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記憶力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衰退，寫作可以彌補記憶的不足，將曾經的人生經歷和感悟記錄下來，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憶。寫范文的時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介紹一下優秀的范文該怎么寫，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吧。

中國道路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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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天，有兩件與中國工業企業密切相關的事情。

第一件，是在9月15日在上海召開的第22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簡稱工博會）。這是今年常態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球首個線下舉辦的國家級工業展會——本次工博會以“智能、互聯，賦能產業新發展”為主題，會期5天，參展企業超過2000家，展覽規模24.5萬平方米，涵蓋從制造業基礎材料、關鍵零部件到先進制造裝備、整體解決方案的全產業鏈最新技術、產品和服務。

筆者親身參與了本次展會，最大的感觸是：現場觀眾人潮洶涌，而且大多都是有備而來的專業觀眾。讓人感覺即便是疫情期間、全球經濟風云詭譎的大環境下，中國的整個工業領域，依然表現出一派積極向上的求知欲和充滿希望的勃勃生機。

“犀牛智造”一經媒體報道，即得到了行業的極大關注：有人認為這僅僅是阿里套著“新制造”的外衣，繼續拓展自身業務的外延；
也有人認為，“這能夠徹底改變紡織業，讓made in internet成為現實”。

在筆者看來，這兩種非黑即白的判斷都稍顯主觀：僅憑一個不成熟的平臺和樣板工廠，就“徹底改變”某一個行業顯然過分樂觀，但是通過猜度阿里的意圖來證明其價值，也稍顯狹隘。

中國工業在近些年取得的發展成績，獲得了全世界的認可：不僅產業鏈完備，而且具有相當的市場競爭力。但是不能否定的一點是：在全球化的時期，中國工業在全球產業鏈當中始終處于低端，因此對于未來發展道路的話語權不大——關于工業的未來該向哪個方向發展的問題，中國企業始終是重要的實踐者，但是從來都不是領導者和開拓者。

關于工業未來的發展道路，最近的一次討論始于2010年以后。當時，在整個工業領域曾經掀起了一場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討論：所有人都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整個工業領域即將與新興科技完成一次充分的融合，從而實現一場由內而外、由表及里的“脫胎換骨”。

這樣一場討論，隨后演變出兩條關于工業企業未來之路的模型。

第二種模式來自以ptc為代表的美國工業軟件領導者，他們提出了最早的“工業物聯網”理論。在他們看來，未來的工業產品一定不再僅僅是由機械和電子組成的物理產品，當傳感器的性能、軟件的能力和電子控制等部分的能力越來越強，產品本身的智能化程度和互聯網屬性就會越高，因此工業的未來，將是一個“在產品與產品之間、產品和用戶之間、產品與生產企業之間，建立起一個以改善用戶應用為中心的信息傳遞機制，產品將是具有的自成長能力的類生命體”。

很快，兩種說法通過“數字雙胞胎”的概念完成了最大程度的融合：兩者都強調未來的工業需要將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進行融合，既所謂智能工廠，需要通過工業物聯網來實現與虛擬世界的聯通；
而工業物聯網在強調利用產品本身來溝聯通企業與用戶的同時，也承擔起了改造企業生產加工環節的智能化改造任務。但是兩者的區別依然存在，即：“智能工廠”定義的未來工業企業核心是物理世界的生產加工；
而“工業物聯網”強調的未來工業企業動力源頭是虛擬世界的設計、仿真和優化。

黑格爾曾經說過：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都是會重復出現的，只是第一次出現是以正劇的形式，第二次出現則是以鬧劇的形式。對于中國工業企業來講，無論想通過學習“智能工廠”模式實現整個行業的整體升級，還是通過跟隨“物聯網”模式完成彎道超車，實際上都是不現實的選擇：即使不考慮中國企業與歐美企業完全不同的企業文化、管理模式，僅比較兩者在全球產業鏈當中所處的位置，希望通過跟隨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競爭優勢和生存空間，本身就缺少具有說服力的實踐性——中國企業需要一條不同與兩者的“第三條道路”。

“犀牛智造”最有價值的部分，不在于平臺和樣本工廠，而是其為中國工業企業提供了一個新的嘗試：不同于“智能工廠”和“工業物聯網”將焦點都放在工業企業本身的設計或者生產加工，中國工業企業實際上可以將視角拉開，從更高的層面，將交易環節也納入進來，利用中國發達的互聯網產業和新興技術——互聯網、5g、ai等——將工業企業自身的數字化與全社會的數字化進行融合，使工業企業的“數字化”成為全社會數字化的一部分，并將貿易本身作為驅動工業企業業務的源頭。

從單一工業企業的角度看，這種模式能夠讓終端用戶的需求成為驅動工業企業業務運行的動力源頭，從而推動實現工業企業在業務模式、管理方法和運營方式等方面的整體的躍遷；
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工業企業則能夠為整個社會以更環保、成本更低的方式，提供更有針對性的產品和服務——這或許就是構建數字化社會和數字化經濟的理想狀態。

從某種程度上看，以構建數字化社會、數字經濟的方式，來賦予工業企業更多的數字化價值，全球唯一可能實踐的，唯有中國工業企業，因為這里是對“數字化”本身的關注度、參與度最高的地方。

從政府層面講，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出“加快推進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一時間“新基建”一詞備受社會關注。根據官方定義，“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七大領域。很顯然，構建一個以數字化經濟模式為導向到數字化社會，正在成為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國家戰略。

從產業方面看，中國的互聯網、5g等產業已經具有向國際巨頭挑戰的實力。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在2020年9月30額日發布的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互聯網普及率已經平均達到67%，農村的互聯網普及都已經達到52.3%。與此同時，5g用戶已經超過1.1億，5g終端連接數已經超過6600萬，在建的“5g+工業互聯網”項目已經超過600個。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疫情期間的“健康碼”：在很短的時間內，各地都出現了記錄個人行動軌跡的移動端應用，通過將個人行動軌跡與疫情大數據進行比對，從而篩選和定義健康人群——這已經將“數字雙胞胎”從工業領域應用到了全社會，實際上每個現實世界當中的中國人，都已經擁有了一個在虛擬世界當中的“數字雙胞胎”。

應該說，整個中國社會的數字化進程為構建數字化經濟提供了龐大的用戶基礎，同時也為中國工業企業的“第三條道路”實踐提供了一種優勢和可能。但是要真正實踐這樣一條道路，僅憑粗糙的“犀牛智造”當然是不夠的，其至少還需要來自互聯網行業企業的更多投入和工業企業自身能力的提升。

互聯網企業投入更多精力反哺工業企業，最基礎的做法是像“犀牛智造”一樣，直接輸出自身能力。中國電商興起很大程度上，歸結于解決了面向個人消費者的交易節點。經過多年的發展，現在中國互聯網企業對于終端用戶的了解程度，遠遠領先于其他國家的同類企業。試想，如果有更多的互聯網企業跟隨“犀牛智造”的腳步，構建更多的面向工業企業的對接平臺，那么以往積累在互聯網平臺的海量數據即可形成最直接的用戶需求，完成從社會到企業的數字流動和價值產生——這可能是目前可見的中國工業企業未來數字化實踐最得天獨厚的優勢，其他地區的企業短期內將難以學習和復制。

互聯網行業的反哺是工業企業走上“第三條道路”的外因，自身能力的提升，則是關鍵的能在動力。

對于中國的工業企業來講，自身能力提升同樣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與工業企業在設計、生產、制造、加工等業務環節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新興it技術實踐企業數字化運營相關能力的延續。

對于中國的工業企業來講，無論“中國企業制造不出一個合格的圓珠筆筆芯”是否真實，其實際都是一根心頭的刺：中國工業大而不強，主要是在一些例如材料、架構設備等核心的業務環節，缺少足夠的核心競爭能力。本次工博會上，筆者注意到，中國的工業企業已經開始注意到相關問題，并且開始著手解決：一位國內著名工科院校的博士生，在蘇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專司研發電機及伺服驅動控制器，目標就是打破國外同類產品的壟斷，實現在工業企業關鍵核心零部件的能力越遷。而這類的企業，雖然在本屆工博會上展位并不大，但是數量眾多——這或許就是中國工業企業能夠保持如此積極向上的動力所在。

中國工業現在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發展節點：在全球產業鏈震蕩重組的大環境下，如何突破重圍，找到一種更加符合自身現實情況的未來發展之路，可謂是當務之急。沿著他人的成功之路是否一定會抵達自己的成功彼岸？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如何發掘自身潛力？筆者意在拋磚引玉，相信中國工業企業應該有足夠的智慧，去找到真正適合的“第三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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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二

;關鍵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新型合作化 股份公司 農民股東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迅速發展，2004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6515億元，比上年增長9.5%[2]，其中，農業生產總值20774億元，比上年增長6.3%[3]。農村經濟的增長無疑是全國經濟以如此快的速度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從1978年開始，農村逐步廢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促使瀕臨崩潰的農村經濟得到恢復，并得到一大程度的發展。農村絕對貧困基本被消除，農民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擺在農村和農民面前的主要問題變成了發展問題。在這種形勢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暴露了它自身的弊端，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一、形勢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凸顯的問題
1.農村經濟難以得到跨越式的發展，農民增產不增收，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土地拋荒嚴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最初目的是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拯救瀕臨崩潰的農村經濟，但發展經濟僅僅有積極性是不夠的[4]，生產積極性不能決定經濟的發展。所以當農民的溫飽問題得以解決，農村經濟得以恢復后，達到了最初目的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面對發展問題就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了。它不能引導農村經濟實現象城市經濟那樣的跨越式發展，農產品總產量是在逐年增加，可農民的收入卻沒有按人們的美好愿望增加。國家扶貧基金會會長王郁昭2003年指出，當時中國農村人均收入500元（1.3元每天）以下的有1459萬，人均收入1000元（2.74元每天）以下的有3億1075萬人，人均收入1000~000元（2.74~5.8元每天）的有3億1079萬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這使得農民沒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外出打工比種田要賺錢”已被大多數農民接受，并在快速地被實踐。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農村土地拋荒問題越來越嚴重。我的家鄉湖北省恩施州因外出務工經商拋荒土地面積達8.62萬畝，占拋荒總面積的61.75%（全州有耕地面積262111千公頃）[5]。恩施還是一個偏僻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區，農民的土地觀念非常濃厚，這個州的土地拋荒不會是全國最嚴重的地區。截止1996年底，全國非農業建設閑置耕地941633畝，有些閑置達6年之久，其中55%的耕地已不能再恢復耕種[6]。90年代中期，世界銀行曾據衛星遙控指出，我國大陸耕地拋荒達10%左右[7]。
2.土地被分割成小塊，各自為“政”，不利于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新技術的推廣。高度機械化和高科技水平是農業現代化的兩個必要條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恰恰就造成了阻礙機械化水平提高的事實。我們一方面在農村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方面又要實現農業現代化，這種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主要做法是在保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的使用權按人口承包到戶。這樣，土地被分割成小塊，由于土地面積太小，農業機械無法進入田地，機械化水平不僅無法提高，甚至還有所下降。農民在自己承包的小塊土地是有權決定種什么，怎么種，這使得在同一塊土地上有可能同時生長著兩種或多種不適合在一起生長的農作物，在無形之中降低了作物產量。另外，由于不敢承擔奉賢，加上經營規模小，許多農民不愿或不能首先采用新品種和新技術，農業科學家辛辛苦苦研究出來的新品種和新技術很難很快獲得市場，中國農業實現高科技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3.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大量增加，給城市生活、社會穩定帶來不穩定因素。隨著國家對農村想城市人口流動的限制放松，農民在長期增產不增收的情況下，開始大量擁入城市，尋求收入的增加。這給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城市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給和城市環境保護造成嚴重沖擊。
大多數外出務工農民素質比較低下，專業技術水平有限，在就業形勢日趨緊張的情況下，很難找到適合他們又能賺錢的工作。賺錢夢想的破滅促使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嚴重影響社會治安。
4.農村公益事業無人管，農民子女教育成為一個社會難題。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基礎設施，如鄉村公路、水庫、學校等都有集體負責管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后，“各人自掃屋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每個人都只關心與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對這樣的公益事業不大關心，更不愿為公益事業而犧牲個人利益。
對農民子女的教育也逐漸成為一個社會難題。農村學校條件落后是一個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大量的農民外出務工，有的甚至是 “全家搬”，其子女是“走”是“留”，都對其教育有重要的影響。如果農民子女跟著他們的父母如城，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條件差，無學籍是農民工子女教育的障礙；如果農民子女留在農村，他們的成長缺少照顧，失去了父愛和母愛的呵護的他們極易受到他人唆使，為社會安定埋下隱患。
5.農村人才外流，基層腐敗嚴重，給農村村民自治蒙上一層陰影。當前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以青壯年中的有文化的人為主，這些人在農村可以稱作“知識分子”，而相對于城市來說，是“半文盲”或是“科技盲”，從某種程度是說，這些人外出打工是一種資源浪費，使農村村民自治出現“朝中無人，國中無將”的局面。
??? 另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造成了事實上的小農經濟的普及，導致在思想意思形態上廣大農民小農思想的復蘇，每個人都只關心自己的事，以前的公社領導、對領導天天有人看著，現在的農村基層干部就沒有了民眾的監督，我想這應該是農村基層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農村應當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合作化，并不是一個新名詞，歷史上已經存在很多。1952年開始，人民政府開始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農村的合作化經歷了農業互助組，初級農業合作社，高級農業合作社等階段。從1958年起，全國開始推行人民公社體制，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全國就基本實現了農村人民公社化。中國農村合作化達到頂峰，只是事與愿違，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給中國農村經濟造成了很大損失，農民權益受到極大侵害。“合作化”成了中國農民心中的一塊傷疤，以致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大部分人都不再輕言合作化。但我們不能就此否定合作化，中國農村經濟的出路在于集體經濟[8]，而不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事實上的小農經濟。在新形勢下，農村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筆者的初步構想是：采用多種形式，或由國家投資，或由國家引導有實力的企業投資，或由農民自己參股籌資組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權（租用期應在農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內），雇傭農民為其工作，農民享受工人待遇。公司作為獨立的法人，以它的所有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在有農民參股的公司中，農民股東[9]有權分紅并依據自己的資產對公司負有限責任。農田的耕種、業基礎設施的建設、農產品的銷售等事宜由公司統一決定，統一經營。
這里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通過各種形式組建的股份公司是獨立的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之一。它不同于農村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組織，農村合作化時建立的各種農村合作組織（包括農業互助組，初級、高級社，人民公社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集體經濟所有制。這里組建的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商品化，促進農村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它也不同于現階段的農村村民自治組織，他們的性質明顯不同，盡管目前的許多農村村民自治組織也兼有一些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
第二，以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實現農村新型合作化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不相抵觸。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的是土地的使用權，土地所有權還是集體所有，農村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的性質不會發生改變；股份公司租用農民的土地使用權的期限在農民承包土地的期限之內，股份公司不直接承包土地。這種合作化不會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抵觸，或者可以說它只是克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弊端的一個并行的補充性措施。
三、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
1．國家經濟總體上飛速發展，國家經濟整體勢力增強，這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經濟基礎。雖然近年來，農村經濟發展緩慢，但國家經濟整體上發展很快，全國經濟年增長率連續幾年都保持在9%左右，高于世界經濟的同期年增長率。2004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6515億元。強大的經濟實力，使國家有能力直接投資，或引導有實力的企業投資，組建股份公司，也使國家有能力對目前的農村經濟或是發展以后的農村經濟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以保證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 共和國自成立以來，都是以發展工業為重點。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優先發展重工業。改革開放也是從沿海的工業城市開始的。長期以來，國家政策都是犧牲農民的利益滿足工業發展的需要，為了發展工業，農民做出的犧牲是巨大的。1953~1959年，從農向工轉移6000億元，1992年轉移1647億元[10]。現在，中國的工業已發展得比較壯大，并繼續保持著高速度的增長，2004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達7238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1.1%[11]。中國工業已經具備了反哺農業的能力。為了工業的發展，農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為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工業也應當做出它應有的貢獻。
2．農民土地觀念發生改變，這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基礎。從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農本商末”的思想對人們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這主要表現在農民對土地的依賴上。歷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的農民起義都是土地兼并嚴重，農民失去土地引起的，每一個新建的封建王朝也都會抑制土地兼并，重新分配土地，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標[12]。中國共產黨聯合農民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進行土地革命，使農民獲得土地。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渴望程度和依賴程度是相當深的，這也是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正在減弱，其土地觀發生了重大改變。促使這種改變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⑴ 民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為了增加收入，農民不再把自己束縛在一畝三分田上，他們敢于離開土地到城市等發達的地方去闖蕩；⑵ 現代文明洗禮了農民陳舊腐爛的思想`，“農為本，商為末”的觀念消失，農民的思想觀念得以更新，土地是他們得以生活的一種途徑而不是唯一途徑；⑶ 農村出現大量的富余勞動力 ，每個家庭在保證耕種的勞動力之后，富余的勞動力都會外出打“副業”，一方面既不害怕外出掙不了錢（萬一這樣，可以回家吃老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證家里的現金支出，包括農業生產投資所需，子女教育費用，農業稅收等。
??? 農民對土地依賴的減弱為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掃除了障礙，它避免了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不到土地使用權的尷尬局面，減少了股份公司在農村的組建和運行的阻力。
3.已形成比較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股份公司的經營方式得到社會認可。經過幾十年的改革，中國基本完成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商品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大趨勢，自己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只有讓農村經濟融入到市場經濟中來，實現農業生產商品化、社會化和規模化經營，農村經濟才可能得到跨越式的發展。
改革開放初期，出于對市場經濟的恐懼，絕大多數企業采用的是國家或集體完全控股，以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隨著改革的深入，股份制逐漸被接受，在國有企業中，國家或集體只是有效控股，并且國家也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鼓勵企業采用股份制。目前，國有企業的改革也主要是采用股份制形式，使國家由絕對控股變為有效控股，以有限的國有資產帶動大額資金的流轉，促進國有資產的增值。
??? 4.國家政策開始偏向農村，這是未來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靠保證。前面已經提到，中國工業已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能力反哺農業了。本著共同富裕的原則，國家政策開始偏向農村，工業反哺農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一號文件”，重點是增加農民的收入，這是既84年之后中央發布的又一個關于農村的“一號文件”。2005年1月30號，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重點是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國家做出了取消農業特產稅，減免農業稅的重大決定，并推行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良種補貼，大型農機具購置補貼的政策，出臺了保護耕地，加大農業投入 ，嚴格控制農資價格和實行糧食最低價收購四項保護措施。另外，國家會加大對農村的資金投入，2004年，投入總量超過2000億元[13]，今后的投入力度還會加大。
四、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意義
??? 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僅對農村，而且對全國、全社會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
1.有效利用土地，有利于農村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加速共同富裕的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個重要的弊端就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塊，影響了機械化水平和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權，統一經營，有效地克服了這一缺點，能夠迅速提高農業生產的科技水平和機械化水平，提高農村生產力。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實行股份公司的經營方式之后，原來農田上無數的界溝、界碑將不復存在，一條不占面積的界線將會代替界溝、界碑的職能。這就能實現土地的有效利用，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而言，這個措施的意義是重大的。另外，股份公司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它在農村的滲入必定會帶來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從而促進農村經濟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當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很大，1990年城鄉收入差距比為2.84（以農村為1），2004年為3.2[14]。農村經濟的發展會逐漸減小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直至全國實現共同富裕。
2.有利于農村民主在的發展。膽怯農村民主在發展程度不高的原因有：a 農民收入不高，對政治沒有熱情，政治參與不積極；b 農村居民整體素質不高，人才外流，農村民主在發展缺乏人才；c 農村基層腐敗嚴重。
??? 新型合作化的實現會有效解決這三個問題。a 農民從股份公司不僅可以獲得出租土地使用權的收益而且作為雇工，也會有固定的收入，農民股東還可以在規定時期內分紅。工人待遇會使農民享受到一系列福利政策，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收入增加了，農民自會重視自己的政治權利，以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就會積極地參與到政治中去。b 在農村組建的股份公司不是封閉的，它和外面的世界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它能夠為農村中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他們施展才華的空間，人才外流會得到有效遏制，農村民主政治發展中人才將不是個問題。c 農民政治參與的熱情高了，民主程度提高了，腐敗就無立足之地，更無生根之處。民主是腐敗的克星。
3.就近吸收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利于社會穩定。股份公司除了需要雇傭耕種土地的人之外，還需要一大批管理、銷售、運輸等方面的人才，農村廉價的勞動力是公司的首選。農村再不用遠途跋涉去他鄉掙錢，或許他們也還會叫做“農民工”，但他們至少不再受歧視。收入增加了，穩定了，由于農民外出打工帶來的一些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4.有利于加速農村城鎮化建設。加快城鎮化建設，也是國家的一項重要的政策。中國現階段有農民9億多[15]，如果農村走上新型合作化道路，這9億多農民中的大部分將會演變成工人，盡管他們還從事這農業生產，但他們的本質已不再是農民，而是農業公司的工人。當農村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越來越多的人會聚居到一起，以享受基礎設施建設或方便生活（如買東西，就醫等），這樣，一條條村街就會發展成為一個個小城鎮。
農村、農業、農民是一個大問題，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全國的現代化，沒有農村的發展就沒有全國的發展，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三農”問題的解決要從制度上下手，改革生產關系中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環節。當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需要及時采取辦法，克服它自身的弊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失為好辦法之一。當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要繼續堅持，新型合作化只能作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并行的補充性的措施，它不能完全取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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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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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在中國擁有“治外法權”的國家，除了所謂“八國聯軍”之外，還包括巴西、秘魯和玻利維亞，新中國誕生伊始，中國是世界上最貧困落后的國家（人均gdp排名第134），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人均壽命只有35歲左右，成人文盲率高達80%；在共產黨剛剛接手的1950年代初，舊中國的工業能力不足歐洲小國比利時的一半。

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6年，中國按實值計算的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

莫里斯?邁斯納說，在“強權即公理”的時代，中共遭遇到的是比它強大百倍的對手，而它打敗的恰恰也正是這樣的對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絕大部分歷程中，中共遭遇的則是最為惡劣的國際封鎖，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間，中國卻是世界上現代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國民收入（以不變價格計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64.5%，大大超過了德國、日本和前蘇聯在發展高峰期的增長速度。

出身于國民黨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承認：中共毫無疑問“創造了歷史奇跡”，而黃將這種奇跡歸結為：近代中國遭遇的是高度險惡的歷史環境，即“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中共必須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應對這種“非常的環境”。他說：“毛澤東恰是這樣非凡的人物，在異常的時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對抗反常的局勢。”“非凡”、“異常”、“非常”和“反常”，黃仁宇用來描述他所謂“大歷史”的這一連串關鍵詞，其實只消用一個“共產黨式”的詞語來囊括就足夠了，這個詞就是：不斷革命。

今天，共產黨人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當今中國遭遇的發展難局與困境，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黨心渙散、人心渙散、思想文化領導權的失落，更深刻威脅著具有90年光輝歷史、戰斗的中國共產黨。在嚴峻的危機與壓力面前，除了以前無古人的創造性實踐去克服重重困難，除了“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除了“在本來沒有路的地方硬闖出一條新路”之外，中國共產黨人沒有任何退路可走。

一、發展，超越中國傳統文明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但是在近代落伍了。如果不能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舊文明的深刻內在危機，我們就不能改革、不能前進、不能革命，就沒有覺悟和自覺。

長期領先于世界的中國，為什么在19世紀會走向衰敗和落伍？長期戰亂分裂的歐洲，為什么會在19世紀后超越中國、領先世界？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在世界學術界，它被稱為“李約瑟之謎”。

許多杰出的學者已為破解這個謎作出了重要貢獻。如麥迪遜（angus madison）的《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關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論斷（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麥迪遜的統計：中國經濟1000年里一直在持續增長，并在1820年左右達到了世界經濟總量的1/3；但是，盡管如此，中國經濟的增長卻一直是依靠不斷增加勞動力投入而維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長則主要是依靠技術和生產方式的創新來實現的。如果說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長，體現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的話，那么觀察同時期的中國，卻會發現：經濟增長伴隨的乃是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可以解釋：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卻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財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國。

一個方面是地緣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紀以降，在中國的推動下，逐步形成了橫跨歐亞大陸，聯絡東洋、西洋和南洋的貿易和金融流動體系，其中，以恰克圖為核心的北方貿易體系，以琉球為核心的海洋貿易體系，乃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兩個重要樞紐。16世紀中后期以降，隨著美洲白銀的輸入和帝國主義軍事擴張的加劇，隨著世界地緣政治態勢的大變動，最終導致了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和貨幣流動體系于19世紀走向瓦解。而中國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緣政治體系變動的結果。

第二個解釋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個簡單的事實：盡管在10世紀之后中國社會就開始進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華民國長達1000年的時間內，由于長期實行經濟、社會上的放任主義，中國都沒有自己的自主貨幣，宋代經濟已經依賴南洋、西洋舶來的白銀，而明隆慶之后，從美洲大量進口白銀，這成為解決中國經濟發展與貨幣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從而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依賴于美洲白銀，這成為阻礙中國長期發展、實現革命性發展的重要瓶頸。近代中國改革的先驅康有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錢幣疏》，其中即提出中國四百年均沒有國家主權貨幣，指出貨幣供給依賴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實、失用”，乃是“曠世之大弊”。中國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標之一，也便是“貨幣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國國民政府才力圖廢除白銀而發行國家法幣，這非但沒有取得成功，反而導致日本的侵略。因此，與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長缺乏國家金融戰略的支持，這是它陷入發展困境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釋就是政治上的，具體說就是“國家組織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經濟和市場的不斷發展，與國家組織能力的持續下降這個矛盾現象，是我們觀察歷史得出的第三個基本結論。中國政治史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現了國家組織能力下降的問題，其根源就在于國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自那個時候起，就已經不再能夠擔負起一個逐步近代化的國家的治理之責，即他們既沒有管理經濟、財政、稅收、司法、軍事和金融的具體能力，也不再能夠擔負起組織人民、教育人民的責任。華而不實、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階級，已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近代發展的阻礙力量，而中國基層治理，早已經落在了橫征暴斂的胥吏手中，即從那個時候起，中國其實已經出現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機。

被列寧稱為“10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率先提出了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政治危機這個重要課題。面對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和強大的外敵入侵壓力等多重難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問題并不是缺乏經濟能力，而是整體上喪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沒有政治。這就是說，國家沒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標是培養道德模范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國家治理者，儒家學說作為政治學是不合格的，因此，在這種思想文化體系中培養出來的官員，作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開篇即痛陳中國“沒有人才”，而他所謂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義上的“好人”，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國理政的人才。王安石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為他提出了培養、選拔、約束和監督治理者的一整套辦法，即他力圖將治理者從“文人”和“好人”中剝離出來，造成一個職業化的治理者隊伍，從今天的角度來說，他的這一舉措可以被稱之為“政治的理性化”。像中國此后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樣，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這種改革無一例外地不能觸動中國基層，尤其不能觸動長期把持中國基層稅收、司法、財政和軍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階級。

胥吏是從唐代的“役法”中演變而來的，按照役法，基層的事務是由人民輪流擔任的，國家并不發給俸給，而唐中期以降，基層事務已由專任的事務員來把持，他們的收入不是來自國家，而是來自辦事獲得的“好處費”，而這種把持基層的事務員，也就是胥吏。它導致的結果就是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

研究中國政治史，我們竟然發現，宋代其實主要有兩種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謂無能、無為的“三門干部”，一部分就是葉適所謂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無為，后者胡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無為，造就了后者的胡為。從三皇五帝到國民黨，中國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棄基層，并且放手讓土豪劣紳、黑社會和非正式的“包稅人”控制和魚肉基層。

而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層，在基層與人民群眾建立起了血肉聯系，把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掠奪的剩余奪取，一部分分給廣大基層群眾，一部分有組織地用于國家的發展與建設，從而一舉結束了國將不國的“江湖”局面。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基層建設是我們的立國之基，與基層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的執政之本，基層是中國政治的最大舞臺，我們不去占領，土豪劣紳黑社會和會道門勢力就會去占領。正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反對“三門干部”的同時，必須反對“江湖老大式”的干部作風。也就是說我們一定要以朱熹、宋江之流為戒。

而中國共產黨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就是革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命，特別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級政治的命，中國革命的根本目標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國人民的真正解放，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二、發展，超越馬克思的理論

1921年7月23日，毛澤東等13人以“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的名義，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開會，7月31日，會議在嘉興南湖的航船上閉幕。

中共誕生伊始，只不過是林立于現代中國的200多個政黨當中的一個，而與近代中國第一大黨——中國國民黨成立宣言中所倡言的“三民主義、富國強兵”理念（據1912年8月13日北京《民主報》相關報道）相比，中共一大宣言所訴諸的奮斗目標——以不懈的階級革命最終消滅人類剝削制度，聽起來似乎是太過遙遠的理想。

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科學和理性，并非認識活動的終結和全部，它只是真正的認識活動的開始和起點。中國共產黨人認為：人類的正確認識，不可能從知識和科學理論中來，即使這些知識與科學理論是正確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空前艱苦卓絕的革命與建設斗爭，使得共產黨人認識到：多元矛盾并存而又互相轉化的復雜世界，是不可能用一種本質化的知識來把握的，高速變革的革命和建設進程，是不能用一種靜態的科學理論來描述的，十幾億人參與其中的創造活動，是不可能作為一個客觀的結果，事先已經存在在那里——并為一種客觀的理論所認識、預見的。

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西方社會的“根本矛盾”和總體矛盾，便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但是，現代中國的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的。共產黨人認為：現代中國所面臨的是多元的矛盾，而只有從多元矛盾的互相依存和轉化，即多元矛盾互動的基本立場出發，才可能觀察中國問題。

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民主，其主體和動力便是無產階級，是單一的階級主體，而中國人民民主的主體卻是“統一戰線”，而統一戰線，則是動態、互動的多元主體。

1800年，無產階級人口已經占了歐洲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歐洲的新型民主，必須是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民主。

但是，同樣是1800年，無產階級人口還占不到中國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到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時，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則這樣指出：如果說歐洲的情況是貧富分化，那么中國的情況卻是普遍的貧窮，中國的中產者，其生活程度，還趕不上歐洲的無產階級，中國不但有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分化，而且更有世界上最廣大的窮人。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修改了舊的三民主義，這樣指出：“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孫中山先生認為，中國的新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最廣大的平民的民主，中國新型民主的基本目標，是改善最廣大的平民的生活條件，而這就是他所謂“民生”，他還說，離開了改善民生，所謂的民權和民族主義，都必將在中國落空。

蔣介石背叛孫中山三民主義之后，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血泊中重新舉起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旗幟，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民主學說。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這樣說：中國的新民主，非但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也不是簡單的無產階級的民主，而是最廣大的平民和窮人的民主，因此，中國新民主的不竭的強大動力，不是資產階級，也不是無產階級，而是“人民大眾”、“人民群眾”。“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場民主革命的主體，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或者無產階級，而是“人民大眾”的統一戰線。所以我們說：中國民主革命的主體，是一個“動態聯合的主體”，或“多元的主體”，而不是單一的主體，中國共產黨人的民主實踐，超越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現代民主理論。

三、發展，超越西方道路

日本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柄谷行人在最近的研究中，將中華帝國稱為“世界帝國”，他把世界帝國的要點、要素概括為：世界帝國保持了世界貨幣、世界宗教、世界語言。而對中國來講，世界宗教就是儒教、佛教、道教，世界語言就是漢文，漢文的表意系統不僅僅是在中國大陸，還涵蓋了韓國、日本、朝鮮等。柄谷更認為，世界帝國訴諸的法律，應該說就是現代的“國際法”理想。因為中國周邊有許多不同的國家，他們來中國進行朝貢的目的之一，當然是貿易，但另外一個重要目的，卻是通過到中國朝貢，來確立自己“內部的秩序”。因為在當時，確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周邊的國家，此前并不承認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也就是說，不承認有國際法，于是，其內部的秩序也是靠武力來確立的，因此戰爭、混戰和叛亂非常多，而到中國朝貢，一方面可以確立自己的統治秩序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使得世界存在一個“普遍秩序”的意識能夠確立起來，日本雖然沒有像朝鮮那樣引進文官官僚體制，并且順便通過引進文官官僚體制確立自身秩序的合法性，但是，日本引進了朱子的世界普遍秩序的觀念，正是由于產生了世界普遍秩序的意識，政治結構相同，法律相同，如此才能發生。作為中心的中國和中國周邊的日本、韓國的關系，正是建立在“世界普遍秩序”這個意識的產生之上的。

1795年，康德將中國世界觀概括為“友善法權”，以區別于近代西方的“自然法權”，并提出，只有在“友善法權”的基礎上，方才能夠實現一個“世界憲政”，柄谷的研究，是對康德論斷的闡發。

朝貢貿易體制和朝貢金融體制，體現了中國文明對于現代世界的第一次勾勒：其核心就是一個全球合作型社會的理想。即現代社會不僅僅是一個世界聯系日益緊密、貨幣商品經濟日益發達、能源和技術不斷進步、文化思想日益具有自由和創造性的社會，而且是將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與社會團結緊密融和在一起的社會，是一個強調尊重人類共同歷史文化遺產、感恩自然的社會。

人類現代社會的第二次大轉型發生在16世紀，并在19世紀達到高峰，這是由歐美國家所推動并形成了以“威斯特法利亞條約體制”為核心的西方列強主宰、分割世界的強權秩序。它是對傳統中國的發展模式，對天下“大一統”的和平、穩定模式的根本挑戰和革命。它的基礎，就是“自然法權”。

歷史的真實是：16世紀以來歐洲在資源上的危機促進了新能源的采用和工業革命，其在軍事和安全上的危機促進了金融革命，而一個殘酷競爭型的市民社會，則推動歐洲由資本主義社會向帝國主義體制邁進。

在這樣一個殘酷的競爭體制中，為了生存競爭，最重要的就是占據能量轉化的核心和有利地位，就必須掌握能量轉換的主動權，而這就需要一個高效的組織系統，這個組織系統能夠把有用的、可利用的能量抓在自己手里，同時把轉換中產生的無用的熵徹底排除到自己的系統之外。而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圍繞著這個目的被組織起來的，就是把優質的資本、人力和資源抓在自己手里，把貧困、污染和老弱病殘孤排斥在系統之外，而這也就是當今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今天，歐洲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所謂“回到康德”，首先就是必須重新思考康德所提出的“友善法權”的意義，并且考慮如何在這種“友善法權”的基礎上，去重建歐亞大陸之間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切斷的有機聯系。

當然，歐洲的這種轉變引起了霸權主義國家的極大不滿，美國著名鷹派人物卡根（robert kagan）最近指出：“歐洲人發明了強權政治，但是，現在卻相信基于良好愿望的理想主義，可見歐洲正在背叛歐洲的傳統，今天的歐洲已經淪為不分是非、不分敵我的軟弱勢力。”中國與美國的保守主義者之根本不同是發展理念的不同，這就是我們主張和平、合作謀發展，而美國國內的保守派卻依然把當今世界理解為“美國的戰利品”，不肯放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中國歷來就有“華夏不治夷狄”的優良傳統，中國從來沒有想去改變美國，今天中國的發展與奮斗，與其說是要改變美國，不如說是要改造自己，即通過改變中國自己的發展模式，去超越現代世界曠日持久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局面，從經濟上說，這就是要擺脫發展中國家長期依賴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謀生存的“賣血”之路，走上依靠技術、資本和創新謀發展的健康之路，從社會上說，就是發展要以民生為本，惠及全中國、全世界的普通勞動者，從文化上說，就是重建中國文化和中國文明的自信與自覺。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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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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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探討硬力量和軟力量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系入手，分析中國軟力量發展的結構性缺陷，指出這種力量失衡與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產生的相關性；進而根據中國國情和其他大國的歷史經驗，提出中國發展軟力量的戰略設想和目標定位。

關鍵詞：中國；和平發展；軟力量

作者簡介：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胡 鍵，上海社會科學院歐亞研究所研究員(上海200020)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是一條全新的強國之路。中國的和平發展不僅在于經濟總量和軍事實力的迅速提升，更在于文化競爭力、制度創新力和觀念影響力構成的軟力量的提升。中國在有形的硬力量迅速發展的同時，軟力量不足卻成為突出問題。中國的和平發展是處在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時代背景之下，軟力量問題比其他大國更為緊迫。中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其軟力量建設受到各種外部因素的制約，因而更多地依賴于內生的創新力量，需要更深刻的歷史自覺性。本文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軟力量發展規律的結合上，來探討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中軟力量建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硬力量與軟力量的相互關系

綜合國力由硬力量和軟力量構成。長期以來，人們認為硬力量對綜合國力起決定性作用，而且歷史上大國的崛起幾乎都是由經濟、軍事實力為主體的硬力量的優勢來實現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深刻變化，特別是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化趨勢的日益擴展和世界力量結構的急速變革，文化、觀念、制度等因素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空前突出，成為新的大國力量來源之一。換言之，一國的強大已經不能僅僅以硬力量作為判斷標準，軟力量對于后起大國的國際地位和全面發展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指標意義。

“軟力量”概念是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全球力量結構中的地位發生變化的背景下提出來的。當時，在關于美國“衰落論”的辯論中，保羅·肯尼迪認為，美國正在重蹈歷史上霸權國的覆轍，已經被過度的軍事擴張耗盡了精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但是，約瑟夫·奈卻認為美國的力量并沒有衰落，美國力量的本質和構成正在發生變化。隨著冷戰結束，約瑟夫·奈進一步認為，國際政治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世界權力的變革”和“權力性質的變化”。過去，對一個大國的考驗是其在戰爭中的實力，然而當代的實力界定不再片面強調軍事力量，技術、教育、文化乃至制度等因素在國際權力中正變得日益重要。

硬力量和軟力量之間并沒有明顯界線。首先，二者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約瑟夫-奈認為，二者之間只是行為性質、權力有形性等程度差別。硬權力是改變他者所作所為的命令性權力，一般依賴于強制和引誘來獲得；而軟權力則是塑造他者期望的同化能力，一般通過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或控制政治議程等使其他國家無法實現目標來獲得。約瑟夫·奈還指出，命令性權力有時也用于創建制度，然后成為合法性力量；而政治合法性權力并不直接表現為硬力量，而是直接表現為軟力量。其次，二者往往互為載體、互為存在和發展的條件。例如，軍事力量作為一種硬力量，不只是武器裝備技術系統，還必須包含軍事戰略和軍事組織系統，甚至包括凝聚戰斗力的文化認同，這些軟力量直接決定著硬力量的效率和功能。又如，文化藝術作為典型的軟力量，在信息時代越來越依賴高科技傳播技術系統，后者作為技術和材料的高端優勢正是硬力量的象征。

然而，硬力量和軟力量有各自的核心特征和指標體系。這里討論的軟力量主要是指政治力、社會力和文化力。政治、社會、文化的國力構成是有別于有形物質力量的無形觀念力量。所謂“政治能力”是指國家解決沖突的能力，體現在制度與合法性上。社會能力主要是指社會的和諧程度，即社會成員之間相互關系的高度協調。文化力則主要是指文化的對內認同力和對外投射力。政治力、社會力、文化力的內涵都體現著人、社會與國家的素質。建設軟力量的關鍵是人的素質。具體而言，建設國家的政治力，就是提高人的政治素質，以提高國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和鞏固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建設國家的社會力，就是提高社會成員的社會協調能力，以提高社會的和諧程度；建設國家的文化力，就是提高國民的文化認同，以增強國家的文化投射能力。

硬力量是軟力量的物質支撐，軟力量則是硬力量的精神升華。在綜合國力提升的過程中，同樣遵循著硬力量決定軟力量、軟力量反作用于硬力量的規律。盡管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與其他大國崛起的模式不同，但在硬力量與軟力量的發展秩序上基本相似。從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按世界銀行人均每天消費不到1美元為絕對貧困的標準，中國的赤貧人口數在1981年是6.34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幾乎沒有資源投放到軟力量建設，不得不把經濟建設特別是物質財富增加作為國家的第一任務。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國的硬力量特別是經濟總量得到空前提升。從經濟總量來看，按照現行市場匯率計算，中國gdp總量已經上升為世界第4位，僅次于美國、日本、德國。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經濟總量2006年首次超過20萬億人民幣，列美國和歐盟之后，居世界第3位。高盛公司全球經濟研究部的《成長與發展：通向2050年之路》一書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可能在2008年超過德國，在2015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即使增長率降到7％，中國經濟總量仍將在2050年趕上美國。

相對于硬力量迅猛發展，中國軟力量的數量和質量都顯得極不相稱，甚至束縛著硬力量的進一步提升。從全球競爭力排位看，中國的許多主要產品的產量和出口規模都已名列前茅，但在信息、法制、管理、市場自由度、創新能力等軟力量指標方面，中國基本上排列在平均水平之下，有些指標甚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種硬力量和軟力量極不平衡的綜合國力結構表明，發展軟力量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問題。由于中國硬力量的溢出效應，軟力量的缺乏就不只是限于中國內部的社會和諧問題，而是直接關系到中國能否實現和平發展的戰略問題。

硬力量是走向現代化的物質條件，并不是現代化本身。軟力量是人的素質的核心，標志著人的現代化水平。綜合國力構成要素是“以物為本”還是“以人為本”，這恰恰是區分前現代化、現代化、后現代化的主要標志。當硬力量達到一定程度，國家擺脫物質匱乏、人民擺脫貧困，這時硬力量對國家發展的作用逐漸下降，社會和諧、制度完善、文化發展等軟力量的作用逐步上升。換言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軟力量將成為決定中國能否和平發展的主要條件。

二、中國力量結構缺陷與“中國威脅論”

序的負面沖擊，進而扭曲中國的國際形象，達到阻滯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的。因此，要消除和厘清“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就不能不正視中國的國力結構特別是軟力量的嚴重不足。

中國的和平崛起首先表現為以經濟總量為核心要素的硬力量崛起，這是海內外公認的基本事實。經過25年左右的時間，中國經濟總量數倍翻番，使中國在世界經濟大國的地位排列中迅速提升，從1980年代初的30位提升到2006年的第4位。而且這種超常規上升速度有利于中國縮短與美國和日本這兩個超級經濟大國的距離。在2000年，中國經濟總量還是美國的1/10，而2006年已經是美國的1/6。中國經濟在宏觀層面與美國的相互依存達到或接近美國與西方盟國的緊密程度，而且在微觀層面也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海外企業并購和戰略聯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威脅論”接踵而至。例如，中海油集團收購美國尤尼科石油公司的股份遭遇美國國會的強大阻擊。以至功敗垂成。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稱，今天的中國比1980年代的日本更有威脅力。美國全球政策研究所所長布朗在一份調查報告中也宣稱，在糧食、肉類、鋼鐵、石油和煤炭等5種主要產品的消費上，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國。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增長所帶動的硬力量上升，導致了“中國威脅論”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國威脅論”時起時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國際勢力的蓄意炒作以外，還可以從中國自身的力量結構上找到原因。中國的綜合國力結構存在著兩個基本的不平衡性：一是硬力量的“量大質不高”；二是軟力量的“量小質更弱”。這種力量結構的畸形，使中國力量的某些部分增長超出了國際社會的承受能力；而其他部分力量(尤其是軟力量)的滯后又使中國力量的增長難以得到國際輿論更多的正面認同。

中國增長最快的商品進出口就表現出“量大質不高”的典型特征。2001年中國的外貿總額是5100億美元，2006年達到1.7萬億美元，平均年增長25％左右。1978～2001年的外貿年均增速為14～15％左右，加入wto之后提高了10％；中國成為最大的商品出口國之一，同時又是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之一。然而，中國外貿的快速增長主要依靠勞動力、資金、土地、資源等要素的粗放投入，增長效率和質量不高，增長基礎比較脆弱。貿易規模大，但處于國際分工體系的低端。單純數量擴張的增長方式已經成為中國外貿的“軟肋”。依賴大量低端產品出口支撐的出口競爭力近年來出現不升反降的趨勢。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06—2007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在全球競爭力排名中排在印度(第43位)之后，居第54位，比上年度下降了6位。由此必然產生兩方面的沖擊：一是中國的低價商品對發達經濟和發展中經濟同時產生市場沖擊；二是低成本的商品依賴巨大的能源和資源消耗而對國際原材料價格體系產生沖擊。在兩大沖擊的背景之下，“中國經濟威脅論”就有了新的生成條件。硬力量的缺陷就轉化為軟力量的受攻擊。

中國的國際文化競爭力則更明顯地反映了軟力量“量小質弱”的典型特征。自加入wto以來，中國文化產業取得長足發展，但仍然存在著巨額文化貿易逆差，即所謂“文化人超”或“文化赤字”。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的書籍和影視的版權貿易逆差都在10倍以上，最高時超過了15倍。2004年中國向美國輸出了14種版權，而從美國引進的版權達4068種。俄羅斯藝術團體一年在中國演出將近100場，而我國藝術團體同年在俄羅斯演出不足10場。這種差距近幾年來逐年擴大。文化貿易逆差反映的是中國與西方大國文化力失衡的現實，表明中國文化競爭力的弱勢地位。盡管中國擁有悠久的文明歷史和文化資源，以及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文化工作者，但中國文化競爭力處于較弱的態勢仍將是一個長期現象。中國作為，“文化資源大國”不等于是“文化產業強國”，中國作為貿易大國卻是嚴重的“文化貿易入超國”，這種悖論集中體現了中國國力結構的畸形發展。文化產業發展的嚴重滯后已經成為有形商品競爭力的桎梏。新產品創意不足、品牌效應微弱、人文內涵膚淺成為中國商品相當普遍的通病，甚至依賴盜版和復制來維持商品市場競爭力，足以證明軟力量發展滯后已經殃及硬力量的進一步發展。中國教育貿易逆差巨大也反映著同樣的結構性缺陷。中國每年的教育貿易逆差高達20億美元以上，而且還在逐年擴大。一方面是教育投入資源不足，一方面是教育資源大量外流；一方面是國內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失調，一方面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明顯不強。這種現象同樣成為中國軟硬力量嚴重失衡的指征。換言之，“教育資源大國”同樣不等于“教育強國”，“人口大國”不等于“人力資源強國”，這些不等式恰恰來自于中國國力結構的缺陷。

中國軟力量的結構缺陷還在于制度建設進程與經濟發展速度難以同步。特別應認識到，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迅速發育并走向完整的體系建設階段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還處于探索和起步階段。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初始性和漸進性，目前還難以得到國際輿論的充分理解和肯定，這是中國軟力量發展在國際社會中受到種種壓力的重要原因。這種歷史階段性的特征需要時間和實踐來加以證明。今天的中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其歷史積淀相當深厚，至今仍保持著相當大的慣性力量。中國的現代民主文化與傳統專制文化的此消彼長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對改變這種制約力量的長期性和艱難性認識不足，也是影響中國軟力量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中國改革始于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往往寓于經濟體制改革之中。這種改革模式的特殊性使政治體制改革迄今為止仍在局部、基層內展開。在某種程度上，這是造成中國力量結構不平衡發展、中國國際形象扭曲的內在原因。

然而，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進入全局的、整體的改革發展階段的條件正在成熟。其中三個要素不可忽視：一是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觸及到權利、資源和利益分配的核心部分，所謂“改革攻堅階段”可以理解為從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向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兼顧的階段轉變。二是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內在的根本變化，一個流動的、開放的、和諧的社會結構要求更加廣泛、深入的權力制約和監督，更加自覺、有序的公民政治參與。三是中國正在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和“利益攸關方”，廣泛參與國際機制建設和國際政治民主化進程，必然有助于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上述三個要素在1980年至2000年間基本不具備或者不同時具備，而在最近5年的時間里，三者同步發展的趨向逐漸明顯。這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以制度建設和文化建設為主要構成的中國軟力量，有可能而且必須取得與經濟發展、經濟體制改革相匹配的平衡發展。從這一點上看，中國軟力量和硬力量的平衡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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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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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時期以來三十年的電影歷史，是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歷史，也是“人”的解放與發展的歷史。這一階段，宋彥博士的《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選取“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文化學研究，勾勒出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廣大電影學人取法。

關鍵詞：宋彥 新時期 中國電影 文化研究 現代性 后現代性

后現代被人稱為“讀圖時代”或“鏡像時代”。既然“影像是現代病的慰療者”[1]，而且“電影所具有的敘事能力和手段比小說更為多樣”[2]，隨之就有了“電影是第一藝術”[3]的說法。[1]在此情形下，電影研究就成了當下文學藝術界的一大熱點。

當前中國的電影研究，以文化學研究最為薄弱。之所以強調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因為“理解電影，就是對它進行理論總結和闡述，把它放置在不同的互文本和語境下（包括文化的，哲學的，政治的，等等），并且運用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模式，這就很有必要把我們討論電影的著眼點拓展到超出膠片所限定的范圍”[4]。但中國電影文化研究是十分薄弱的，這可以巴贊作為反證：巴贊的《電影是什么？》是一部充滿實踐精神的電影批評文集，它只是從哲學本體論高度研究攝影和電影的本性，還沒有形成體系性的電影哲學。但是巴贊卻被稱為“電影的亞里士多德”，《電影是什么？》被奉為“電影的圣經”，評論者多以之為圭臬。這就說明了當前中國電影研究的學術水準。實際上，細數當下中國大陸的電影研究學者，也只有戴錦華、王志敏、陳墨、陳犀禾、周星等寥寥數位學者進入了文化研究的前沿地帶，并真正可以與世界對話。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知識結構更優化、學術視野更宏大的新生代學者，“于薄弱中發現了豐厚”，他們找到了電影研究的諸多空白點與學術增殖點，成為促動電影文化研究與中國電影一起“入世”的重要推手之一。山東輕工業學院人文素質教研室主任宋彥博士主持的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結題成果《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就是新生代學者電影文化研究的一項代表成果。

宋彥長期擔任“影視作品欣賞”教學與研究工作，因而有大量細讀案例為她的立論提供支持，這使她的論述言必有據，史論結合。在研究角度上，她并沒有選擇流行的“類型研究”，而是選取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20世紀以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歷時性梳理與文化學研究。難能可貴的是，宋彥沒有糾纏于這兩個概念的多義與歧解，而是直指“審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觀念的核心，提取出二者內涵中具有可對比性的層面如文化策略、精神內涵、文化特征、鏡像風格等進行了比較研究，從而描畫出中國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崇高到狂歡、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

很多研究者將“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看作是斷裂、質變的兩個時代或者對立的兩種文化。其實現代性是未完成的工程，后現代性只是現代性的新階段。宋彥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她發現在大陸電影內部存在著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糾結與交錯，這是中國特殊的國情造成的：一方面電影藝術要消解極左政治，另一方面又要為生民立命，樹立人的尊嚴；一方面要采取拿來主義做法，另一方面又要重振民族精神；一方面要將電影從政治意識形態捆綁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卻必須讓它負擔不可承受之重；一方面要啟蒙，另一方面卻不得不面對大眾化的語境……在宋彥描繪的圖景里，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電影的發展道路是光榮的，也是艱難的。

宋彥的可貴在于她沒有決絕地站在某一立場上捍衛或批判歷史現象，而是以生態倫理的眼光看取各種現象并保持“同情的理解”。她高度評價于20世紀80年代電影的“啟蒙理性”，認同巴贊的觀點：電影具有特殊使命和道德價值，應有教化大眾的職能，就像醫學、法律、宗教、教育，因為電影可以以神奇的方式穿越文化、政治、藝術的界域，點燃人的內心激情；電影應當具有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應成為“‘高尚’的最后避難之地”。但她同樣肯定后現代主義的合理性，更對其美學風格保持尊重。因為她要做的不僅是對電影藝術的文化批評，更是對中國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風格流變或電影發展流潮的省察與歷史描述。這是一種真正的學者態度，一種學與思的辯證，這是她超越巴贊的高明之處。

宋彥的著作是學院式的學術研究，而非觀后感式的印象批評。她將鏡像背后的隱喻與象征做了仔細的翻刨，令人對電影語言的理解升華到文化哲學層面。比如宋彥論述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的未完成性，就舉了幾個經典例子：《黃土地》中顧青的來而復去——啟蒙者消失了，而被啟蒙者夢醒了，卻死了。《孩子王》里的老桿以啟蒙者的身份要將文化知識傳授給小牧童：“我認得字，可要我教你？”小牧童漠然掉頭，不顧而去。[5]這樣的例證在此書中比比皆是，讓人贊嘆宋彥作為女學者所特有的敏感與知性，很多復雜而沉重的話題就這樣被她以比喻的方式舉重若輕地詮釋清楚了，頗有四兩撥千斤的智慧；而讀者讀來卻知道她并非消解啟蒙，而是隱含著惺惺相惜的慨嘆。

電影是社會進步的一面鏡子，也照見了“人的成長”。在文學藝術研究中，“世界性、民族性與人性”三維坐標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穩定結構，由“宇”“宙”“人”標識出文學藝術的高度、廣度與深度。如果說本土性是經線，現代性是緯線，那么人性就是第三維。以此三維標準估定現代中國文學藝術，既要看到其對世界文化的“橫的移植”，也要看它對本民族優秀文學遺產的“縱的繼承”，更要看其對“現代人學”的開掘深度。當宋彥將電影置入到這個三維坐標之中，她不僅看到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電影藝術的進步，更看到了“人”在新時代的覺醒、迷失與異化：主體意識、欲望敘事、成長敘事、同性戀敘事、女性敘事與底層敘事等，都在電影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說中國第三、四代導演在“文革”后努力“要從歷史中贖回人質，從歷史的污血中洗凈個人，同時也贖回并洗凈自己”[6]；那么第五代導演塑造了大寫的新啟蒙英雄；第六代則重新以新寫實手法關注平民、底層、邊緣人、生態的人和神性的人。可以說，新時期以來中國電影的鏡像映照出了時代的進步，電影也因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而受到全民熱愛。就此而言，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歷史，既是改革開放以來“人的歷史”，也是中國“入世”的歷史。筆者認為，宋彥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取法。

最后，在祝賀《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作為省社科項目完美收官的同時，筆者還有幾點借題發揮的建議：一、中國學界應努力建構真正的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現在國內學界分析中國電影時運用的理論大都來自西方。我們已意識到：中國電影存在迎合西方市場、模仿西方大片的跡象，這有可能使中國電影成為西方經驗的實驗場。那么中國學界操持西方話語是否也存在“后殖民”的可能？這是值得中國電影研究界同人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宋彥在建構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的工作中應做出自己更多的努力。二、“港臺電影”應是“中國電影地圖”中不可缺少的板塊。宋彥可以向港臺電影“開疆拓土”。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有許多電影因種種原因被禁，比如宋彥專著中提到的《藍風箏》《霸王別姬》《活著》《東宮西宮》《小武》《趙先生》《鬼子來了》《蘇州河》《站臺》《十七歲的單車》《盲山》《盲井》《天浴》《北京雜種》《陽光燦爛的日子》《革命到底》《太陽和人》《爸爸》等，現在大都已解凍。筆者以為，歷史不可避諱，學術研究應正視、重視這些影片及其背景，至少能告訴人們它們被禁的原因；而這些影片從被禁到解凍的過程，也許更能顯示中國的進步！

（本文為山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資助項目《文科研究生創新意識薄弱問題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項目編號：sdyy08070。）

注釋：

[4]王志敏：《電影美學：從思考方式到理論形態》，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

[5]戴錦華：《猶在鏡中》，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頁。

[6]李二仕：《〈電影理論新發展〉翻譯的背景說明》，見[英]帕特里克·富爾賴著，李二仕譯：《電影理論新發展》，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版。

[7]宋彥：《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

[8]戴錦華：《霧中風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李鈞 山東省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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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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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和中國夢三者是辯證統一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不走中國道路，就無法實現中國夢，中國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與現實選擇；能不能實現中國夢，關鍵取決于中國共產黨，中國夢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和不渝追求。正確認識三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堅持黨的領導，找準歷史方位，明確奮斗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中國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成立90多年來，帶領中國人民先后完成和推進了三件大事：徹底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無愧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光榮稱號。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進一步科學地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出了“道路自信”的重大命題，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大型展覽“復興之路”時明確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道路決定命運，實現中國夢，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他再次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中國波瀾壯闊的近現代史昭示我們：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中國夢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共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領導核心，中國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選擇，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只有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夢；只有實現了中國夢，中華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確認識三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堅持黨的領導，找準歷史方位，明確奮斗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

政黨是一定階級、階層的政治組織，始終代表著一定階級、階層的根本利益。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的黨。這一性質從根本上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始終站在時代前列，永葆先進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以改革、發展和創新精神，帶領人民不斷開拓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新局面；必須順應歷史潮流，把握時代規律，勇挑歷史重擔，主動抓住機遇，為國家謀富強、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

1. 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性決定了其必須成為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一性質決定著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準確把握歷史脈搏，堅定站在時代潮頭，積極順應社會要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艱苦奮斗、銳意改革，積極引領社會發展和進步。事實證明，正是因為做到了這一點，我們黨才能夠始終保持先進性，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及時改正缺點錯誤，最終探索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真正找到了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為集中精力恢復國民經濟，繼續完成民主革命遺留的歷史任務，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實現人民幸福、民族振興，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提出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將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在經濟方面，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起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政治方面，廣大勞動人民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確立起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在文化方面，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初步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積累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為中國道路的開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革”結束后，為破除陳舊落后思想的束縛，改變經濟發展停滯的狀況，恢復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發展社會主義，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積極進行撥亂反正，全面糾正“左”傾錯誤，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通過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我們黨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從而吹響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號角。

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我們黨緊緊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逐漸認清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正確地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建立和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新的科學水平，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

2. 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決定了其能夠成為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先進性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特征和本質屬性，是中國共產黨存在和發展的基本依據，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開拓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承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適應時代和實踐發展的要求，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永葆與時俱進的品質，以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勇氣、實踐勇氣，在不斷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及時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的理論問題，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正確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創造性地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個關系中國未來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戰略問題，著力推進科學發展，全面促進社會和諧，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得以形成，成功地開辟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斷豐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

中國道路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實事求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通過艱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而最終開拓出來的。沿著這條道路，我們黨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立足國情、放眼世界、注重實干、力戒空談、統攬全局、協調各方，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我國連續30多年保持了近10%的經濟增長率，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全球貿易規模躍居世界第一，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對外投資大幅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增長了30多倍，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至1400多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了13億人的吃飯問題，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超過70%的貢獻。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離不開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蒸蒸日上。

二、中國道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和現實選擇

道路問題至關重要，道路決定命運。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第一位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正確的道路選擇，民族復興就會有希望，國家富強就能順利實現，人民幸福就能得到保障；錯誤的道路選擇，民族復興就可能成為泡影，國家富強就可能夭折，人民幸福就可能是一句空話。因此，要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勝利，就必須解決道路問題。歸根結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就是解決道路問題的過程，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深化認識和做出正確選擇的過程。

十八大報告第二部分以“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為題，全面闡述了道路問題，明確指出：“道路關乎黨的命脈，關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1]這一關于道路問題的最新論斷，是我們黨對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探索、開創、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驗總結，標志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問題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階段，對于澄清一些錯誤的思想認識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我們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以實現中國夢為最終目標的。中國夢是我們最終的價值訴求。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離開了中國道路，中國夢只能成為“白日夢”。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與現實選擇。

1. 中國道路是被歷史證明了的實現中國夢的唯一正確道路。近代以來，為尋求民族自強和復興，實現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一批又一批的中國人前赴后繼，進行著艱辛的探索和實踐。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抵抗派，主張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師夷長技以制夷”，向西方尋求救國御侮之道；以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洋務派，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辦洋務、開西學，向西方尋求“自強”、“求富”之道；以洪秀全、洪仁玕為代表的農民階級，主張實行絕對平均主義，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效仿西方，發展資本主義；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主張向西方學習，變法維新，救亡圖存，開議院，興民權，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主張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結束封建帝制，倡導三民主義，實行五權分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然而“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2]1470歷史證明，由于不了解中國的國情，脫離實際，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未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他們的探索和實踐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沒能找到一條實現中國夢的正確道路，沒能從根本上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2]1471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開始自覺接受和宣傳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積極探索爭取民族獨立，實現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最終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選擇。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實現國家統一、人民解放、民族獨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才能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復興。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在當代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是實現中國夢的唯一正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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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七

中國道路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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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中國道路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展開的關于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的探索，其歷史與邏輯起點可以溯源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因而，可以從廣義與狹義兩個維度來界劃中國道路。從廣義層面而言，新中國成立以后展開的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與改革的整體性歷史，都可以納入到中國道路的討論域之中;從狹義層面而言，中國道路特指改革開放以來所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無論是從廣義還是狹義維度，中國道路背后都關涉一個核心的通約性理論問題，即如何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設想與中國本民族國家社會主義具體實踐之間的張力關系，從而構筑出一條既堅守經典理論的本質規定性，又彰顯本國具體實際，更區別于他國模式的科學發展道路。衡量中國道路需要拓展理論視角，從多元維度出發加以綜合把握。其中，從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線索來衡量，有助于從根本上講清楚中國道路產生及其發展的內在歷史必然性;從社會主義及其中國實踐的歷史線索來衡量，有助于全面揭示中國道路的本質屬性及其不斷成功的內在密鑰;從人類走向現代化的整體性歷史線索來衡量，有助于在更加普遍寬廣的范圍內講清楚中國道路的世界效應。辯證理解中國道路還需要運用科學方法論的指引，即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從整體上對中國道路的歷史進程做出科學的分期并展開理性的認知與探討。

關鍵詞 中國道路 70年 社會主義 “三個意味著” 歷史分期

中國道路是當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議題，大量研究對這一話題進行了集中關切，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理論研究成果。不同學者基于不同的理論旨趣與研究偏好，對中國道路的理論內涵進行了不同維度的解讀。在繼承目前學界現有積極成果的基礎上，深化對中國道路的研究，需要尤其注重回答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辯證把握中國道路的豐富理論內涵問題，二是如何綜合定位中國道路的歷史方位及其時代坐標問題，三是如何對中國道路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作出科學的界劃問題，四是如何正確對待中國道路不同發展階段之間的辯證關系問題。科學回答上述問題，從本質上就是應當科學闡釋中國道路的歷史起源與邏輯發展問題，亦即從根本上講清楚為什么中華民族在近代以來長期不懈的艱辛奮斗過程中選擇了這樣一條發展道路，講清楚為什么探索與堅持這一條發展道路的歷史重任必然落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身上，講清楚中國道路在艱辛的探索之中為什么能夠不斷取得勝利，講清楚中國道路為什么是當代中國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根本之路。

一、內涵：中國道路的歷史邏輯與本質特征

中國道路從根本上講是一個專有名詞，有特定的邏輯所指與理論內涵。所謂中國道路，就是特指關于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盡管在一些學者看來，關于中國革命的道路也可以被稱為中國道路，例如，美國學者塞爾登將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治理方式稱為“延安道路”。[美]馬克·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馮崇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但從目前學界關于中國道路討論的角度來看，現有相關研究存在一個潛在的共識，這就是當前所言的中國道路，其實是特指關于社會主義在中國建設的道路。

1.1949年：中國道路歷史起點的錨定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與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就曾明確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頁。盡管中國革命從屬性上來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價值導向與實踐旨歸則是社會主義。這一點毛澤東曾做出過系統化集中化的闡釋：“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頁。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首先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這種理論與實踐上的“天經地義”從根本上是由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所形塑的。具體而言，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情勢的艱巨性與復雜性，使得中國革命不可能通過“畢其功于一役”的方式直接獲得勝利，而必須首先解決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只有待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完成之后，才具備了導向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設定的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與現實可能性。因此，中國革命需要分兩步走，即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步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步。“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頁。

社會主義在中國從一種理論設想向現實制度形態與實踐運動轉變的標志，是1956年關于農業、手工業與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改造”的完成。因此，有觀點認為，關于在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國道路”，其歷史起點應當溯源于1956年。但實際上，從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已經逐步有計劃地推進社會主義在中國探索與實踐的步伐。例如，1949年以后的國民經濟恢復期，盡管從制度的創制上來看，此時仍然是以新民主主義制度為主，但這一過程中社會主義的因素始終在不斷增加，資本主義的因素在不斷減少。正是基于上述狀況的考量，毛澤東明確對當時社會上出現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秩序”的觀點做出了批評。毛澤東在1953年6月15日晚聽取并討論李維漢《關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時明確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16頁。“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是變動很劇烈很深刻的時期。我們現在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斗爭還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資本主義絕種。‘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217頁。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建國以后中國共產黨就開始了關于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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