司馬遷寫作《貨殖列傳》，距今已經2100多年，但文章中體現的商業思想和基本原則，大部分是正確的。現代商家如果認真體會和靈活運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準確研判市場。計然是春秋戰國時越國的謀臣，又是一名經濟學家、商界理論家。據說，勾踐成功復國、范蠡成功經商都是在計然的理論指導下實現的。《貨殖列傳》大幅引用計然的話，說明審時度勢、研判市場的重要性。“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一個成功的商業企業，既要深入調查研究，把握經濟大勢，掌握行業供求信息，又要系統思考，迅速反應，果斷采取行動，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潤。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后，論述道：“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人富而仁義附焉”，多處論及財富的重要性。文章講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動各行各業發展的動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從“壯士在軍”、“趙女鄭姬”，到“弋射漁獵”、“醫方諸食技術之人”，“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余力而讓財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當性。作者褒揚了從管仲到曹邴氏等人發家致富的行為。認為管仲在整頓經濟秩序，幫助齊國復興、齊王稱霸的同時，自己發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現。魯人曹邴氏“富至巨萬”，仍然“父兄子孫約”，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規，也是受人稱道，值得世人學習的。

三要勤勞節儉，薄利多銷。文中論及商道時，認為勤勞治富是正確道路。一方面講到，“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贊賞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的行為，也肯定了郅氏、濁氏依靠磨刀、賣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勞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強調“廉賈歸富”，清廉、不貪一時之利的商人，終歸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貨物滯銷，資金周轉不靈，所得利潤僅為十分之三。薄利多銷的商人，財物流通無滯，所得利潤可達十分之五。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們學習領會和借鑒實踐。

四

推動企業長遠發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資金，重視“實體經濟”。

《貨殖列傳》是一篇傳記，但仔細閱讀后，能夠體會出不少與現代商業理論相一致的觀點，對現代商業管理管理具有指導意義。

一要加強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諺語述及控制運輸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多處講到各地風土人情、物產分布、交通情況，都是在提醒世人，運輸成本是影響商品價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講到“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講到“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牽涉到庫存和資金管理問題。在講述經商致富案例時，講到一個名叫刀間的商人，特別偏愛收留、使用“奴虜”，“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于依靠這些人的力量發家致富，財產多達數千萬。這實際上是一個使用廉價勞動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問題。

二是承認資本經營的合法性。《貨殖列傳》記述的是秦和西漢前期工商業者的事跡。那個時代，多數上層人家是依靠官職俸祿或爵位封地顯貴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過工商業積累資本、發家致富，從而躋身上流社會的。作者給這樣的人家起了個名，叫“素封”。說，“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文章不僅認可資本經營，而且肯定了巴郡一個叫“清”的寡婦繼承和享用祖上遺產的合法性，指出貨幣資金的重要性，講到了“財幣欲其行如流水”、錢能生錢等道理。

三要重視“實體經濟”。由于歷史原因，我國社會長期崇尚以農為本，認為依靠農業生產致富為上等，依靠工商業致富為次等。我們不能奢望《貨殖列傳》在這方面有歷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時代的農業比作現時代的“實體經濟”，同樣有所啟發。文中講了一個有意思的案例。楚漢相爭之際，宣曲一個姓任的富人，準確判斷戰爭將會造成土地荒蕪、糧食漲價的形勢，在別人爭奪金銀珠寶的時候，他用地窖儲存糧食，然后高價賣出，發了大財。經商發財之后，“富人爭奢侈”，而任氏不僅“折節為儉，力田畜”，而且在購置田、畜的時候，“獨取貴善”，結果任家“富者數世”。任氏“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在經商致富之后，用農耕本業------彼時代的“實體經濟”保家守財，成為民間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揚。

五

“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貨殖列傳》，值得細讀。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八

讀完史記，能讓我們讀出歷史的真實，讀懂一點點歷史發展的規律。讀書活動很容易讓人產生諸多感想，你知道如何寫一篇史記讀后感？你是否在找正準備撰寫“史記的刺客列傳讀后感”，下面小編收集了相關的素材，供大家寫文參考！

我最愛的就是《史記》。靜靜地，如同靜靜的流淌的河，流過我的心底。

也許是因為歷史書本的空缺，也許是遺落了太多太多，許久許久的共鳴，我便愛上了《史記》。

沒有太多的伏筆，沒有太多的傷愁。它留給我的，只是書上沒有寫的，然是在讀后，一種百感交集的情緒充斥著身心，一種莫名的回首，忘卻自我。在你讀它時，它便慢慢在浸漬著你，控制著你的思想，直到心底，它便深深地留下了烙印，怎樣也揮之不去。

我喜歡呂后的狠毒，喜歡她對戚夫人的所做。那才是真正的的女人。正如《史記》所說，“那總比虛偽的為丈夫找小老婆，卻又背后耍心計得要來的強。”我喜歡楚霸王在生命的最終，用盡自我的最終一點余力來拼搏。然后在烏江，回憶，惜別。“力拔山兮，氣蓋兮……虞兮虞兮奈何兮。”楚歌的凄涼回蕩。我喜歡亡國之帝——溥儀，在皇太后顫抖的將玉璽交出時，他正在爬樹、嬉笑。然后盡自我所能，普天下眾生。直到他沒有了故宮一角，顛沛流離。

或許我曾夢見歷史，卻沒有親生經歷。可是我明白自我喜歡什么人物，因為《史記》。以前我總是在歷史的小黑屋，沒有陽光，沒有雨露，可此刻，我懂了。

作為炎黃子孫的我們是榮幸的，這是一個有著優秀傳統的神秘國度，這是一個物華天寶的泱泱大國，這是一個人杰地靈的禮貌古國。先賢給我們留下了浩如煙海的古文典籍，作為后世子孫的我們在茫茫書海中尋覓古賢人的蹤跡，感慨以往的驚心動魄，思量以往的紛紛擾擾，而作為華夏兒女的我在品讀《史記》之后，也真切地感受到3500多年歷史中充塞的豪邁、悲壯與辛酸。可是在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同時更體會到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持天下秩序，國家需要周武王這樣一位領袖。恰恰相反，淮南王劉長醉心權勢，不滿已有的封地，引發戰亂，最終也可是是不成氣候的過江龍。

歷史風云，世間百態，一次次迷離了我的雙眼；百轉千回，人情冷暖，一點點冰封我的思緒。可我從不曾懷疑這個繽紛的世界，重耳在外流亡十九載，卻終登帝位，名垂青史；勾踐臥薪嘗膽，最終報了滅國之仇；孫臏臏足，撰述了《孫臏兵法》；呂不韋流放蜀地，留下了《呂氏春秋》有生亦有死，有正亦有邪，有戰爭亦有和平，事物總有兩面，我深信上天的公正。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談中。

在許多本教師規定的海量閱讀書籍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這本《史記》，因為它的里面有一個個能改變人心靈的歷史故事。

《史記》中有三大類：本紀、世家、列傳。我最喜歡的故事是《平原君列傳》中的《趙勝惜才》，體現了平原君趙勝的知錯能改和珍惜人才的高尚品格。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是漢朝的太史令，我很佩服他，首先是因為他能博覽群書，歸納出這么多的歷史故事，是很了不起的。其次是因為他能在富有哲理的歷史故事后，加上那幾句振奮人心的話，真是讓人無法挑剔，贊嘆不已呀！

在《韓信被殺》的故事之后，太史公寫道：假使韓信能夠謙恭退讓，不夸耀自我的功勞，不自恃自我的才能，那就差不多了。我以前一向以為韓信是一個英雄，原先他也有狂妄的一面，讓我重新認識了他。從而我明白了一個道理，有才能的人，既然已經顯現出了自我的光芒，就不要太驕傲，不然會起到相反的效果。

《史記》里有許多這樣的故事，讓我明白了人生的道理。這本書振奮了我的精神，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啟發了我的人生，還徹徹底底地改變了我的心靈！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十九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二十

司馬遷。

一題解。

這是專門記敘從事“貨殖”活動的杰出人物的類傳。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和物質觀的重要篇章。

1．“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內。翦伯贊曾高度評價司馬遷“以銳利的眼光，注視著社會經濟方面，而寫成其有名的《貨殖列傳》”。

2．《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這十分明確而簡要地道出了寫作本篇的動機與主旨。

3．全文主要是為春秋末期至秦漢以來的大貨殖家，如范蠡、子貢、白圭、猗頓、卓氏、程鄭、孔氏、師氏、任氏等作傳。通過介紹他們的言論、事跡、社會經濟地位，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重要經濟地區的特產商品、有名的商業城市和商業活動、各地的生產情況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敘述他們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經濟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觀擇”。太史公認為，自然界的物產是極其豐富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商業發展和經濟都市的出現是自然趨勢，人們沒有不追求富足的。“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所以，他主張應根據實際情況，任商人自由發展，引導他們積極進行生產與交換，國家不必強行干涉，更不要同他們爭利。這集中反映了他反對“重本抑末”，主張農工商虞并重，強調工商活動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其產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肯定工商業者追求物質利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突出物質財富的占有量最終決定著人們的社會地位，而經濟的發展則關乎到國家盛衰等經濟思想和物質觀。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司馬遷就能注意社會的經濟生活，并認識到生產交易和物質財富的重要性，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此傳記天時、地理、人物、風情，歷歷如畫。雖屬說理文章，讀來卻頗有興味。方家學者對此有口皆碑。潘吟閣贊曰：“《貨殖傳》一篇，講的是種種社會的情形，且一一說明它的原理。所寫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漢代。所寫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腳色，各地有各地的環境。可當游俠讀，可當小說讀。讀中國書而未讀《史記》，可算未曾讀書；讀《史記》而未讀《貨殖傳》，可算未讀《史記》。美哉《貨殖傳》！”（《史記貨殖列傳新詮編者弁言》）李景星評本傳為：“舉生財之法，圖利之人，無貴無賤，無大無小，無遠無近，無男無女，都納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數百年之販夫豎子，傖父財奴，皆賴以傳，幾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蓋財貨者，天地之精華，生民之命脈，困迫豪杰，顛倒眾生，胥是物也。”（《史記評議》卷四）這些贊語準確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識，卓絕千古；史公之筆，精妙絕倫。總攬全文可見，傳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懷其才；篇中敘事行云流水，自然流暢；文中說理鞭辟入里，無懈可擊；全篇辭章奇傳雄渾，波瀾壯闊。可謂博大精深，渾然一體，實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璀璨奪目的光輝篇章。

二、文字疏通。

老子說：“太平盛世到了極盛時期，雖然鄰近的國家互相望得見，雞鳴狗吠之聲互相聽得到，而各國人民卻都以自家的飲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裝最漂亮，習慣于本地的習俗，喜愛自己所事行業，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來。”到了近世，如果還要按這一套去辦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幾乎是無法行得通。

（這段引文見于今通行本《老子道德經》第八十章。為便于討論,錄于下:小國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a,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是老子“小國寡人”的理想社會，司馬遷認為，世俗是生活的、物質的、享受的、逸樂的，慕榮華而愿富貴，如此已經很久很久了，“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虞夏以來”，就是這樣的了。在太史公看來,“至治之極”的社會是美妙的。《貨殖列傳》引錄這段話置于卷首,當有深意。在引用這段話之后,太史公緊接著說“必用此為務!”意思是說,必須致力于此。因此,這句話當屬上談,絕句。這樣才符合太史公之意,文氣也才順適。至于“附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一句,則是對晚近時期為奇說謬論,淆亂人民視聽者的斥責。

那么，至治與貨殖有何關系。

“至治之極”那段話里,沒有一句說到貨殖。乍一看來,至治與貨殖殊無關系。實則,二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內在聯系是什么?是人民的美好生活。《老子》這段話的中心內容是“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一句話,就是人人都享有美好生活。《貨殖列傳》的中心內容是什么?它一開始就指出,山西、山東、江南、北方各有特產,“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即生活必需品。但人民無法自致,須“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即有待于社會分工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就是“貨殖”一詞的基本含義。太史公強調說:“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富饒則生活美好）。

太史公說：神農氏以前的情況，我不了解。至于像《詩》、《書》所述虞舜、夏朝以來的情況則是人們耳目總要聽到最好聽，看到最好看的，口胃總想嘗遍各種肉類的美味，身體安于舒適快樂的環境，心中又夸耀有權勢、有才干的光榮。統治者讓這種風氣浸染百姓，已經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這些妙論挨門逐戶地去勸說開導，終不能感化誰。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隨勢引導，其次是加以教誨，再次是制定規章制度加以約束，最壞的做法是與民爭利。

（司馬遷認為，世俗是生活的、物質的、享受的、逸樂的，慕榮華而愿富貴，如此已經很久很久了，“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虞夏以來”，就是這樣的了。）。

針對如此世俗，為政者的應對政策，最好的是“因之”而已。司馬遷上承其父司馬談，推崇道家思想，這“因之”，該就是無為的意思。所以這篇《貨殖列傳》第一句話擺出的就是道家的社會理想，并且明確主張這種政策）。

《周書》里說：“農民不種田，糧食就會缺乏；工匠不做工生產，器具就會缺少；商人不做買賣，吃的、用的和錢財這三種寶物就會斷絕來路；虞人不開發山澤，資源就會短缺，資源匱乏了，山澤就不能進一步開發。”農、工、商、虞這四個方面，是人民衣食的來源。來源大則富裕，來源小則貧困；來源大了，上可以富國，下可以富家。或貧或富，沒有誰能剝奪或施予，但機敏的人總是財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卻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營丘時，那里本來多是鹽堿地，人煙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勵婦女致力于紡織刺繡，極力提倡工藝技巧，又讓人們把魚類、海鹽返運到其他地區去，結果別國的人和財物紛紛流歸于齊國，就像錢串那樣，絡繹不絕，就像車輻那樣，聚集于此。所以，齊國因能制造冠帶衣履供應天下所用，東海、泰山之間的諸侯們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齊國。后來，齊國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業，設立管理財政的九個官府，使齊桓公得以稱霸，多次以霸主身份會合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歸臺，官位雖只是陪臣，卻比各國的君主還要富有。從此，齊國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之時。

（貧與富，若排除社會因素，僅從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則不存在予奪，關鍵在于巧與拙，“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什么是巧者呢？就是能因地制宜，化不利條件為有利因素。他舉出姜太公為例，說，姜太公的封地在營丘一帶，是海邊鹽堿地，人口少，較窮，姜太公的措施，一是“勸其女功，極技巧”，大約是種植棉花或養蠶，并且加工出好的紡織品。二是“通魚鹽”，大約是發展海洋捕撈業，還有就是鹽業，即海曬鹽或煮鹽。看來姜太公算是鹽文化的老祖。姜太公這樣把經濟發展起來，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口，齊國成了“冠帶衣履”天下聞名的地方。）。

所以說：“糧倉充實了，百姓就會懂得禮節；衣食豐足了，百姓就會知道榮辱。”禮產生于富有，而廢棄于貧窮。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會隨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魚就在那里生存；山林深，野獸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義就會依附于他。富有者得了勢越發顯赫，失了勢，依附于他的賓客也便無處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夷狄那里，這種情況更為突出。諺語說：“家有千金的人，不會犯法受刑死于鬧事。”這不是空話。所以說：“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為利而來，為利而往。”那些擁有千輛兵車的天子，享有萬戶封地的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擔心貧窮，何況編入戶口冊內的普通老百姓呢！

（司馬遷看出世有貧富，人皆逐利，“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何況是普通編戶之民呢？他贊成老子所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濟，是秩序、道德、文化的前提、基礎。）。

從前，越王勾踐被圍困在會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計然。計然說：“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戰備；了解貨物何時為人需求購用，才算懂得商品貨物。善于將時與用二者相對照，那么各種貨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歲在金時，就豐收；歲在水時，就歉收；歲在木時，就饑饉；歲在火時，就干旱。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一般說來，六年一豐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饑荒。出售糧食，每斗價格二十錢，農民會受損害；每斗價格九十錢，商人要受損失。商人受損失，錢財就不能流通到社會；農民受損害，田地就要荒蕪。糧價每斗價格最高不超過八十錢，最低不少于三十錢，那么農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糧食平價出售，并平抑調整其他物價，關卡稅收和市場供應都不缺乏，這是治國之道。至于積貯貨物，應當務求完好牢靠，沒有滯留的貨幣資金。買賣貨物，凡屬容易腐敗和腐蝕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險囤居以求高價。研究商品過剩或短缺的情況，就會懂得物價漲跌的道理。物價貴到極點，就會返歸于賤；物價賤到極點，就要返歸于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貨物錢幣的流通周轉要如同流水那樣。”勾踐照計然策略治國十年，越國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買兵士，使兵士們沖鋒陷陣，不顧箭射石擊，就像口渴時求得飲水那樣，終于報仇雪恥，滅掉吳國，繼而耀武揚威于中原，號稱“五霸”之一。

（司馬遷說，越王勾踐能使越國富強，與一個叫“計然”的人的經濟主張有關。計然看出了當時的一些生產的和經濟的規律，比如，天象與農業水旱豐歉的關系，要早作預測，比如，農業有“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的現象，也要早備措施，還要有“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策略。谷賤傷農，谷貴病商，都不好，要調節在適當水平，比如價格“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這樣達到農商俱利，令貨幣“行如流水”，經濟自當繁榮。總之，要有一系列經濟措施。司馬遷沒有說用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經濟觀”，他并不排斥依據規律對生產和經濟有所掌控，這也可算是古代的“科學發展觀”）。

范蠡既已協助越王洗雪了會稽被困之恥，便長嘆道：“計然的策略有七條，越國只用了其中五條，就實現了雪恥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國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改名叫鴟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認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與各地諸侯國四通八達，交流貨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產業，囤積居奇，隨機應變，與時逐利，而不責求他人。所以，善于經營致富的人，要能擇用賢人并把握時機。十九年期間，他三次賺得千金之財，兩次分散給貧窮的朋友和遠房同姓的兄弟。這就是所謂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來年老力衰而聽憑子孫，子孫繼承了他的事業并有所發展，終致有了巨萬家財。所以，后世談論富翁時，都稱頌陶朱公。

你這樣看待范蠡的棄官從商？

范蠡的致富經對你有什么啟迪？

（子貢--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商舊時，商人們流行在自己的店鋪店堂內懸掛”陶朱事業，端木生涯”八個大字。

這陶朱指的是春秋時的范蠡，吳越爭霸時，范蠡為越國大將軍。吳國被滅后，范蠡功成身退，經商致富，被稱為陶朱公。據說范蠡離開越國時還帶走了那位傳奇美女西施，二人一起在五湖逍遙快活。

端木指的是端木賜，也是春秋時期人。端木賜是他的名字，他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字--子貢。子貢不但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且經商有成，因此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商。

司馬遷說，孔子的七十子之徒當中，最會致富的，是子貢，他的商隊“結駟連騎”，往來天下，諸侯國君無不隆重接待。“使孔子名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就是說，孔子的揚名天下，得益于子貢的支持。從事于政治、文化、教育這些事情，經濟實力的支持是一個必要條件）。

白圭是西周人。當魏文侯在位時，李克正致力于開發土地資源，而白圭卻喜歡觀察市場行情和年景豐歉的變化，所以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他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時，他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他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他了解，太歲在卯位時，五谷豐收；轉年年景會不好。太歲在午宮時，會發生旱災；轉年年景會很好。太歲在酉位時，五谷豐收；轉年年景會變壞。太歲在子位時，天下會大旱；轉年年景會很好，有雨水。太歲復至卯位時，他囤積的貨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長錢財收入，他便收購質次的谷物；要增長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買上等的谷物。他能不講究吃喝，控制嗜好，節省穿戴，與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獸猛禽捕捉食物那樣迅捷。因此他說：“我干經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所以，如果一個人的智慧夠不上隨機應變，勇氣夠不上果敢決斷，仁德不能夠正確取舍，強健不能夠有所堅守，雖然他想學習我的經商致富之術，我終究不會教給他的。”因而，天下人談論經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嘗試，嘗試而能有所成就，這不是馬虎隨便行事就能成的。

1、司馬遷認為貨利對于社會的安定和發展至關重要。

中國文化素來重農輕商，但歷史上，漢代的司馬遷曾經就“貨利”的問題，正式提出來談經濟思想。當時別人都不大注重經濟問題，只有他特別注意，而在《史記》中寫了《貨殖列傳》，成為中國經濟學上的第一篇傳記。

司馬遷看法與眾不同，在當時大家看不起貨利的時候，他卻認為貨利非常重要。他提出來的第一位經濟專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學生子貢。接下來還有很多，現在我們擇要摘錄下他這篇文章，來作個研究。

《史記》作者司馬遷及其父司馬談，都是比較偏愛黃老道家的學術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寫的《貨殖列傳》，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話，描寫社會到了富強康樂，民主自由的極點，才能真正進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達到老子所說的無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話，意思是說，比鄰的國家，國界相接，或隔一條路，或隔一條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見，連雞鳴狗吠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而各國的老百姓，都能夠吃得好，營養足；穿得好，沒有穿打補釘的衣眼；社會風氣安定，沒有不良分子的騷擾；對自己的事業、職業，都很滿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這樣安定快樂的社會中，人人都很滿足，終此一生，都不會去羨慕別人，更不會為了生存，而離鄉背井去外地謀生。

曾經聽一位青年人說，現在日子過得好，有了錢，退了休，就該環游世界一番，“到老死不相往來”，不出國門，活著有什么意思。出國走走，這是一種很時髦的觀念，而且也可增廣見聞，但對于老子這句話的反駁，則似有斷章取義之嫌。先從近處說起，就在臺灣的山區或農林中，還是有一些人，不但沒有到過臺北，甚至連他居處的縣治所在地也沒有去過，一生沒有離開家鄉一步，但因生活過得安定快樂，臨終之時，心中了無遺憾。而現代許多曾經環游過世界的人，在他臨終之際，或對后代子孫，或對國家社會，或對他自己的一些事情，還是很不放心，帶著滿腔的無奈而去。

也還有人說，至美國、或到歐洲，去求學深造，或發展事業又有什么不好？為什么要“至老死不相往來”？這也是忘記了這句話前面的“至治之極”，以及接下去的描寫。我們要反過來問一句，假如我們今天成為世界上經濟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準最高，科技最發達，軍事力量最強大，社會也最安定的國家，那么你還會想到外國去求深造，求發展嗎？再進一步說，全世界，全人類，每個社會都達到了這個水準，那么又有誰不愿安安穩穩在自己家鄉努力，反而到處奔波勞苦，替別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現代的澳洲人，位于南半球，一般人過著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國跑了。不過，在現代也有一種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現象。那是南北韓之間的三十八度線；東西德的圍墻；我們與大陸之間的一衣帶水。由此可見，想要達到“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類，都富強康樂了，才能達到這個美好的境界。

2．司馬遷對于物資利用的觀點。

“待農而食之”，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許多資源技術還沒發掘，社會經濟的必然趨勢，當然是要依賴農業生產，才有飯吃。“虞而出之”，還要開發山林和畜牧的資源。“工而成之”，然后將農林、畜牧的產品加工制造。“商而通之”，最后，再由商業的經營，來流通農林畜牧和工業的產品，于是才能達到有無相濟，各獲所需，不虞匱乏的`地步。

接著他又說，這種經濟形態的發展，是順著人類社會的需要，而自然演變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規定而來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發展出來的。所以每個人都是各盡自己的能力，換取自己的需要。

3司馬遷對于商業的經營上的觀點。

在商業的經營上，是“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也就是中國商業一句傳統的成語--“賤物不可丟，貴物不可收。”一樣貨品，價錢跌了，不要賠本賣掉。儲存在那里，將來一定回漲，甚至還可以加工制造，再賣出去，很可能還會賺大錢。

一樣東西漲價了，貴了許多，千萬不要一窩風地跟著去買，因為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跌價。所以，“賤價不賣，貴不買”。“各勸其業，樂其事”。各人安于本分，敬業樂群。

4強調農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

這些來自農林、畜牧，以及工商業的產品，是富國富家的基礎。雖然各地的氣候、土壤、人力不同，資源的儲藏與開發也不一樣，但經營得好就富足，經營不好就貧窮。上天是不會厚此薄彼的。

地往美國跑一樣。后來齊國到了中葉，國力曾經一度衰落，直到齊桓公的時代，用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經濟政治為主，并以經商出名的管仲為輔相，把齊國的國勢再度復興起來。他設立了九個有關財經的行政機構，設置掌財務的官員，行“輕重法”，而使齊桓公完成他的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個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歸”建筑，愛好豪華，也相當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國君近于朋友的關系，財富可和其他諸國的國君相比擬。可是他使得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的時代。

5經濟、文化、道德的連鎖關系。

司馬遷引《周書》的話，并舉出齊國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說明經濟財富對政治功業的重要以后，又引用“倉凜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兩句名言，討論財富和德業的關系，提出“禮生于有而廢于無”的主張。因為禮節、仁義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與財富為基礎的。一個君子富有了，就更樂于行善積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財富，也就安守本分，不會作奸犯科。接著他又把財富比作高山大澤，把品德比作山澤間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魚，山高了，各種獸類自然繁殖其中。溝里水淺是養不活魚的；小山也隱藏保護不了大的獸類。換句話說，貧窮就難有高超的道德修養，也難做出對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財富，才能發揮出仁心義行。一個人有了錢，如果再得權勢，就更容易彰顯善舉。反之，既無勢力，又無錢財的他鄉游子，自身難保，更何況其他。這是對有文化根基的中國而言，在文化低落的邊疆來說，財富對德性的影響就更嚴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的，都是為了一個“利”字。不論千乘之國，或者萬戶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們都一個個唯恐受到貧窮的困擾，更何況一般老百姓！接著，他又繼續舉出范蠡、子貢、猗頓、卓氏、程鄭、宛孔氏、師史、任氏等十幾位歷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對國家社會的影響，來強調財富和德業事功的關系。同時他強調說，所舉的這些人，還只是少數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繼承祖業，或世襲俸祿而來，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經營，把握了時機，去規規矩矩地發展，以最平實的方法來賺錢，而以最高明的原則來守成。至于其他，以發展農林工商而富可傾城的，或者富甲一縣，或者稱富鄉里的，這些就多得數不清了。

結論說，靠自己的勞力，從小生意做起，一點點積蓄起來，這是謀生發財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發大財也要靠機運。同時司馬遷又強調，發大財，還要有頭腦，譬如用兵，要出奇制勝。于是他陳列出一些歷史資料說，像秦揚這個人，以種田起家，他的財富居然蓋過了一州，等于現在富過一省。照理說，挖人家的墳墓，偷盜葬物，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這樣起來的；賭博說起來也是壞事情，但桓發卻因此致富；至于行賈，類似我們現在所說跑單幫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業，而雍樂成由此起家；賣油脂，當然也是低賤的行業，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這個行業中，聚積了上千金的財產；叫賣漿湯、油條，是小生意，但張氏以此賺了千萬的資財；磨刀，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技術，但郅氏以磨刀聞名，人人找他磨，到后來發了大財，養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飯來都是鼎食，氣派大得很；賣豬肉干、牛肉干，也只是小本生意，濁氏卻因此發財，養了幾十匹馬。在現代說，就是擁有幾十輛汽車了。還有馬醫，古代醫生的社會地位不像現在這么高，獸醫更是如此。可是有一個獸醫張里，家里開飯的時候還要敲鐘，可見其富庶的程度。以上這些都是因為專精一業，勤奮努力而來的。

最后他的結論說：從這些事實看來，致富并沒有什么一定的行業，財富也不是說一定永遠屬于誰的。有能力的人自然會發財，懶惰的人就是站不起來。富有了自然就顯貴。一個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于巨萬富翁，就和王侯一樣享受。這不是上天所賜，也不是祖宗所給，都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

四作業。

謝老師。

史記貨殖列傳讀后感（優質21篇）篇二十一

蘇州有紀念伍子胥的雕像，為紀念其功績，為其冤屈不平。然讀了《史記.伍子胥列傳》，實在不喜其為人，不喜原因有三。

一是父兄有難，獨自逃走。父親有難，本應設法營救，實在救不了，至少應當帶兄長一同逃跑。楚平王關了伍子胥的父親，伍子胥明知自己不去見楚平王的話，兄長自己去見楚平王就是白白送死，也會搭上父親的性命，卻自己獨自逃跑了。如果當時伍子胥陪著哥哥一起去見楚王，曉以大義，表明忠心，進一步還有挽回父兄性命之可能，楚平王未必失信于天下人，退一步就算三人全都死了，也是滿門忠烈，豈可臨陣脫逃，并且眼睜睜看著兄長過去送死。

《史記》原名《太史公》到了三國時期，這本書才被明確稱為“史記”。司馬遷的《史記》在漢魏期間屬于禁書，官民不得自由閱讀，即使是王公諸侯亦沒有此權利，而且刪去《史記》的《孝景本紀》、《孝武本紀》等10篇，其他篇章亦多有篡改。今日《史記》的版本，與司馬遷的原稿差別很大。東漢明帝、魏明帝曹睿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馬遷誹謗漢武帝。例如班固在他的著作《典引》稱，永平十七年某日，魏明帝曾在云龍門召見他、傅毅、賈逵、杜矩、展隆及郗萌等人，派個宦官拿了篇司馬遷的《秦始皇本紀》，詢問他們是否覺得司馬遷的史論有不對的地方，班固指司馬遷引述賈誼《過秦論》：“假設子嬰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還可以保住”，這番話相當有問題。

《史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規模巨大，體系完備，而且對此后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歷朝正史皆采用這種體裁撰寫。同時，書中的文字生動性，敘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被魯迅先生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魯迅先生在他的《漢文學史綱要》一書中稱贊《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