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讀書筆記（優秀15篇）篇一
一部記載唐代瑣聞軼事的筆記，張鷟著。張鷟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四)文言小說別集《游仙窟》。《朝野僉載》為作者耳聞目睹的社會札記，內容十分廣泛，記述了唐代前期朝野遺事軼聞，尤以武后朝事跡為主。書中反映了當時有關人物事跡、典章制度、社會風尚、傳聞逸事，也站在反對派的角度對武后朝的政治黑暗、吏治腐敗、酷吏橫暴、民生疾苦有所揭露，暴露了”賄貨縱橫，贓物狼藉”的現實世相。因屬時人記時事，所載內容，多為第一手資料，所以頗有參考價值，為《太平廣記》、《資治通鑒》以及后世治唐史者廣為引用。但因作者紀事好追求諧噱，間有鬼神怪異，瑣語瑣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史料文獻價值，為后人所詬病，如洪邁《容齋續筆》卷12就說：“《僉載》記事，皆瑣尾擿裂，且多媟語。”作者死于開元年間，書中載開元以后唐敬宗、宣宗時事，當為后人增入。
《新唐書》、《宋史》均著錄《朝野僉載》為20卷，另有《補遺》3卷。尤袤《遂初堂書目》疑《補遺》乃后人附益，凡闌入中唐后事者，皆應為《補遺》之文。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推測《僉載》亡于明代，今所存者是明人輯本。此書明代以后流行有1卷本和6卷本，《說郛》、《歷代小史》、《古今說海》、《畿輔叢書》等本為1卷本系統;《寶顏堂秘笈》、《叢書集成》等本為6卷本系統。
今有：《朝野僉載》商務印書館1966年版;《朝野僉載》趙守儼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版，該版以《寶顏堂秘笈》本為底本，又從《太平廣記》、《通鑒考異》等書中輯出近百條遺文，作為“補輯”附印，較勝于舊本;《朝野僉載》唐宋史筆記叢書，中華書局版;《朝野僉載隋唐嘉話》袁憲校注，三秦出版社版。
中國古代文學讀書筆記（優秀15篇）篇二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使將軍王賁攻齊，得齊王建，最后滅了齊，完成中國的統一，結束了二百年七國紛爭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這是地主階級建立的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帝國。
隨著統一帝國的形成，秦王朝統治者進行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一系列的改革。廢除西周以來分封侯王的舊制度，統一行政區劃和組織，“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一法度衡石丈尺”，使田疇、車涂、衣冠建制統一;簡省“史籀大篆”為小篆，又作便于獄務、更趨簡化的隸書，罷其不與秦文同者”，使文字統一;此外，法令、歷法等等，也得到了統一。這些改革，對中國的歷史發展無疑是有進步的作用的。
同時為了鞏固和加強統一帝國的統治，秦王朝也實行了一系列的反動措施。它企圖消滅人民的反秦武裝，“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并打擊舊貴族、地主的反秦力量，“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更有甚者，是企圖消滅一切反秦意識，“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翻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奔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它不僅焚毀古書，消滅歷史文化，而且也一舉坑殺儒生四百六十馀人。
在箝制思想、摧殘文化和刑法統治之下，秦代文學沒有什么成就。完成于公元前二三九年(秦王政八年)、由呂不韋門客集體著作的《呂氏春秋》，有一定時代意義。它取材很廣，包含春秋戰國以來的各派思想，組成自己的完整的體系，是戰國末年的統一形勢在文化上的要求和反映。它和先秦其他子書一樣，有不少片斷借寓言故事來說理，明晰生動，富于文學意味。秦代文學的唯一作家是李斯。統一前他的《諫逐客書》，指出秦統治者”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之非計，不僅表現了政治家的遠見，而且也真實地反映了戰國晚期斗爭劇烈、各國統治階級爭取人才的歷史。這是一篇富于文采、趨向駢偶化的政論。
散文。
統一后，秦始皇巡狩封禪，產生了不少石刻文，其中也有李斯的作品一般是四言韻語，阿諛歌頌，對后世碑志文有影響此外秦有《仙真人詩》和“雜賦”，今俱不傳。
由于秦始皇和二世濫用民力，筑長城、治馳道、修驪山墓等等，暴虐無比，賦稅無度，奢侈無窮，階級矛盾迅速尖銳化，不到十五年，秦王朝便被六國殘余貴族和廣大人民的起義反抗所推翻。經過五年的楚漢戰爭，代之而起的，是統一的漢封建王朝。
漢初統治者承戰亂之后，汲取秦王朝短期覆滅的教訓，一方面恢復分封侯王的舊制度，鞏固統治階級的基礎，一方面“約法省禁，輕田租”，對廣大人民放松了壓迫，減輕了剝削。因而初步取得了社會安定、有利生產的局面。“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漢書?食貨志上》)文、景時代，統治者不斷強調“農，天下之大本也”(《漢書?景帝紀》)，進一步減輕勞役、賦稅，恢復農業生產。這時土地尚比較平均，“未有并兼之害”(《漢書?食貨志上》)，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也活躍了工商業。在社會經濟獲得恢復和發展的安定局面下，景帝迅速削平了七國侯王的叛亂，進一步鞏固了統一的封建統治。
漢初除秦挾書律，“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又除所謂“誹謗妖言之罪”，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發展。在戰國以來百家之學的影響下，漢初的哲學、社會思想，還是比較活躍自由的。由于安定社會、鞏固封建王朝的需要，漢文帝、景帝、竇太后和相國曹參等俱好黃老，因而黃老思想成為漢初主要的統治思想。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對儒、墨、名、法、陰陽五家都有所批判，而完全肯定了道家，就是在黃老思想影響下產生的著名論文。
同時由于建立封建王朝秩序和制度的需要，漢初統治者也注意到制禮作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樂的傳統作用，統治者是認識得很清楚的。在作樂的要求下，產生了相應的舞和歌詩，同時也初步建立了管理音樂(當然包括歌舞)的“樂府”機關。《安世房中歌》便是高祖唐山夫人作的祭宗廟的歌詩，它共有十七章，一般模仿雅頌，很少現實內容。
漢初文學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散文和辭賦的發展上。漢初文士承戰國游士的馀風，一般積極參加現實政治生活，并從現實政治的需要出發，圍繞著如何汲取秦王朝短期覆滅的教訓，促使封建政權迅速鞏固和上層建筑不斷完善等問題，發抒所見，解決現實政治社會問題，這就促進了政論散文的發展。著名作家有賈誼、晁錯等。他們的政論文大抵富有感情，暢所欲言，有戰國說辭和辭賦的影響。其中賈誼的某些文章如《過秦論》、《陳政事疏》等更著名，文學性亦較強。辭賦主要繼承騷體傳統，也開始向新賦體轉化。漢初騷體賦的作者，由于時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樣先進的思想和強烈的感情，往往只是強為呻吟。但階級矛盾的緩和，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繁榮，以及統治階級驕奢享樂風氣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變化。因而辭賦的思想內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變化，即由抒發個人的強烈感情變為鋪張宣揚統治階級的華貴和享樂生活，由嚴峻的諷刺責斥變為溫和的諷諭勸戒。辭賦思想內容的變化，必然引起體裁、形式的逐漸變化。賈誼是漢初騷體賦的唯一優秀作家。標志著新賦體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發》。
漢武帝即位后，由于漢初以來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漢王朝的經濟力量已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馀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平準書》)。在漢初的政治經濟日益發展、日益鞏固的基礎上，漢武帝施展雄才大略，內外經營;鎮壓了陰謀叛亂的宗室藩王;平定了割據東南沿海的東甌閩越等地;鑿山通道，開發并控制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不斷地集中豪強于茂陵，削弱他們在地方上的封建勢力;堅決實行鹽鐵國有的政策，更打擊強豪和富商大賈的經濟壟斷，這就進一步加強了漢王朝的封建集權制。同時大力抗擊匈奴，通西域，伐大宛，既打擊了匈奴的侵犯，也擴展了帝國的邊疆。正是由于“外事四夷，內興功利”，以及統治階級無窮的奢侈浪費，以致民窮財盡，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為了鎮壓貴族、豪強的叛亂和廣大人民的起義反抗，漢武帝極端信任酷吏，不斷加強嚴酷的刑法統治。人民日益陷于痛苦的深淵。
漢武帝時代，西漢封建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和政治經濟的發展相適應，思想文化也表現著變化和發展。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由于董仲舒、公孫宏的建議、興太學，立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員，因而儒學大興，完成了思想的統一。這對偉大帝國的形成和封建集權制的鞏固是有促進的作用的。但從此也結束了百家論爭，思想定于一尊，嚴重地束縛著學術文化的發展。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學派的大師，是武帝時代最大的思想家。他以陰陽、災異說明“天人相與之際”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關系，認為天命對帝王有最后的決定權，“王都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但“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漢書?董仲舒傳》)，則刑亦不可少。董仲舒的思想顯然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含著陰陽家和法家的思想，統一了統治階級內部的思想，確實代表著當時的統治思想。它不僅解釋了漢王朝的所以統治，而且也教導了漢王朝怎樣鞏固統治。
武帝對思想文化的發展也采取了重要的措施，“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隨著偉大帝國的出現和百家論急的最后結束，以及物質條件的日益具備，總結古代以來的歷史文化并從而給大一統局面以哲學和歷史的解釋，就成為統治階級迫切的現實要求。偉大的《太史公書》即《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就是這種要求最充分的一種表現形式。作者司馬遷不是從陰陽家的神學概念出發，而是從客觀的歷史事實出發，在家世史官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他以五種不同的體例，“略推三代，錄秦漢”，全面反映三千年的歷史發展，完成空前的一部歷史著作。它以人物為中心，不僅開創了“紀傳體”的歷史學，而且其中許多篇人物傳記又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因而也開創了傳記文學。這是歷史散文的重要發展。
以武帝為首的漢王朝統治者，隨著偉大帝國的日益隆盛，不僅需要哲學和歷史來解釋現實統治的合理，而且也需要祭祀天地鬼神，慶太平，告成功。這一需要與儒家的指導思想相結合，進一步制禮作樂就成為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于是“樂府”有更大的發展。“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漢書?禮樂志》)。所謂武帝立樂府，只是意味著他自覺地把樂府機關擴大，充實內容，規定具體任務，即采詩、制訂樂曲和寫作歌辭。“采詩”是為了“觀風俗，知得失”，這就使那些“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趙、代、秦、楚等等地方民歌，有了記錄、集中和提高的機會。可惜除《鐃歌》十八曲外，西漢樂府民歌絕大部分都沒有流傳下來。由于文字訛誤過多，《鐃歌》一般很難讀，其中少數言情和反映戰場慘狀的篇章，明白可誦，表現了一定的現實意義。樂府除搜集、歌唱民歌外，也創作詩篇以備歌唱，作詩者有宮庭文人“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可見一時之盛。但今存《十九章之歌》，卻很少文學價值。樂府作曲者則有“佞幸”和“外戚”的李延年。他能歌善舞，尤其善制“新聲變曲”。他原是民間樂人;他的“新聲變曲”的來源是西北外民族和民間的音樂。可見武帝時代的樂府，不僅規模宏大、內容充實，更重要的是，它充滿了民間歌詩、民間聲樂的氣味。這是樂府的重大發展，有劃時代的意義。
由于“潤色鴻業”的需要，武帝時代的辭賦同樣有很大的發展。武帝好辭賦;他的“言語侍從之臣”，如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等，“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公卿大臣”，如兒寬、孔臧、董仲舒等，亦“時時間作”。司馬相如則是這個時期最大的辭賦家。他的作品歌頌了統一帝國偉大的氣魄和聲威，也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無比的驕奢和荒樂，有一定時代意義。他的作品典型地代表著新體賦發展的成熟階段。
武帝以后，西漢封建王朝逐漸轉入了衰微的時期。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并詔令“方今之務，在于力農”。昭、宣承之，不斷減免賦稅，并選用“良吏”，使“政平訟理”，社會安定，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因而出現了宣帝的“中興”局面。但土地日益集中，大地主、大官僚與廣大農民的深刻矛盾，根本不可能解決。哀帝時的限田之議，既無法實行;王莽改制，更加深了人民的災難。這樣，西漢封建王朝便不得不在農民大起義中結束了自己的統治。
武帝立五經博士，經學已成為士人仕進的工具。到了西漢后期，它自然更加興盛和深入人心。榮顯一時的今文經學家，大抵受董仲舒的影響，以陰陽、災異說政治時事，日益荒誕迷信;而家法森嚴，章句煩瑣，更多的士人皓首窮經，則越來越變得空疏無用：這樣便嚴重地窒息著思想文化的發展。今文經學家用的經書是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本;但自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發現了用漢以前文字(古籀文)寫的“古文經傳”，經學已有今古文之分。到西漢末，以劉歆為代表的古文學派開始揭穿了今文學派的盲目性和偏私的內幕，這在學術思想上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西漢后期的文學也呈現著停滯或衰落的狀態。一般政論文(如奏疏)，大都蒙著神秘的今文經學說教的外衣，迂腐板滯，絕少生氣。宣帝時，桓寬根據昭帝始元六年鹽鐵會議的文獻，剪裁、組織而成的《鹽鐵論》是唯一可貴的作品。它不僅反映了西漢中葉許多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而且形式新穎，語言凈潔流暢，通過對話論辯，也刻劃了不切實際、迂腐可笑的儒生形象。劉向著書，引歷史傳說或寓言故事以說明一理的某些片段以及少數政論文或學術文有一定價值。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辭賦，認為“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因而辭賦又盛極一時，王褒、劉向等都是著名的作者。實際此時辭賦已成為帝王貴族的娛樂品，如倡優博弈之類，極少文學價值。今存王褒《洞簫賦》一篇，可見一斑。西漢后期最大的辭賦家是揚雄。他的賦初以模擬司馬相如為貴，曾不斷作賦以諷;后來始悟辭賦的諷諫作用實在微弱無力，“勸而不止”，遂不再作。揚雄對辭賦的批判的觀點較之他的模擬作品要有意義得多。倒是他的雜文如《解嘲》，雖形式上也多少出于模擬，但它指出封建取士制度對士人的束縛，有一定現實意義。西漢后期，樂府事業繼續發展，哀帝時樂府人員增加到八百二十九人。丞相孔光、大司農何武審核的結果，認為“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因此哀帝就裁減了樂府半數以上的民間樂人。但“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樂府民間聲樂的影響是深遠的。
漢光武帝劉秀利用西漢末農民起義軍，并依靠豪強勢力，推翻了王莽的新朝，建立起東漢封建王朝。光武即位后，屢次釋放官私奴婢，并減輕田租，興修水利，實行一系列休養生息的政策，因此階級矛盾暫時緩和。但東漢豪強勢力很盛，西漢遺留下來土地高度集中的問題，依然不能解決。建武十五、六年的“度田”，由于不敢觸動豪強，終于宣告失敗。但光武“頗以嚴猛為政”，信任酷吏，也打擊了一些豪強。明帝效法光武的統治，曾出現“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的年代。東漢初期，封建王朝對豪強勢力還有一定的控制力量。所謂豪強，就是上層的地主階級和商人，他們的政治代表，就是大貴族和大官僚。中葉和、安以后，皇帝都幼年即位，不能掌握權力，于是開始了外戚和宦官爭奪王朝統治的混亂局面。他們為了保持自己的統治，都要依靠豪強的支持，因此豪強勢力遂得不斷地擴張。外戚或宦官與豪強勢力相勾結，就形成牢不可破的王朝黑暗統治。他們援引子弟徒黨或門生故吏，把持官僚系統，胡作非為，毫無忌憚。外戚梁冀伏誅，除諸梁及妻孫氏中外宗親一網打盡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馀人，朝廷為空”。“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馀萬萬”(《后漢書?梁冀傳》)。宦官專權，則“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后漢書?宦者列傳序》)。在外戚或宦官勾結官僚集團的統治之下，廣大人民既遭受無窮的災難，社會到處呈現饑餓、流亡的慘狀;而一般中下層地主階級出身的士人也仕進無門，或滯留太學，或窮居野處，或周游郡國，逐漸形成了士人集團。桓、靈之世，在宦官專權的壓迫下，士人集團便與一部分正直的官僚結合，“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成為廣泛的“清議”力量，一時影響很大。因而引起宦官的恐懼和仇恨，終于釀成兩次“黨錮之禍”。這些“黨人”代表廣大的中下層地主階級的利益，一方面要求政治上的出路，一方面要求罷逐宦官，改良朝政，挽救統治階級的嚴重危機。但接著而來的是以“黃巾”為首的農民大起義，豪強統治集團迫于情勢危急，解除了黨禁，轉而鎮壓黃巾，并開始了豪強集團之間的大混戰和社會的大動亂，終于覆滅了東漢王朝，形成三國鼎立的分裂局面。
今文經學特別是讖緯之學代表著東漢王朝的統治思想。由于統治者的提倡，東漢經學極盛。官、私學都很發達，大學生到東漢末增加到三萬人，不少私學門徒常達千人，“編牒不下萬人”。今文經學西漢末已開始讖緯化。東漢讖緯大行，光武因讖記中的天命的預言，崇信非常，曾“宣布圖讖于天下”，并“多以決定嫌疑”。明、章承之，于是“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后漢書?張衡傳》)。統治者利用讖緯迷信來欺騙人民和束縛干人的頭腦，反映統治思想的遇昧和無力，東漢一朝政治不得不越來越黑暗。但從東漢初年以來，也不斷地產生反讖緯的科學思想，桓譚、王充、張衡都是著名的代表人物。特別是王充，他的《論衡》，舉起鮮明的“疾虛妄”的旗幟，對一切神學迷信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表現了唯物主義精神，在當時的思想界最有進步意義。同時，古文經學也繼續和今文經學展開了斗爭，今文經學終因附會讖緯的愚妄和章句的煩瑣，力量越來越虛弱，而古文經學的影響則越來越擴大，終于壓倒了今文經學。
東漢的文學，在今文經學和讖緯的迷霧籠罩之下，雖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良的影響，但也出現了新的現象，表現了一定的變化和發展。
由于西漢以來散文和辭賦的發展，東漢開始出現“文章”的概念，賈誼、司馬遷、司馬相如等散文家和辭賦家都被目為文章家。同時不少文士“以文章顯”，文章和學術著作主要是和經學的共分愈來愈顯著。“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后漢書》在《儒林傳》之外，特立《文苑傳》，更具體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經學家的分化。既有今古文經學家的對立和分化，又有經學家和文章家的對立和分化。這是統治階級內部復雜的矛盾在學術文化上的反映。隨著文章家的出現，文章與生活的關系更密切，用途更廣泛了，文學形式的運用和變化也愈來愈復雜了。文學思想仍以王充的觀點最為明確和進步。他注意到文章和經學著作的區別，強調“造論著說之文”(諸子或政論散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的創造性和政治性;認為文章應起“勸善懲惡”的批評教育作用，“豈徒調墨走筆，為美麗之觀哉?”他從“疾虛妄”的思想出發，反對一切“華偽之文”。
在《史記》的影響下，東漢產生了不少歷史著作，班固的《漢書》則是它們的杰出的代表。它沿《史記》的體例，“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反映西漢一朝的歷史，是我國最早的斷代史。它的某些人物傳記，敘事細密準確，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政論散文繼承西漢的傳統，以王符的《潛夫論》、崔寔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為最著名。它們反映了東漢中葉以后復雜的社會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爭，有時代意義。但思想文采俱遜于西漢政論文。
東漢的賦不如西漢的興盛。司馬相如的影響還存在，如班固的《兩都賦》。中葉以后，政治極端黑暗，賦風亦開始轉變。張衡《兩京賦》在夸張鋪敘中引入針砭現實的議論，《歸田賦》則突破了舊傳統，抒發抑郁的感情，有一定的開創意義。桓、靈之世，更出現一些強烈挾擊社會黑暗的抒情小賦，如趙壹的《刺世疾邪賦》。趙壹是漢末名士，其作品憤世疾俗，完全是“黨人”精神的體現。
東漢“樂府”繼承西漢的傳統，也采集民間聲樂與歌謠。現存漢樂府民歌大都是東漢的作品。它們以多樣的形式，現實主義的方法，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東漢人民的苦難生活和思想感情。特別是真實地、典型地反映了東漢中葉以后在外戚、宦官、地主豪強的殘酷壓榨下，人民饑餓貧困、流亡漂泊的痛苦生活。東漢末年，還有不少謠諺，揭露政治社會的黑暗腐敗，直接痛快，簡短有力。偉大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正是在活躍的民間故事、民間歌唱的基礎上的產物。它創造了一個反抗封建禮教壓迫的典型婦女形象。
東漢文人詩有四言的舊形式，也出現了五言的新形式。由于漢以來社會和語言的發展，西漢民謠即有整齊的五言形式。東漢樂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東漢的文人五言詩是在樂府民歌的影響下產生和發展的。今存無名氏《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文人五言詩的代表作品。它們的基本內容反映了沒落時期剝削階級的思想情緒。它們是漢末黑暗動亂社會中一般下層文士毫無出路的痛苦呻吟，反映了漢末尖銳的階級矛盾。它們以“比興”的方法，諧和而鮮明的語言，創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風格，成為所謂“溫柔敦厚”一派詩風的源頭之一。
中國古代文學讀書筆記（優秀15篇）篇三
又作《資暇錄》，三卷，唐代考據辨證類筆記，李匡乂撰。舊本或題李濟翁，蓋宋刻本避宋太祖趙匡胤諱，以其字署之。李匡乂，又作李匡文，晚唐人，字濟翁，宰相李夷簡子，約生于唐憲宗元和初(806)，初任洛陽主簿兼圖譜官。據郁賢皓《唐刺史考》，李匡乂在宣宗大中、懿宗咸通年間曾任漳州刺史、房州刺史。僖宗幸蜀，李匡文隨至成都。昭宗時先后任太子賓客、賀州刺史、宗正少卿、宗正卿。尋卒，年約八十多歲。著述除《資暇錄》外，尚有《唐皇室維城錄》、《十代鐲疑史目》、《漢后隋前瞬貫圖》、《兩漢至唐年紀》等凡十二種。
《資暇錄》上卷多糾正俗說之謬，如“李”字，除水果名、地名、姓氏之外，更無別義，《左傳》“行李之往來”乃錯字;又如“挽歌”始于春秋;“押衙”應作“押牙”等。下卷多談物品，如記畢羅、琴甲、茶托子、書題簽、席帽、承床等，都有益于考據。此外像論證《文選》五臣注盡出于李善之注反排斥李善之說等，亦有新意。書中雖有一些誤解、謬說，為宋人所駁斥，但就全書而言，還是有價值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其價值云：“此書上篇正誤，中篇談原，下篇本物。全書均考證之文….謂《論語》宰子晝寢作畫寢，乃梁武帝之說;傷人乎不問馬，不字斷句，乃經典釋文之說，均不始於韓愈筆解;謂五臣注《文選》竊據李善之本;謂韓愈《諱辨》誤以杜度為名;謂有母之人不可稱舅氏為渭陽;謂作《詩疏》之陸璣名從玉傍，非士衡;謂萬幾字訛作機由漢王嘉封事;謂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閣下之別，竹甲題簽、門杖之始，皆引證分明，足為典據”。
叢書本：《說郛》本資暇集》三卷，明陶宗儀編，明·鈕氏世學樓抄本，清順治三年李際期宛委山堂刻本;《百家名書一百三種》本《新刻資暇集》三卷，明胡文煥編，萬歷胡氏文會堂刻本清方功惠跋;《百川學海》本，《資暇録》一卷，明吳永編;《學海類編》本，《資暇集》三卷，清曹溶編，清道光十一年晁氏活字印本;《墨海金壺》本，《資暇集》三卷，清張海鵬編，清嘉慶十三年至十六年張海鵬刻本。
今有：《資暇集》中華書局1985年版，依“顧氏文房小說本”涵芬樓影明本為底本，校以“欽定四庫全書”本;《資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叢書集成初編”本，1988年版。
又名《唐新語》、《大唐世說新語》、《唐世說新語》、《世說》、《大唐新話》等，唐代歷史瑣聞類筆記，劉肅著。劉肅，憲宗元和時人。生卒年、籍貫、字號均不詳。《新唐書·藝文志》說他是“元和中江都主簿”。此書有元和二年(807)自序，署銜為“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
該書記載唐代歷史人物的言行故事，起自唐初，迄于代宗大歷年間，多取材于《朝野僉載》﹑《隋唐嘉話》等書。體例則仿《世說新語》，分匡贊﹑規諫﹑極諫﹑剛正﹑公直﹑清廉﹑持法﹑政能﹑忠烈﹑節義﹑孝行﹑友悌﹑舉賢﹑識量﹑容恕﹑知微﹑聰敏﹑文章﹑著述﹑從善﹑諛佞﹑厘革﹑隱逸﹑褒錫﹑懲戒﹑勸勵﹑酷忍﹑諧謔﹑記異﹑郊禪等30門類﹑13卷。書后有總論一篇，表明作者的意圖是以前事為鑒戒。此書以記言為主，但皆因事而記，可由此窺知高祖至代宗朝政治事件和社會風尚，其中有些記載較兩《唐書》為勝，還有一些地方可補兩《唐書》的缺漏：(1)有一些為兩《唐書》未載的重要人物事跡，如李淵起兵太原后，李靖在長安捕殺李淵親族，李淵克長安后欲殺之，臨刑赦免，后李靖任岐州刺史時，被誣告謀反，賴某御史解救，而兩《唐書》李靖傳皆失載。(2)有不少兩《唐書》無傳的官吏的事跡，賴此書得以流傳。(3)有些不見于兩《唐書》的疏奏、彈文、手詔、榜文的片段，賴此書保存下來。(4)書中也記載了不少有關詩文的材料，尤其是“文章”門，錄存初唐及開元初人所作詩歌多首，并敘其本事，間載時人評論，為后來編集和研究。
唐詩。
者所取材。如敘述玄宗命張說、徐堅、韋述等輯錄《初學記》的經過。使我們得知古代類書是為了。
作文。
速成、取材方便而輯撰，也使我們了解《初學記》比前代類書在編排、體例上的優長。另外，像張說對楊炯“恥居王后，愧在盧前”自白的。
評語。
也也首建于該書。
《大唐新語》有明嘉靖潘玄度刻本﹑及明人抄本殘卷刻本，改題《大唐世說新語》或《唐世說新語》。《四庫全書》據《新唐書·藝文志》恢復原名;《四庫全書》文津閣寫本;《稗海》本。以《稗海》本較為通行。
今有：《大唐新語》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大唐新語》許德楠﹑李鼎霞點校，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1984年版。該本以《稗海》本為底本，以明代嘉靖潘玄度刻本﹑《四庫全書》本等對校，末附佚文及有關序跋;《大唐新語譯注》何正平、王德明等譯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大唐新語》，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20xx年版。
唐代歷史瑣聞類筆記，趙璘著。趙璘，字澤章。平原(今屬山東)人生卒年不詳。大和八年(834)進士及第。開成三年(838)博學鴻詞登科，大中七年(853)為左補闕。后官衢州刺史。由于趙璘是唐德宗時宰相趙宗儒的侄孫、關中貴族柳氏的外孫，家世顯赫，多識朝廷典故，故所記多為第一手材料。《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書“雖體近小說，而往往足與史傳相參”。
《因話錄》共6卷，分為5部，所記皆唐代事。以音樂“宮商角徵羽”分卷：卷一“宮部“為君，記帝王;卷二、卷三“商部”為臣，記公卿;卷四“角部”為人，記不仕者，并附以諧戲;卷五“徵部”為事，多記典故;卷六“羽部”為物，記無所歸附的見聞雜事。在唐人筆記中，《因話錄》涉及的方面較廣。如卷五談御史臺故實，極為詳細，又敘高宗時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武后朝御史臺有左右肅政稱號，均可以印證《唐書》中有關官制的記載。書中敘及元和以后文壇情況(卷三)以及文淑僧講經(卷四)、女優弄假官戲(卷一)等事，都可供治文學史、戲曲史者參考。該書文字比較淺近通俗，也是一大特點。但其中也有失實之處，如卷一記劉禹錫除播州刺史一條，其細節就與當時事實有出入，為司馬光《通鑒考異》所指摘。
今有：《因話錄》，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唐國史補因話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因話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唐代記述唐代教坊制度和軼聞的筆記，1卷。崔令欽撰。崔令欽，生卒年不詳，唐博陵(今定州)人。玄宗開元年間官著作佐郎，歷左金吾衛倉曹參軍。肅宗朝遷倉部郎中，官終國子司業。
教坊是古代管理宮廷音樂的官署，唐代開始設置，專管雅樂以外的音樂、歌唱、舞蹈、百戲的教習、排練、演出等事務。它是唐代宮廷樂伎聚居之地。教坊樂伎大多是女子，演出歌舞和樂曲，為皇家宮廷服務。《教坊記》系撰者為左金吾(掌東城戒備防務的主官)倉曹參軍時，教坊中下屬官吏為其所述的教坊故實，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主要記述了開元年間教坊制度、有關軼事及樂曲的內容和起源。開始部分記述樂伎日常生活以及學藝和演出情況，中間列出325首曲名，包括《獻天花》、《和風柳》、《美唐風》等大曲46個，一般曲目278個，最后還說明若干樂曲和歌舞的來源，是研究盛唐音樂、詩歌的重要資料。宋代晃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說開元中教坊特盛，令欽記之，率皆鄙俗，非有益于正樂也。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雖然有同感，卻又看到本書后記諄諄于聲色之亡國，意在示戒，其風旨有中取者，同時特別指出書中所列曲調名足為詞家考證。
《教坊記》最早刻本為南宋《類說》本，曾慥編。另有《說郛》百卷本，元陶宗儀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儼山書院及青藜館原刻本;明嘉靖間(1522—1566)陸楫本;明天啟六年(1626)刻本;《古今逸史》收錄本明弘治間(1488一1505)郁文博補足百卷本;明末陶珽校訂一百二十卷抄本;明崇禎間(1628—1644);《續百川學海》本清順治三年(1646)重印121卷本;《唐人說薈》本，清陳蓮塘編，乾隆五十七年(1792)原刻本，清嘉慶、光緒間(1796—1908)重刻本，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清道光元年(1821)酉山堂復明刻本;民國四年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民國十六年(1927)上海涵芬樓據明本排印本;《古今說海》本;《五朝小說大觀》收錄本;《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收錄本;《香艷叢書》收錄本，清宣統三年(1911)上海圖書公司鉛印。今存較早善本為明鈔《說郛》本與《古今說海》本。
今有：《教坊記》文學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用宋刻補足明刻景印本;《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收錄本，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刊印;《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收錄本，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教坊記箋訂》，任半塘箋注，中華書局1962年版，亦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教坊記》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20xx年版。
唐代反映京城歌妓生活的筆記。孫棨撰。孫棨，字文威，自號無為，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詳，約唐昭宗龍紀中和(889)前后在世。曾官侍御史及中書舍人。一說曾為翰林學士，岑仲勉《補唐代翰林兩記》以為此說不可信。著有《北里志》一卷，寫成于中和四年(884)。
《北里志》記載中和以前長安(今陜西西安)城北平康里的歌妓生活，故名《北里志》。記大中進士游俠平康事。孫光憲以為棨意在譏當時宰相盧杞。書中反映了當時士人生活的一個側面，有少數條目也反映了歌妓們的痛苦和對愛情的追求，并保存了一些文士和歌妓的詩歌作品，為后來編集唐詩者所采錄。
《北里志》中國歷史上第一本記載娼妓的專著。它有助于我們了解唐代市井妓女這一歷史群體發展的整體特點，以及市井妓業逐漸成為一門行業所反映出的歷史內涵，以及它在整個唐代社會及由唐入宋的社會變革所起的作用。如“東回三曲”一則所記妓女的級別、來源、老鴇與妓女的關系、妓女的生活起居等，可供“中國娼妓史”和“中國社會史”提供原始資料：“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墻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為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曲，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于此竊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事皆彩版以記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為之。諸女自幼丐，有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為漁獵，亦有良家子為其家聘之，以轉求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甚急，微涉退怠，則鞭樸備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為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為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比見東洛諸妓，體裁與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筋之態，勤參請之儀，或未能去也”。“北里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為下婢，而納資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益有期于諸妓也”。
中國古代文學讀書筆記（優秀15篇）篇四
唐代歷史瑣聞類筆記，三卷。李肇著。李肇，約唐憲宗元和(813)前后在世，字號、里居、生卒年均不詳，在世。累官尚書左司郎中，遷左補闕，入翰林為學士。元和中，坐薦柏耆，自中書舍人左遷將作監。據《國史補》卷首作者自序，本書成于穆宗朝，作者時為尚書左司郎中，系續劉餗《傳記》(即《隋唐嘉話》)而作，連卷數也同于劉書，不過比劉書少講些怪異，多講些史實習俗。除《國史補》外，尚著有《翰林志》一卷，并傳于世。
《國史補》共記事308條，其中上卷、中卷各103條，下卷102條，所記均是宣宗開元年間到穆宗長慶年間軼事瑣聞。每條全用五個字標題，如“李白脫靴事”、“張旭得筆法”、“王摩詰辨畫”等。上、中卷記事大體按時間順序排列，下卷則雜記各類典故制度。所記大致有：(1)唐代官場中的一些制度和習俗，如宰相沙堤、火城、堂案、堂帖等，還有官場中的稱謂，使職的設立及名目。(2)科舉制度方面的典故、軼聞，后均被王定保收入《唐摭言》中。(3)官吏、名人的軼聞，如韓愈登華山、李白脫靴等，這一類所占比例最大。(4)社會風俗，如京城尚牡丹，一本有直數萬者，流俗重碑志，以重價求文，以及達官爭娶士族女等。(5)各地產物，如酒、茶、紙的名品和產地。(6)流行的游戲，如長行、雙陸、彈棋、圍棋、博戲等。(7)工商業情況，如長安藥商宋清、揚州王四舅、俞大娘航船以及安南、廣州的外國船等。作者在序中說他編這部書不談鬼神、報應、夢卜等等，而要“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誡，采風俗、助談笑”，不過書中仍有少量像“淮水無支祁”、“烏鬼報王稹”等談怪異、言報應的故事，但大多數皆為唐代人物傳說、典故風俗等種種記載，對全面了解唐代社會具有極其重要且十分特殊的功用和價值。《太平廣記》征引此書達133處之多。其中“唐衢痛哭”和“懷素筆冢”還被后人引為典故;李勉開脫的囚犯反以怨報德的故事也被明代馮夢龍改編成《醒世恒言》中的“李汧公窮邸遇俠客”。
1957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據《學津討原》本標點排印，收入”中國文學參考小叢書”。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用古典文學出版社本重印。
中國古代文學讀書筆記（優秀15篇）篇五
北宋一部涉及天文、歷法、物理、化學、生物、歷史、文學等多方面的綜合類筆記，二十六卷，沈括撰。沈括(1031～1095)，字存中，杭州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科學家、政治家。1歲時南遷至福建的武夷山、建陽一帶，后隱居于福建的尤溪一帶。仁宗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進士。神宗時參與王安石變法。熙寧五年(1072)提舉司天監，次年赴兩浙考察水利、差役。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出使遼國，駁斥遼的爭地要求。次年任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整頓陜西鹽政。后知延州(今陜西延安)，加強對西夏的防御。元豐五年(1082年)以宋軍于永樂城之戰中為西夏所敗，連累被貶。晚年以平生見聞，在鎮江夢溪園撰寫了《夢溪筆談》。
沈括的科學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精研天文，首先研究并改革了渾儀、浮漏和影表等舊式的天文觀測儀器，他所提倡的新歷法，與今天的陽歷相似;物理學方面，他記錄了指南針原理及多種制作法;發現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歐洲早了四百多年;又曾闡述凹面鏡成像的原理;還對共振等規律加以研究。在數學方面，他創立“隙積術”(二階等差級數的求和法)、“會圓術”(已知圓的直徑和弓形的高，求弓形的弦和弧長的方法);地質學方面，他對沖積平原形成、水的侵蝕作用等，都有研究，并首先提出石油的命名;醫學方面，對于有效的方藥，多有記錄，著有《沈存中良方》(得稱《良方》)，在《夢溪筆談》、《補筆談》中，均有涉獵，如提及秋石之制備，論及四十四種藥物之形態、配伍、藥理、制劑、采集、生長環境等。其《良方》由后人與蘇軾之《醫藥雜說》合并，成《蘇沈良方》，現有多種版本行世。此外，他對當時科學發展和生產技術的情況，如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金屬冶煉的方法等，皆詳為記錄。沈括文武雙全，不僅在科學上取得了輝煌的成績，而且為保衛北宋的疆土也做出過重要貢獻。在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擔任河北西路察訪使和軍器監長官期間，他攻讀兵書，精心研究城防、陣法、兵車、兵器、戰略戰術等軍事問題，編成《修城法式條約》和《邊州陣法》等軍事著作，把一些先進的科學技術成功地應用在軍事科學上。同時，沈括對弓弩甲胄和刀槍等武器的制造也都作過深入研究，為提高兵器和裝備的質量做出了一定貢獻。
《夢溪筆談》大約成書于1086年-1093年，包括《筆談》、《補筆談》、《續筆談》三部分，收錄了沈括一生的所見所聞和見解。《筆談》二十六卷，分為十七門，依次為“故事、辯證、樂律、象數、人事、官政、機智、藝文、書畫、技藝、器用、神奇、異事、謬誤、譏謔、雜志、藥議”。《補筆談》三卷，包括上述內容中十一門。《續筆談》一卷，不分門。全書共六百零九條(不同版本稍有出入)，內容涉及天文、歷法、氣象、地質、地理、物理、化學、生物、農業、水利、建筑、醫藥、歷史、文學、藝術、人事、軍事、法律等諸多領域。在這些條目中，屬于人文科學例如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音樂等方面的，約占全部條目的18%;屬于自然科學方面的，約占總數的36%，其余的則為人事資料、軍事、法律及雜聞軼事等約占全書的46%。
從內容上說，它以多于三分之一的篇幅記述并闡發自然科學知識，這在筆記類著述中是少見的。如《技藝》正確而詳細記載了“布衣畢升”發明的泥活字印刷術，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關于活字印刷的可靠史料，深受國際文化史界重視。“辯證”門談韓愈畫像條使我們了解從北宋就產生并沿襲下來的一個錯誤：把五代韓熙載的寫真當成韓愈的畫像。此外，北宋其他一些重大科技發明和科技人物，也賴本書之記載而得以傳世。如記載喻皓《木經》及其建筑成就、水工高超的三節合龍巧封龍門的堵缺方法、淮南布衣衛樸的精通歷法、登州人孫思恭解釋虹及龍卷風、河北“團鋼”“灌鋼”技術，羌人冷作冶煉中對“瘊子”的應用、“浸銅”的生產等，均屬科技史上珍貴史料。因為沈括本人具有很高的科學素養，他所記述的科技知識，基本上反映了北宋的科學發展水平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
《夢溪筆談》被西方學者稱為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英國學者李約瑟譽為“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已有多種外語譯本。其中日本早在19世紀中期，就用活字版排印了沈括的這部名著，是世界上最早用活字版排印《夢溪筆談》的國家。從1978年起，日本又分三冊陸續出版了《夢溪筆談》的日文譯本。
中國古代文學讀書筆記（優秀15篇）篇六
唐代考據辨證類筆記，封演著。封演(生卒年不詳)，渤海蓨(今河北景縣)人。天寶中為太學諸生，十五載(756)登進士第。至德後為相衛節度使薛蒿從事，檢校屯田郎中。大歷七、八年間(772-773)曾權邢州刺史。八年薛蒿卒，復佐其子。大歷十年隨其子投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為從事。承嗣卒，繼佐其子田悅。建中三年(782)田悅稱王，偽署司刑侍郎。貞元中仍在魏博佐田氏，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十六年(800)尚在世，約卒貞元末。封演除《封氏聞見記》外，另有《古今年號錄》一卷、《續錢譜》一卷，皆佚。
《封氏聞見記》為研究唐代社會和文學的重要歷史資料。今本十卷。前六卷記述掌故、考證名物;七八兩卷多記古跡，附以雜論;后兩卷則專述唐代士大夫的遺事軼聞。全書編排也極有條理，凡一百門，皆兩字為題，如道教、儒教、文字、貢舉等等。所涉及范圍很廣，既有科舉、銓選等政治制度，又有壁記、燒尾等官場習俗，也有婚儀、服飾、飲食、打球、拔河、繩技等社會生活，此外還有碑碣、羊虎、紙錢、石鼓等名物的講說，緣此常為研究唐代文化之所取材。在流傳至今的唐人筆記中，《封氏聞見記》享有很高的聲譽，《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語必征實”、“源委詳明”。
《封氏聞見記》的版本《雅雨堂叢書》本;《叢書集成》本。
今有：《封氏聞見記》趙貞信校注，中華書局1958年版，該版以《雅雨堂叢書》本為底本，并補佚文，較為精善。再版。
中國古代文學讀書筆記（優秀15篇）篇七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時期，我國產生了最初的文字——甲骨文。
“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出自《呂氏春秋·古樂》。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出自《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勿作，草木歸其澤。”出自《禮記·效特性》。
《詩經》婚戀詩的基本內容：抒發戀愛和相思的甜蜜，表現戀愛的曲折，寫夫婦間深摯情愛，棄婦詩。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出自《關雎》。
我國古代第一部歷史文集《尚書》，它以記言為主。《逸周書》，本命《周書》，向來被視為《尚書》的余篇或逸篇。
《戰國策》雜記東周、西周及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各國之事。它敷載當時謀臣策士縱橫捭闔的斗爭及其策謀或說辭，所記以戰國時縱橫家的事跡、言論為多。經西漢劉向整理編訂，成33篇。
諸子。
散文。
發展的三個階段?
1、春秋末至戰國初，有《老子》《論語》和《墨子》。
2、戰國時期，有《孟子》和《莊子》。它們開始擺脫語錄體，往往是長篇大論，說理暢達，文辭富贍，是說理文的進一步發展，很多篇章形象生動，比喻，寓言疊出，行文的波瀾起伏，有比較濃厚的文學色彩。
3、戰國后期，有《荀子》和《韓非子》。它們議題集中，邏輯嚴密，說理透徹，文辭富麗，是先秦說理文的高峰。
《呂氏春秋》是秦相呂不韋組織其門客集體編纂的。秦代散文，多出于李斯。
學到了一個知識點，“互見法”。
互見法：《史記》寫人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傳記中表現這個人物主要的經歷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點，而其它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點則置入別人的傳記中去描述。這個方法被稱為“互見法”，如《高祖本紀》。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記事年代起自高祖元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其體例，基本繼承《史記》，只是改“書”為“志”，又取消“世家”，并入“傳”。全書100篇，分為十二本紀，八表，十志，七十傳。
《古詩十九首》的離情別緒，表現為思鄉和懷人。另一個重要的主題，是表現游士對生存狀態的感受和他們對人生的某些觀念。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評論《古詩十九首》說：“五言之冠冕也”。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的藝術特色：體現了作者辭官歸隱的意志和純潔高曠的品行，是一篇脫離仕途，回歸田園的宣言。文中所寫的歸途情景，與家人團聚的情景以及來年春耕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詞，從中可見詩人對自由向往。文中不乏華采的段落，跌宕的節奏，輕快的行文，將作者擺脫官場回歸田園的欣喜之情表現得極為生動。
南北朝時期文壇上的重要現象就是駢文的出現和流行。駢文是一種具有均衡對稱之美的文體，它實際上是廣義散文的一部分。
駢文的主要特征：對偶、用典、聲律、辭藻。
隋統一全國后，融合南北文學之長，探索創造新文學。其中有一股力量就是北齊、北周的舊臣，如盧思道、楊素、薛道衡等。
初唐四杰：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王勃。
文章四友：杜審言、蘇味道、李嶠、崔融。
孟浩然山水詩的風格特點：平淡自然，不求工為自工。自然平淡是孟浩然山水詩的風格特點，盡管他的詩中也有刻畫細致，用字精審的工整偶句，如“無邊樹若薺，江畔舟如月”，但非有意模山范水，只是一時興到之語。觀其全詩，多以單行之氣運筆，一氣渾成，無刻畫之跡，妙在自然流走、沖淡閑遠，不求工而自工。
“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出自《臨洞庭湖贈張丞相》。
1、李白詩歌對后世的巨大影響，首先是他詩歌作品中反映出來的人格力量和個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催眉折腰事權貴”的獨立人格，那“戲萬乘若僚友，視同列如草芥”的凜然風骨，那與自然冥一的瀟灑風神，曾經吸引過無數士人。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那種人格意識受到正統思想壓抑的文化傳統中，李白狂放不受約束的純真的個性色彩，無疑有著巨大的魅力。
2、他詩歌的豪放飄逸的風格、變化莫測的想象、清水芙蓉的美，對后來的詩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蘇軾、陸游等大家，都曾受到他的影響。
杜甫詩：一是虛心學習前人經驗，不薄今人愛古人;二是作詩兼備眾體，風格多樣化;三是功力深厚，能自鑄偉辭。杜甫于各種詩歌體裁都很擅長，并能推陳出新。他的五言古詩、五言排律、七言古詩、七言律詩都很擅長，形成沉郁頓挫的主導風格，還有蕭散自然、平淡簡易和含蓄委婉等諸多變化。
韋應物和劉長卿是大歷至貞元年間活躍于詩壇上的詩人中的佼佼者。
白居易把自己的詩分為四類：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白居易的諷喻詩在思想內容上體現“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創作精神，在形式上追求“其辭質而往，其言直而切，事核而實，體順而肆”的形式。在詩中充分暴露出當時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體現出對社會、對政治、對人民的強烈正義感，具有不朽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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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山石》如何體現“以文為詩”的特點?
《山石》是有獨創性，將散文句法引進詩歌，汲取游記散文的特點，詳記游蹤，而又詩意盎然，體現出其“以文為詩的特點。
此詩氣勢遒勁，風格壯美，按時間順序，依次記述游蹤。全詩單行順接，不用偶句，不事雕琢。在結構安排上，以濃麗的色彩來點染景物，以清淡的筆觸來抒發情懷;在表現手法上，較為自由的散文筆調，極富詩意。《山石》“以文為詩”的特點表現在：
1、謀篇上：它是一般山水游記的順序，再加上后幾句的議論。通讀全詩，我們不難發現它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傳統的游記文的寫法，按照行程的順序，敘寫從“黃昏到寺”、“夜深宿寺”到“天明辭寺”的所見、所聞和所感，是一篇詩體的山水游記。
2、語言上：語句清新自然，特別是在煉字方面，非常新穎。如：“大”和“肥”，雖是很尋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蕉葉和梔子花上，特別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蕉葉和梔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觀景物的特征，增強了形象的鮮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贊美它們。
3、取景上：選取的畫面具有獨到性，構成獨特的意境。在這一夜到晨的所見所聞中，選用了色彩濃淡明暗變化的若干圖景，錯落交疊，如“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寫出暮色蒼茫中的“暗”;下兩句寫芭蕉與梔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寫以火把觀壁畫，是明中有暗;而夜臥無聲時“清月出嶺光入扉”，又是暗中來明;“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霖”，則是天色蒙蒙亮時的山嵐彌漫;而下接“山紅澗碧紛爛漫”，則又豁然一明。這樣，就在讀者腦際留下了視感極強的連續圖景。全詩流暢中見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顯得很自然。
綜上：
《山石》一詩，采用一般山水游記散文的敘述順序，從行至山寺、山寺所見、夜看壁畫、鋪床吃飯、夜臥所聞、夜臥所見、清晨離寺一直寫到下山所見，娓娓道來，讓人身歷其境。
全詩以時間為序寫游蹤，以移步換形法寫見聞，以議論突出主題，正體現出韓詩的散文化傾向;而詩境如畫，語言平易，風格清新。
李賀《李憑箜篌引》如何表現音樂?
李賀的《李憑箜篌引》被譽為。
唐詩。
中描寫音樂題材的名篇。此詩最大的特點是想象奇特，形象鮮明，充滿浪漫主義的色彩。縱觀全篇，此詩寄托著詩人的情思，曲折而又明朗地表達出他對樂曲的感受和評價。
詩的起句開門見山，把人們帶入了一個不同凡響的音樂世界。“吳絲蜀桐”寫箜篌的構造精良，借以襯托演奏者技藝的高超。二、三兩句寫樂聲，詩人從客體(“空山凝云”之類)落筆，以實寫虛，把本來訴于聽覺的音樂聲響轉變成具體可見的生動形象。移情于物，把云彩寫成具有人的聽覺功能和思想感情，空山凝云和湘娥素女互相補充，極力烘托出箜篌聲響的神奇美妙，具有“驚天地、泣鬼神”的魅力。前四句，詩人先寫琴，再寫聲，后寫人，有先聲奪人的藝術力量。
接著詩人從更多的側面描摹箜篌奇異變幻樂聲。五、六句正面寫樂聲。“昆山”句以聲寫聲，著重表現樂聲的起伏變化。“芙蓉”句則以形寫聲，刻意渲染樂聲的優美動聽。詩人用“芙蓉泣露”摹寫琴聲的悲抑，而“香蘭笑”顯示琴聲的歡快。從第七句起到篇終，都是寫音響效果。其中，“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一個“逗”字把樂聲強大的藝術魅力和奇幻瑰麗的景象緊緊聯系起來。后幾句運還用神話傳說的形象，進一步烘托出李憑演奏技巧的高超和樂聲無與倫比的藝術魅力。
1、異于常人、天馬行空的想象幻想。
2、側面烘托的手法。
3、浪漫主義的手法。
4、運用夸張的手法來表現音樂。
5、運用典故來表現音樂之美。例如：“女媧補天”的典故。
6、襯托的手法，運用“石破天驚”、“秋雨”襯托音樂的優美。
7、動靜結合的手法。例如“夢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濕寒兔”，運用了動靜結合的手法，作出進一步的烘托。
8、將抽象感轉化為形象感。詩人將自己對于箜篌聲響的抽象感覺、感情與思想借助聯想和想象轉化成清晰可見的鮮明的具體形象。詩人取譬設喻意象，如昆山之玉、高貴的鳳凰、俏麗的芙蓉、幽蘭的香花，都能給人以一種特殊的美感。
綜上：
李賀用大膽的夸張、神奇的想象、瑰麗的比喻，鬼泣神驚，極其浪漫。李賀此詩運用瑰麗的想象，新穎的比喻，奇特的夸張，把訴之于聽覺的音樂聲響表現為具體生動的藝術形象，創造出飄逸雋永的詩的意境，令人耳目一新。
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是什么?
關于《長恨歌》的主題，歷來都有愛情說、諷喻說、兩者兼有的爭論。我持愛情說的觀點。我覺得通篇是以“情”作為主旋律，讓主人公的情去感動讀者，使之產生共鳴，進一步說明唐明皇、楊貴妃形象的審美意義。
詩人通過他筆下詩化的故事，向我們呈現了所謂的“長恨”。根據全詩的內容和情節發展，可將詩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從“漢皇重色思傾國”至“盡日君王看不足”，敘述了安史之亂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終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貴妃。貴妃進宮后恃寵而嬌，不但自己“新承恩澤”，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復渲染唐玄宗得貴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開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劇因素，又喚起和統領著全詩。第二層從“漁陽鼙鼓動地來”至“回看血淚相和流”，寫安史之亂，玄宗逃難，被迫賜死貴妃，寫出了“長恨”的內因，是悲劇故事的基礎。詩人有意將因玄宗荒淫誤國所造成的安史之亂進行了淡化處理，對二人的生離死別則著意形容，讀者受到的是悲劇氣氛的感染而不是歷史的理性批判。第三層從“黃埃散漫風蕭索”至“魂魄不曾來人夢”，描述了楊貴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懷憶舊，行宮見月，夜雨聞鈴，是一片“傷心色”和“斷腸聲”。長安收復以后回朝時，重過馬克，“不見玉顏空死處”。回宮后，池苑依舊，物是人非，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使人覺得蕩氣回腸。第四層從“臨邛道士鴻都客”至“此恨綿綿無絕期”，寫玄宗派方士覓楊貴妃之魂魄，重在表現楊妃的孤寂和對往日愛情生活的憂傷追憶。詩人運用浪漫主義手法，上天入地，后終在虛無縹渺的仙山上讓貴妃以“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的形象再現于仙境。
《長恨歌》一篇歌頌愛情的詩篇。所寫的歷史題材是依照史實想像而成的愛情故事。而“情”的渲泄已超脫于帝王妃子間的感情糾葛，而更多地帶有詩人的主觀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歷史事實的范圍，將主觀愿望與客觀現實的矛盾沖突表現無余。結尾“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二句，是愛情的嘆息與呼聲，是對于愛情受命運捉弄，是愛情被政治倫理摧殘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時空而進入無極之境。這樣，詩人便以“長恨”表現了愛情的長存，亦即點明全詩的主題。
愛情說：1、文本的描寫—材料的取舍—美化楊貴妃的形象。政治比重小，大篇幅寫李楊的愛情，還原到人的高度，楚楚可憐的女性。2、白居易本人的表述(分類)：諷喻詩、感傷詩。
中國古代文學讀書筆記（優秀15篇）篇八
又作《資暇錄》，三卷，唐代考據辨證類筆記，李匡乂撰。舊本或題李濟翁，蓋宋刻本避宋太祖趙匡胤諱，以其字署之。李匡乂，又作李匡文，晚唐人，字濟翁，宰相李夷簡子，約生于唐憲宗元和初(806)，初任洛陽主簿兼圖譜官。據郁賢皓《唐刺史考》，李匡乂在宣宗大中、懿宗咸通年間曾任漳州刺史、房州刺史。僖宗幸蜀，李匡文隨至成都。昭宗時先后任太子賓客、賀州刺史、宗正少卿、宗正卿。尋卒，年約八十多歲。著述除《資暇錄》外，尚有《唐皇室維城錄》、《十代鐲疑史目》、《漢后隋前瞬貫圖》、《兩漢至唐年紀》等凡十二種。
《資暇錄》上卷多糾正俗說之謬，如“李”字，除水果名、地名、姓氏之外，更無別義，《左傳》“行李之往來”乃錯字;又如“挽歌”始于春秋;“押衙”應作“押牙”等。下卷多談物品，如記畢羅、琴甲、茶托子、書題簽、席帽、承床等，都有益于考據。此外像論證《文選》五臣注盡出于李善之注反排斥李善之說等，亦有新意。書中雖有一些誤解、謬說，為宋人所駁斥，但就全書而言，還是有價值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其價值云：“此書上篇正誤，中篇談原，下篇本物。全書均考證之文….謂《論語》宰子晝寢作畫寢，乃梁武帝之說;傷人乎不問馬，不字斷句，乃經典釋文之說，均不始於韓愈筆解;謂五臣注《文選》竊據李善之本;謂韓愈《諱辨》誤以杜度為名;謂有母之人不可稱舅氏為渭陽;謂作《詩疏》之陸璣名從玉傍，非士衡;謂萬幾字訛作機由漢王嘉封事;謂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閣下之別，竹甲題簽、門杖之始，皆引證分明，足為典據”。
叢書本：《說郛》本資暇集》三卷，明陶宗儀編，明·鈕氏世學樓抄本，清順治三年李際期宛委山堂刻本;《百家名書一百三種》本《新刻資暇集》三卷，明胡文煥編，萬歷胡氏文會堂刻本清方功惠跋;《百川學海》本，《資暇録》一卷，明吳永編;《學海類編》本，《資暇集》三卷，清曹溶編，清道光十一年晁氏活字印本;《墨海金壺》本，《資暇集》三卷，清張海鵬編，清嘉慶十三年至十六年張海鵬刻本。
今有：《資暇集》中華書局1985年版，依“顧氏文房小說本”涵芬樓影明本為底本，校以“欽定四庫全書”本;《資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叢書集成初編”本，1988年版。
中國古代文學讀書筆記（優秀15篇）篇九
今天，我讀了一本書叫做《中國古代神話》。其中，我最喜歡的人是《盆子里的孩子》中的老爺爺。因為他獲得了一個寶盆，這個寶盆里的圖畫一到晚上就變成真的，而從盆子里的水珠掉出來都會變成珍珠，他把這珍珠分給大家不小氣。所以我喜歡他。我從他身上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我們要常常助人為樂。
我也常做助人為樂的事。我記得那是我讀三年級的時候，那時我上完體育課在排隊回家，在隊伍行走時，我看到了二年級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也排隊出來，突然，他們隊伍中有一個人一不小心紅領巾脫落下來，掉在了地上。看到紅艷艷的紅領巾躺在地上，我跟老師說了要去撿起來，老師同意了，我就跑過去撿起紅領巾跑到二年級所在的地方，誰料他們的隊伍剛解散，我問來問去，終于找到了紅領巾的主人。我發現他是一個小弟弟，我把他的紅領巾給回了他。這才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我的隊伍，排好隊回家。
我覺得《中國古代神話》太有趣了，從中我們還可以學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你也去看看吧。（莫繼淵）。
中國古代文學讀書筆記（優秀15篇）篇十
女媧補天后，天地還沒有完全恢復到原貌。據說從那以后，西北的天空，就開始略有些傾斜，因此太陽、月亮、星星都不自覺地要朝那邊跑，落向傾斜的西天;東南的大地，陷下了一個巨大的深坑，所以大川小河里的水，也都不由自主地要朝東南奔流，將水源源不斷地灌注到那里，就成了海洋。
請不要發愁。據說在渤海的東邊，不知道幾億萬里的地方，有這么一個大壑，這個大壑之深簡直無法預測，名叫“歸墟”。百川海洋里的水，通通往這兒流。歸墟里面的水，總保持平常的狀態，既不增加，也不減少。
歸墟里面，有五座神山，就是岱輿、員嶠、方丈、瀛洲、蓬萊。每座神山高三萬里，周圍也是三萬里。山和山的距離是七萬里。山上有黃金打造的宮殿，白玉筑成的欄桿，是神仙們安樂的家。那上面所有的飛禽走獸都是白色的。到處都生長著珍珠和美玉的樹，這些樹也開花結果，結的果子就是美玉和珍珠，味道非常甜美，吃了能夠長生不老。
仙人們都穿著純白的衣裳，背上生有小小的翅膀。經常可以看到這些小仙人，在大海的上面、在碧藍的高空中，像鳥一樣自由自在地飛翔著，往還于五座神山之間，探望他們的親戚朋友。仙人們的生活是自由、快樂而幸福的。
在快樂幸福的生活中，唯有一件事情不妙：原來這五座神山都是漂浮在大海上的，下面沒有生根，一遇風波，便會漂流不定。這對于神仙們彼此往來，頗有些不便。
有了這樣的困難，他們就派代表到天帝那里去訴苦。
天帝知道了這種情由，也擔心這幾座神山會漂流到天邊去，諸神無家可住。因而便叫海神禺強，派十五只大烏龜，去把五座神山用背馱起來。一只馱著，其余的兩只便在下面守候著，六萬年交換一次，輪流負擔。
這樣一來，神山果然穩定了，住在山上的神仙們，都快樂、平安地過了許多年。
不料有一年，龍伯國的一個大人來到這里，做了一次無心的搗亂。
他閑來無事，有些發悶，帶了一根釣竿，到大洋中去釣魚。走了沒有幾步，這幾座神山便給他周游遍了。舉起釣竿來一釣，六只大烏龜接二連三地被他釣上來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背著這幾只烏龜，就回家去了。可憐岱輿和員嶠兩座神山，卻因此漂流到北極去，沉沒在大海里。住在這兩座神山上的神仙們，都慌慌忙忙地搬家，帶著箱籠帳被在天空中飛來飛去，累得大汗淋漓。
天帝知道此事后，大發雷霆，便把龍伯國的土地削小，把龍伯國人的身量縮短，以免他們再出去到處惹是生非。到伏羲神農時候，這一國人的身量雖然已經縮短到無法再短的程度了，但據當時一般人看來，他們依然有好幾十丈長。
歸墟里的五座神山，沉沒了兩座，還剩三座，就是蓬萊、方丈和瀛洲，還叫那些大烏龜好好地用它們的背背負著，直到以后若干萬年，再沒聽說出過什么亂子。
西湖斷橋，最早叫段家橋。
很早以前，西湖白沙堤，從孤山蜿蜿蜒蜒到這里，只有一座無名小木橋，與湖岸緊緊相連。游人要到孤山去游玩，都要經過這座小木橋，日曬雨淋，橋板經常要爛斷，游人十分不便。
橋旁有一間簡陋的茅舍，住著—對姓段的夫婦。兩人心地善良，手腳勤快，男的在湖里捕魚為生，女的在門口擺個酒攤，賣家釀土酒。因酒味不佳，顧客很少上門，生意清淡。
一天，日落西山，夫婦倆剛要關門，來了一個衣衫襤褸的白發老人，說是遠道而來，身無分文，要求留宿—夜。段家夫婦見他年老可憐，熱情地留他住下，還燒了一條剛從西湖里捕來的鯉魚，打上一碗家釀土酒，款待老人。老人也不客氣，一連飲了三大碗，便倒在床上，呼呼入睡。
第二天早晨白發老人臨別時，說道：“謝謝你們好心款待，我這里有酒藥三顆，可幫助你們釀得好酒。”說罷，取出三顆紅紅的酒藥，告別而去。
段家夫婦將老人的三顆酒藥放在釀酒缸里，釀出來的酒，顏色猩紅，甜醇無比，香氣襲人。從此，天天顧客盈門，段家猩紅酒名揚杭城，生意一天比一天興隆。段家夫婦拆了茅舍，蓋起了酒樓。他們為了感謝白發老人，積蓄了一筆錢，準備好好答謝他。
歲月流逝，一晃三年。這年冬天，西湖大雪，白發老人冒雪來到段家酒樓。夫婦倆一見恩人來到，喜出望外，留老人長住他家。然而老人第二天便要告別。臨別之時，段家夫婦取出三百兩銀子送給老人。老人笑著推辭說：“謝謝你們夫婦—片好心，我這孤單老人，要這么多銀錢何用?你們還是用在最要緊的地方吧!”說罷，便踏雪向小橋走去。段家夫婦站在門口相送，只見老人剛跨上小木橋，腳下一滑，橋板斷啦，老人也跌進了湖里。夫婦倆急忙跑去相救，忽見白發老人立于湖面，如履平地，微笑著向他們揮揮手，漂然而去。
段家夫婦這才知道，白發老人不是凡人。想起老人臨別說的話，使用那筆銀錢在原來的小木橋處，造起了一座高高的青石拱橋，還在橋頭建了一座亭子。從此，游西湖的人，再不怕路滑橋斷啦。
鄉親父老懷念段家夫婦行善造橋的好事，便把這橋稱為段家橋。后來，因為“段”、“斷”同音，便被稱為斷橋。
農歷七月七日是民間的“乞巧”節，婦女們這晚在庭院中擺下酒脯瓜果，虔誠地向夜空膜拜，以盼望織女星賜予技巧。由于詩人的吟詠，畫家的描繪，文人的鋪排，一個凄美的愛情故事，于是流傳人間，纏綿緋惻，委婉動人，這便是牛郎與織女的故事。
《詩經》的《小雅》中有一首詩：
“或以其酒，不認其漿;鞙鞙佩璲，不認其長。
維天有漢，鑒亦有光;跤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服章;睨彼牽牛，不認服箱。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大意是說天上的織女星，坐在織布機旁，無心織絹，卻一心一意地想著銀河對岸的牽牛星，而為之眷念不已。
可見在西周時代，就有了牛郎與織女愛情故事的想像與傳說。《史記天宮書》和《漢書天文志》中，也都有牽牛、織女雙星的記載。晉代宗懷的《荊楚歲時記》里，說織女是天帝的外孫女，七月七日夜晚與牽牛在銀河相會，已經為這個戀愛的故事勾勒出一個鮮明的輪廓。到了南北朝時，任眆在《述異記》中記載：“大河之東，有美女麗人，乃天帝之子，機杼女工，年年勞役，織成云霧絹縑之衣，辛苦殊無歡悅，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憐其獨處，嫁與河西牽牛為妻，自此即廢織紝之功，貪歡不歸。帝怒，責歸河東，一年一度相會。”這項記載準確他講是從“古詩十九首”中獲得靈感，其中的一首描寫《七夕雙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攜素手，扎扎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兒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這首詩比起《詩經》中的那首，更描繪得凄凄切切，道出了一對有情人，兩地相思，愁昔滿懷的悲涼況味。
此外，晉代于寶的《搜神記》中把天上的牛郎與織女雙星，說成是漢代孝子董永夫婦的故事。甫北朝時吳均的《續齊諧記》里記載：“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弟曰：‘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牛郎。’至今云：‘織女嫁牛郎也’。唐代白居易的《長恨歌》中有：“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記述唐玄宗與楊玉環，以牛郎織女為例，共誓白頭之約。
宋代秦少游專門寫過一首《鵲橋仙》：
纖云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總之，以牛郎織女的愛情故事為素材的。
詩詞。
戲曲，不勝枚舉。
綜上所述，可以推斷牛郎與織女的凄美愛情故事，大約是發生在西周時代，當時的奴隸社會，等級十分嚴苛，這個故事就是一般人追求幸福的心聲與飽受壓抑的寫照，托言天上雙星，也就是人間的實情。
據說西周時齊地，也就是今山東一帶，有一貧苦人家，父母早喪，幼弟依兄嫂度日，每日出外牧牛，人們都把他叫作“牛郎”。
牛郎漸漸長大了，他的嫂子一直不喜歡他，于是他牽著一條老黃牛流浪到一片荒山下結茅而居。一面墾荒，一面哭泣，淚珠點點滴滴落地上，不久后就生出一朵朵艷麗的牽牛花來。繼而，有粉蝶雙雙在上面飛舞，小鳥在枝頭碉啾和嗚，叫個不停，田地里也長出了茂盛的莊稼。
老黃牛的來歷不凡，它是天上的金牛星，因觸犯天條而被謫降人間受苦受難，有感于小主人牛郎對它的飼養和愛護，除了感恩圖報辛勤耕作外，還挖空心思想要為牛郎撮合一段美滿的良緣。
終于，金牛星得知天上的七仙女，時常結伴到人間來溜達，甚至在東邊山谷中的明鏡湖里沐浴。于是便在夜間托夢給牛郎，要他第二天清晨天未明時到湖畔，趁仙女們戲水時，取走一件仙女掛在樹上的衣衫，頭也不回地跑回家來，便會獲得一位美麗的仙女做妻子。
中國古代文學讀書筆記（優秀15篇）篇十一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時期，我國產生了最初的文字——甲骨文。
“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出自《呂氏春秋·古樂》。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出自《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勿作，草木歸其澤。”出自《禮記·效特性》。
《詩經》婚戀詩的基本內容：抒發戀愛和相思的甜蜜，表現戀愛的曲折，寫夫婦間深摯情愛，棄婦詩。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出自《關雎》。
我國古代第一部歷史文集《尚書》，它以記言為主。《逸周書》，本命《周書》，向來被視為《尚書》的余篇或逸篇。
《戰國策》雜記東周、西周及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各國之事。它敷載當時謀臣策士縱橫捭闔的斗爭及其策謀或說辭，所記以戰國時縱橫家的事跡、言論為多。經西漢劉向整理編訂，成33篇。
諸子散文發展的三個階段?
1、春秋末至戰國初，有《老子》《論語》和《墨子》。
2、戰國時期，有《孟子》和《莊子》。它們開始擺脫語錄體，往往是長篇大論，說理暢達，文辭富贍，是說理文的進一步發展，很多篇章形象生動，比喻，寓言疊出，行文的波瀾起伏，有比較濃厚的文學色彩。
3、戰國后期，有《荀子》和《韓非子》。它們議題集中，邏輯嚴密，說理透徹，文辭富麗，是先秦說理文的高峰。
第二編秦漢文學。
《呂氏春秋》是秦相呂不韋組織其門客集體編纂的。秦代散文，多出于李斯。
學到了一個知識點，“互見法”。
互見法：《史記》寫人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傳記中表現這個人物主要的經歷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點，而其它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點則置入別人的傳記中去描述。這個方法被稱為“互見法”，如《高祖本紀》。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記事年代起自高祖元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其體例，基本繼承《史記》，只是改“書”為“志”，又取消“世家”，并入“傳”。全書100篇，分為十二本紀，八表，十志，七十傳。
《古詩十九首》的離情別緒，表現為思鄉和懷人。另一個重要的主題，是表現游士對生存狀態的感受和他們對人生的某些觀念。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評論《古詩十九首》說：“五言之冠冕也”。
第三編魏晉南北朝文學。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的藝術特色：體現了作者辭官歸隱的意志和純潔高曠的品行，是一篇脫離仕途，回歸田園的宣言。文中所寫的歸途情景，與家人團聚的情景以及來年春耕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詞，從中可見詩人對自由向往。文中不乏華采的段落，跌宕的節奏，輕快的行文，將作者擺脫官場回歸田園的欣喜之情表現得極為生動。
南北朝時期文壇上的重要現象就是駢文的出現和流行。駢文是一種具有均衡對稱之美的文體，它實際上是廣義散文的一部分。
駢文的主要特征：對偶、用典、聲律、辭藻。
第四編隋唐五代文學。
隋統一全國后，融合南北文學之長，探索創造新文學。其中有一股力量就是北齊、北周的舊臣，如盧思道、楊素、薛道衡等。
初唐四杰：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王勃。
文章四友：杜審言、蘇味道、李嶠、崔融。
孟浩然山水詩的風格特點：平淡自然，不求工為自工。自然平淡是孟浩然山水詩的風格特點，盡管他的詩中也有刻畫細致，用字精審的工整偶句，如“無邊樹若薺，江畔舟如月”，但非有意模山范水，只是一時興到之語。觀其全詩，多以單行之氣運筆，一氣渾成，無刻畫之跡，妙在自然流走、沖淡閑遠，不求工而自工。
“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出自《臨洞庭湖贈張丞相》。
李白詩歌對后世的影響：
1、李白詩歌對后世的巨大影響，首先是他詩歌作品中反映出來的人格力量和個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催眉折腰事權貴”的獨立人格，那“戲萬乘若僚友，視同列如草芥”的凜然風骨，那與自然冥一的瀟灑風神，曾經吸引過無數士人。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那種人格意識受到正統思想壓抑的文化傳統中，李白狂放不受約束的純真的個性色彩，無疑有著巨大的魅力。
2、他詩歌的豪放飄逸的風格、變化莫測的想象、清水芙蓉的美，對后來的詩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蘇軾、陸游等大家，都曾受到他的影響。
杜甫詩：一是虛心學習前人經驗，不薄今人愛古人;二是作詩兼備眾體，風格多樣化;三是功力深厚，能自鑄偉辭。杜甫于各種詩歌體裁都很擅長，并能推陳出新。他的五言古詩、五言排律、七言古詩、七言律詩都很擅長，形成沉郁頓挫的主導風格，還有蕭散自然、平淡簡易和含蓄委婉等諸多變化。
第五編大歷詩壇。
韋應物和劉長卿是大歷至貞元年間活躍于詩壇上的詩人中的佼佼者。
白居易把自己的詩分為四類：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白居易的諷喻詩在思想內容上體現“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創作精神，在形式上追求“其辭質而往，其言直而切，事核而實，體順而肆”的形式。在詩中充分暴露出當時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體現出對社會、對政治、對人民的強烈正義感，具有不朽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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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山石》如何體現“以文為詩”的特點?
《山石》是有獨創性，將散文句法引進詩歌，汲取游記散文的特點，詳記游蹤，而又詩意盎然，體現出其“以文為詩的特點。
此詩氣勢遒勁，風格壯美，按時間順序，依次記述游蹤。全詩單行順接，不用偶句，不事雕琢。在結構安排上，以濃麗的色彩來點染景物，以清淡的筆觸來抒發情懷;在表現手法上，較為自由的散文筆調，極富詩意。《山石》“以文為詩”的特點表現在：
1、謀篇上：它是一般山水游記的順序，再加上后幾句的議論。通讀全詩，我們不難發現它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傳統的游記文的寫法，按照行程的順序，敘寫從“黃昏到寺”、“夜深宿寺”到“天明辭寺”的所見、所聞和所感，是一篇詩體的山水游記。
2、語言上：語句清新自然，特別是在煉字方面，非常新穎。如：“大”和“肥”，雖是很尋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蕉葉和梔子花上，特別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蕉葉和梔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觀景物的特征，增強了形象的鮮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贊美它們。
3、取景上：選取的畫面具有獨到性，構成獨特的意境。在這一夜到晨的所見所聞中，選用了色彩濃淡明暗變化的若干圖景，錯落交疊，如“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寫出暮色蒼茫中的“暗”;下兩句寫芭蕉與梔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寫以火把觀壁畫，是明中有暗;而夜臥無聲時“清月出嶺光入扉”，又是暗中來明;“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霖”，則是天色蒙蒙亮時的山嵐彌漫;而下接“山紅澗碧紛爛漫”，則又豁然一明。這樣，就在讀者腦際留下了視感極強的連續圖景。全詩流暢中見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顯得很自然。
綜上：
《山石》一詩，采用一般山水游記散文的敘述順序，從行至山寺、山寺所見、夜看壁畫、鋪床吃飯、夜臥所聞、夜臥所見、清晨離寺一直寫到下山所見，娓娓道來，讓人身歷其境。
全詩以時間為序寫游蹤，以移步換形法寫見聞，以議論突出主題，正體現出韓詩的散文化傾向;而詩境如畫，語言平易，風格清新。
李賀《李憑箜篌引》如何表現音樂?
李賀的《李憑箜篌引》被譽為唐詩中描寫音樂題材的名篇。此詩最大的特點是想象奇特，形象鮮明，充滿浪漫主義的色彩。縱觀全篇，此詩寄托著詩人的情思，曲折而又明朗地表達出他對樂曲的感受和評價。
詩的起句開門見山，把人們帶入了一個不同凡響的音樂世界。“吳絲蜀桐”寫箜篌的構造精良，借以襯托演奏者技藝的高超。二、三兩句寫樂聲，詩人從客體(“空山凝云”之類)落筆，以實寫虛，把本來訴于聽覺的音樂聲響轉變成具體可見的生動形象。移情于物，把云彩寫成具有人的聽覺功能和思想感情，空山凝云和湘娥素女互相補充，極力烘托出箜篌聲響的神奇美妙，具有“驚天地、泣鬼神”的魅力。前四句，詩人先寫琴，再寫聲，后寫人，有先聲奪人的藝術力量。
接著詩人從更多的側面描摹箜篌奇異變幻樂聲。五、六句正面寫樂聲。“昆山”句以聲寫聲，著重表現樂聲的起伏變化。“芙蓉”句則以形寫聲，刻意渲染樂聲的優美動聽。詩人用“芙蓉泣露”摹寫琴聲的悲抑，而“香蘭笑”顯示琴聲的歡快。從第七句起到篇終，都是寫音響效果。其中，“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一個“逗”字把樂聲強大的藝術魅力和奇幻瑰麗的景象緊緊聯系起來。后幾句運還用神話傳說的形象，進一步烘托出李憑演奏技巧的高超和樂聲無與倫比的藝術魅力。
【課堂補充】。
1、異于常人、天馬行空的想象幻想。
2、側面烘托的手法。
3、浪漫主義的手法。
4、運用夸張的手法來表現音樂。
5、運用典故來表現音樂之美。例如：“女媧補天”的典故。
6、襯托的手法，運用“石破天驚”、“秋雨”襯托音樂的優美。
7、動靜結合的手法。例如“夢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濕寒兔”，運用了動靜結合的手法，作出進一步的烘托。
8、將抽象感轉化為形象感。詩人將自己對于箜篌聲響的抽象感覺、感情與思想借助聯想和想象轉化成清晰可見的鮮明的具體形象。詩人取譬設喻意象，如昆山之玉、高貴的鳳凰、俏麗的芙蓉、幽蘭的香花，都能給人以一種特殊的美感。
綜上：
李賀用大膽的夸張、神奇的想象、瑰麗的比喻，鬼泣神驚，極其浪漫。李賀此詩運用瑰麗的想象，新穎的比喻，奇特的夸張，把訴之于聽覺的音樂聲響表現為具體生動的藝術形象，創造出飄逸雋永的詩的意境，令人耳目一新。
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是什么?
關于《長恨歌》的主題，歷來都有愛情說、諷喻說、兩者兼有的爭論。我持愛情說的觀點。我覺得通篇是以“情”作為主旋律，讓主人公的情去感動讀者，使之產生共鳴，進一步說明唐明皇、楊貴妃形象的審美意義。
詩人通過他筆下詩化的故事，向我們呈現了所謂的“長恨”。根據全詩的內容和情節發展，可將詩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從“漢皇重色思傾國”至“盡日君王看不足”，敘述了安史之亂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終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貴妃。貴妃進宮后恃寵而嬌，不但自己“新承恩澤”，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復渲染唐玄宗得貴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開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劇因素，又喚起和統領著全詩。第二層從“漁陽鼙鼓動地來”至“回看血淚相和流”，寫安史之亂，玄宗逃難，被迫賜死貴妃，寫出了“長恨”的內因，是悲劇故事的基礎。詩人有意將因玄宗荒淫誤國所造成的安史之亂進行了淡化處理，對二人的生離死別則著意形容，讀者受到的是悲劇氣氛的感染而不是歷史的理性批判。第三層從“黃埃散漫風蕭索”至“魂魄不曾來人夢”，描述了楊貴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懷憶舊，行宮見月，夜雨聞鈴，是一片“傷心色”和“斷腸聲”。長安收復以后回朝時，重過馬克，“不見玉顏空死處”。回宮后，池苑依舊，物是人非，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使人覺得蕩氣回腸。第四層從“臨邛道士鴻都客”至“此恨綿綿無絕期”，寫玄宗派方士覓楊貴妃之魂魄，重在表現楊妃的孤寂和對往日愛情生活的憂傷追憶。詩人運用浪漫主義手法，上天入地，后終在虛無縹渺的仙山上讓貴妃以“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的形象再現于仙境。
《長恨歌》一篇歌頌愛情的詩篇。所寫的歷史題材是依照史實想像而成的愛情故事。而“情”的渲泄已超脫于帝王妃子間的感情糾葛，而更多地帶有詩人的主觀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歷史事實的范圍，將主觀愿望與客觀現實的矛盾沖突表現無余。結尾“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二句，是愛情的嘆息與呼聲，是對于愛情受命運捉弄，是愛情被政治倫理摧殘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時空而進入無極之境。這樣，詩人便以“長恨”表現了愛情的長存，亦即點明全詩的主題。
中國古代文學讀書筆記（優秀15篇）篇十二
一部記載唐代瑣聞軼事的筆記，張鷟著。張鷟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四)文言小說別集《游仙窟》。《朝野僉載》為作者耳聞目睹的社會札記，內容十分廣泛，記述了唐代前期朝野遺事軼聞，尤以武后朝事跡為主。書中反映了當時有關人物事跡、典章制度、社會風尚、傳聞逸事，也站在反對派的角度對武后朝的政治黑暗、吏治腐敗、酷吏橫暴、民生疾苦有所揭露，暴露了”賄貨縱橫，贓物狼藉”的現實世相。因屬時人記時事，所載內容，多為第一手資料，所以頗有參考價值，為《太平廣記》、《資治通鑒》以及后世治唐史者廣為引用。但因作者紀事好追求諧噱，間有鬼神怪異，瑣語瑣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史料文獻價值，為后人所詬病，如洪邁《容齋續筆》卷12就說：“《僉載》記事，皆瑣尾擿裂，且多媟語。”作者死于開元年間，書中載開元以后唐敬宗、宣宗時事，當為后人增入。
《新唐書》、《宋史》均著錄《朝野僉載》為20卷，另有《補遺》3卷。尤袤《遂初堂書目》疑《補遺》乃后人附益，凡闌入中唐后事者，皆應為《補遺》之文。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推測《僉載》亡于明代，今所存者是明人輯本。此書明代以后流行有1卷本和6卷本，《說郛》、《歷代小史》、《古今說海》、《畿輔叢書》等本為1卷本系統;《寶顏堂秘笈》、《叢書集成》等本為6卷本系統。
今有：《朝野僉載》商務印書館1966年版;《朝野僉載》趙守儼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版，該版以《寶顏堂秘笈》本為底本，又從《太平廣記》、《通鑒考異》等書中輯出近百條遺文，作為“補輯”附印，較勝于舊本;《朝野僉載》唐宋史筆記叢書，中華書局版;《朝野僉載隋唐嘉話》袁憲校注，三秦出版社20版。
中國古代文學讀書筆記（優秀15篇）篇十三
唐代記述唐代教坊制度和軼聞的筆記，1卷。崔令欽撰。崔令欽，生卒年不詳，唐博陵(今定州)人。玄宗開元年間官著作佐郎，歷左金吾衛倉曹參軍。肅宗朝遷倉部郎中，官終國子司業。
教坊是古代管理宮廷音樂的官署，唐代開始設置，專管雅樂以外的音樂、歌唱、舞蹈、百戲的教習、排練、演出等事務。它是唐代宮廷樂伎聚居之地。教坊樂伎大多是女子，演出歌舞和樂曲，為皇家宮廷服務。《教坊記》系撰者為左金吾(掌東城戒備防務的主官)倉曹參軍時，教坊中下屬官吏為其所述的教坊故實，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主要記述了開元年間教坊制度、有關軼事及樂曲的內容和起源。開始部分記述樂伎日常生活以及學藝和演出情況，中間列出325首曲名，包括《獻天花》、《和風柳》、《美唐風》等大曲46個，一般曲目278個，最后還說明若干樂曲和歌舞的來源，是研究盛唐音樂、詩歌的重要資料。宋代晃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說開元中教坊特盛，令欽記之，率皆鄙俗，非有益于正樂也。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雖然有同感，卻又看到本書后記諄諄于聲色之亡國，意在示戒，其風旨有中取者，同時特別指出書中所列曲調名足為詞家考證。
《教坊記》最早刻本為南宋《類說》本，曾慥編。另有《說郛》百卷本，元陶宗儀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儼山書院及青藜館原刻本;明嘉靖間(1522—1566)陸楫本;明天啟六年(1626)刻本;《古今逸史》收錄本明弘治間(1488一1505)郁文博補足百卷本;明末陶珽校訂一百二十卷抄本;明崇禎間(1628—1644);《續百川學海》本清順治三年(1646)重印121卷本;《唐人說薈》本，清陳蓮塘編，乾隆五十七年(1792)原刻本，清嘉慶、光緒間(1796—1908)重刻本，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清道光元年(1821)酉山堂復明刻本;民國四年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民國十六年(1927)上海涵芬樓據明本排印本;《古今說海》本;《五朝小說大觀》收錄本;《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收錄本;《香艷叢書》收錄本，清宣統三年(1911)上海圖書公司鉛印。今存較早善本為明鈔《說郛》本與《古今說海》本。
今有：《教坊記》文學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用宋刻補足明刻景印本;《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收錄本，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刊印;《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收錄本，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教坊記箋訂》，任半塘箋注，中華書局1962年版，亦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教坊記》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20--年版。
中國古代文學讀書筆記（優秀15篇）篇十四
唐代歷史瑣聞類筆記，趙璘著。趙璘，字澤章。平原(今屬山東)人生卒年不詳。大和八年(834)進士及第。開成三年(838)博學鴻詞登科，大中七年(853)為左補闕。后官衢州刺史。由于趙璘是唐德宗時宰相趙宗儒的侄孫、關中貴族柳氏的外孫，家世顯赫，多識朝廷典故，故所記多為第一手材料。《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書“雖體近小說，而往往足與史傳相參”。
《因話錄》共6卷，分為5部，所記皆唐代事。以音樂“宮商角徵羽”分卷：卷一“宮部“為君，記帝王;卷二、卷三“商部”為臣，記公卿;卷四“角部”為人，記不仕者，并附以諧戲;卷五“徵部”為事，多記典故;卷六“羽部”為物，記無所歸附的見聞雜事。在唐人筆記中，《因話錄》涉及的方面較廣。如卷五談御史臺故實，極為詳細，又敘高宗時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武后朝御史臺有左右肅政稱號，均可以印證《唐書》中有關官制的記載。書中敘及元和以后文壇情況(卷三)以及文淑僧講經(卷四)、女優弄假官戲(卷一)等事，都可供治文學史、戲曲史者參考。該書文字比較淺近通俗，也是一大特點。但其中也有失實之處，如卷一記劉禹錫除播州刺史一條，其細節就與當時事實有出入，為司馬光《通鑒考異》所指摘。
今有：《因話錄》，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唐國史補因話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因話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中國古代文學讀書筆記（優秀15篇）篇十五
隋朝之詩，都還是處于南北融合發展的過程之中。
1.初唐。
a.上官體(貞觀、龍朔之間，由作家上官儀形成一種詩風，工五言詩，其詩綺錯婉媚，具有重視詩的形式技巧和聲辭之美，體現出較為健康開朗的創作形態和雍容典雅的氣度，題材狹窄，上承楊、李、虞，下開“文章四友”(名詞解釋)和沈宋)。
b.王績(詩風獨特，以平淡自然的語言表現自己的隱逸生活，創造出寧靜淡泊、樸厚疏野的詩歌境界。但并不構成初唐詩歌發展的重要環節)。
c.初唐四杰。
一是盧、駱約早王、楊十歲，四人創作個性不同，盧駱長于歌行，王楊長于律詩。但都確有文才自負很高，希望博取功名，不甘人下。
二是有變革文風的自覺意識，有十分明確的審美追求：反對纖巧綺靡，提倡剛健骨氣。(針對上官體為代表的宮廷詩風)。
三是重視抒發一己情懷，作不平之鳴，詩中開始出現一種壯大的氣勢和慷慨悲涼的感人力量。在古體和歌行中表現充分。
盧駱七言歌行(名詞解釋：七言古詩與駢賦，吸收南朝樂府、近體詩;題材轉變，氣勢壯大，七言為主，雜有三五，流動感，四杰作用，適合剛健骨氣的抒情詩體)氣勢宏大，視野開闊，跌宕流暢，神采飛揚，開啟新詩風。如盧照鄰《行路難》、《長安古意》(至此，宮廷詩風轉變)。
四杰的五言律詩主要是在羈旅送別詩和邊塞詩中，在傷別之外，更有抱負氣概，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言律詩更是在題材上從臺閣轉向江山塞漠，如楊炯《從軍行》。
“初唐四杰”的影響：一是改變詩風，革除宮廷詩風的頹靡綺艷;二是擴大題材，將詩筆寫向江山與塞漠。寫向廣泛的社會生活;三是為唐詩體裁的發展奠定基礎;四是為樹立風格典范。
d.宋之問、沈佺期。
具有代表型的館閣詩人，點綴升平，標榜風雅，辭藻文飾，內容缺乏。
沈宋，是律詩定型的標志。律詩定型的意義在于：其在唐代近體詩演變過程中具有關鍵性的意義，不僅完成了永明四聲律到唐詩平仄律的轉變，而且是一種可以推而廣之的聲律法則。
沈宋作品如宋《度大庾嶺》《渡漢江》、沈之《古意呈補闕喬知之》《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最早七言律的成熟之作，初唐七律之樣版)。
e.陳子昂，張若虛、劉希夷。
陳子昂：一是與沈宋同時卻不同調，其詩歌主張恢復古詩比興言志的風雅傳統，表現出明顯的復古傾向(復古實為新變);他的風骨、興寄、詩美，有明確的理論表述，還將漢魏風骨與風雅興寄聯系起來，對唐詩變革具有關鍵意義。二是復歸風雅是其振起詩風的起點，《感遇》三十八首，與政治有關，有強烈的政治傾向。三是陳是個政治色彩很濃的詩人，借《感遇》恢復風雅比興傳統，使詩歌具有較強的思想性和干預現實的作用;但也容易使形象空洞，缺乏藝術感染力。四是陳子昂詩中體現出一種壯偉豪俠之氣，唐詩之風骨在陳處，正是唐代士人精神風貌的最初體現。
名詞解釋：吳中四士(賀知章、張旭、包融、張若虛)。
純美詩境的創造：張若虛、劉希夷《代悲白頭翁》。
《春江花月夜》：長篇歌行，用樂府舊題，賦全新內容，將畫意、詩情及對宇宙人生的觀察融為一體，創造出情景交融、玲瓏剔透而無跡可尋的詩境。
張、劉二人主要是意境的創造：生命體驗、詩情畫意、情思氛圍、空明意象，興像玲瓏、不可湊泊。
2.盛唐。
a.王孟。
王維：早年也有一種積極進取的生活態度;其邊塞之作以英豪之氣融于出色的景物描寫，詩境雄渾壯闊，如《使至塞上》;奠定地位：山水田園詩創作，“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明秀詩境(自然美與心境融為一體);空明境界與寧靜之美：聲光色、禪意、獨坐感悟。
孟浩然：終身不仕，但也懷有濟時用世的強烈愿望，如《臨洞庭湖贈張丞相》;但性格孤高;以山水自適的情懷，融入玲瓏興象，有單純明凈之美;與王維相比，孟詩更加生活化：“余”“我”，景物描寫即興而發、不假雕琢。如《春曉》;語言自然純凈，較王詩更顯淳樸，接近陶詩豪華落盡見真淳的境界;詩境明秀，自然清淡，多以單行之氣運筆，不求工而自工。
裴迪、儲光羲、劉昚虛、常建(王孟之外成就最高)。
b.高岑：慷慨悲壯。
高適：唯一高官封侯者，但早年也傷不遇之悲慨，如《宋中別周梁李三子》“曾是不得意，適來兼別離。如何一尊酒，翻作滿堂悲”。非常自負，功名心極強之人，性情狂放，交結游俠。藝術上：一是詩句雖多用律句駢語，但不以文采華麗見長，而縱橫跌宕，以沉雄質樸與渾厚骨力取勝。如《燕歌行》。二是除七言歌行外，題材上多用長篇詠懷的五言古詩，如《塞下曲》。三是雖以質實古體見長，但其邊塞從軍絕句也顯得氣質沉雄，境界壯闊。如《別董大》“千里黃云白日熏，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岑參：兩次出塞，熱衷于功名，強烈的入世精神，第二次出塞使其成為邊塞詩大師。藝術上，其具有感覺印象的藝術才能和好奇的個性，將大西北荒漠的奇異風光與風物人情表現出來，顯示出慷慨豪邁的語調與奇特的藝術手法，具有奇偉壯麗之美，如《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其作品意奇、語奇、調奇。擅長于七言歌行與七言絕句。七絕如邊塞生活為主題的如《逢入京使》：“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反映了詩人細膩的一面。邊塞詩留存最多。七十余首，在某些方面超過了高適。(注意高岑對比)。
其他詩人：王之渙《涼州詞》、陶翰《古塞下曲》等。
c.邊塞詩，豪俠詩人(豪爽俊麗、風骨凜然、清剛勁健)。
王翰：赤裸直接地追去功名，及時富貴行樂的思想。其詩多一氣流轉的壯麗俊爽之語，如《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王昌齡(總有一種清剛之美在)：以七絕聞名，是個慕俠尚氣的性情中人。但氣質深沉，觀察敏銳，有歷史的厚重感。其詩也講究立意構思，緒密思情,如《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其七絕思致深刻，講究作法，創造出著名的連章組詩《從軍行》七首。送別詩與女性題材詩，清逸明麗，請剛爽朗。
其他詩人：崔顥《黃鶴樓》(變體，卻是唐人七律壓卷之作;留意其其他風格與體裁的作品，邊塞詩具凜然風骨);李頎《古從軍行》，玄幽剛健，《別梁锽》;祖詠《望薊門》。
d.李白。
青少年隱居讀書，漫游求仙任俠之中度過。后仗劍遠游，入京供奉翰林為一生得意時期，此后開始十年漂泊，六十二歲時離世。思想上：儒兼善天下、道遺世獨立、游俠思想，故呈現出一種狂的人格膨脹狀態，強烈的自我意識、天真的自命不凡、與眾不同的個性，對后來中國士大夫影響甚深。
樂府(名詞解釋)：大量沿用樂府古題、用本意、翻新意，盡擬古之妙：一是古題現事，鮮明的時代精神，如《丁都護歌》;二是古題己懷(重主觀抒情，更體現李白創作發興無端、氣勢壯大的個性;寄托、感慨、神奇。如《蜀道難》;擬古中“我”的出現，呈現出無法模擬的個性特色，如《將進酒》《梁甫吟》。總的來說，李白善于發現樂府古題中的本意與自己內心情感的契合之處，進行創造性的生發聯想，運用夸張與比喻突出主觀感受，縱橫恣肆的文筆形成磅礴的氣勢，將浪漫氣質，將樂府詩帶入了新的高峰，注意其對后來樂府詩的影響);三是在藝術上，抒情行云流水，奔騰回旋，表現為層次錯落的句式與韻律的跌宕舒展，雜言樂府中由為明顯，體制格調上與盛唐歌行無實質性的差別，完成漢魏古體到唐代歌行的根本性轉變)。
歌行(名詞解釋)：李白歌行成就高于樂府，歌、行、吟、謠為其縱情長歌歌行的代表作，如《古朗月行》《夢游天姥吟留別》，抒情意味濃，以情感為軸展開，不講平仄、對偶，又如《登宣州謝跳樓餞別校書叔云》。李白歌行創作完全打破一切固格，筆法多變，變幻莫測，搖曳多姿;句式變化，音節錯落，造成力度氣勢，豪邁飄逸，體現出盛唐詩歌氣來、情來的時代精神，具有壯大奇偉的陽剛之美。
絕句：李白近體詩中絕句成就最高，了解一下李白的寫詩路程(p60),李白風格多樣，自然明快體現在隨口而發、神來之筆的絕句之中，如《獨坐敬亭山》《勞勞亭》，語言明白曉暢，景物簡單，情思一閃，蘊含深長：五言絕句的最高境界。.一、李白的絕句境界清新，風神瀟灑飄逸，情思清新俊逸，境界皎潔明凈，如“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云邊”;二、李白七絕以山水、送別詩最為出色，天地自然人心的融合，風神情韻，如《望廬山瀑布》《望天門山》等;三、其七言絕以古入律、自由發揮，受樂府民歌影響，具有民間氣息、民歌情調，總之，李白絕句成就無人可比。
簡述：李白詩歌的藝術成就：
一是氣勢奔放，縱橫馳騁，一氣呵成。
二是灑脫不羈的氣質，傲世獨立的人格，強烈奔放的感情，是抒情方式的特點。如《行路難》。
三是想象。
四是意象壯美，吞吐山河、包孕日月。語言清新明快，人格魅力。
e.杜甫：盛唐(前半生)到中唐(后半生歷經滄桑)的集大成、承前啟后，安史之亂，“詩圣”“詩史”;杜甫帶有濃厚儒家忠君思想，并與愛國愛民情懷交織在一起，詩中對政治無情的詛咒，歌頌堯舜的詞句。帶有強烈的平民意識，引發共鳴，偉大的人民詩人。佛學思想中杜甫思想中是次要的，杜甫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心中的偶像，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具有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兼濟獨善均未成的人生悲劇。
藝術上采用紀實描寫的手法，如《麗人行》，但飽含著淚水深情(《詩經》《古詩》敘事中也很有感情)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其次善于記事以抒情，記事敘事結合，具有“詩史”性質：首先是詩，但其興味遠勝過讀史，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生活歷史畫面，以情動人。如“三吏”“三別”。再者其寫實性還體現在杜甫之家事、自傳與紀行詩中。如開創了以家庭細事、日常生活為題材的“家事詩”寫作，如《月夜憶舍弟》“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自傳詩如《壯游》;其紀行與山水相融合，意緒為先，寄托憂國憂民之情與遲暮飄零之感，區別于一般的游山玩水，如《旅夜書懷》。同時也極大地開創了山水詩的境界，包括宇內，成為后世風格流派的源頭。總的來說，杜以敘事手法寫社會生活，情感動人真實;以紀行方式描繪山水，拓展詩歌寫實手法，為其重要藝術特征之一。
沉郁頓挫(名詞解釋)：是杜甫早年對自己創作風格的概括，出自于《進雕賦表》，初期指的是學養深厚、寫作技巧嫻熟;后來在其經歷了離亂悲苦之后才具有憂憤深廣、潛氣內轉而波瀾老成的含義。代表作《秋興八首》(有可能詩詞鑒賞，須作整體觀)。
論述：杜甫的律師成就。
一是把律詩的題材范圍擴大了，是七律第一位大家，打破體式，連章組詩，拗體，二是七律在杜甫手中境界始大，氣勢磅礴，感情深厚，詩律精嚴，如《登高》(古今七言律第一，崔顥《黃鶴樓》被譽為唐人七律壓卷之作，對比)。
三是杜甫對律詩創作技巧的靈活運用，隨心所欲，已入化境。
四在于題材短小者則為絕句，論詩詩，開文學批評新方式。
論述：杜詩之成就。
集大成者，表現在：
一是虛心學習，平視今古;(寫實受《詩經》、漢樂府影響，精神則是《離騷》;體式、語言上力崇古調，兼取新聲)。
二是轉益多師，兼備眾體;(五古《北征》、五排、七古、歌行、七絕、七律。風格多樣，是其創作成熟的標志)。
三是功力深厚，自鑄偉辭。(“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色彩詞句首，善用動詞、副詞，舉例;)。
四是精神昂揚，格調崇高。(人格，文格：下開元白、韓孟、江西詩派等等等等)。
3.中唐。
簡述大歷年間的唐詩發展。(盛唐到中唐的過渡時期，氣骨頓衰)a.韋應物、劉長卿簡單了解一下;顧況、李益簡單了解一下;大歷十才子(名詞解釋：詩人群體，大歷年間，人物，與時代關聯，作品的風格以及影響)。
b.韓孟詩派：尚怪奇、重主觀。
孟郊：尚奇峭，但出于苦吟，不同于韓愈之出于學力、才氣。詩中多患難感、憂郁感、幻滅感，如《嘆命》。寫了許多描寫饑寒交迫的詩，是自己生活的寫照《病客吟》。藝術上：慣用白描，比擬形象，苦吟精警字句，夸張表現對象;有俠氣，但詩經幽僻，風格峭硬，作不平之鳴，有透骨寒氣，如《秋懷》;詩重主觀，突破“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不平而鳴，散文化，議論傾向。
c.元白詩派：寫實尚俗。
元稹：最先注意到李紳《新題樂府》，大量運用古題或另擬新題作新樂府，內容涉及社會時政，《田家詞》《上陽白發人》;真正代表元稹成就的是其艷情詩與悼亡詩，如《行宮》、《離思》其四;元白酬唱(名詞解釋)、元和體(名詞解釋p105，有廣義、狹義之分)。
張籍、王建(宮詞之祖)。
d.李賀：奇幻。
早期氣勢高揚，《雁門太守行》，也采用各種題材，揭示悲慘命運，如《公無出門》，較多個人被壓抑的不滿，如《南園》十三首。
短命、才華、失志、體弱、性僻:空虛、幻滅、敏感而向仙鬼世界尋找安慰，有病態美、頹廢傾向。
沉醉于陰森和死亡，營造怪誕境界，過分傷感，描寫天仙地鬼，被稱為“詩鬼”，如《天上謠》《蘇小小墓》，著意于吟詠失意的感傷、死的悲哀以及對幻美的追尋。
論述：李賀詩歌的藝術特色及成就。
一是苦吟，情感較孟深;。
二是創新出奇，構思奇特，想象詭奇，意象帶有主觀幻夢色彩：
五是冷艷怪麗的風格，自成一家，喜用冷色調的字眼，表現悲哀的美。如《長平箭頭歌》：漆灰骨末丹水沙，凄凄古血生銅花。
六是繼承韓孟之險怪苦吟，而成為晚唐唯美主義的先導。由于生活狹窄等原因，有些作品奇僻晦澀，低沉陰郁。
劉禹錫、柳宗元：
劉禹錫：一是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白居易譽為“詩豪”，七百余首，諷喻、感遇、詠史與民歌體詩，并稱劉白。
二是其詩善用典實而透脫不滯，辭采豐美，境界明麗清遠，氣度恢宏，骨力豪勁，如《九華山歌》。
三是諷喻詩多作于貶謫期間，針砭時弊，比興美刺，寓意深刻，如《聚蚊謠》。四是感遇詩受阮籍影響明顯，寄慨遙深，正氣凜然，如《酬樂天初逢席上見贈》《浪淘沙》。
五是詠史雖少，但卻藝術精湛、思想深刻，多登臨懷古，采用五七律絕，抒發千古興亡之感，如《西塞山懷古》《烏衣巷》。
六是以七絕寫民歌體竹枝詞、楊枝詞。吸收民間口語，學習民歌風格，情調、生活氣息、地方特色。總的來講，劉詩明快，剛健爽朗，積極向上。
柳宗元：存詩百余首，貶官之作，抒寫被貶謫的抑郁悲傷與思鄉之情，憂憤深廣，風格清冷峭拔，如“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此外也寫了山水田園詩，以圖凈化心靈，消解困擾，境界常空曠孤寂，如《江雪》。山水詩，韋柳并稱，蘇軾稱“發纖濃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
4.晚唐(言情寫意的近體律絕的天下)。
a.苦吟(名詞解釋p139)。
賈島、姚合:賈島推敲“二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清寂、幽冷、奇峭，“郊寒島瘦”(名詞解釋，實則島不如郊)。賈島多寄贈酬唱，極少反應社會生活，局獨狹窄，五律精深，如《題李凝幽居》。整體上，有好句無佳篇。
姚合：“武功體”(p142)。
b.杜牧。
紀行、寫景頗多佳作，如《寄揚州韓綽判官》“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七律情意深切，如《早雁》。“小李杜”(名詞解釋)。
c.李商隱。
早期模仿李賀奇崛幽峭的風格和南朝輕倩流麗的詩體，寫了許多愛情詩，后來經歷變故，思想轉變，批判有力，如《哭劉蕡》。
五七言律技巧精進，情思悲憤哀婉，表現凄艷朦朧，其地位主要由無題詩與詠史詩奠定。
詠史詩：
一是從政治著眼，也與帝王個人行為聯系起來，如《隋官》。
二是注意構思凝練與取材精當，借史托事，吊古傷今，具有諷刺意義，如《賈生》《馬嵬》。
三是感情、議論、形象相融。
無題及準無題詩：
寫得是不愿明言的生活遭遇與思想情感，情思朦朧，旨意精密。寄托說、愛情說。大部分屬于純粹的情詩，運用比興象征手法，如《無題》二首其一“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境界惝恍迷離的朦朧美。
簡述：李商隱詩的藝術成就：
一是靈心善感，傷感哀苦、追求愛情，開創新風格、新境界。
二是成就最高為七絕、七律。七言律第二座里程碑，承杜謹嚴頓挫，融齊梁濃艷，學李賀奇幻想象，風格深情綿邈、富麗精工。
三是語言綺麗、音律婉轉、典故冷僻、意象美麗、旨意隱晦。“近而不浮，遠而不盡”，富于象征暗示色彩。
四是詩歌是心靈的象征，純屬主觀的生命體驗。
五是對后代晚唐韓偓、宋初西昆·，直到清代黃景仁、龔自珍都有影響。另外，婉約詞家、愛情戲曲作家亦多學習，詩而詞化。
d.皮陸、司空圖：了解一下即可。
唐詩補充：
1、名詞解釋：律詩。
唐代、近體詩體裁、格律規范、五律、七律、代表作家及作品。
2、簡述：韓孟詩派的基本創作特征。
一是不平而鳴的主張。二是推崇雄奇怪異。三是散文化的創作傾向。四是融抒情、敘述、議論為一體。
3、簡述李商隱無題詩的表現特征。
一是情調的幽深朦朧，具有不可解性：通過迷離的意象與非邏輯的結構布局。如《錦瑟》。
二是詩歌內涵的多義性：用典冷僻、非現實意象，擴大了詩歌的空間感。
三是形成了凄艷綺麗的風格，晚唐詩歌藝術的最高峰，提升了無題詩的審美高度。
4、簡述李白絕句的表現特征。
自然明快：語言簡潔、情感灑脫。
清新俊逸：興到神會、“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5、分析杜甫的敘事詩。(對樂府創作的突破)。
多用古體寫時事，“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精神上與《詩經》、漢樂府一脈相承，為“新題樂府”，即為敘事詩。
學習民間樂府表現手法，對話描寫、細節描寫，采用民間俗語，內容生動親切。如《新婚別》以新娘獨白表現矜持羞澀。
再者其“三吏三別”有史詩的悲壯氣氛。
再就是善于在敘事中融入對時事的感慨，具有強烈的抒情性與議論性。筆法縱橫交錯，突破了漢樂府主體線條單一的敘事方法與結構。
6、十年長安生活對杜甫詩歌創作的影響。
安史之亂、題材的擴大：戰亂、民生、代表作品、詩史、沉郁頓挫詩風的形成。
7、請分析李白詩歌中強烈的主觀色彩。
表現自己，外物只是憑借，在于自我情緒的宣泄。
高于生活的新奇想象，善于夸張、長于設喻、善用對比，講情感具象化。
8、簡析王昌齡《從軍行》的主要思想內涵。
邊塞、七絕、連章組詩。第二次出塞的經歷，寫戰場黃沙、寫戰士鄉愁，對歷史的反思，對現實的諷刺，悲中含豪，風格雄渾。(例舉詩句加以分析)。
9、論述元白之異同。
同：寫實尚俗，源出杜甫。一是承古樂府之形式，自擬新題;二是語言簡樸，口語入詩，求通俗淺顯。三是自覺向民歌學習。四是元白唱和對兩人創作的影響。
異：一是寫作手法上，白較元豐富;題材上，元的諷喻詩偏重于政治，涉及社會生活較少，白居易題材更加廣闊;人物選擇上，白居易涉及社會各階層，元稹單一;主題上，白居易有明確的主張，元稹較為模糊。
10、杜甫人民性體現在?
一是具有史的認識價值。
二是提供了比歷史事件更為廣闊生動的生活畫面。
三是沉郁頓挫的風格。
四是杜甫憂國憂民、仁民愛物的人格。
11、論述：建安文學對唐代文學的影響。
一是對詩歌內容與詩歌體裁的開拓。
二是建安風骨的美學風格影響到了唐代文學。(政治理想的高昂、人生短暫的慨嘆、強烈的個性表現、濃郁的悲劇色彩)。
三是在藝術手法上為唐代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文辭、情感、聲色、語言)。
11、試談李白其人及其詩歌的理解。
一是濃厚的自我表現的主觀色彩。
二是鮮明的浪漫主義特色。
三是情感濃烈，想象、夸張、比喻、象征，意象的奇麗驚人。
四是體裁多樣，七古七絕。
五是語言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六是地位。
12、結合具體詩人的作品，談談你對“詩到元和體變新”的理解。
一是簡單介紹詩歌發展的大趨勢，這一時期主要有韓孟元白劉柳賀。
二是分別介紹這幾個作家的主張、作品及風格。
13、論述禪宗思想對王維山水田園詩的影響。
一是個性恬淡，深受禪宗影響，被譽為“詩佛”。
二是對山居寂寞的歌詠。
三是摒除情緒，物我兩忘，與萬物冥合的境界。“空”《竹里館》《辛夷塢》。
四是感情平靜，很少表現內心的矛盾與苦悶，很少有激烈的感情沖突。
五是藝術技巧上情思、感受、景物、形象混融一體。
六是風格清淡(境界)豐腴(文辭色澤)。
14、高岑詩風之比較。
一是兩者風格上都悲壯雄渾，但岑參也活潑奔放、雄奇瑰麗、飄逸峭拔。
二是高適境界闊大、形象鮮明，主觀情感色彩較濃，能夠感受到詩人的精神氣質。岑參則顯得較為細膩：獨特的生活感受、敏銳的觀察能力、語言瑰麗、想象夸張、比喻新奇。高適質樸，主觀;岑參注重藝術技巧，以物象傳情。
三是體裁上，高適善于七言歌行和五言古詩，受漢樂府文人詩影響，受近體詩影響，風格質樸，卻顯精煉，律詩特色。岑之七言歌行縱橫跌宕，靈活奔放。
四是意象上，高適主觀，個人見聞、功名志向融合于一體，蒼涼悲慨，冷靜色彩卻基調昂揚;岑參感性色彩，講究感覺印象，想象浪漫，描寫飄逸，奇偉壯美。
15、李杜對中晚唐詩歌發展的影響。
李白——韓孟——李賀——李商隱。
杜甫——元白之寫實尚俗——李商隱律詩。
16、蘇軾評價中唐詩人說“元輕白俗，郊寒島瘦”，請談談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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