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指人類在面對問題時，基于知識、經驗和價值觀念的綜合思考和判斷。最后，小編整理了一些思想相關的優秀文章和演講，希望能給大家帶來靈感和啟發。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一
去過海底撈的顧客都會不由得贊嘆其周到、貼心的服務，他們的火鍋味道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單憑服務這一點，也只能讓很多企業望塵莫及了。海底撈火鍋的成功離不開以人為本的思想貫徹，不論是對顧客還是對員工，其管理者都切實做到了以人為本這一點。
“顧客就是上帝”，海底撈始終信奉著這樣的信念，在實際的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確實做到了。從排隊等位到進餐直至離開，都享受著其貼心的服務，甚至有很多顧客覺得比在家里吃飯還要愜意。在排隊等候時，海底撈為大家準備了美甲、擦鞋等服務，提供各種飲料和小食品享用，還可以跟朋友在等位的時候一起下下棋、做做小游戲，使等候時間不再枯燥，不再讓人反感；在顧客進餐的時候，海底撈的員工總會面帶微笑熱情服務，為客人提供熱濕毛巾，為長發女顧客提供發箍，為帶手機的朋友提供防水小袋子，他們的嘴上經常帶著“您好，請問您需要什么幫助”、“您好，請問您需要加湯汁嗎”等等一系列客氣周到的問候，這些都使到店顧客感受到溫暖和舒適。
很多人不解，海底撈的員工何以做到如此的親切、勤快，對待每一位顧客就像服務自己的親人一樣呢？這背后的原因在于公司的員工福利。海底撈公司不僅以顧客為本，還十分注重員工的激勵。海底撈的員工基本都是外來務工人員，這些人的穩定性較低，海底撈為了留住員工并且讓員工踏實留在海底撈工作，特別為員工的子女提供受教育津貼，并為留守在家鄉的父母提供生活補助。沒有了后顧之憂，員工們才更愿意用誠信服務，才會帶來如此優質的服務。另外，海底撈還鼓勵員工入股，將個人的利益與公司的整體利益結合起來，員工就像在經營自己的公司一樣，當然就會更加盡心盡力。海底撈時刻秉承著以人為本的理念行事，這是它有今天的規模和市場占有率的制勝法寶。
（二）以人為本——玫琳凱的“p”、“l”理念。
在企業的管理中，“p”代表盈(profit)、“l”代表虧(loss)但是在美國著名的化妝品公司玫琳凱的經營管理中，“p”代表人(people)、“l”代表愛(love)。他們提出：“我們是重視人才的公司”。
其創始人玫琳凱提出了“開門原則”，她的辦公室的門始終面向所有的員工敞開著，隨時歡迎大家提出利于公司發展的寶貴意見，她主要人與人之間要經常進行交流，這體現了該公司對于人的重視。當員工過生日的時候，還可以享受一份精致的免費晚餐。另外，玫琳凱公司還有一個傳統，就是“秘書周”，在這一周中，所有的秘書都會獲得一束鮮花和一個咖啡杯，禮輕情意重，這足以體現公司對員工的關懷。玫琳凱公司取得的成績與其人于人之間的親密關系以及和諧的團隊氛圍是密切相關的。
（三）以人為本——海爾創新管理的核心。
《首席執行官》是以海爾企業首席執行官張瑞敏為原型創作的電影，影片為大家講述了海爾從一個瀕臨破產的小工廠如何發展到今天的規模的故事，它是中國企業界的一個奇跡。“以人為本”是海爾優秀企業文化的靈魂。張睿敏始終信奉這樣的一句話：“上下同欲者勝”，當員工的利益訴求和企業的整體利益達到一致的時候，才能贏得企業經營的勝利。
海爾在管理員工時，講求“三心”。首先，解決疾苦要熱心。海爾公司組織了自救自助形式的救援隊，員工人手一冊《排憂解難本》，當員工遇到困難的危險時，救援隊會在第一時間給予幫助。其次，批評錯誤要誠心。在每個月的中層干部考評會上，實行紅黃牌制度，對變現優異者進行表揚，對犯錯誤的干部進行誠心批評和指正，為其改正錯誤引導正確的方向。最后，做思想工作要知心。了解員工心里想什么，企業才知道自己可以怎樣做以滿足員工的需求而使其更好地為企服務。海爾對員工的知心體現在很多日常的工作制度中。
海爾的“三心”管理方式以及《排憂解難本》的施行充分體現了其“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是儒家文化的典型體現。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二
隨著科學技術和現代工業的發展，人們在變得更加理性的同時，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種理論指引我們重新步入正常的發展軌道。孔子作為儒學的創始人，是人道的啟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還具有現實意義，我們應進一步發揚光大。
（一）自強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奮斗的一生，年輕時，他好學上進，不斷進德修業。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為實現自己的主張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實現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獨立人格，他對社會歷史與現實有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可他依然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奮斗。他希望教化社會人心，講究仁愛，遵守秩序，并為之四處奔走，到處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潔的天地，這就是要實現天下為公、講信修睦、謀逆不興、盜賊不作的大同社會。孔子晚年喜愛《周易》，《易傳》中多次提及的“剛健”、“有為”，《象辭》所說的“自強不息”，其實正是孔子生命主題的寫照。
（二）與時俱進。
孔子執著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絕不是愚頑不化的人。人們誤解《禮運》篇，以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會是所謂“原始共產主義時代”，其實，認真對讀《孔子家語》與《禮記》的該篇，就會發現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時期。孔子思想的顯著特征是主張“時變”，主張在變化的時勢中找到最合適的切入點，《大學》引述古訓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傳》則有：“生生之謂易”以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發展觀念。《論語》、《中庸》、《易傳》中都記有孔子的相關論述，而《周易》中所說的“與時偕行”，最為準確地表述了孔子的這一思想。
（三）天人和諧。
孔子注重人與自然的關系，突出表現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貫思想上。在《易傳》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組成的三大要素。《賁·彖傳》日：“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與自然并列，就應和諧相處，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相互協調觀念。孔子認識到客觀規律不可抗拒，他說：“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豐富的天人和諧等生態意識，認為人應當自覺認識與遵守自然規律。《論語·述而》說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子家語·五帝德》記孔子說：“治民以順天地之紀”、“仁厚及于鳥獸昆蟲”、“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春夏秋冬育護天下”之類，都包含有注重生態平衡，遵從自然規律的意義。
（一）教育。
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先生曾預言，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科技發展將會突飛猛進，這取決于四個有利因素：經濟實力的強大、決策者的決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傳統。在傳統方面，楊振寧極為看重由孔子開創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遠影響。眾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視教育，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學相長、學思結合、重視實踐、學仕結合……其中的一些觀點今天看來更顯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張，幾乎就是我國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質，以實現“科教興國”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興起于西方的現代教育中，技術教育、職業教育是最重要的內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則普遍被忽視，其結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備、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補其偏。
（二）經濟。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動機的驅動下．西方傳統的管理思想強調高效率、標準化。在這種體制下，人只被視為整個生產流程中的一個環節、一道工序，或只是龐大而復雜的制造金錢的機器上的一個零件，他的生活和權利得不到企業管理者真誠全面的關心。與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則是“以人為本”，實實在在地愛人、關心人，而不僅僅是利用人、控制人。這就使得生產者在企業中有一種“家”的歸屬感，企業的對內凝聚力、對外競爭力也由于生產者對“家”的忠誠奉獻得以增強。用一位日本企業巨子的話說，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盤，一手持《論語》。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現得最為全面。其博施濟眾、依群利己的經營宗旨，以人為本、仁民愛物的經營原則，以義取利、誠信為本的經營道德，好學重教、以智經商的經營特色，以和為貴、和氣生財的經營方法。——這一切無不是孔子思想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創造性運用。
（三）政治。
當今世界有兩大顯著趨勢，其一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經濟全球化的擴展，人們被愈加緊密地聯系在一個“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國家間的沖突和矛盾似乎在朝著擴大、加劇的方向發展，帝國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幽魂仍在四處游蕩。在未來的世界中，各國應當遵循怎樣的政治倫理，才能使我們這個星球平安無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發表宣言說：“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頭兩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滿仁愛精神的“忠恕”之道應當是當今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相互尊重、和平共處的中心價值。孔子主張的“和而不同”應當是克服“西方中心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實現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發展、國家共同繁榮的基本法則。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不應成為歧視和強權的現實借口，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也不足成為人類未來發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徹底摒棄滿懷惡意的達爾文主義的西方政治思維，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作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識，用孔子一樣對他人充滿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國家和民族，庶幾人類可以實現“有道”的大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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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三
泱泱古國，悠悠華夏，五千年的歷史軌跡，五千年的文化傳承，經歷了五千年的風霜雨雪，仍沒有將這千年文化埋沒，更沒有將這千年文化的先驅遺忘，他就是先秦時偉大的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諸侯紛爭，禮崩樂壞，天下無道，出現嚴重的道德危機。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子極力主張進行道德教育和倫理建設，克己復禮，實現和諧的社會生活。“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論語》中有105處談到“仁”，集中體現了孔子如何做人的思想。孔子的“仁”主要強調自身的修身養性和對他人的愛。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克己復禮曰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顯然，克己和復禮是不可分割的：既要嚴格修身，又要以道德規范和倫理原則正確處理與他人的關系。這一切，主要是因為孔子把“仁”理解為“愛人”。“愛人”以“親親”為基礎，即從愛自己的雙親出發。孔子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孔子思想是公平社會的全部內涵，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仁政源于官，施于民，政仁而后民善。
在孔子之前"仁"并不是一個經常出現的核心范疇，在先秦思想中出現的最多的是"禮"。但是到了孔子這里，"仁"便有了新的意蘊和極其重要的地位。孔子是在吸收以往"仁"的觀點的基礎上，進而完善成為"仁"學體系。孔子的"仁"主要體現為倫理道德規范和政治統治理念兩方面："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即志士仁人，不因貪生怕死而損害仁德，要勇于犧牲來成全仁德，從中可以看出，孔子把"仁"看作是一種倫理道德規范，并且希望其成為人們恪守的準則；"仁"對社會統治思想影響同樣久遠，孔子曾提出"為政以仁"的政治論點，他認為統治者應該懷有仁愛之心，要"以德治國、以禮治人"，孔子也希望能夠從"仁"出發，實現統治者對人民的一種"仁德"的統治，而并非以暴力手段去鎮壓和管制民眾。他認為施行"仁政德治"的君王更能夠爭取民心，安定統治。孔子的"仁政德治"思想也是孔子留給后人的重大啟示。此外，孔子主張任何人都應該有一種為"仁"的愿望，他鼓勵人們去追求這種境界，把"仁"看成是"君子"需要孜孜不倦去達到的境界。在孔子的思想中"君子"是一般人都應該追求達到的境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認為"仁"就是"愛人"，愛自己、愛家人、愛所有的人。從孔子的"仁"的思想中體現出了他對社會民眾的關注，對于人民的愛護。可以看出，孔子對"仁"思想的重視，也表明了"仁"的思想和學說是整個孔子思想體系的價值核心。它對于其他的如"禮"、"樂"等思想均處于統攝地位。
此外，孔子的清貧自守、憂道不憂貧、責己寬人、重義輕利思想，對抵制當代利己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價值觀有著重要意義。
曾幾何時，它成為了人們心中的“神人”，穿越歷史的長河，孔子的形象，儒家的思想，何時衰落過，何時沉寂過。縱使秦始皇以焚書坑儒，又怎樣呢？孔子、儒家的思想，還是不流傳千年，至今又如何呢，它已不僅是中國的孔子，儒家。現世界各國，哪里少了他的影子和他的思想。曾聽過這樣的一則新聞，在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彌勒縣彌陽中學有組織的安排學生去拜孔子像，這能說明什么呢？走過千年，孔子在人們眼中，已被神話。這又是為什么呢。
你又是否記得這句耳熟能詳的話“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如果你換個角度說這句話，你會得到什么效果，因為古人曾千年不變的稱孔子為“圣賢”。也說明孔子在世人眼中是最完美的。并且孔子能在那個人人心中只有自己的自私腐朽的時代，能以自己鋒芒的語言去鞭笞封建傳統思想提出“仁”“人人平等”的思想去與人相處，提出“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等的先進思想，并努力的去發揚自己的優良品質。善于“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等，超越時代步伐的思想，無不讓人折服。所以他的名字被后人傳唱，讓后人仰望。
可是孔子真的無過嗎？他只是有包容萬千的胸心罷了。然而他又是一位“至人”。因為他不以自我為中心，善于采納他人的建議，孜孜不倦，執著的以一種大無畏勇于擔當的精神，用一生的時間去游說各國，宣揚自己的思想，即使身陷蔡、陳兩國之交，差點送命，但還不改其意志，仍游說各國，并且當楚狂接輿對他萬般嘲諷時，他也不曾為此而懊惱，并且他還以自己的高尚品質長存，他雖一身才華，有一腔抱負，他也不因功利而“害仁”。所以他大聲吶喊：“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并且他注重與學生的關系，不以老師的身份高高在上，而是以“當仁，不讓于師”的標準與學生和諧平等共處。
借莊子之言，他便是一位“至人”“神人”“圣人”，因為他勇于擔當孜孜不倦，所以歷史選擇了他，他也因此成就了自己，成為了我國先秦時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以自己獨特的存在方式，給當時的社會，以至當今社會散發出無限的光芒，以“圣人”的形象給人以無窮的力量。讓人仰望這位大“圣人”。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四
李逵，綽號黑旋風，“在梁山好漢中排名第二十位，為三十六天罡中的‘天殺星’他面貌丑陋，但正直善良，是梁山好漢中性格鮮明，頗受讀者喜愛的英雄。”[2]被金圣嘆稱贊為“人中之寶”，他對封建統治者最具有反抗精神，對梁山眾弟兄愛得深切，對奸臣賊子恨之入骨。他耿直、講信義，在救柴進一事中，說“我打死了殷天錫，卻叫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金圣嘆在《讀第五才子書法》稱贊他的品德說“《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語。”[1]2宋江做主梁山后，一門心思要招安，小說第七十一回寫到，宋江借賞菊吟詩，表露招安心意，“黑旋風便睜圓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鳥安!’只一腳，把桌子踢起，攧作粉碎。”[1]611然而，招安之后，當他知道宋江給他酒里下了毒時仍然無怨無悔，只是流淚說：“罷!罷!罷!生時服侍哥哥，死了也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李逵對宋江的忠心耿耿，儒家提倡的“忠義”躍然紙上。
除此之外，李逾、三阮、公孫勝、雷橫等也都是有名的孝子;而武松則是“悌”的典型代表。由于無道昏君和奸臣賊子的逼迫，他們不得已而上梁山，于是就有了“犯上作亂”的罪名。
三、從出世之人看小說中的儒家思想。
在《水滸傳》小說中，除朝廷和梁山英雄之外，儒家積極入世的倫理思想卻在和尚、道士及神仙這些出世之人身上也不同程度的表現了出來。在歷史上，宋徽宗作為一個皇帝，但卻奉道極虔，做出了許多的荒.唐事情，并且他還自稱“道君皇帝”，《水滸傳》作者也反其道而行，讓佛道之徒及長老仙師卻往往成為身著袈裟道服的儒者，讓人耳目一新。
小說開頭便寫“張天師祈攘瘟疫”，雖然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它已經充分證明，努力給人民解除苦難、以天下為己任的還有道教教主;花和尚魯智深和行者武松都積極入世，當不當和尚都力求奮發有為，以剛健為本，并非消極避世而皈依佛門，五臺山智真長老盡管曾以封建正統思想約束魯達的積極入世，但總體來說，他還是給以支持的;公孫勝和他的師父羅真人，保著宋江一直到破遼勝利之后，才功成身退，在小說前七十一回中，他們披著道袍，但信奉和實踐的卻是以天下為己任、極積入世的儒家思想;玄女娘娘清靜而有為，但是她身靜而心并不靜，可以說，她也是個出世而又關心國家大事的神仙，她曾囑托宋江要“替天行道”，并且授予他三卷天書，要他為國為民盡心盡力，在攻打遼國的危亡之際，她又給宋江托夢，授予其破敵之法，才使他得以徹底戰勝遼國。作家通過一個又一個佛道人物的描寫，從側面清楚地顯示出儒家“自強不息”的倫理思想，激人奮進，讓人心潮澎湃。
四、從婦女形象看小說中的儒家思想。
經歷中國幾千年漫長的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基本觀念在儒家思想與倫理道德觀念緊密結合的過程中基本形成了。作為那個時代的文人，作者根本不可能擺脫這些束縛而超然存在，傳統儒家思想中婦女必須遵守“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服從男人意志的要求自然而然的會被體現出來。
如：作品中的正面婦女形象三位女英雄，顧大嫂是做“人肉饅頭”的，而孫二娘曾經賣“蒙汗藥”酒，都是謀財害命之徒，“一丈青”扈三娘低首伏心地由宋江主持，嫁給了自己并不喜歡的王矮虎，只是為了說明宋江的恪守信義。這些女性在她們的丈夫在沙場一一戰死之后，除顧大嫂僥幸存活外，其余都隨夫戰死沙場，其實，三位女英雄的命運，顯然受著夫權思想的主導，是“夫為妻綱”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對作者的束縛。
潘金蓮、閻婆惜、潘巧云都是身處社會底層的城市婦女，在這些封建正統思想的主導下，作者把她們描寫成了不守婦道，寡廉鮮恥的淫婦，她們的被殺甚至是維護道德、替天行道的必然結果，但是仔細分析三位女性，她們的放蕩是與她們不幸的婚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小說中，潘金蓮受到的毒害最深，竟至于演變成為淫婦和殺人兇手，她是封建禮教的受害者。她的悲劇雖然也是出于年輕女子本身對于美好愛情的渴望和追求才釀成大禍，但是，地主大戶的殘酷報復是她不幸的直接根源。
閻婆只因為得了一口棺材和十兩銀子的救濟而“無可報答”，就用女兒閻婆惜與“只愛學使槍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緊”的宋江“做個親眷來往”，宋江因為門不當，戶不對，既沒有把閻婆惜平等看待，又沒有給她愛情，作者是根據封建禮教中“男尊女卑”、“三綱五常”的思想來處理二人關系的。作為生活在下層社會的一個婦女，張文遠的出現激起了她對美好愛情的強烈渴望，以至于行為偏激，最終導致理想和追求變得畸形，可以說，廉價的買賣是她不幸的來源。
作為潘巧云的丈夫，楊雄愛的只是弄槍舞棒，從來都不善對她噓寒問暖，并且楊雄一個月內有二十幾天不在家，她實際上只是家庭的擺設而已，而潘巧云與后來出家的裴如海是青梅竹馬，潘的紅杏出墻也實屬必然。與此同時，楊雄、石秀殺婦，手段竟然如此殘忍，作品中對于婦女的這些態度明顯的是受儒家封建禮教的影響。
要之，《水滸傳》的成書受到封建正統思想的深刻影響，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其中保留了較多的儒家思想的痕跡，作者甚至將其滲透到了全書的主導思想當中，無論是從作品中描寫到的朝廷、梁山好漢、出世之人還是婦女形象，無不滲透著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并且在小說中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五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由人治向法治轉變，由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轉變，加上中外文化和價值觀的碰撞，是一個既充滿生機活力又充滿矛盾的時代。以下是“孔子思想的現代意義論文”，希望能夠幫助的到您！
黨中央提出要建立和諧社會，就是要用恰當的方法解決諸多矛盾。當今世界局勢正在向多極化發展，不同國家、不同民族有各自的生活習慣、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在國際交往中，應該堅持“和而不同”的原則，既要尋找共同話語，維護世界和平；又要尊重各國的傳統，保持各國的特色。斯人雖遠逝，其道冠古今。孔子作為中國文化的輝煌符號，是當之無愧的。孔子的文章道德是中國和世界寶貴的精神財富。
孔子敏而好學，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勤于向人請教，不到30歲，就掌握了豐富的文化知識，力圖改變春秋末期禮崩樂壞局面。面對動蕩混亂的社會現實，他的救世思想在魯國行不通，到齊國也碰壁。他周游列國，遭到不少隱士的嘲笑，累累如喪家之狗。在陳蔡等小國，挨餓受凍，面有菜色。晚年回到魯國，致力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獻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孔子思想雖然也受到其他各家的沖擊，但并沒有消亡，一直存在發展壯大著。孔子與其弟子創立的儒家學派在當時諸子百家中就是主要的一家，但所走過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有過匡被圍之難，有微服過宋之險，有陳蔡絕糧之苦等等。他的學派不但沒有解體反而在百家爭鳴過程中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勢力越來越大，到了戰國時代，成了影響最大的學派。
雖然秦國不用儒家用法家，用武力統一天下，建立了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封建王朝秦朝，然而，這個貌似強大的王朝，焚書坑儒，造成二世而亡的結局。賈誼把秦的成敗經驗概括為一句話：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劉邦馬上得天下，宣稱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反駁：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劉邦聽后立即改變態度，明白武力攻天下，而仁義守天下。漢武帝接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口號，從此，儒家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孔子也成為亙古一人的大圣人。唐玄宗時被尊為文宣王，宋真宗時尊為玄圣文宣王，金章宗時尊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時尊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順治時尊為大成至圣文宣先師古代幾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歷史地位一直沒有動搖過。
孔子道德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提倡人與人之間相處時要互相克制諒解妥協和互相關懷親善支持照顧，以達到互利互惠的目的。這種精神不僅在歷史上曾起過重大作用，就是在當今世界上，也是需要的。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論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階級與階級，集團與集團，黨派與黨派它們之間都會有一些矛盾但是如何對待這些矛盾，卻有不同的態度和方式采取哪一種方式解決問題，這要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條件而定。只強調妥協友好的一面，自然是不對的，但是把人與人之間只看成是爭斗對立的關系，只靠武力解決問題的，顯然是不對的。謙讓妥協、諒解友好更是常用的一種基本方式孔子提倡中庸，實行和，并不是沒有原則，為和而和，還需要以禮節之，就是要以一定的規章制度來制約其實行，使其做到恰到好處。孔子還提出和而不同的要求，說明和不是模棱兩可的和稀泥，更不是同流合污，而是在一定的原則指導下和善地來處理問題。
我們不但可以用和而不同來處理一般人際關系，而且可以用和而不同來處理國際問題。我國最早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處理國際間的爭端，今天又提出以鄰為伴以鄰為善等等，都是對和而不同的創造應用孔子重視家庭倫理觀念，建立長幼尊卑秩序，把孝作為做人根本他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作為他一生追求的總目標。尊老敬長是一種值得各個時代重視的有普遍意義的品德，不僅是因為晚輩為了報答長輩的養育之恩，更主要的是，老人不論在生產斗爭和社會閱歷方面都有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晚輩來說，是極為寶貴的。歧視和虐待老人，不僅使生產和社會工作受到損失，而且會使道德淪喪，社會混亂，甚至能形成社會危機。孔子的思想講究仁愛，重視倫常，提倡和諧，強調秩序，追求安定如今，和平發展成為世界主流，中國向社會主義強國目標奮斗時，我們最需要的是和平秩序穩定社會和睦民族團結隨著經濟發展的不斷加速，社會階層的分化逐漸加劇，階層對立人際關系緊張的狀況也不斷加深，需要通過包括道德教育在內的各種手段的綜合使用來調節人際關系，穩定社會秩序。當社會上還存在爾虞我詐背信棄約的現象時，孔子思想的信廉剛直等道德，就有延續存在的價值。同時，我們也要清醒認識到，各種道德規范都是在歷史上產生的。
隨著歷史的發展它也會變化和消亡，孔子提倡的久喪厚葬父母在不遠游三年勿改于父之道等等，這些繁冗愚孝的行為觀念應該揚棄。但是，當某些道德規范所依據的社會因素還存在，它還能對社會發生作用時，這些道德規范也就不會消亡。我們今天重新認識孔子，并不是要掀起尊孔儒學的新潮流，而是更加理性認識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象征的孔子思想的精髓，更好地指導我們現實世界。把崇高的道德信念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中去，使孔子的倫理教導和人文關懷真正化為推進社會文明進步的力量。這樣，孔子繼承和改造傳統的努力才能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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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六
一個是中國的圣者，一個是西方的智者，孔子和蘇格拉底均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們的思想影響了東西方文化教育的走向。雖然他們擁有很多相似的教育思想卻有著更多不同的教育方法和認識，分析和比較這兩位偉大教育家的教育體系，對我們今天的教育工作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孔子；蘇格拉底；教育體系；比較。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和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是東西方歷史上兩位博學多識、思想深邃的學者。他們的哲學思想和教育思想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影響著整個東西方文明。直到今天，他們的教育思想仍然滲透在我們的教育理論中，指導著我們的教育實踐。孔子與蘇格拉底在不同時代，不過社會下提出的如“有教無類”，“啟發教學”，“因材施教”等教育理論都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但由于兩人相隔近一個世紀，社會環境、文化傳統互不相同，個人生活經歷也不盡一致，他們的教育方法各具特色，特別是在教學方式和教師地位這兩點上。本文通過分析比較孔子與蘇格拉底兩位偉大教育家教育體系的異同，更深入地了解東西方教育的共性和差異，并從中得出有益的啟示，以推動當今教育事業的持續發展。
在孔子以前的中國，學在官府，官師合一，學習文化知識是官府及其子弟的特權。到了春秋時期，文化下移，下層平民希望獲得受教育的權利。孔子順應歷史發展潮流，三十歲時便開始創辦私學，實行“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的辦學方針。意為無論地域，無論民族，無論等級，只要是樂于接受教誨的人，孔子都積極地教育他。《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和其他有關的史料記載的幾十個學生，據考證，有貴族家庭出身的南宮敬叔、貧賤家庭出身的子路、顏淵和商人出身的子貢等。其中貧賤出身的占大多數，這是“有教無類”的一個重要方面。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是教育對象上的一次革命，對于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和學術文化事業的發展起著促進作用，也為華夏民族的先進文化的傳播和各族間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后來，孔子周游列國14年，行蹤不定，此時，他的私學沒有固定的校舍，弟子們追隨他，輾轉游動，形成了僅有學校之實的游動式教學社團。因此，孔子施教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故教無定所，教無定時，教無定規。孔子的學生來自各諸侯國，其中有富豪子弟，但大多數為微賤之士，凡有求學之志者，只要“潔己以進”，孔子就一視同仁，不拘一格，兼收并納。孔子的談話式教學十分重視教育對象的個性差異，注重點撥時機。孔子認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引導學生而不牽著鼻子走，鼓勵學生而不強迫他們，啟發學生思考而不把答案點破，讓他們自己悟出。正是因為孔子的這些思想，所以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成名者就有七十二人。
古代希臘的學校大約出現在公元前七世紀前后，比中國晚了至少1000多年。在蘇格拉底時代，初等教育是體操和音樂學校，初等學校以上是純軍事操練性質的體育館。蘇格拉底是第一個從雅典人中出身的教育家，是一位不收酬金義務教育家。《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7卷第521頁載：“他認為政治學的任務就是‘關心所有同一城邦人民的靈魂，使他們達到盡可能的完善。’”色諾芬回憶說：“他接待了許多希望聽他講學的人，其中有本國公眾，也有外國人，但他從來沒有因為講學而向任何人索取過報酬，而是以其豐富的學識，毫不吝惜地向所有的人施教（吳永泉，1984）。”當時的希臘沒有多少文化典籍，學習者無書可讀，無典可依，只能通過聆聽演講、辯論以獲取知識。巧的是，蘇格拉底的教育活動也是教無定所，教無定規。公共場所、市場、店鋪、私宅、餐桌都是他進行教育活動的地點，或作公開演講，或個別交談，或進行辯論。色諾芬記述道：“蘇格拉底經常出現在公共場所，他在早晨總往那里去散步并進行體育鍛煉；當市場上人多起來的時候，總可以看到他在那里；他常作演講，凡喜歡的人都可自由地聽（吳永泉，1984）”。蘇格拉底的門徒中有富豪子弟、貧寒之士、手工業者。他自稱：“我愿同樣回答富人和窮人提出的問題，任何人只要愿意和我談話和回答我的問題，我都樂于奉陪（余靈靈、羅林平，1988）”。蘇格拉底一生桃李滿天下，產生了很多歷史上有影響力的哲人、大師，如影響深遠的哲學家、思想家柏拉圖，著名的修辭學家、教育家伊索克拉底，墨加拉學派創始人歐幾里德，犬儒學派創始人安提西尼，杰出的歷史學家色諾芬，昔勒尼學派創始人阿里斯提普等等。
孔子和蘇格拉底相似的教育理論的歷史意義遠遠超出了教育本身的價值，它不僅擴大了文化知識的傳播面、推動了文化的發展，而且為東西方文化發展中諸子并起、百家爭鳴準備了條件，使教育的社會功能發生重大變化。
蘇格拉底在與弟子進行談話中，往往從對方所熟知的具體事物和現象開始，進行反諷、暗示等進而求得結論。他通過獨特而辛辣的諷刺式詰問等方法，使對方覺悟到自身觀點的矛盾，激發對方追求真理的熱忱，喚起“求知的強烈欲望”。他在談話中注重學生理性認識的深入，人格品質的完善，談話的內容大都與正義、善德、虛偽等有關。而孔子更注重追求一種寬松、自由的談話環境，給學生一定的思維空間。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中，孔子讓每一個學生自由發表自己的觀點，并不加以限制，當曾皙感到猶豫時，孔子鼓勵說：“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所以其思維過程是一種發散性的。
孔子的為師之道認為師者是在學生因而不得之時予之所求，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圣者。學生以獲取師者的知識為求學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師為賢、師為圣，故應敬之、尊之。這對營造中華尊師敬賢的倫理文化特性，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他的為師之道，更多地表現在他的“助產術”觀點之中，他的母親是個接生婆，他由母親的職業受到啟發，認為為師的職業與接生婆的職業具有同質性，因而倡導“助產術”的理念。蘇格拉底提問的方式，通過討論實現對事物的從具體到抽象，從特殊到普遍，一步步逐漸深入，最后得出認識，生下自己孕育的真理的兒子。如此而形成的觀點，非為外在強加于學生的，而是由對手、學生自己思辨而形成的，固而從為師的方面而言，少了盛氣凌人的意象，從而使對手、學生在追求知識、尋求真理的過程中形成自覺主動的參與意識，培養了其探索精神。與之相比，孔子的“教師權威”對于發掘學生的心智，引導學生形成主動、自覺的探索精神是有阻礙的，并易于形成盲目的個人崇拜心理。而蘇格拉底的觀點則與現今提倡的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教學不謀而合。
孔子和蘇格拉底兩位偉大的教育家根據各自不同的教育認識形成了自己的教育體系，用自己的方式推動了人類的發展。研究兩位教育家的的教育體系在重視教育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給我們的教學提供有益的啟示和諸多的借鑒。希望我們能更好地弘揚東西文化的相同之處，借鑒、吸納東西方不同的營養，以利現代教育的持續發展，促進全人類建立一個美好協調的大家庭。
[1]色諾芬著，吳永泉譯.回憶蘇格拉底[m].商務印書館，1984，（9）.
[2]柏拉圖著，余靈靈，羅林平譯.蘇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圖對話集[m].三聯書店，1988，（3）.
[3]匡亞明.孔子評傳[m].齊魯書社，1985.
[4]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西方哲學原著選讀[m].商務印書館，1983.
[5]馬振鐸.孔子的哲學思想——仁·人道[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七
《論語·衛靈公》中記載，孔子的學生子貢問了老師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老師以商量的口氣對他說：“其恕乎！”什么叫“恕”呢？孔子又用八個字解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說，無論做什么事，都要推己及人，將心比心，不要強人所難，不要給別人造成傷害。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學會寬容。
寬容在我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是為人處事的重要原則。
古人尚能如此，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現代社會，我們更需要調整自己心態，調整好與他人的關系，學會寬容。
《北京日報》曾刊登過這樣一件事：一位小伙子在公共汽車上吐了一口痰，女售票員讓他擦掉。小伙子感到很難堪，不去擦。女售票員給了他個臺階下，自己用紙把痰擦掉了。事后小伙子很后悔，他給報社寫了一封信，表示向這位售票員道歉。這件事啟示我們：“退一步海闊天空，讓三分風平浪靜。”得理也讓人，寬容的感化作用常比劍拔弩張作用要恒久得多。如果她不這么做，而是硬逼小伙子去擦掉，結果不難想象。
然而，現實生活中，真正做到寬容談何容易！有很多時候，他會為一絲一毫的事情而斤斤計較，耿耿于懷。事情已經過去了，而他還是老在那想，這么可惡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原諒它呢？然后就是在不斷的自我咀嚼中，不斷的從中受到傷害，難以自拔！有時甚至要發誓“報仇”！哎，仔細想想，何必呢？讓自己整天活在過去的種種痛苦和仇恨中，這樣的生活是多么悲哀！
那么，怎樣才能學會寬容呢？
首先，寬容需要溝通。當自己與他人發生矛盾或誤會時，要主動與對方交談，認真傾聽對方的訴說。這樣，才能溝通彼此的思想，從而消除誤會和隔閡。
其次，寬容需要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要想。積極地換位思考，更多地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我們就更容易寬容別人。
再次，寬容需要忘卻。克制性的寬容，不是真正的寬容，它不能祛除感情傷口上的膿水，醫治感情上的創傷。只有那種不記、不究的寬容，才是真正的大境界。
什么叫“半部《論語》治天下”？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于丹認為：《論語》告訴大家的東西，永遠是最簡單的'。有時候一兩個字，就夠我們用一輩子了。“其恕乎！”——就一個“恕”字，教給我們如何在現代生活中獲取心靈快樂，適應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標；就一個“恕”字，就是我們自己的一幅健康的心電圖，是這個世界的一張美好的通行證。
讓我們學會去寬容別人吧！該放下時且放下，人與人能寬容相處，我們的生活將更加美好。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八
第一段：引言（200字）。
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對中國文化和教育的影響至今仍然深遠。他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人際關系、教育和政治理念上。本文將以孔子的心得體會為主題，探討他對人際關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將這些原則應用于教育和政治領域。
第二段：孔子的人際關系理念（200字）。
孔子強調了尊重、誠實和家庭的重要性。他認為，人們應該尊重并保持親密的關系，這樣才能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此外，孔子還認為，誠實是一個人品格的基礎，只有誠實才能建立起真實的人際關系。孔子的家庭觀念也在他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強調家庭的和諧和親密關系對于一個人的成長至關重要。
第三段：將孔子的人際關系理念應用于教育領域（250字）。
孔子的人際關系理念對于教育領域有著重要的啟示。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應該教育孩子尊重和理解他人，并積極培養他們的誠實和包容心。孔子認為，只有在和諧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孩子們才能獲得全面的教育，更好地適應社會。在學校教育中，孔子主張師生之間相互尊重、平等交流。他的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告訴我們在教育中應該注重每個學生的個體差異，尊重每個人的特長和潛力。
第四段：將孔子的人際關系理念應用于政治領域（250字）。
孔子的人際關系理念同樣可以應用于政治領域。孔子主張君主應尊重百姓，并以身作則。他強調執行公正的政策，并依法治國。他認為通過這樣的方式，君主可以贏得人民的尊重和支持。在現代政治領域中，孔子的理念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政府官員應尊重人民的需求和權益，并秉持公正和誠信的原則來管理國家事務。這樣一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系就能更加和諧，社會也能實現長期的穩定和發展。
第五段：總結（250字）。
孔子的心得體會對于人際關系、教育和政治領域都具有深遠的影響。他的理念強調了尊重、誠實和家庭的重要性。將他的原則應用于教育和政治領域，可以幫助我們創造和諧的社會環境，培養誠實、謙虛和包容的人才，以及構建公正和穩定的政治體系。因此，我們應該將孔子的心得體會作為指導，不僅在個人生活中，也在社會實踐中，秉持這些原則，以促進社會進步和福祉。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九
孔子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創立者和奠基人。孔子的思想包羅萬象,博大精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仁學思想。以下是“孔子思想論文”，希望能夠幫助的到您！
孔子的仁學思想集中體現在《論語》、《禮記》和《孔子家語》等文本之中。僅《論語》一書中,“仁”字的出現就達109次之多。如果我們把孔子對仁的各種界說加以分析與綜合,就不難發現,“仁”是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概念。針對不同場合、不同時間、不同對象,孔子所闡述的“仁”是不完全一樣的。本文無意全面解讀與闡釋孔子的仁學理論,只是認為深刻領會并汲取孔子仁學思想的精華,對于指導和改進當前我國的家庭教育,深化家庭仁愛、孝悌與克己教育,解決愛心缺失、親情淡漠及自私任性等實際問題,極具現實意義。
一、“仁者愛人”與仁愛教育。
《論語》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仁者愛人,是孔子仁學思想的第一要義,強調的是對他人的尊重與關愛。孔子把“愛人”視為倫理道德規范體系的最高準則,就是希望人們能以“仁愛之心”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這種超越血緣關系而尊重他人權利并普遍性地愛他人的理念,是孔子仁學思想的最基本特征。
孔子不僅以“仁愛”思想要求民眾,還要求執政者率先垂范,以“仁愛”治國安邦。他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他還說:“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在孔子看來,只有執政者帶頭施愛,且人人都有一顆仁愛之心,一個和合有序的禮治社會便不難實現了。
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孔子所提倡的“仁愛”,并非不講原則。孔子說:“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論語·里仁》)當子貢問他“鄉人皆好之”或“鄉人皆惡之”時,他的回答是:“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論語·子路》)孔子還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他把“鄉愿”那種模棱兩可的“好好先生”稱為“德之賊也。”(《論語·陽貨》)由此可見,孔子所倡導的“仁愛”是建立在原則基礎上的理性之愛,是愛憎分明、愛善者與憎惡者相統一的一種美德。
深刻領會孔子“仁者愛人”思想的內涵,反觀當前我國獨生子女群體中較普遍存在的“愛心缺失”的問題,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啟示:“仁愛教育”,迫在眉睫。
眾所周知,當今時代的青少年兒童大多是獨生子女。在家里,祖輩、父輩的愛都傾注在他們身上,好吃、好用、好玩的多由他們獨享,久而久之,習以為常。再加上商品經濟社會,物欲橫流,過分追逐享樂與金錢至上的理念,充斥其間。在這種環境熏陶下長大的青少年兒童,極易形成自私、懶惰、依賴與任性等心理弱點。他們從小生活在以我為中心的環境中,缺少關愛他人的內在意識。這種“愛心缺失”的問題往往是產生人際沖突乃至造成社會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問題的嚴重性并不僅僅在于此,而是在于長期以來被人們忽略了的家庭“仁愛教育”。
須知,仁愛教育是我國教育的一個傳統優勢,在家庭教育中處于重中之重的地位。當家長的都希望自己的兒女成龍成鳳,成為有博愛之心的仁人志士。然而,這一美好愿望的實現卻有賴于家庭仁愛教育的傳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學會共處,學會與他人一起生活”作為21世紀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其重要性可見一斑。家長要想使子女學會共處,學會與他人一起生活,就必須通過實施仁愛教育,使子女學會尊重他人,關愛他人;學會傾聽他人意見,與他人協商共事;學會分享與換位思考,凡是自己不愿意的,決不可強加于別人。實施仁愛教育,家長要身體力行,為子女做出榜樣。只有這樣,才能將仁愛教育落到實處。
二、“孝第為本”與孝悌教育。
孔子一貫主張“愛人”應從“孝第”開始,然后再由近及遠,把對親人的愛推廣到社會上。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第,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在《論語》中,子有是這樣闡釋孔子“孝第”思想的,他說:“其為人也孝第,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篇》)不難看出,孔子的仁愛思想具有鮮明的層次性特征。“愛人”應以“孝悌為本”,只有以孝為先,以愛齊家,方能愛他人、愛國家。“孝第為本”,是孔子仁學思想的又一要義。它不僅是人們應當遵循的最基本的倫理道德準則,還具有促進社會和諧與安定的作用。
深刻領會孔子“孝第為本”的思想,對于加強孝悌教育,解決當今社會較普遍存在的“親情淡漠”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君不見,在我國眾多的“四二一”式家庭中,“孝老”已被“親小”所替代,“啃老”則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雖說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那就是“孝悌”,作為一種傳統美德和做人最起碼的道德規范,正在被人們所淡忘;親情,作為人類相生相息的一種自然情感和維系社會倫理道德制度的基礎,正在被金錢和利欲所替代。由此而產生的親情關系破裂乃至家庭暴力事件,正在危及社會的安定。試想,一個人連自己的親生父母都不孝順,都不感恩,怎么可能去關愛他人,奉獻社會?加強孝悌教育,確實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了。
孝敬父母、尊重師長是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一種美德,我國政府歷來都非常重視孝道。憲法中就有“成年子女有贍養扶助父母的義務”、“禁止虐待老人”等條款規定。孝悌教育,作為我國傳統教育的一大優勢,應當成為當今時代我國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當家長的有責任把孝悌作為教育子女的一門必修課,做到常抓不懈。在道德觀念上,要讓子女懂得父母有養育之恩,孝敬父母責無旁貸,無上光榮;在道德情感上,要讓子女知道父母的生日、愛好、身體和工作情況,學會關心、體貼與理解父母;在道德行為上,要讓子女對父母恭敬真誠,自覺接受父母的教誨,但又不過分依賴父母,主動與父母分擔辛勞和憂慮。在孝悌教育中,家長的以身作則至關重要。家長要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感染和影響子女,引導他們從愛父母、愛自己身邊的人做起,進而升華到愛集體、愛國家、愛人民。
三、“克己復禮”與克己教育。
克己復禮,是孔子仁學思想的第三個要義。《論語》記載: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在這里,“仁”有兩層含義:一是克已,二是復禮。所謂克己,就是嚴格要求和約束自己;所謂復禮,原本是指回復周禮,即西周維護社會秩序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倫理規范。我們今天理解其內涵,不必苛求其原義,可以把它理解成必要的倫理制度與行為規范即可。孔子認為,一個人只有克制和約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規范,才算是仁人。“克己復禮”,不僅體現了孔子仁學思想的本質內涵,同時又指明了踐行仁學思想的正確路徑。
首先,“愛人”需要“克己”,“克己”要有目標。孔子為此提出了“為仁”的“三項要求”、“近仁”的“四種品德”和“行仁”的“五個標準”。其中,“三項要求”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語·子路》)“四種品德”是:“剛、毅、木、納。”(《論語·子路》)意即“剛強不屈、堅毅果敢、質樸無華、言語謹慎”的品德。“五個標準”是:“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在孔子看來,“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論語·陽貨》)。
其次,“克己”要有措施保證。孔子提出了以下幾條措施:一是“思”。他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二是“省”。要“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三是“戒”。他認為“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論語·季氏)》四是“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即杜絕“不憑空猜測,不主觀武斷,不固執己見,不自以為是”的毛病。五是“學”。孔子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論語·陽貨》)在孔子看來,只有通過學習,才能修行“仁、知、信、直、勇、剛”等六種德行,才會克服愚、蕩、賊、絞、亂、狂等六種弊端。
第三,“克己”是條件,“復禮”是目的。孔子認為,“禮”是衡量人的行為和道德是否規范的標準。“不知禮,無以立也。”(《論語·堯曰》)只有“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所以,他一再要求他的學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意在使其弟子知禮守禮,立身于世。“禮”還是維護社會秩序與倫理道德的核心。理政治國,需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論語·里仁》)在孔子看來,禮作為一種形式載體,不僅可以約束與規范人們的道德意識,還具有促進國家安全與穩定的功效。
總之,孔子提出“克己復禮”是基于對當時社會問題的深入思考。今天,我們領會并汲取其思想精華,對于加強家庭克己教育,解決我國獨生子女中較普遍存在的“自私任性”的問題,極具有現實意義。
克己是一種品德。人的忍耐、謙讓、恒心與毅力,都是由克己而生。只有克己,才會奉公;只有克己,方能臨危不懼,盡忠報國。從我國古代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蘇秦的“懸梁刺股”,到當今時代焦裕祿、孔繁森等英模人物克己奉公的先進事跡,我們不難看出,凡成就大業者,皆具備克己的品質。眼下,許多人都在抱怨當今社會獨生子女“自私任性”的問題,卻苦于找不到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豈不知,這正是長期以來疏于對子女“克己教育”的結果。許多家長對子女關愛有過、賞識有加,缺少對他們的約束、批評與引導,久而久之,孩子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不斷增長,私欲和任性也在隨之膨脹,他們甚至聽不進一點反面意見,經不起任何困難與挫折的考驗。須知,一個人的克己品質,并非與生俱來的,而是長期教育與修養的結果。孩子年紀小,克制能力差,更需要家庭克己教育。家長要讓孩子從小學會克制自己,對孩子自私、懶惰、說謊、任性等弱點,不可姑息遷就;要讓他們從小學會明辨是非、抑惡揚善、克己奉公,做到個人服從集體、服從國家、服從時代、服從社會。
在家庭克己教育中,家長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家長是否克己自律,決定著家庭克己教育的成敗。實施克己教育,家長必須首先克己,以實際行動為孩子作出表率。即便是碰到障礙或出現反復的時候,也要克制自己,不可動輒發火,采取打罵等粗暴手段,不僅達不到教育效果,而且會使問題更加復雜化。實施克己教育,還需建立必要的家規。家長可采取民主協商的方法,與子女共同制定家庭守則。從飲食起居、待人接物等方面入手,約束與規范孩子乃至每個家庭成員的言行,以形成健康、文明、科學的家庭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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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十
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化名人，他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和教育方法對中國以及整個東亞地區的文化和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研究孔子的思想和理論時，不妨通過閱讀相關論文，能夠更深入地理解孔子的心得體會。
首先，孔子心得體會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道德修養和人格塑造。孔子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認為人首先需要修養自己的道德和品德，然后才能夠影響他人和改善社會。通過閱讀論文，我們可以了解到孔子強調各種仁德美德，比如孝敬父母、尊重長輩、友善待人等等。他認為只有通過修身養性，才能夠塑造一個正直善良的人格，也才能夠讓這種善良的品質流傳下去，影響他人，改善社會。
其次，孔子心得體會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教育方法和思維方式。孔子非常重視教育，并且提出了一整套的教育理論與方法。在論文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孔子主張以“學以致用”為原則，強調實踐，注重培養學生的實際能力和技能。他還注重培養學生的思維方式，提出了“三綱五常”和“九域十舉”等教育原則，培養學生有正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有廣博的學問和知識，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通過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我們可以更好地引導和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培養出有道德的、有才干的人材。
第三，孔子心得體會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治理之道。孔子有著務實的政治思想，提出了很多有關政府運作和管理的觀點。論文中可能會提到孔子對于領導者的要求，比如正直、明智、賢能等。他認為，一個好的領導者應該首先從自身做起，以身作則，以德服人。此外，他還提出了一些關于合理治理的觀點，比如禮治思想，即通過制定一些規范和儀式來規范人們的言行，使社會和諧有序。通過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治理之道，我們能夠更好地參與和推動社會的發展。
第四，孔子心得體會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孔子非常注重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他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關心。在論文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孔子強調的友愛和誠信的重要性，他認為只有通過和諧的人際關系，才能夠共同進步，共同發展。通過了解孔子的人際關系觀，我們可以更好地處理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建立良好的人際網絡。
總結起來，通過研究論文，我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孔子的心得體會。孔子強調道德修養和人格塑造，主張實用的教育方法和思維方式，提出治理之道和政治思想，以及重視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這些觀點對于我們個人的成長和社會的進步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應該通過學習和實踐孔子的心得體會，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和素質，培養好的思維方式，參與社會事務，共同促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十一
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的教育思想對中國乃至世界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將探討我對孔子的研究，并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來闡述孔子心得體會。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主張“仁”，他認為仁是人類最高的道德境界，是教育的核心內容。在孔子看來，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人們具備高尚品德和道德修養的人才，而這正是仁所體現的。孔子還主張“教學相長”，他認為教師不僅需要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要以身作則，做好榜樣，以此影響學生的道德修養。這種以德育人的教育思想，對于現代教育依然具有深刻的啟示和價值。
其次，我在實踐中親身體會到了孔子教育思想的價值。作為一名教師，我深深認同孔子“教學相長”的理念。我發現，通過自己的言行和榜樣作用，我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我曾經在班級中組織過一次班級活動，我以身作則地積極參與，展示出了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在活動過程中，我不僅是學生們的老師，還扮演起他們的朋友和引領者的角色，與他們一起進行游戲和互動。這種親近的關系讓學生們感到放松和舒適，他們更樂意向我展示他們的才能和想法。通過這次活動，我發現學生們的積極性得到了極大的激發，他們展示出了良好的團隊合作意識和互相幫助的精神，這讓我深深感受到了孔子所強調的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的重要性。
然后，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僅對于學生的成長有著深遠的影響，同時對于教師的自身修養也能夠帶來巨大的改變。在教育過程中，我時刻保持著敬畏之心，不斷修煉自己。我相信只有自己有了一定的道德修養和高尚的品德，才能夠對學生產生積極的影響。在整個教育的過程中，我時刻自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讓我明白，要想教育學生，首先要從自己做起。只有自己不斷提高自身素質，才能更好地教育下一代。
最后，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僅對于學校教育有著重要的啟示，對于家庭教育也同樣重要。在現代社會，家庭教育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我堅信孔子的教育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教育我們的孩子。在我家庭教育中，我注重培養孩子們的道德品質和家庭觀念，通過親身榜樣的力量，引發孩子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我也盡量讓孩子多進行集體活動和家庭活動，鼓勵他們與他人的交流和合作，培養他們良好的人際關系和團隊合作精神。這樣的做法不僅有助于孩子們的成長，也有助于他們以后走向社會和接受社會教育。
總之，孔子的教育思想在現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意義。通過學習和實踐，我們能夠更好地領會這些思想，進而應用于教育實踐和家庭教育中。只有我們不斷努力，改進自己，我們才能夠更好地教育下一代，讓他們成為有道德情感和高尚品德的人才。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十二
環境保護檔案(以下簡稱環保檔案)，是指各級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及其直屬單位，在環境保護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和載體的歷史記錄。環境保護檔案研究文獻則記錄了我國環保檔案工作發展的進程，對環保檔案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中國知網數據庫為樣本來源，以題名=環境保護and題名=檔案or題名=環保檔案(精確匹配)檢索到的223篇結果為樣本，采用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對這223篇文獻從作者、機構、期刊三個方面進行簡要地分析。由于中國知網檢索系統的限制，這里僅對排名前40位的數據進行分析。
1作者分布情況。
從作者分布情況看，作者實際發表文獻數量與占比情況，根據著名學者普賴斯提出的計算公式，核心作者候選人的最低發文章m=0.749√nmax，其中nmax為最高產作者文章數量。這里nmax=6，所以m=0.749√6=0.749*2.449=1.83，即發表2篇及以上的為核心作者候選人。中國知網檢索提供的前40位作者中，最多發表文獻6篇，最少發表1篇，平均發表文獻2.25篇，合計發表文獻90篇，占全部文獻的40.36%。這些作者中，發表2篇以上的29位是環保檔案研究核心作者。
按照洛特卡定律，寫一篇文章的作者占全部作者的6為左右。如果考慮0%來推算1983年至今的作者總數。經過推算，全部223篇文獻的作者應當在134位左右，加上合著因素，實際作者數量應當超過150位。
從前40名作者所在機構看，多數來自環保行政管理部門，40位作者中18位來自環保行政管理部門，發表文獻39篇;9位來自環境監測站，發表文獻18篇;6位來自研究機構，發表文獻16篇;3位來自高校，發表文獻9篇;2位來自事業機構，發表文獻5篇;1位來自企業，發表文獻1篇;1位來自其他，發表文獻2篇。環保行政管理部門的作者是環保檔案研究的主體。
2作者分布。
從樣本文獻的機構分布看，文獻機構分布情況，根據著名學者普賴斯提出的計算公式，核心機構候選單位的最低發文章m=0.749√nmax，其中nmax為最高產機構文章數量。這里nmax=7，所以m=0.749√7=0.749*2.645=1.98，即發表2篇及以上的為核心機構候選單位。
從上中可見，中國知網檢索提供的'前40個機構最多發表文獻7篇，最少發表1篇，平均發表文獻2.35篇，合計發表文獻94篇，占全部文獻的10.32%。上述這些機構中發表2篇文獻以上的30個機構是這一領域的核心研究機構。
從前40位機構的類型看，多數為環保行政管理部門，40位作者所在機構中22個為環保行政管理部門，發表文獻46篇;5個為環境監測站，發表文獻15篇;4個為高校，發表文獻12篇;3個為研究機構，發表文獻10篇;2個為事業機構，發表文獻5篇;2個為企業，發表文獻2篇;2個為其他，發表文獻4篇。環保行政管理部門是環保檔案研究的主體。
3文獻來源分布。
從文獻期刊的來源分布看，發表2篇以上文獻的報刊共有38種。38種報刊中發表文獻最多的12篇，最少發表2篇，平均發表文獻4.03篇，合計發表文獻153篇，占全部文獻的68.61%，是這一研究領域的主要報刊。
發表文獻數量在10篇以上的期刊有2種，分別是《黑龍江環境通報》《山東環境》，38種報刊中檔案學期刊有15種，發表文獻69篇，占30.94%。其中，檔案學核心期刊7種，發表文獻37篇，占16.59%。環境期刊17種，發表文獻66篇，占29.6%。其他期刊6種，發表文獻18篇，占8.07%。
按照布拉德福定律，所有期刊可分為核心區、相關區和非相關區，各個區的文章數量相等(約為74篇)。38種期刊發表的文章大致是全部文獻量的2/3，1～10位的10種期刊(74篇)處于核心區之內，11～35種期刊(73篇)處于相關區。
4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從作者、機構、期刊三個方面的簡要分析中，可以初步得出環保行政管理研究者和核心研究機構多來自環境保護行政管理機構，檔案學期刊與環境保護期刊同為研究的主要媒體的結論。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十三
摘要：孝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從家庭內部的孝和上升到國家層面的孝兩個角度辯證的分析孔子“孝”的思想，有助于人們對“孝”價值觀的正確理解和認識，反思當今社會存在的深層問題，辯證的發展與繼承孝道觀。
近幾年來殺親案頻繁發生，河南唐河一婦女親手殺害公婆和一雙兒女，北京大興區李磊手刃一家六口骨肉至親，最為人震驚的是未成年人高煒晟雇傭幫兇殺害父親和長姐一案……殺親案的背后隱藏著深刻的社會問題，我們不禁反思中國的“孝”到哪里去了？不妨從孔子那里汲取營養吧。
一、孔子思想中“小家”之孝。
錢穆先生曾稱中國文化是“孝”的文化，在《論語》中“孝”字共出現19次。孔子三歲喪父，十七歲喪母，孝敬父母的時間不長，但是非常看重“孝”，“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孔子認為孝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孔子核心思想“仁”的基礎。《漢禮記》上講“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孝”的有三個層次，最重要的是尊重父母、兄弟，其次是不使父母受辱，最次一等的是養活父母，給予物質上的關懷。
（一）能養。
能養是“孝”的最低層次的要求，《禮記坊記》講“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為政》中講到，“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連犬馬都可以得到飼養，更不必說在物質上贍養父母，但是對待父母，還有更高的要求，《孝經紀孝行章》中說“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后能事親。”孝子侍奉父母親，平日在家就盡恭敬的`孝心，食衣起居，都要多方面注意，不可怠慢；奉養父母就使他們快樂，時常露出和悅的臉色，使父母感到心安；父母生病時要以最憂慮的心情照料父母，面面俱到，事事親力親為；父母過世時要用最哀痛的心情置辦喪禮、料理后事；舉行祭祀時，以最嚴肅的態度來追念父母，哀悼父母。
（二）弗辱。
孔子所說的“孝”還包括“幾諫”和“弗辱”兩方面的要求，“幾諫”指的是婉轉的勸諫，“弗辱”指的是不因自己的德行讓父母受辱，“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侍奉父母，遇到父母有不對的時候，要委婉的勸說，倘若自己的想法父母沒有接納，仍舊恭敬地對待父母，不冒犯他們，不讓父母感到難堪，不令父母蒙受恥辱，自己內心憂愁但是并不怨恨。另外，《孝經？諫諍章》中講：“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為子女的，不管父母的見解是否符合時宜，若只顧一味的聽而不加勸誡，就會陷父母于不仁不義之中。由此可見，孔子對待孝的態度十分鮮明，他反對一味盲從，反對愚忠愚孝。《論語》中還有這樣的記載：“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意思是說閔子騫真是孝順啊！別人對于父母兄弟對他的夸獎沒有異議。
（三）尊親。
首先，“尊親”在《論語》中體現為真誠對待父母，不讓父母擔憂，卻時刻惦念父母。“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里仁》父母的年齡生日，兒女都應該謹記在心，一方面為父母高壽而高興，另一方面又因為父母高壽而恐慌擔心；“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為政》）父母僅僅為子女的疾病而發愁，不要讓父母為其他事情操心、擔憂。其次，尊親應該和顏悅色，深愛至親。“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為政》）也說明子女在父母面前經常有愉悅的臉色，是很困難的，究其原因是子女沒有對父母真正的深愛，深愛才會尊重，尊重才會和氣，和氣才會孝順，“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禮記祭義》）。最后，尊親體現在持之以恒的繼承優秀德行，“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父親在世時，可以觀察他的志向，父親去世后，要觀察他的行為，若他能長期繼承了父親合理的、優秀的行為志向，那也是尊親的一方面，是孝的體現。孔子在這里強調，子女所繼承的一定是來自于父母親合理的、優良的部分，而不是隨意地、不假分辨地全盤接受，全盤吸收。這是對后來人認為孔子的孝是愚孝的有力反撥。
二、孔子思想中“國家”之孝。
行孝是為政的特殊形式。在孔子看來，為政不一定要做官，行孝也是為政。孝順父母，有愛兄弟，把這種風氣影響到政治上，也算是參與政治了；同時，上至君王下至百姓，能以身作則孝敬父母尊重兄長，推己及人愛護其他人，無疑有利于社會和諧。
（一）忠孝相通。
孝是仁的主要內容，在家是孝，上升到國家則體現為“忠”，《孝經》講“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曾子養老》講“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悌，可謂知終矣。”“夫惟孝者，必貴本于忠。”孝是忠的起點，忠是孝的起點，把對父母的“孝”轉化為對國家的“忠”，把對家的責任感轉移對國的責任感，這是儒家孝道觀的一大特點。如何才能“忠”，君臣如同父子，“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為人君正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大學》）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朝堂之上，君王、臣子各司其職，退居家中，父親、兒子各盡其責；君王就要做君王該做的事情，體恤人民，臣民才會上行下效，做好本職工作，對君王盡忠，這體現了孔子“孝”思想的“雙向對等的德行原則”。
（二）推己及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尊重兄長，推己及人也愛別人的父母、尊重別人的兄長，如果人人都這么做，那么整個社會就會形成良好的秩序，人人都具有良好的道德責任，《孟子》云：“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學而》中提到，“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無論是否在父母身邊，都寡言少語，誠實講信用，廣泛的愛護其他人，并且親近有仁德的人。每個人都從自我做起，仁者愛人，“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左傳昭公二十六年》）那么，我們的小家會更加和諧，國家更加安定有序。
三、“孝”的反思。
孔子“孝”的思想以及后世儒學對“孝”的發展與繼承，不可避免的存在陳舊的思想，不適用當今社會，因此，我們應該批判的繼承孔子“孝”的思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十八大人大代表剛提出要“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孔子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其正確的思想和價值觀還應為我們所用。關注空巢老人，善待老人，維護家庭和諧；加強自身道德修養，“泛愛眾”，在全社會倡導愛老敬老的良好風尚，維護社會穩定，讓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在世界的大舞臺上繼續綻放光彩，讓它成為民族團結、國家興旺發達的精神動力和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不竭的動力支持，傳播正能量，實現中國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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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十四
摘要: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統治地位。孔子作為我國古代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為儒家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要考查中國古代的美學思想，就不能避開孔子。孔子的美學思想主要有三點:真美善統一、中和之美、理想的人格美。
關鍵詞:孔子;真美善;中和之美;人格美。
美學思想產生于西方，最初以哲學形式或文藝評論、創作理論的形式出現，比中國古典美學有更加明確清晰的發展線索，也更為復雜豐富。傳入中國后，美學由最初的味覺擴充到個人主觀的各種官能感受，后又向人類的經濟生活、倫理生活、精神生活乃至藝術領域擴展。以孔子為代表建立的儒家文化對美學的提升起了積極作用，他更加注重具有社會倫理意義的東西，將從精神、理性方面得到的滿足感和充實感作為審美對象。日本學者笠元仲二認為，中國人最初的美的觀念始于味覺，美字的最早含義也是指味覺引起的甜美感受。朱立元教授在《美學》中引用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觀點:“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
真美善是哲學討論的重要范疇，是中國古代文論關于文學賞評的重要標準。真實性是文學賞評中一個重要的標準，而文學的“美”“善”是建立在“真”的基礎上的。文學作品中的“真”，主要表現在真實地再現和真實地表現上，這相當于通常探討生活、藝術的真實問題。真實再現，即文藝作品真實地描寫社會生活;真實地表現，即文藝作品真實地抒發作者的真實情感。詩真實地再現生活，孔子說詩“可以觀”，鄭玄理解為“觀風俗之盛衰”(何晏注《論語集注》)，朱熹理解為“考見得失”(《論語集注》)，楊伯峻理解為“可以提高觀察力”(《論語譯注》)。那么詩如何做到這些呢?孔子認為詩應該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孔子在《禮記表計》中說:“情欲信，辭欲巧。”《易乾文言》里引用“孔子的話說:‘修辭立其誠。’這個‘誠’就是真實的意思，修辭要注重事實”〔2〕。孔穎達在《禮記正義》里將其理解為“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好”。文學作品既要抒發真情實感，也要使用美的形式技巧。由此看出，孔子對文藝創作所要求的是真與美的統一。另外，孔子在他的表述中包含著一些與“真”相同或相近的內涵。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衛靈公》)，邢昞解為“言盡忠誠不欺于物，行唯敦厚而常謹敬”(《論語注疏》)。其中的“忠信”即忠誠不欺，“篤敬”即敦厚謹敬，含有“真”義。孔子說“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貞”是言行一致的“大信”，包含有“真”義。楊伯峻認為，“君子講大信，卻不講小信。”此外孔子還說“修辭立其誠”(《易乾卦文言》)，孔穎達理解為“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修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實”(《周易正義》)。由此可知，孔子所說的忠、信、貞、篤、敬、誠等概念包含有“真”義，這既有孔子對人的修身的“真”、文藝真實表現生活的“真”，又有對文藝作品要求作者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的“真”。在儒家重視倫理的哲學思想中，孔子所說的“真”是與“善”密切聯系的。李玉芝在《文學與美———中國古代文學鑒賞》一書中表示:“最好的文學作品，必須是以人的至善為前提，或表現人的至善的愿望、精神，或表現自然物為人欣賞的形狀、本質。”〔3〕43孔子《論語》中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則是追求善的最好證明。如孔子所說:“里仁為美”(《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顏淵》)、“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泰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4〕50(《雍也》)。此外，孔子提倡“文以載道”，即要求文章以傳播道德為美，以追求善為美，這與康德“真美善”的美學思想有相似之處。孔子認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4〕8(《為政》)，即是說《詩》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總結，就是“思想主旨純正無邪”，足見他對于藝術做出的倫理道德的要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4〕22(《八佾》)孔安國指出:“《韶》，舜樂名也。謂以圣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4〕49從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僅不否認事物外在的聲色之美，還強調了善的作用。孔子除了不否認聲色美，還不否認雕琢美，教導子貢“《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而》)〔4〕6。中國古代文論關于“真”的賞評標準，從講究“言辭真”“情志真”“事物真”到重視藝術真，孔子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在以孔子為代表建立的美學體系中，他實現了真美善的統一。其真善美統一的美學思想可概括為:文藝應以真為基礎，以善為主要衡量標準，以美為外觀。
“中和”是中國文學批評的核心之一。孔子:“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5〕6《禮記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3〕199“中”是適中折中，“和”是平和融合。朱立元教授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觀點:“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于和。”這里“中和”超出倫理意義而具有哲學高度和美學意義。孔子所說的“中和”強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5〕122“過猶不及”〔5〕96，將“中和”提高到了形而上學程度。從美學的角度來說，“中和”實質是美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完美統一，即辯證地把握和處理藝術內部的各種對立因素，使之彼此制約而又相互依存、滲透，任何一方都無“過”或“不及”，從而使文藝整體達到一種適當、淳樸的理想境界。孔子提出的“中和”之美具有此類美學意義，它主要表現為“思無邪”“文質彬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等美學思想。首先，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楊伯峻認為“《詩經》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它，就是‘思想純正’。”〔6〕11“思無邪”一詞出自《詩經魯頌駉篇》，原句中的“思”為句首語氣詞，并無實意，“無邪”是對牧馬人放牧時神情專注的樣子的描寫，并無其他的意思。“孔子在此借用‘思無邪’概括《詩經》的特征，認為《詩經》各篇都符合儒家政治、倫理和審美的標準。從藝術角度看，孔子的‘思無邪’體現了中和之美的思想。”〔7〕44這里實際上是對“思無邪”思想的延伸和發揮，即要求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要不偏不倚、純正無邪、無過不及。其次，孔子提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朱熹《論語集注》解釋為:“質樸超過文采就顯得粗俗，文采超過質樸就顯得虛浮，文采和質樸要搭配得當，這樣才可以成為君子。”〔4〕47“文質彬彬”是用于衡量和判斷人的標準，后被推演開來用作藝術作品，尤其是評判文學作品，要求文學中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結合。如果只偏重于形式就顯得虛浮，“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4〕106。由此可見，孔子重視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形式，二者比肩、缺一不可。再次，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熹釋為:“《關雎》這一樂章，歡樂而不過分，悲哀而不傷情。”〔4〕21孔安國釋為:“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8〕45此觀點以中庸之道為基礎，強調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文藝作品，其感情表現應當適度，不能過于放肆，否則就有害無益。因此孔子主張“臨哀不傷”〔4〕22。從某種意義上說，孔子這一思想不僅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美學基礎，還將儒家文化的理想美推到了極致，并對后世美學理論體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國的宮殿建筑以中軸線為中心而向兩邊對稱展開的形象、中國書法不肥不瘦的章法、中國詩畫的抒情達意等均源于此思想。
中國文化重視倫理道德，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從倫理道德入手，圍繞怎樣做人、做一個什么樣的人而展開。孔子認為，外界的萬事萬物都含有人格的意蘊，無不與自己的性情相通。如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張》)〔4〕184孔子將君子的過錯比作日蝕月蝕，犯了過錯人人都能看到，改了過錯人人都能敬仰。然而，儒家的審美，實質上并不強調對所謂美的事物的欣賞，而是強調從外界事物中感受到人格理想，對自己人格或人格理想的欣賞。在《論語》中孔子塑造了具有理想人格美的君子形象，君子集智慧、勇敢、清心寡欲、多才多藝于一身，是德才兼備的人。孔子認為以人為本的道德美是首要的，同時不能忽視外在美，他說:“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4〕84(《鄉黨》)因為人的外形缺陷是容易看得出的，而內在美卻是不易察覺的。因此君子應具有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美好品質。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4〕48(《雍也》)孔子認為，聰明人喜歡流動的水，有仁之人喜歡穩重的山;聰明人性好動，仁者性好靜;聰明人比較快樂，仁者比較長壽。這與儒家文化所倡導的道德品質是一脈相承的，無論是智者還是仁者，他們不是因為山水的形態如何美而喜歡，更重要的是因為山的特點是重而不遷、山至川流。他們可以從山水中看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規律，然后通過這些規律去了解萬事萬物，而不是將自己的理解局限在某一范圍內。此外，孔子還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八佾》)〔4〕16，“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堯曰》)〔4〕190，“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衛靈公》)〔4〕14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等。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中指出，“中國美學異于西方美學的許多特征主要由儒家的美學思想所鑄成”〔9〕65，“漢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國人所以不同于外國人，中華藝術所以不同于其他藝術，其思想來由應追溯的先秦孔學……孔子在塑造中國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上的歷史地位，已是一種難以否認的客觀事實”〔9〕270。從中可以看出，作為儒家創始人和中國古典美學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其關心現實、服務政治的文藝觀念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文學批評的產生、形成和發展。他把文藝思想、美學思想與倫理學、心理學聯系在一起，最終奠定了以情感與理智、個人與社會、文與質和諧統一為核心的儒家古代文學評判思想體系。當代學者應該吸收其理論和思想的精華，培養一分為二地、辯證地看待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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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澤厚．美的歷程〔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十五
孔子，即孔丘，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文化名人，他的學說博大精深，影響深遠。通過對孔子的學說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寶貴的心得體會。首先，孔子強調修身養性的重要性；其次，孔子主張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觀念；再次，孔子注重學習和實踐相結合；最后，孔子倡導和諧共處的理念。這些思想和原則對我們如何成為更好的人以及如何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都具有深遠的啟示意義。
首先，孔子強調修身養性的重要性。孔子認為，只有先修身養性，才能做到“身體正，不仁無名矣”。他強調自我反省和自我約束，認為一個人應該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質和個人修養。他提出了“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即通過學習來改善自己的品質和能力，然后投身于社會，為國家和人民服務。這就要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自我反省，嚴格要求自己，做到言行一致，做一個有道德操守的人。
其次，孔子主張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觀念。孔子認為，“仁者愛人”，即道德的核心在于愛人。他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強調要有愛心、善良和同情心。孔子認為，道德和現實是密不可分的，只有以仁為核心，才能愉快和諧地生活在社會中。這就要求我們在處理與他人的關系時，要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善待他人，互相幫助，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
再次，孔子注重學習和實踐相結合。孔子強調學習的重要性，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他認為，只有不斷學習、不斷思考，才能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同時，他也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他說：“聽見一知之者，善行之，未聞一知之者，從之去之。”孔子認為，只有學以致用，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識。這就要求我們在學習過程中要注重實踐，把所學的知識應用到實際生活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實踐能力。
最后，孔子倡導和諧共處的理念。孔子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他認為，只有和睦相處，才能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他提倡“和而不同”，即在尊重他人的同時，保持自己獨立的思想和個性。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就要求我們在面對意見不同的人時，要保持冷靜和諒解，尊重他人的不同意見，通過對話和交流，共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建立和諧的社會關系。
綜上所述，從孔子的學說中，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寶貴的心得體會。首先，我們要注重個人修養和道德修養，做一個有道德操守的人。其次，我們要以仁愛為核心，善待他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再次，我們要注重學習和實踐相結合，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和實踐能力。最后，我們要倡導和諧共處的理念，保持諒解、包容和合作的態度。這些思想和原則對我們的個人成長和社會發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幫助我們成為更好的人，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十六
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被譽為萬世師表。多年來，人們對于孔子的思想和教育觀念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且從中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智慧。本文將從孔子的樂觀人生態度、忠誠堅持的信仰、傳承優秀傳統文化、與人為善，親人為重等幾個方面，探討孔子的心得體會。
首先，孔子以樂觀的人生態度面對困境。孔子在生活中經歷了許多挫折和困擾，但他從不輕易放棄。他總是以樂觀的心態面對一切困難，并通過不懈努力來解決問題。在《論語》中，孔子強調了“德行”對于一個人的重要性，他認為一個人只要具備良好的德行，即使處于困境中也能積極面對，化解問題。這種樂觀的人生態度啟示我們，無論遇到任何困難，都應該保持積極向上的心態和韌性，勇敢面對，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其次，孔子具有忠誠堅持的信仰。孔子深信自己的教育理念和道德觀念，始終堅守并傳播。他從不追隨時尚和權勢，而是堅持自己的信仰。他認為人應該有追尋真理和道德的追求，而不是追逐財富和名利。這種忠誠堅持的信仰與現代社會中崇尚功利和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形成鮮明對比。孔子的忠誠和堅持使他擁有了強大的道德力量，迅速贏得了人們的敬愛和尊重。值得我們學習的是，在選擇信仰和價值觀時，應該忠于自己的內心，堅持追求真理和美德。
第三，孔子強調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孔子認為，一個人應該尊重并繼承祖先的智慧和貢獻，將之傳遞給后代，以推動社會的進步。他十分關注傳統文化的教育意義，并堅持通過教育來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他強調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的道德和智慧，通過人際交往和實踐活動來促進人格的完善。孔子的這種觀點啟示我們，應該重視傳統文化的價值，充分利用并傳承下去，以推動社會的文明和進步。
第四，孔子倡導與人為善，親人為重。孔子強調人際關系的重要性，認為道德規范應該貫穿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他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相互尊重、關愛，并通過實際行動來體現。他強調了人與人之間的親情和友情，認為家庭是一個人道德培養的最基本單位。孔子的這種觀點引導我們，應該注重與人為善，培養良好的人際關系，珍惜親人和朋友之間的情感紐帶。
綜上所述，孔子的思想和教育觀念蘊含著豐富的智慧和經驗，對于我們的人生和社會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我們應該借鑒孔子的樂觀人生態度和忠誠堅持的信仰，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并注重與人為善，親人為重。通過學習孔子的心得體會，我們能夠擁有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提升自身的道德修養，助力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十七
20世紀大致可以算做中國現代學術的開端。此期的杜甫研究以1922年梁啟超的《情圣杜甫》和1928年出版的胡適《自話文學史》為代表。山于未受政治潮流的影響，此期的研究多能發揮學者學術自山之精神，評論杜詩多有創見，至今仍小失經典之論。例如，胡適的《自話文學史》第四章專章講論杜甫，認為杜詩具有“詼諧風趣”的風格，且這種風格貫穿杜甫詩歌創作的三個時期;胡適還認為杜甫開創了一種“問題詩”的體式;胡適對杜甫第三時期的“小詩”格外重視，這種“小詩”用自山的絕句體，小拘平仄，多用自話，敘述簡單生活的小片段、小故事、小感想，小印象，并且和西方的印象主義藝術相聯系。梁啟超在“詩圣”之外，譽杜甫為“情圣”，“因為他的感情的內容，是極豐富的，極真實的，極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極熟練，能鞭辟到最深處，能將他全部完全反映小走樣子”。梁氏還舉例證明杜甫對妻兒、家庭真摯的感情，展現杜甫溫柔細膩的另一面。梁氏對杜甫部分詩作“半寫實派”的提法，著一字的諷刺手法，雜揉多種情緒而得調和之美的表情方式，將洗練之功發揮到極致的本領等等的分析，都體現梁氏對杜詩藝術風格細致深刻的體認。
可以看出，以梁、胡為代表的上世紀50年代前的杜甫研究，體現出一種“但開風氣小為先”的風格，他們首先在現代學術視野中運用現代學術方法觀照杜甫研究，既有革路開創之功，又頗多閃光創見。但是，梁、胡多就杜詩的藝術風格、情感意緒做出評論，未專門論述杜甫與儒家思想的關系。在傳統學術研究中，學術難逃成為政治的附庸，而儒家思想長期占據政教主流地位，對文學創作和研究的捆綁約束毋庸贅言。上世紀上半葉，胡適的《自話文學史》作為一而文學界革新的旗幟，意在將中國文學從舊傳統中解放出來，儒家思想首當其沖成為要“去除”的部分。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便小難理解，梁啟超為何更愿稱杜甫為“情圣”而非“詩圣”了。總之，這一時期的杜甫研究，打上了深刻的革新和啟蒙烙印。
(二)20世紀50至80年代末。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即新中國建國后至“文革”結束后的三十一年，是政治上特殊而敏感的時期，杜甫研究一度遭遇尷尬。這種尷尬隨著“文革”的結束、改革開放的到來而逐漸消散，但其余波卻影響至80年代。故此處筆者將文獻綜述的分期從50年代橫跨至80年代來論述。
此期杜甫研究的代表有郭沫若、蕭滌非、朱東潤、傅庚生、金啟華等等。學界一般公認，蕭滌非先生的《杜甫研究》以現實主義與人民性作為分析評價杜甫的新標準，代表了50年代杜甫研究的最高成就。關于杜甫的思想，肖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明確指出:“杜甫確是一個‘儒家者流’。”并認為“山于杜甫一方而能繼承儒家思想的若十優點，同時在某些點上又能突破儒家一些老教條的局限，因而終于成為偉大的人民詩人”。“至于道家和佛家思想，在杜甫思想領域中并小占什么地位……在他的頭腦中，佛道思想只如‘縣花一現’似的瞬息即逝，特別是佛家的思想”。
郭沫若在1971年出版的《李自與杜甫》一書中，對蕭滌非先生的一些觀點提出批評。該書在《杜甫的宗教信仰》一章中說:杜甫曾經以儒家自命。舊時代的士大夫尊杜甫為“詩圣”，特別突出他的忠君思想，小用說也是把他敬仰為孔孟之徒，新的研究家們，尤其在解放之后，又特別強調杜甫的同情人民，認為他自比契翟，有“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懷抱，因而把他描繪為“人民詩人”，實際上也完全是儒家的而孔。其實杜甫對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而雖然他小曾象李自那樣成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而他卻是禪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篤，一自到他的辭世之年。
蕭滌非對郭沫若的批評給子回應，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在1980年修訂本《杜甫研究》中肖先生進一步指出:“杜甫的主導思想是儒家，說得具體些是孔孟，這幾乎已成定論。”并列舉六條說明:。
第一，杜甫以出身于一個“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的家庭為榮;第二，杜甫自始至終都是以“儒家者流”自居(這在書中已舉了小少例);第三，杜甫用以教育他的孩子們的是儒家經典，如云“應須飽經術”，并希望他們能成為“七十二賢”式的人物:“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第四，杜甫一貫堅持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和“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的從政態度，都是來自儒家的;第五，杜甫作詩的法則也是從儒家來的，所謂“法自儒家有”;第六，杜甫認為唐土朝如果耍恢復過去的業績還是得用儒術，所以說“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
時間也許是檢驗真理的利器。1962年紀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誕生1250周年時，郭沫若在《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一文中，對他過去所持的觀點有所改變，與蕭滌非先生的觀點更加接近，實際上承認了“揚李抑杜”的偏頗，承認了杜甫“人民詩人”的地位。
從階級性、人民性角度立論，對杜甫其人其詩進行批評是20世紀50至80年代大陸杜甫研究的普遍模式。盡管蕭滌非先生已經做到了那個時代較大限度的持論公允，但也無法完全跳出這個模式。更有激進的“左傾”批評者，認為杜甫“小過是一個趨炎附勢，汲汲于想做大官的庸俗詩人罷了。他的一生，并無革命事跡的表現，腦子里充滿著忠君、立功、個人主義的思想。”這樣的論斷在失去了那個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立即失去生命力，其偏頗荒謬小待今人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大陸，這種從階級性、人民性角度研究杜甫的方法，并未隨著政治氣候的改變而立即改變，而是波及至80年代甚至90年代。例如周春韻的《杜甫與儒家思想》認為杜甫“部分地突破了統治階級思想—儒家思想”，但是“維護土權是所有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無法突破的局限”。可是“杜甫憂國憂民積極進步的思想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遠遠超過了他愚忠等消極落后的思想影響。”周文對杜甫的態度幾經周轉，比較復雜，既肯定杜甫憂國憂民的積極而，又批判其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落后面。
杜甫的人道主義有著非常進步的意義，但和革命的人道主義是小同的。比如在解決社會矛后的主張上，他還是要采取山上而下施行仁政的辦法來緩和階級矛后，而小同意實行山下而上的階級革命。……所有這些，都說明了詩人小可能認清歷史發展的真正方向，他說，“小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憶邊老翁錯料事，眼暗小見風塵清”，原因正在于此。所以他能清醒地秉儒家思想中積極進步的東西，清醒地批判現實，朦朧地向們未來，而這種批判最終也還是小徹底的。
王亞民的批評更加自接地采用革命戰爭以及階級斗一爭的思維，儼然混淆了文學和政治的邊界，將詩人杜甫完全理解成一個革命立場小堅定的改良派、妥協派人物，將詩歌的內容情感完全等同于詩人的政治覺悟，似乎更加強調了杜甫思想中“小徹底”的那一而。
唐海等的《試論杜甫對儒家正統觀念的突破一一杜甫戰亂詩新評》一文認為:“他(杜甫)愛國、愛民，但小愛君，因此他也小可能‘忠君’。這一點，是他對儒家正統觀念的最大突破。……這就是杜甫其人其詩的人民性一一偉大的、純潔的、永恒的人民性。”盡管唐文主要論點是強調突出杜甫的人民性，但“忠君”問題，仍然是唐文小愿過多觸碰的政治敏感區，因而稱杜甫愛國愛民而小愛君。此觀點是較為牽強的。
總之，20世紀50至80年代末杜甫研究呈現以下幾個特點:其一，研究視角和方法比較單一，從階級性、人民性、革命性角度立論成為普遍模式;其二，激進的“左傾”研究者對杜甫進行了較為激烈的批判，將文學和政治混為一談，對杜甫給子了極小公正的評價，這部分評論隨著特殊政治氣候的消散而失去生命力;其三，以蕭滌非、傅庚生等人為代表的研究者，給子杜甫在那個時代最大限度的公允持論，賦子杜甫“人民詩人”的桂冠，在人道主義方而對杜甫的思想給子肯定，但仍小出大的政治背景和研究模式之框架。其四，80年代雖承襲50年代以來的風氣余波，但如50年代“左傾”研究者那般猛烈批評杜甫的聲音小復存在，褒揚杜甫人民性、愛國愛民的積極方而的聲音更多。
(三)20世紀90年代至今。
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杜甫研究開始跳出階級性、人民性的框架，運用西方的接受美學、結構主義、語言學等理論，跨學科運用比較、統計等方法，對杜甫其人其詩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全而深入的研究，呈現出中西融合，學科交叉的豐富形態。政治氣候的回暖，使得儒家思想得到客觀公正的評價，對杜甫思想的研究也更能從學術角度給子正常化的研究和公正的評價。此期杜甫研究者眾多，代表人物有莫礪鋒、張忠綱、祁和暉、葛景春、劉明華、段師炳昌等等。
莫礪鋒先生的《杜甫評傳》較能代表此期杜甫研究轉變的一個側面。莫先生在本書后記中說道:“所以本書在把杜甫當做一位文學家進行評述的同時，必須著重闡明他在思想方而的建樹，而且必須對杜甫與傳統思想文化的關系子以特別的關注，而這正是其他的杜甫傳記注意得小夠的地方。”重視杜甫思想方而的建樹，并將他與傳統思想文化積極聯系起來，是莫氏傳記的一個特點。對于前一個研究時期杜甫遇到的小公正待遇，莫氏一針見血地指出:。
長期以來，學術界養成了一種習慣:在評論古代文學家時，要小厭其煩地指出其“局限”—階級的、時代的，等等。似乎這樣做便小具備現代意識、體現理論深度。于是，杜甫便常常因“忠君意識”而受到種種責備，更其甚者，有人競指責他沒有為解決封建社會固有的社會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法，我對此一向感到困惑。……仿佛越是把古人的“局限性”說得痛快淋漓，便越能顯示論者自身的高明。我認為這種做法是對主體詮釋和現代意識的極大誤解……文學史研究當然是應該體現現代意識的主體診釋，但在具體的`詮釋過程中卻必須時時有著對象的“歷史”性質。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做的是用現代意識去理解、詮釋歷史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地位，而小應該用現代意識去指責歷史人物與現代的差距，因為后者事實上是沒有意義的。莫礪鋒先生的上述這段話已經分清楚自接地指出前一個研究時期解讀杜甫思想的誤區。思而知來者，這預示著淡化、擺脫政治意識形態對杜甫思想研究的鉗制，用歷史的、發展的眼光研究杜甫思想，細致、深入、多方位地研究杜甫思想，成為此期的主調。劉明華的《杜甫研究論集，上編》專講杜甫思想研究，論述了杜甫的憂患意識、批判精神、政治理想、“忠君”表現形態等問題，是在杜甫思想內部的一種細分解讀。而趙海菱的《杜甫與儒家文化傳統研究》則試圖打通杜甫與儒家詩學、美學、士文化、經史傳統等的文化血脈，可作為杜甫思想外部研究的一種思路嘗試。
除了專著，相關的期刊論文也紛紛涌現。具體篇數因數量龐大小可勝數，筆者聊將知網查到的50余篇相關論文分為若十類型，舉其中代表性篇章言之。
1、杜甫與儒家思想文化研究綜論性質的論文。這類論文的代表作有吳新生的《杜甫對文化的繼承》，莫礪鋒的《論杜甫的文化意義》，吳明賢的《杜詩中的儒家情懷》，等等。吳新生認為，“在儒家文化中，對杜甫的政治思想起著最主要影響作用的，無疑要算是仁政和民本思想了。”“崇尚和奉行人道主義，這是杜甫接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又一突出表現。”
莫礪鋒認為“杜甫的意義只有在文化的大范疇內才能得到比較充分的理解”。杜甫對儒學的最大貢獻在于“他以整個的生命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儒學在本質上是一種實踐哲學，杜甫“小但在憂國憂民這種大事上體現出儒家的人格風范，而且在待人接物等日常瑣事上也同樣體現出儒家氣象”。將儒家的道德標準貫穿日用人倫，杜甫用行動證明了“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可能性。莫文還指出，“杜甫的另一個貢獻是他以實際行為豐富了儒學的內涵，尤其是關于‘仁’的內涵”。在民族性格的塑造上，杜甫那種始終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患意識和對小同文化的寬容兼納的態度成為中華民族性格的重要特征。
吳明賢則認為，“儒”小過是杜甫實現理想的階梯和完成事業的手段，他強烈的事業心建立在對儒家思想的虔誠信仰之上，而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又小斷激勵著他的功名欲望。筆者認為此說值得商榷。簡單認為“儒”只是杜甫用以晉升、求取功名的手段未免失之明辨，杜甫對“儒”的態度應該用動態發展的眼光、分階段、分具體情況加以辨析，起碼在他后期顛沛流、食小果腹的情況下，很難再認為這時的“儒”對杜甫還意味著功名欲望。同時，吳明賢還認為，主張仁政德治是杜甫儒家情懷在政治上的表現。“致君堯舜”的政治思想和“自比翟契”的大臣懷抱是杜甫儒家情懷的又一具體體現。
2、以儒家核心詞匯仁、圣、和諧、憂國憂民、民本思想、中庸思想等為核心，探討杜甫與儒家思想中的某一而的關系。這方而的代表作有張忠綱的《惻隱之心為仁一一杜甫儒家思想一瞥》，建國的《杜甫詩歌對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經典診釋》和《論杜甫的民本思想》，葛景春的《杜甫懷鄉憂國的思想情結》和《杜甫審美思想的和諧理念》等等。
張忠綱將杜甫得儒家思想上推至孔孟時期，認為“他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繼承者和實踐者，他的闡釋和恢復原始儒家道統的思想，遠在韓愈之前”。如果說張忠綱之文著重談杜甫對孔孟儒家的繼承，那么建國的論文則從“治人之仁”、“為人之仁”、“待人之仁”三個方而，談杜甫立足當時的社會歷史現狀，對孔孟儒學尤其是“仁”學的選擇性、創造性闡釋，形成自己的一套詩化的“仁學”思想。
綜觀杜甫思想研究走過的一個多世紀，基本上經歷了從個別大師級人物的啟蒙性、奠基性研究，到同聲從階級論、人民性角度立論，再到將詩歌還給詩歌、將文藝還給文藝的轉變。近年來學界越來越注意到杜詩在藝術形式、審美心理等方而與儒家思想的關系。今后的杜甫儒家思想研究，應也是在這個方向繼續發展，進一步深化和細化對傳統儒家思想的理解，在多學科交叉的領域范圍，對杜甫儒家思想做出更加精微、深細研究。然而，關于對儒家經典以及杜詩詩歌文本的闡釋一時間難以突破前人之見，所以容易出現文獻材料和研究觀點的陳陳相因。我們希冀這種一定程度的僵局能被打破，在前人研究成果上推陳出新。
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十八
對周禮的信心，源于對夏禮，商禮更深層的了解。“克己復禮，立大丈夫志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孔子的至理格言。“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那么，什么是“為仁”呢？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朝于斯，夕于斯，孔子盡可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但是，珍饈羅前，何以下咽？的確，根植于心的性情只仁，是需要鍛煉的，猶如一塊璞玉，即使蘊涵上好的玉質，未經開發之前，還不能說是純善純美的藝術品。孔子以為，“為仁者，齊家治國平天下”，即要統治者施行仁政，道德之治。德治和法治，前者唯上，暴行虐施，只能“毀家滅國亂天下”。再說“君子”，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孔子以為“剛毅，木訥，近仁”是核定君子品行的準則。君子，就要文質彬彬，盡善盡美。
人是一根葦草，脆弱的草，但是一根有思想的草。文人迂腐而可愛，靈魂的孔子成了國寶，昭示著文化的不朽。進則從政，兼及天下；退則歸隱，獨善其身。孔子也曾試圖從政，情系蒼生。然而，他流離輾轉，總也“報國無門”。晚年的孔子私人辦學，撰寫術書，其著作也使瀚海書林，梅香千古！
孔子思想，恩惠千古，澤被后世，被稱為“萬事師表”。古語說：“半部《論語》治天下”。漢朝以來歷朝歷代都把儒學作為治世經傳，極為推崇。伏爾泰，西方文藝復興的大師，如此的崇拜孔子，以至二十年如一日的始終懸掛孔子的畫像。他認為，孔子訓導的儒生講求氣節、尊嚴、坐懷不亂，道德永比巴黎人來得清爽。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說：孔子不僅是中國的，他是世界的。從全球意義上來說，孔子的價值觀念超越國界，超越時代；屬于過去，也鑒照今天和未來。
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北齊書·文苑傳序》：“圣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幾天前，北大教授張頤武說“一個姚明，一個章子怡，比一萬本孔子都有效果”。我以為，章子怡只不過是現代流行的一個符號，至多百年而已，而孔子則是永不過時的“萬事師表”。當然，章子怡的走紅，使西方更了解中國人，中國藝術，然而，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又豈是一個、一百個、一萬個章子怡所能代表的。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圣人之風，山高水長。圣人的精神、思想是無人可及的。
回眸歷史滄桑，掩卷長思，蕩氣回腸。孔圣人的形象，如日月昭昭，如星辰離離，躍然紙上。顏淵嘆之“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借著圣人的光芒，我再一次擦亮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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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論文（優秀19篇）篇十九
摘要: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統治地位。孔子作為我國古代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為儒家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要考查中國古代的美學思想，就不能避開孔子。孔子的美學思想主要有三點:真美善統一、中和之美、理想的人格美。
關鍵詞:孔子;真美善;中和之美;人格美。
美學思想產生于西方，最初以哲學形式或文藝評論、創作理論的形式出現，比中國古典美學有更加明確清晰的發展線索，也更為復雜豐富。傳入中國后，美學由最初的味覺擴充到個人主觀的各種官能感受，后又向人類的經濟生活、倫理生活、精神生活乃至藝術領域擴展。以孔子為代表建立的儒家文化對美學的提升起了積極作用，他更加注重具有社會倫理意義的東西，將從精神、理性方面得到的滿足感和充實感作為審美對象。日本學者笠元仲二認為，中國人最初的美的觀念始于味覺，美字的最早含義也是指味覺引起的甜美感受。朱立元教授在《美學》中引用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觀點:“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
1真美善統一。
真美善是哲學討論的重要范疇，是中國古代文論關于文學賞評的重要標準。真實性是文學賞評中一個重要的標準，而文學的“美”“善”是建立在“真”的基礎上的。文學作品中的“真”，主要表現在真實地再現和真實地表現上，這相當于通常探討生活、藝術的真實問題。真實再現，即文藝作品真實地描寫社會生活;真實地表現，即文藝作品真實地抒發作者的真實情感。詩真實地再現生活，孔子說詩“可以觀”，鄭玄理解為“觀風俗之盛衰”(何晏注《論語集注》)，朱熹理解為“考見得失”(《論語集注》)，楊伯峻理解為“可以提高觀察力”(《論語譯注》)。那么詩如何做到這些呢?孔子認為詩應該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孔子在《禮記表計》中說:“情欲信，辭欲巧。”《易乾文言》里引用“孔子的話說:‘修辭立其誠。’這個‘誠’就是真實的意思，修辭要注重事實”〔2〕。孔穎達在《禮記正義》里將其理解為“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好”。文學作品既要抒發真情實感，也要使用美的形式技巧。由此看出，孔子對文藝創作所要求的是真與美的統一。另外，孔子在他的表述中包含著一些與“真”相同或相近的內涵。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衛靈公》)，邢昞解為“言盡忠誠不欺于物，行唯敦厚而常謹敬”(《論語注疏》)。其中的“忠信”即忠誠不欺，“篤敬”即敦厚謹敬，含有“真”義。孔子說“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貞”是言行一致的“大信”，包含有“真”義。楊伯峻認為，“君子講大信，卻不講小信。”此外孔子還說“修辭立其誠”(《易乾卦文言》)，孔穎達理解為“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修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實”(《周易正義》)。由此可知，孔子所說的忠、信、貞、篤、敬、誠等概念包含有“真”義，這既有孔子對人的修身的“真”、文藝真實表現生活的“真”，又有對文藝作品要求作者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的“真”。在儒家重視倫理的哲學思想中，孔子所說的“真”是與“善”密切聯系的。李玉芝在《文學與美———中國古代文學鑒賞》一書中表示:“最好的文學作品，必須是以人的至善為前提，或表現人的至善的愿望、精神，或表現自然物為人欣賞的形狀、本質。”〔3〕43孔子《論語》中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則是追求善的最好證明。如孔子所說:“里仁為美”(《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顏淵》)、“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泰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4〕50(《雍也》)。此外，孔子提倡“文以載道”，即要求文章以傳播道德為美，以追求善為美，這與康德“真美善”的美學思想有相似之處。孔子認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4〕8(《為政》)，即是說《詩》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總結，就是“思想主旨純正無邪”，足見他對于藝術做出的倫理道德的要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4〕22(《八佾》)孔安國指出:“《韶》，舜樂名也。謂以圣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4〕49從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僅不否認事物外在的聲色之美，還強調了善的作用。孔子除了不否認聲色美，還不否認雕琢美，教導子貢“《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而》)〔4〕6。中國古代文論關于“真”的賞評標準，從講究“言辭真”“情志真”“事物真”到重視藝術真，孔子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在以孔子為代表建立的美學體系中，他實現了真美善的統一。其真善美統一的美學思想可概括為:文藝應以真為基礎，以善為主要衡量標準，以美為外觀。
2“中和”之美。
“中和”是中國文學批評的核心之一。孔子:“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5〕6《禮記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3〕199“中”是適中折中，“和”是平和融合。朱立元教授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觀點:“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于和。”這里“中和”超出倫理意義而具有哲學高度和美學意義。孔子所說的“中和”強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5〕122“過猶不及”〔5〕96，將“中和”提高到了形而上學程度。從美學的角度來說，“中和”實質是美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完美統一，即辯證地把握和處理藝術內部的各種對立因素，使之彼此制約而又相互依存、滲透，任何一方都無“過”或“不及”，從而使文藝整體達到一種適當、淳樸的理想境界。孔子提出的“中和”之美具有此類美學意義，它主要表現為“思無邪”“文質彬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等美學思想。首先，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楊伯峻認為“《詩經》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它，就是‘思想純正’。”〔6〕11“思無邪”一詞出自《詩經魯頌駉篇》，原句中的“思”為句首語氣詞，并無實意，“無邪”是對牧馬人放牧時神情專注的樣子的描寫，并無其他的意思。“孔子在此借用‘思無邪’概括《詩經》的特征，認為《詩經》各篇都符合儒家政治、倫理和審美的標準。從藝術角度看，孔子的‘思無邪’體現了中和之美的思想。”〔7〕44這里實際上是對“思無邪”思想的延伸和發揮，即要求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要不偏不倚、純正無邪、無過不及。其次，孔子提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朱熹《論語集注》解釋為:“質樸超過文采就顯得粗俗，文采超過質樸就顯得虛浮，文采和質樸要搭配得當，這樣才可以成為君子。”〔4〕47“文質彬彬”是用于衡量和判斷人的標準，后被推演開來用作藝術作品，尤其是評判文學作品，要求文學中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結合。如果只偏重于形式就顯得虛浮，“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4〕106。由此可見，孔子重視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形式，二者比肩、缺一不可。再次，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熹釋為:“《關雎》這一樂章，歡樂而不過分，悲哀而不傷情。”〔4〕21孔安國釋為:“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8〕45此觀點以中庸之道為基礎，強調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文藝作品，其感情表現應當適度，不能過于放肆，否則就有害無益。因此孔子主張“臨哀不傷”〔4〕22。從某種意義上說，孔子這一思想不僅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美學基礎，還將儒家文化的理想美推到了極致，并對后世美學理論體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國的宮殿建筑以中軸線為中心而向兩邊對稱展開的形象、中國書法不肥不瘦的章法、中國詩畫的抒情達意等均源于此思想。
3理想的人格美。
中國文化重視倫理道德，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從倫理道德入手，圍繞怎樣做人、做一個什么樣的人而展開。孔子認為，外界的萬事萬物都含有人格的意蘊，無不與自己的性情相通。如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張》)〔4〕184孔子將君子的過錯比作日蝕月蝕，犯了過錯人人都能看到，改了過錯人人都能敬仰。然而，儒家的審美，實質上并不強調對所謂美的事物的欣賞，而是強調從外界事物中感受到人格理想，對自己人格或人格理想的欣賞。在《論語》中孔子塑造了具有理想人格美的君子形象，君子集智慧、勇敢、清心寡欲、多才多藝于一身，是德才兼備的人。孔子認為以人為本的道德美是首要的，同時不能忽視外在美，他說:“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4〕84(《鄉黨》)因為人的外形缺陷是容易看得出的，而內在美卻是不易察覺的。因此君子應具有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美好品質。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4〕48(《雍也》)孔子認為，聰明人喜歡流動的水，有仁之人喜歡穩重的山;聰明人性好動，仁者性好靜;聰明人比較快樂，仁者比較長壽。這與儒家文化所倡導的道德品質是一脈相承的，無論是智者還是仁者，他們不是因為山水的形態如何美而喜歡，更重要的是因為山的特點是重而不遷、山至川流。他們可以從山水中看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規律，然后通過這些規律去了解萬事萬物，而不是將自己的理解局限在某一范圍內。此外，孔子還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八佾》)〔4〕16，“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堯曰》)〔4〕190，“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衛靈公》)〔4〕14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等。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中指出，“中國美學異于西方美學的許多特征主要由儒家的美學思想所鑄成”〔9〕65，“漢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國人所以不同于外國人，中華藝術所以不同于其他藝術，其思想來由應追溯的先秦孔學……孔子在塑造中華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上的歷史地位，已是一種難以否認的客觀事實”〔9〕270。從中可以看出，作為儒家創始人和中國古典美學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其關心現實、服務政治的文藝觀念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文學批評的產生、形成和發展。他把文藝思想、美學思想與倫理學、心理學聯系在一起，最終奠定了以情感與理智、個人與社會、文與質和諧統一為核心的儒家古代文學評判思想體系。當代學者應該吸收其理論和思想的精華，培養一分為二地、辯證地看待問題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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