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后感不僅是對所讀書籍的評價，更是對自己思想的反思和沉淀。接下來是一些優秀的讀后感范文，希望能夠給大家寫作時提供一些參考和借鑒。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一

昨晚一口氣讀完了兩京下冊，還沒想好到底要寫點什么。

很喜歡吳定緣這個人物，大概是天生對“憂郁”的角色有一種偏愛。一面是放浪形骸、酗酒、無用、勢利，一面是重情重義、機敏、聰穎、果敢，這種反差，雖然說不夠新穎...但還是吸引人的。喜歡書里提到他的每一個剪影，想象光點前他瘦高的樣子，還有夜色里那雙沁透憂傷迷茫憤怒絕望的眼睛，覺得很迷人。

蘇荊溪，恰如親王自己所寫，是“推動書中波瀾的靈魂人物”，我不討厭這個角色，我也不夠喜歡她，我只覺得哀傷。她的姐妹被選入宮，最終卻悲慘殉葬，她自己講王景姝死了，“她整個世界”都被奪走，大概從那時候起，她便不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了吧，為了復仇，她可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人，不再為他們難過，不再為他們憤怒。我不知道對蘇荊溪來說，朱瞻基、于謙、吳定緣是否還意味著什么，是因為她真的恨極了那些奪走景姝性命的人，所以當他發現朱瞻基對張泉尚有所顧念的時候，就決心要將朱瞻基也列為目標嗎....如果她的心早已隨著景姝一起死了，那她怎么會愛上吳定緣呢，看她最后的舉動，大概是真的愛了吧，盡管她一直講心里再也裝不下別人...但若是還有一點對他人的真實的感受，她真的可以在最后不管朱瞻基對她的傾慕和相救，只為殺了他讓太后悲痛欲絕么....或者，還是因為吳定緣并不是她的仇人吧。

看到有書評說，蘇的復仇在于對抗殉葬制度，這也許是很震撼的吧，但是這種復仇，正如書中所說是一種極度瘋狂極度危險的復仇，是以對生命的另一種踐踏為基礎的復仇，在我看來，絕非正義，也并不悲壯。如果說蘇殺了王家滿門，是因為王家以女兒的死為榮耀，難道里面毫無決定權的仆婢、不明世事的孩童、被封建制度所牢牢禁錮的所有生命都是該死的嗎？在那樣的時代，有著不一樣生命感悟的蘇荊溪，是有著別樣的光芒，她由于自己的不同，注定要背負常人不能理解也難以承受的痛苦，但這種痛苦要以此等駭人的形式去釋放，我同樣覺得毛骨悚然。

書里的朱瞻基真是不錯，不知道咋夸了，反正就是挺好....默默覺得檀健次還挺適合，大概是我太喜歡電視劇版的曹丕了。

看梁興甫，腦子里總浮現綠巨人

打算多去讀讀關于于謙的資料，《石灰吟》這個點，雖說可以達到“這個地方我知道”的目的，但是真的覺得有點刻意了。

盡管很多人說兩京的人物塑造比長安十二時辰要更為飽滿，我也比較認同，但還是喜歡長安，大概是因為結局吧....兩京的結局，我是很希望吳定緣能獨自一個人繼續存在，我總覺得這個角色注定孤獨。但是沒想好如果蘇荊溪最后不是和自己的仇家同歸于盡，要如何改寫。

最后，吳定緣對蘇荊溪的那句表白我真的不能接受，個人覺得，那種表達實在不是吳定緣能講的來的。看到那句我真的雞皮疙瘩掉一地。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二

萬歷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等一批歷史人物在黃的筆下重新閃現出靈光，掩卷而思，我們也不得不考慮人在官場，特別是中國社會應該如何適應。

讀這本書，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總裁李曉忠會議上的話：“如果你現在對共產黨不滿意，則更要入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她！”誠然，對中國社會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變中國社會，則首先要適應這個社會上的規則，也只有這樣你才能夠改變社會。

但在萬歷時期，卻沒有人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萬歷帝采取消極的做法，使得朝內矛盾增加；張居正采用高壓策略，令壓力在其去世后瞬間爆發；申時行總結經驗，卻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無成；海瑞用其獨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卻無法與現實接軌；戚繼光雖心有國家，外在表現卻是組建私家——“戚家軍”，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綜合以上，我說充分認識到“目的”與“途徑”各有所重，可以說，目的重要，達成目的的手段更加決定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為國家出力，但如果途徑不對，則目的無法達成。

中國畢竟不具有一個直來直去的文化，大家講“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顯重要。在西方，“溝通”同樣是一門科學，而在中國“溝通”卻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為當事人就要有識破別人真實目的的能力。

萬歷皇帝在別人指責張居正之時沒能認清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釀成后來的一系列問題與錯誤。所以這要求我們任何一個人都要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一個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達成的效果是什么？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講，一個連親情都不顧，邊兒子都可殺的人是不值得信賴的。所以，一個人做事情如果違反大原則，其心術則肯定是有問題的。

當然，我們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風，因為人畢竟是人，有“陰”、“陽”兩面，即私俗與奉獻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況下，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記住，要改變社會，首先要適應社會；要改變一個人，也要首先與這個人建立良好關系。同時，要認清一個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視其言行背后的真實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誰。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三

《萬歷十五年》經過記錄在16世紀中國的歷史背景下，萬歷年間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亂，反映了當時社會，高級官員的悲慘人生。

本書用作者自我的話來說，能夠算是“大失敗的總記錄”，萬歷皇帝、元輔張居正、首輔申時行、清官海瑞、名將戚繼光、哲學家李贄，這六個人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便是書中側面提及的人物，也通通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并非個人原因能夠解釋，而是“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種以傳統道德治理國家的制度已經山窮水盡，導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時代的犧牲品。

明朝稅重民窮，水深火熱是眾所周知的。《萬歷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認為稅收過多是百姓貧困的首要原因。而黃仁宇先生并不這么認為。他認為民窮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稅率低，受惠者并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極其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并不著眼于提倡輔助先進的經濟以增加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

歷史就是這樣的神奇，透過歷史能讀懂未來。歷史總是在創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歷史，由不一樣的人去描述，就會有不一樣的歷史觀。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細節之中，不一樣的人發現的細節不一樣，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一樣。《萬歷十五年》所表達的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縮影：絕對大多數的人都穿了件絢麗的外衣，那就是滿口仁義道德，背地里卻干著傷天害理的勾當，來滿足自我的私欲。

還有兩個人的比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繼光，雖然他們是一文一武毫無關聯。我想比較的其實是海瑞的不合實際和戚繼光的實事求是。海瑞和社會政治現實格格不入，我們能夠敬服海瑞的高潔，但我仍質疑海瑞的做法對社會有什么進取作用。而戚繼光呢，在明朝軍制如何落后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夠利用的現實，從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實事。明朝有此名將，軍事上卻難有進取，不得不說，中華歷來被外地入侵都是內部不團結的時候。武將有好下場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來還是得讀書啊。

書中指出道德并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從沒有說道德能夠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扯上一個道德的問題，因為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協。所以，在現代應加強法制建設，同時重視道德作用。只可是不要把道德技術化，要優先研究法律的作用，這樣便不會重走以前的老路。

這本書的價值就在于，當我們觀察身邊周遭組織里的這些人，從他們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當中，能夠看到企業未來的興衰，從而培養出一種對未來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們去品讀。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四

首輔申時行，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來寫張居正時代的改革、做法、措施，以及張居正和文官集團這個群體的矛盾來源和結果，以給申時行和事佬的做法做解釋。申時行下定決心做和事佬，是在吸取前人教訓和仔細分析各個利益集團的基礎上所做的決定。

作為申時行的前輩和推薦人，張居正一心想要改革，想要以法治國，然而他只能做到強推政令、利用他的門人和私人勉強在部分地區推行。不僅如此，他深知“為官之道”，自己不做表率，卻只想動他人的“饅頭”，改革難以推行也是自然的。況且，一切歸根究底是官員的俸祿過低，沒有改變這個基本事實，就想要大刀闊斧的改革。改革沒有錯，但改革前的分析做的不夠。這就好比沒有奠基就像蓋摩天大廈、沒有鐵軌就像要火車跑起來。

申時行深知張居正錯在何處和改革行不通的原因，為了與文官集團和解或者向其示好，在上臺后就將僅施行一年的改革制度取消了。

作者還花了較大的篇幅來論述文官集團的形成，和倫理道德與行政效率的關系。文官集團具有雙重人格，他們既遵從四書五經的倫理道德，也同樣不會放棄吞沒百姓的錢財、收受他人的賄賂以維持自己相當標準的生活。正直，是一件商品，用來在皇帝面前展示的。

在那個普通百姓人微言輕的時代，大多數人將做官看做發財致富的道路，而張居正的改革觸動了多數官員的利益，所以行不通。制度好與不好，沒有客觀的評判標準，它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就是好的；反之則不好。既得利益者沒有評論的權利。而張居正作為既得利益者，不僅說舊有的制度不好，改了它，還不加遵守。制定了規矩，只來約束旁人，而不約束自己的，當然就群起而激憤了。

申時行懂這些，他盡量避免惹怒這些個人，盡力做好皇帝和大臣們的傳話筒，從不惹是生非，用力維護著平衡，沒有出大錯，也沒有出彩的地方。

同張居正比，申時行可能過于平和了，但他參透了社會運行的規則，知道自己無能與它對抗，所以他選擇了適應，不做那個出頭人。從他本人做和事佬的決心來看，他盡力了，做的不錯。

歷史告訴我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無力改變的情況下，適應不失為一種選擇。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五

早年，我的語文老師為我推薦了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出走十五年》，當時讀后并未有多少感悟，最近得了空，又重新細讀了一遍，感悟頗多。

余秋雨先生檢視漫漫旅程的每一個腳印，把最精彩的風景留在這部《出走十五年》里。

當你聽到三毛寫的“不要問我從哪里來，我的故鄉在遠方”時你會有何感悟？在沒有看《出走十五年》前，我只是覺得這首歌寫得不錯而已，并未像書中寫的那樣耳膜一震，百脈俱開。也許只有一個真正的旅行者才能體會詞中之意吧！通過語境，我設想自己以一個東方人的形象不斷出現在一個個西方小鎮的情景，每雙眼睛、每個窗戶都在向你發問：“你從哪里來”，心中涌現的那句話必然是歌詞中的“不要問我從哪里來，我的故鄉在遠方”吧！我也體會到先生十五年寂寞長途中的“艱難”。

有的人為了賞景而旅行，在游遍聞名遐邇的勝地后興奮地振臂；有的人為了成名而旅行，在行過危險神秘的地域后自豪地炫耀；但也有人，耗費了一生最好的年華，懷揣微薄的盤纏和口糧，卻帶著滿心的虔誠、滿腦的思考，走訪那一個個大城、小鎮，走著，記錄著，沉淀著，不畏艱險，周而復始。先生便是這樣的人，他用腳，用腦，用筆在旅行，現實與歷史的碰撞，和平與戰爭的交替，繁華與蕭條的反差，在他的心中激起層層波浪。于是，他迫不及待地道出他的興奮、愉悅、驚嘆、感動，因為這是一種責任，一種神圣的使命。我細細讀完了這本游記，震撼之余，我的心也得到了無與倫比的滿足。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六

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是一部非常好的人文作品，我也不是第一次讀了。可是正如其他好書一樣，每次讀都會有收獲。這次我聯系他的另一部作品《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來讀，發現一些有趣的問題以及自己的一些愚見。

我的答案是盡管進程會很慢，中國很可能仍然會走向商業化的社會而不是維持農耕文明。

原因是：人口壓力。

討論歷史上的社會民族變遷很容易陷入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即究竟是文化的影響為主還是地理的影響為主，還是其二者混合的影響等等等等。。但是無論還是有一個比較量化的而且也是前提性的原因是比較少爭議的，那就是人口壓力。

兩千年來中國經濟中心逐漸南遷，從河洛到蘇杭，這個其實應該是結果，原因是人口的逐漸南遷，以前瘴癘之地的湖南，福建，廣東，因為北方土地幾千年的耕作和人口繁衍而負擔不起那么多的人口，到明清已經是帝國的重要省份了。倘若沒有外敵的入侵，繼續多出來的人口無處吃飯，而科技的水平又不能飛速的發展，必定導致往外洋移民。因為倘若科技水平進步跟不上人口增長速度人口則空間擴張。

當然，這個過程絕對是殘酷的。宗中國土地的歷代帝國，其運行的綱領都是保護落后經濟扼殺商業苗頭，維持均衡。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持續的人口壓力，故而百姓只要能溫飽就可以了，其他一概免談。這也是儒家思想為什么需要被封為至高標準，崇尚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否則，在低技術條件下，無法靠極端低效率的法律程序來管理社會。可是當帝國最邊緣的省份也人口輻軸的時候，因經濟破產而不但爆發的全面戰爭，會迫使沿海的居民不斷移居海外，而中央政權也將沒有能力進行約束。華夏民族會因為生活所迫而象現在一樣在泛太平洋地區扎根，從而逐漸形成一個穩定貿易圈。

那么這個結論跟現在事實上的中國有何關系呢，結論是，發展科學技術以緩和人口增長帶來的壓力，是中國最重要的事情。因為現在地球已經太小了。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七

整本書本質上反映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互相制約相輔相成的關系。書中不論君臣，只是把不得善終的人物舉為個例，來論證以道德治國，治理一個組織結構已發展并復雜到一定程度，法制建設卻沒有跟進，管理制度也未有革新，生產關系已不足以適應當時的社會發展的弊端。

以文官集團為首的道德治國，大小事宜因沒有成文的法條而只能佐以道德的準則來評判是非，其力求內外制衡的理論，即文極，缺乏改革創新的動力與智慧。先后有張居正此等大政治家勵精圖治改弦更張，戚繼光雄才偉略整頓軍機，但極少數人的主張并不能與根深蒂固的缺乏確定規章只求內外制衡無事即為功的文官集團利益相抗衡。萬歷年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以與兩千年前的孔孟時代不同，卻仍使用當時理論裁定一切事宜，此時生產關系已極為落后，嚴重制約了生產力發展，才為日后帝國的衰亡埋下伏筆。

給當今社會的啟迪就是，社會制度一定要隨著社會發展而逐漸演進，勇于革新創業，絕不墨守成規因循守舊。在現代社會，每天都會出現新鮮事物，不免涉及有違公序良俗的事情，而我國法制還尚未完善不能做到實時跟進。極為需要執政者審時度勢，有靈敏和看遠的智慧與思維，制定適宜的政策，引導國家向穩向好發展。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八

首輔申時行，作者用了很大的幅來寫張居正時代的改革、做法、措施，以及張居正和文官集團這個群體的矛盾來源和結果，以給申時行和事佬的做法做解釋。申時行下定決心做和事佬，是在吸取前人教訓和仔細分析各個利益集團的基礎上所做的決定。

作為申時行的前輩和推薦人，張居正一心想要改革，想要以法治國，然而他只能做到強推政令、利用他的門人和私人勉強在部分地區推行。不僅如此，他深知“為官之道”，自己不做表率，卻只想動他人的“饅頭”，改革難以推行也是自然的。況且，一切歸根究底是官員的俸祿過低，沒有改變這個基本事實，就想要大刀闊斧的改革。改革沒有錯，但改革前的分析做的不夠。這就好比沒有奠基就像蓋摩天大廈、沒有鐵軌就像要火車跑起來。

申時行深知張居正錯在何處和改革行不通的原因，為了與文官集團和解或者向其示好，在上臺后就將僅施行一年的改革制度取消了。

作者還花了較大的幅來論述文官集團的形成，和倫理道德與行政效率的關系。文官集團具有雙重人格，他們既遵從四書五經的倫理道德，也同樣不會放棄吞沒百姓的錢財、收受他人的賄賂以維持自己相當標準的生活。正直，是一件商品，用來在皇帝面前展示的。

在那個普通百姓人微言輕的時代，大多數人將做官看做發財致富的道路，而張居正的改革觸動了多數官員的利益，所以行不通。制度好與不好，沒有客觀的評判標準，它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就是好的；反之則不好。既得利益者沒有評論的權利。而張居正作為既得利益者，不僅說舊有的制度不好，改了它，還不加遵守。制定了規矩，只來約束旁人，而不約束自己的，當然就群起而激憤了。

申時行懂這些，他盡量避免惹怒這些個人，盡力做好皇帝和大臣們的傳話筒，從不惹是生非，用力維護著平衡，沒有出大錯，也沒有出彩的地方。

同張居正比，申時行可能過于平和了，但他參透了社會運行的規則，知道自己無能與它對抗，所以他選擇了適應，不做那個出頭人。從他本人做和事佬的決心來看，他盡力了，做的不錯。

歷史告訴我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無力改變的情況下，適應不失為一種選擇。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九

讀罷黃仁宇的《萬歷十萬年》，不得不對本書作一個高度的評價。短短四個篇章，從萬歷及兩位首輔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國在長期“不事朝政”的萬歷手下正常運轉的奧秘；后三篇章選取了萬歷年間具有代表性的三個人剖析了萬歷這個時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張居正、申時行兩位首輔。在筆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質過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聰明絕頂的官僚。但如果給他們打分的話，兩者我都不會給滿分，因為兩個聰明一世的人在同一個問題上犯了不一樣的錯誤，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一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

在分析、比較這兩位首輔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闡明這樣一個觀點：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同樣一段《明實錄》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對事件背后的故事不會有詳盡交代（甚至是為了政治利益能夠篡改歷史），不一樣的人會從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樣的結論。

例如在談到隆慶年間的首輔高拱被黜一事時，黃仁宇認為是高拱一句“十歲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論體現了其謀逆之心，從而得出張居正與馮保聯合罷黜高拱是維護了大明江山的結論。在筆者看來，這一結論多少有些荒謬。第一，從政治意圖來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動物，他們的所作所為必定貼合“贏利遠大于風險”這必須律。“高拱謀反”的獲利無非是繼續做首輔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卻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況且太平盛世謀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從史料看來，并無充足的資料能夠證明“高拱謀反”（史料中并無高拱收買內侍、準備兵丁武器等行動）。若將黃仁宇先生的“謀反”理解為“攝政”，那么對于一個10歲的天子，任何人成為首輔必然都會“攝政專制”。第三，從結果來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謀反，他的下場會是罷黜這么簡單嗎？第四，就張居正、馮保和高拱的關系來看，他們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張居正并非高拱的親信，高拱對權力的獨攬已經引起了諸多大學士的不滿，自然也危及張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對馮保的升遷也屢次阻攔，足以引起他的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張居正和馮保的陰謀，他們將高拱原話中的“孩童”改為“天子”，這句話便有了十足的殺傷力。這么一個簡單的文字游戲獲得的回報便是張居正的首輔地位和馮保的司禮監秉筆太監一職。能夠說除了獲利之外，張居正能夠自保，馮保能夠復仇。

除了對“高拱罷黜”一事筆者與黃仁宇先生觀點不一樣外，“徐階是強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鄭貴妃是聰明的女政治家”的觀點筆者也不是完全認同。此外還需指出黃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個小錯誤，即宮女“許配”給太監后并非成為“答應”。“答應”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較低的宮女，而這種被稱為“對食”的現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筆者闡述的一個基本觀點：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詞解釋。

下頭筆者將對“官僚”和“政治家”連個名詞進行簡單的解釋。在筆者看來，政治家相對于官僚，對政事更加負責，出發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禮儀；而官僚關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舉幾位名人。徐階（嘉靖年間首輔）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并且他在這兩方面都相當出色，在嘉靖年間的首輔之爭中不但政績上有所建樹，最終也得以保全自身；嚴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應對蒙古騎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區的行為作出的“不抵抗”的決定至今令人唾棄；海瑞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家（實際上他是懂得官場之道的，可是卻絕不踐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將戚繼光也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

筆者說張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說他不懂為官之道，只是他升遷太過剛愎自用，不知韜光養晦，才在死后遭挖墳鞭尸抄家（這和多爾袞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稱之為合格的官僚；說申時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時他也是一名較為合格的政治家，畢竟治理黃河和封貢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殺的功勞，但因為他在“爭國本”事件中太過圓滑，首鼠兩端的行為觸犯了文官集團堅守的道德禮儀，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臺。若兩人做比較的話，張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時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張居正和申時行。

自古以來，君權和相權是一種博弈平衡的關系。可是在明代，作為君權外圍的宦權也加入了這種博弈。君權的外圍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種，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壓（為了防止靖難之役重演），外戚勢力弱小，宦權得以提高（尤其是東廠出現之后）。就相權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銷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現的內閣又極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團的權力。大學是手中有權力，而言官御史們有戰斗力，他們的目的有的是為了個人私利，但大部分是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禮儀，所以文官集團內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權時而聯合相權對抗宦權，時而聯合宦權對抗相權，但都是為了尋找權力的平衡點。若宦權與相權聯合，那兒皇權便岌岌可危（天啟年間的魏忠賢及閹黨造成的動亂就是一例）。對于張居正和申時行而言，前者維護的是相權（是自身的相權而非整個文官集團的權力），后者維護的是君權。

這種情景的產生，主要原因在于兩人所處的時代環境不一樣。張居正當政時，萬歷正處于青少年時期，不可能完全獨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張居正扮演了臣子、導師和嚴父三種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師，教習經史，并適當調整科目以使萬歷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避免了萬歷沉迷書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轍）；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對于一個10歲的天子，他聯合宦官馮保、外戚李太后穩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動蕩。同時在前期，他肅清吏治，任用賢人，使得大明帝國能夠正常運轉。但作為一名“嚴父”來說，他的行為太極端，在萬歷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種子暫且不說，他當政后期任人唯親、扶植私黨、排除異己都在與他有利益沖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導火索。更重要的一點是，由于張居正和其親信勢力過于龐大，影響到了皇權，所以張居正死后的悲慘結局也可想而知。張居正確實有過硬的政治素質，但太過剛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會有一個完美的收場。此外，還需張居正一個并非高瞻遠矚的決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時確實增加了財政收入，但也導致了明朝中后期一個極為嚴重的社會矛盾——流民現象。所以張居正當政前期的表現令人嘆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卻又令人扼腕嘆息！

作為張居正的親信和萬歷的教師，申時行成為首輔的時候，萬歷已經成為了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張居正的前車之鑒，申時行的政治風格更傾向于溫和穩重。例如張居正剛去世時，言官大臣紛紛上述彈劾，申時行既不參與彈劾自我的教師（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機），也不維護自我的教師（不與眾矢之的統一戰線以維護自身安全），但暗中他還是極其照顧張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動。由此可見，申時行處事確實圓滑。而卻他上任之后立刻廢除了張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緩解了社會矛盾；他任用潘季馴治理黃河，對蒙古采取封貢互市政策，這都是他不可磨滅的攻擊。但作為一名官僚而言，他對君權的態度在“爭國本”事件上與文官集團的道德立場完全相悖，導致辭官回家的慘淡收場。

在對待君權的態度上，張居正的極左做法觸怒了君權，申時行的極右做法觸犯了相權，所以他們在權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點，結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敗寇”的權力斗爭中，千百年來哪有完美的結局呢！

四這本書帶給我們的啟示。

黃仁宇先生在書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繼光和李贄三人，他們代表了不一樣階層不一樣環境的人，但同樣懷有“治國平天下”的夢想。當年明月曾說過：“‘知行合一’這句話，張居正讀懂了，海瑞沒有讀懂。”我想戚繼光和李贄也都讀懂了，僅有海瑞一個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條主義世界中。

應對同樣的現實，戚繼光順從了，人們在他的殺敵保固與為官的左右逢源中卻讀不出他的無奈與孤獨；李贄選擇了出價，卻始終無法割舍對這個社會的關心，同樣更不會有人讀懂他孤傲的悲涼。

這本書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大明帝國這臺生銹的機器已經經不起任何折騰，只是依靠文官集團和幾個強有力的君主在維持著齒輪的正常運轉。張居正的折騰（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劇了社會矛盾，而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的“無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終，崇禎皇帝，這個有勇氣、有骨氣、有決心可是缺乏知人和遠見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驛站制度，社會矛盾加劇，加之四方戰火和天災人禍，導致了整個大明帝國的滅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國，類似的體制、類似的經濟模式也預示著歷史的大失敗會繼續上演。中國的這種所謂的封建專制體制并不見得比資本主義落后，只是一個延續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敗的鐵銹出現后，自然落后于一桿新制的槍炮。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十

我對明史感興趣，要從《明朝那些事兒》說起，這是我高中歷史老師經常掛在嘴邊的一本書，受其鼓勵，我用攢下來的錢買回了這一寶藏書。這套書開啟了我探索明朝歷史的大門，而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則是我對明朝歷史隱秘之處的窺探。

萬歷十五年，即公元xxxx年，這是中國歷史長河中普通的一年，但是作者卻以這年前后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為中心，抽絲剝繭，在發現存在的種種問題之后，探討了那個時代應該吸取的教訓和經驗。全書選取了七個主要人物，有萬歷皇帝朱翊均，大明內閣臣子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特立獨行的思想家李贄，他們或遺臭萬年，或抑郁而終，或家破人亡，沒有一個人脫離了這段歷史的影響。書中也還提到一些人物，如內閣大臣高拱、萬歷大伴馮保、福王常洵等，也難逃當時歷史的漩渦。

結合以往的讀史感想，我來談談對本書的幾點看法。

萬歷皇帝是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一方面，人們詬病他沉醉在深宮，連續30年不上朝，另一方面，人們好奇他這么久不上朝，統治下的國家竟然可以正常運轉。要知曉這些，我們從萬歷的童年說起，萬歷九歲登上寶座，一直到他18歲親政，在這長達十多年里，他就像一個傀儡一樣，被他的兩位母親和內閣首輔張先生控制和束縛著，朝廷內外的一切事物大多是由能干的張先生打理，而他就只需要做一個聽話的木偶和道具。剛上朝的時候還不懂得處理朝廷政務，能有一個賢能的張先生輔助，什么也不用干，萬歷當然是很高興的，可是時間一長，就沒意思了，萬歷會想我已經18歲了，我才是這個帝國的皇帝，憑什么管這么多，憑什么搶奪我的權利?萬歷八年發生的一件事，足以激化了師生二人間的矛盾。在這一天，萬歷喝醉了，在宮里閑逛上，突然冒出一個想法，讓剛遇到的太監唱首歌，可這太監站在原地半天沒唱歌，這可惹惱了皇帝，特別是已經喝醉了的皇帝，于是萬歷下令把那個太監打了一頓。這事被萬歷的小伙伴馮保知道了，馮保立即報告給李太后，李太后大怒，數落了萬歷一頓，并拿出了《漢書》，打開霍光那篇，萬歷熟讀史書，當然知道其中的含義:如果不聽話，就像霍光一樣，廢了你。而萬歷知道，這個明朝的霍光就是張先生，一個可以威脅到自己皇位的人。這一件事情讓萬歷印象深刻，也成了后來張居正死后被清算的.根源。再加上后來長達30多年的國本之爭和僵持許久的立儲事件，萬歷傷透了心，他像一片落葉一樣，遭受風風雨雨的殘酷沖擊，于是萬歷選擇了一種最消極的反抗方式——“罷工”，即《明史》里面所說:“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可以說，這是萬歷性格的悲劇，被壓抑太久，解脫之后又容易走極端，所有這些應激事件讓性格內向孤僻乃至很可能罹患抑郁癥的萬歷皇帝更加消極萎靡，心灰意冷，不以為意了，而這些只能讓這個傷痕累累的大明帝國和無辜的百姓臣民來買單。而此時，運轉了兩百多年的大明帝國，封建管理體制已趨近完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達到頂峰，科舉制為帝國的運轉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活力，其后的張居正的十年改革也讓明朝能夠茍延殘喘近半個世紀。

結尾黃仁宇老先生向我們揭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軍的富于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都無法扭轉時局”。這是一個朝代也是一個時代的悲劇，無論是天子還是普通百姓，都未能夠力挽狂瀾。當西方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時，昔日雄赳赳下西洋的帝國卻已經走下了下坡路，弊端長久，積重難返，政治生態亦為人所，誰之過錯，歷史給了我們答復。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十一

萬歷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黃仁宇開篇即說道"當日四海升平，全年并無大事可敘"，既然如此，作者又是為何執意將此年份用作書名？作者指出，該年份發生的一些不為史學家注意的小事，雖是"末端小節"，但實質上確是"前事之節癥、后事之機緣，期間因果，恰為歷史之節點"。從這些小事上，也許更能看清楚歷史的真面目，還原一個本來的神宗，和神宗統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開篇即為讀者介紹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慶節封賞、見賓閱軍等等活動都是由皇帝親為，并按照嚴苛的禮儀行事。皇帝貴為天子，即為天命所選之人，是全國臣民無上權威的象征，也是全國臣民行動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許多行動也帶有象征性，不可過分隨性，以亂禮法。

事實上，作為龐大的帝國，要想井而有序地運行，包括皇帝在內的整個文人官僚階層都明白，僅依嚴刑峻法是不夠的，甚至是錯誤的。有效的統治必須以"禮"治人，儒家的禮教已實行千年，"禮"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貫徹并非強大行政力量的強制，也不是嚴酷懲罰性后果的威懾，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實行和"上行下效"的學習、模仿。這一系列活動的關鍵人物即是皇帝，這位天選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親"地踐行禮教規范，再由文官記錄并撰文，傳頌天下以為范。

盡管皇帝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掌有至上權利，但皇帝在維持統治的禮教面前也是無能為力的。文中以早朝為例，從朱元璋時起就確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動了解國情，行使權力。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后，早朝制度逐漸成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這種百官受累、皇帝厭倦的制度卻又不得不實行，原因即在"禮"。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僅百官要遵守，當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訓。

弘治皇帝因宮中失火徹夜未眠，精神恍惚之余用央求的語氣要求免朝一日，經過大學士們的商議才同意輟朝一日，足見皇帝為"禮"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禮教之態，整個文官集團，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員會群起而攻之，進而矯正，以復規矩，達到合"禮"。十七歲的萬歷皇帝因一場縱酒狂歡、恣意而為的游園鬧劇被認為是有失禮教，皇太后自責督育不足，眾百官齊奏何為之過，甚至皇太后以廢失德之君以立新主為要挾迫使萬歷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處處受張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為，更不得恣意妄為，有板有眼地遵守著"禮"的規制。但在其成年后，張居正去世時，神宗盡管已經大權在握，卻絕望地發現縱使再無喋喋不休的張嚴師和皇太后，他依然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獲得突破"禮"的自由，這一點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時。

"立長不立幼"的固化觀念使得整個文官階層不懼嚴刑、前赴后繼地反對神宗，使得他連立皇子都不能自己決定，因為不守祖訓即是違背禮教，而不守禮教將會被推向道德的反對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則就必須被文官集團牽著走。此時的文官集團已經成為禮教的象征，而在強大的禮教面前，即便貴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為禮教的代言人。

皇帝從禮教中受益，統治全國，同時也為禮教所虜，成為禮教的代言人。沒有禮教，就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而沒有皇帝，禮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實施。這種相輔相成的關系使得皇帝逐步淪為統治帝國的工具，借助這個工具，文官集團可以盡享魚肉百姓之樂，而免受嚴苛禮教之苦。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十二

王國己，男，1971年出生于甘肅省民勤縣。現任教于一省級示范高中。

讀書，正在為一家雜志英譯論語供連載。有多篇教學論文發表。

“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這一段可謂是為《萬歷十五年》整本書定下了基調。后面的內容恰是圍繞它逐次展開，讓我們看到明朝歷史錯綜復雜的局面，那種表面上平靜而其實暗流涌動，一股無形的力量推動者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然而并非是帝國的發展和強盛，而是走向式微和衰敗。此書在以后的敘述中則讓人深刻地感受到歷史并非總是在辯證中展開，也不是黑格爾所謂絕對理念的最終勝利。

正如作者所言，這本書對“中國以道德替代法律”“已經批評得很透徹”。皇帝，無非是象征，是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而所謂德行大部分就體現于各種禮儀之中。“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規范”“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范”。所謂“有德者居之。”正是圣賢的訓誡。皇帝即是以自己的德性為國家做出貢獻。然而道德規范的解釋卻屬于文官。從此書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五之尊的皇帝實在是在臣僚們以道德的名義為要挾而牢牢地被控制在文官集團之下。然而“四書”中的原則，在有些人無非是具文，拿來做職業上的口頭禪。從皇帝親手安排皇太后入殮時的一切細節，卻又以偶患濕毒、敷藥未愈、行走不便作為理由，免除自己應該在眾目睽睽之下參加的繁文縟節就可以看出文官制度對皇帝本人的要挾與節制已經超出了皇帝本人所能接受的程度。這正是文與質的矛盾。在此種較量中，萬歷皇帝遭受了越來越多的挫敗感，最后以“罷工”作為對抗的武器，帝國的衰亡也就是遲早的事了。

從前邊的敘述可以看出，倫理道德無非是拿來作為維護帝國統治的工具而已。這正是儒家倫理道德的虛偽性，對此，鄧曉芒寫有一篇長文《從康德的道德哲學看儒家的`“鄉愿”》對此加以了批判，令人信服。

“表面看來皇帝具有傳統賦予的權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其實皇帝是在臣僚們以道德的名義為要挾下按照文官集團所確定的規范來行動。任何超越和違背此種規范的行為將被加以“昏庸無道”之罪名，萬歷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來，“百官之所以絕對服從皇帝，即使不是有條件的，但也決不是無目的的。君主專制本來與文官制度是相輔相成的。”皇帝越過這個界限行事的不是沒有譬如萬歷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經“毫不費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膽量、充分的好奇心、豐富的。”他曾親自訓練老虎，差點就此死于非命;親自操練兵馬;率軍作戰，得勝回朝;自己給自己加封“威武大將軍”稱號……諸如此類自然引起了文臣們的惶惑以至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挖空了他們苦心構筑的政治體系”。萬歷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氣、積極性和尋找快樂的情趣”，那就只能當“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參加代表著道德的各種禮儀。苦悶之余，只有“用一些更為無聊的消磨時光”。一個喜歡活動的人物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于作出積極的創造。”自此埋下歷史悲劇的禍根。

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乃人性、社會責任、道德倫常、體系的文化語法規定等等交織而成。其間的復雜很難用一個維度講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后的歷史歲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歷史走向。這也正是黃仁宇提出大歷史觀的一個原因。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十三

明萬歷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國歷史上原本是及其普通的年份。但是黃仁宇先生在《萬歷十五年》這本書中，以該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物為中心，抽絲剝繭，梳理了中國傳統社會管理層存在的種種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汲取的經驗，教訓。

黃仁宇先生在這本書中，分別講述了萬歷皇帝朱翊鈞，首相張居正、申時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以及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六位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他們互相獨立，同時之間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好多地方。

萬歷皇帝不同于明王朝之前的皇帝，他的職責和權限已與前代大有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視為道德標準，而他卻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他的責任范圍乃是這群文臣們所安排的，他的情感更需做絕對的抑制。他與他的祖先們雖然在他們臣僚的協助下，平常生活工作的形式相似，但在本質上卻毫不含糊。

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之初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但此時的文官卻早已成熟。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棄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御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此時的文官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情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爭端無法解決時做出強制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中不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簡單的說，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這種關系，已經由萬歷的曾叔祖弘治做出了榜樣。弘治皇帝越是歉抑溫和，聽憑文臣們的擺布，文臣們就越是稱頌他為有道明君。

這樣一個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征。他應該做到寓至善于無形。如果他能夠保持感情與個性的真空，經常演習各種禮儀，以增強抽象的倫理觀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到萬歷皇帝這一年，由于其特殊性，更是能通過各種事例體現這一點。萬歷皇帝在從政后期，看破這一點，雖然依舊有被老祖宗賦予的權力，但是這權力已經“無能為力”，遂轉而“無為”。

他的兩任首輔兼老師儼然是兩個極端，張居正鋒利，申時行圓滑。無論是鋒利還是圓滑的處事風格，目的都是為了萬歷朝堂的穩固。可惜，歷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帶來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終究讓他們所做的一切都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張居正死后被他一手培養的皇帝批判，后人也顛沛流離。申時行也不得善終，無法功德圓滿。拋去他們首輔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學的他們，將忠君做到了極致。萬般皆下流，惟有讀書高。如果我是張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還活著，我一定淚流滿面。身為讀書人，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他所有讀書人的高傲，和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風，在萬歷皇帝的猜疑中，灰飛煙滅。可是人間再無張居正，人間再無申時行。這一切一切的源頭，是當年暗流不斷的朝堂，更是綿延了幾千年的文官制度。

海瑞就是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個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萬能的。他清廉、節儉、不畏權貴、不屑與官場的腐敗之風為伍，這是從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結果。他將道德視為至高無上的準則，甚至在判案過程中依舊秉承著道德原則。“他不是依靠強有力的機構而只憑個人的判斷去裁決為數眾多、頭緒紛繁的爭執，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無疑是一個極大的疑問。”他會失敗，毋庸置疑。這并非是他個人之錯，政府不用技術和經濟的力量扶植民眾，而單純依靠政治上的壓力和道德上的宣傳，結果只能是事與愿違。而遏制法治的成長發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極為危險的一種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對抗整個文官集團，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時說“舉朝之中，皆婦人也。”只會削減他同僚對他的同情。

相對于海瑞，戚繼光這個武將甚至可以說是更明白為官之道。戚繼光有著很高的軍事能力，在當時全國邊防守衛混亂的情況下，他成功組建并訓練了戚家軍，使這支部隊成為了抗倭的一把利刃。明朝中后期有才能的武將已經消失殆盡，筆者說，戚繼光是一位孤獨的將領。不似明前期的武將似百花爭奇斗艷，這個時期，只有戚繼光一枝獨秀了。不得不說，明前期的軍事力量非常強悍。自古以來就有這么一句話，文官可亂國，但只有武力可以覆國。所以每個朝代都在盡力打壓武將的權利。明朝也不例外。“帝國的軍隊，經常的任務是面對內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這句話，放在今天來看，簡直是不可思議。在當時卻是實實在在的現實。書中對邊界軍隊的描述來看，不知有多少馬匹，不知有多少士兵，沒有組織的軍隊后勤補給，可以說邊防的守衛軍，形同虛設。無法想象，這個時期積貧積弱不僅僅是百姓，軍隊也無法避免。

至于哲學家李贄，他不相信衛道士們口中的「存天理，滅人欲」，認為衣食住行就是天理，人欲是一種很正常的存在，這是實話。但是，他也是矛盾的，就如同千千萬萬與他一樣，從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長大的書生們，似乎是在思想上認同道德，而大部分人卻不能身體力行。李贄說出了他們不敢承認的真話，卻只是停留在了表象上，而真正的問題來源于這個時代與社會，讓他無法從中超脫出來。他的一生都在試圖與整個社會抗爭，而自身也是矛盾的，最后，自殺在了監獄中，也許，這就是這個封建時代的悲劇。

作者將這一年放進了世界史中，讓人對西方的崛起和東方的衰落有了一個大致的對比。從這一年開始，世界悄然改變，西方書寫了一部大國崛起史。表面上四海升平的大明，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十四

以前對《萬歷十五年》這本書，印象最深的是關于中國缺乏數字化管理的論述。當黃仁宇描述著一場雜亂無章的古代戰爭時，難以置信的統計和控制之劣，近乎荒謬，遠遠偏離了我對智勇雙全的先民的恭敬想象。黃把中國形容成一個龐大的以禮儀統治的國家，由天子和官僚作道德楷模，指引小民的生活，而管理則是模糊和雜亂的。具體到基層州縣，政務中充滿了模糊的統計數字和含糊夸大的文字報告。

再讀時，這個論斷的真實性在我的頭腦里大打折扣。黃無疑夸大了道德規訓(抄一個福柯的詞哈)的力量，并低估了地方官對地方的控制——很難想象這個由龐大稅收養活的王朝沒有潛質進行嚴格的稅收，并把軍事等方面的動員力深植到地方。

再讀的亮點是關于官僚體制。根據黃的描述，龐大的文官集團并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團一樣和衷共濟、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個人的力量相對整個體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過于微小，為了尋求安全感，他們務必結成一些集團，謀取共同利益。講到張居正時，黃說張的任人唯親幾乎是無從選取的，正因他應對數萬人的官僚隊伍，沒辦法考核和選取，只能選用自己了解的人。

聯想到紅樓夢中的四大家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實際上是政治謀生手段，是自保和發展的必然要求。綜觀中國的選官制度，從漢朝的“舉孝廉”，到魏晉的九品中正制的門閥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舉取士，只有加強了中央在體制中的權威，使每個人擁有同樣的機會，在選官過程中才不會出現力量的聚合現象，即一個個體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實體以在競爭中獲得機會。但這只是選官階段，只是仕途的門檻。

既已成為進士，有了公務員資格(當然，在考取公務員資格過程中，古往今來，作弊一向是屢見不鮮的超體制行動)，今后在仕途上的發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遷機會，其評價途徑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進行一次全國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員會被斥退或強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獎從何而出?升遷的名單如何確定?想必不是件十分公開的事。就象這天的選民們并不知道也無從預測人大開過后有哪些新官上任。新聞聯播里念名單的時候，我每每覺得他們是剛從哪個石頭縫蹦出來的大圣。

沒有簡明可操作(如科舉一般)的程序，單個的官員永遠是最弱勢的群體。在混沌而充滿風險和競爭的體制中尋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結黨。雖然圣人說“君子不黨”，但君子要想實現“治平”和“升官發財”的理想，不黨恐怕是不成的。

中國歷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無數輪回組成。驚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戲劇性的資料。于是在中國的官僚體制中，黨同伐異、相互攻擊和權謀妥協，一其始終。臺上投票握手，臺下踢腳，表面上看波瀾不驚，小民仍頌之為人民公仆，斗爭是永遠無從與聞的。

黃認為中國官僚體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約束，又沒有良好的數字化管理，作為帝國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團內部存在無數利害沖突，構成了“一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有明一代，在萬歷后期，官員便已看透了中樞勢微，只需敷衍應付。那時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風或者三講，于是官場不良風氣如瘟疫般泛濫，貪污腐敗風行，并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因此能勉強維持，實在是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且龐大、歷史悠久如我們的帝國，僅靠“慣性的作用”也可繼續存活若干年月。

對這個關于危機和崩潰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懷疑。據我的印象，沒有哪個王朝的崩潰是由吏制腐敗直接、或有極大相關性間接導致的。想來想去都是地方武裝勢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結果。即使是蘇式唯物史觀高唱贊歌的農民起義，也但是是起到了較大的助力而已。也沒有聽說哪個王朝的誕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誰都知道中國的開國皇帝，基本都是立刻得天下，怎樣也要打贏一場解放戰爭才能坐穩江山。而為了打仗而積蓄力量時，不可能廣施仁政而不橫征暴斂。

記得十幾年前，天真的學長們走上大街，到處張貼標語如：“賣掉奔馳，還我鈔票!”歷史于是又一次證明，使中國社會持續穩定(或破壞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著鐵和血的“仕大夫”。

黃顯然把帝國的體制看得過于單薄了，更需要思考到的是，體制的對立面是零散勢單的無數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這個體制已經自發構成了某些游戲規則。這些規則產生于制度的罅隙，是基于自然界優勝劣汰的無政府狀態，用吳思的詞，這些就是“潛規則”。

古往今來很多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堅信中國是禮儀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禮。這種錯覺掩住了無數雙有穿透力的眼睛。

吳思把中國還原成一個暴力左右的社會，由一個個、一層層暴力集團統治。我認為，他用人類學的方法發現了“潛規則”，這一重大發現的好處對中國而言肯定超過了馬克思對剩余價值的發現(況且好象這個剩余價值也不是馬克思最早發現的)。魯迅以前講他一個朋友看史書，從字縫里只看出“吃人”兩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帥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儀。

在以德治國的背后，是無數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現實，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于達爾文理論的潛規則，實則這些潛規則才是支配中國社會結構運作的真正幕后老大。因此即使如黃氏筆下所描述的，萬歷皇帝正因立儲問題與群臣交惡，消極怠工而使官僚機體敗壞。整個帝國的真正規則，并沒有受到任何損害(從善惡性質講，以前也好不到哪兒去)。萬歷的行為可能只會給規則的運行帶給更好的生存環境。

結黨依舊，貪暴依舊，買官賣官依舊，上京開會上供跑官依舊，只是外部環境更寬松了而已。何況那時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會出車禍死在路上，想搞性賄賂也不用非得自己獻身，成本實在低多了。形勢一片大好。

(完全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資本主義，在中國是不存在對應物的。資本主義從西歐產生，然后鋪展到全世界。而所謂“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絕對是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是蘇聯五種社會模式的蹩腳注腳，圍繞它的時刻地點的爭論，是一場多么搞笑的學術鬧劇!它唯一的貢獻就是養活了中國那么多歷史學家，又是出書又是評職稱又是開學術研討會，開心得不亦樂乎!)。

如果用中國根本不可能產生的所謂“數字化管理”來解釋中國的朝代更替、帝國的崩潰過程，其荒謬程度能夠與“關公戰秦瓊”比肩。更沒法解釋同樣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清，又怎樣存活數百年。(md，封建又是個我不能容忍的偽命題。)。

不是用歷史去發現、質疑理論，而是將歷史活生生地yan割后去注解理論。這么不歷史主義的觀點，竟然出自一個大歷史學家的手筆，而大一時的我還以前那么崇信他。。。畢竟是個丫頭片子啊。。。

吳思能發現潛規則，必須是從他對中國土匪，以及小民在亂世的生存選取的研究中獲得的靈感。中國科班出身的歷史學家大都認為“歷史，就是制度的歷史”，繼而把制度局限在上層建筑范圍，再縮小到對官制的研究，因此估計是沒法象他這樣獨辟蹊徑了。中國人的學術創新潛質是怎樣被束縛的，能夠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讀王小波的雜文，發現他也寫過一篇關于〈萬歷十五年〉的書評。關于這本書，王沒什么高深見解，只是樸素地舉了個反例。他說，中國要真用數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躍進時，衛星上了天，經濟和生產但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變中國的機體運行環境和模式，生搬硬套來的東西全都靠不住。錢鍾書說，西方什么東西到了中國都會走樣，呵呵，是之謂也。

不管怎樣說，〈萬歷十五年〉還是一部好書，正因我讀的時候強烈愉悅，它帶給我的啟發層出不窮。作者讀史的視角和縱橫擺闔史料的潛質真是太強了!批評他，我多少有點黃口小兒的感覺。但是關注經濟時代，批評也是增長點啊——以此亂糟糟的文字向黃先生致敬。

搞笑的是，20xx年曾與中華書局此書的責編@西豐客人兄一齊吃海底撈，飯中并未聊到此書。此刻看到此文和老兄的評論同在此書主頁下，還真有點意思。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十五

最近讀得最好的一本歷史書。之前對明史一點都不感興趣，因為這個朝代好像真沒什么特別有意思的事情。特別是萬歷十五年這么一個不知名的小時期。但是沒想到，萬歷十五年居然發生了那么多事情，真的很有意思。

作者查閱了打量的史料，把浩瀚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小點給放大，有血有肉的重現了歷史，沒有史學家陳腐的史料和數據堆砌，卻有很多人物故事和言語的.記錄，而且沒有臉譜化的夸張，表現了多樣的人物性格。

作者分別選出了各個方面的杰出代表，統治者萬歷皇帝，是政治經濟文化的虛位元首，張居正，申時行是政治和經濟的代表；戚繼光是軍事的代表，李贄是文化的代表。

通過對他們描寫，以小現大，對明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進行了一次宏觀的總結。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十六

彼時的四十八年，恐怕會熬老幾代人。然而四十八年的孤獨，或許會熬空一個人，大明有這樣一位皇帝，便是這樣一個孤獨患者。公元1620年，萬歷皇帝朱翊鈞長眠定陵，安詳而孤獨地結束了他馬拉松式的四十八年統治。

昏黃的背景之中，萬歷皇帝著朝服端居高座。臉型微胖而方，眉宇挺拔，顯得慈善穩重，目微下視顯得慵懶頹廢，似乎正映襯了他執政后期的生活狀態，但是每每當我仔細端詳時，總被那深邃得不可測的目光所深深吸引——這不禁引起我深深的思考，一幅明末宮廷百態的歷史軸卷徐徐在眼前展開。

當一位位如低賤的戲子一樣的歷史人物浮出歷史長河時，便可以被臺下的人任意涂鴉，肆意戲謔了。東施的小眼睛或許被涂抹得別有風韻，西施嘴角的微痣可能被放大得不堪入目。看客們早已忘卻原本的角兒的真面目，只會人云亦云，他們拍手嘲諷那個以荒誕不經著稱的演員——萬歷。然而，萬歷似乎是一個不太會生氣的皇帝，因為它被氣慣了。

我們的故事從一位郁郁不得志的s官員開始，有一天他想出了一招火箭式的升官之路，做法便是用死諫強迫皇帝接收其未必高明的建議，從而給其他人種錯覺——s忠君愛國。而真實的s，卻是在極其陰損地謀取名利。因為如果s因為直諫被處死，便會留名青史，這是古代文人最高的榮譽了，同時皇帝便會被認定成一個昏君，這是所有帝王所忌諱的；可皇帝如果采納了s的建議，造成的后期效應亦只有皇帝一人買單。總之，這是一項穩賺的生意，重點是不違讀書人所謂的“道義”，何樂而不為？于是，大小官員爭先恐后地“觸龍須”找死，猶如那恐怖的偽道德的洪水，萬歷被包圍了！

曾有過這樣的臆想，或許來自于懸疑電影的影響，覺得有一天我所熟識的所有人，都把我當作一個陌生人看待，我的意志在死寂中崩潰，崩潰，崩潰，即使臆想結束還心有余悸。而萬歷的生活并非臆想，而是面對天下的精英的日日攻心。面對孤立無援的處境，萬歷恐怕也只有選擇退避了，而這一退就是三十年。因為他太善良了，善良得讓所有人都以為軟弱可欺，甚至遭受官員侮辱，作為天子至尊也只給了那個s官員廷杖和降級；因為他太無奈了，無奈的是無力改變文官制度千百年來造成文官的畸形而矛盾的性格——被歪曲的“殺身成仁”，俸祿的低下造成深重的結黨營私的“非禮”行為，但依然以儒家傳統道義為他們的精神支柱，從中給予惡行以通用的合理性；因為他太有智慧，深知只有退避方可保留他外強中干的皇帝的權威，深知皇權縱然高貴，卻是必須建立在以承認文官道德及信仰的基礎之上的，可那明明丑惡！因為他太“民主”，太尊重那些不該尊重的人，視那些人為“愛卿”而非“奴才”。

他即使是三十年未上朝，依然親自主持了“三大征”，平定了楊應龍之亂、平寧了

十五遍讀后感（通用17篇）篇十七

不同于斷代史或大事記的傳統歷史寫作手法，黃仁宇先生所著的《萬歷十五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選取了明朝萬歷年間一個普通的年份進行了社會和人文層面的分析，誠如開篇所言：“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萬歷十五年……當日四海升平，全年并無大事可敘”，然而隱藏在平靜的社會生活后面，潛伏著明朝由盛轉衰的必然趨勢。

有鑒于唐朝藩鎮制造成的動亂和宋朝管理的松懈，明朝實行嚴格的中央集權，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加強皇權甚至取消了丞相設置轉而依靠原來僅為文學侍從的“大學士”作為統治中樞，組織機構的失衡日漸形成。文官的地位在明朝達到了歷史的頂點，武將們出生入死、屢建奇功，但其社會影響，卻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文章。明朝任用文官作為總督巡撫來指揮各級武官，在總督巡撫之下還有“兵備使”或“海防道”，名為監察，實際擁有調度攻防的權力，在軍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補給、交通各項也統統由文官主持。這種軍事組織，一方面打擊了武官的積極性，更造成決策和軍事行動的遲緩。在經濟上明朝的財政、稅收政策打擊新興的工商業，維持單一的農業經濟;在文化上僵化科舉制度，采用“八股取士”;而對外貿易上實行“海禁”，重回閉國鎖關的政策。明朝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200萬的軍隊，卻根本組織不起有效的軍事供給和作戰能力，“土木之役”中一國之君竟被瓦刺俘虜，而后來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景山，然后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的努爾哈赤率領清兵入關取而代之，留下了歷史的遺憾。

中國封建社會在唐宋達到頂峰，明朝的皇帝從太祖朱元璋起未嘗不是雄心壯志，延續一個強盛的帝國夢想。從家教和制度約束的角度來講，明朝的皇帝也有可圈可點之處，如萬歷皇帝年青時一次與后宮歌女把酒言歡，慈圣太后得知后竟在宗廟祖先牌前痛哭流涕，自責未盡教導之職，并罰皇帝長跪，與朝臣商議差一點廢了萬歷皇帝，雖貴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但小日子也不好過。與其政治抱負不相稱的是明朝單一、低效的國家管理機制。明朝強化封建的倫理道德和政治思想，萬歷年間的歷史舞臺上出現了一位封建社會模范官僚：海瑞，他的一席治國話語很有代表性：“兩漢力田孝弟并科之意，隆禮相愛，惟上意向，唯民趨之，一歸本業，力返真純”，希望領導社會回復到歷史上和理想中的單純。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歷史發展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滾滾向前，生產技術和經濟文化在明朝快速發展，復雜的社會發展挑戰著政治管理層的智慧，然而明朝的統治者未與時俱進，死守著封建傳統的治國理念，單一、低效的官僚管理制度與經濟發展的要求形成強烈的反差，雖然明朝經濟發達，但當大敵當前竟無法組織有效的軍事供給制度和作戰戰略。明朝的政治家們也未嘗不在反思“土木之役”、正規軍打不過倭寇此類現象的制度根源，張居正、戚繼光等有識之士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終因觸動既得利益者而遇到強大阻力而無力回天。傳統史學家將明朝的滅亡與宋朝一樣歸于外族入侵這樣的外部因素，然而《萬歷十五年》揭示的制度性缺陷說明明朝的衰敗已是歷史的必然，而這種衰敗，也代表著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中國大歷史的轉折點，而其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