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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與農村篇一
我不知道我該用什么心情寫下這篇文章，甚至說我很憤怒！但我更多的是心痛。城市人，好一個城市人。呵呵，這就代表著你有錢？你有權？你比人高一等？某些城市人啊，你們不覺得羞愧嗎，你們就不覺得你自己也像你們口中的‘農村人’嗎？我真為你們一些城市人可惜，你們的素質其實還真的不如一位農村人。
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農村女孩帶著媽媽找親人去看病，在某個人潮人海的地方去吃飯了，她們就靜靜的坐在那里吃著飯聊天，一個尖嘴猴腮的婦女端著食物過來，就坐在那個女孩的媽媽旁邊，那個女孩的媽媽感覺有人坐過來，就朝那個婦女看了一看，就是這一看啊，這個婦女就一直在那里說“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真是的，有病吧。”這句話被她說了好幾遍，直至那個女孩察覺她媽媽神色有些怪異、聽到那個婦女的嘰喳。女孩忍了，安慰著她媽媽，畢竟人生地不熟，不惹是非。后來要走了，那個婦女依舊喋喋不休的說著，越說越難聽，直到那個女孩聽到那句——‘有什么了不起的，農村人’。女孩忍不住了，看著她說“農村人怎么了，你嘴巴怎么那么大！”，那個女孩很怒很怒，但是她媽媽拉住她讓她不要吵，這才算了這事兒，但是那個婦女依舊在后面朝她們罵。
這個故事結束了，但是卻一路被瞧不起著。或許農村人真的沒有城市人的那種氣質，特別是一直守候在農村的婦女，有什么對于她們是新鮮的就會多看一兩眼，但是這樣就成為城市人瞧不起農村人的理由嗎？或許，‘土’就是農村人的標簽，但是你有沒有想過，沒有農村人，哪來的你們城市生活？如果農村人不干活了，就算你們有氣質，有錢，但是你們吃什么，住哪里？這些還不都得靠農村人的辛苦耕耘。有錢誰想當窮人，你以為農村人就想這樣嗎？他們也是為了生活，為了孩子，為了將來。誰容易？上天就喜歡這樣的差別，上天就喜歡這樣的安排，有時候輪不到你做選擇，就是這樣的定局了。
從前有世外桃源——‘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食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這是農村；今有賈平凹的‘在這天地里，仰視可以無奇不有，俯視可以無奇不勝’，這也是農村。是的，農村的各個方面都不如城市，但是城市里卻缺少了一種氣質，獨獨農村才有的氣質。城市人，你們感受過什么是新鮮空氣嗎？你們知道農村人小時候的無束嗎？你們走過農村田野的小路嗎？你們嘗試過大家聚在一個樹蔭下乘涼聊天嗎？農村，真的沒什么不好，只是某些城市人打著城市人的名號在蔑視農村人罷了。
寫到這兒，我意外的不會再憤怒了，心也平靜了下來，只是想著那個女孩應該會把那句話永遠的記在了心里面，在她沒有可以俯視別人的資本的時候，那個女孩怕是永遠都忘不掉這樣的恥辱。在這里，我也真的求求某些‘城市人’了，別再歧視農村人了，論素質，你們還不能對農村人評頭論足。
城市與農村篇二
;摘要:1843年上海開埠后,逐漸成為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其內外貿易、近代工商業和交通運輸業等城市經濟主干部分的較快發展,直接帶動了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村經濟的演進,促使后者的生產內容、技術手段和經營方式等發生相應的變革,上海與這一地區彼此間城鄉經濟的聯系和互動,也因此日趨緊密。
關鍵詞:口岸城市;農村經濟;近代上海;長江三角洲
作者簡介:
戴鞍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上海.200433)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后,以上海為代表的一批通商口岸相繼開埠,推進了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革,其中對相關農村經濟演化的深刻影響及其農業與工業的互動關系,研究尚顯薄弱①。本文的論述以近代上海和長江三角洲為中心,考察時段側重清末民初。
一、江南經濟的變局
鴉片戰爭后,中國農村自然經濟逐步分解,農產品商品化日益提高。這種演變,在甲午戰后更趨明顯。外國列強不斷推進的經濟擴張,通商口岸尤其是內地通商口岸的增辟,聯結城市和農村的鐵路、輪運里程的伸展,將中國農村越來越多地卷入到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中,促使自然經濟加速分解,農產品商品化進程明顯加快。與此相聯系,農產品出口額大幅度增長。
據統計,1893年中國農產品出口總值為2842.3萬元,占全部出口貿易總值的15.6%;到1903年分別增至8949.6萬元和26.8%;1910年又達23195.7萬元和39.1%。同一時期,外國商品對華輸入有增無已。進口貿易凈值指數,如以1871年至1873年為100,則1891年至1893年為206.6,1909年至1911年為662.3(注: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72、73頁。)。
廣大農民與市場的聯系隨之加深,從而促進了農產品的商品化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以茶葉為例,鴉片戰爭前,茶葉一直是主要的出口商品,當時自廣州輸出國外的貨物以茶葉為最大宗,其次才是生絲、土布、陶瓷等。
五口通商后,茶葉出口大幅度上升。1847年,在浙江產茶區游歷的英國人福鈞記述說:“當茶葉準備出售時,大茶商或他們的幫手從產茶區的主要城鎮出現,在所有小客棧或飯店里找到他們的住處,……茶農帶上他們的產品供檢驗和出售。現在也許可以看見這些小戶農家或他們的雇工沿著不同的道路來去匆匆,每人跨肩的竹扁擔上挑著兩只籃子或箱子。他們來到商人的住處,當面打開籃子,商人驗看了茶葉的質量,如果價格為雙方接受,便一拍成交。”(注:[美]郝延平著:《中國近代商業革命》,陳潮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頁。)在當時最大的商埠上海,自50年代始,茶葉出口數量大多保持在5000萬磅以上,較之1845年增長了10余倍,其中1855年高達20余倍(注: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582頁。)。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通商口岸增辟,茶葉出口有增無已。1867年,中國供給了歐美國家茶葉消費總量1.9億磅的約90%(注:[美]里默著:《中國對外貿易》,卿汝楫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15頁。)。
⑦.⑩.(注: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449、418-422、473頁。)。這在棉花、蠶桑等其他幾種經濟作物方面也有所反映,種植面積不斷地擴大。
鴉片戰爭前和戰后初期,曾有不少洋棉進口,以供中國手工棉紡織業之需。19世紀60年代后,隨著自然經濟的分解,再加上英國棉紡織工業受美國南北戰爭影響,原料供應受阻,轉而求諸印度和中國,接著又有日本機器棉紡織業的興起,需要大量的棉花供應。出口需求的激增,大大刺激了棉花種植面積的擴大。上海周圍農村,“均栽種棉花,禾稻僅十中之一”。江蘇如皋、通州(今南通——引者)、海門一帶,“一望皆種棉花,并無雜樹”。一些原來并不產棉的地區,也開始大量種植棉花,“江西、浙江、湖北等處向只專事蠶桑者,今皆兼植棉花”⑦。
鴉片戰爭前,生絲平均出口量約9000擔,按每擔350元計,約值315萬元,折合202.17萬海關兩。五口通商后,生絲出口增長甚快,到1894年,出口達83204擔,值2728萬海關兩(注:許滌新等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頁。)。生絲出口的持續增長,促使國內桑樹種植面積和蠶的飼養也在不斷擴大。太平天國失敗以后,江浙等地將戰亂拋荒的許多土地改種了桑樹,有些地區原來蠶桑業并不發達,這時也有了顯著的發展。
經濟作物種植業的發展,增加了對商品糧的需求,因而促進了糧食商品化的發展。特別是在農產品商品化較發達的江浙一帶,經濟作物的大量種植,使得糧田面積相對縮減,糧食不足部分需仰賴內地產糧省份供給。湖南、湖北等省的糧食,更多地銷往長江中下游地區。據統計,1840年中國國內市場的糧食流通量(包括運到通商口岸供出口的部分)為233億斤,至1894年則達372.5億斤,增長約60%(注: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述略》,載《中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13頁。)。1869年,經上海、天津兩地周轉的國內米谷運銷量分別是37327擔和16037擔,1890年則為4770226擔和1238477擔,增長幅度高達百余倍⑩。
經濟作物的發展,排擠了糧食的生產,同時也促進了各地區間的糧食流通,推動了糧食的商品化。在此基礎上,隨著鐵路、輪運的發展,交通條件的改善,結合市場需求和各地區氣候、土壤等條件,甲午戰后,在中國農村逐漸形成一些經濟作物相對集中的產區。這在與上海毗鄰的長江三角洲農村,表現得尤為明顯。
二、口岸貿易的刺激
習稱的長江三角洲,主要包容鎮江府、常州府、蘇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和太倉州,兼及長江口北岸的通州、海門和杭州灣南側的紹興、寧波,與上海之間經由蛛網般的江河水道直接溝通,是江浙兩省經濟重心之所在,自然環境、地理條件亦很相近,“蘇、松鄰壤,東接嘉、湖,西連常、鎮,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間年歲豐歉、雨水旱溢、地方物產、人工勤惰,皆相等也”;同時也是全國范圍內經濟相對發達地區,“以蘇、松、常、鎮、杭、嘉、湖、太倉推之,約其土地無有一省之多,而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賦稅,為國家之根本也”(注:梁章巨:《浪跡叢談》卷5,均賦;錢泳:《履園叢話》卷4,水學。)。上海作為近代中國最大口岸城市之崛起,既得益于這一雄厚的物質基礎,也給這些地區農村經濟變遷帶來多方面的巨大影響。
上海開埠后,經由上海港進出的繁盛的對外貿易和國內埠際貿易,直接刺激了蘇南浙北農副業的發展,棉花、蠶桑、蔬菜等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明顯擴展,由于地理位置、土壤特性及原有基礎等的差異,這種發展又帶有較鮮明的地域分布特征。
明清以來,長江口兩岸的高亢、沙土地帶,因土壤的特性,棉花種植已很普遍,“松江府、太倉州、海門廳、通州并所屬之各縣逼近海濱,率以沙漲之地宜種棉花,是以種花者多而種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賴客商販運,以致糧價常貴,無所底止”(注:高晉:《請海疆禾棉兼種疏》,《皇朝經世文續編》卷37,第2頁。)。上海開埠后,受原棉出口需求的刺激,這一地區的棉花種植在原有基礎上又有明顯擴大。《上海鄉土志》載:“吾邑棉花一項,售與外洋,為數甚巨”。1870年代中葉,“上(海)、南(匯)兩邑以及浦東西均栽種棉花,禾稻僅十中之二”。松江縣,“改禾種(棉)花者比比焉”(注:《申報》1876年9月15日;光緒《重修華亭縣志》卷23,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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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家門外，靜靜的看著遠處，那是一片現代化進程的景象，滿是車來車往，行人匆匆，似乎生活方式本就是那般緊張。我的目光投向之處，少量的綠化苗木，多是高樓大廈，一條大河早已經干涸，水也有不少污濁……這就是城市！
農村這里人口密度小，許多人都離鄉背井出去謀生活了，正因為如此這是原始的中國社會。我記得小時候見一輛汽車都會令人驚嘆，從未見過樓房林立，小溪流水那么清澈，河邊的草那是驚人的`綠，城市里很難感受到這種景色，這就是綠色環保的地方，一年四季，難遇到霧霾天氣，難遇到工業污染。
我向往自由的農村，在那里遠離城市的喧囂，或許會出現幾分因科技帶來的不方便，但是這就是農村。社會發展，所以人多是聚集在城市！這是發展不能避免的，俗語有云：有失必有的！我的父母總是表示，他們現在在城市打工掙錢，養家糊口，以后孩子長大了，他們就可以回到家鄉，種地生活。這是一個農民內心深處的東西！城市再好，不過這并不是他自己追求的地方。我喜歡城市，這里十分方便；我喜歡農村，那里是我生命的發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