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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概論論文（熱門12篇）篇一

摘要：在我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以后，我國法學研究及學科建設中涌現了一些新的分科，我國誕生并發展起了一個新興的學科一體育法學。伴隨著體育與法制實踐及其反映與概括這一實踐的科學理論體育法成為法律體系中的一個獨立部分，在于其具有特殊性，并就其在未來幾年的發展前景進行了分析和預測。

關鍵詞：體育法學；法學新學科；現狀；前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制建設突飛猛進，法學研究與法學學科的建設也有了長足進展，出現了不少法學新學科。當前，隨著我國政府對法制建設及法學研究的日益重視，我國國內法學新學科的研究也在逐步展開或越發深入。在這種情況下，了解國內法學新學科研究的現狀及前景，對于推進這些學科的建設以及我國的法治化進程，無疑都將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體育法學是一門體育學和法學結合而成的綜合學科，是研究體育法律規范、體育法律現象及其發展規律和運行機制的法律科學。它是在現代體育獲得迅速發展并出現對其規范和調整的專門體育法律之后逐漸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隨著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我國的體育法制建設日益加強，體育法學也從無到有不斷發展，正在成為與體育和法制實踐緊密聯系并為其有效服務的重要學科。

一、我國體育法學研究的形成及其背景。

二、我國體育法學研究的主要成果與特點。

1、我國體育法學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主要表現為如下：

(1)在著作教材方面：國家體育行政部門組織編寫的《釋義》和各部體育行政法規的釋義，先后在“二五”和“四五”普法教育中編寫的《體育法規知識講座》、《體育法規知識讀本》等體育普法教材，都體現了有關的理論研究成果。一些體育院校學者相繼出版了《體育法學概論》、《體育法學概要》、《體育法學》、《體育法理》等著作和教材。在《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狀況與發展趨勢》、《體育人文社會科學概論高級教程》以及其他一些著作、教材中，都有體育法學方面的專門內容。最近還有體育法學的有關譯著公開出版。

(2)在科研立項方面：在國家級社會科學基金體育學立項中，已有10余項屬于體育法學方面的課題。國家體育總局(原國家體委)先后批準的體育社會科學課題中，體育法學方面至2004年已達50余項，其中1995年以來的占86％。這些成果中有些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許多已經轉化為各級體育行政領導的決策，有的成果還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和批示，有些獲得了不同層次的科研獎勵。

法學概論論文（熱門12篇）篇二

摘要：法學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革一直是成人高校十分關注和致力研究的問題，也是學校教育教學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將對抗賽教學法引入到法學課程教學中，從對抗賽題目的設置、準備工作、比賽過程、存在的問題和收獲等一些方面詳細介紹了對抗賽應用到法學課程教學的過程，為推動法學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革提供了借鑒。

關鍵詞：對抗賽；法學課程；教學改革。

法學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革一直是成人高校教師，尤其是電大教師十分關注的問題和致力研究的課題，也是學校教育教學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1]“對抗賽教學法”也可以稱為“比賽教學法”，是在課堂教學過程中，為了完成教學任務、達到一定的教學目的，在教師的指導和學生的共同參與下，讓學生在游戲、對抗、娛樂的比賽氛圍中學習知識的一種教學方法。[2]這種教學法已經被廣泛運用到了體育教學和經濟管理教學中，成為對傳統教學方法的一種突破和補充[3][4]。但是，將這種教學法運用到法學課程教學的研究并不多見。

筆者所在的電大在行政管理專業專科班級開設了《法學概論》課程，這門課程屬于法學知識的普及課，課程特點是內容多，容量大，讓學生在短時間內掌握如此大量的法學知識有一定的難度。因此如何在短短的幾次課內完成教學任務并讓學生很好的掌握基本的法學知識，成為這門課的難點之一。基于這門課的特點即法學知識本身沒有難度，難的是信息量大，因此，筆者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提高學生的參與度，增加課程的趣味性。基于這個出發點，將“對抗賽教學法”運用到了這門課的教學中，選擇組織了兩個班級的法學知識對抗賽，讓參加學習的兩個班級學生之間有一個競爭，通過對抗賽提高大家的興趣，掌握法學知識。下面就《法學概論》課程對抗賽教學的具體情況進行論述。

一、法學知識對抗賽的題目設置。

基于電大學生的特點，工學矛盾突出，對抗賽的題目是在預先設置好的100道題目中選擇50道作為正式對抗賽的題目，而且為了給大家充足的準備時間，對抗賽題目在設置好之后，提前一個月下發到各位參賽選手手中。

二、法學知識對抗賽的準備工作。

準備法學知識的對抗賽，可以說導學教師和任課教師都付出了極大的心血。之前的準備工作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下面就主要的方面進行論述。

（一）選擇參賽選手。

法學知識對抗賽的主要參與人員就是兩個班的選手，在選擇參賽選手的時候，主要依靠導學教師來進行。導學教師一般都會選擇本班出勤好、學習成績也較好的學生，在選擇參賽選手的時候，導學教師考慮的非常周全，每位導學教師在選擇的時候都設有1-2名備選隊員，萬一哪位選手因為工作或其他特殊情況無法到場，備選選手可以替代。導學教師在確定參賽選手后，及時將紙質的題目發給學生進行準備。

（二）法學知識對抗賽規則的制定。

法學概論論文（熱門12篇）篇三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推進，大學生的公民價值意識不斷增強。不斷提高中國大學生的公民價值意識，在大學生法律教育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我國民主政治建設也有重要的意義。大學生思想政治素養與法律教育之間有重要的聯系。近些年來，全國各大高校法學專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教育工作重點突出了專業教育的重要性，卻忽視了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養和公民價值意識，這是不可取。本文通過對大學生法學概論方面的課程進行研究，通過了解大學生在法學概論方面課程與大學生思想政治情況的研究，認識了法學士在思想政治培養中存在的不足和問題為更好的提高法學概論教學疑難案件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建議。

論文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法學生；法學概論；法學課程；職業道德。

一、引言。

近些年，法學專業學生越來越熱衷司法考試，重視專業知識的學習，而忽視法學職業精神的培養。各個高等院校法學專業教育雖己經取得了進步，然而大都把教育的重點都放在了專業教育，忽視了職業意識、職業道德的培養，這就使得法學畢業生整體的職業素養不夠優秀。__也曾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從國家政策的角度，加強高校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視程度。本文希望通過對法學畢業生的調查，得到反結果，了解了法學生的職業精神養成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情況，及法學生職業精神培養中存在的不足和問題，為更好的提高法學職業精神養成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提供客觀、具體、可行的政策建議。

二、法學生職業精神研究現狀。

（一）思想政治素養較高。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法治社會的飛速發展，社會上出現一些不和諧因素，很多人明明懂法卻犯法，追求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思想政治素養不高，只有具有了較高的思想政治職業素養，法律人員才能在社會工作中做到不被利益誘惑，從而確保法律政治的高度純潔。大學生作為國家的棟梁和社會的重要人才，必須具備較高的思想政治素養才能夠在法律工作中取得更好的進步以及自身素質的不斷提高。

（二）職業道德高尚.

高尚的職業道德和過硬的思想政治素養是每位大學生在法學課程中必備的重要環節，尤其是職業道德顯得更為重要，作為一名合格的法律工作人員，必須處理好法學課程和大學生思想政治之間的關系。大學生如果在未來的工作中想要得到認可，必須具備過硬的思想政治素質，根據客觀事實，公平辦事，如果違背了這項原則，傷害的不僅僅是大學生自己，還有很多無辜的人。作為一名合格的法律工作人員，必須處理好法學課程和大學生思想政治之間的關系。大學生如果在未來的工作中想要得到認可，必須具備過硬的思想政治素質，根據客觀事實，公平辦事。

（三）專業知識扎實。

對于法律專業而言，法律工作不僅要求具備較高的思想政治素質還要求具有專業扎實的素質和素養。最僅幾年，在一些公務員和事業編考試中也出現一些法律方面的專業知識，這是對其專業的一個重要檢測之一。所以，現在社會越來越多部門對大學生的專業知識要求越來越多，這也是檢測大學生自身專業知識和素養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作為一名合格的大學生，不僅思想政治覺悟要高，而且專業知識也要過硬，因為這在某種程度上關系到大學生能否勝任相關的法律工作。

（四）法律信仰高。

羅伯特.n.威爾金的《法律職業的精神》中寫到，“精神的東西會按精神的方式行進，而獲得這一精神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崇尚它，只有崇尚才能根植于心，為靈魂所擁有。”法學生最需具有的職業精神便是對法律的信仰與崇尚。法學畢業生在本科受教育階段應該具備的職業素養有兩方面：包括基礎層面上的素養，即法律思維的建立，對法律法規的理解，專業的法學知識體系，還有更高層面上的素養，即本身的德育水平，尊重事實，尊重法律，尊重社會。堅持誠信為人，堅持公平正義。

三、法學生職業精神養成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沒有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地位。

法學概論論文（熱門12篇）篇四

《法學概論》中的部門法知識的學習，因為課時有限，涉及的法律知識面廣，在教學中多選用典型案例的分析輔助教學，加深學生對法律知識的理解。用案例輔助教學，具有靈活、直接的特點，能有效地活躍課堂氛圍，啟發學生思維，學生更易接受，對深入鞏固教材知識的重點和難點能起輔助作用。

（一）案例輔助法律知識的講授的首要環節是選好案例。

首先必須針對教學中的重點與難點選擇案例，以利于學生對重點與難點的把握；其次，必須和教學要求、教學目的相吻合。《法學概論》是針對非法律專業學生開設的，案例不能太難，在挑選案例的時候，要求案情簡單、短小，不能太復雜，學生要花長時間才能把案情搞清楚的案例不得選用。此外，選擇的案例不要涉及多個知識點，以只涉及一個到兩個具體的知識點為宜。

（二）案例輔助法律知識講授的關鍵是對案例的運用。

對案例的運用一是要通過案例提出問題，讓學生用所學的知識解答問題，或者要求學生對提出的問題通過思考引出新知識點，這樣能激發學生強烈的求知欲和學習興趣，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活躍他們的思維，使學生能較快地掌握所學知識。二是要運用典型案例例證法律原理。教材中很多理論知識都用一些法律術語敘述，教師如果純粹地用理論解釋理論，學生就會覺得生澀難懂，使用事例例證法律原理和法律規定，可以把枯燥無味的.法學理論知識形象化、生動化，讓學生更容易掌握用例證解釋的法律理論。三是要通過案例分析比較容易混淆的法律現象或法律術語。教材中有許多法律概念或法律規定單一從字面上來看，不易理解也不易分辨，學生很難接受。如果能結合案例的分析和比較就能幫助學生透徹理解有關知識，在比較中準確掌握。如對民法中一般侵權和特殊侵權的講解，分別輔以一個案例，并對二者進行比較，這兩者的不同點就十分清楚了。

案例輔助法律知識的講授要特別注意幾點：首先，對案例的處理要突出一個“疑”字，要求學生讀懂案情，在讀懂案情的基礎上明確案件要解決什么樣的問題，教師要給學生引導，要把學生的思維集中在要了解和掌握的知識點上。其次，必須調動每一位學生的參與意識，鼓勵學生大膽發表意見和看法。在案例討論中往往有的學生很積極主動，有的學生則被動，不思考、不發言，教師可以單獨提問這類學生。最后，教師要依據相關的法學原理和法律規定，對案例進行分析并給予答案，因為學生對案例進行分析后，往往會有各自不同的觀點，教師必須進行歸納和評判。

法學概論論文（熱門12篇）篇五

(一)教材與課程中存在問題。我國現在使用的教育心理學教材主要注重兩方面的內容，其一，強調實際服務，其二，偏重研究基礎。我國過去的教育心理學課程大部分以面對教育實際為出發點，認為教育過程中的種種心理規律和現象都是教育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所以教育心理學的教材通常是從基礎知識、技能培養、思品教育、審美水平、個別差異等方面進行組織，這樣，實際上教育心理學就失去了其學科本身的學術價值和學科價值。隨著西方心理學的研究深入并且傳入我國學術界，我國的教育心理學家為充分體現其學科的心理學特性并突出本學科的科學特性，走向了學術的另一個極端，即重視在實驗室里的研究，相對忽視教學實踐中的實際需要，使得我國的教育心理學研究與西方的“教育心理學”越來越接近。

(二)教學方式與評價的問題。教師在課堂進行講演是我國在教育心理學教學中長期采用的方式。教育心理學的教學內容中往往要涉及到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合作學習與探索、人本主義的學生中心等主題，但是在實際的課堂中，又常常是教師拼命說，學生拼命記的教學模式，在這樣的教學方式下，心理學的絕大部分知識對于學生來說只是紙上談兵，學生不能充分理解和掌握心理學的核心知識，在日后的教學實踐中也得不到有效的發揮，對我國教育事業的長久發展具有極大的.阻礙作用。此外，教育心理學的學習評價一直采用筆試考試的形式進行，而考試的內容基本上也是對基本概念和內容的考查。在此種教學方式下，考試前臨時突擊，考后全部忘掉的現象普遍存在。這與當今社會對大學生靈活運用知識的能力去解決實際中存在的問題，并且充分發揮創新、創造能力還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此種教學模式不僅對學生自身的學習積極性和學習能力沒有提升作用，對高等院校教學目標的實現也有極大的阻礙。

(一)優化課程結構體系。教育心理學是以學生學習特點、規律和條件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科學。其教學的主要內容包括心理發展與教育、一般學習心理、分類學習心理、學習理論與教學、教學心理與教師等方面的內容。“心理發展與教育”主要是闡述維果斯基、皮亞杰、柯爾伯斯等人關于心理發展的理論;“一般學習心理”涉及到學習的動機、學習的遷移、學生的生理機制等問題;“分類學習心理”會涉及到建構知識體系、學習的策略、解決問題的方式、思想品德等方面的學習過程和促進以上方面的條件;“學習理論與教學”部分主要是關注基礎理論知識，壓縮舊理論的部分，突出新的理論和觀點;“教學心理與教師”主要涉及到教學的設計、個別差異、信息技術應用等方面的教育。學習與教學心理在整體上前后呼應、相輔相成，在結構上，課程互為一體。

(二)重視實踐操作。解決教育教學在實踐過程中的問題是教育心理學研究的最終目的，進而達到提高學習和教學質量的目標。所以，教育心理學的主題應該是問題解決、學習態度、知識學習、動機激發、態度與品德等內容。例如，在“知識學習”的過程中，要能通過組織系列直觀、概括的活動能將簡單的知識有效地掌握，也要對知識如何整合、概念如何產生等重點問題重點關注，對高級知識、高層次的學習過程和自我調節的學習過程給予充分的關注，并放在一定的高度。在“動機激發”中，對如何運用已有的成功案例對動機進行合理有效的激發是要特別重視的問題，例如，根據成敗歸因論組織進行歸因訓練，根據自我效能的相關理論進行自我形象的提升。在“態度與品德”的學習過程中，要對品德結構有充分的認識和了解，并且要對社會規范對個人品德內化的過程和相關的理論進行相關的說明。此外，以上各方面的內容都需要有教育實際案例的支撐，編寫相關的思考題、案例和討論題目，引導學生進行多方面多形式的學習活動，通過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使學生在教育心理學的學習中真正具備實踐的基礎，對理論的理解有極大的幫助。

(三)更新教學內容。現代教育心理學的研究主要方向為人本主義和建構主義，以學生為主體，關注學生在知識自主建構中的作用，在強調“教材”的同時，也要成為“學材”。對于“學習心理”、“品德心理”和“心理發展與教育”三個方面進行有效加強。強調學生為學習的中心必須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學生的基礎上，研究學生心理的發展過程與發展規律，對以皮亞杰等為代表的心理發展理論和教育的深層含義做充分的說明和闡釋。同時，需要全面了解學習的實質、過程和條件，從而能有效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在教育心理方面，要對教學設計、教學方式、教學評價給予充分的重視，并且要介紹在信息技術的條件之下的學習和教學過程。在個別差異的部分，需要主要介紹多元智能理論以及它在教育過程中的應用，同時，學習方式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要有所涉及。只有這樣，學生才能深入理解“學生”和“學習”，從而對不同的學習領域學習過程和教學規律的理解和認識才能達到不一樣的水平。

(四)對教學方式和評價手段的改革。將課堂講授與師生討論相結合。涉及到一些教育心理學的基本問題時，一般是教師在課堂上進行講授，可以在教師講授的基礎上，引導學生加入到課堂中來，通過學生對教師講授內容的質疑和討論，促進學生的理解。課堂的教授應該傾向于精講，對有關主題的內涵和邏輯的聯系要有重點地突出，從而保證教學的質量。

(五)小組合作探討與學習。充分利用學生的已有知識和生活經驗，鼓勵學生主動去探究知識并且運用知識，例如，知識的學習、技能的形成、社會規范的內化等問題的探討。學生的主動學習與探討知識，能夠深化學生對于知識結果的理解，體驗知識的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從而進一步培養科學的思維方式。實際操作過程中，個體要針對某一主題進行獨立的探討，進而對相關問題有獨立的思考和判斷，之后學生之間可自由結組進行討論，每人就相關主題的看法的觀點進行交流，對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合作精神進行合理的培養。教師的最后總結和概括，保證相關主體理解的深度和知識的廣度，從而保證教學的效率。

教育心理學是高校教育類課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探索其課程和教學的改革，為其他課程日后的改革提供經驗與借鑒。要重視教師在課程改革中的主力軍作用，也需要師生的配合、任課教師的整體綜合協調，從而促進教育心理學的課程改革能夠順利進行。

法學概論論文（熱門12篇）篇六

學術上的這種呼應，也令人贊嘆!《概論》是我國現代辭章學史上第一部辭章學的專著，被譽為“奠基”之作［10］。石破驚天，《概論》出版10年后，即1996年，張志公著的《漢語辭章學論集》(編入1961—1996年發表的相關論文)問世，他在內部試用的《漢語辭章學引論》(講義)中，設十五講，講了《漢語辭章學概說》、《說語言》、《漢語簡論》、《語言的運用———簡論“聽說讀寫”》、《篇章論》(上、下)、《句讀論》、《語匯論》(詞、虛詞、成語、習慣語)、《字》、《說“比、興”》、《體裁論》、《風格論》、《結束語》等。可以看出，這些都是對語言“藝術形式”的具體化，而不是“詩文的總稱”。是否可以說《概論》和《論集》的研究“對象”總體上是一致的呢?一般來說，肯定容易，否定難;否定別人容易，否定自己難上難。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大師級的張志公先生在《論集?結束語》中勇于否定自己在研究辭章學中的“失誤”。他說:“經過這幾次的試驗，尤其是最后一次嘗試，自己的認識逐漸地更明確了一些。一開始我曾經說過，‘辭章之學’就是‘文章之學’(見《談‘辭章之學’》，《新聞業務》1962年第2期)，現在認識到這種說法有片面性。辭章學同所謂文章之學有相同、相近的部分，但是也有很不相同的部分，因而說成‘就是’，把這兩個東西當中劃個等號，是不妥善的。我還曾經在一篇參加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里，提出一個英語的譯名，我說，‘辭章學……如果用英語來稱說，大概可以稱之為theartofwriting:alinguisticapproacb。現在想想這個譯名也不妥善，因為辭章學不僅僅是寫作的藝術，它是全面培養提高運用語言的能力(包括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也就是平常說的聽說讀寫在內的各種能力)的一門科學。這里說說，也是想提醒你們注意:不要因為在總的方面你們接受我的觀點，就認為我說的每句話都對;同時也建議你們，要敢于發現并承認在研究、講述、寫作中出現的某些失誤。萬萬不要因為我這樣說過，就得堅持不變，不能自己否定自己。不對，該否定就得否定，清代學者戴震說過，作學問，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己’。(轉引自孟憲范同志文)這句話說得太好了!希望你們記取!”這是志公先生對他的研究生說的話。志公先生太偉大了，作為著名的語文學家、語言學家、修辭學家、辭章學的倡建者，縝密思考，對他34年前以來說的辭章學定義作了訂正，免得南北方的觀點牴牾，大家還要舌爭筆戰，這樣學科就建立不起來。_說得好:“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對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了某一學科的對象。”“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11］辭章學要解決的是“話語(含口頭語和書面語)藝術形式”和“信息”(內容)之間對立統一的特殊的矛盾，它區別于只講書面語中內容與形成的文章學;“話語”，含篇法、章法、句法、字法、聲律等各層次的語言藝術以及辭格、表達方式［12］以及語體和文體的對應研究(辭章體裁學)、語言風格和文章風格的對應研究(辭章風格學)［13］，還有表達方式、藝術方法等“言語藝術”，研究這些方面“說寫與聽讀”;而文章學只側于對成篇詩文作品寫作與閱讀，研究的文體、文章風格和表達方式。區分了辭章學和文章學各自的研究“對象”———“特殊的矛盾性”，把“辭章學”從“等同”于文章學，或“文章學的一個側面”，或“詩文寫作的語言藝術”，給它以獨立的地位，再不至于“重復建設”，才有建設辭章學這一學科的必要性。對現代漢語辭章學研究對象的認識，鄭氏的“發音”和張氏的“定錘”，南北呼應，兩代學者取得了統一的認識，明確了主攻的方向，為2002年建立全國性的辭章學研究會，為兩岸合作交流，促進辭章學發展、繁榮，創造了最重要、最基本的理論基礎。從此，大陸學者都統一用“辭章學”這一術語，也不用“詞章學”了。

二、兩岸交流，迅速發展。

《辭章學概論》出版后，也發行到臺灣，實際上已用書面語與臺灣學者在做書面的交流。2000年，鄭頤壽以大陸中國修辭學會的代表的身份到臺灣高雄師范大學作修辭學研究的交流，向大會提交了約三萬言的《“四六結構”與風格學》論文(被編入會議的論文集，后編入鄭氏的《辭章學新論》)。會議結束前，鄭頤壽與臺灣辭章章法學的“領軍人”陳滿銘及其弟子仇小屏、陳佳君等在臺灣師大會晤，開始了面對面的辭章學學術交流。兩岸辭章學研究者在研究中對辭章學的諸多理論問題取得了大致相同的認識。鄭頤壽的《臺灣辭章學研究述評》(《國文天地》2002．3)一文開頭先給“辭章學”正名，然后指出臺灣辭章學研究，在“哲學思辨”、“多科融合”、“雙向兼顧”等方面，與大陸的辭章學研究是一致的，其觀點得到陳滿銘教授的認同。修辭學講“章法”，文章學、邏輯學等也一樣。辭章學則要融合多科的理論，稱為“辭章章法”，或在辭章學書中簡稱“章法”。它同樣含口語話語和書面文章。在明白了這個前提下，先講“文章章法”是可以的。鄭氏之談辭章，也是在闡明了這一前提下，“本書只講作為書面表達的文章的寫作方面”。［4］3臺灣第一部“辭章章法”的專著是陳滿銘指導其弟子仇小屏寫的60萬字的碩士學位論文《辭章章法論》(1999)。其后，他們雖然出了多部“辭章學”或“文章章法學”，但都是多科融合的。2007年，由仇小屏等編的《陳滿銘與辭章章法學》(臺北:文津出版社)，則詳稱“辭章章法學”。此書可看成是對陳氏榮退前對“辭章章法學”研究的總結。由于鄭氏在辭章章法研究方面有上述的“大同”(“小異”還是有的)加上兩位學術帶頭人都是“謙謙君子”，“文人相欽”，因此配合默契，推動了漢語辭章學研究的發展與繁榮。

三、交流合作，互利多贏。

其成果如下:1．建立適應各層次讀者需要的普通辭章學。所謂“普通辭章學”是就辭章學研究的“面”展開的。(1)面向碩、博士生和其他研究者的有:《漢語辭章學論集》(張志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辭章學導論》(鄭頤壽，臺灣萬卷樓，2003)、《辭章學發凡》(同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5)、《辭章體裁風格學》(鄭頤壽，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8)、《辭章學論文集》上下冊(鄭頤壽主編，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3)、《辭章學十論》(陳滿銘，臺北:里仁書店．2005)、《海峽兩岸教授博士辭章學叢書》(10本，鄭頤壽主編，福州:海風出版社，2005—2008)、《海峽美育、辭章學叢書》中的9本辭章學專著(鄭頤壽主編，福州:海風出版社，2013)。(2)面向大學生和中學語文教師的有:《辭章學概論》(鄭頤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冰心名篇賞讀》(鄭頤壽主編并為主撰稿，海峽文藝出版社，1999)、《辭章藝術示范》(鄭頤壽、張慧貞、鄭韶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及其完全同構思、同體例的“異名書”):《文章修改藝術》(鄭頤壽，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言語藝術示范》(鄭頤壽、祝敏青正副主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初中語文名篇修改藝術》、《高中語文名篇修改范例》(鄭頤壽、潘曉東主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含語、修、邏于一體的“語文趣話”系列(5本，鄭頤壽主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言語修養》(鄭頤壽，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3)面向廣大受眾的工具書，有《辭章學詞典》(鄭頤壽主編，林大礎副主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及其同體例的姐妹書《中國文學語言藝術大辭典》(原稱“辭章學藝術大辭典”，為通俗改稱。鄭頤壽、諸定耕主編，重慶出版社，1993)。2．建立了多科專門辭章學。所謂“專門辭章學”，是對漢語辭章學的一個“點”，作深入開拓的。它“以點帶面”，促進了“普通辭章學”的研究與發展。(1)“辭章章法學”與“篇章辭章學”及其系列分支學科的建立。這是“專門辭章學”中成就最大的學科。2000年前，臺灣陳滿銘教授指導仇小屏寫成“辭章章法學”的碩士學位論文，資料豐富，體系周密。它宣告“辭章章法學”的建立。2001、2002、2003年，陳滿銘把“辭章章法學”簡稱“章法學”，寫成三種章法學代表作:《章法學新裁》、《章法學論粹》、《章法學綜論》，由臺北萬卷樓分三年推出。2005年，陳滿銘大大發展了“辭章章法學”的理論，寫成《篇章辭章學》(福州:海風出版社)。2007年，仇小屏等編的《陳滿銘與辭章章法學》(臺北:文津出版社)可看成是兩岸學者對陳滿銘“辭章章法學”研究的匯評與階段性總結。2011年，陳滿銘又寫成《篇章意象學》(臺北:萬卷樓)，2012年又推出《章法結構論》(臺北:萬卷樓)在陳氏的指導、帶動下仇小屏寫成《章法新視野》(臺北:萬卷樓2001)、《篇章結構類型論》(上下冊)、《篇章意象論》(臺北:萬卷樓，2006)。陳教授還指導其弟子寫“辭章章法學”的諸多下位學科。陳佳君寫成《篇章縱橫向結構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篇章縱橫向結構論新裁》(臺北:萬卷樓，2010)和《虛實章法析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2)藝術體辭章學。這一類也別具特色，最充分地體現了辭章的藝術。可分為以下幾個小類:一是小說類辭章學。2000年，祝敏青推出《小說辭章學》(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3年，薛美秀推出《蘇童小說辭章研究》(福州:海風出版社)。二是詩詞散文類辭章學。2005年歐陽烔推出《楊萬里詩歌辭章學》(福州:海風出版社)，許清云推出《〈詩式〉辭章學》(同上)。2012年，姚恩健推出《趙玉林辭章藝術摭談》(香港:中國文化出版社)，鄭頤壽推出《詩詞創作對話———建構辭章學》(福州:海風出版社)，陳滿銘推出《蘇辛詞辭章學》(同上)。含苞待放的還有高萬云的《唐詩辭章學》、仇小屏的《〈古文關鍵〉辭章學》等。藝術體類的辭章學大有可為，值得兩岸學者進一步開拓。3．其他(1)對辭章學研究工作歷史性、階段性小結的除了上述陳滿銘六弟子的《陳滿銘與辭章章法學》，陳滿銘榮退時出版的《陳滿銘七秩榮退志慶論文集》外，還有鄭娟榕、林大礎的《中國當代辭章學史稿》(福州:海風出版社)、江仁魁的《鄭頤壽辭章學研究述評》(同上)。還有李義海待出版的《海峽兩岸漢語辭章學交流、合作與發展研究》(省社科項目)、《辭章學理論體系建設》兩部重量級的專著……(2)張志公說:“語文教學要走辭章學的路子。”李鶴鳴的《辭章學與語文教學》(海風出版社，2013)正為此而編寫的。自從兩岸進行漢語辭章學的交流、合作之后，“雙贏互利”，實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促進了學科的發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辭章學園圃可謂萬紫千紅，美不勝收，正迎來辭章學的春天。由上可以看出:合作首要“正名”，有共同的語言，才能交流，才能合作，才能發展。一門學科是這樣，兩岸的大事更是如此。兩岸交流要在“一個中國”、“_”大框架下進行，而不能稱“_”或“_”，這種“正名”，豈可忽之!

法學概論論文（熱門12篇）篇七

例如，如何認識當前我國階級、階層的變化，如何認識多種經濟的發展對黨的建設提出的要求，如何認識黨在新時期的先進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學的理論解釋。同時，加入wto后的中國將在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競爭，拓展全球經濟發展空間，共產黨要站在時代的前頭，也必須做到與時俱進，以創造性的思維，發揮自己的優勢去進行各個領域的創新與開拓。

其次，要按照發展的要求，提高執政水平。執政黨的執政水平，直接關系到執政的地位。

第三，要按照發展的要求，創新黨的領導方式和領導方法。中國共產黨有十分注重領導方式和方法的光榮傳統。毛澤東曾指出，“沒有正確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是不可能的。”江澤民同志強調：采取正確的領導方式和領導方法，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具備的能力。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們黨在領導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繼承和發揚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領導方式和領導方法，同時不斷根據實踐的發展改革創新，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領導方法。

法學概論論文（熱門12篇）篇八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改革開放后一系列經濟制度變遷的結果。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具有明確的市場化方向，并采取了漸進式、系統化推進策略以緩解改革阻力：以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為突破口，爾后逐步推進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從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爾后逐步推進制度內存量改革;從政策性調整入手，爾后逐步推進制度創新;從局部性制度創新入手，爾后逐步擴大到全局性制度創新;從塑造真正的市場主體到構建完整的市場體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場規則，建立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堅持了黨的領導，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人民主體地位，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進行了充分肯定、積極推廣和科學優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動了城市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等系統化的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因此，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不但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而且還實現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奇跡，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要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變遷，促進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對外經貿高水平高層次發展，推動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還應將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優勢上升為制度優勢和理論優勢，為其他國家的經濟制度變遷提供借鑒，并為世界經濟運行機制的完善提供中國方案。

經濟制度是由一組經濟規則集合而成的，是對人們經濟行為和方式的界定和規范，也是對經濟主體利益關系的界定和維護。從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來看，經濟制度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隨著生產力發展，經濟制度也會不斷變遷。人們對財富積累的追求使生產力持續進步，而從短期來看經濟制度具有穩定性，經濟制度可能促進也可能阻礙生產力進步;當經濟制度阻礙生產力進步時，就必然要求改變經濟制度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經濟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然而，任何一種經濟制度都會形成與其相依存的、相對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視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就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革。從理論上說，經濟制度變遷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舊制度，新制度具有舊制度不可比擬的優越性，終究會給全體社會成員帶來日益增進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積極效應還沒有完全釋放以前，經濟制度變遷必然會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獲得較大相對利益的人群）受到暫時性甚至長期性的利益損失。因而，舊經濟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往往會反對經濟制度變遷，成為經濟制度變遷的阻礙者;而能夠從新制度中獲得更多利益的經濟主體往往會擁護經濟制度變遷，成為經濟制度變遷的推動者。需要強調的是，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國家和政黨的形成與發展，使政府在經濟制度變遷中起到關鍵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經濟行為主體和利益相關者，加上多元化經濟、社會、政治理論和道路的并存，對于生產力進步驅動的經濟制度變遷，政府可能是倡導者和推動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礙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站了起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基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蘇聯模式的影響下，中國建立了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中國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具有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這是一種集權式的經濟制度，其固有的集中過度、統得過死等弊端嚴重地束縛了地方、企業、個人等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在當時乃至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都是一種低效率的經濟制度。因此，經濟制度變遷成為必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創造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奇跡，在短短的四十年間使中國富了起來強了起來。中國經濟制度變遷本身的成效及其帶來的經濟增長績效都是極其顯著的，并且在此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是穩定的、健康的，但這并不代表沒有阻力。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是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雖然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但這種轉變也是系統性的，必然帶來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調整，尤其是“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利益關系產生了巨大變化。因此，利益受損者會支持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合法性，反對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形成經濟制度變遷的阻力。此外，中國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總體上是實踐先于理論的，因而其還會受到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觀點的干擾。對此，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選擇了漸進式推進的模式[1]，即從改革阻力最小的領域入手，爾后逐步創造條件繼續向前推進。目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全面深化階段，將涉及更多的利益調整，可能面臨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鑒漸進式、系統化改革的經驗，妥善處理好各市場經濟主體的利益關系，以進一步推動和深化中國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

鄧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從農村做起的。”“農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們就轉到城市。城市改革比農村改革更復雜，而且有風險。”[2]117我國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選擇農村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闡述：

第一，農村是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壓抑較嚴重的社區，從相對意義上說，農村居民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犧牲者”，而城市居民則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現是，搞了20多年的社會主義，許多農民連溫飽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習近平同志的重要論著《擺脫貧困》，主要也是研究農村的貧困問題以及如何脫貧致富。因此，廣大農民群眾對改革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具有更高的積極性。與之相聯系，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在啟動階段表現為“自下而上”地推進，帶有很大程度的自發性。因此，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屬于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也稱為需求主導型的制度變遷）。這種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也是市場取向的制度變遷，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制度變遷，或者說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變遷。這種帶有自發性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充分反映了廣大農民群眾求生存、求發展的內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產經營自主權還給農民，讓權、責、利高度統一于農戶。這種新制度的創立，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積極性，在較短的時間內解決了長期想解決而又未解決的溫飽問題。

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取得如此顯著的績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承包戶）真正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即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從一開始便具有市場化取向。塑造微觀市場經濟主體的核心是產權很明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在土地所有權屬于農民集體的前提下，將農村土地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等劃歸農戶所有，實現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5]馬克思這里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個人所有制，而是集體所有制與個人所有制有機結合在一起。按照傳統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轉讓權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據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概念，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轉讓權是可以分開的。通過用益物權法可以破解這個難題。用益物權是指非所有權人對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轉讓權。當用益物權人在遵守相關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對他物權依法享有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轉讓權時，所有權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權人行使上述權利。農戶有了明晰的土地產權，則會形成剛性的市場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6]。該制度變遷源于農民自發的行動，是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是極大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制度變遷，也說明中國經濟制度變遷的市場化方向是生產力發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確的方向。與此同時，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也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一方面，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肯定、推廣和優化比如從“兩權分離”到“三權分置”，就是黨和政府根據經濟發展實際對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進一步優化。，使其迅速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成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并有效促進了農業生產效率的顯著提高和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在肯定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市場化方向的同時，也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即堅持農村土地所有權歸農民集體所有。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較大規模的包產到戶在全國曾經出現過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壓下去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包產到戶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對包產到戶或家庭承包的態度先后經歷了“不準包產到戶”“不要包產到戶”“少數邊遠山區和落后地區可以包產到戶”;直至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才明確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可見，對待人民群眾自發推行的經濟制度變遷，只要是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政府都應予以支持，并積極進行推廣和優化。鄧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是由農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習近平同志也指出，在農村選擇什么樣的經營制度，“要尊重農民意愿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能代替農民選擇。”[4]59從這里我們可以更深刻體會到習近平同志“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在經濟制度變遷中的指導意義和戰略作用。

農村經濟制度的變遷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會觸動城市經濟系統，進而引發城市經濟制度的變遷。但與農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經濟制度變遷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給主導型（或政府強制型）的制度變遷，無論是財稅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住房制度還是戶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現為自上而下地推動。之所以會有如此顯著的差別，原因在于城市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強大的地方，制度變遷帶來的利益分配格局變化較大，改革的難度也大;而農村則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較容易推進。與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一樣，城市經濟制度變遷的方向也是市場化，但由于是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并存的“雙軌制”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比如，“農民工”“城中村”等是城鄉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縮影。

中國經濟制度變遷是“揚棄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來的“休克療法”，不能即刻廢除傳統計劃經濟制度。既要依靠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又要進行經濟制度創新，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變革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必然涉及經濟利益的重大調整，如果步子邁得過大，既得利益集團難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導地位的話語權，改革會面對相當大的阻力，這就需要進行漸進式的改革。首先是選擇能使所有人都能獲得利益增進的經濟制度變遷，如前所述的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其次則可以選擇使部分人利益增進但又不損害（或損壞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經濟制度變遷，即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以外的領域率先改革，也稱之為從“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這種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現在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上。

鄧小平同志指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2]238“而是基層農業單位和農民自己創造的。”[3]631鄉鎮企業之所以被稱之為“異軍”，是因為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下國有企業是“正規軍”，國家工業化的推進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工業化與城市化相輔相成。誰也沒有料到在廣大農村也會自發地發展出與“正規軍”（即國有企業）相競爭的鄉鎮企業（即草根企業），而且鄉鎮企業的發展是市場化的，進而形成一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之外的在市場經濟中運行的“異軍”。早在1985年，鄉鎮企業產值就超過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0%，成為發展農村經濟、擴大農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2年鄉鎮企業總產值達16萬多億元，相當于1985年全國社會總產值;其中鄉鎮工業總產值達12萬多億元，約占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35%，從業人員超過1億人，與當年國有企業的職工人數相當。改革開放以來，很多有效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包括“長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溫州模式”以及“晉江模式”，都是建立在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的基礎上的。

非公有制經濟或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國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是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沒有非公有制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以來，迅速發展起來的非公有制經濟或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城鎮新增就業的主渠道，對經濟增長、國家稅收、居民收入、科技創新以及對外貿易等的貢獻份額持續上升，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中國民營經濟對稅收的貢獻率超過50%，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60%，在高新技術企業中的占比超過70%，提供城鎮就業超過80%，對新增就業的貢獻達到90%。公有制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占主體地位的國有企業），資本實力較為雄厚，有利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非公有制企業機制靈活，能夠較好適應市場經濟多變性和不確定性的要求，具有較強的市場潛力和增長能力。無論是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9年黨的十九屆。

四中全會。

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三個不可或缺的內在要素，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達到新的高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創新和發展。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經濟質量不斷提高的制度保證，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性的集中表現，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這種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顧效率與公平，防止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階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相匹配的經濟運行機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將公有制經濟主體與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置于統一的市場環境中進行公平的市場競爭。

現在回顧起來，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觸動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為傳統經濟制度結構下的利益結構是處于一種相對均衡狀態的，并且各經濟主體在此利益結構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護的。傳統經濟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必然會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從而使傳統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損害。市場空間總是有限的，增量制度變遷的產物——鄉鎮企業、非公有制企業或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必然會對傳統公有制企業的既得利益造成較大的沖擊，兩者成為競爭對手，沖突和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只是這種損害程度比起制度內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對比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進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實現真正的“帕累托改進”，不是最優方案，只能說是次優方案。還必須進行制度內存量改革，將公有制企業也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并構建統一的市場體系、市場規則和市場運作機制，讓其與非公有制企業在相同的市場環境中進行公平的市場競爭和合作，才能實現真正的“帕累托改進”。

我國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能夠迅速打開局面，并不斷地向縱深推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鄉鎮企業的崛起。如果說家庭承包制把“一統天下”的傳統計劃經濟制度打開了一個缺口，那么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則使中國經濟制度不可避免地朝著市場化的方向演變。但是，這兩項制度變遷都是農民自己創造的，都是源于農民群眾的自發行動。農村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發源地，但市場經濟的發育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絕對離不開城市改革，離不開國有企業改革。在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及其制度內存量改革的啟動階段，為了減輕制度變遷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領域并沒有立改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而是先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框架內做些政策性調整。這里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例進行分析。

為克服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對國有企業統得過死的弊端，改革開放后首先實施了對國有企業“擴權讓利”的過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權力和利益下放給地方、企業和個人（包括利潤留成、利改稅和承包經營責任制等政策調整），以利于調動地方、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但是，一般情況下，這種政策性調整，只有激勵機制，而沒有約束機制，往往會導致工資、獎金、福利等的增長速度超過企業利稅的增長速度，進而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政策性調整轉入制度創新。建立硬預算約束機制則是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重要標志，只有建立起硬預算約束機制，才有可能把國有企業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而要形成硬預算約束機制，必須具備四個基本條件：一是企業必須為自己占有的生產資源支付代價，二是企業必須按事先規定的標準向國家上繳利稅，三是企業經營虧損時不能隨意獲得國家的財政補貼，四是企業必須嚴格遵守各項契約（包括信貸契約、商業契約等）。因此，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經過多年的改革實踐探索，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傳統的國有企業制度改造成為股份制或公司制，還有一系列問題需要解決，尤其是國有資產產權問題。比如：如何準確評估國有資產價值，以防止在轉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國家、集體和個人作為股東的合法權益，進而建立合理的產權激勵和約束機制以及風險防控機制;如何管控國有股權交易，使國家、企業和個人能夠平等分享國有資產增值利益;國家的股東職能應由政府的哪個部門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現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標志著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通過產權流動或轉換推動資本流動和重組，使包括資本在內的各種要素可以根據市場需求從效益低的部門流向效益高的部門，進而促進生產的集聚與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與此同時，在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過程中，還存在“一股獨大”的現象，即國有股占絕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因此，還需要為重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營企業進入創造有利的條件。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強調的是，國有企業改革離不開市場化的推動。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任何權利的獲得都應通過市場交換實現，所有權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場條件必然導致不完全的所有權形態，扭曲的市場關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權關系。所以，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

進一步從產權制度改革來看農村改革與國有企業改革的差異性。表面上看農村土地產權改革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兩權分離”關于“兩權分離”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從理論上厘清所有制與所有權的關系。西方經濟學離開所有制關系談所有權，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馬克思提出了科學的所有制和所有權理論：所有制是一個經濟范疇，是一系列經濟關系的產物，所有權則是所有制關系的法律表現。所有制關系包括歸誰所有、歸誰占有、歸誰使用、歸誰受益，其主體是同一的;所有權也包括歸誰所有、歸誰占有、歸誰使用、歸誰受益，但與所有制不同，所有權的主體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分離的，即分屬于不同主體。馬克思把所有權關系或財產關系定義為“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7]。既然是法律用語，法律可以對此作出具體的規定，進而使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相分離有了法律依據。（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但兩者的“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質區別。由于所有者與經營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權人把資產或資源委托給經營權人經營，就會產生代理關系帶來的代理成本，使經營者的經營方向有可能偏離所有者的目標。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承包農戶則是集體成員，經營者與所有者的目標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加上農業家庭生產經營規模及監督成本較小，因而農村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幾乎沒有代理成本;同時，包干制使農戶的經營績效與其自身收益密切相關，進而極大地激發了農戶的生產積極性和經營活力，也為農民走向市場掃除了障礙。而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相對于“農民集體”，“全民”更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標取向，導致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業生產經營規模較大、組織運行較復雜，監督成本也較高，因而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會產生較大的代理成本;同時，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收益與經營績效的關聯度相對較小，其努力程度也難以衡量，如果沒有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不但可能產生激勵不足問題，還可能引發尋租、利益輸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國有企業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預的慣性，簡單的“兩權分離”并不能使國有企業轉變為真正的市場主體，還需要在諸多領域進行相應的市場化改革。可見，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領域，改革的難度越大，產權越難明晰，越難與市場經濟接軌。因此，某種意義上講農村經濟制度變遷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內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國有企業改革面對的利益關系要復雜得多，需要逐步推進，其短期績效也遜色于農村經濟制度變遷。

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制度，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制度向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其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是難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當大的。加上沒有現成的經濟制度和經驗可供借鑒，中國的經濟制度市場化變遷沒有一下子全面鋪開，而是在實踐中探索前進，選擇了以點帶面、以局部帶動全局的制度創新路徑。這種以局部帶動全局的制度創新在地域上表現為：先在條件較好的地區通過發展市場經濟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再通過輻射效應帶動全國的經濟增長和市場經濟發展;先在有條件的地區進行改革試點，再推廣到全國。具體來講，最為典型的就是根據不同階段改革開放的需要，相繼建立了經濟特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新區以及自由貿易試驗區等。

為了在經濟制度變遷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同時保持經濟發展的穩定，就必須從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市場經濟制度較易建立的地方開始，經濟特區應運而生。1980年中國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1988年又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經濟特區是以引進外資、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為主的區域，一般設置在地理位置較為優越、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比重較低、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的地區。這些地區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制約較小，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外資經濟比較容易發展。在當時投資環境較差的情況下，為了吸引外資，中央賦予這些地區特殊優惠政策，包括稅收優惠、金融優惠、土地廠房使用權優惠、固定資產折舊優惠以及放寬外匯管制等。這些特殊優惠政策對擴大對外開放、加快引進外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也構建了經濟特區獨特的經濟競爭優勢，使經濟特區以超常速度實現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并有效帶動了全國的經濟增長，也為全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窗口”和“試驗田”作用。在經濟特區實行特殊優惠政策，固然對突破舊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卻不符合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公平競爭規則，不符合經濟制度變遷的最終目標。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優惠政策的覆蓋面將越來越狹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蓋面將越來越寬大直至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廈門經濟特區在內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經濟制度變遷從重點突破、單方面改革向綜合配套改革轉變的必然產物，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必然選擇。顧名思義，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統性、鏈條性，要從生產、流通、分配、消費以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城鄉、生態等方面多領域進行制度創新，形成相互補充、相互配套的制度體系和運行機制，以增強各方面、各領域、各層次的協調性，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中央選擇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條件的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并把解決各地區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與攻克全國性制度創新難題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全面系統的制度創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為全國其他地區的綜合性配套改革發揮示范作用。應當說，創建經濟特區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都是為了促進計劃經濟制度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轉變。如果說經濟特區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則是與經濟特區一起，為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創造條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規模效益的存在決定了市場經濟是開放的。隨著對外開放的逐步擴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的市場經濟與外部的市場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為了適應新時代經濟制度創新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國范圍內相繼建立了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深化制度創新和擴大對外開放的戰略高地，要以制度創新為核心，通過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務、人才、資本、技術、信息等的國際流動，通過市場機制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同時，要從商品和要素市場的開放上升到市場規則的開放，不但要學習發達國家好的經驗，也要堅持和推廣自己好的做法，還要為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完善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優化作出積極貢獻。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貿易試驗區已形成260項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為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也有效促進了國內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

中國經濟制度變遷具有明確的市場化方向，目的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要求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但需要逐步推進，還要求制度變遷是系統性的。這里基于中國市場體系的發展，進一步說明中國經濟制度市場化變遷的漸進性與系統性。高標準的市場體系要求實現市場準入暢通、開放有序、競爭充分、秩序規范：國內市場統一，不僅僅是地理空間上的統一，還包括市場規則的內在統一，要消除各種行政障礙，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市場開放不僅僅是對外開放，對內也要開放，即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部門之間相互開放，形成跨部門、跨地區、跨城鄉、跨行業的商品和要素資源自由流動的統一市場體系;完整的市場體系不僅包括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商品市場，還包括資本、勞力、土地、技術、信息等要素市場，不僅包括現貨市場，還包括期貨市場。完整的市場體系的形成與發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階段逐步推進，進而具有漸進性、順序性，具體表現為商品市場發育、要素市場發育和期貨市場發育三個不同階段。

與計劃經濟制度相輔相成的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只承認消費資料是商品，不承認生產資料是商品，更不承認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商品關系“只限于個人消費品”。。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把商品的范圍從消費資料擴大到生產資料，但也明確提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不是商品，土地、礦山、銀行、鐵路等等一切國有的企業和資源也都不是商品”。因為這涉及要素和資源的核心問題，即所有制問題。然而，經濟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通過放開包括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購銷和價格，使商品供給根據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而變化，使供給與需求相匹配，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場化，讓要素能夠根據市場信號進行自由流動、重新組合和優化配置。沒有要素市場對資源進行市場化配置，只能發揮微觀組織的比較優勢，無法通過要素的自由流動提高要素生產率和報酬率。此外，要素市場還可以通過地區間、城鄉間的要素流動和配置，縮小地區間、城鄉間的差距。因此，沒有充分發育的要素市場，也就沒有完整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一個重要理論創新，就是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礎性作用”上升到“決定性作用”，從而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理論基礎[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正式發布，這是中央關于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國經濟制度變遷過程中，消費資料市場、生產資料市場、要素市場和期貨市場的發育呈現明顯的漸進性和順序性，要素市場、期貨市場的發育相對滯后。要素市場發育滯后，既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原因。主觀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認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買賣的;勞動者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人，勞動力不應當成為商品;既然土地和勞動力這兩個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進入市場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場。客觀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國成立后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追趕型經濟發展戰略，而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在當時的條件下所必需的資本原始積累只能由“三農”來承擔，其主要途徑是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和城鄉要素價格剪刀差，這就必然會抑制農村要素市場的發育，比如嚴禁農村勞力、土地在市場上流通和交換。中國“三農”問題之所以長期得不到解決，要素市場發育滯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長期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給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供給側和需求側都有影響，但并沒有改變供需關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給側。只有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才能促使要素從低效領域向高效領域流動，提高要素質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進經濟發展動力轉變、效率提高、質量提升，從而不斷優化供給結構。而要發揮市場在資源（或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就必須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步伐，推動政府從“定價格”向“定規則”轉變。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要素流動都要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直接干預，通過市場競爭形成要素價格，進而調節要素市場的供求關系，優化要素資源配置。

隨著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形成與發育，客觀上要求建立規避市場價格風險的機制，以防止市場供求和價格變化對經濟社會正常運行造成的嚴重沖擊。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規避和轉移市場價格波動風險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特別是經濟手段，即根據不同時期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實施不同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過多的政府干預，不利于市場的發育和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種是借助于市場經濟所特有的自我調節、補償和平衡功能，將價格波動風險進行分解和轉移，比如由風險投資者承擔，這主要是通過期貨市場來實現。期貨市場與現貨市場相輔相成，是現代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規避價格波動風險，即通過期貨市場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轉移現貨市場中的價格波動風險;二是提供較為正確穩定的預期價格信號，減輕和削弱資源配置中可能出現的盲目性和短期行為，使價格信號在資源配置中發揮積極作用。因此，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還需要積極發展健康的期貨市場。

除了各類市場發育程度參差不齊，要素市場和期貨市場發育明顯滯后外，當前中國市場體系的完善和發展還面臨諸多難題，主要包括：一是與城鄉二元制度結構相聯系的城鄉市場分割仍然存在，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城鄉差別不斷擴大的趨勢將難以扭轉;二是由行政分權和財政分權改革造成的市場分割較為嚴重，地方和部門利益膨脹限制了要素在地區間和部門間的自由流動，不利于區域和產業協調發展，也不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決數據要素的確權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作為一種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當前中國制造業面臨比較優勢明顯削弱的挑戰，要重塑制造業國際競爭優勢，必須加快推進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但是，數據交易中如何確權、單位是什么等問題尚在探索之中。，還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場規則建設滯后，市場交易行為不夠規范;等等。由此可見，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需要積極推進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還很艱巨。

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10]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也是改革開放后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轉變的結果。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起源于農民自發性的需求誘致型制度創新，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市場化取向，并逐步而堅定地系統化推進：以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為突破口，爾后逐步推進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從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爾后逐步推進制度內存量改革;從政策性調整入手，爾后逐步推進制度創新;從局部性制度創新入手，爾后逐步擴大到全局性制度創新;從塑造真正的市場主體到構建完整的市場體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場規則，建立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漸進性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以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而又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壓抑較為嚴重的農村為突破口，從農村到城市，從增量到存量，從政策到制度，從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是為了更好地協調各經濟主體的利益關系，減輕改革阻力，以維護制度變遷中的經濟社會穩定。同時，這種漸進性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堅持了黨的領導，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人民主體地位，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進行了充分肯定、積極推廣和科學優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動了城市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等系統化的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不但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而且還實現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仍需不斷完善，而且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將面臨更多更大的利益關系調整，可能會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必須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市場化方向，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也要處理好各方利益關系。新時代的經濟制度變遷要著眼于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經濟發展必須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經濟制度變遷，一方面要進一步促進生產力進步，實現充分發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區間、部門間、群體間的利益關系，實現協調發展。在促進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經濟制度變遷也要促進高水平高層次對外經貿發展，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當前，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強。在新冠疫情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等的沖擊下，世界經濟下行而中國經濟獨好，反映出中國的市場經濟至少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減緩經濟波動、縮小貧富差距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基于市場化方向，中國以往的經濟制度變遷學習和借鑒了發達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的有益經驗，今后也需要學習和借鑒，但更應挖掘本土經驗并進行系統化集成，以更好地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勢。因此，應將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優勢上升為制度優勢和理論優勢，為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制度變遷提供借鑒，并為世界經濟運行機制的完善提供中國方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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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j].求是，2020（16）.

法學概論論文（熱門12篇）篇九

總之，我們黨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發展中大國領導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又面對世界范圍內日趨激烈的競爭，能不能解決好發展的問題，直接關系人心向背、事業興衰，離開發展，堅持黨的先進性、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實現國富民強都無從談起。

法學概論論文（熱門12篇）篇十

xx暑假已經到來，許多的學生放假在家。他們每天除了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還可以進行體育鍛煉，參加各種補習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個放松的時間，可以隨性所欲。

二、問題的提出。

輕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個中小學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間學生們又在做些什么呢?他們是在家復習功課，和父母出門旅游，還是參加各種各樣的學習班培養自己的特長等等。中小學生的暑假還存在哪些問題?學生們的暑假究竟該怎樣度過?針對這一系列的問題，我對當地的中小學生的暑假生活進行了調查。

三、正文。

現在多數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時父母上班，孩子上學。可到了暑假，學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沒有了父母和老師的看管，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嗎?處在這樣一種無組織、無規律的生活之中，學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隱患。

在走訪的過程中發現，超過6成的學生在暑假期間是獨自在家，沒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們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時候學習，什么時候看電視，什么時候出去玩，什么時候參加課外的補習班……盡管每個學生的暑假生活會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內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網吧是多數學生打發假期時間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氣炎熱，很多學生為了避暑去野浴，這都是很危險的行為。據調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學生，整天泡在網吧或是游戲廳里，給孩子們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隱患，也給家長的工作和學習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場姓王的同學，今年14歲，暑假的第一天進游戲廳玩耍，另一個姓楊的同學上前找王要游戲幣，王不肯，楊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爾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將王打得鮮血直流，暈倒在地，終因搶救不及時，流血過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無所事事，便和幾個同學去附近農村的壩里游泳，胡本來還會游幾下，但由于水草纏身，一時慌張，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處掙扎，終因體力不濟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聞噩耗，一時支持不住，心臟病復發，搶救無效而死亡。

如果這些學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來管理他們的生活，這些慘劇或許就不會發生……但既然已經發生，我么就要從中吸取教訓，避免類似時間的再次發生。

暑假的時間很長，很多家長并不放心把孩子單獨放在家里。于是，家長為孩子報學習班，既希望能培養學生的某些特長，又能讓學生的生活有些規律，畢竟學習班里有老師看著學生，情況會好些。

根據有關部門的數據顯示，32%的中小學生在暑期中參加了課外輔導班，但喜歡參加課外輔導班的孩子數只占6%。數據顯示，家長在孩子學費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學習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語、計算機、數學、文藝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長希望孩子通過參加暑期活動來提高學習成績，26%的家長希望孩子能夠提高學習興趣。

所以在暑假期間經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學生背著書包坐公交車到各各學習班上課。商家也看準這個時機，開設各類的補習班招攬生意。

作為“假日經濟”的一種延伸，長達兩個月的暑期成為不少商家獲得經濟效益的“黃金時期”。這對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卻十分難過，他們那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又會給他們報上各種各樣的學習班、特長班，對此，家長們也有自己的難處。

通過對所的數據的頻數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學生的課外時間最多，平均達到每天六小時，而大三學生的課外時間相對較少，平均每天兩小時。如圖課外時間柱狀分析圖。

在調查中顯示大學生對課外生活自我安排的態度可以看出，50%同學都是稍微安排自己的課外生活，余下的部分，約有10%是仔細安排，而大多數都是無所謂或者不安排，由此可見大學生對自己的課外生活都是沒有自主安排得，由此窺視出大學生的課外生活質量出于一個不理想的水平之上，亟待解決。

大學生的課余生活類型以娛樂主導為主。

根據某種活動在課余生活中的主導地位為標準，可簡單地將大學生課余生活分為學習主導型、活動主導型、運動主導型、娛樂主導型等類型。在學生課余活動中選擇率最高的是上網，占89%，而睡覺、玩手機、體育運動等也分別占55%、445和35%，這說明大學生課余生活類型是以娛樂主導為主。

對課余生活的利用情況。

大學生課余生活脫離了社會，不利于技能和經驗的提高在大學生的課余生活中，做兼職、義工，參加社會實踐活動的人很少，體現了大學生的課余活動脫離了社會，不利于大學生在個方面能力與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大學生為走向社會做準備。

以上的種種數據從各個方面反映了目前當代大學生的總體課余生活的狀況，對大學生的課余生活狀況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認識。

(二)對比比分析。

1、不同性別的大學生課余生活的對比分析其中在購物和健身方面有著明顯的性別差異。在購物這一項上女生占36%，而男生只有16%;相反，在健身一項上男生占22%，而女生則7%。通過性別之間的對比我們不難得出，男女生之間的課外生活所存在的差異極大程度上是受各自性別因素上的影響。

2上網的學生多，使用時間長，上網目的不一。

從調查結果看，約40%的學生每天花2-3小時上網，占其所有課余時間50%左右，且12%的時間用于學習查資料，68.6%的時間用于聊天，上校內及論壇，看影視劇。這表明，網絡在大學生課余生活中越來越重要，大學生也越來越鐘情于這種新興的娛樂學習方式。但僅有12%的上網時間用于學習查資料，其余大部分用于聊天，沖浪，游戲和看影視劇。可見，大學生的網絡的學習價值和功能有待開發和提高。

3、上網的主要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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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概論論文（熱門12篇）篇十一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文化觀研究逐漸成為學術界研究熱點，大量學術研究成果不斷涌現，通過對這一時期毛澤東早期文化觀以及毛澤東文化觀產生的淵源、特征、文化領導權等研究成果的梳理，為更好地推進新時代文化建設提供一定借鑒。

關鍵詞：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文化觀;研究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文化觀引起學界高度重視。學者從毛澤東文化觀產生的淵源、特征、毛澤東早期文化觀、毛澤東文化領導權等方面進行深入細致研究，成績斐然。本文旨在對其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概括，以期為推進新時代文化建設提供一定的理論借鑒。筆者將改革開放以來的研究成果分為三個階段進行梳理。

這一階段出現了研究毛澤東文化觀的熱潮，對毛澤東文化觀研究不斷得到重視。將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1.1對毛澤東早期中西文化觀的研究。

1.2對毛澤東文化觀的特征研究。

這一階段對毛澤東文化觀的研究趨于成熟、穩定，且側重從微觀方面進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這一時期亦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更為客觀地論述毛澤東文化觀，牟岱以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為目的出發，對毛澤東倡導大眾文化觀的原因、特點和意義進行分析，指出毛澤東倡導大眾文化觀與其家庭生活經歷、傳統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運動有關，受馬列關于文化論述的影響、是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必然結果、是政治斗爭的必然要求。[13]張慧明以建設好社會主義文化教育事業為目的出發，深刻分析了毛澤東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澤東關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觀點是指導建設有中國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則，同時“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是對待中西文化的正確方針。

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細致豐碩，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3.1對李大釗文化思想與毛澤東文化思想關系研究。

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以陶紅霞等人的研究最為典型。關于李大釗與毛澤東中西文化觀趨同性的研究，陶紅霞認為李大釗與毛澤東中西文化觀趨同性表現在對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態度，都主張中西合璧創造中國新文化。[17]管曉莉則認為李大釗與毛澤東對于中西文化觀的趨同性主要表現在李大釗、毛澤東均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靜，西方文化主動，對中西文化都進行辯證的否定，均認為中國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滲透和融合。

3.2毛澤東文化領導權研究。

進入新世紀以后，很多學者試從微觀入手研究毛澤東文化觀，譬如對毛澤東法制文化觀、民俗文化觀、民主行政文化觀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夢早對毛澤東民主行政文化觀進行了討論，作者著重論述了毛澤東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價值觀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質的定義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運作原則和方法，指出毛澤東民主行政文化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觀，對于當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27]吳燕對毛澤東法制文化觀進行分析，闡述了毛澤東法制思想的要點和黨的法制方針以及共和國法制建設的曲折歷程，探討了毛澤東法制文化觀對當今的消極和積極影響。周直對毛澤東革命文化觀進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澤東革命文化觀的內涵、特點，論述了其發展歷程，對毛澤東的革命文化觀進行了反思，提出在現代化的新形勢、新任務下，毛澤東革命文化觀仍然有著警示作用。

除以上學者外，還有學者從毛澤東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創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進行分析。譬如潘娜從建構現代國家文化治理體系的視角出發對毛澤東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義進行分析，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突出體現了毛澤東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義，同時指出傳承和發揚毛澤東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確處理“一”與“多”的關系，強化法律和制度建設，培育和發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快構建現代國家文化治理體系。亓嬌分析了毛澤東文化大眾化理論，指出毛澤東文化大眾化思想是實施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楊成敏分析了毛澤東文化創新思想，指出文化創新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

這一時期學術界漸重視從文化建設的角度來研究毛澤東文化觀。這一時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孫宏健等人。康渝生認為梳理毛澤東有關文化問題的理論建樹，透視浸潤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進一步把握毛澤東文化觀的精髓和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33]孫澤學在分析毛澤東文化思想的基礎時提出毛澤東關于文化建設應與經濟、政治發展相適應、新文化建設要批判繼承傳統文化、吸收外國先進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現代化與民族化的統一等思想，為初級階段的文化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孫宏健在分析毛澤東文化觀的基礎上提出毛澤東文化觀關于文化建設的正確理論原則和成功經驗，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和積極啟示作用。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對毛澤東文化觀及相關問題探討深刻而廣泛，研究成績斐然，但還有一些研究薄弱環節需加強。筆者認為縱觀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對于現實價值還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澤東文化觀對現代文化建設以及文化自信建設的現實價值;二是筆者發現學界對毛澤東文化觀對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影響論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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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概論論文（熱門12篇）篇十二

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一。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改革開放后一系列經濟制度變遷的結果。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具有明確的市場化方向，并采取了漸進式、系統化推進策略以緩解改革阻力：以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為突破口，爾后逐步推進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從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爾后逐步推進制度內存量改革;從政策性調整入手，爾后逐步推進制度創新;從局部性制度創新入手，爾后逐步擴大到全局性制度創新;從塑造真正的市場主體到構建完整的市場體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場規則，建立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堅持了黨的領導，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人民主體地位，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進行了充分肯定、積極推廣和科學優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動了城市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等系統化的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因此，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不但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而且還實現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奇跡，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要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變遷，促進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對外經貿高水平高層次發展，推動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還應將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優勢上升為制度優勢和理論優勢，為其他國家的經濟制度變遷提供借鑒，并為世界經濟運行機制的完善提供中國方案。

經濟制度是由一組經濟規則集合而成的，是對人們經濟行為和方式的界定和規范，也是對經濟主體利益關系的界定和維護。從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來看，經濟制度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隨著生產力發展，經濟制度也會不斷變遷。人們對財富積累的追求使生產力持續進步，而從短期來看經濟制度具有穩定性，經濟制度可能促進也可能阻礙生產力進步;當經濟制度阻礙生產力進步時，就必然要求改變經濟制度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經濟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然而，任何一種經濟制度都會形成與其相依存的、相對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視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就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革。從理論上說，經濟制度變遷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舊制度，新制度具有舊制度不可比擬的優越性，終究會給全體社會成員帶來日益增進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積極效應還沒有完全釋放以前，經濟制度變遷必然會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獲得較大相對利益的人群）受到暫時性甚至長期性的利益損失。因而，舊經濟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往往會反對經濟制度變遷，成為經濟制度變遷的阻礙者;而能夠從新制度中獲得更多利益的經濟主體往往會擁護經濟制度變遷，成為經濟制度變遷的推動者。需要強調的是，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國家和政黨的形成與發展，使政府在經濟制度變遷中起到關鍵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經濟行為主體和利益相關者，加上多元化經濟、社會、政治理論和道路的并存，對于生產力進步驅動的經濟制度變遷，政府可能是倡導者和推動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礙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站了起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基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蘇聯模式的影響下，中國建立了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中國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具有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這是一種集權式的經濟制度，其固有的集中過度、統得過死等弊端嚴重地束縛了地方、企業、個人等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在當時乃至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都是一種低效率的經濟制度。因此，經濟制度變遷成為必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創造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奇跡，在短短的四十年間使中國富了起來強了起來。中國經濟制度變遷本身的成效及其帶來的經濟增長績效都是極其顯著的，并且在此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是穩定的、健康的，但這并不代表沒有阻力。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是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雖然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但這種轉變也是系統性的，必然帶來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調整，尤其是“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利益關系產生了巨大變化。因此，利益受損者會支持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合法性，反對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形成經濟制度變遷的阻力。此外，中國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總體上是實踐先于理論的，因而其還會受到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觀點的干擾。對此，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選擇了漸進式推進的模式[1]，即從改革阻力最小的領域入手，爾后逐步創造條件繼續向前推進。目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全面深化階段，將涉及更多的利益調整，可能面臨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鑒漸進式、系統化改革的經驗，妥善處理好各市場經濟主體的利益關系，以進一步推動和深化中國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

鄧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從農村做起的。”“農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們就轉到城市。城市改革比農村改革更復雜，而且有風險。”[2]117我國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選擇農村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闡述：

第一，農村是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壓抑較嚴重的社區，從相對意義上說，農村居民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犧牲者”，而城市居民則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現是，搞了20多年的社會主義，許多農民連溫飽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習近平同志的重要論著《擺脫貧困》，主要也是研究農村的貧困問題以及如何脫貧致富。因此，廣大農民群眾對改革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具有更高的積極性。與之相聯系，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在啟動階段表現為“自下而上”地推進，帶有很大程度的自發性。因此，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屬于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也稱為需求主導型的制度變遷）。這種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也是市場取向的制度變遷，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制度變遷，或者說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變遷。這種帶有自發性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充分反映了廣大農民群眾求生存、求發展的內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產經營自主權還給農民，讓權、責、利高度統一于農戶。這種新制度的創立，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積極性，在較短的時間內解決了長期想解決而又未解決的溫飽問題。

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取得如此顯著的績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承包戶）真正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即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從一開始便具有市場化取向。塑造微觀市場經濟主體的核心是產權很明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在土地所有權屬于農民集體的前提下，將農村土地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等劃歸農戶所有，實現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5]馬克思這里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個人所有制，而是集體所有制與個人所有制有機結合在一起。按照傳統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轉讓權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據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概念，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轉讓權是可以分開的。通過用益物權法可以破解這個難題。用益物權是指非所有權人對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轉讓權。當用益物權人在遵守相關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對他物權依法享有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轉讓權時，所有權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權人行使上述權利。農戶有了明晰的土地產權，則會形成剛性的市場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6]。該制度變遷源于農民自發的行動，是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是極大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制度變遷，也說明中國經濟制度變遷的市場化方向是生產力發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確的方向。與此同時，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也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一方面，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肯定、推廣和優化比如從“兩權分離”到“三權分置”，就是黨和政府根據經濟發展實際對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進一步優化。，使其迅速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成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并有效促進了農業生產效率的顯著提高和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在肯定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市場化方向的同時，也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即堅持農村土地所有權歸農民集體所有。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較大規模的包產到戶在全國曾經出現過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壓下去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包產到戶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對包產到戶或家庭承包的態度先后經歷了“不準包產到戶”“不要包產到戶”“少數邊遠山區和落后地區可以包產到戶”;直至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才明確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可見，對待人民群眾自發推行的經濟制度變遷，只要是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政府都應予以支持，并積極進行推廣和優化。鄧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是由農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習近平同志也指出，在農村選擇什么樣的經營制度，“要尊重農民意愿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能代替農民選擇。”[4]59從這里我們可以更深刻體會到習近平同志“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在經濟制度變遷中的指導意義和戰略作用。

農村經濟制度的變遷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會觸動城市經濟系統，進而引發城市經濟制度的變遷。但與農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經濟制度變遷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給主導型（或政府強制型）的制度變遷，無論是財稅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住房制度還是戶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現為自上而下地推動。之所以會有如此顯著的差別，原因在于城市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強大的地方，制度變遷帶來的利益分配格局變化較大，改革的難度也大;而農村則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較容易推進。與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一樣，城市經濟制度變遷的方向也是市場化，但由于是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并存的“雙軌制”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比如，“農民工”“城中村”等是城鄉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縮影。

中國經濟制度變遷是“揚棄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來的“休克療法”，不能即刻廢除傳統計劃經濟制度。既要依靠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又要進行經濟制度創新，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變革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必然涉及經濟利益的重大調整，如果步子邁得過大，既得利益集團難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導地位的話語權，改革會面對相當大的阻力，這就需要進行漸進式的改革。首先是選擇能使所有人都能獲得利益增進的經濟制度變遷，如前所述的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其次則可以選擇使部分人利益增進但又不損害（或損壞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經濟制度變遷，即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以外的領域率先改革，也稱之為從“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這種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現在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上。

鄧小平同志指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2]238“而是基層農業單位和農民自己創造的。”[3]631鄉鎮企業之所以被稱之為“異軍”，是因為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下國有企業是“正規軍”，國家工業化的推進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工業化與城市化相輔相成。誰也沒有料到在廣大農村也會自發地發展出與“正規軍”（即國有企業）相競爭的鄉鎮企業（即草根企業），而且鄉鎮企業的發展是市場化的，進而形成一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之外的在市場經濟中運行的“異軍”。早在1985年，鄉鎮企業產值就超過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0%，成為發展農村經濟、擴大農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2年鄉鎮企業總產值達16萬多億元，相當于1985年全國社會總產值;其中鄉鎮工業總產值達12萬多億元，約占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35%，從業人員超過1億人，與當年國有企業的職工人數相當。改革開放以來，很多有效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包括“長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溫州模式”以及“晉江模式”，都是建立在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的基礎上的。

非公有制經濟或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國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是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沒有非公有制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以來，迅速發展起來的非公有制經濟或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城鎮新增就業的主渠道，對經濟增長、國家稅收、居民收入、科技創新以及對外貿易等的貢獻份額持續上升，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中國民營經濟對稅收的貢獻率超過50%，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60%，在高新技術企業中的占比超過70%，提供城鎮就業超過80%，對新增就業的貢獻達到90%。公有制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占主體地位的國有企業），資本實力較為雄厚，有利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非公有制企業機制靈活，能夠較好適應市場經濟多變性和不確定性的要求，具有較強的市場潛力和增長能力。無論是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三個不可或缺的內在要素，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達到新的高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創新和發展。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經濟質量不斷提高的制度保證，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性的集中表現，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這種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顧效率與公平，防止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階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相匹配的經濟運行機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將公有制經濟主體與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置于統一的市場環境中進行公平的市場競爭。

現在回顧起來，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觸動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為傳統經濟制度結構下的利益結構是處于一種相對均衡狀態的，并且各經濟主體在此利益結構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護的。傳統經濟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必然會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從而使傳統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損害。市場空間總是有限的，增量制度變遷的產物——鄉鎮企業、非公有制企業或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必然會對傳統公有制企業的既得利益造成較大的沖擊，兩者成為競爭對手，沖突和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只是這種損害程度比起制度內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對比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進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實現真正的“帕累托改進”，不是最優方案，只能說是次優方案。還必須進行制度內存量改革，將公有制企業也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并構建統一的市場體系、市場規則和市場運作機制，讓其與非公有制企業在相同的市場環境中進行公平的市場競爭和合作，才能實現真正的“帕累托改進”。

我國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能夠迅速打開局面，并不斷地向縱深推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鄉鎮企業的崛起。如果說家庭承包制把“一統天下”的傳統計劃經濟制度打開了一個缺口，那么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則使中國經濟制度不可避免地朝著市場化的方向演變。但是，這兩項制度變遷都是農民自己創造的，都是源于農民群眾的自發行動。農村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發源地，但市場經濟的發育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絕對離不開城市改革，離不開國有企業改革。在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及其制度內存量改革的啟動階段，為了減輕制度變遷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領域并沒有立改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而是先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框架內做些政策性調整。這里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例進行分析。

為克服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對國有企業統得過死的弊端，改革開放后首先實施了對國有企業“擴權讓利”的過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權力和利益下放給地方、企業和個人（包括利潤留成、利改稅和承包經營責任制等政策調整），以利于調動地方、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但是，一般情況下，這種政策性調整，只有激勵機制，而沒有約束機制，往往會導致工資、獎金、福利等的增長速度超過企業利稅的增長速度，進而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政策性調整轉入制度創新。建立硬預算約束機制則是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重要標志，只有建立起硬預算約束機制，才有可能把國有企業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而要形成硬預算約束機制，必須具備四個基本條件：一是企業必須為自己占有的生產資源支付代價，二是企業必須按事先規定的標準向國家上繳利稅，三是企業經營虧損時不能隨意獲得國家的財政補貼，四是企業必須嚴格遵守各項契約（包括信貸契約、商業契約等）。因此，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經過多年的改革實踐探索，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傳統的國有企業制度改造成為股份制或公司制，還有一系列問題需要解決，尤其是國有資產產權問題。比如：如何準確評估國有資產價值，以防止在轉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國家、集體和個人作為股東的合法權益，進而建立合理的產權激勵和約束機制以及風險防控機制;如何管控國有股權交易，使國家、企業和個人能夠平等分享國有資產增值利益;國家的股東職能應由政府的哪個部門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現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標志著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通過產權流動或轉換推動資本流動和重組，使包括資本在內的各種要素可以根據市場需求從效益低的部門流向效益高的部門，進而促進生產的集聚與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與此同時，在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過程中，還存在“一股獨大”的現象，即國有股占絕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因此，還需要為重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營企業進入創造有利的條件。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強調的是，國有企業改革離不開市場化的推動。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任何權利的獲得都應通過市場交換實現，所有權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場條件必然導致不完全的所有權形態，扭曲的市場關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權關系。所以，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

進一步從產權制度改革來看農村改革與國有企業改革的差異性。表面上看農村土地產權改革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兩權分離”關于“兩權分離”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從理論上厘清所有制與所有權的關系。西方經濟學離開所有制關系談所有權，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馬克思提出了科學的所有制和所有權理論：所有制是一個經濟范疇，是一系列經濟關系的產物，所有權則是所有制關系的法律表現。所有制關系包括歸誰所有、歸誰占有、歸誰使用、歸誰受益，其主體是同一的;所有權也包括歸誰所有、歸誰占有、歸誰使用、歸誰受益，但與所有制不同，所有權的主體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分離的，即分屬于不同主體。馬克思把所有權關系或財產關系定義為“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7]。既然是法律用語，法律可以對此作出具體的規定，進而使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相分離有了法律依據。（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但兩者的“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質區別。由于所有者與經營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權人把資產或資源委托給經營權人經營，就會產生代理關系帶來的代理成本，使經營者的經營方向有可能偏離所有者的目標。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承包農戶則是集體成員，經營者與所有者的目標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加上農業家庭生產經營規模及監督成本較小，因而農村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幾乎沒有代理成本;同時，包干制使農戶的經營績效與其自身收益密切相關，進而極大地激發了農戶的生產積極性和經營活力，也為農民走向市場掃除了障礙。而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相對于“農民集體”，“全民”更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標取向，導致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業生產經營規模較大、組織運行較復雜，監督成本也較高，因而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會產生較大的代理成本;同時，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收益與經營績效的關聯度相對較小，其努力程度也難以衡量，如果沒有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不但可能產生激勵不足問題，還可能引發尋租、利益輸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國有企業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預的慣性，簡單的“兩權分離”并不能使國有企業轉變為真正的市場主體，還需要在諸多領域進行相應的市場化改革。可見，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領域，改革的難度越大，產權越難明晰，越難與市場經濟接軌。因此，某種意義上講農村經濟制度變遷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內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國有企業改革面對的利益關系要復雜得多，需要逐步推進，其短期績效也遜色于農村經濟制度變遷。

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制度，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制度向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其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是難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當大的。加上沒有現成的經濟制度和經驗可供借鑒，中國的經濟制度市場化變遷沒有一下子全面鋪開，而是在實踐中探索前進，選擇了以點帶面、以局部帶動全局的制度創新路徑。這種以局部帶動全局的制度創新在地域上表現為：先在條件較好的地區通過發展市場經濟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再通過輻射效應帶動全國的經濟增長和市場經濟發展;先在有條件的地區進行改革試點，再推廣到全國。具體來講，最為典型的就是根據不同階段改革開放的需要，相繼建立了經濟特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新區以及自由貿易試驗區等。

為了在經濟制度變遷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同時保持經濟發展的穩定，就必須從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市場經濟制度較易建立的地方開始，經濟特區應運而生。1980年中國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1988年又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經濟特區是以引進外資、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為主的區域，一般設置在地理位置較為優越、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比重較低、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的地區。這些地區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制約較小，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外資經濟比較容易發展。在當時投資環境較差的情況下，為了吸引外資，中央賦予這些地區特殊優惠政策，包括稅收優惠、金融優惠、土地廠房使用權優惠、固定資產折舊優惠以及放寬外匯管制等。這些特殊優惠政策對擴大對外開放、加快引進外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也構建了經濟特區獨特的經濟競爭優勢，使經濟特區以超常速度實現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并有效帶動了全國的經濟增長，也為全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窗口”和“試驗田”作用。在經濟特區實行特殊優惠政策，固然對突破舊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卻不符合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公平競爭規則，不符合經濟制度變遷的最終目標。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優惠政策的覆蓋面將越來越狹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蓋面將越來越寬大直至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廈門經濟特區在內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經濟制度變遷從重點突破、單方面改革向綜合配套改革轉變的必然產物，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必然選擇。顧名思義，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統性、鏈條性，要從生產、流通、分配、消費以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城鄉、生態等方面多領域進行制度創新，形成相互補充、相互配套的制度體系和運行機制，以增強各方面、各領域、各層次的協調性，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中央選擇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條件的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并把解決各地區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與攻克全國性制度創新難題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全面系統的制度創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為全國其他地區的綜合性配套改革發揮示范作用。應當說，創建經濟特區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都是為了促進計劃經濟制度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轉變。如果說經濟特區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則是與經濟特區一起，為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創造條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規模效益的存在決定了市場經濟是開放的。隨著對外開放的逐步擴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的市場經濟與外部的市場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為了適應新時代經濟制度創新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國范圍內相繼建立了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深化制度創新和擴大對外開放的戰略高地，要以制度創新為核心，通過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務、人才、資本、技術、信息等的國際流動，通過市場機制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同時，要從商品和要素市場的開放上升到市場規則的開放，不但要學習發達國家好的經驗，也要堅持和推廣自己好的做法，還要為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完善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優化作出積極貢獻。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貿易試驗區已形成260項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為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也有效促進了國內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

中國經濟制度變遷具有明確的市場化方向，目的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要求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但需要逐步推進，還要求制度變遷是系統性的。這里基于中國市場體系的發展，進一步說明中國經濟制度市場化變遷的漸進性與系統性。高標準的市場體系要求實現市場準入暢通、開放有序、競爭充分、秩序規范：國內市場統一，不僅僅是地理空間上的統一，還包括市場規則的內在統一，要消除各種行政障礙，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市場開放不僅僅是對外開放，對內也要開放，即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部門之間相互開放，形成跨部門、跨地區、跨城鄉、跨行業的商品和要素資源自由流動的統一市場體系;完整的市場體系不僅包括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商品市場，還包括資本、勞力、土地、技術、信息等要素市場，不僅包括現貨市場，還包括期貨市場。完整的市場體系的形成與發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階段逐步推進，進而具有漸進性、順序性，具體表現為商品市場發育、要素市場發育和期貨市場發育三個不同階段。

與計劃經濟制度相輔相成的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只承認消費資料是商品，不承認生產資料是商品，更不承認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商品關系“只限于個人消費品”。。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把商品的范圍從消費資料擴大到生產資料，但也明確提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不是商品，土地、礦山、銀行、鐵路等等一切國有的企業和資源也都不是商品”。因為這涉及要素和資源的核心問題，即所有制問題。然而，經濟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通過放開包括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購銷和價格，使商品供給根據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而變化，使供給與需求相匹配，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場化，讓要素能夠根據市場信號進行自由流動、重新組合和優化配置。沒有要素市場對資源進行市場化配置，只能發揮微觀組織的比較優勢，無法通過要素的自由流動提高要素生產率和報酬率。此外，要素市場還可以通過地區間、城鄉間的要素流動和配置，縮小地區間、城鄉間的差距。因此，沒有充分發育的要素市場，也就沒有完整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一個重要理論創新，就是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礎性作用”上升到“決定性作用”，從而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理論基礎[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正式發布，這是中央關于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國經濟制度變遷過程中，消費資料市場、生產資料市場、要素市場和期貨市場的發育呈現明顯的漸進性和順序性，要素市場、期貨市場的發育相對滯后。要素市場發育滯后，既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原因。主觀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認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買賣的;勞動者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人，勞動力不應當成為商品;既然土地和勞動力這兩個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進入市場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場。客觀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國成立后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追趕型經濟發展戰略，而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在當時的條件下所必需的資本原始積累只能由“三農”來承擔，其主要途徑是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和城鄉要素價格剪刀差，這就必然會抑制農村要素市場的發育，比如嚴禁農村勞力、土地在市場上流通和交換。中國“三農”問題之所以長期得不到解決，要素市場發育滯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長期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給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供給側和需求側都有影響，但并沒有改變供需關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給側。只有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才能促使要素從低效領域向高效領域流動，提高要素質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進經濟發展動力轉變、效率提高、質量提升，從而不斷優化供給結構。而要發揮市場在資源（或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就必須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步伐，推動政府從“定價格”向“定規則”轉變。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要素流動都要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直接干預，通過市場競爭形成要素價格，進而調節要素市場的供求關系，優化要素資源配置。

隨著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形成與發育，客觀上要求建立規避市場價格風險的機制，以防止市場供求和價格變化對經濟社會正常運行造成的嚴重沖擊。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規避和轉移市場價格波動風險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特別是經濟手段，即根據不同時期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實施不同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過多的政府干預，不利于市場的發育和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種是借助于市場經濟所特有的自我調節、補償和平衡功能，將價格波動風險進行分解和轉移，比如由風險投資者承擔，這主要是通過期貨市場來實現。期貨市場與現貨市場相輔相成，是現代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規避價格波動風險，即通過期貨市場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轉移現貨市場中的價格波動風險;二是提供較為正確穩定的預期價格信號，減輕和削弱資源配置中可能出現的盲目性和短期行為，使價格信號在資源配置中發揮積極作用。因此，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還需要積極發展健康的期貨市場。

除了各類市場發育程度參差不齊，要素市場和期貨市場發育明顯滯后外，當前中國市場體系的完善和發展還面臨諸多難題，主要包括：一是與城鄉二元制度結構相聯系的城鄉市場分割仍然存在，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城鄉差別不斷擴大的趨勢將難以扭轉;二是由行政分權和財政分權改革造成的市場分割較為嚴重，地方和部門利益膨脹限制了要素在地區間和部門間的自由流動，不利于區域和產業協調發展，也不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決數據要素的確權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作為一種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當前中國制造業面臨比較優勢明顯削弱的挑戰，要重塑制造業國際競爭優勢，必須加快推進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但是，數據交易中如何確權、單位是什么等問題尚在探索之中。，還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場規則建設滯后，市場交易行為不夠規范;等等。由此可見，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需要積極推進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還很艱巨。

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10]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也是改革開放后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轉變的結果。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起源于農民自發性的需求誘致型制度創新，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市場化取向，并逐步而堅定地系統化推進：以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為突破口，爾后逐步推進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從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爾后逐步推進制度內存量改革;從政策性調整入手，爾后逐步推進制度創新;從局部性制度創新入手，爾后逐步擴大到全局性制度創新;從塑造真正的市場主體到構建完整的市場體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場規則，建立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漸進性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以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而又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壓抑較為嚴重的農村為突破口，從農村到城市，從增量到存量，從政策到制度，從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是為了更好地協調各經濟主體的利益關系，減輕改革阻力，以維護制度變遷中的經濟社會穩定。同時，這種漸進性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堅持了黨的領導，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人民主體地位，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進行了充分肯定、積極推廣和科學優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動了城市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等系統化的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不但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而且還實現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仍需不斷完善，而且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將面臨更多更大的利益關系調整，可能會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必須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市場化方向，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也要處理好各方利益關系。新時代的經濟制度變遷要著眼于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經濟發展必須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經濟制度變遷，一方面要進一步促進生產力進步，實現充分發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區間、部門間、群體間的利益關系，實現協調發展。在促進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經濟制度變遷也要促進高水平高層次對外經貿發展，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當前，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強。在新冠疫情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等的沖擊下，世界經濟下行而中國經濟獨好，反映出中國的市場經濟至少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減緩經濟波動、縮小貧富差距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基于市場化方向，中國以往的經濟制度變遷學習和借鑒了發達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的有益經驗，今后也需要學習和借鑒，但更應挖掘本土經驗并進行系統化集成，以更好地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勢。因此，應將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優勢上升為制度優勢和理論優勢，為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制度變遷提供借鑒，并為世界經濟運行機制的完善提供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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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摘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在實踐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堅持。

中華民族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通過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建立了舉世聞名的燦爛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統治的腐敗和歷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時期，雖冠以帝國之稱，由于長期的閉關鎖國政策加之統治者盲目樂觀，其實已到歷史發展的盡頭，光彩奪目的“盛世繁華”背后映襯著的只是落日余暉。終于1840年的鴉片戰爭，英國的堅船利炮首先撕開了中國的大門，清朝軍隊不堪一擊，中國自此開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此后的中國屢遭西方列強的侵略和蹂躪，國家主權和領土不斷受到侵蝕，中華民族蒙受著空前的屈辱和災難。

面對著“亡國滅種”的嚴峻局面，多少仁人志士懷著強烈的危機感和救亡圖存的民族意識，為了尋求救國真理，歷經千辛萬苦，譜寫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贊歌。但無論是以洪秀全為代表的農民運動領袖，還是以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維新派，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究竟路在何方?直到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的面貌才煥然一新。

馬克思主義創立于19世紀40年代，是工人階級政黨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是關于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徹底解放的學說。但馬克思主義自誕生起已有160多年的歷史，人類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都超出了馬克思當年的預想。要將理論變為現實，實現偉大理想，馬克思主義就必須和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在實踐中不斷向前發展，不斷以新的內容來豐富和發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終充滿活力，不斷與時俱進，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所在。

馬克思主義初入中國時面臨著“如何中國化”的問題。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之間的相互結合、雙向建構的互動關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個相互適應、相互融合的過程。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必須在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不斷地汲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元素，并把它改造融合為自身成分;必須適應中國實際情況，在內容和形式上做出相應的調適;必須隨著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的不同階段的條件、特點、任務而發展自身。同樣，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是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全面認識，從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國人的“血液”中。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初始就信奉馬克思主義，把其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史。中國共產黨94年的發展史表明：解決中國的時代課題，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不行，但是忽視中國實際，生搬硬套馬克思主義同樣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在黨內盛行，他們不顧中國國情，機械理解馬克思主義，將蘇聯經驗神圣化、教條化，最終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在關乎存亡的危機時刻，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提出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正確主張，從而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型革命道路，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由于經驗不足，照搬他國模式，在此過程中我們走了彎路，付出了巨大代價。“文革”結束后，中國何去何從，歷史又一次將中國推到了十字路口。鄧小平同志高瞻遠矚，正確把握中國社會發展階段，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做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初步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

進入新世紀，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深刻變化，我們準確把握當代中國發展實際，在實踐基礎上推進理論創新，馬克思中國化取得全新進展，中國共產黨先后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重大理論，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時期“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什么是發展，怎樣發展”等時代課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是新世紀新階段全黨全國人民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指針，體現了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它們既反映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實踐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既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又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最新成果，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

顯而易見，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中國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之所以能夠從失敗走向勝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毛澤東大膽地倡導和堅持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反對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獨立思考，大膽創新，最終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適合于中國的實際，并引領中國革命走向成功。同樣，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曾一度遭受嚴重挫折，也是因為黨在那個特殊時期，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原則，把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理論觀點教條化、公式化，背離了中國實際，背離了時代特征。

當下，中國共產黨正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是一項極其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任務，它的建成和實現標志著我國的綜合國力和現代化建設將進入一個歷史性的發展新階段，意味著我國將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領域取得重大進展。我們唯有在認真分析國情、民情，準確把握社會發展脈搏的基礎上，緊緊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發展實際結合起來;我們唯有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不斷地研究新情況，探索新思路，總結新經驗，創造新辦法，以理論創新為先導，以發展的理論推動和指導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和各方面的創新，用發展的馬克思主義解決發展中的各種難題。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馬克思主義。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了中國特色，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才使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不斷取得勝利。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個永無止境的過程，亦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時代課題。歷史上它經歷了種種艱難曲折，新時期仍將可能經歷新的艱難曲折，出現各種爭論和斗爭。但無論遇到何種困難和挑戰，我們都應堅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堅定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勇于實踐，大膽創新，在堅持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在發展中堅持馬克思主義，不斷開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只有這樣，國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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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文化觀研究逐漸成為學術界研究熱點，大量學術研究成果不斷涌現，通過對這一時期毛澤東早期文化觀以及毛澤東文化觀產生的淵源、特征、文化領導權等研究成果的梳理，為更好地推進新時代文化建設提供一定借鑒。

關鍵詞：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文化觀;研究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文化觀引起學界高度重視。學者從毛澤東文化觀產生的淵源、特征、毛澤東早期文化觀、毛澤東文化領導權等方面進行深入細致研究，成績斐然。本文旨在對其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概括，以期為推進新時代文化建設提供一定的理論借鑒。筆者將改革開放以來的研究成果分為三個階段進行梳理。

這一階段出現了研究毛澤東文化觀的熱潮，對毛澤東文化觀研究不斷得到重視。將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1.1對毛澤東早期中西文化觀的研究。

1.2對毛澤東文化觀的特征研究。

這一階段對毛澤東文化觀的研究趨于成熟、穩定，且側重從微觀方面進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這一時期亦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更為客觀地論述毛澤東文化觀，牟岱以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為目的出發，對毛澤東倡導大眾文化觀的原因、特點和意義進行分析，指出毛澤東倡導大眾文化觀與其家庭生活經歷、傳統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運動有關，受馬列關于文化論述的影響、是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必然結果、是政治斗爭的必然要求。[13]張慧明以建設好社會主義文化教育事業為目的出發，深刻分析了毛澤東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澤東關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觀點是指導建設有中國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則，同時“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是對待中西文化的正確方針。

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細致豐碩，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3.1對李大釗文化思想與毛澤東文化思想關系研究。

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以陶紅霞等人的研究最為典型。關于李大釗與毛澤東中西文化觀趨同性的研究，陶紅霞認為李大釗與毛澤東中西文化觀趨同性表現在對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態度，都主張中西合璧創造中國新文化。[17]管曉莉則認為李大釗與毛澤東對于中西文化觀的趨同性主要表現在李大釗、毛澤東均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靜，西方文化主動，對中西文化都進行辯證的否定，均認為中國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滲透和融合。

3.2毛澤東文化領導權研究。

進入新世紀以后，很多學者試從微觀入手研究毛澤東文化觀，譬如對毛澤東法制文化觀、民俗文化觀、民主行政文化觀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