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日里，心中難免會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會寫一篇心得體會，從而不斷地豐富我們的思想。那么我們寫心得體會要注意的內容有什么呢？接下來我就給大家介紹一下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心得體會吧，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吧。
描寫傳承紅色精神堅定理想信念心得體會范本一
紅色精神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我們在坐的恐怕搞得清楚的不多。從延安、井岡山的革命實踐來分析，我認為紅色精神主要是指以下五種革命精神。
第一種是實事求是、勇闖新路的精神。井岡山斗爭時期，在革命處于低潮的歷史關鍵時刻，我們黨堅持實事求是、調查研究，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全新革命道路，制定了黨領導軍隊的一系列組織制度和紀律，引導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形成了實事求是、勇闖新路的井岡山精神。
第二種是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的精神。以延安“抗大”精神為代表，“抗大”是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的簡稱，是黨在延安時期創辦的培養高級軍政干部的最高軍事學府。抗大的教育方針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毛澤東多次到抗大講話，反復強調確立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的重要性，而且指出要堅持“抗日救國”的方向，就要有“三個犧牲”的決心，“第一個決心是要犧牲升官，第二個決心是要犧牲發財，第三更要下一個犧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決心!”抗日戰爭中，抗大培養了10多萬名德才兼備的干部，他們在民族戰爭中，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和先鋒作用，也形成了艱苦奮斗、英勇犧牲的抗大精神。
第三種是舍己為人、無私奉獻的精神。這里主要講的是“白求恩精神”。白求恩是加拿大一位著名的胸外科專家，共產黨員。1938年他受美國、加拿大共產黨的派遣，放棄國內優越的生活，到達晉察冀抗日前線，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為救治我軍傷員忘我工作，絲毫不計較個人得失，最后犧牲在戰斗一線。1939年12月21日，毛澤東寫了《紀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贊揚了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對工作極端負責任，對同志極端熱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崇高精神。
第四種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井岡山和延安革命斗爭時期，毛澤東、朱德等黨和紅軍領導人身先士卒、以身作則，帶領井岡山軍民自己動手挑糧、種菜、編草鞋、挖草藥、熬硝鹽、辦軍械廠，克服各種困難艱險，打破重重包圍封鎖，鞏固和擴大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延安根據地一度出現嚴重經濟困難形勢下，黨中央發出了“自己動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的偉大號召，興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順利渡過了難關。王震領導的三五九旅在南泥灣墾荒過程中所煥發出來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南泥灣精神”，聞名于世，至今被世人廣為誦道。
第五種是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精神。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精神主要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形成的。為了增強黨性，保持黨的先進性，從1942年初開始到1945年，以延安為中心，在全黨范圍內普遍開展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開創了保持黨的先進性的重要形式，實現了全黨的新的團結和統一，并形成了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延安整風精神”。
前面我們講了對紅色精神的認知。接下來我們要講一講理解的問題。我們講傳承，你理都不理解，搞不清楚紅色精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去傳承？那么要理解紅色精神，實際上就是要搞清他的精神內涵。從不同的時代背景去分析，我認為紅色精神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紅色精神，體現的是物質生活極度匱乏、精神生活確極其豐富的精神境界。說起延安,我們都會想到那幅“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題詞。那幾個遒勁的大字，是一個時代的傳神之筆，一個古老民族的精神圖騰。
抗戰時期的陜北高原，溝壑縱橫，地瘠民貧，由于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和自然災荒，邊區軍民一度陷入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蓋的地步。朱德總司令曾以這樣慷慨激昂的言辭陳述抗日將士的處境：“有一槍僅余四發五發子彈者，有一傷僅敷一次兩次藥物者，于是作戰時專憑肉搏，負傷則聽憑自然”。與此相印證的，是他那首氣壯山河的詩篇：佇馬太行側，十月雪飛白；戰士仍衣單，夜夜殺倭賊。
面對嚴峻的局面，毛澤東說：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答案不言而喻。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巨大的困難沒有嚇倒“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場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和隨之實行的精兵簡政，使革命再次轉危為安，“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艱苦的條件也沒有阻止一批批熱血青年沖破層層封鎖，從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寶塔山下，延河岸邊，集合了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延安的窯洞里，有人類最睿智、最深刻、最有遠見的頭腦。延安的山川間歌聲不斷，響徹樂觀向上的旋律。我們的老鄉、著名作家丁玲被國民黨囚禁3年多，于1936年被釋放后，當時國共合作談判中共代表潘漢年建議她去法國，在安逸的條件下開展革命工作，但丁玲委婉拒絕了潘漢年的好意，毫不猶豫的選擇去延安，她對潘漢年說：“法國是個好地方，我好多年前就很向往的，可是我現在只有一個心愿，我要到我最親的人那里去，我要母親，我要投到母親的懷抱，那就是黨中央，只有黨中央，才能慰藉我這顆受過嚴重摧殘的心，這是我三年來朝思暮想的，請你一定答應我，讓我去陜北，去延安。”
在當時極為艱苦的條件下，為什么有那么多有志之士不顧生死，奔赴延安？再來看一看黨外民主人士梁漱溟的講述，我們就更加明白了。梁漱溟，這位新中國成立后曾同毛澤東發生過激烈爭論的著名學者，1938年和1946年曾兩次訪問延安，帶著疑慮考察邊區和中國共產黨的現狀。考察完后他在所寫文章中是這樣描述延安邊區與國民黨統治區的不同的：“在極苦的物質環境中，那里的氣氛確是活躍，精神確是發揚。政府、黨部、機關、學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滿街滿谷，除鄉下人以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稀見長袍與洋裝。人都很忙！”他對延安人際關系的平等、融洽更是倍加贊賞：“一般看去，各項人等，生活水準都差不多。沒有享受優厚的人。是一種好風氣。人人喜歡研究，喜歡學習，不僅學生，或者說人人都像學生，這又是一種好風。被窩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揚，此唱彼和。愛唱歌，愛開會，亦是他們的一種風氣。天色微明，從由此而忘卻！人與人之間情趣增加，精神上互為感召。”
我們從中可以深刻感受到，民主、平等、友善、樂觀、奮進，高度統一的精神追求，這些正是延安讓人心生向往的獨特魅力所在。抗戰時期的延安，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清貧的物質生活并不導致精神的矮化。反觀今天，豪車華屋，燈紅酒綠，山珍海味，有些人外表無比光鮮，內心流露的卻是無盡的頹廢與空虛，為什么會這樣呢？這是因為他們把物質享受放在第一位，整天沉溺于金錢、權力甚至美色之中，喪失了理想目標、失去了精神追求所致。怎樣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堅守自我，抵擋物欲誘惑，看低功名利祿，脫離低級趣味，在精神上有不懈追求，延安精神確實值得我們去對照、反思。
（二）紅色精神，體現的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原本就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品格，它的發揚光大，則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極力倡導，率先垂范，精心培育的結果。尤其在井岡山、延安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先驅，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發揚光大，影響著新中國幾代人。
一天下午，延安留守兵團的司令員蕭勁光到毛澤東住處匯報工作，見他圍著被子斜躺在床上辦公，以為是病了，正要詢問，毛主席抬起頭來指指地下的火盆笑說，棉褲洗了，還沒烤干，起不了床，起來就要光屁股了!蕭勁光鼻子一酸，指示警衛員趕快到兵團去領一床被子和一套棉衣。毛澤東一聽，連說不行不行，領來我也不要，現在大家都困難，我若要搞特殊，講的話就等于放屁，沒人聽，他們會說你不是真革命，是蔣介石，是封建皇帝！過了會兒，又說，勁光啊，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任何時候，任何人都不能搞。你要記住這句話：我們共產黨人絕不能搞特殊！
1940年，66歲的愛國華僑陳嘉庚回國考察抗戰。蔣介石對此十分重視，僅重慶的接待費用就安排了8萬元，其中一次宴會花了800大洋。前線將士浴血奮戰，后方如此鋪張，陳嘉庚對這種奢侈十分反感。后來他到延安，看到干部群眾衣著簡樸，情緒飽滿，印象甚好。毛澤東在楊家嶺宴請他，用的是從老鄉家借來的小方桌，因太舊，上面鋪了幾張報紙。飯菜是用自種的西紅柿、豆角等做的，另外上了一例雞湯，整頓飯算下來不到兩塊錢。毛澤東說，我是沒錢買雞的，這只雞，是鄰居老大娘聽說我有貴客要招待，特地送來的。兩相對照，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陳嘉庚不禁嘆道：“得天下者，共產黨也！”回到南洋，他在第二屆南洋華僑大會上還激情洋溢地歡呼：“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那次訪問，讓陳嘉庚“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幸”。為了表達對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敬意和擁護，他給延安送了兩輛小汽車。小車送到延安，中央辦公廳“理所當然”地要分配給毛主席一輛，卻遭到毛主席的拒絕，他提出的原則是，一要考慮軍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顧年紀大的同志。在他一再堅持下，兩輛車分別分給了朱德和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謝覺哉“五老”使用。一次，毛澤東去棗園開會，回來時馬突然受驚，把他從馬背上摔下來，跌傷了手臂，朱總司令和“五老”知道后一定要把車子讓給毛主席，他仍“堅不從命”。毛主席后來也有了一輛“專車”，是華僑捐贈的救護車，但也只是在接送客人時才偶一使用。而這兩輛小車的使用，說來也耐人深思，對我們看待和處理很長時期以來屢禁不止的公車私用，公款消費，講排場，擺闊氣等惡劣風氣或許有所啟示。
中共“五老”之一的林伯渠，在陜甘寧邊區兼任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席，被稱為紅色理財家，可以說是財政系統的元老，也是我們財政干部的同行，那么他又是怎么做的呢？1944年春節，時任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寫了一篇《我的生產節約計劃》。一位外國記者看到后，就懷著好奇的心情，采訪了林伯渠。他來到林伯渠的住處，只見窯洞里只有一盤炕，炕上的被子打滿了補丁，一張破舊的小方桌，桌邊放著幾把半舊的椅子。此時，林伯渠坐在椅子上，埋頭縫補著一條舊褲子。他笑著對記者說：“中國有句俗話，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我這條褲子，才穿了三年半呢！”外國記者提出要看看他種的菜地，于是林伯渠便拄著根手杖，帶他來到了延河邊的一塊灘地上。外國記者蹲下身來，撫弄著地里嫩綠的秧苗，贊不絕口：“你們共產黨的干部，不僅發動群眾干，還自己帶頭干，說到做到。真是了不起啊！我要把這里的一切告訴全世界。”他緊緊地握住林伯渠的手說：“謝謝主席先生！我在陜北這塊土地上，看到了中國的光明和希望。”林伯渠去世后，鄧小平在悼詞中說：“林伯渠同志的偉大革命斗爭精神，維護黨的正確路線的堅定立場和密切聯系群眾、艱苦樸素的作風，永遠值得全黨和全國人民學習。”
紅軍“大管家”余賁民原是秋收起義部隊的副師長，到井岡山后，不計名利，負責部隊的后勤工作，出任被服廠廠長。困難時期，他發動群眾，千方百計地解決部隊的糧食和戰士們急需的冬衣問題。后又擔任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財政部部長兼紅四軍軍部財務總管。他雖然手握財政大權，但自己連一雙6角錢的雨鞋都舍不得買，一年到頭就穿一雙自己編織的草鞋。
毛澤東、林伯渠掌握再大的權力，即使自己生活再艱苦，也不謀一點私利，體現了共產黨人的艱苦樸素、公私分明。聯想到現今社會生活中的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引人深思。從最近幾年曝光的“四風”違紀案件來看，有些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國際品牌，戴的是進口名表，住的是超級別墅，座的是豪華專車，早已與我黨提倡的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背道而馳，與黨紀國法的要求背道而馳，與群眾的期望背道而馳。我們財政系統“四風”問題也不少。在對待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的問題上，我們財政干部要怎么做？我想我們的革命先輩們、我們的老財政林伯渠、余賁民同志已經給我們做出了表率，我們絕不能拿著國家的俸祿，掌管著人民的錢財，搞鋪張浪費，搞奢侈享受，財政的每一分錢都要精打細算，用在刀刃上
（三）紅色精神，體現的是政治清明、法紀嚴明的政治生態。無論是延安，還是井岡山，都是充滿團結友愛氣氛的大家庭，同時，又是政治清明、法紀嚴明的民主之地。
1946年11月，朱德同志60歲生日之際曾賦詩一首：“歷年征戰未離鞍，贏得邊區老少安。耕者有田風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寬。實行民主真行憲，只見公仆不見官。陜北齊聲歌解放，豐衣足食萬家歡”。這是一首堪稱描寫邊區整治生態的史詩，其中“實行民主真行憲，只見公仆不見官”畫龍點睛，生動再現了當年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民主憲政和執政狀況。
在民主憲政方面，延安時期邊區政府進行的四次選舉，堪稱國史、黨史上民主選舉的典范。選民們曾用民謠表達自己的心聲：“民主政治要實行，選舉為了老百姓。咱們選舉什么人？辦事又好又公平。”許多足不出村的小腳老太太，都騎著毛驢，翻山越嶺，趕到選舉地點。為了使不識字的選民能夠行使選舉權，不少地方還使用了“碗里放豆”、“香頭燒洞”等便于操作的選舉方式，開創了“草根民主”的先河。人民選出的帶頭人，對人民自然不敢有絲毫的懈怠，會本能的甘當“人民公仆”。這就是當時在局部執政的條件下和艱險困苦的環境中，在革命根據地認真探索和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積極實踐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真實寫照。
說到“只見公仆不見官”，美國記者斯諾在1936年和1939年先后兩次長期訪問陜北根據地和延安以后曾寫道：“我看到毛澤東住在簡陋的窯洞里，穿的是打了補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飯和辣椒土豆絲；周恩來睡在土炕上；彭德懷穿的背心是用繳獲敵人的降落傘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線繩系著斷了一只腿的眼鏡；林彪請我吃的是‘面條宴’；紅軍大學學員把敵人的傳單翻過來當作課堂筆記本使用。”“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斯諾稱贊“只見公仆不見官”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是“東方魔力”、“興國之光”。
談到“人民公仆”，周恩來同志曾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國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應該和群眾同甘共苦、共命運。如果圖享受、怕艱苦，甚至走后門、特殊化，那就會引起群眾公憤的。”可見“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務員”是“黨的干部”的代名詞。周總理的話放在當下來提，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現在社會上有群眾甚至說出“我不當主人，我要當公仆”的言論，證明我們黨和國家少部分“人民公仆”的言行已經引起群眾公憤。我們財政干部一定要警醒起來，時刻牢記“人民公仆”的使命和責任，密切黨群干群的血肉聯系，慎終如始，一以貫之，謹防由“人民公仆”向“人民主人”蛻變、漸變。
法紀嚴明在邊區革命中起著保駕護航的重要作用。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在違法亂紀、侵害人民利益的行為面前，他有一般人少有的“毒蛇在手，壯士斷腕”的霹靂手段和決絕氣概，遇事不徇私情，態度鮮明，起到了極好的表率作用。
1937年10月，曾經參加長征的26歲的延安抗大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愛情糾葛槍殺了女學員劉茜。審訊時，黃克功亮出渾身傷疤，請求法庭免于一死，準其戴罪立功，戰死疆場。毛澤東接到報告，給審判長雷經天復信：“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觸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并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和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嚴格的紀律。”
與這個事件相輔相成的，是毛澤東的“挨罵”。1941年6月，邊區政府召開各縣縣長聯席會，討論公糧征收工作。會議進行中，天氣驟變，一個炸雷擊中禮堂梁柱，延川縣代縣長不幸觸電身亡。消息傳開，議論紛紛，有位老鄉借機發泄對公糧負擔過重的不滿，指名道姓地責罵了毛澤東。邊區保安部門聞訊，認為這是一起嚴重反革命事件，要嚴肅追查，公開處理。毛澤東從警衛員口中知道了這件事，立即進行制止。他對保衛部門的同志說，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聽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點兒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的對立面。對群眾負擔過重的問題，要邊區政府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免，該減的減，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世界學聯代表團成員當年訪問延安后曾這樣由衷贊嘆：“邊區司法充滿了平等和正義的精神！”
（四）紅色精神，體現的是黨群、軍民關系的魚水情深。關心群眾生活、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人民打成一片等等著名言論，大都是在井岡山、延安時期提出的，毛主席等老一輩革命家既是首倡者，又是模范的實踐者。
“幸福渠”是黨群、軍民團結協作留下的永不磨滅的痕跡。延安棗園旁邊有一條灌溉渠道，那是當年由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中央機關干部戰士與當地群眾一起修建的“幸福渠”。這條全長五公里、灌地1200畝的水渠，幾十年來波光粼粼，一直滋潤著鄉親們的心田。
在井岡山，軍民團結打敗江西“兩只羊”的故事廣為流傳。1928年6月，湘贛兩省國民黨軍對井岡山發動了第一次“會剿”，毛澤東、朱德率領井岡山紅軍采取“敵進我退，聲東擊西”的戰術，寧岡、永新群眾組織的赤衛隊、暴動隊積極參戰，在永新龍源口大敗贛敵楊如軒、楊池生部，并占領永新縣城，建立了永新縣工農兵政府。紅軍在永新西鄉寫下標語：“不費紅軍三分力，打敗江西兩只‘羊’（楊），真好、真好！快暢、快暢！”
中央領導給延安駐地群眾拜年成為一段佳話。據當年棗園鄉鄉長楊成福回憶，中央機關駐在楊家嶺和棗園時，每年都要給老鄉們拜年。有一年春節，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同工作人員帶著糖果、春聯等年禮來到鄉政府，一見面，毛主席親切地問，楊鄉長，你們辛苦一年了，年過得好嗎？楊一邊應答，一邊忙著遞煙，沏茶，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周恩來見狀，說楊鄉長你就別忙了，毛主席要給鄉親們拜年，你就引我們到各家走走吧！楊成福一想，全村幾十戶人家，山上山下，住得很分散，哪能讓首長們到處去跑。就說，你們都忙，挨家挨戶就不必了，我一定把主席和首長們的心意轉告給大家。毛主席一聽，連連擺手，說拜年找人代理，楊鄉長你這個主意可出得不好，還是我們去吧！一句話把眾人逗笑了。但商量的結果，還是采納了楊成福的意見：把每家的家長都請到鄉政府，一來主席都見上了，二來也更熱鬧。鄉親們來了，主席和其他首長拉著老年人的手，熱情地遞煙，敬酒，給孩子們抓瓜子，散花生，并詳細征詢對中央機關的意見，了解村民的生活狀況和來年的生產安排，促膝交談，親如一家。
毛澤東關心群眾生產，也關注他們的精神生活。著名的延安文藝運動，開辟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廣闊道路。每到春節，延安的文藝團體都要組織秧歌隊，走上街頭，拿出各自的拿手好戲，與群眾共慶新年。1943年春節，正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的第二年，延安南門外人山人海，兩萬多軍民聚集在廣場上觀看魯藝等單位的演出，王大化、李波合演的《兄妹開荒》大受歡迎。頗有意思的是，在成千上萬的觀眾中，有一位就是毛澤東。那天天氣不大好，空中塵土飛揚。李波回憶說，她見毛主席在大風中坐在那里，身上也落了一層黃土，但他并不在意，身邊有人給他一個口罩，馬上被他用手扒拉開，只是興味盎然地看著，不時張嘴哈哈大笑。那次演出成為堅持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成功實踐。1944年春節，各單位組織的秧歌隊就達到27家，上演節目150多個，延安群眾文化生活的豐富多彩，由此可見一斑。
群眾利益無小事。1944年的一天，毛主席把當時延安市市長張漢武找來，問他，聽說西川侯家溝的婦女大都生不下孩子，群眾很著急，有各種議論，市上知道不知道？張漢武答，是有這么回事，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毛主席說，那么多人不生孩子，會不會是水的問題，可以派人去化驗一下。張漢武知道，在生產落后的陜北，沒有孩子將來就沒有勞動力，主席為此操心，看似小事，實是大事。化驗的結果，果然是村子里的水含有導致婦女不孕的物質，經過改水處理，問題得以解決。經歷這件事后，這位市長養成了急群眾所急的作風，即使“文革”時從省里下放回延安，他都不顧年老體弱，為了研究解決黃龍山區嚴重的克山病問題，多次深入病區，翻山越嶺，奔波不息。
在延安紀念館陳列廳，還陳列著毛澤東寫的一張便箋，按時下的說法，是一張“條子”。那一年，邊區政府工作人員吳吉清的孩子得了重病，找了幾位醫生都束手無策，毛主席知道后，便寫了這張條子給中央醫院小兒科主任侯建存，請他“費心醫治”。
一條水渠、一場演出、一次化驗、一張“條子”、一起戰斗，幾多叩問，引人思索。作為黨的領導人，都能時刻把群眾的“小事”記在心頭，而作為一名財政干部，一名專門為群眾辦事的“人民公仆”，是不是更應該如此？而我們又是否真心實意把群眾的“小事”當成自己的大事來辦了呢？黨群、干群關系在我們手里是變得更融洽呢還是變得疏遠了呢？都值得我們捫心自問。
紅色精神需要傳承，更需要踐行。財政干部要從自我做起，在模范踐行紅色精神中傳承紅色精神，這樣才能保證任何時候，紅色精神都不會丟。
1．踐行紅色精神，就是要堅定執著追理想。井岡山時期“三灣改編”、毛澤東被“開除黨籍”、劉仁堪舍生取義的故事是對革命年代堅定理想信念的最好詮釋。
1927年9月，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途中，在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這時，部隊由原來秋收起義的5000多人減員至1000多人，最后700多人堅定地選擇留下來，在毛澤東的堅強領導下，繼續向井岡山前進，最終開創了中國革命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的星星之火，最終燎原全國。1928年3月上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文件從上海傳達至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由于種種原因，將中央對毛澤東“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將毛澤東開除黨籍”。在這段時間，毛澤東雖然成為了“黨外人士”，但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和信念，并且領導井岡山軍民在井岡山繼續探索著中國革命的勝利之路。時任中共蓮花縣委書記劉仁堪，1929年因叛徒出賣被捕不久被敵人處斬。臨刑前劉仁堪還在痛斥敵人，向圍觀的群眾宣傳革命道理。被惱羞成怒的敵人割去舌頭后，血流滿地，劉仁堪便用腳蘸著自己流下的鮮血寫下了“革命成功萬歲”六個大字，最后英勇就義。
理想高于天。面對大革命的失敗、秋收起義的失利，堅定的共產黨人仍然高擎火炬前行。毛澤東作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他雖遇挫折而不氣餒，雖受委屈而不抱怨，面對打擊卻始終沒有放棄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的信仰和追求。在革命先烈劉仁堪身上，充分體現了革命先輩忠貞不二、至死不渝的堅定信念。在新的歷史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已經成為黨在現階段的理想目標。要實現這個理想目標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同理，我們的財政事業發展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困難，財政干部必須向革命先輩那樣，發揚紅色精神，堅守理想信念，按照“兩學一做”的要求，堅定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出色的完成自己的使命。
2．踐行紅色精神，就是要艱苦奮斗干事業。先講一講“蓮花一支槍”的故事。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各地革命運動遭到鎮壓，湘贛邊界的農民自衛軍也同樣被反動軍隊收繳了大部分武器。蓮花縣農民自衛軍原有60支槍，后來只剩下共產黨員賀國慶用一家人的生命保存下來的一支槍。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后，蓮花的革命形勢迅速恢復，并以這一支槍為基礎，組建了蓮花紅色獨立團，為井岡山的斗爭、為奪取革命勝利、為建立新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不管條件多么艱苦，都要堅持奪取革命勝利，即使一支槍也要干革命，這就是我黨過去艱苦奮斗干事業的真實寫照。
在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如火如荼的今天，我們依靠艱苦奮斗，正在干一番大事業，那就是盡快實現社會主義強國夢。比如我們的高鐵領域、航空航天航海領域，面對技術、人才、資金缺乏的困難，面對多年來外國嚴厲的技術封鎖，“十年磨一劍”，依靠自己潛心研究，從追尋者到領跑者，從中國創造到中國制造，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成為展示中國改革發展新成果的一張張“國家名片”。截止到2016年中國高鐵里程達到2.2萬公里，超過世界其他國家高鐵里程之和，運營里程、運行速度均已位居世界第一，技術水平已達到全球領先水平，讓世人為之驚嘆。我們的航空航天技術，在載人航天、衛星遙感通訊等領域已躋身世界前列，世界領先的殲20隱身戰斗機順利裝備到空軍部隊，進步神速。我們用犧牲15名設計師的代價換來了國產航母的下水。過去和現在的實踐證明，干出一番事業，就是對紅色精神的最好實踐。只有用紅色精神武裝自己，才能在面對艱難困苦時永不言棄，才能干成一番事業，才能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強國夢。
3．踐行紅色精神，就是要紀律嚴明守底線。政治清明、紀律嚴明是紅色精神的重要內涵。我們黨革命時期就立下了嚴格的規矩。黃克功殺人案和劉青山、張子善貪污腐敗案，都是黨執紀嚴明的典型例子。這里講一講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當時劉青山任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任地委副書記兼天津地區專員，兩人因貪污腐敗1952年被判處死刑。在對劉、張公審前，他們二人的老領導、天津市委書記黃敬找薄一波求情：“劉、張錯誤嚴重，罪有應得，當判重刑。但考慮到他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有過功勞，在干部中影響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說說，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薄一波最后向毛澤東轉達了他的請求。毛澤東當時對薄一波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有可能拯救20個、200個、2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黃敬同志應該懂這個道理。”
進入新時期，特別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違法亂紀行為實行“零容忍”，出臺了“兩準則、四條例”六部黨內法規（《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和《中央八項規定》，釋放出了越往后執紀越嚴的強烈信號。財政干部手中或多或少掌握著一定的權力，更要牢牢把握道德底線和法紀紅線，自覺遠離腐敗，做干干凈凈的財政人。在這里我們要謹記“四句話”:第一句：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第二句：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第三句：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墻；第四句：世界上沒有后悔藥。
同志們，今天的黨課，講述的是一個個真實的紅色故事，傳播的是一種催人奮進、永不停歇的精神力量。90年過去了，那些激情洋溢的生活場景，那種永不言棄的抗戰精神，仍如晨鐘暮鼓，穿透時空，悠然回響。真理不會老，紅色精神任何時候都不能丟，我們每個財政干部都有責任和義務把紅色精神領悟好，踐行好，傳承好，把“實事求是、勇闖新路，艱苦奮斗、不怕犧牲，舍己為人、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紅色精神創造性的融入到我們的工作之中，使之成為我們克服困難、陶冶情操、堅定黨性的法寶，成為我們的精神圖騰。讓我們毋忘延安，毋忘井岡山，毋忘那些激情奮發的紅色歲月，紅色精神永存！
描寫傳承紅色精神堅定理想信念心得體會范本二
今天黨課的主題是：傳承紅色精神、堅定理想信念。在黨的96歲生日之際，講這個主題應該說具有特殊意義。以延安精神、井岡山精神為代表的紅色精神，是我黨在革命時期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是革命先輩們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更是新時期我們財政干部攻堅克難的精神武器。1980年，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號召全黨：一定要宣傳、恢復和發揚延安精神，并且強調“要大聲疾呼和以身作則地把這些精神推廣到全體人民、全體青少年中間去，使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為了把寶貴的紅色精神領悟好、踐行好、傳承好，讓紅色精神真正成為我們財政干部的精神支柱，去年10月和今年6月，局黨組組織市直財政系統的部分黨員干部，遠赴井岡山和延安開展了兩期黨性鍛煉教育活動。這是局黨組抓黨性教育和作風建設、深化“兩學一做”教育活動的創新舉措，我們不光是在常德抓，我們還把課堂開到了井岡山、開到了延安。學員們通過參觀革命舊址、觀看圖片展覽和實景演出，結合理論教學和情景教學，對井岡山、延安時期的革命斗爭、邊區生活，對紅色精神有了深刻的認識，舞臺劇《延安保育院》的演出，更是有不少人都看得流淚，證明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都被延安精神、井岡山精神所觸動，效果是很好的，對錘煉財政干部的黨性作風、堅定理想信念也是大有益處的。今后，我們不僅把黨性教育的課堂開到井岡山、開到延安，還要開到西柏坡、開到每一個革命根據地。今天的黨課，我將通過一個個真實生動的紅色故事，從三個方面來講述怎么傳承紅色精神的問題，希望大家有所感悟、有所收獲。
紅色精神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我們在坐的恐怕搞得清楚的不多。從延安、井岡山的革命實踐來分析，我認為紅色精神主要是指以下五種革命精神。
第一種是實事求是、勇闖新路的精神。井岡山斗爭時期，在革命處于低潮的歷史關鍵時刻，我們黨堅持實事求是、調查研究，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全新革命道路，制定了黨領導軍隊的一系列組織制度和紀律，引導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形成了實事求是、勇闖新路的井岡山精神。
第二種是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的精神。以延安“抗大”精神為代表，“抗大”是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的簡稱，是黨在延安時期創辦的培養高級軍政干部的最高軍事學府。抗大的教育方針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毛澤東多次到抗大講話，反復強調確立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的重要性，而且指出要堅持“抗日救國”的方向，就要有“三個犧牲”的決心，“第一個決心是要犧牲升官，第二個決心是要犧牲發財，第三更要下一個犧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決心!”抗日戰爭中，抗大培養了10多萬名德才兼備的干部，他們在民族戰爭中，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和先鋒作用，也形成了艱苦奮斗、英勇犧牲的抗大精神。
第三種是舍己為人、無私奉獻的精神。這里主要講的是“白求恩精神”。白求恩是加拿大一位著名的胸外科專家，共產黨員。1938年他受美國、加拿大共產黨的派遣，放棄國內優越的生活，到達晉察冀抗日前線，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為救治我軍傷員忘我工作，絲毫不計較個人得失，最后犧牲在戰斗一線。1939年12月21日，毛澤東寫了《紀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贊揚了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對工作極端負責任，對同志極端熱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崇高精神。
第四種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井岡山和延安革命斗爭時期，毛澤東、朱德等黨和紅軍領導人身先士卒、以身作則，帶領井岡山軍民自己動手挑糧、種菜、編草鞋、挖草藥、熬硝鹽、辦軍械廠，克服各種困難艱險，打破重重包圍封鎖，鞏固和擴大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延安根據地一度出現嚴重經濟困難形勢下，黨中央發出了“自己動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的偉大號召，興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順利渡過了難關。王震領導的三五九旅在南泥灣墾荒過程中所煥發出來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南泥灣精神”，聞名于世，至今被世人廣為誦道。
第五種是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精神。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精神主要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形成的。為了增強黨性，保持黨的先進性，從1942年初開始到1945年，以延安為中心，在全黨范圍內普遍開展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開創了保持黨的先進性的重要形式，實現了全黨的新的團結和統一，并形成了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延安整風精神”。
前面我們講了對紅色精神的認知。接下來我們要講一講理解的問題。我們講傳承，你理都不理解，搞不清楚紅色精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去傳承？那么要理解紅色精神，實際上就是要搞清他的精神內涵。從不同的時代背景去分析，我認為紅色精神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紅色精神，體現的是物質生活極度匱乏、精神生活確極其豐富的精神境界。說起延安,我們都會想到那幅“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題詞。那幾個遒勁的大字，是一個時代的傳神之筆，一個古老民族的精神圖騰。
抗戰時期的陜北高原，溝壑縱橫，地瘠民貧，由于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和自然災荒，邊區軍民一度陷入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蓋的地步。朱德總司令曾以這樣慷慨激昂的言辭陳述抗日將士的處境：“有一槍僅余四發五發子彈者，有一傷僅敷一次兩次藥物者，于是作戰時專憑肉搏，負傷則聽憑自然”。與此相印證的，是他那首氣壯山河的詩篇：佇馬太行側，十月雪飛白；戰士仍衣單，夜夜殺倭賊。
面對嚴峻的局面，毛澤東說：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答案不言而喻。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巨大的困難沒有嚇倒“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場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和隨之實行的精兵簡政，使革命再次轉危為安，“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艱苦的條件也沒有阻止一批批熱血青年沖破層層封鎖，從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寶塔山下，延河岸邊，集合了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延安的窯洞里，有人類最睿智、最深刻、最有遠見的頭腦。延安的山川間歌聲不斷，響徹樂觀向上的旋律。我們的老鄉、著名作家丁玲被國民黨囚禁3年多，于1936年被釋放后，當時國共合作談判中共代表潘漢年建議她去法國，在安逸的條件下開展革命工作，但丁玲委婉拒絕了潘漢年的好意，毫不猶豫的選擇去延安，她對潘漢年說：“法國是個好地方，我好多年前就很向往的，可是我現在只有一個心愿，我要到我最親的人那里去，我要母親，我要投到母親的懷抱，那就是黨中央，只有黨中央，才能慰藉我這顆受過嚴重摧殘的心，這是我三年來朝思暮想的，請你一定答應我，讓我去陜北，去延安。”
在當時極為艱苦的條件下，為什么有那么多有志之士不顧生死，奔赴延安？再來看一看黨外民主人士梁漱溟的講述，我們就更加明白了。梁漱溟，這位新中國成立后曾同毛澤東發生過激烈爭論的著名學者，1938年和1946年曾兩次訪問延安，帶著疑慮考察邊區和中國共產黨的現狀。考察完后他在所寫文章中是這樣描述延安邊區與國民黨統治區的不同的：“在極苦的物質環境中，那里的氣氛確是活躍，精神確是發揚。政府、黨部、機關、學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滿街滿谷，除鄉下人以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稀見長袍與洋裝。人都很忙！”他對延安人際關系的平等、融洽更是倍加贊賞：“一般看去，各項人等，生活水準都差不多。沒有享受優厚的人。是一種好風氣。人人喜歡研究，喜歡學習，不僅學生，或者說人人都像學生，這又是一種好風。被窩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揚，此唱彼和。愛唱歌，愛開會，亦是他們的一種風氣。天色微明，從由此而忘卻！人與人之間情趣增加，精神上互為感召。”
我們從中可以深刻感受到，民主、平等、友善、樂觀、奮進，高度統一的精神追求，這些正是延安讓人心生向往的獨特魅力所在。抗戰時期的延安，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清貧的物質生活并不導致精神的矮化。反觀今天，豪車華屋，燈紅酒綠，山珍海味，有些人外表無比光鮮，內心流露的卻是無盡的頹廢與空虛，為什么會這樣呢？這是因為他們把物質享受放在第一位，整天沉溺于金錢、權力甚至美色之中，喪失了理想目標、失去了精神追求所致。怎樣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堅守自我，抵擋物欲誘惑，看低功名利祿，脫離低級趣味，在精神上有不懈追求，延安精神確實值得我們去對照、反思。
（二）紅色精神，體現的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原本就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品格，它的發揚光大，則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極力倡導，率先垂范，精心培育的結果。尤其在井岡山、延安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先驅，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發揚光大，影響著新中國幾代人。
一天下午，延安留守兵團的司令員蕭勁光到毛澤東住處匯報工作，見他圍著被子斜躺在床上辦公，以為是病了，正要詢問，毛主席抬起頭來指指地下的火盆笑說，棉褲洗了，還沒烤干，起不了床，起來就要光屁股了!蕭勁光鼻子一酸，指示警衛員趕快到兵團去領一床被子和一套棉衣。毛澤東一聽，連說不行不行，領來我也不要，現在大家都困難，我若要搞特殊，講的話就等于放屁，沒人聽，他們會說你不是真革命，是蔣介石，是封建皇帝！過了會兒，又說，勁光啊，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任何時候，任何人都不能搞。你要記住這句話：我們共產黨人絕不能搞特殊！
1940年，66歲的愛國華僑陳嘉庚回國考察抗戰。蔣介石對此十分重視，僅重慶的接待費用就安排了8萬元，其中一次宴會花了800大洋。前線將士浴血奮戰，后方如此鋪張，陳嘉庚對這種奢侈十分反感。后來他到延安，看到干部群眾衣著簡樸，情緒飽滿，印象甚好。毛澤東在楊家嶺宴請他，用的是從老鄉家借來的小方桌，因太舊，上面鋪了幾張報紙。飯菜是用自種的西紅柿、豆角等做的，另外上了一例雞湯，整頓飯算下來不到兩塊錢。毛澤東說，我是沒錢買雞的，這只雞，是鄰居老大娘聽說我有貴客要招待，特地送來的。兩相對照，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陳嘉庚不禁嘆道：“得天下者，共產黨也！”回到南洋，他在第二屆南洋華僑大會上還激情洋溢地歡呼：“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那次訪問，讓陳嘉庚“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幸”。為了表達對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敬意和擁護，他給延安送了兩輛小汽車。小車送到延安，中央辦公廳“理所當然”地要分配給毛主席一輛，卻遭到毛主席的拒絕，他提出的原則是，一要考慮軍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顧年紀大的同志。在他一再堅持下，兩輛車分別分給了朱德和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謝覺哉“五老”使用。一次，毛澤東去棗園開會，回來時馬突然受驚，把他從馬背上摔下來，跌傷了手臂，朱總司令和“五老”知道后一定要把車子讓給毛主席，他仍“堅不從命”。毛主席后來也有了一輛“專車”，是華僑捐贈的救護車，但也只是在接送客人時才偶一使用。而這兩輛小車的使用，說來也耐人深思，對我們看待和處理很長時期以來屢禁不止的公車私用，公款消費，講排場，擺闊氣等惡劣風氣或許有所啟示。
中共“五老”之一的林伯渠，在陜甘寧邊區兼任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席，被稱為紅色理財家，可以說是財政系統的元老，也是我們財政干部的同行，那么他又是怎么做的呢？1944年春節，時任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寫了一篇《我的生產節約計劃》。一位外國記者看到后，就懷著好奇的心情，采訪了林伯渠。他來到林伯渠的住處，只見窯洞里只有一盤炕，炕上的被子打滿了補丁，一張破舊的小方桌，桌邊放著幾把半舊的椅子。此時，林伯渠坐在椅子上，埋頭縫補著一條舊褲子。他笑著對記者說：“中國有句俗話，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我這條褲子，才穿了三年半呢！”外國記者提出要看看他種的菜地，于是林伯渠便拄著根手杖，帶他來到了延河邊的一塊灘地上。外國記者蹲下身來，撫弄著地里嫩綠的秧苗，贊不絕口：“你們共產黨的干部，不僅發動群眾干，還自己帶頭干，說到做到。真是了不起啊！我要把這里的一切告訴全世界。”他緊緊地握住林伯渠的手說：“謝謝主席先生！我在陜北這塊土地上，看到了中國的光明和希望。”林伯渠去世后，鄧小平在悼詞中說：“林伯渠同志的偉大革命斗爭精神，維護黨的正確路線的堅定立場和密切聯系群眾、艱苦樸素的作風，永遠值得全黨和全國人民學習。”
紅軍“大管家”余賁民原是秋收起義部隊的副師長，到井岡山后，不計名利，負責部隊的后勤工作，出任被服廠廠長。困難時期，他發動群眾，千方百計地解決部隊的糧食和戰士們急需的冬衣問題。后又擔任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財政部部長兼紅四軍軍部財務總管。他雖然手握財政大權，但自己連一雙6角錢的雨鞋都舍不得買，一年到頭就穿一雙自己編織的草鞋。
毛澤東、林伯渠掌握再大的權力，即使自己生活再艱苦，也不謀一點私利，體現了共產黨人的艱苦樸素、公私分明。聯想到現今社會生活中的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引人深思。從最近幾年曝光的“四風”違紀案件來看，有些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國際品牌，戴的是進口名表，住的是超級別墅，座的是豪華專車，早已與我黨提倡的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背道而馳，與黨紀國法的要求背道而馳，與群眾的期望背道而馳。我們財政系統“四風”問題也不少。在對待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的問題上，我們財政干部要怎么做？我想我們的革命先輩們、我們的老財政林伯渠、余賁民同志已經給我們做出了表率，我們絕不能拿著國家的俸祿，掌管著人民的錢財，搞鋪張浪費，搞奢侈享受，財政的每一分錢都要精打細算，用在刀刃上
（三）紅色精神，體現的是政治清明、法紀嚴明的政治生態。無論是延安，還是井岡山，都是充滿團結友愛氣氛的大家庭，同時，又是政治清明、法紀嚴明的民主之地。
1946年11月，朱德同志60歲生日之際曾賦詩一首：“歷年征戰未離鞍，贏得邊區老少安。耕者有田風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寬。實行民主真行憲，只見公仆不見官。陜北齊聲歌解放，豐衣足食萬家歡”。這是一首堪稱描寫邊區整治生態的史詩，其中“實行民主真行憲，只見公仆不見官”畫龍點睛，生動再現了當年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民主憲政和執政狀況。
在民主憲政方面，延安時期邊區政府進行的四次選舉，堪稱國史、黨史上民主選舉的典范。選民們曾用民謠表達自己的心聲：“民主政治要實行，選舉為了老百姓。咱們選舉什么人？辦事又好又公平。”許多足不出村的小腳老太太，都騎著毛驢，翻山越嶺，趕到選舉地點。為了使不識字的選民能夠行使選舉權，不少地方還使用了“碗里放豆”、“香頭燒洞”等便于操作的選舉方式，開創了“草根民主”的先河。人民選出的帶頭人，對人民自然不敢有絲毫的懈怠，會本能的甘當“人民公仆”。這就是當時在局部執政的條件下和艱險困苦的環境中，在革命根據地認真探索和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積極實踐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真實寫照。
說到“只見公仆不見官”，美國記者斯諾在1936年和1939年先后兩次長期訪問陜北根據地和延安以后曾寫道：“我看到毛澤東住在簡陋的窯洞里，穿的是打了補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飯和辣椒土豆絲；周恩來睡在土炕上；彭德懷穿的背心是用繳獲敵人的降落傘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線繩系著斷了一只腿的眼鏡；林彪請我吃的是‘面條宴’；紅軍大學學員把敵人的傳單翻過來當作課堂筆記本使用。”“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斯諾稱贊“只見公仆不見官”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是“東方魔力”、“興國之光”。
談到“人民公仆”，周恩來同志曾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國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應該和群眾同甘共苦、共命運。如果圖享受、怕艱苦，甚至走后門、特殊化，那就會引起群眾公憤的。”可見“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務員”是“黨的干部”的代名詞。周總理的話放在當下來提，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現在社會上有群眾甚至說出“我不當主人，我要當公仆”的言論，證明我們黨和國家少部分“人民公仆”的言行已經引起群眾公憤。我們財政干部一定要警醒起來，時刻牢記“人民公仆”的使命和責任，密切黨群干群的血肉聯系，慎終如始，一以貫之，謹防由“人民公仆”向“人民主人”蛻變、漸變。
法紀嚴明在邊區革命中起著保駕護航的重要作用。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在違法亂紀、侵害人民利益的行為面前，他有一般人少有的“毒蛇在手，壯士斷腕”的霹靂手段和決絕氣概，遇事不徇私情，態度鮮明，起到了極好的表率作用。
1937年10月，曾經參加長征的26歲的延安抗大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愛情糾葛槍殺了女學員劉茜。審訊時，黃克功亮出渾身傷疤，請求法庭免于一死，準其戴罪立功，戰死疆場。毛澤東接到報告，給審判長雷經天復信：“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觸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并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和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嚴格的紀律。”
與這個事件相輔相成的，是毛澤東的“挨罵”。1941年6月，邊區政府召開各縣縣長聯席會，討論公糧征收工作。會議進行中，天氣驟變，一個炸雷擊中禮堂梁柱，延川縣代縣長不幸觸電身亡。消息傳開，議論紛紛，有位老鄉借機發泄對公糧負擔過重的不滿，指名道姓地責罵了毛澤東。邊區保安部門聞訊，認為這是一起嚴重反革命事件，要嚴肅追查，公開處理。毛澤東從警衛員口中知道了這件事，立即進行制止。他對保衛部門的同志說，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聽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點兒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的對立面。對群眾負擔過重的問題，要邊區政府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免，該減的減，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世界學聯代表團成員當年訪問延安后曾這樣由衷贊嘆：“邊區司法充滿了平等和正義的精神！”
（四）紅色精神，體現的是黨群、軍民關系的魚水情深。關心群眾生活、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人民打成一片等等著名言論，大都是在井岡山、延安時期提出的，毛主席等老一輩革命家既是首倡者，又是模范的實踐者。
“幸福渠”是黨群、軍民團結協作留下的永不磨滅的痕跡。延安棗園旁邊有一條灌溉渠道，那是當年由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中央機關干部戰士與當地群眾一起修建的“幸福渠”。這條全長五公里、灌地1200畝的水渠，幾十年來波光粼粼，一直滋潤著鄉親們的心田。
在井岡山，軍民團結打敗江西“兩只羊”的故事廣為流傳。1928年6月，湘贛兩省國民黨軍對井岡山發動了第一次“會剿”，毛澤東、朱德率領井岡山紅軍采取“敵進我退，聲東擊西”的戰術，寧岡、永新群眾組織的赤衛隊、暴動隊積極參戰，在永新龍源口大敗贛敵楊如軒、楊池生部，并占領永新縣城，建立了永新縣工農兵政府。紅軍在永新西鄉寫下標語：“不費紅軍三分力，打敗江西兩只‘羊’（楊），真好、真好！快暢、快暢！”
中央領導給延安駐地群眾拜年成為一段佳話。據當年棗園鄉鄉長楊成福回憶，中央機關駐在楊家嶺和棗園時，每年都要給老鄉們拜年。有一年春節，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同工作人員帶著糖果、春聯等年禮來到鄉政府，一見面，毛主席親切地問，楊鄉長，你們辛苦一年了，年過得好嗎？楊一邊應答，一邊忙著遞煙，沏茶，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周恩來見狀，說楊鄉長你就別忙了，毛主席要給鄉親們拜年，你就引我們到各家走走吧！楊成福一想，全村幾十戶人家，山上山下，住得很分散，哪能讓首長們到處去跑。就說，你們都忙，挨家挨戶就不必了，我一定把主席和首長們的心意轉告給大家。毛主席一聽，連連擺手，說拜年找人代理，楊鄉長你這個主意可出得不好，還是我們去吧！一句話把眾人逗笑了。但商量的結果，還是采納了楊成福的意見：把每家的家長都請到鄉政府，一來主席都見上了，二來也更熱鬧。鄉親們來了，主席和其他首長拉著老年人的手，熱情地遞煙，敬酒，給孩子們抓瓜子，散花生，并詳細征詢對中央機關的意見，了解村民的生活狀況和來年的生產安排，促膝交談，親如一家。
毛澤東關心群眾生產，也關注他們的精神生活。著名的延安文藝運動，開辟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廣闊道路。每到春節，延安的文藝團體都要組織秧歌隊，走上街頭，拿出各自的拿手好戲，與群眾共慶新年。1943年春節，正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的第二年，延安南門外人山人海，兩萬多軍民聚集在廣場上觀看魯藝等單位的演出，王大化、李波合演的《兄妹開荒》大受歡迎。頗有意思的是，在成千上萬的觀眾中，有一位就是毛澤東。那天天氣不大好，空中塵土飛揚。李波回憶說，她見毛主席在大風中坐在那里，身上也落了一層黃土，但他并不在意，身邊有人給他一個口罩，馬上被他用手扒拉開，只是興味盎然地看著，不時張嘴哈哈大笑。那次演出成為堅持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成功實踐。1944年春節，各單位組織的秧歌隊就達到27家，上演節目150多個，延安群眾文化生活的豐富多彩，由此可見一斑。
群眾利益無小事。1944年的一天，毛主席把當時延安市市長張漢武找來，問他，聽說西川侯家溝的婦女大都生不下孩子，群眾很著急，有各種議論，市上知道不知道？張漢武答，是有這么回事，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毛主席說，那么多人不生孩子，會不會是水的問題，可以派人去化驗一下。張漢武知道，在生產落后的陜北，沒有孩子將來就沒有勞動力，主席為此操心，看似小事，實是大事。化驗的結果，果然是村子里的水含有導致婦女不孕的物質，經過改水處理，問題得以解決。經歷這件事后，這位市長養成了急群眾所急的作風，即使“文革”時從省里下放回延安，他都不顧年老體弱，為了研究解決黃龍山區嚴重的克山病問題，多次深入病區，翻山越嶺，奔波不息。
在延安紀念館陳列廳，還陳列著毛澤東寫的一張便箋，按時下的說法，是一張“條子”。那一年，邊區政府工作人員吳吉清的孩子得了重病，找了幾位醫生都束手無策，毛主席知道后，便寫了這張條子給中央醫院小兒科主任侯建存，請他“費心醫治”。
一條水渠、一場演出、一次化驗、一張“條子”、一起戰斗，幾多叩問，引人思索。作為黨的領導人，都能時刻把群眾的“小事”記在心頭，而作為一名財政干部，一名專門為群眾辦事的“人民公仆”，是不是更應該如此？而我們又是否真心實意把群眾的“小事”當成自己的大事來辦了呢？黨群、干群關系在我們手里是變得更融洽呢還是變得疏遠了呢？都值得我們捫心自問。
紅色精神需要傳承，更需要踐行。財政干部要從自我做起，在模范踐行紅色精神中傳承紅色精神，這樣才能保證任何時候，紅色精神都不會丟。
1．踐行紅色精神，就是要堅定執著追理想。井岡山時期“三灣改編”、毛澤東被“開除黨籍”、劉仁堪舍生取義的故事是對革命年代堅定理想信念的最好詮釋。
1927年9月，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途中，在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這時，部隊由原來秋收起義的5000多人減員至1000多人，最后700多人堅定地選擇留下來，在毛澤東的堅強領導下，繼續向井岡山前進，最終開創了中國革命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的星星之火，最終燎原全國。1928年3月上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文件從上海傳達至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由于種種原因，將中央對毛澤東“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將毛澤東開除黨籍”。在這段時間，毛澤東雖然成為了“黨外人士”，但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和信念，并且領導井岡山軍民在井岡山繼續探索著中國革命的勝利之路。時任中共蓮花縣委書記劉仁堪，1929年因叛徒出賣被捕不久被敵人處斬。臨刑前劉仁堪還在痛斥敵人，向圍觀的群眾宣傳革命道理。被惱羞成怒的敵人割去舌頭后，血流滿地，劉仁堪便用腳蘸著自己流下的鮮血寫下了“革命成功萬歲”六個大字，最后英勇就義。
理想高于天。面對大革命的失敗、秋收起義的失利，堅定的共產黨人仍然高擎火炬前行。毛澤東作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他雖遇挫折而不氣餒，雖受委屈而不抱怨，面對打擊卻始終沒有放棄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的信仰和追求。在革命先烈劉仁堪身上，充分體現了革命先輩忠貞不二、至死不渝的堅定信念。在新的歷史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已經成為黨在現階段的理想目標。要實現這個理想目標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同理，我們的財政事業發展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困難，財政干部必須向革命先輩那樣，發揚紅色精神，堅守理想信念，按照“兩學一做”的要求，堅定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出色的完成自己的使命。
2．踐行紅色精神，就是要艱苦奮斗干事業。先講一講“蓮花一支槍”的故事。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各地革命運動遭到鎮壓，湘贛邊界的農民自衛軍也同樣被反動軍隊收繳了大部分武器。蓮花縣農民自衛軍原有60支槍，后來只剩下共產黨員賀國慶用一家人的生命保存下來的一支槍。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后，蓮花的革命形勢迅速恢復，并以這一支槍為基礎，組建了蓮花紅色獨立團，為井岡山的斗爭、為奪取革命勝利、為建立新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不管條件多么艱苦，都要堅持奪取革命勝利，即使一支槍也要干革命，這就是我黨過去艱苦奮斗干事業的真實寫照。
在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如火如荼的今天，我們依靠艱苦奮斗，正在干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