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曾試圖在平淡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寫一篇文章。寫作是培養人的觀察、聯想、想象、思維和記憶的重要手段。那么我們該如何寫一篇較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給大家整理了一些優秀范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吧。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一

歲月時光匆匆，青春漸行漸遠。它似一幅畫卷，被我們揮灑的星星點點。我們的青春，背負著一種責任，一種寄托，一種祖國對我們的期待。青春不是抱怨年華流逝而感慨萬千，也不是趁著年輕而虛度光陰，我們還有很多事要為之奮斗。努力做一個積極進取的中國青年，勤奮努力，奮勇拼搏，去實現屬于自己的中國夢。

沙灘上有一顆閃亮的貝殼，那是中國奧運會、世博、嫦娥二號成功發射的故事。當一陣陣掌聲雷鳴般響起，當世界舉目投足于中國時，我知道，中國的光芒已散發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中國夢還在繼續，我們的視線還在執著，默默獻上自己微薄的力量。這是一個夢，一個叫作中國夢，一個被每一個中國人所深呼的夢。我以心的維度仰視獎牌下每一個奮斗的身影，傾聽每一聲臨近中國夢的足音，俯身捧起歲月流淌過的榮譽，揚手敬禮，大聲喊出自己的中國夢。

沙灘上有一顆銘記的貝殼，那是羈旅在外的中國人的故事。我清楚的看到，有人客于異國，卻隨身帶著中國的泥土，有人在奧運會直播前吶喊中國萬歲，有人在參加外國采訪時說：“我是中國人，我們都共有一個夢，她叫中國夢！”是的，那就是我們的中國夢，一份信仰，一份懷念，一份奮斗，到處都迷漫著中國夢的味道。就算在異國他鄉，我們都還能輕哼著國歌的旋律，心懷著祖國，銘記著中國夢，力創美好未來。

潮起潮落，我坐在偌大的沙灘上，看著眼前正在富強的中國，陽光透過云彩照射在我身上。我站了起來，嘴角輕輕咧開，懷著一份堅強，一份榮耀，一份銘記，輕輕拾起幾顆貝殼，珍藏在身，勉勵自己，心中已準備好，種下中國夢，創造美好的未來。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我們承載著祖國的未來，現在起，我們至少有一個夢想，并且要為夢想而奮斗！要讓美夢成真！懷揣著自己的夢想，帶著永不放棄的精神去閃耀我們中國的未來吧！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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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受到各國人士廣泛肯定和推崇。但與此同時，一些不懷好意者不斷散布“社會主義失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等陳詞濫調，還有個別人對中國道路能走多遠心懷疑慮。凡事知其然，還應知其所以然，只有認識中國道路背后的中國道理，正確認識它的性質、條件、特點以及風險、挑戰，才能對中國道路及其遠大前途充滿信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圍繞中國道路加強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等工作，建構令人信服的新時代意識形態，具有重大意義。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在當代中國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觀察世界、分析問題，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得出了一系列具有時代特點的結論。一方面，馬克思主義關于堅守人民立場的思想，在中國共產黨人那里得到了堅持，從毛澤東思想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始終貫穿著人民立場。什么時候堅持人民立場，政策策略就比較主動，工作成績就比較顯著;而一旦背棄人民立場，就勢必遭受挫折甚至失敗。另一方面，人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不同時期具體矛盾得出的具體觀點、結論，以及據此制定并實施的政策、策略，則不斷與時俱進。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面對不斷變化的國內外矛盾，中國共產黨人總能在糾正錯誤中，實事求是地選擇適應時代和國情的正確政策和策略，從而從勝利走向勝利。

堅守人民立場，維護人民利益，難就難在落實到實踐中去，這意味著必須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當代中國，存在大量人民內部矛盾，需要依法正確處理、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把這類矛盾夸大成敵對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就會犯致命的錯誤。如果不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就會成為一句空話。至于一些敵對力量多年來磨刀霍霍，一刻也不放棄瓦解中國、劫掠中國發展成果的企圖，則更要高度警惕。

堅持實事求是，既需要勇氣，又需要才干。由于各個時期遇到的矛盾不同，因而政策、策略都必須從實際出發，不斷調整完善、與時俱進。在中國革命中，曾經照搬蘇聯經驗，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改革開放中，照抄新自由主義搞所謂“徹底改革”，同樣行不通。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需要正確分析實際問題，大膽探索和掌握客觀規律，把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有機結合起來，這是搞好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大建設的前提。

堅定人民立場、堅持實事求是，這是當前意識形態工作應當一以貫之的。主動適應信息網絡化新環境，深入分析研究中國道路上存在的實際矛盾和問題，講清中國道理，講好中國故事，這是必須與時俱進的一面。為此，當前迫切需要回答中國道路與全球化兩大問題，從而真正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所謂中國道路問題，核心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如何選擇自身的發展道路，實現生產力持續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從而為最終實現人類解放持續積累力量。

新中國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物質生產和文化水平同發達國家存在巨大差距，人民生活極端艱苦。面對這一困境，毛澤東等黨的第一代領導人通過努力，取得了不容抹殺的偉大成就，如土地改革、人均預期壽命大幅增長、建成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兩彈一星”研發成功等。鄧小平等黨的第二代領導人深刻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以其遠見卓識推動實施改革開放。經過40余年的艱苦奮斗，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國家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

在這一時期，國內外始終有人從左和右兩個方向攻擊我國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極端勢力從未放棄蠱惑中國走老路、走邪路的企圖。正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初，黨中央就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始終要求“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中國形成的經濟體制，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成為始終不曾動搖的目標，它不同于西方國家資本操縱政府為利潤積累服務的舊制度，而是國家控制資本為人民利益和國家富強服務的新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旗幟鮮明地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建立“親”“清”政商關系，進一步嚴明了紀律，贏得了人民群眾的高度贊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始就定位為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正是依靠嚴明的紀律，才保證了它始終沿著正確方向不斷前進。

中國當前的獨立發展和自主創新之路是前無古人的新路。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具有優越的經濟縱深，能夠利用國內外各種有利因素發展生產力，經濟總量、發展韌性、創新能力都形成了顯著優勢。另一方面，中國必須堅定走共同富裕之路，既有效維護中國社會的團結穩定，又促使一個有巨大有效需求的市場長期充滿活力，從而幫助中國依靠共享發展實現現代化。

中國的全球化進程

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中國從近代被動地卷入全球化到主動擁抱并引導全球化，體現著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

1840年鴉片戰爭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歷史節點。面對西方的沖擊，中國在民族意識的覺醒中回應，在國際體系邊緣地位中開始審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探索自救道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使中國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為建設新中國，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打破外部封鎖，積極開展經貿、文化等領域對外交流，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為形成全球化縱深發展時期的中國模式奠定堅實基礎。1978年的改革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是使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中國成為全球化的參與者、融入者，加快自身發展，但并不意味著中國對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完全認同，“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命題。從國家發展道路角度理解，“走自己的路”是立足自身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2001年，中國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國參與全球化縱深發展的開始。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是全球化的“中國方案”。2019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0美元，已經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中國的發展日益成為全球的機遇。目前，在全球化的物質層面中國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成為世界制造業生產和出口的大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但經濟全球化并非一勞永逸，近年來美國不斷挑起與中國的貿易爭端，其本質仍然是企圖再度剝奪中國的全球化自主權。對這一陰謀要有理、有利、有節地進行斗爭，堅定捍衛中國自主發展的正當權利。當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給各國人民生命造成重大威脅，也很可能給世界帶來歷史性巨變。倘若這場疫情能夠促使以公眾福利為中心的全球化取代以利潤積累為中心的全球化，那無疑充當了歷史前進的方向盤。

堅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

與在中國延續了2000余年的封建社會和在世界經歷了600余年的資本主義相比，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才剛剛進入青春期，盡管成績斐然，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尚未大功告成，而且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需要長期奮斗。

理論上的清醒決定思想上的自覺，思想上的自覺決定政治上的堅定。當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在關鍵時刻，推進人的全面解放則有待更長期的艱苦奮斗，都需要認真做好意識形態工作。

圍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建構強大的意識形態，重中之重在于正確把握并科學解答人類解放、中國道路、全球化和持久戰等根本問題。以此為戰略指導，進而統籌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等工作，講好中國故事。一方面，重視當代和歷史事實的傳播，實事求是報道評論發展成績、時代悲歡，推進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有據有效地反擊虛無中華文明史、中國革命史、社會主義建設史和改革開放史的圖謀，掌握歷史書寫權和闡釋權。另一方面，要重視文學、影視、音樂、游戲等虛構類作品的創作，鼓勵傳播崇德向善求美的作品，防范頹廢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腐蝕社會、誘人沉淪。

如果說意識形態是一座大廈，那么信息就像鋼筋水泥，輿論就如門窗梁柱。在信息網絡化時代，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熱熱鬧鬧、花樣翻新并不難，但如果缺乏戰略眼光和大局意識，這些活動容易淪為堆砌鋼筋水泥、門窗梁柱的無用功，至多能搭建一點山水盆景、建筑小品，卻無力建筑宏偉壯麗的花園大廈。因此，對爭奪當代意識形態主導權而言，同樣要有講清中國道理、堅定道路自信的戰略觀念，使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的大量具體工作，服務并服從于贏得戰略上的勝利。

（作者：中央網信辦網絡社會工作局副局長）

責任編輯：李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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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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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中國道路問題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既有歷史維度上對“中國道路”歷史淵源的追溯，又有理論維度上對“中國道路”理論根基的闡釋，同時亦有對“中國道路”價值訴求上的人民主體性及社會實踐上之堅實基礎的清晰揭示。習近平深刻闡明，“中國道路”來源于歷史，來源于真理，來源于實踐，來源于人民。

關鍵詞：習近平;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中國歷史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就中國道路問題做了一系列的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既從合規律性的維度清晰闡明了“中國道路”深厚的歷史淵源，又從合價值性的維度準確界定了“中國道路”價值訴求的人民主體性，還深刻闡釋了這條道路科學的理論根基與堅實的實踐基礎;從而，也就在歷史淵源、理論基礎、價值訴求、現實依據等多重維度上，為堅定“中國道路”的道路自信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根基。究其根本，“中國道路”是中國歷史邏輯與世界歷史邏輯辯證統一的客觀歷史規律使然，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使然，是中國人民追求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及最終實現“中國夢”理想的價值訴求使然，亦為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所證實和昭示。簡言之，習近平深刻闡明了“中國道路”有機統一的四重根基：歷史、真理、人民與實踐。

一、 中國道路來源于歷史

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1]（p.26）。這一論斷，從歷史淵源的維度深刻闡明了“中國道路”生成的歷史規律性與內在必然性。

從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整體進程及世界歷史發展整體進程的客觀邏輯看，近現代中國之所以歷經多次選擇最終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是因為中國自身歷史變遷的特殊邏輯使然，亦是因為世界歷史變遷的普遍邏輯使然;是因為中國歷史變遷與世界歷史變遷雙重邏輯的深層互動，共同規定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走向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生成。

就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而言，“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 sup[2]/sup。中國五千年連續性的歷史發展與積淀，生成了一個極具獨特性的前現代農業文明，這是一個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發展水平最高、發育最成熟、結構最穩定的前現代農業文明①，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及以之為中心在東亞世界所形成的國際格局都遠較前現代的歐洲更為復雜、更為獨特。這種前現代的社會歷史存在，作為歷史的“前理解”已經先在地規定了西方現代化經驗之于中國的有限性和狹隘性，也預示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必然會比西方的現代化更復雜、更多維、更迥異。例如，經驗事實已經表明，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業結構的轉型、農村社會的變遷、農民角色的轉換、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中國現代變遷中的城市化進程等，就與西方截然而異。其他方面，如中國現代化中權力的集散，中國現代化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遷，以至于中國的制度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社會現代化等，亦是如此。所以，要把握中國現代化變遷的特殊性，要理解西方現代化對中國歷史發展之外源性沖斷的意義，只有在中國前現代社會內部要素演進之趨向與西方示范效應的互動中，才可以看得更清楚、更全面。而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和范式，也不能簡單有效地作用于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國的現代化只能經過對西方現代化示范效應的消化、吸收、轉化生成，并經過對自己文明內部要素的揚棄、重估與出新，才能融和二者而形成新的有中國獨特內涵的現代化范式，走上真正的現代化道路！畢竟，中國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國體制、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之上的，“中國的文化、歷史等有很多特色，很難照搬任何外國的現代化模式，中國只能走自己的路”[3]（p.104）。

就現代社會變遷的世界歷史邏輯看，以科學革命、工業文明、理性主義、民主主義、世界市場等為核心動力的現代文明，不可逆轉地極速推進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人類歷史進程。這一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這一歷史進程同時亦伴隨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現代戰爭等血腥與罪惡，其本身即具有鮮明的“善”“惡”二重性。這種二重性的歷史事實表明：“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現代化是必然的;但在世界歷史深入發展的進程中，揚棄、超越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經驗，建構更合理、更正義、更高水平的現代文明，同樣既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亦具有價值的正當性，這已為既有的世界歷史及其經驗所證實。例如，世界歷史進程中針砭、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偉大思想與社會運動——始于托莫爾、康帕內拉、閔采爾等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經溫斯坦萊、摩萊里、馬布里、巴貝夫等人到三大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再到馬克思恩格斯創生科學社會主義，直至當今世界的連綿不斷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在后發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出現并與民族主義甚至文化復古主義結合在一起的世界性的“反現代化思潮”，綿延于20世紀直到當今仍然方興未艾的反省現代性的各種思潮，乃至晚近大興的后現代主義、生態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等質疑、批判現代性的思潮與運動等——其生成的深層根源不能不說即在于此。

在上述雙重歷史邏輯的共同規定下，近代歷史開始后，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現代西方的沖擊下，民族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文化危機疊加并發，還疊加進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于中國而言外植性的現代性危機。在多重危機疊加并發的歷史處境中，在雙重歷史邏輯的內在規定下，近現代中國始終面臨著“雙重”超越性的歷史任務：一方面，在西方現代文明的沖擊下，中國需要超越自身的前現代農業文明達到西方現代文明發展的既有水平，走向現代化;另一方面，又必須同時直面西方現代化既有水平下缺陷、負面的現實，尋求超越其現代發展的既有水平，以達到其將要達到的更高水平的現代化。因此，近現代中國在選擇自身發展道路之時，既必須直面自身歷史、文明的獨特性問題，又必須直面世界歷史的普遍性問題;中國發展道路必須集中國品格和世界歷史性品格于一體而具“中國特色”。

近代以來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九十多年艱苦奮斗的歷史，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都貫穿性規定于這種“雙重”的歷史邏輯與歷史任務下sup[4]/sup。各歷史階段雖有不同的歷史實踐表征，但其深層的或本能或自覺的歷史實踐取向，卻不能不說是連續遞進的。這實質上反映了近現代中華民族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覺悟程度、認知水平及理論建構、實踐戰略所達到的高度。正是在各歷史階段的承繼與超越中，中國最終走向了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可見，“中國特色”的歷史之根，在中國文明獨特性所規定的“中國國情”、“中國問題”;“社會主義”的歷史之源，在“世界歷史”，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中，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規定下現代性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內在歷史必然性，及世界人民追求建構更合理、更正義、更高水平現代文明的價值正當性。

二、 中國道路來源于真理

社會發展的實踐形態既取決于客觀歷史邏輯的內在必然性與規律性，亦源于科學的理論建構。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中國道路的歷史生成亦如此。它既源于中國歷史邏輯與世界歷史邏輯的有機互動，亦奠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因此，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根植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1]（p.26）

鴉片戰爭后，中國歷史脫離封建王朝更替的舊有軌跡，被動地走向以工業化、現代化為發展取向的世界歷史性的現代變遷進程，其直接的動因無疑是在外而不在內，在世界歷史的節律而不在中國歷史的節律。中國是被裹進世界歷史的大潮流中的。這是一個被動性的而非主動性的中國近代歷史開端。

正由于這樣的一個近代歷史開端，使近代中國歷史處境截然不同于古代歷史上曾經面對的任何一次變局。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因此，如何有效應對現代西方的強勢沖擊，如何科學認識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與大勢，進而科學選擇中國社會發展的模式與道路，也就成了無法回避的極重大的課題。

為此，近代中國一代代仁人志士進行了艱難的持續探索與嘗試。從“師夷長技”、“中體西用”的器物修補，到“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的制度鼎革，再到“民主”、“科學”維度上“全盤西化”，他們走的不可不謂勇敢、決然，也不可不謂悲愴可泣！但中國落后、衰敗、屈辱的境地依然如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依然如舊。原因何在？一方面，這根源于歷史實踐的成熟程度。畢竟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深入互動對近代中國問題本身的特殊性、復雜性和多維性的充分暴露總要有一個過程。另一方面，實踐發育成熟的水平亦制約著理論建構的成熟水平。受歷史的局限，當時的仁人志士還未能完全科學辯證地認識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大勢，還不能在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發展的雙重邏輯規定下科學建構中國社會發展的模式與道路。

艱難躑躅中，中國歷史走進了20世紀初。辛亥革命勝利與夭折的悲喜劇，揭示了中國問題的復雜性、多維性;“一戰”及其慘局，充分暴露了西方現代性鮮明的“善”“惡”二重性;“十月革命”及蘇俄道路，呈現給世界一種別樣的現代性理想。中國歷史發展的實踐與世界歷史發展的實踐亦有了更深入的互動，中國現代社會變遷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多維性亦得以更全面的實踐凸顯。實踐的成熟水平推進了理論選擇與理論建構的成熟水平。因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強勢傳播開來，它呈現給中國一個嶄新的理論圖景和實踐前途。作為真正的“世界歷史”理論，它科學辯證地揭示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大勢。

第一，馬克思主義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唯物史觀科學地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找到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指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和發展方向。

第二，馬克思主義對現代資本主義進行了科學解剖，對世界現代變遷矛盾二重性的分析亦具有鮮明的辯證統一性。它既充分肯定了現代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和巨大進步性，又無情地批判了其罪惡性和極大的負面效應，從而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必然產生又必然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所取代的規律性。在此基礎上，它亦建構了指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實踐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找到了革命的主體力量——現代無產階級。

第三，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現代化中矛盾二重性問題的解決策略是最理性、最客觀、最具建構性的。其一，它明確批判開歷史倒車的復古主義，這使其根本區別于現代文化保守主義、文化復古主義。其二，它對西方現代化中罪惡性、負面性的批判、針砭，又是最堅決、最革命、最徹底的。這使其根本區別于各種資本主義的改良流派。其三，它強調要解決世界現代化的負面性問題，必須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辯證否定的揚棄基礎上。既不能簡單地拒斥現代社會發展的既有成就于不顧，情緒化地炸毀現代性簡單了事;也不能忽視建構現代社會應有的必要基礎，在落后的前現代社會基礎上浪漫化地建設空想的現代社會。它還指出了后發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現實可能性。這使其明顯有別于后現代主義、無政府主義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與各種民粹主義。

馬克思主義既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指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也揭示了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指明了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辯證路徑。這也就從根本上解開了近代中國不得不學西方卻又始終為西方之“惡”所困擾的心里糾結，從而為中國指明了發展的最佳前途和歷史的最終歸宿。

雖然發展前途與歷史歸宿已經明晰，但要進行中國革命和建設，還終究要立足于中國現代變遷的具體國情與具體問題。畢竟，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說到中國的事情并不多，在中國進行革命與建設的事，“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來，列寧的本本上也找不出來”[5]（p.260）。因此，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而生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于是，在實踐的多次曲折與艱難探索中，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不斷實現一次次深入結合;因之，有了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有了其指導下的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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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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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就是力量。科學的思想在照亮人們精神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著人們生活的物質世界。9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歷程孕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道路，孕育了今天正蓬勃發展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條通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

這條道路是怎樣走過來的呢？回顧一下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歷程，就能對中國道路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毛澤東同志，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他誕辰100周年時，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澤東文集》，開卷篇是1921年元旦期間他在新民學會的兩次發言。

穿越時空隧道，這篇文獻為我們還原了這樣的場景：

1921年新年的長沙，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十幾個年輕的知識分子，來到潮宗街文化書社，召開新民學會長沙學員新年大會。會議是在一個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開的，但討論的話題卻是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歲的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兩次發言。他說：我贊成用俄國式的革命道路。他比較了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方法，認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澤東同志只是那個年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一個代表。在當時的北京、上海、廣州等地，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走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認定只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他們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呢？毛澤東同志道出了其中的緣由：“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毛澤東同志用形象的10個字，概括了近代以來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復興之路的苦澀歷程。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日益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救國尋路，民族復興，就成為近代中國的基本政治主題。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為此進行了不懈探索，做過各種嘗試。

洋務派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中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當然值得稱道，但試圖在不變更大清王朝封建皇權的前提下走強國之路，結果只能是失敗。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改良派登上政治舞臺，試圖“跪著造反”，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式的資本主義，結果同樣是失敗。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拉開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序幕。但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自身的軟弱、妥協和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依賴性，不能和不敢充分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中國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就在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時，1917年，俄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勞農政府，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理論學說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它像一縷新世紀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國的前程。

于是，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影響下，走俄國革命的道路成為中國一批先進青年最終的選擇。

歷史常常是這樣，在看似山窮水盡時為人們展現出一線生機。91年前那個夏天的晚上，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等13個年輕人，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新的革命實踐、民族復興道路的新探索由此開始。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馬克思成為了先進的中國人最感興趣的外國人。他的理論成為了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追求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旗幟。在中國道路的每一段歷程上，人們都可以看到這面飄揚的旗幟。

進入新世紀，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了根本。

探討中國道路，離不開馬克思主義。中國人只是在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以后，才有了一個正確的目標和方向。中華民族復興的新道路也是從這里起步的。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奮斗的動力和方法也就找到了。中國道路如果說是一幅藍圖的話，馬克思主義就是描繪這個藍圖的一個底本。馬克思主義是認識、理解和開啟中國道路的一把鑰匙。

中國人就這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然而，信仰不等于實踐，實踐也不等于成功。當中國共產黨人拿著這個理論武器去改造中國社會的時候，卻發現如何運用它與此前選擇它一樣艱難。

中國共產黨面對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分散的小農經濟、小生產廣泛存在，又遭受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中國的條件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分析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有著巨大的差別。

最初，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基本照搬馬克思主義學說和俄國革命的經驗，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發動城市工人罷工。但是，1923年的“二七”慘案，使工人運動陷入了低潮。

中國共產黨轉而與國民黨合作，建立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的聯合戰線，掀起了國民大革命的風暴。然而，蔣介石、汪精衛集團背叛革命，大批共產黨人被殺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敗了。

中國共產黨人終于認識到了“槍桿子”的重要，開始武裝奪取政權的嘗試。但當時黨內的一些領導人繼續推行以“城市中心論”為特征的“左”傾冒險主義。各路起義軍在攻打大城市的過程中接連失敗。

第一個發現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創造出指導中國革命實踐新理論的，是毛澤東同志。

為了回答和解決嚴酷環境中一個又一個的緊迫問題，毛澤東同志寫下了《井岡山的斗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又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一系列著作。中國共產黨人逐步明確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這樣一條中國革命的道路。

這是一個偉大創造。不論是從國際共運的理論看，還是從實踐來看都是史無前例的。共產國際的一切文獻，在講到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奪取政權時，都是同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的。從當時已有的實踐來看，國際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是以巴黎為中心，通過城市起義取得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也首先是從城市工人和士兵的武裝起義開始的。

創造新的理論不容易，讓人們接受新的理論更需要時間，需要過程，需要實踐的檢驗。共產國際領導人當時就認為，中國革命就要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城市里組織工人暴動，武裝奪取政權。他們覺得中國共產黨跑到山溝溝里去搞武裝割據，站不住腳，是注定要失敗的。受共產國際的這種影響，當時黨內有許多人認為，搞工農武裝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后是走不通的。

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再次犯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與國民黨軍隊的正面對抗中遭到嚴重失敗，丟失了幾乎所有的根據地，并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次失敗的教訓是慘痛的，中國共產黨人由此也重新認識到了毛澤東同志和他的理論的正確。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系統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寫出了《〈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對中國革命的性質、目的、步驟、領導階級、依靠力量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分析，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使得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更加成熟、清晰、可行。正是依靠這一理論，毛澤東同志和他的戰友們建立起了一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一個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為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戰的人民軍隊、一個團結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共同奮斗的統一戰線，并依靠這“三大法寶”，最終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實現了近代以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理論引領著實踐，實踐又推動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而對馬克思主義的靈活運用和創新發展則為我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彼岸的獨特道路。堅持與發展，在毛澤東同志的身上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毛澤東同志多次說過，《共產黨宣言》他反復地讀，讀了至少上百遍。每一次讀都有新的體會，新的收獲。他從長期的實踐中深切地體會到，中國革命必須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導，但同時又必須堅決反對本本主義，反對照抄照搬。中國共產黨通過長期的革命斗爭，特別是在艱難曲折中的砥礪奮進，證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也成為全黨的共識。這就是：一方面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這一點毫不動搖；同時，又必須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它的指導作用。

在文章開頭毛澤東同志提出一個重要命題：“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他認為：不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對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都不能夠“一味盲目執行”，中國革命必須從中國的實情出發，“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以這篇著作的基本理念為基礎，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實事求是，是中國的一個歷史典故。毛澤東同志賦予了它新的內涵。實事求是，就是不迷信任何教條，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也就是說，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這一思想方法提出后，在黨內取得共識，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擺脫教條、解放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此后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切理論創新都源于這一思想方法。它至今仍是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也是理解中國道路最關鍵的一個概念。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在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的基礎上，不失時機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成功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轉變，使中國這個占世界人口1/4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這里所說的“奠基”，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奠定了制度基礎，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二是奠定了物質基礎，初步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特別是在國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三是確定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指導思想，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第三點尤為重要。毛澤東思想中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活的靈魂，已經深深地溶入到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成為了中國人想問題、辦事情的基本準則和方法。

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革命勝利前所預言的，建設的道路更長，更艱苦。為了找到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作了大量艱辛的探索。這一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理論成果，積累了寶貴經驗。《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等，至今仍讓人感受到那一代共產黨人獨立自主的創造才華。然而，后來這一探索卻出現嚴重錯誤。特別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些錯誤理論指導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國社會陷入了嚴重的內亂，經濟社會發展遭受重大挫折。

1978年，中國道路迎來了一個新的起點。

這篇著名的講話，后來被譽為是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就是從這時起，中國開啟了以改革開放為鮮明標志的偉大歷程。

今天再來看這篇文獻，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使人們大膽地思考問題，大膽地進行改革嘗試。

在當時的中國，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根據馬克思的描述，社會主義是個美好的社會，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發展階段。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搞了二十幾年，人民生活還是很貧困。這就說明我們過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這首先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偏差，同時在怎樣搞社會主義的方法上也有不對頭的地方。

“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

鄧小平同志認為，我們要搞的是真正體現社會主義本質、比資本主義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他還認為，馬克思主義為我們奠定了理論基礎和前進方向，但并沒有對怎樣搞社會主義提供現成的具體答案。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根據現在的實際，從時代條件和國情出發，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照搬書本和別國的經驗從來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和建設都要走自己的路。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道路從此有了一個自信而響亮的名字。

沿著這樣一條道路我們首先應該做些什么呢？當時的中國最具體、最嚴峻的實際，如果用一個字來表達，就是“窮”，也就是經濟不發達，生產力落后。因此，鄧小平同志的思考首先從這里破題。

翻閱1980年4至5月間鄧小平同志的多次談話，圍繞的是同一個主題：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后來，這些談話就以這句話為標題集納為一篇文章，收入《鄧小平文選》。

新的實踐總能帶來新的認識，新的驚喜。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首先在農村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允許農民有更多的經營管理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有的農村一年翻了身，有的兩年翻身，迅速擺脫貧困狀態。

在農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時，按照鄧小平同志的設計，對外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也“殺出一條血路”，在利用境外資金和技術加快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些地方，個體、私營經濟和鄉鎮企業的出現，使僵硬的計劃經濟體制打開了一個缺口，原有的國營企業也開始放權讓利，進行承包經營等多方面的改革。

一系列改革開放的實踐，使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呈現出蓬勃的生機。改革開放試驗的成功，加深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道路，對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認識。

我們找到了一條路子。但正當我們加快改革步伐，朝著現代化的目標邁進時，中國道路卻受到了來自另一方面的干擾和沖擊。

改革開放之初，社會上出現了空前的思想活躍局面。但在糾正“左”的錯誤傾向時，也出現了右的傾向。社會上極少數人片面夸大黨在歷史上的失誤，散布種種懷疑或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人民民主專政、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言論。鄧小平同志認為必須對這種思潮進行反擊，否則，人們沒有統一的理想、信念，中國社會就可能再次陷入混亂。

為了保證我們的目標和步驟不受干擾和沖擊，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了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此后，鄧小平同志反復論述和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道理。特別是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后，他多次談到：四項基本原則，我們絕不會放棄。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如果走東歐這條路，中國就完了。

198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并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指出在這一歷史階段，為了擺脫貧窮和落后，必須把發展生產力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的理論和他領導開辟的道路被高度概括為三句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后來，我們進一步把它簡稱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一內容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路線。這也成為了中國道路最基本的內涵。

鄧小平同志留給后人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獻，是1992年他視察南方的談話。

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的本質進行了集中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圍繞這一本質，他為改革開放實踐劃定了一個尺度、方向和標準，即：判斷一項政策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出發，鄧小平同志對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的認識問題進行了回答，進而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推動了中國改革的進程。

南方談話是對改革開放10多年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鄧小平理論發展成果的集中體現。在歷史的關口處，鄧小平同志以他的膽識、睿智和遠見、閱歷，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性課題作出了明確而深刻的回答，大大深化了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全黨和全國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只有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國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別的道路都是死路。

南方談話，包括鄧小平同志的其他著作，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又發展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關于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關于“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都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時又結合中國的實際而提出來的，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因此，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的確，社會在飛快地發展。20世紀的最后10年，世界正發生著劇烈而深刻的變化。經濟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極化，以信息網絡技術為主要標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使得整個世界充滿了變數。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何順時應變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

（摘自6月26日《人民日報》。由于文章篇幅較長，本刊分兩次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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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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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異質性；中國文學批評；中國化

中圖分類號：i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08)02—0227—08

一、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中國古代文論的西化之路

（一）“學科化”：在學科“史”與學科“死”之間

中國古代文論本來就是中國的，為什么還要“中國化”？事實上，當代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已經西化了，這門西化的學科，正規的名稱叫“中國文學批評史”。要談論中國古代文論的中國化問題，必然要從這樣的追問開始：“中國古代文論”（或稱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中國詩學、中國傳統文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門學科，在現當代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門學科？在“西方化”之前它又是以怎樣的一種面貌現身？為什么要把中國文論中國化？沿著這樣一條路子去摸索追尋，也許能尋找到當代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的某些最堅硬的癥結所在。

毋庸置疑，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學科的產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著不解之緣。從某種意義上說，五四運動可以簡單概括為兩個思想傾向：一是對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傳統中國古代文化進行空前深刻的質疑、檢討和反思。在對這一切文化現象背后的思想根基進行價值重估的同時，用一種革命性的激進態度審視中國文化的發展樣態。二是“西學東漸”的文化思潮的形成。隨著對西方思想的大規模引介，中國學界開始在這種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對話中解構對傳統文化既有的觀念，開始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介入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在這個思想“內發自省”與“外在進攻”的過程中，往往呈現出“是西方化還是東方化”這樣的矛盾論爭。中國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并發展的。

對文學理論的清理，最初產生于20世紀的歐洲，以英國學者森次巴力（saintsbury）為代表。他的《歐洲批評和文學趣味的歷史》（3卷本）在1900至1904年之間出版。在這本書中，他對文學批評史這一門學科的基本研究范式進行了初步的勾勒。森次巴力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研究的影響，主要還是《文學批評史》這本書。正如羅根澤先生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指出的：“近來的談文學批評者，大半依據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學批評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說法，分為：主觀的、客觀的、歸納的、演繹的、科學的、判斷的、歷史的、考證的、比較的、道德的、印象的、賞鑒的、審美的十三種。依我看是不夠的。按‘文學批評’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譯語。criticism的原來意思是裁判，后來冠以literary為文學裁判，又由文學裁判引申到文學裁判的理論及文學的理論。文學裁判的理論就是批評原理，或者說是批評理論。所以狹義的文學批評就是文學裁判；廣義的文學批評，則文學裁判以外，還有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①他認為，在中國本來沒有文學批評這樣一種稱謂，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沒有自己的文學批評，而是說，從一種學理上進行系統清理，或者說，從學科理論高度進行觀照的學術行為，還是在西方學者的研究思路影響下開始的。他把西洋的批評論理論與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思想展開對比，認為“西洋所謂criticism，中國古代名之曰‘論’。……由此知‘論’是‘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實虛’正是西洋的criticism”②。

而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真正作為一門學科，則是以陳鍾凡192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為標志的。他在這本書中第一次將這個范疇理論化，并且運用西方知識體系去統攝中國古代的文論思想。后來者幾乎都是按照這個路數去發展的。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1934)、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34)、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43)、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大綱》(1944)、蔡仲翔等人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五卷本）、復旦大學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這些研究大多是從“史”的角度來進行清理的，按照時間線索來進行劃分，把每一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文論思想從傳統的文學史和思想史角度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單獨的學科。例如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在三卷的論述中，其時間跨度涵蓋了從《尚書》到清代袁枚的各個時期的批評思想，從思想史的角度對各個時期文學批評做出了系統的概括和理論上的歸納。雖然所涉及的批評家只有六十人左右，但是，基本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論思想家。他從學科對象的角度奠定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研究范疇。

從這個意義上推斷，學科化究竟是意味著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門學科的產生，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滅亡？事實上，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這一學科的奠基人，幾乎都有著深厚的中學和西學功底，他們用這種學貫中西的理論素養去進行“界定”和價值重估的時候，可以大量地引用西方資料，但是這種富有歷史承擔力的嘗試后來還是遇到很多尷尬的問題：“大多數人以后又從理論探索方面撤退了。他們的研究著作，不用馬克思主義時，能與之暗合；試圖用馬克思主義標榜一下的時候，就常常鬧笑話。”⑤而且，我們通常都認為，歷史就是一種符合客觀事實的陳述，這種陳述是普遍性的具有史料文獻價值的。但是，對中國文學理論思想的這些“史化”性工作，從當今的新歷史主義批評（new historicism）看來，不過是構建一個歷史文本，這個文本與文學文本從本質上說都是一種個體話語言說，其客觀有效性是相當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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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六

青年人把個人奮斗融入一個民族的偉大抱負，融入一個國家的戰略發展，個人奮斗才有更深刻的'價值和意義。

夢想是一種超越現實的東西，做夢的感覺很美妙，但是追夢的過程往往充滿著苦難。青年人應該不怕失敗、不畏艱險，絕不能因為困難放棄追夢。

中國夢是民族振興的夢，而裝備制造業是工業強盛乃至民族振興的脊梁，裝備制造業氣力不足，難言工業強國，難以實業報國。長久以來，我國裝備制造業的關鍵技術、關鍵部件受制于國外企業，隱痛困擾多年，不除不足以興邦強國。

為了實業報國的中國夢，我和我的同事把青春揮灑在了艱苦的工作現場。濰柴動力公司作為專注于發動機制造的中國企業，為了助力民族品牌占領世界裝備制造業高地，在2005年率先成立“三高”試驗隊。“三高”試驗是為了保證每一款發動機都能滿足高溫、高原和高寒的苛刻使用環境而進行的試驗。試驗隊的首批主力就是我們一群80后的青年職工，大多是獨生子女，平均年齡只有27歲，學歷高卻沒怎么吃過苦，干勁足但面臨的困難也很大。

因為工作條件艱苦，不僅無法照顧家人，還要時常向家人撒謊說外出是去新疆西藏“玩”一圈。可是畢竟紙包不住火，時間久了，家人還是知道了真相。但是，既已愛上發動機試車工作，就要忠誠夢想、忠于職責。追夢路上艱苦環境的磨練，讓我漸漸懂得，實現夢想，是一條漫長的奮斗征程，需要知識和智慧，更需要付出汗水甚至生命。

夏天，要登上新疆火焰山，頂著50多度的高溫工作，身上的皮曬脫一層又一層；秋天，要爬上海拔近5000米的青藏高原，常常被高原反應折磨得茶飯不思；冬天，要跋涉在零下40多度的黑河，手上臉上滿是凍瘡。在外工作的時間比陪家人的時間要長得多，風餐露宿是家常便飯，與荒野大漠為伴、與試驗車同行是日常寫照，有時還要克服強沙塵暴等極端天氣的嚴峻挑戰，面對地震和泥石流的生死威脅。可以說，發動機的每一次極限環境試驗，都是“三高”試驗隊隊員的一次生命極限考驗。

然而，非但沒有人退縮，為測試發動機的耐高溫性能，即便衣服濕透、皮膚脫皮，隊員們卻希望天氣再熱、溫度再高一些；為測試發動機的耐高寒、耐低溫性能，即便手臉長滿凍瘡，隊員們卻希望向更高的海拔前進，向更冷地區深入。與候鳥逆向而行的生活，隊員們卻勇敢地堅持了下來，不為別的，只為給強國夢添注奔騰動力。

8年時間、1000多個日日夜夜，8大系列120個國產發動機試驗、上萬組數據，“三高”試驗隊這支年輕的隊伍，踏遍了茫茫戈壁、巍巍昆侖、凜凜冰河，為國產發動機綻放青春年華，為自主品牌注入金字品質。有了這些極限試驗基礎，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濰柴發動機各項技術指標，完全能和國外先進企業的柴油發動機一比高低。

陳獨秀在開辦《新青年》時曾寫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于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青年就該有青年的樣子，有青年的活法。社會也應該呵護敢于追夢的青年，給他們包容和鼓勵，給他們托底和支持，減少青年試錯成本。

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好：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現在，青春是用來奮斗的；將來，青春是用來回憶的。我深深體會到，青春應該去追夢。青年人要珍視崗位，忠誠守責，把個人奮斗融入一個民族的偉大抱負，融入一個國家的戰略發展，個人奮斗才有更深刻的價值和意義，才有更堅實的基礎、更廣闊的平臺、更美好的前景。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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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反思，基于對時代特征的根本判斷，基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基于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根本變化，基于中國國家利益與人類利益的同一性，基于中國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深厚底蘊。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來自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生性。這條道路將超越傳統大國的崛起模式，超越傳統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框架，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從而成為新興大國整體崛起的組成部分。

關鍵詞：和平發展道路；必然性；內生性；歷史超越

作者簡介：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上海 200020）

梳理中國30年來開辟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經驗，可以用若干個核心概念來概括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平”，是這條道路的旗幟和目標；“發展”，是這條道路的內涵和本質；“科學”，是這條道路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續條件；“和諧”，是這條道路的結構設計和價值理念；“開放”，是這條道路的根本動力和歷史條件；“合作”，是這條道路的行為準則和路徑選擇。

一、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歷史基點

從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結合來看，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符合歷史規律、時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是中國實現現代化、成為世界強國的唯一戰略選擇。

1.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反思

反思之一：新中國建國以來，長期處于被遏制被包圍的國際環境，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延滯了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進程。造成這種長期惡劣國際環境的原因來自外部和內部、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和平不夠、發展不夠，是建國后30年的基本教訓。吸取這兩個歷史教訓，才有可能走上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才有可能在資本主義占據優勢的世界體系中贏得中國的發展空間。

反思之二：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度成為世界上國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并領導著占據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會主義陣營。但是蘇聯與外部世界始終處于戰爭和對抗狀態之中。蘇聯不僅與西方陣營進行了世界大戰和長期冷戰，甚至對社會主義國家也動輒使用武力，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分裂；還在全世界擴張軍力，與美國爭霸，在輸出革命的名義下發動對外戰爭。由此導致國力空虛、經濟崩潰，最后結果是全盤解體。蘇聯教訓對于中國極為深刻，中國絕不能重踏蘇聯的覆轍。

反思之三：世界上大國崛起的不同道路導致完全不同的歷史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和日本，走的是一條軍國主義、瘋狂擴軍備戰、挑戰現存國際體系的崛起道路，以致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對世界各國和本國人民帶來巨大的歷史性災難。戰前的德國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是典型的迅速崛起又徹底失敗的模式，證明在世界體系已經形成的歷史條件下，以軍事結盟挑戰現存國際體系、重新瓜分世界、奪取霸權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國當然不能仿效德國和日本在戰前的擴張戰略。

反思之四：美國的崛起道路雖然并非和平，但是它沒有挑戰當時的霸權英國，而是抓住機遇，發展自己，在英國衰落并有求于美國的時候，適時地幫助霸權國家，最終和平地實現霸權轉移。美國的經驗不可復制，但是其成功之處亦不可忽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通過歐洲一體化、日本通過美日同盟和亞洲市場實現和平復興，分別達到世界經濟第二、三位強國。這些國家崛起的成功經驗，我們不可能模仿，因為外部環境和國家性質不同。但是，這至少可以證明，后起大國與現存國際體系并不總是處于對抗狀態，這是中國和平崛起不能不借鑒的。

2.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時代特征的根本判斷

自鄧小平以來的歷代中國領導人都認識到，時代背景、世界潮流、人類命運發生了歷史性的根本變化。根據這種認識，30年來，中國始終在求和平、謀發展。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突出問題。一方面，解決和平與尋求發展比解決其他問題更為重要和迫切；另一方面，維護和平和尋求發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要求，關系到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兩大問題是世界范圍內的帶全局性、戰略性的問題，制約并影響著世界上其他問題的解決。同時，這兩大問題也體現了世界的潮流和時代的基本特征，并存在著解決的可能性。中國領導人不是孤立地看待和平問題與發展問題，而是特別重視把握二者之間的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發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問題，而是關系到全人類的進步與發展的宏大命題。只有解決發展問題，才能解決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問題，以及對世界局勢產生整體性影響的戰略性問題。其關鍵是南北問題即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問題。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意義就在于推動南北問題和全球發展問題的解決。

“和平與發展”從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到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到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逐步地從觀察世界格局、判斷時代潮流，轉化為對中國發展的道路選擇和價值判斷。鄧小平提出爭取20年和平時間，確保經濟總量翻兩番。按照這個戰略思維，中國提前10年走出了冷戰格局，結果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發展戰略目標。此后，黨中央又判斷中國處于戰略機遇期，為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再爭取20年和平，以確保實現第二個發展戰略目標。第二個“20年和平”已經過去將近一半，實現第二個發展戰略目標的條件越來越充分。在這個階段上，產生了一個新的重要條件，就是中國的發展成為世界和平的關鍵因素之一，成為世界發展的歷史機遇。中國和世界已經完全不可分離。

3.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國家屬性、國家定位的判斷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選擇來自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判斷。中國底子薄、人口多，“既是大國，又是小國”。這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都必須考慮的。這不僅決定了中國崛起必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且決定了中國崛起不能選擇爭霸、擴張的方式，而只能是一個和平發展、逐步累積國力的過程。鄧小平提出，中國需要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利用現在有利的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爭取在50年到70年時間內發展起來。

中國現代化的不平衡性、長期性和艱巨性是基本國情。其不平衡性包括東部、中部、西部發展極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同產業發展不平衡；每個大行政區域（省、市、自治區）內部也不平衡。

其長期性是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時間。從1949年算起，五十年左右達到初步小康水平；一百年左右達到中等發達水平；二百年左右達到先進的現代化水平。這二百年左右的時間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考慮到中國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2500年封建制度的歷史，100年到200年的現代化過程并非十分漫長。如果再考慮到西方文藝復興至今已經500年，中國以1/4到1/3的時間趕上其現代化的步伐，也不是太長遠。

其艱巨性是指中國現代化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展的；是13-15億人口/人類的五分之一的整體現代化；土地、資源、技術、資金等要素條件的相對短缺；長期與發達國家的市場和先進科技相對隔絕。

這些基本國情既是中國現代化的阻力，又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基本條件。中國的空間廣大使其戰略回旋的余地充分；中國的不平衡發展可以形成內部的梯度轉移，形成產業升級的長周期；中國的人口眾多，構成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巨大市場；西方技術和資金的相對缺乏，迫使中國發展自主技術創新和國內資本市場。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基本條件，使中國具備高度的抵御內外壓力和危機的能力，走出一條獨立自主、改革開放、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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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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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近代以來看，中國道路是一條追求現代化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人經歷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三個互相交織的階段。在這三個不同內涵的階段中，中國社會形成了圍繞“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為中心的各種思想和話語表達方式。“站起來”是指中國人獨立自主的走向現代化，這條道路后來變成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中國革命道路，形成以“革命”為核心思想的話語。“富起來”主張尋求自身發展道路，追求不同于西方和前蘇聯的發展模式，通過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實現現代化，這一探索形成以“改革”為內容的社會全方位變革。“強起來”則是通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創嶄新的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以“自信”為意識形態的基礎，強調只要堅信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制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一定會走出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道路。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1〕中國道路為其他國家提供全新的選擇機會，就需要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講述給世界其他國家。對此，習近平指出，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所以，要加強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話語體系建設。〔2〕通過話語體系建設，將中國道路總結出來，形成理論，并講給世界。

一、現代化——貫穿中國道路的核心概念

（一）現代、現代化與現代性的一般認識

現代是一個時間概念，現代的時間起始與科學技術革命的萌芽息息相關，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密切相連;現代又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它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工業革命基礎之上形成的一系列社會系統、人文情懷等等，它不是一個固定內容的概念，其中蘊含的內涵也隨著時間而不斷充實。

現代化則是指一個國家走向現代道路的過程，當現代以一個美好愿景成為社會發展的目標時，人們便通過國家、民族等群體，向這一目標不斷邁近。由于現代化的道路不同，對于現代化的解釋也不同。現代化就是實現現代的過程，對于現代化的理解主要有四種：第一種，現代化是指近現代以來，經濟上落后國家通過技術革命，在經濟和技術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歷史過程;第二種，現代化實質就是工業化，即經濟落后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第三種，從社會階段將現代化解釋為科學革命以來的一系列變化的統稱;第四種，從文明的角度認為現代化是一種心理態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過程。〔4〕從這四種對現代化內涵的解釋，我們可以看到：首先，現代化是一個過程;其次，這一過程發端于近現代的科學與技術革命;再次，是基于科學與技術革命帶來的從價值、文明到社會系統的深刻變革。

現代性是用來描述“現代”這樣的狀態，現代化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5〕，面對這一新變革所產生了新理論、新思考，出現了新的概括，這就是現代性的內容。現代性的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內容，第一，現代性將人類社會視為無限發展的一個過程;第二，現代性認為要保證無限的發展，應該有一套完整的現代國家制度以保證社會的效率;第三，現代性強調資產階級啟蒙時所形成的關于人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等觀念，現代性的核心概念是理性。

現代性與現代化密切聯系，但又有所不同，現代化是原因，現代性是概括現代化的學理語言，正是由于有科學技術、經濟生產、社會變革這些現代化過程，才有現代社會屬性的現代性。〔6〕如果不能夠對現代化進行抽象概括，那么按照現代化道路的現有實踐，歐美現代化的道路就具有普世性和普遍意義，可能其他所有國家都需要照搬歐美模式，才能實現現代化。但是，如果將現代社會的特征抽象出來，按照現代性的標準，很多國家根據自身特點同樣能夠走上現代化道路，實現現代化。現代化為我們展示的是具體的實踐方法，而現代性則是提供抽象的價值標準。

（二）現代化作為中國道路發展內涵的確定與嬗變

從目的來看，中國道路就是中國實現發展，追求現代化的道路。對這一道路的認識，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存在著實現方法的爭論，但是在目的上，從沒出現過動搖。

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開啟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當西方國家以“船堅炮利”的外在形式出現在國人眼里時，學者們就開始探討現代的內涵和現代化道路的問題。最初的國人對現代化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器物層面，所以滿清王朝僅僅想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后來，對西方現代化的認識進入到政治層面，這時變法、維新、立憲等思想就開始出現。五四運動之前的現代化思想，更多的是對于西方現代化的外在形式的學習，照葫蘆畫瓢而已。到了五四運動時期，將西方現代化的屬性直接總結為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現代化的認識更為清晰，對現代化內涵的認識已經突破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層面，經濟思想、文化價值也進入到現代化研究的范疇之中;實踐上，根據理論的不同觀點，也開始了對不同的現代化道路的實踐嘗試。這一時期，各種思想涌現，各種實踐活動層出不窮，代表性的有陳獨秀、李大釗的社會主義思潮、晏陽初、陶行知的鄉村平民教育運動等等。1933年《申報月刊》將“現代化”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詞語開始使用，關于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的話語方式就已經固定下來。此后，對于中國追求現代化道路的認識已經成為定論。〔7〕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將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作為中國道路的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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