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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一

3.宜昌磷礦開發行業政府監管問題研究。

4.退耕還林政策的執行難題及其對策研究。

5.高考分省命題考試政策效度研究。

6.基礎教育信息化政策與法規研究。

7.靈活就業人員基本醫療保險的公共政策分析。

8.利益相關者視角下我國環境政策執行研究。

9.西部民族地區公共政策執行過程的文化影響因素分析。

10.論督查對政策執行的推動作用。

11.一種政策終結分析模式的探討。

12.我國政府參與高等教育評估行為研究。

13.地方政府的金融監管職能分析。

15.我國公共危機管理政策體系研究。

16.公共政策績效評估信息化初探。

17.公共政策的社會性別分析框架研究。

18.和諧社會視閾下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參與研究。

19.兩型社會建設的財稅支撐政策研究。

20.海關通關效率問題研究。

21.鞍山市市管領導干部培訓工作研究。

22.貴廣高速鐵路對貴州區域經濟影響力及利用研究。

23.中國政府環境保護管理體制的改革完善研究。

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二

摘要：社會政策轉型是對社會轉型的積極回應。基于福利標準和統籌范圍兩個維度可以構建出中國社會政策轉型的四階段模型。其中，社會政策階段以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為源起，社會公共政策階段起源于社會政策理念與質量的全面提升。社會政策轉型原因有三點：社會問題倒逼頂層設計;城鄉差距阻礙長遠發展;生存需求轉向發展需求。社會公共政策的基本屬性表現為延續性、適度性和共享性。社會公共政策的轉型特征從宏觀層面體現為價值理念與行動體系協同轉型，從微觀層面體現為政策質量的全流程再造。中國依舊處于社會公共政策階段，需要從以下四點繼續夯實政策基礎：政策理念上要主體多元，權責分明;政策方法上要積極防范，主動作為;政策內容上要適度普惠，突出重點;政策目標上要機會共享，立足發展。

關鍵詞：政策轉型;社會政策;社會公共政策;福利標準;統籌范圍。

改革開放標志著我國進入一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社會轉型包含社會體制轉變、社會結構轉變和社會發展階段轉變三重含義[1]，由于社會轉型具備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變遷發展的特征，因此它和社會現代化是同義的[2]。

社會政策轉型是對社會轉型做出的積極回應。從社會轉型與社會政策轉型的雙向互動視角出發，徐道隱提出中國社會政策面臨著向規范轉型、價值轉型、制度轉型和行動體系轉型的四維視角[3]（pp.15-19）。李培林認為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其核心是以人為本，要求發展型社會政策與其對接[4]。王思斌基于***總書記在2013年提出“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努力實現三者有機統一”的新思路，提出了托底型社會政策概念[5]。托底與發展體現了社會政策理應具備的保基本與促長遠的功能屬性。從社會轉型背景下的社會政策線性發展視角出發，王春光構建了基于權利和需要的二維分析框架，推演出從兜底保障到多元參與的社會政策階段性演變邏輯，認為中國的社會政策剛剛邁過兜底保障和適度普惠階段，正在向高級普惠階段邁進[6]。李迎生從國家、市場角色變化的角度將我國社會政策發展演變分為“國家統攬型社會政策（1949-1978年）”“市場主導型社會政策（1979-2002年）”和“國家主導型社會政策（2003年至今）”三個階段[7]（pp.338-360）。景天魁則認為中國社會政策自改革開放以來完成了從平均主義到差別主義再到發展與公正統一的理念轉變[8]，但是他并不贊成以改革開放為界劃分社會政策階段，而是認為觀察中國社會政策的成長要以其本身的獨立性和完整性為標準，依此將中國社會政策發展劃分為依附于經濟政策的社會政策階段（1949-2002年）、與經濟政策并立發展的社會政策階段（2003-2020年后的某一時期）、社會政策處于主導地位的高級階段[9]。王思斌也認為新中國的社會政策發展經歷了1978年之前數量少、作用弱的無自性階段，1978年到20世紀末的附屬于經濟政策的低自性階段，以及21世紀以來保基本民生福祉和制度化的中自性階段[10]。以上關于中國社會政策的轉型研究基本遵循“國家-市場”的權力分配邏輯，認為社會政策是國家與市場關系不斷調整過程中的工具性產物。

以往研究將社會轉型作為社會政策轉型的時代背景具有一定合理性，因為社會轉型是社會政策轉型的必要前提，任何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離不開特定社會環境的影響。但是問題在于社會政策是為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社會公正、增進社會福利而制定的原則或方針，其存在是以獨立的社會子系統為前提的，而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是一個“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的總體性社會，并不存在獨立的社會子系統，因此也不存在獨立的社會政策理念。實際上，中國社會政策源起于1978年改革開放，此后一段時期可以被看作是社會政策階段，隨著2002年以來一系列體現新理念的政策出臺，中國社會繼而邁向社會公共政策階段。筆者基于國內外已有研究，首先構建起中國社會政策發展的四階段模型，進而探究中國社會政策轉型發展的具體表現和轉型原因，然后提出社會公共政策的概念與轉型特征，最后對社會公共政策的發展提出了學理上的新要求。

模型建構與經驗檢視。

（一）社會政策發展的四階段模型。

西方社會政策學家提出的社會政策類型學理論和公民權利理論，對解釋社會政策發展演進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對劃分中國社會政策的發展階段也提供了重要理論借鑒。

構建社會政策類型學的最初嘗試來自于威林斯基和萊博爾提出的“補缺-制度”模型。這一模型將社會政策分為補缺型和制度型兩類[11]。補缺型社會政策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指導，奉行簡單的、有限的國家責任說，當家庭、社會組織和市場功能不能滿足最基本的公眾需求時，社會政策才起到兜底作用。1601年英國頒布的《濟貧法》可以被看作是補缺型社會政策的起源。制度型社會政策以社會民主主義為理論指導，堅信國家負有為全體國民提供高水平社會福利的責任，國家應當在社會政策供給中扮演主要角色。1942年發布的《貝弗里奇報告》可以被看作是制度型社會政策的起源，二戰后普遍建立起來的福利國家是制度型社會政策的基本標志。蒂特馬斯擴展了“補缺-制度”模型，將績效型社會政策置于原有模型的中間位置[12]（pp.14-16），將個人工作表現等要素考慮進來，兼顧公平和效率，從而擴大了“補缺-制度”模型的解釋范圍。中國社會政策產生較晚、發展較為滯后，但是同樣經歷了與西方類似的統籌范圍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因此統籌范圍可以作為衡量我國社會政策發展的一個重要維度。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學者僅將覆蓋人群規模作為劃分社會政策類型的依據，與此不同，筆者提出的統籌范圍包括了三方面應有之義：一是是否具有排他性;二是是否實現了政策對象的城鄉統籌;三是在何種層次上實現了城鄉統籌。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統籌范圍考慮到了中國城鄉區隔的現實背景，能夠更加本土化地描畫中國社會政策的發展軌跡與轉型特征。不同于蒂特馬斯等提出的社會政策類型學模型，馬歇爾從公民權利的豐富過程入手提出了公民權三要素，即民事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13]。民事權利主要包括自由權、工作權等，這些權利是在18世紀創立的。以選舉權為標志的政治權利集中出現在19世紀。公民于20世紀開始謀求涉及自身利益的社會權利，而保障公民的社會權利是福利國家的本質特征，也是西方國家在20世紀普遍步入福利國家的主要推動因素。西方福利國家的出現是公民權利在較長時期內逐漸發展完善的結果。因此，福利標準應當作為衡量我國社會政策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維度。

基于以上社會政策類型學和公民權利的論述，筆者提煉出統籌范圍和福利標準這兩個維度，以此為標準，區分出了中國社會政策發展的四個階段（參見表1）。

（二）社會政策轉型的具體表現。

中國社會政策發展的四階段理想模型為進一步檢視中國社會政策的轉型與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參考標準，是具體劃分中國社會政策和社會公共政策發展階段的重要工具。

蒂特馬斯認為社會政策應當從影響公民實際福利的各種機制出發[14]（p.20）。因此，凡是實現了社會福利功能的政策都可以被稱為社會政策。中國從1978年開始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促進了農業增產并產生了顯著的減貧意義。據林毅夫測算，1978-1984年中國農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歸因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15]。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有2.5億人，1985年貧困人口下降到1.25億，這是中國減貧歷史上貧困人口減少最多的階段[16]。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具備社會政策的功能并達到了社會政策的實際效果，是社會政策階段的真正開端。1994年1月，國務院公布施行《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規定五保供養的主要內容是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孤兒保教）。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五保供養制度以低水平、保生存的標準使農村極端貧困現象得到根本緩解，但是統籌理念缺失，僅以消除農村地區極端貧弱現象為目標。

為進一步解決農村貧困問題，國務院制定《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決定從1994年到2000年力爭基本解決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五保”供養制度、扶貧攻堅計劃等一系列政策安排的綜合效果來看，在1978-2002年的社會政策階段，中國農村取得的減貧成績是巨大的（參見表2）。

在城市，1997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在全國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1999年正式實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截至2002年底，共有2064.7萬城鎮居民、819萬戶低保家庭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保障水平52元[17]（p.82）。社會政策時期在城市建立的再就業服務中心、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三重保障網有效保證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也標志著低水平兜底型的社會政策在城市全面鋪開，但是這種屏蔽農村社會的政策同樣表現出統籌理念的缺失。

2.社會公共政策：社會政策轉型的必然選擇（2002年至今）。

2002年以來，我國農村地區社會保障事業快速向前推進，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健全并向城鄉一體化發展。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呈現出積極防范潛在社會風險、致力于城鄉融合發展的顯著特征，標志著我國正式邁向社會公共政策階段。從覆蓋人群和推進難度的差異來看，這一時期的社會公共政策又具體表現出初級和高級兩個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這標志著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正式啟動。2009年，國務院頒布《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爭取到2020年之前基本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社會養老保險全覆蓋。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以下簡稱城居保）也從2011年7月1日開始實施。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正式啟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下簡稱新農合）。2007年10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啟動城鎮居民醫保。2009年，新農合已經逐步完善，同時城鎮居民醫保全面覆蓋城鎮非職工人口。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的意見》，要求到2017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大病保險制度。中國農村低保制度的探索始于1994年，但是一直進展緩慢、效果微弱。2007年，國務院正式頒布《關于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標志著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經歷13年的探索之后得以在全國推行。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鄉統籌發展做出了整體性安排。從政策性質來看，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的城鄉統籌發展體現了非排他屬性和適度普惠原則，屬于社會公共政策高級階段的政策類型。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排他屬性和兜底原則使其只能向高水平兜底方向發展。目前除北京、上海等少數幾個城市之外，其他地區尚未實現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鄉統籌，因此該制度屬于社會公共政策初級階段的政策類型。

除了農村低保制度，“精準扶貧”戰略成為社會公共政策時期黨和政府主動出擊、精準發力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又一重要舉措。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其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地區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2016年11月，國務院印發《“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提出立足貧困地區資源稟賦，組織農民、企業通過產業發展脫貧，增加貧困戶穩定收入。同社會政策時期的扶貧計劃相比，這一時期的扶貧政策更加強調目標的明確化、手段的綜合化、方式的精細化，扶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更加凸顯出立足長遠發展的融合式扶貧理念，上述特征都與社會公共政策的要求高度契合。社會公共政策時期一系列立足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的政策產生了顯著效果。根據研究上通用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來衡量，2003-2018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比呈現出穩步下降趨勢。這一時期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絕對增速明顯快于城鎮居民同期水平。從相對值來看，2010年起，農村居民收入增速一直高于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增速水平。

2003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實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改善農民工生產生活條件，這標志著農民工政策導向發生根本轉變。此后，國家密集出臺了大量關乎農民工切身利益的政策規定，涉及工資待遇、工作環境、住房條件、女工童工保護、職業技能培訓、社會保險接續、隨遷子女教育等全方位政策安排[18]（pp.172-173）。針對農民工群體出臺的一攬子政策極大提高了農村轉移勞動力的福利待遇，實現了農民工權益的城鄉統籌發展，這突出體現了社會公共政策高級階段應有的適度普惠特征。

下表呈現了基于福利標準和統籌范圍兩個維度組合下的社會政策發展階段及其舉例，其中，統籌范圍這一維度被細化為是否具有排他性、是否實現城鄉統籌和城鄉統籌層次三個具體標準（參見表3）。

（三）社會政策轉型的背景原因。

中國社會政策轉型外在表現為統籌范圍和福利標準兩個維度的動態調整，而更加深層次的轉型原因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社會問題倒逼頂層設計。社會政策的首要目的是解決社會問題，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所呈現出來的社會問題各有不同，與之相對應的社會政策在理念和方法上也有所差異。改革開放之初，許多社會問題，如農村社會普遍貧窮和城市社會失業問題等，都具有明顯的城鄉分割和職業分異特點，社會政策也表現出碎片化、補救式特征。隨著城鄉之間人口遷移規模擴大，資源流動化、權益分散化和身份模糊化趨勢日益明顯，原有的社會政策實施理念與方法不再適用于上述新問題、新形勢，因此，具備整合式、精細化特征的社會公共政策成為解決這一時期社會問題的現實選擇。社會政策轉向社會公共政策正是社會問題轉型倒逼頂層設計調整的具體表現。

第二，城鄉差距阻礙長遠發展。戶籍制度對中國城鄉社會發展帶來的差異化影響是長期性的。改革開放以后的很長一段時期，我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趨向擴大化。以城鄉居民收入比為例，1983年我國城鄉居民名義收入比為1.83，此后該數值呈整體上升趨勢并在2002年達到3.11[19]。迅速擴大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鴻溝顯然不利于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也將給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帶來隱患。2002年以來，國家出臺一系列政策，以彌合城鄉差距和促進統籌發展，這與主動防范潛在社會風險、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社會公共政策理念相吻合，成為**城鄉二元社會發展困境的必然選擇。

第三，生存需求轉向發展需求。由保障基本生存到促進長遠發展不僅是公民個人生活目標的自然提升，也是政府以人為本發展理念的實踐詮釋。改革開放初期，面對普遍貧窮和失業的現實困境，保障公民基本生存和工作權益是首要政策目標，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承載了兜底補救功能。隨著公民基本生存問題的根本解決和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公民追求生命價值和自我實現的需求開始出現。國家也具備了進一步提高公民社會福利水平的經濟實力，同時政府的社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也在不斷發展完善，這為社會政策向社會公共政策轉型帶來了歷史機遇，注重系統性和科學性的社會公共政策應運而生。

從政策本質特征看，社會政策主要針對特定貧弱群體而非面向全體公民，具有排他屬性;公共政策因其公共性而無差別地面向全體社會公民，具有非排他屬性;社會公共政策則根據福利供給類型和政策對象規模的實際差異兼具排他性和非排他性，即選擇性排他屬性。從福利傳導路徑看，社會政策通過提高特定群體的個別福利水平促進社會福利水平的整體提升;公共政策致力于通過改善整體社會福利帶動個人福利水平的相應提高;社會公共政策則通過適度提高福利標準和擴大統籌范圍，逐步消滅絕對貧弱和緩解相對貧弱現象，最終提升全體公民的福利水平。從福利標準和統籌范圍看，社會政策主要提供補救性的物質福利，以低水平兜底為標準，強調城鄉分治，缺乏統籌意識;公共政策主要提供寬領域和多層次的全面福利，以高級普惠為標準，實現了高層次的城鄉統籌，覆蓋全體公民;社會公共政策則尋求福利標準與統籌范圍的動態平衡，通過統籌協調高水平兜底和適度普惠兩大理念，實現福利標準由低到高和統籌范圍由小到大的漸進發展。

通過對社會政策、公共政策和社會公共政策諸要素進行比較，筆者認為社會公共政策的內涵可以這樣界定：所謂社會公共政策，就是在中國社會完全消除絕對貧弱現象的基礎上，綜合考量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通過合理提高福利標準、逐步擴大統籌范圍，最終實現全體國民共享社會福利的國家政策。因此，社會公共政策具有延續性、適度性和共享性的特征。

通過進一步比較社會公共政策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區別與聯系，可以廓清社會公共政策的概念邊界，確定社會公共政策在中國社會政策發展連續譜上的合理位置。

社會公共政策初級階段是由社會政策邁向社會公共政策的第一個階段。不同于社會政策階段福利標準低和統籌范圍小的低水平兜底特征，社會公共政策初級階段通過適當提高福利標準和實現低層次城鄉統籌，將生活質量高于絕對貧弱狀態但是又達不到社會平均生活標準的群體納入政策扶助范圍，在消除社會絕對貧弱狀態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相對貧弱群體問題，并以根本緩解社會相對貧弱狀態為目標。因此，初級階段的社會公共政策依舊具有排他性，高水平兜底是該階段的主要特征。

1.宏觀層面：價值理念與行動體系協同轉型。

價值理念是社會政策的主心骨，關乎社會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目標能否實現。價值理念轉型推動了中國社會政策向社會公共政策轉型，主要體現在福利標準和統籌范圍兩個層面。在國家財力有限的社會政策階段，國家制定較低的福利標準，充分發揮社會政策的排他性和社會屏蔽功能，以補救性和保生存作為救助原則并將解決絕對貧弱問題作為首要目標。此階段，政策統籌理念缺失，城鄉分治特征明顯。隨著國家經濟能力提升和救助理念完善，低水平兜底的社會政策顯然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國家發展目標相背離。這就要求國家通過適當提高福利標準和適度擴大統籌范圍進一步緩解社會相對貧弱問題，社會公共政策成為社會政策發展的必然方向。初級階段的社會公共政策旨在進一步提高社會相對貧弱群體的生活質量和社會融合能力，縮小社會階層發展差距，政策的排他屬性依舊明顯、屏蔽功能較為顯著。隨著統籌范圍和福利標準的提高，社會相對貧弱群體已經具備了獨立發展和社會融合能力，初級階段的高水平兜底目標已經達成，受助群體應當通過科學合理的退出機制步入社會公共政策高級階段，因此這一階段的政策具有非排他屬性。高級階段的社會公共政策致力于向全體公民提供標準適度的社會福利，體現了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和共同富裕的目標，有利于促進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中國由社會政策邁向社會公共政策的過程，實現了從低水平兜底到高水平兜底再到適度普惠的歷史跨越，這和政策價值理念轉型密不可分。

價值理念轉型指出了社會政策的發展方向，行動體系轉型則為社會政策發展提供了全方位保障，行動體系轉型可從系統化和科學化兩個方面予以理解。從系統化角度看，一是政策類型更加系統化。社會公共政策階段制定了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險體系和社會救助體系，社會保障網初步建成且越織越密。二是政策銜接更加系統化。社會公共政策具有城鄉之間、群體之間和行業之間融合接洽的整合性特征。三是政策推進更加系統化。社會公共政策立足對象的長遠發展，系統推進初級和高級階段前后接續，以邁向公共政策階段為最高目標。從科學化角度看，一是政策程序更加科學化。社會政策階段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策略，中央負責決策，地方負責執行，決策和執行相互分離容易造成政策偏差和失靈。社會公共政策更加注重調研和試點，通過廣泛征求政策對象和地方政府建議，擴大決策信息來源以促進多元主體參與政策議程。二是政策運行更加科學化。社會政策階段對于政策對象的確定、準入和退出機制缺少科學界定標準，政策運行稍顯隨意。社會公共政策階段對政策對象的資質認定和退出標準都有嚴格而明確的規定，并且它還建立了事后跟進機制，確保政策效果達到既定目標。三是政策手段更加科學化。社會政策時期由于技術限制，福利供給形式和內容十分有限。社會公共政策時期可以廣泛借助信息網絡、社會組織、社會企業等資源豐富福利供給形式和內容，依托多元化手段提高政策效率和效果。行動體系的系統化和科學化轉型有效保障了社會政策穩步邁向社會公共政策階段。

2.微觀層面：政策質量的全流程再造。

從微觀層面看，我們可以從政策制定、政策實施和政策效果等全流程角度對社會政策和社會公共政策兩個發展階段進行系統、全面地比較，借此凸顯出社會公共政策質量的全面提升（參見表4）。

第一，政策制定階段比較。從政策動力來看，社會政策的制定明顯表現為被動應對。而社會公共政策的制定出臺，多為政府主動出擊、積極防范的結果。比如，面對農民工大規模進城就業的事實，國務院聯合多部委及時、密集出臺大量政策，用以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這些政策涵蓋了工資、住房、子女教育等各個方面，確保了城鄉居民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從政策自性度來看，社會政策的自性度普遍較低，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多以經濟政策的形式出現，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經濟政策的“副產品”，其獨立性和純粹性較差。而社會公共政策都是為直接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而制定實施，不依附于任何經濟政策，能夠獨立實現社會公共政策預期效果，獨立性和純粹性更為突出，自性度更高。

第二，政策實施階段比較。從政策重點來看，社會政策屬于需求應對式的政策類型，社會政策議程由基層向高層傳遞，再由高層篩選出最迫切的需求予以解決，政府承擔的是需求滿足者的角色。而在社會公共政策中，政府是政策過程的主導者，它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社區調研，主動發掘政策對象實際或潛在需求，預先制定配套政策并主動供給，積極迎合居民多樣化的合理訴求，扮演了需求發掘者的角色。從政策實施方式來看，社會政策是粗放式的，一項政策往往覆蓋多個領域并企圖達到多種目標，而且配套政策較少，跨部門協調合作意識較弱。社會公共政策更為精細且聚焦，例如，它會針對老年、病患、貧窮等不同社會群體或社會問題分別制定個性化的措施。政策主管部門更為明確，政策實施中各部門各司其職又緊密配合。政策對象更為精準化，政策目標更為明確化，政策效果更為可視化。除此之外，社會公共政策通過評估、反饋等政策矯正機制使得整個政策周期更為緊湊科學，達成的最終效果也往往超出預期目標。

第三，政策效果階段比較。從政策視域來看，社會政策實施的最重要社會結構背景是城鄉二元體制，該體制造成的城鄉二元身份制進一步強化了政策視域的區隔效果。社會公共政策時期，國家主動轉變發展理念，更加注重機會公平和發展能力建設并主動打破城鄉壁壘，通過部門權力重組、利益協調、提高統籌層次等政策措施力促城鄉社會融合發展。從政策取向來看，社會政策以解決實際存在的貧困問題為政策目標，而社會公共政策以促進社會融合發展為目標。其中，社會保險的城鄉統籌有助于實現普遍意義上的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除此之外，一些政策（如農民工政策）致力于培育人力資本、增加發展機會、共享社會福利，它們體現了社會公共政策的基本價值取向，達到了消除城鄉隔閡、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政策效果。

通過對兩個政策發展階段進行宏觀和微觀比較，我們發現，社會公共政策無論從價值理念上還是實際效果上都比社會政策更加進步。應當指出，當前中國依舊處于社會公共政策階段，社會公共政策的工具效果依舊明顯，發展潛力依舊巨大，社會轉型發展的新時期依舊需要社會公共政策繼續為中國社會行穩致遠保駕護航，而且新時期對社會公共政策如何發揮更大作用提出了新要求。

（一）政策理念：主體多元，權責分明。

綜觀福利國家轉型經驗，政府擺脫大包大攬的福利供給制度以鼓勵福利供給社會化，既極大緩解了政府財政壓力又避免了“養懶漢”等不良后果。國家通過完善就業培訓制度來提高公民人力資本、激發公民發展的內生動力，反而促進了政府、社會和公民的共贏。社會公共政策理應堅持主體多元、權責分明的理念，既要切實履行政府職責，充分發揮各級政府在解決就業、養老、扶貧等重點難點問題中的主心骨作用，又要動員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政策議程。例如，扶貧領域要發動多元主體參與，既要完善配套激勵政策，促進資本、技術、人力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自由流動，同時也要發動專業社會組織扎根基層，傳播專業知識，培育貧困人口專業技能，增強貧弱群體文化資本和自主脫貧能力。致力于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社會公共政策不再僅僅依靠政府唱獨角戲就能達成既定政策目標，而是需要在政府的統籌協調下，將政策環境之中的所有相關主體匯聚起來，使他們各司其職、各盡所能，精準發力解決社會問題，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二）政策方法：積極防范，主動作為。

貝克創造性地預言后現代社會將是一個風險社會[20]。不管社會公共政策階段是否已經步入后現代社會，貝克的預言始終提醒我們對社會問題的總體把握與精確預判應當成為社會公共政策的重要方法特征。社會公共政策應當體現政策制定者的高超預判能力和果斷執行力。2003年“孫志剛事件”促使政府反思已有的城市流浪人員收容遣送政策，并及時以救助管理新規定替代之。這一事件同時促使政府出臺了保障農民工遷徙就業等合法權益的新規定，并對農民工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一系列潛在需求進行了精準預判和切實保護，將可能發生的其他不穩定因素及時排解消除。社會公共政策應當發揮糾偏補弊的功能，及時關照到市場、家庭等制度缺位或失靈的領域。政策制定主體既要有防微杜漸的意識又要有體察風吹草動的本領，同時，政策執行過程要真正解決社會潛在風險、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這對政策制定和執行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政策內容：適度普惠，突出重點。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紅利不斷向社會領域溢出，人民群眾也不僅僅滿足于溫飽的基本需要，而是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因此，應當在一些重點領域實施適度普惠型的社會公共政策。適度普惠原則首先應當覆蓋城鄉全體居民，其次不是無限地提高標準，而是要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既要考慮政府財政的承受能力又要兼顧代際公平問題，既要盡力而為又要量力而行，重點是在城鄉統籌和效果落實上下功夫。突出重點原則要求社會公共政策不能仿效斯堪的納維亞模式那種“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保障，而是要重點做好養老、醫療、低保等幾個重點領域。應當指出，中國城鄉二元分割體制積弊已久，社會公共政策實施近二十年來依舊沒有完全打破這一制度壁壘。因此，率先在以上幾個重點領域推行城鄉統籌發展戰略難度已然不小，特別是對于統一城鄉低保制度來說，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將農村的最低生活保障線提高到當地城區的水平，這在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沒有明顯增加且中央轉移支付相對有限的前提下是不容易實現的。突出重點就是要求社會公共政策優先解決最迫切的、直接關乎居民生活待遇的問題，當這些問題不再成為制約城鄉融合發展的突出困境時，再將政策重點擴大到其他領域，這才是穩步推進政策內容落實的上策。

（四）政策目標：機會共享，立足發展。

阿馬蒂亞·森把發展看作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而自由涉及在給定的個人與社會境況下所享有的機會[21]。因此，評判一個社會真正進步的標準理應包括公民所擁有的機會增加的程度，這也應當成為社會公共政策的發展要求。在社會公共政策階段，國家應當保證城鄉居民共享發展機會，保證居民發展的起點公平和過程公平，應當把保障發展機會作為調節社會流動、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和諧的工具來靈活使用。以自由看待發展，那么機會自由就是獲得發展的必要條件。這種通過分享機會實現社會發展的政策目標類似于吉登斯所說的社會投資國家概念，他在指出西方社會發展的第三條道路時特別強調，第三條道路應當秉持福利多元主義，政府應當通過繼續教育、技能培訓等方式投資人力資本，通過建設社會投資國家而不是福利國家來增加每一個公民的實際能力[22]。梅志里認為可通過政府統一計劃、平等主義路徑、基本需求戰略和可持續發展等來構筑社會福利的發展視角[23]。發展型社會政策理念和社會公共政策的最終目標相契合，這說明實現機會平等、立足長遠發展的政策是國際社會的普遍追求。西方福利國家在經歷了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道路后開始向第三條道路尋求平衡，我國在社會公共政策階段更應當堅持制度自信，基于本國國情走好既定發展道路，借鑒福利國家社會政策轉型經驗并創造性地將其吸收進來，使其為我所用。我們只要堅持機會共享、立足發展的政策目標不動搖，就一定能夠走穩走好社會公共政策階段，為將來邁向高級普惠的公共政策階段打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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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三

摘要：我國農村公共福利產品供給有失公允、農村養老體系不完善使農村養老問題十分嚴重。因此，進一步理清我國農村養老主體，明確養老責任，完善我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尤為重要。

關鍵詞：農村;養老;養老保險。

（一）農村老人生活現狀。

農村老人大多從事農業生產，仍靠勞作滿足自給自足的生活，收入低且不固定。這種生活方式也使得他們不能積攢太多養老積蓄，一旦喪失勞動能力只能依靠兒女幫助。農村老人的生活條件比較差，居住條件普遍低于城市。不僅要進行耕作還要肩負照顧留守兒童的重擔，生活條件得不到基本保障。農村老人精神空虛，大部分農村青壯年離鄉到城市發展，農村留守老人現象嚴重。農村老人娛樂缺乏，對于農村的老人而言，最大的娛樂活動就是看電視，與鄰居聊天，缺少更豐富的娛樂活動。農村的老人生活觀念比較保守，相較于城市老人的廣場舞、社區活動等娛樂活動內容，農村老人更傾向于花時間做家務。

（二）農村老人養老現狀。

目前，我國農村老人主要的養老方式仍是家庭養老。農村老人思想保守，對于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缺乏充分的認識。據上海財經大學進行的問卷調查所得到的結果分析，農村老年人的“養兒防老”觀念根深蒂固，有近八成的老人偏向的養老方式是和子女一起居住，或者是住在子女附近。

養老保險是作為農村養老方式的另一種補充方式存在，在如今的社會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所要承擔的責任越來越大。農村養老保險從出現到獲得今天的發展，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一）農村養老政策制定問題分析。

現行的農村養老保險分五個檔次，每人每年繳納1200元，如果讓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每年拿出那么多錢去買一個未來的保障是不大現實的，因此國家會適當給予財政支持。但實際上政府補助有時缺位，一旦少了政府的補貼，那么農村養老保險還比不上個人儲蓄優點多。

地方財政養老負擔不均，由于農村養老保險是農民在戶籍所在地參保，而我國各省農業人口所占的比例有很大的差異，所以這就導致一些經濟欠發達省市因為農業人口多而要承擔更大的農村老人養老財政負擔。

保障水平低，農村養老保險保障的只是農村老人普遍的最低生活需求，所以養老保險只是老人晚年生活的基本保障，而且還是“低保障”，我國現行的農村養老金的水平主要是由農村老人參保的年限和繳費的標準決定。再加上未來通貨膨脹的影響，現行的養老金發放標準能否滿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二）農村養老政策執行問題分析。

農村養老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來自政策執行主體和客體。一方面，農村老人的覺悟、家庭經濟水平等決定政策能不能落實;另一方面，政策執行主體決定農村養老政策能不能順利運行。在養老政策實施過程中，缺乏健全的法制化管理，尤其是養老保險的管理、運行和社會救助的具體實施方面。由于相關法律的缺乏，有很多工作流于表面，或者由于公職人員的不認真負責導致實際中經常出差錯。

政府工作人員既是公共人又是社會人，他們為人民辦事服務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他們追求的私人目標未必與公共目標一致，從而可能使廣大人民的利益受損。在養老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公職人員以公謀私情況依然難以清除，五保或低保補助常常落入公職人員的近親屬手中，而那些真正需要扶助的人卻被排除在外。

不管是什么事情，只有好的政策是遠遠不夠的，要想取得好的效果還要有效執行，而為了政策的有效執行，政策監督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政策監督的缺失易導致養老保險集體補助缺位，五保、低保未能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雖然我國一直在強調各種政策監督，可是維權知識普及和維權渠道構建工作依然不到位。渠道不明確，公職人員的關系網復雜，人民的維權意識不強烈，普遍逆來順受，官本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這些問題的存在都在減弱養老政策監督的效果。

我國應當選擇何種農村養老政策，不能一概而論。結合我國國情仍是根本前提，我國的人口結構特殊，土地還具備部分養老保障功能，所以，我國現階段最好的選擇應該是建立土地、家庭以及社會養老保障相結合的模式。

（一）設置基礎福利養老金。

我國政府在農村養老保險中的強制力弱，集體補貼又經常流失，使農村養老保險得不到保障，這部分費用相當于變成了儲蓄保險，農民就會失去參與保險的積極性，導致農村養老保險在實際開展過程中遇到阻礙。

要想更好地解決農村老人養老問題，就要充分發揮政府的支配作用。我國政府在農村養老保險的基礎上可以設立一個新的政策規定，即規定老人不管是誰，之前從事什么工作，在達到一定年齡后都可以領取國家發放的基礎養老金，金額可以少一點但要有，既體現了公平的原則又能夠從實際上滿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補助的基礎上，農村居民依據農村養老保險的類別繳納養老保險費用，國家根據他們的繳費標準再按照相應的標準進行補助，多繳多補助，鼓勵農村居民積極參保。

（二）健全完善多層次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大部分流向城市，人口屬性變動頻繁。發展農村經濟是國家當前主要工作之一，在不久的將來，城市和農村的界限不會那么明顯。因此，將農民納入城鎮職工保險體系中，進一步推動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向農村延伸，建立全國一體的養老保障體系勢在必行。

我國現行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是《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但是相關法律在執行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對于養老這種家庭內部問題，親情成為老年人維權的最大阻礙，不到最嚴重的地步，老人一般不會將自己的子女告上法庭，所以，針對農村老年人權益保障還要進行深度宣傳，積極轉變老年人的觀念，同時對子女進行教育。還要加大侵害農村老人合法利益案件的偵查力度，出臺相關的懲罰措施，有法可依，執法必嚴，維護老人利益。針對那些違法詐騙老人的嫌疑人要加重處罰。

（四）加強對農村養老政策實施的監督。

對農村養老政策實施的監督包括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內部工作人員對相關政策流程更為熟悉，所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對政策實施的監督尤為重要。各個省份可以在農村成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管理監督委員會，對基金的籌集和使用密切關注。相關部門務必要繼續完善農村養老基金的管理制度，嚴格把控資金從來源到支出過程中的各個環節、不定時檢查并嚴格做好在村內的各項養老金公示事務。由于農村養老保險是由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補貼三部分組成，所以，經濟能力相對較好的村應該對參加養老保險的人給予補貼，補貼標準應該由村民委員會通過召開會議討論決定。在這一項工作中，村集體要做到公開、公正、透明。在村公告欄上公示補助標準以及補助對象，并積極呼吁村民可以通過相關渠道去表達自己的意見，真正參與到政策監督中去。加強對農村養老政策實施方面的監督是在為政策的良好運營奠定基礎。

（五）做好農村養老政策的宣傳工作。

政府部門要注重農村養老保險政策在農村的宣傳，現場組織大會，同時，可以通過工作人員進家門宣傳的方法努力做到家家都知道養老保險的相關政策，有條件參保的農民積極參保，調動農民參加農村養老保險的積極性。通過多媒體等途徑擴大養老政策的影響面，從而使得農民的養老觀念得以改變，與時俱進。使得更多的老人能夠接受并認可社會養老，從而積極參保，體現我國社會保障的廣泛性和福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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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四

1、就業工作。

通過開發保潔、保綠、保安和托老等公益性崗位，促進我縣就業困難人員就業，截止目前，我縣城鎮新就業3146人，完成全年任務的70%，城鎮新增就業2818人，完成全年任務的69%，失業人員再就業2516人，完成全年任務的68%，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1573人，完成全年任務的98%，登記失業率為3.1%，低于全市4.3%控制指標1.2個百分點。

2、創業培訓服務工作。

制定了人社工作服務園區和新農村建設實施方案，針對園區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的實際，積極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和創業培訓工作。截止目前，我們共培訓再就業人員760人、培訓農民工852人、培訓創業人員120人，其中為園區企業培訓縫紉工500人。

3、公共就業服務工作。

一是做好職業介紹工作。我們積極與縣內外用工企業聯系，廣泛收集用工信息，截止目前，共完成公共職業介紹2457人，職業介紹成功人數1375人，分別完成全年任務的60%和59%。

二是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援助工作。

我們積極與省人社廳協調開發公益性崗位，上半年共安置了30名就業困難大學生。

4、人才開發工作。

對人才隊伍情況進行了全面普查、登記，充實了人才信息庫，儲備人才達到了7210人，確定農村鄉土人才890人。建立了1080名畢業生信息庫，為前來登記的招聘單位和求職人員進行登記、發布信息、人事代理等服務。通過嚴格的資格審查，文化考試，錄用公安輔警30名，有效充實了我縣公安力量。20xx年以來，已有281名特崗教師轉正。通過委托招聘，為縣內重點單位、重點企業推薦了50人，簽訂協議10份。為縣域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5、社會保險工作。

年初以來，我局加大社會保險宣傳力度，增加社會保險擴面。截止目前，企業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城鄉居民和社會養老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人數分別達到13,484人、68,923人、128,000人、8,600人、1,460人。

1、就業、創業規模、層次較低。

我縣就業困難人員年齡偏大，自主創業和自謀職業的意識不強，職業技能單一，又不愿意參加職業技能培訓，因此適合其就業的崗位較少。

2、社會保險收支壓力逐年增加。

隨著老齡化社會的臨近，退休人員逐年增多，各項待遇穩步提高，社保待遇支出鋼性增長，同時由于社會保險制度逐步完善，參保覆蓋面已達到一定水平，擴面征繳空間不斷縮小，社保收支壓力逐年增加。

3、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后續參保擴面難。

雖然我縣新農保制度起點較高，年最高繳費標準達到20xx元，但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民仍覺得標準過低，吸引力不強，缺乏參保積極性。此外，因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外出務工，流動性強，新農保參保空間不大，擴面后勁不強。

4、人才觀念和人才優先意識不濃。

我縣高層次、高技能人才總量偏少，特別是創新型人才數量不足，不能適應跨越發展的需要；高技能人才培養、評價、使用、激勵的工作體系還不完善；人才服務體系和服務功能不健全，服務水平還有待提高；要進一步引導社會轉變人才觀念，強化人才優先意識，健全人才工作體制機制。

1、加大培訓工作力度，努力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

圍繞產業園區建設需求，對擬上馬項目用工情況超前搞好用人情況預測，有針對性地開展好特色培訓、訂單培訓和個性化培訓，為新落戶企業做好技能人才的準備。針對三聯藥業即將投產的用工特點，要聯系藥監局開展gmp培訓。針對輕紡產業園建設的需求，要擴大麻紡、編織培訓，通過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增強創業、就業本領。積極扶持產業園區建立創業孵化基地，提高有創業意愿人員的創業本領。結合新農村建設的實際，有針對性地搞好新農村建設試點鄉鎮農民的技能培訓，為他們創業、就業積極創造條件。為符合條件的城鎮失業人員、高校畢業生、殘疾人及軍隊退役人員辦理小額擔保貸款。要充分發揮社區勞動保障服務站和鄉鎮服務中心的職能作用，定期走訪就業困難人員，跟蹤了解其就業再就業情況，及時為就業困難人員提供職業指導和職業介紹服務，切實解決好就業困難人員、被征地農民及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問題。鄉鎮協理員特別要抓好勞務輸出的調查、摸底，掌握群眾的意愿，登記造冊，為全縣勞務輸出提供依據。

2、加大人才開發力度，穩步推進人事制度改革工作。

要根據園區企業對人才的需求，利用人才中心和人才市場等多種途徑，為企業引進省內外高校畢業生和技術人才，解決企業用工難的問題，特別是技術工人短缺的問題。同時要搞好域內人才的開發和利用，加強職業技能鑒定工作，暢通高技能人才成長通道。要做好高校畢業生的報到登記及就業指導工作，鼓勵畢業生到基層工作，促進畢業生就業。要進一步完善事業單位用人公開招聘制度、實施細則和操作規程。按照省、市要求啟動事業單位崗位設置改革工作。進一步深化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繼續做好公務員津貼補貼規范工作，努力提高工資收入水平。組織實施好義務教育學校、公共衛生和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績效工資準備工作。

3、貫徹實施《社會保險法》，加快完善社保體系。

一是開展《社會保險法》宣傳活動，加大行政執法力度，協調工商、建設、規劃、土地等審批部門，將辦理社會保險作為行政審批的前置條件。

二是全面推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

做好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續保繳費工作。

三是鞏固提高醫保覆蓋面和待遇水平。

四是做好失業、工傷與生育保險工作，嚴格落實相關待遇，擴大失業、生育保險覆蓋面，完善失業保險實名制臺帳。

五是進一步加強社保基金監管，提高監管水平。

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五

（一）惠農政策僵化，不能有效結合實際。惠農政策反映了黨和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意志，具有堅定的原則性。但農村的發展是一項復雜的工程，其發展變化存在多樣性，上級政策不可能涵蓋農業生產發展中的所有問題，不可能把所有問題都規定得具體詳盡。因此，要靈活變通惠農政策，探索惠農政策的有效實施形式。但目前惠農政策的執行卻呈現出上下一般粗，硬性照搬上級政策的現象。基層政府和職能部門為了規避政治風險，照本宣科傳達貫徹上級政策，減少甚至從不對變通執行政策，機械主義傾向嚴重。過分強調原則性，會導致照抄、照搬、照套的教條主義，一切等待上級政策，不敢試、不敢闖，造成工作進度緩慢，效果不佳，甚至工作無法開展。但在考核壓力和利益關系牽動下，基層政府經常會動用行政力量完成目標任務，弄虛作假現象隨之產生。

（二）政策之間界限分明，無法形成合力。農村發展中的問題并非是單一性質，問題的產生由來已久，根本原因隱藏得很深，受諸多因素限制，不同問題往往一環扣一環，連鎖反應強烈。惠農政策執行單位非常廣泛，關聯到林業、農業、漁業、國土、氣象等多個部門，它們往往各司其職。首先，由于條塊分割，各職能部門之間溝通渠道有限，沒有或者無法進行有效溝通，執行部門分散，協調難度大，聯合執行政策成本高；其次，各職能部門受自身職能范圍限制，在自上而下的運行模式下，各項惠農政策，尤其是項目建設類政策，在項目實施之前已經以文件等書面形式規定了政策實施范圍、資金使用范圍。跨越政策界限一步就意味著違規違紀的危險。因此，相關涉農部門無權，也很少主動將本部門的惠農政策與其他部門整合；最后，出于部門利益和政治、經濟成本考慮，部分職能部門從自身角度出發，只顧及自己的工作業績，對上級負責，而非對農民負責。

然而，由于沒有從根源上找出引發問題的原因，相關聯的問題仍然侵擾著農村發展，眼前的政策實施效果可能會在未來被侵蝕，同類問題甚至會反復出現。如此出力不討好，好心辦不了好事的現象在惠農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不一而足，政策的實施只能暫時性、淺層次地解決問題，無法從根本解除難題。惠農政策不僅僅要解決農民、農村和農業面臨的當前問題，更要立足長遠，挖掘問題產生的根源，考慮如何應對以后可能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情況。

（三）惠農政策公共利益取向偏離。惠農政策是政府提供給社會的重要公共產品，農民利益是惠農政策的本質屬性和倫理訴求，為農民增加福利是政策制定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而惠農政策的制定是多種因素交織作用的動態過程，是制定者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價值取向中制定的，理性的有限性和價值沖突性決定了政策制定并非會自覺地從農民利益角度出發。在國家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各級政府面臨著很大的發展壓力。上級政府為了完成任務，會將壓力分解轉移給下級政府。對于基層黨政領導干部而言，自己的直接上級是最重要、往往也是最權威的利益相關者，官員提升與評優、獎勵與懲罰的主動權完全集中在上級手中。在缺乏必要的倫理素質與適當的權力約束機制下，惠農政策淪為少數人謀求政治、經濟資本的工具。

二、惠農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充滿利益博弈。調整與確立社會經濟利益結構，促使社會經濟健康發展是惠農政策的目的，惠農政策的實施自然有利于國家利益。但整體有益性并不一定存在于每一個地區、部門。惠農政策的執行主要集中于基層政府，它們可能代表著部門、地區乃至小集團的利益。惠農政策的執行主體在面臨自利價值取向、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時，為了盡可能地維護本地區、本部門甚至本人的政治、經濟利益，可能會以惠農政策對本地區、本部門的政治、經濟利益損益值作為執行參數，做出執行偏差行為，造成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之間出現斷層。當惠農政策在整體上無益于，或對本地區、本部門包括本人的政治、經濟利益益處不大，無法滿足其要求時，執行中就會調查研究少，科學決策少，憑經驗和習慣決策多，或者消極怠工，執行隨意性大，對上級政策的細化操作少之又少，或者勉強完成任務，創造性、主動性和積極性不足。

（二）激勵機制不科學。目前惠農政策的執行以黨委、政府和村民委員會為唯一組織形式，執行過程壟斷現象凸出。基層公務員不辭辛勞地執行政策，不能得到現時的物質激勵，也不會因為政策執行效果不佳而受到責任追究，執行有效程度如何也難有明確標準。公務員薪酬制度中級別工資所體現的工作數量與質量的差異并不大，激勵作用并不顯著，考評結果與職務晉升和薪酬獎勵脫鉤。在一線執行政策的村級干部也無可觀的政治、經濟可圖，引發懶惰執行、敷衍執行、選擇執行和附加執行行為產生。

“在每一個群體中，都有不顧道德規范，一有可能便采取機會主義行為的人；也都存在這樣的情況，其潛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極守信用的人也會違反規范，有了行為規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機會主義行為。”在“理性經濟人”思想的左右下，當執行者的目標和利益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發生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機率就會增高。

（三）監督機制不健全。現階段制約我國惠農政策執行監督工作有效開展的因素很多，監督法制不健全、監督方法不恰當、監督機構無權威、監督渠道不暢通，并且存在預算管理不嚴、投資效益評估欠缺、法律監督不夠健全、審計監督難以到位、財政監督方式落后、社會監督渠道較少等缺陷，導致對政策執行行為的監督缺位與乏力，不能對執行者的行為與結果進行有效的責任追究，影響惠農政策效益的發揮。

三、防范惠農政策失效的機制。

（一）以執行需求為導向建立組織體系，提高農業服務社會化程度。一是強化統一領導作用，實現資源整合。為了有效協調各涉農部門之間的工作，需要減少政策執行的行政層級，精簡審批程序和環節。各涉農部門應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統一領導和安排部署下，統一思想，積極投身到惠農政策整合工作中，以強農惠農資金整合為載體，以惠農政策整合為工具，通過對整合政策和調控資金，科學、合理配置資源，統籌規劃、調整生產發展布局，實現地區與地區、地區與部門、部門與部門之間生產要素合理組合。二是突破傳統觀念束縛，提供多元化服務方式。在實行惠農政策時，政府承擔著多樣化的職能和服務，而承擔具體職能的機構未必一定是政府機構，在村一級也不一定是村委會等組織。職能和服務內容的多樣性決定了政府提供服務的方式應多樣化。執行機構改革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結構的單一性，“各個部門應該根據職能和任務來組織工作，其體制和內部結構必須有利于高效率地執行政策，提供服務”。在某些層級和領域，執行組織模式和機構類型要打破執行壟斷，只要是有利于政策有效執行的組織形式都可以采用。

（二）建全激勵機制，提高執行機構與執行者的積極性。以農民、農村發展需求為導向，建立激勵機制。各級政府和相關執行者應從農民的角度而非政府的角度來評價實施結果，并由關注實施結果、自身利益轉為關注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各執行機構急需科學設置惠農政策執行中申請檢驗、審查、審批、執行等環節的時間，確定工作崗位的執行效率指標。同時，必須逐步健全考評目標和體系，將考評結果與公務員級別工資的發放相結合，以工作任務或項目績效考核結果為發放標準，以完成工作任務或執行項目的多少、好壞、快慢等決定公務員級別工資的高低，嚴格以評價結果給予執行者相應待遇。

（三）加強農民需求調查研究，發動農民參與政策制定與執行，提高惠農政策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農民本身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偏好和政策訴求，任何局外人都不可能代替農民表述他們的利益需求。因此，惠農政策的制定最應該聆聽農民的心聲，把握農民對政策的需求。

參與惠農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前提是充分了解政策的內容。但目前，農民了解惠農政策的渠道比較單一，村委會連接政府與農民的橋梁作用未能顯現出來，信息自上而下傳遞不夠順暢，農民的需求與意愿也不能及時反饋給上級政府。現實的緊迫性要求村委會通過多樣化的方式加強政策信息傳播，縣級政府應對村委會宣傳惠農政策的實際效果嚴格考核，將轄區內農民對惠農政策的知曉程度作為考核鄉鎮、村領導干部的重要指標之一。當然，“人們學習成為有能力的話語參與者要經過一個成長過程，這需要時間和充分實踐的機會。”

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六

摘要：我國農村公共福利產品供給有失公允、農村養老體系不完善使農村養老問題十分嚴重。因此，進一步理清我國農村養老主體，明確養老責任，完善我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尤為重要。

關鍵詞：農村;養老;養老保險。

（一）農村老人生活現狀。

農村老人大多從事農業生產，仍靠勞作滿足自給自足的生活，收入低且不固定。這種生活方式也使得他們不能積攢太多養老積蓄，一旦喪失勞動能力只能依靠兒女幫助。農村老人的生活條件比較差，居住條件普遍低于城市。不僅要進行耕作還要肩負照顧留守兒童的重擔，生活條件得不到基本保障。農村老人精神空虛，大部分農村青壯年離鄉到城市發展，農村留守老人現象嚴重。農村老人娛樂缺乏，對于農村的老人而言，最大的娛樂活動就是看電視，與鄰居聊天，缺少更豐富的娛樂活動。農村的老人生活觀念比較保守，相較于城市老人的廣場舞、社區活動等娛樂活動內容，農村老人更傾向于花時間做家務。

（二）農村老人養老現狀。

目前，我國農村老人主要的養老方式仍是家庭養老。農村老人思想保守，對于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缺乏充分的認識。據上海財經大學進行的問卷調查所得到的結果分析，農村老年人的“養兒防老”觀念根深蒂固，有近八成的老人偏向的養老方式是和子女一起居住，或者是住在子女附近。

養老保險是作為農村養老方式的另一種補充方式存在，在如今的社會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所要承擔的責任越來越大。農村養老保險從出現到獲得今天的發展，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一）農村養老政策制定問題分析。

現行的農村養老保險分五個檔次，每人每年繳納1200元，如果讓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每年拿出那么多錢去買一個未來的保障是不大現實的，因此國家會適當給予財政支持。但實際上政府補助有時缺位，一旦少了政府的補貼，那么農村養老保險還比不上個人儲蓄優點多。

地方財政養老負擔不均，由于農村養老保險是農民在戶籍所在地參保，而我國各省農業人口所占的比例有很大的差異，所以這就導致一些經濟欠發達省市因為農業人口多而要承擔更大的農村老人養老財政負擔。

保障水平低，農村養老保險保障的只是農村老人普遍的最低生活需求，所以養老保險只是老人晚年生活的基本保障，而且還是“低保障”，我國現行的農村養老金的水平主要是由農村老人參保的年限和繳費的標準決定。再加上未來通貨膨脹的影響，現行的養老金發放標準能否滿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二）農村養老政策執行問題分析。

農村養老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來自政策執行主體和客體。一方面，農村老人的覺悟、家庭經濟水平等決定政策能不能落實;另一方面，政策執行主體決定農村養老政策能不能順利運行。在養老政策實施過程中，缺乏健全的法制化管理，尤其是養老保險的管理、運行和社會救助的具體實施方面。由于相關法律的缺乏，有很多工作流于表面，或者由于公職人員的不認真負責導致實際中經常出差錯。

政府工作人員既是公共人又是社會人，他們為人民辦事服務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他們追求的私人目標未必與公共目標一致，從而可能使廣大人民的利益受損。在養老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公職人員以公謀私情況依然難以清除，五保或低保補助常常落入公職人員的近親屬手中，而那些真正需要扶助的人卻被排除在外。

不管是什么事情，只有好的政策是遠遠不夠的，要想取得好的效果還要有效執行，而為了政策的有效執行，政策監督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政策監督的缺失易導致養老保險集體補助缺位，五保、低保未能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雖然我國一直在強調各種政策監督，可是維權知識普及和維權渠道構建工作依然不到位。渠道不明確，公職人員的關系網復雜，人民的維權意識不強烈，普遍逆來順受，官本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這些問題的存在都在減弱養老政策監督的效果。

我國應當選擇何種農村養老政策，不能一概而論。結合我國國情仍是根本前提，我國的人口結構特殊，土地還具備部分養老保障功能，所以，我國現階段最好的選擇應該是建立土地、家庭以及社會養老保障相結合的模式。

（一）設置基礎福利養老金。

我國政府在農村養老保險中的強制力弱，集體補貼又經常流失，使農村養老保險得不到保障，這部分費用相當于變成了儲蓄保險，農民就會失去參與保險的積極性，導致農村養老保險在實際開展過程中遇到阻礙。

要想更好地解決農村老人養老問題，就要充分發揮政府的支配作用。我國政府在農村養老保險的基礎上可以設立一個新的政策規定，即規定老人不管是誰，之前從事什么工作，在達到一定年齡后都可以領取國家發放的基礎養老金，金額可以少一點但要有，既體現了公平的原則又能夠從實際上滿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補助的基礎上，農村居民依據農村養老保險的類別繳納養老保險費用，國家根據他們的繳費標準再按照相應的標準進行補助，多繳多補助，鼓勵農村居民積極參保。

（二）健全完善多層次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大部分流向城市，人口屬性變動頻繁。發展農村經濟是國家當前主要工作之一，在不久的將來，城市和農村的界限不會那么明顯。因此，將農民納入城鎮職工保險體系中，進一步推動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向農村延伸，建立全國一體的養老保障體系勢在必行。

我國現行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是《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但是相關法律在執行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對于養老這種家庭內部問題，親情成為老年人維權的最大阻礙，不到最嚴重的地步，老人一般不會將自己的子女告上法庭，所以，針對農村老年人權益保障還要進行深度宣傳，積極轉變老年人的觀念，同時對子女進行教育。還要加大侵害農村老人合法利益案件的偵查力度，出臺相關的懲罰措施，有法可依，執法必嚴，維護老人利益。針對那些違法詐騙老人的嫌疑人要加重處罰。

（四）加強對農村養老政策實施的監督。

對農村養老政策實施的監督包括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內部工作人員對相關政策流程更為熟悉，所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對政策實施的監督尤為重要。各個省份可以在農村成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管理監督委員會，對基金的籌集和使用密切關注。相關部門務必要繼續完善農村養老基金的管理制度，嚴格把控資金從來源到支出過程中的各個環節、不定時檢查并嚴格做好在村內的各項養老金公示事務。由于農村養老保險是由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補貼三部分組成，所以，經濟能力相對較好的村應該對參加養老保險的人給予補貼，補貼標準應該由村民委員會通過召開會議討論決定。在這一項工作中，村集體要做到公開、公正、透明。在村公告欄上公示補助標準以及補助對象，并積極呼吁村民可以通過相關渠道去表達自己的意見，真正參與到政策監督中去。加強對農村養老政策實施方面的監督是在為政策的良好運營奠定基礎。

（五）做好農村養老政策的宣傳工作。

政府部門要注重農村養老保險政策在農村的宣傳，現場組織大會，同時，可以通過工作人員進家門宣傳的方法努力做到家家都知道養老保險的相關政策，有條件參保的農民積極參保，調動農民參加農村養老保險的積極性。通過多媒體等途徑擴大養老政策的影響面，從而使得農民的養老觀念得以改變，與時俱進。使得更多的老人能夠接受并認可社會養老，從而積極參保，體現我國社會保障的廣泛性和福利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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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威廉·n·鄧恩.公共政策分析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七

政策是執行之源，我國在現階段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是體制內的制訂者既政黨以及少量的參議者即咨詢機構。雖然老百姓不直接參與政策執行，但是政策直接影響著他們的生活與工作，對于一個國家和社會來說，政策是引導社會發展的路標和導向。公共政策在我們的社會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它使得我們的生活有章可循，工作有規范可依，它主宰著一個國家的興衰，主宰著一個民族的存亡。公共政策涵概軍事、政治、社會、經濟、生活各個領域，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即是如此。

近年來，一些被人民群眾寄予厚望的扶貧干部面對金錢的誘惑蛻變成國家的蛀蟲，頻頻利用手中的權利蠶食國家的扶貧款。有的國家級貧困縣的小小鄉長配置的公車竟然是進口的“皇冠”，有的人打著“扶貧”的旗號辦實體、搞項目，神不知鬼不覺地將扶貧款“洗”進自己的小金庫近日廣西防城區法院日前以貪污罪、受賄罪、數罪并罰，判處防城港市防城區扶貧辦原主任謝乃金有期徒刑20xx年。經審理查明謝乃金自20xx年9月任扶貧辦主任起，在事實扶貧項目過程中，加大開支，4次將扶貧款非法占為己有，共貪污扶貧款近14萬元。僅廣西一省在20xx年1月至20xx年2月，廣西檢察機關共立案偵察貪污、挪用和私分救災款、扶貧款和移民安置款等職務犯罪案件48起，涉案人員56人，占廣西檢察機關反貪系統立案總數的4%，涉案金額達1100多萬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我國其它地區的扶貧政策方面的執行存在著許多不足的地方從上述案例中我們看到我國的扶貧政策的執行以及扶貧專款的執行與發放存在著許多缺漏，貧困地區群眾的救命錢屢遭“洗劫”，民怨沸騰，嚴重影響了我國貧困地區的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執行存在著許多阻礙因素，從而使得政策的執行結果與政策預期目標有所偏差。

通過考察研究，我們發現在現實的生活中存在許多政策執行偏離軌道的現象。上面的案例就是典型的表現。除此以外我們總是能發覺身邊的公共政策在很多時候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公共性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很多情況下被刪改或變質了。對此我認為：

第一：體制不健全。政策執行體制是政策得以順利實施的環境系統，同時是影響政策執行因素中重要的一還。健全的體制有利于發揮政策的作用體現政策效果。但現行的政策執行體制卻是不能另人滿意的。首先在權力的分配上存在不合理，個人高度集權、組織缺乏合理的權力制約機制。其次機構之間或機構部門人員之間的權責不明確，爭功委過、群體極化現象時有發生。此外，在政策的內容完善、政策可行性評估與研究、政策預案的實驗、政策調整等許多方面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化安排。

第二：執行者素質不高。在政策的執行階段總要依靠一定的執行機構與人員，所以執行者的素質就會對政策的執行順利與否產生重大影響。現階段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一系列問題說明我們的政策執行人員在自身素質上仍需要很大提高。

第三：地方主義、小團體思想仍然存在。政策的實施要求各部門各地方共同參與、共同努力。這就是要求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之間要保持高度的協調與一致性，忠實于政策的本來面目與政策取向，避免地方主義、小團體思想。但在政策執行的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發現地方主義、小團體思想仍舊是“遍地開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層出不窮，嚴重影響了政策的穩定性與可靠性。因此如何有效的避免地方主義，在維護政策的可行性的同時如何增加政策的適應性等問題將是我們應該解決的重點。

根據現代社會的特征以及公共政策的發展，我們對公共政策的執行的問題對策的研究也相應地跟上了腳步。只有將對策分析清楚才能進一步將政策落實，才能更好地為社會公眾服務，從而增強以政府為主的公共主體的執行力以及影響力，也只有這樣才能將更好更全面的政策奉獻給社會。

首先，從政策執行的基礎來研究政策執行問題的對策。政策執行的基礎不僅是政策的制定，，更還有政策執行的體制因素。政策執行體制包括政策執行的制度建設以及政策的認識水平也包括政策執行的每一個環節。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國家的政策執行體制都要受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體制的影響。中國以前的政策執行體制主要是受到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以政府為絕對的執行主體，在改革開放后，我國逐步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與之相應的政策執行主體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即增加了社會公眾的參與，但是還是以政府和公共部門為主體。雖然公共權力隨著公共管理中心的下移而日益社會化，但是其下放是緩慢的，政府的角色轉換也是緩慢的。因此在政策執行體制方面，政府應該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公共管理的學要，將政府的決策職能與執行職能相互配合，針對政策執行的時滯問題，將一定的政策決策權和執行變動權交與地方或直接執行政策的機構，以便讓基層執行機構有一定的自主權從而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對政策進行適當的修正。在執行過程中也應當建立相應的政策執行的監督與評估機構，針對政策執行的各個環節進行嚴密的監督與控制。在案例中的扶貧腐敗問題上，若能建立相應的執行監督機制以及對扶貧政策進行定期的評估，那么扶貧腐敗就能相應的減少而不至于使得我國大量的資金“流”進個人腰包。

其次，從政策執行的主體的角度來看，我國的政府能力方面也是有待改善的。有效的政府能力能夠優化政府的結構，能夠將資源進行合理的配置，從而能夠在公共政策的過程中實現既定的政策目標。我國的在政府正處在經濟體制的轉行階段，所以政府以及公共管理主體在政策執行方面應該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由于我國政府機構的設置的龐大，其官僚主義影響所以導致其效率低下，所以在政策執行主體方面，我們應該在加強政府體制改革的同時進一步加強政府的政策執行力度。在政策執行主體的層次上分為高層、中層以及基層三個執行主體，其中基層政府是政策執行政策關鍵。從而在政策執行中應該加強各級領導以及執行人員的溝通，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基層對政策執行目標以及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錯誤認識，同時也能夠讓政策制定者及時獲得政策執行的狀態以及與預期目標的重合程度，為其在政策終結方面提供先行依據。在此基礎上我們也應該加強對基層執行者的引導和對其進行一定的約束，以防止其在執行過程中濫用權力進行權力尋租。

行是符合社會要求與公眾需要的，在追求法制社會的今天，增強政策法律建設舉措勢在必行。

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八

內容提要：就現代政府而言，公共政策的價值取向大多以功利主義倫理學為基本依據，秉持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的利益的核心原則進行政策效果評估。盡管這種方法論有著簡潔，明了的效果，但是它卻無法平衡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少數人的代價。本文以政治學的視野出發，力圖闡明價值，利益之間的內在聯系，從而彌補功利主義方法論的先天不足。

美國政治學學者戴維?伊斯頓從政治學系統分析論出發，認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統權威性決定的輸出，因而得出：公共政策是對全社會的價值作有權威的分配。這一定義突出了三個思想：

1．制定公共政策是為了價值分配。

2．分配的范圍是全社會。

3．分配的影響力是權威性。

很顯然，這種理解是從政治學原理的角度出發，強調的是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在這里關于“價值”的理解是最寬泛的，它包括了一切有用的資源。這種理解暗含著一個基本的政治學的假設，即利益及利益關系是人類社活動的基礎，而政府的基本職能，就是對利益進行社會性的分配。公共政策就是政府進行社會性利益分配的主要形式。那么要實現“對全社會價值作有權威的分配”的.公共政策的主體在行為中必將是“趨利弊害”的，也就是說有要求達到“利益最大化”的價值取向，這樣政策的效果才能凸現。但是必須指出的是政府在利用公共政策去保護，滿足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的同時，抑制、削弱了甚至是打擊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以達到一種新的利益結構。這種主張本質上體現了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

一、對戴維?伊斯頓的公共政策價值的追問。

“公共政策是對全社會的價值作權威性的分配”，換言之，一項政策的實質在于通過其本身不讓一部分人享有某些東西而允許另一部分人占有它們，這種定義天然地存在著缺陷。

追問一:公共政策僅止于分配嗎？公共政策的確具有價值分配功能，但人們會沿著這一話語邏輯發問：公共政策僅止于分配嗎？與分配同系列的生產、交換和消費，是否也是公共政策的功能所在？我們認為，公共政策除了分配社會價值的功能外，還具有生產、交換和消費社會價值的功能，表現在：1）政府通過執行直接投資、國家控股等政策，直接創制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2）通過簽訂和執行政府間外貿協議，遵循比較優勢原則，互相交換社會價值。wto本質上就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國內外社會價值的交換和互惠。3）通過制定擴大內需等政策，鼓勵民眾消費社會價值。如果沒有公共政策的消費功能，公共政策對社會價值的生產、分配和交換功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追問二：全社會的價值都能夠分配嗎？在戴維?伊斯頓的視野中，價值就是對人們有價值的東西。然而，對人們有效用的東西太多了：陽光、雨露、地熱、臭氧層等是價值；財產、權力、地位、榮譽等也是價值。前者顯然是公共政策所不能分配的，后者則可以經由公共政策被分配給不同的群體。我們不妨把前者稱為自然價值，把后者稱為人為價值。一般地說，公共政策能夠分配人為價值，但卻不能分配自然價值。

追問三：以什么樣的價值體系進行分配？從邏輯上說，政府首先必須起自身的價值標準，才可能對社會價值進行分配。換言之，政府根據什么標準分配社會價值，這是很值得研究和商榷的，不可一概而論。

追問四：價值的分配對象一定是或選嗎？在戴維?伊斯頓看來，公共政策的實質在于不。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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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九

知識經濟中成功的關鍵是受過教育的勞動力。有那么多的國家致力于改善其教育制度，這都值得肯定。觀察的結果是：

其一，從長遠看，知識經濟的成功需要創新能力，即基本能力之外的較高層次的認識能力。那些尋求培育這種創新力的國家因而在知識經濟的競爭中更能成功。

其二，科學和技術方面的培訓對于知識經濟成功也是關鍵的。政府有充分的理由補貼科學教育：因為那些從事研究的人從其工作中所獲甚少，正如我們在前面提到的，它存在很強的外部效果。

其三，教育部門未能如我們所愿強大起來的原因之一就是，教育部門的競爭是最受限制的。

支持基礎研究，改善產業政策。

事實上，政府無論是支持農業研究（19世紀的核心產業），還是支持鋪設第一條電話線（巴爾的摩和華盛頓之間）都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功。前者帶來了農業生產力的巨大增長，而后者帶來了因特網的發展。

政府的目標不是去挑選優勝者，而是要識別產生外部性的創新。當產業政策的批評家們認識到政府支持基礎研究的必要性時，他們還沒有注意到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沒有明確的劃界；許多應用研究也能產生很大的外部效果。政府政策的目標是要識別能夠帶來巨大外部效果的優勝項目。

我有以下觀察結果：

其一，成為知識經濟典型特征的許多創新是依賴于基礎知識——這一全球性的'公共產品。存在兩種傾向，不僅低估基礎研究的重要性，還要企圖搭上別人的基礎研究成果的便車。結果將是災難性的：至少是要放慢發展的進程。

其二，政府有一種對花哨項目的癖好，就象空間站，它可以吸引大眾的聯想，但不一定是運用研究基金的最佳途徑。

其三，大家可以盯住其它的支持新技術的項目，以評價其增值效果。有一些跡象，比如美國小企業研究支持計劃，盡管用心良苦，但在研究增長方面沒有取得任何顯著效果。

適當競爭，加強合作。

前面我強調過在知識經濟中有效競爭所面臨的現實危險。我們必須回到適當競爭法和知識產權制度兩個問題上來。讓我再提出一些觀察結果。

其一，當我們步入全球化經濟時，競爭的議題就提升到全球的水平上。當政者們當然會期望在競爭中產生更大的企業帶來更高效的競爭規格，并能把這種規格提升到最高水平。世界也將從這一更好的競爭市場中獲益，世界中的所有國家也要為實現這一目標協調運作。

不僅都能削弱競爭的基礎，而且也能削弱支持新知識經濟的產業政策。

其三，鼓勵合作，但合作能夠轉向勾結，也能為心照不宣地達成一致的反競爭或至少非競爭政策提供依據，對此應提出足夠警示。

實施優惠創新的稅收政策。

在美國，有一些鼓勵創新的稅收規則，也有一些不是。最近實施一項鼓勵新小企業（免資本收益稅）的規定，但談到其效果還為時過早，也難說它多大程度上幫助了新的知識為基礎的企業。

研究，從其根本特性來講，就是冒風險的。它就象鉆井探油一樣。成功的度量是根據一個人能否在十次試驗中成功一次。一個能分享風險的伙伴才能夠鼓勵冒險，但只分享成功而不分享損失的伙伴似乎不能鼓勵冒險。

在美國，資本收益的優惠措施一直保護下來，就是因為它鼓勵與知識經濟緊密相聯的冒險和企業家制度。但大多數稅收優惠沒有偏向這種企業家制度，而是偏向投機的不動產貸款。我在前面已提及文化改變的重要性。那種以獎勵真正創新的辦法去獎勵投機不動產收益的稅收體制，不是在支持創新的文化。

參考資料：

[2]后來法庭審判的結果是：微軟公司因涉嫌壟斷而被一分為二。譯者注。

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十

摘要：近年來，隨著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的下降，給社會帶來的就業壓力日趨嚴重，大學生就業難已成為當今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我國應如何解決這一嚴峻的社會問題成為今后社會發展的重要任務和責任。因此就當前大學生就業的形勢、原因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從公共政策角度出發,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

正文：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教育層面的不斷拓展與深化，高等院校的不斷擴招,導致教育規模迅速膨脹,待就業的大學生數量與日俱增,給社會帶來的就業壓力日趨嚴重。大學生的就業難的問題在近幾年來已逐漸成為整個社會所關注的焦點。如何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必將成為各個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按圖索驥非本專業不就業，還是勇于跨學科就業？是堅守城市辛苦營業，還是到基層去大展身手？政府應對大學畢業生如何成功實現就業、社會實習和見習崗位能給大學生就業什么幫助、大學生實習基地的發展狀況、及未畢業大學生該如何面對未來的就業等話題進行探討，因此能為大學生就業提供幫助。

第一，大學生就業專業與實際學習的專業不對口。由于大學生剛剛步入社會，對就業方面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對擇業的盲目性也或多或少的影響著專業與社會實際的不對口。因此導致許多大學生不能馬上適應社會需要，存在就業難的問題。

第二，對工資的期望值過高。就學生及家長的主觀愿望而言，雖然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從精英教育進入了大眾化教育階段，但家長與大學生個人仍然始終對畢業后的就業抱著高期望值。當這種高期望值與現實中的就業崗位或機會存在落差時，大學生就可能陷入難以就業的處境。因此，愿望與現實之間的反差構成了現階段大學生就業難的重要原因。

第三，對于一份硬工作的需要。很多大學生都向往“鐵飯碗”的工作，希望自己能及一個好的工作單位或企業，工作穩定，收入較高。但是現實往往是殘酷的，社會現狀并不能滿足所有畢業生的愿望，因此導致很多大學生就業出現困難。

在分析嚴峻的就業形勢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知道大學生就業是一項復雜而系統的工程，涉及到社會、學校和學生等各個方面，必須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部署,高度重視，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社會共同參與，齊抓共管的局面。下面就將從公共政策角度方面來闡述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公共政策措施：

（一）、政府應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4）、建立培訓機制,增強畢業生的擇業競爭力。近年來，畢業后暫時未找到工。

（5）、制定政策，解除特殊群體的后顧之憂。對那些思維活躍、富有開拓創新意識的畢業生群體，要給予大力支持，對自主創業者，國家要制定一套相應的辦法，為創業者營造寬松的社會輿論環境，利用完善的機制來激發大學生的創業潛力，讓拔尖創新人才脫穎而出。對那些暫時未找到工作而家境比較困難的畢業生要給予多方面關照,在延長畢業生找工作就業時間兩年之內，允許待業大學生自由選擇將本人戶口和人事檔案保留在高校或生源所在地，免收服務費用，符合社保條件的特殊困難畢業生,要納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體系，做到應保盡保，在一定限度內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二）、不斷優化我國的教育結構；

大力優化教育結構，大力發展應用性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對教學質量不高、專業設置不合理而導致就業率達不到50%的學校和專業要減少招生計劃，甚至停止招生。在教學計劃上，重點進行基礎和綜合教育,重視能力的`培養和訓練。應逐步將教育方式從供給導向向需求導向轉變。高校較大的專業設置和招生自主權，使高校能夠根據經濟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情況，及時調整專業設置和招生規模。大力發展應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并且要在政策上鼓勵民間資本投資這類教育上。

（三）、合理發展經濟，正確調整產業結構；

解決就業最終要靠經濟的增長,這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俗話說的好，經濟繁榮就業易，經濟繁榮靠人才。只有快速、合理的發展經濟，才能更好，更穩的從今就業。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高速成長階段,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將為就業提供巨大的空間。

據調查，目前，第三產業必然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就業比重將從現在30%上升到50%左右,發達國家已達到70%以上。現代化的第三產業是以知識和高科技為支持的,其中的金融保險業、法律、審計、財會、投資、心理、出國留學等方面的咨詢服務業，各類經紀人和中介機構，文化教育業等服務產業的發展，要求其從業人員半數以上是取得大學學歷或大學學歷以上的人員，第三產業成了吸收就業的主要領域。

此外，非公有制經濟和高新技術產業興起對高層人才需求旺盛成為就業的重要增長點，中小企業是就業的主要載體，隨著國企改革的逐漸完成，也將使國企大規模儲備人才。當前，全球經濟大調整，需要大批的高級技術工人,即具有高級技能、較高知識水平和較高收入的藍領，這是人才全球化的一種趨勢。努力爭取將全球有限的就業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國來，中國有望成為世界制造業重要基地，到時無論是服務業還是制造業，都向莘莘學子們展示了廣闊的就業前景。

總結：

業觀念、不斷的完善自我把自己鍛煉成一個全方面發展的人才，這樣才能根本性的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才能真正的適應這個社會，解除這一嚴峻的社會問題。

參考文獻：

1、人民網；新疆大學生就業信息服務網。

2、當前大學生就業形勢的分析及對策研究[d]張舉福建師范大學2002年。

3、《關于我國就業問題的理性思考》孫續功。

5、《新形勢下高校學生就業與管理體制創新研究》郎建華2009。

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十一

懷特教授在《美國侵權行為法：一部知識史》一書中將美國侵權法史劃分為概念主義、現實主義、共識思想和新概念主義四個時代，并從知識史角度體現了思想對法律制度的影響，在增訂部分，他通過對過失原則復興現象的觀察，展現了貫穿侵權法的若干循環模式：私法與公法，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懲罰與補償等。在書中，懷特所描述的一種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因素在侵權法中的博弈現象吸引了我的注意。在侵權領域，個人正義似乎是永恒的主題，而公共政策卻很少為人所知。事實上，圍繞公與私的本位，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在侵權法發展歷史上產生過數次交鋒。這種交鋒，其本質是侵權法懲罰或補償之根本目的變化的體現。在侵權法的“棋盤”上，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正如“棋手”，而過錯責任、嚴格責任、注意義務及因果關系等侵權法核心要素的變遷，都如“棋子”一般，受“棋手”驅動。例如，在個人正義占上風時，過錯標準被嚴格遵循，而公共政策占上風時，嚴格責任則呈現星火燎原之勢。懷特認為正如“棋手”的下一步走勢是難以推知的一般，侵權法難以確定一個“綜合性的責任標準”，其未來走向也是難以預測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過錯的意外存續正是這種無法預測性的強力佐證。但是，事實上，侵權法本來就不可能存在一個簡單的責任標準，因為其責任標準受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博弈的影響，這種博弈注定了侵權法的規則原則是復雜、動態、綜合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從社會環境變遷及思想變化的角度來揣測侵權法的發展趨勢，正如我們雖然無法精確預測“棋局”的下一步，但總能從以往對弈的蛛絲馬跡中窺見“棋局”的走勢一般。

二、歷史研究：美國侵權法中個人正義傾向與公共政策傾向循環。

美國侵權法發展歷程伴隨著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傾向的循環，夾雜著公或私本位討論。19世紀末，侵權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對應遭譴責的民事不法行為進行懲罰或震懾，個人正義因素在侵權法中占主導地位，而補償制度的觀念尚未出現。二十世紀十至四十年代，侵權法的范圍悄然發生了擴張，相對性義務的出現顯然在呼喚對個案進行利益衡量。伴隨著精神損害賠償等問題的出現，公共政策走上侵權法的歷史舞臺并扮演了重要角色。二十世紀四十至七十年代，法律思想中民主、平等的因素開始抬頭，兩種競爭性的法律思想并肩而行，一種認為普通法是公共政策的工具，而另一中傾向個人正義的保護。比較過失、產品責任及隱私權的新發展，體現將侵權法作為公法的思想，正在取代將侵權法作為私法的思想，對公共政策維度的關注達到頂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過失責任被證明對個人正義的追求更有效率。從以維護個人正義為目的到傾向公共政策考量，再到個人正義的復興，美國侵權法完美展現了私―公―私的循環。作為一個論據，過錯責任的發展完整地伴隨著這一循環。在個人正義時期，過錯責任產生并猛烈發展；公共政策時期，過錯責任受限，嚴格責任產生；而在個人正義再次抬頭的今天，過錯責任出現了出乎意料的猛烈復興。法律史的背后是思想史，將侵權法的發展與時代思潮的變遷結合起來，才能在現實中觀察侵權法的演進與發展。十九世紀晚期，過失侵權的產生深受概念主義影響。二十世紀初期，概念主義由盛轉衰，美國的思想出現現實主義的傾向。現實主義學者主要以客觀性與實證主義作為其理論訴求和研究目標，侵權法中個人正義因素開始減弱。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后，共識思想的產生實際上是將現實主義披上了修正概念主義的外衣，此時的侵權法裁判已經是法官對公共政策的衡量。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新概念主義基于經濟理論和道德哲學分析等法律外部視角，為侵權法注入了新活力，個人正義抬頭趨勢再次顯現。侵權法“活在體系的復雜的‘事實性’中，并在其中得到理解”。法律史的背后是思想史，思想史的背后是社會發展、思想變遷、政治壓力或文化形態等外部因素。事實上，個人正義可能較為穩定，但公共政策確是處于變化之中的，任何時代的公共政策，都不可能脫離其所處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更不可能拋棄孕育其生長發育的時代文化背景。概念主義的背后是美國內戰后“維多利亞”時代的知識分子為重構社會秩序；現實主義發源于二十世紀初社會改革階段對法律形式主義的猛烈批判；共識思想源自戰后美國人運用法律中的價值和原則使“自由美國”區別于“集權主義”的呼喚；新概念主義及其后的侵權法變遷，則至少部分可歸因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時代思潮的轉向，依靠政府解決問題的思路正在逐步讓位于市場解決方法。事實上，正是這些社會環境創造了美國獨特的社會思潮，從而像蝴蝶翅膀一樣，改變了侵權法的發展走向。

三、對比思考：美國侵權法與中國侵權法。

侵權法屬于私法領域，其審判中的個人正義因素廣為人知，但其補償目的蘊含著公法中的利益分配，這一點很少被注意到。事實上，公與私的交鋒在侵權法利益衡量中展現的淋漓盡致。而提起這種利益衡量，必須談到美國共識思想時期的侵權法――公共政策的巔峰。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起，美國侵權法研究的主流思路是綜合的法律概念主義與法律現實主義的理論創見，尋求立法者與司法者在其立法與司法活動中可能遵循的核心價值或基本原則，即所謂“共識”。共識時期是侵權法中公共政策因素“戰勝”個人正義，達到鼎盛的時期，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學者是普羅瑟，他給修正的現實主義披上了概念主義的法則外衣，創造了法官試圖做出理性裁判，并反過來在法條中為其案件結果找出有效理由的審判方法。這種審判方法讓人感到十分熟悉。中國法官在侵權法具體案件審判中關于公共政策的運用與美國共識時期如出一轍。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其特殊的原因。首先，隨著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新型的侵權案件層出不窮，法律畢竟具有滯后性，不能窮盡所有情況；其次，輿論的力量逐漸擴大，法院在判案時“潛移默化”或者不得不將公共政策考慮其中，因為這代表了社會的“民意”，或者說是公共價值觀；最后，公共政策類似于兜底條款，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時候，為了維護公平和正義，不得不引用公共政策作為判斷依據。但在中國，公共政策的考量似乎占據了過于重要的地位，甚至有“過度”使用公共政策之嫌。以最高法院公報案例為例：1985~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公布的侵權案例有130余個，其中至少12個案例與公共政策因素有密切關聯或者說按照公共政策進行了審判。眾所周知，法條具有穩定性和可知性，而公共政策因素具有不可預知性，這種不可預測是對法律穩定性的打擊，這也是美國侵權法在共識思想后逐漸降低公共政策因素的原因，所以中國法院審判中的此類現象值得我們關注。

社會環境影響思想，思想又影響了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影響了侵權法中的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因素。那么，侵權法的未來到底應當走向何方？在美國學者的觀點中，他們假定侵權行為應當具有一個“綜合性的責任標準”，但他們尋找此類標準的嘗試從未成功。這種“綜合性的責任標準”難以構建性及“侵權法未來發展”難以預測性實際上與美國的`文化與思維方式密切相關。美國侵權法的危機主要體現為過錯責任的危機，過錯責任受到無過錯責任的沖擊。為了標準的統一，以過錯責任為代表的個人正義與以嚴格責任為代表的公共政策的“戰爭”正在持續，主流觀點支持過錯責任，因為嚴格責任在習慣是、非二分標準的美國人看來，缺乏責任的基礎，并產生了一直類似非正義的“深口袋規則”的感覺。這些問題在中國侵權法實踐中輕描淡寫地獲得了解決，對于能熟練駕馭生活辯證法、習慣于綜合性思維的中國文化看來，多重標準的存在是很容易理解的。對于美國侵權法學者來說，標準的構建甚為重要，似乎只有明確歸責標準，劃分出侵權法的邊界，侵權才能稱為一門可以預測的法律科學。但是，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從社會發展來看，思潮和法律思想的變遷帶動著侵權法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的博弈，歸責標準隨之變動，這種公與私的爭議并不完全是一個學術爭論，更是社會問題，從政策需要的角度來看侵權法，保持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的連接與平衡，能更好地為解決實踐中的法律問題服務。正如損害與社會責任即是私人現象又是公共現象，私法公法化與公法私法化亦是法律變革的常態，這種現象與公共政策的模糊性及變動性分不開的。公共秩序政策的模糊性造成私法和公法彼此交織、循環往復、永無止息。侵權法需要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的連接與平衡，只有行走在人們希望生活其中的理想社會的地平線上，一個微言大義的侵權法才能負責任地延展其方向。

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十二

3.法治視野下的行政決策程序優化研究。

4.我國公共政策執行偏差分析及對策研究。

5.我國高校課程改革預期目標及其偏離的研究。

6.聊城市小型水利設施產權制度改革研究。

7.關于合肥市“大拆違”的公共政策分析。

8.社會和諧治理理論中的公共政策視野。

9.煤炭產業發展循環經濟模式及政策研究。

10.論我國公共政策決策的民主化。

11.試論我國公共政策領域的目標管理及其人本取向。

12.陜甘寧邊區農村經濟利益關系的調整與啟示。

13.中國女性公務人員退休年齡問題研究。

14.道路運輸業發展政策評價研究。

15.上海市大學生科技創業政策研究。

16.美國思想庫教育決策咨詢模式及對我國的啟示。

17.刑事政策的概念界定。

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十三

（一）教材研究深度不夠。西方的公共政策學教材基本都是由學術造詣深厚的專家或學者來編寫，西方教材從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全面系統地闡明政策分析的含義與方法論，政策論證的功能、結構和模式，并深入闡釋了政策分析方法在構建政策問題、預測政策前景、建議政策行動、監測執行結果和評價政策績效過程的具體運用。可以說，諸如此類的教材不僅是教科學，也是學術專著，因為它們在向廣大讀者分析了理論視野和理論深度的同時，還能夠緊跟時代發展潮流，及時反映公共政策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我國公共政策學的教材內容遍布著大量的概念和定義、空泛的理論、簡單的方法和原則。教材暴露出重原理輕技術和方法、重理論輕問題意識的缺陷，不注重對公共政策領域中最新研究動態、最新學術觀點的梳理和分析，教材的學術價值有待進一步提升，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公共政策學教材枯燥簡單、索然無味，批判、消化和吸收的工作難以深入展開，導致教材的學術含量較低。

（二）教材知識綜合性不強。“跨學科、綜合性是公共政策學的重要特征之一”[1]，與其它學科相比，公共政策學具有更廣泛的學術框架，公共政策學知識涉及諸多學科，如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歷史學，除此之外，公共政策研究還要求了解與公共政策有關的歷史、法律、人類學和地理方面的知識。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么說，公共政策學是一個由多種學科、多種理論、多種模型和多種方法組成的綜合研究領域。在西方，財政壓力是政府進行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原因，西方蘭德公司在政策研究中運用定量分析技術的成功案例為西方公共政策分析奠定了堅實的操作化基礎，這幾個因素共同導致經濟學、定量分析和政治學構成了西方公共政策學的主要知識基礎，從而使得西方的公共政策學教材知識具有經濟分析、組織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特征，政治學、公共行政學、經濟學、管理學、運籌學和系統分析等各學科的知識和方法被充分應用和吸納。在我國，公共政策學教材主要包括公共管理系列教材、公共管理碩士及mpa系列教材和公務員培訓系列教材等。由于起步較晚，我國的公共政策研究尚未形成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公共政策學的研究更多局限于政治學和公共行政學領域。加上目前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人員的學科背景過于單一、專業知識結構不太合理，研究人員的學科背景主要是傳統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而具有現代經濟學、運籌學、統計學等專業背景的人較少，這就使得他們在編寫教材的時候很難把經濟學、統計學、運籌學和系統分析等學科的知識和方法運用到教材之中，導致教材內容的學科知識出現單一化模式。

（三）教材形式單一。根據新課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和思路，高水平和高質量的教材“不是僅僅‘便于教師教’，而是要更‘便利于學生學’。”[2]翻閱西方的公共政策學教材，發現教材的語言都能達到言簡意賅、通俗易懂的效果，教材內容豐富且有層次感，深奧的原理、繁瑣的`概念、抽象的理論、基本的方法能夠與大量的實際案例相結合，少量有必要進行解析的概念在恰到好處的地方予以解析。教材版式設計站在學生的立場上考慮，符合學生的閱讀習慣，關鍵概念和專有名詞加粗標黑以提醒學生其重要性，同時書中還配有插圖、表格，圖文并茂，激發學生閱讀的興趣。書中有意增設了一些專門的欄目，目的是為了讀者提供一些相關的知識；采用大量的圖示與表格，用以更為直觀地說明政策分析的程序、方法和結構；在每一章的結尾部分，都對本章的關鍵術語、主要原則和理論進行了總結，有助于讀者把握書中的主要觀點和內容；每章后面都附有學校提示，目的是幫助讀者鞏固和運用所學的知識。在我國，公共政策學教材在版式的設計和整體風格上過于古板和僵硬，雖然部分教科書中也偶爾插入圖表及附有相關文字的說明，但整體上給讀者的感覺還是過于簡單且缺乏生動。教材編寫模式沒有擺脫定義學、原則學、分類學的固有模式，格式排版要么板塊式結構要么要素式結構，缺乏為學生提供思考的空間和余地，難以最大限度地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導致這一問題出現有諸多原因，其中不可忽視的原因是編寫教材的動機不純正。目前，高校教師迫于職稱評定的壓力和困境，為了增強自身的“學術能力”和“競爭籌碼”，編寫教材就是最快捷的途徑，帶有強烈的功利目的去撰寫教科書，這直接導致了低水準教材的泛濫。基于此，轉變教材編寫的思想動機，端正態度，努力實現公共政策學教材風格與版式的創新。

（一）結合地方資源加強教材內容的本土化。縱觀我國公共政策學教材，基本上都未能從中國公共政策實踐中總結出相應理論并吸收到教材中來，教材內容的重心集中于西方國家或西方的公共政策的實踐與理論，存在明顯的“非中國化”，鑒于此，我國公共政策學的教學內容設計必須重視對本土資源的發掘，我國有著數千年政府決策的豐富實踐和閃耀著理性光輝的決策思想，這些實踐和思想一定會對我們創新公共政策學教材內容給予寶貴的啟迪。因此，將有中國特色的政策實踐與決策思想納入公共政策學教材內容中，實現公共政策學教材內容的本土化將是我國公共政策學教材建設的方向。

（二）針對不同的教學對象編制科學合理的教材。目前，我國公共政策學教材存在“數量泛濫、質量低劣”的現象，我國的公共政策學教學對象有本科生、研究生、mpa等，在教材的編寫上應針對不同群體的學習需要規劃并編制適合各自教學對象的精品教材，避免教材之間低水平的復制。基于此，可以考慮不同機構負責不同教學對象的教材規劃和撰寫，各級干部培訓所需的公共政策學教材的規劃可以交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研究室負責，而高等院校所需公共政策學教材則由教育部負責，行政學院系統所需公共政策學教材可讓國家行政學院規劃，黨校系統所需公共政策學教材由中央黨校負責編寫。

（三）加強教材編者群體的多學科背景。公共政策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它不僅涉及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領域，還包含計量經濟學、統計學、運籌學和系統分析等各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教材作為學科知識的重要載體，公共政策學教材勢必要反映公共政策學知識的多學科特質，這就對公共政策學教材編者提出了新的挑戰，很大程度上要求編者具備高水平的量化分析知識和理論，尤其要具有統計學、經濟學、系統科學等學科基礎。

（四）加強教材的特色案例庫建設。目前，我國公共政策學教材中雖然附加了配套案例，但質量高、有特色的案例實為不多。我國的各項實踐都與公共政策的創新密切相關，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完善、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國有企業的改革、科技創新體系的建設、社會化養老體制的建設以及公共醫療體制的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示著政策的設計、創新與優化，基于此，可以對我國公共政策實踐進行分析與研究，建立中國特色的公共政策案例庫，出版公共政策案例教材，實現我國公共政策學案例教材的本土化。除此之外，要轉變觀念，從思想上高度重視我國公共政策學的教材建設，積極進行公共政策的科學研究工作，才能實現我國公共政策學教材內容與形式的發展與創新。

作者:韋彩玲單位: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陳振明.尋求政策科學發展的新突破———中國公共政策學研究三十年的回顧與展望[j].中國行政管理,(4).

[2]余柏青,劉榕芳.西方教材《中日文明簡史》的特色及啟示[j].歷史教學,(1).

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十四

2.試論我國公共政策主體的.現狀。

3.試論當前我國公共政策主體能力的必要性。

4.試論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公共政策目標決策。

5.試論“入世”和國際新環境對我國公共政策的影響。

6.試論知識經濟時代對我國公共政策的影響。

7.試論當前中國公共政策系統及其特征。

8.試論當前中國對非官方政策智囊的支持性政策。

9.試論當前中國政策決斷系統的活動規律。

11.試論中國共產黨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

12.當前界定決策問題的一些認識誤區。

13.試論當前擬定公共決策方案的主要原則。

14.淺論決策方案調整中的常見誤區。

15.試論“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的政策環境因素。

16.試論當前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資源分配。

17.試論當前對公共政策評價的一些誤區。

19.試論當前公共政策評價面臨的制度難題。

20.試論公共決策思維的新特點。

21.試論“靈感”、“聯想”等在公共決策思維過程中的作用。

22.試論“系統分析”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

23.在我國建立多者博弈的公共政策體制的若干思考。

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十五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的迅速發展,公共政策已經成為政府調控現代市場經濟和進行社會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公共政策是政府進行行政管理工作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在社會生活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要:公民參與在公共政策的整個運行過程中,充分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貫徹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原則,制定出科學、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以實現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中的意義是極其重大而深遠的。

公民參與也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概念,“真正的民主,需要通過‘公民不斷的參與’,方能領略什么是民主,在心理上融會和建立民主作風,在行為上獲取民主辦事的技巧和方法,這樣才可以保證社會運作是真正由人民主宰。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的迅速發展,公共政策已經成為政府調控現代市場經濟和進行社會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務的復雜等因素,公共政策往往并不像人們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樣有效。

為了制定出科學、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們不斷地從多方視角、通過多種途徑進行探討及實踐。

本文從“公民參與”視角出發,從原因和背景、功能、爭議及存在問題和對策幾個方面論述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參與,以期為公民參與乃至政策科學的發展“添一把薪”。

一、公民參與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個運行過程都以社會民眾為基礎。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來自社會民眾或團體(利益集團)。

任何一項政策的實際需求總是來自社會的實際需要,代表公眾實際利益和要求的政策總是從民間社會首先萌發。

且任何公共政策總是涉及廣大民眾的,公共政策應是以保護他們的起碼利益為目的的。

其次,民眾也是公共政策運行的主體,公共政策的執行常常需要施政者與影響對象之間的密切合作。

如果后者是被動的、消極的,那么政策的效果會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

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慮到政策相對人的態度、利益得失,才能夠制定出最符合社會需要、最能為社會公眾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促進公民參與的發展。

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喚起公眾的參與意識。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深刻性、廣泛性、艱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體社會成員的積極投入,廣泛參與。

只有充分發揚民主,使公眾有更多的參與機會、參與條件、參與渠道,社會公眾才會真正樹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責任感,鼓動起人們的政治熱情。

其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激發公眾的政治參與愿望。

市場經濟體制的構筑過程也就是利益關系不斷調整的過程,公民在爭取自己的利益的過程中,必然要求過問和參與與自己利益關系密切的公共政策過程,甚至就某些利益關系重大的問題向政府討價還價,施加壓力。

再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為公民參與提供條件,如產權保證、物質和必要的設備保障等。

3.政治現代化促進公民參與公共政策。

我國社會主義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政治過程必須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發展。

從民主化角度來看,人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在公共政策過程中就應當強化自己的主體地位。

公民再也不僅僅滿足于作為公共政策的客體(對象)而存在,被動地認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強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統表達自己的意愿,具體過問公共政策制定、執行和反饋的全過程,使公共政策能夠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已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

認為公民參與,具有極其重要的功能,是貫徹民主信念的進一步落實,可以發揮集體智慧去解決社會問題,它可以發動社區資源或公民來推動發展計劃,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過參與的過程認識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1.集體參與,可減少政策上的流弊與個人的私欲,進而確保一個更可行及公平的決策。

基于每個人知識有限,思維的方法不同,群體智慧對于決策來說相信是比較優越和可靠的,因為這是經過眾人參與,互補長短的情況下得出來的。

其次,通過意見的交流和不同觀點的沖擊,不但可以使個人的眼界得以開闊,而且個人的私欲亦得到調適,使政策依據群體的意愿而做出。

2.大眾的關注和參與,對于一個政策的成敗起著決定性的影響。

首先,公民參與,有助于政策決策主體充分考慮和重視廣大人民群眾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標的確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選擇建立在符合這種利益和愿望的基礎之上,以減少政策決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

其次,公民參與,可以減低執行時遇到的困難,有利于政策的有效執行。

3.公民參與,促進了政策相對人主體地位的確立。

這有助于提醒政策執行主體尊重政策相對人的人格,并注意激發政策相對人對公共政策的認同感和接受主動性,減少政策執行中的阻力和實際存在的強迫性和人格侮辱等違背政策和法律的行為。

還有助于改變政策研究和咨詢過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單一視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雙重視角,擴大政策研究和咨詢的領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

三、實踐公民參與的爭議與反思。

“公民參與”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為,但在實踐方面,要鼓勵一個人去參與社會事務,要求他或她不單是只顧個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傾向,關注公共事務,從而介入參與和協助、表示意見、推廣活動和參與決策,這是不容易的。

所以一些學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參與問題也提出了質疑。

第一,很難確定公民大眾的真正意愿,持這種觀點的認為一般公民沒有空余時間去關注或去認識政策問題;那些有時間和有興趣的,未必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去理解;很多沒有參與組織的公民都是較沉默、被動,對社會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很難確立公民意愿。

第二,批評公民意見多屬短視,一般公民的意見常被指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屬狹隘的利益,而忽略社會全局性的發展。

第三,公民參與效率低、耗時和昂貴,而且使政府部門內的專業及行政人才難以發揮其知識及經驗,不能采取果斷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應付瞬間萬變的現代化社會形勢。

最后,公民參與會導致社會不滿及不安。

現代社會的物質生活不斷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對地不斷膨脹,常常提出過高要求和不切實際的論調,而當這些要求未能適當地被滿足時,這些公民的內心很是不滿,對政府及社會產生不信任和不安。

與此不同的是,對公民參與持贊同觀點的學者卻提出不同的觀點:第一,指出多數公民較被動,對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見,是符合實況的。

但要求那些有見識、有意見、有親身體驗、有切身利益的基層公民,積極參與,發表意見,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總是有裨益的。

至于專業知識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機會參與,他們的認識便會加深,而且他們作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門領導的位置影響,對專業和官員能起到互為補充的作用。

第二,公民意見是否屬短視,在未有機會參與和發表時,在未有比較和分析時,實難先驗地下判斷。

第三,公民參與是否耗時和昂貴,很難有定論。

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廣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長遠影響,只有深入和詳盡的反復研討才可減少日后出錯時所帶來的失誤和浪費。

第四,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過傳媒而接觸世事日多,對生活質量及政治權利的要求不斷提高。

四、公民參與的現實問題及對策思考。

雖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參與問題存在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總體水平較低,存在著公民參與的主動性和自覺性較低、公民參與的理性化程度較低、公民參與的能力不足、公民參與的制度化較低、政府官員的錯誤觀念等諸多現實問題。

但近年來公民參與已得到愈來愈多的人的接受與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發展的必然趨勢。

所以,總結經驗、揚長避短對政策中公民參與及政策科學的發展意義重大。

1.加強公民參與的制度化建設。

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十六

內容摘要：自美、英相繼出臺《外國主權豁免法》和《國家豁免法》，國際上開始了“關于國家及其財產豁免理論和實踐的大動蕩時代”1。如果說國家豁免原則的絕對性和相對性問題國際社會還沒有在理論上加以明確，那么在對國家利益能產生實質性影響的強制措施方面，各國事實上已經達成了某些方面的默契和共識（盡管還存在范圍和程度的不同）。本文主要分析了《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的管轄豁免公約》91年二讀草案（以下簡稱公約草案）中的核心條款即有關強制措施的規定，結合有關國家的立法和實踐，對其加以總結和歸納，并對我國在公約磋商和制定過程中應采取的立場提出一些建議。

一、執行豁免的理論。

（一）理論。

關于執行豁免，存在2種學說或者說是實踐做法，一種是一體說，如果國家行為及其財產享有管轄豁免，那么所涉國家財產也享有執行豁免，反之亦然，即將管轄豁免和執行豁免等同對待，此理論是絕對豁免論在執行方面的體現；還有一種是區分說，即將管轄豁免和執行豁免視為兩個不同的問題區別對待，其中又有完全區分說和部分區分說，前者主張即使不享有管轄豁免，對國家財產的執行豁免的放棄仍需另行表示，后者規定一般需要另行表示，但某些財產符合如用于商業用途、與法院地有聯系、與起訴商業活動有關等國內法條件的，則不享有執行豁免，如美、英、加拿大等國。

（二）公約的立場。

從公約草案第四部分的行文來看，采取了完全區分的立場，同時在某些細節方面也有特殊的地方。體現具體在：

1、公約第18條第2款明確規定，國家同意接受他國管轄并非默示同意采取強制措施，對于強制措施必須另行表示同意。表示同意的方式在該條第一款做了列舉即：國際協定、仲裁協議、事后聲明等。

2、即使在國家已經另行表示同意的情況下，仍需符合：（1）該國已就此訴訟撥了專項財產；或（2）執行財產位于法院地國，并被該國用于或意圖用于政府非商業用途以外的目的，且與訴訟標的要求有關，或者與被訴機構或部門有關。

（1）項較易理解，在實踐中也比較容易區分，（2）項則是具體判定可否采取強制措施的實質條件，現將其分解開來進行分析：

a、地點（領土聯系）。

公約規定執行的財產對象必須位于法院地國且在法院地國被用于商業目的，也就是說，執行對象與執行地國要存在領土聯系。英國、澳大利亞在立法中均未要求外國財產必須用于法院地國的商業活動才可成為強制執行的標的;而美國、瑞士則規定，使用外國財產所進行的有關商業活動須發生在執行國境內,該項財產才可予以強制執行2。另外還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對“在法院地國被用于政府非商業用途以外的目的”進行判斷，是采取性質說還是目的說。從該款字面來看，似為目的標準，但公約第2條對“商業交易”的理解又采取了性質標準為主，目的標準為輔的做法。此處判斷“用于政府非商業用途以外的目的”究竟以哪個標準為準，仍需公約加以明確，當然目的標準對被執行國是有利的，因為很多具有商業性質的國家行為的目的往往不是出于商業營利。

b、時間。

公約規定可能被執行的財產必須被該國用于或意圖用于商業用途，在時間上包括了過去、現在和將來，涵蓋范圍是比較廣的.。而美國、澳大利亞的豁免法規定，用于或曾經用于商業用途的財產可以成為強制執行的對象，但未提及意圖即將來可能用于商業目的的財產，也就是說，在這些國家，意圖用于商業活動的財產可能在執行豁免之列。公約在這方面有些超前，對被執行國（往往是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不利的，因為它把可能將來用于商業的財產也納入了可被執行的國家財產范圍，而“意圖”或者說“可能”的判斷往往是以執行國的國內法為標準的。

c、與被訴行為的關系。

[1][2][3][4]。

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十七

摘要：近年來，隨著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的下降，給社會帶來的就業壓力日趨嚴重，大學生就業難已成為當今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我國應如何解決這一嚴峻的社會問題成為今后社會發展的重要任務和責任。因此就當前大學生就業的形勢、原因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從公共政策角度出發,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公共政策問題解決措施。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教育層面的不斷拓展與深化，高等院校的不斷擴招,導致教育規模迅速膨脹,待就業的大學生數量與日俱增,給社會帶來的就業壓力日趨嚴重。大學生的就業難的問題在近幾年來已逐漸成為整個社會所關注的焦點。如何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必將成為各個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按圖索驥非本專業不就業，還是勇于跨學科就業？是堅守城市辛苦營業，還是到基層去大展身手？政府應對大學畢業生如何成功實現就業、社會實習和見習崗位能給大學生就業什么幫助、大學生實習基地的發展狀況、及未畢業大學生該如何面對未來的就業等話題進行探討，因此能為大學生就業提供幫助。

第一，大學生就業專業與實際學習的專業不對口。由于大學生剛剛步入社會，對就業方面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對擇業的盲目性也或多或少的影響著專業與社會實際的不對口。因此導致許多大學生不能馬上適應社會需要，存在就業難的問題。

第二，對工資的期望值過高。就學生及家長的主觀愿望而言，雖然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從精英教育進入了大眾化教育階段，但家長與大學生個人仍然始終對畢業后的就業抱著高期望值。當這種高期望值與現實中的就業崗位或機會存在落差時，大學生就可能陷入難以就業的處境。因此，愿望與現實之間的反差構成了現階段大學生就業難的重要原因。

第三，對于一份硬工作的需要。很多大學生都向往“鐵飯碗”的工作，希望自己能及一個好的工作單位或企業，工作穩定，收入較高。但是現實往往是殘酷的，社會現狀并不能滿足所有畢業生的愿望，因此導致很多大學生就業出現困難。

在分析嚴峻的就業形勢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知道大學生就業是一項復雜而系統的工程，涉及到社會、學校和學生等各個方面，必須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部署,高度重視，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社會共同參與，齊抓共管的局面。下面就將從公共政策角度方面來闡述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公共政策措施：

（一）、政府應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4）、建立培訓機制,增強畢業生的擇業競爭力。近年來，畢業后暫時未找到工。

（5）、制定政策，解除特殊群體的后顧之憂。對那些思維活躍、富有開拓創新意識的畢業生群體，要給予大力支持，對自主創業者，國家要制定一套相應的辦法，為創業者營造寬松的社會輿論環境，利用完善的機制來激發大學生的創業潛力，讓拔尖創新人才脫穎而出。對那些暫時未找到工作而家境比較困難的畢業生要給予多方面關照,在延長畢業生找工作就業時間兩年之內，允許待業大學生自由選擇將本人戶口和人事檔案保留在高校或生源所在地，免收服務費用，符合社保條件的特殊困難畢業生,要納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體系，做到應保盡保，在一定限度內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二）、不斷優化我國的教育結構；

大力優化教育結構，大力發展應用性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對教學質量不高、專業設置不合理而導致就業率達不到50%的學校和專業要減少招生計劃，甚至停止招生。在教學計劃上，重點進行基礎和綜合教育,重視能力的`培養和訓練。應逐步將教育方式從供給導向向需求導向轉變。高校較大的專業設置和招生自主權，使高校能夠根據經濟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情況，及時調整專業設置和招生規模。大力發展應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并且要在政策上鼓勵民間資本投資這類教育上。

（三）、合理發展經濟，正確調整產業結構；

解決就業最終要靠經濟的增長,這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俗話說的好，經濟繁榮就業易，經濟繁榮靠人才。只有快速、合理的發展經濟，才能更好，更穩的從今就業。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高速成長階段,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將為就業提供巨大的空間。

據調查，目前，第三產業必然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就業比重將從現在30%上升到50%左右,發達國家已達到70%以上。現代化的第三產業是以知識和高科技為支持的,其中的金融保險業、法律、審計、財會、投資、心理、出國留學等方面的咨詢服務業，各類經紀人和中介機構，文化教育業等服務產業的發展，要求其從業人員半數以上是取得大學學歷或大學學歷以上的人員，第三產業成了吸收就業的主要領域。

此外，非公有制經濟和高新技術產業興起對高層人才需求旺盛成為就業的重要增長點，中小企業是就業的主要載體，隨著國企改革的逐漸完成，也將使國企大規模儲備人才。當前，全球經濟大調整，需要大批的高級技術工人,即具有高級技能、較高知識水平和較高收入的藍領，這是人才全球化的一種趨勢。努力爭取將全球有限的就業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國來，中國有望成為世界制造業重要基地，到時無論是服務業還是制造業，都向莘莘學子們展示了廣闊的就業前景。

業觀念、不斷的完善自我把自己鍛煉成一個全方面發展的人才，這樣才能根本性的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才能真正的適應這個社會，解除這一嚴峻的社會問題。

1、人民網；新疆大學生就業信息服務網。

2、當前大學生就業形勢的分析及對策研究[d]張舉福建師范大學2002年。

3、《關于我國就業問題的理性思考》孫續功。

4、《就業問題的公共政策思考》董克用。

5、《新形勢下高校學生就業與管理體制創新研究》郎建華2009。

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十八

（一）以美國本土公共政策案例為中心，重視對美國本土公共政策實踐問題的研究。

（二）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深化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合作與互動。

美國公共政策學一個重要的發展特點和發展經驗，就是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互相結合，注重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合作與互動，這樣的結果是使公共政策研究更具實踐性和應用性。美國公共政策學者普拉諾認為，公共政策學與相關學科的“純科學”不同，它主要是一門“應用性”學科。應用性和實踐性是公共政策學科價值的最根本體現。而在促進公共政策理論與實踐走向融合的過程，深化學界與政府的雙向交流是至關重要的。早在學科誕生之時，公共政策學創立者拉斯韋爾就指出，公共政策學是一門必須和政府官員共同研究的學問。從公共政策學的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來說，學者們非常需要了解政府官員對政策的認識和掌握的數據；同時，政府官員也需要了解學者們的政府研究思路和政策建議。[2]在德洛爾看來，學習和研究公共政策學，缺乏感性知識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大學里設公共政策學課程，應當聘請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或執行方面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人與大學老師一起登上講臺。美國公共政策的發展也正好踐行了拉斯韋爾、德洛爾的倡導。許多具有豐富的公共政策實務經驗的又有教學水平的被美國大學不惜重金聘請到大學來講學。而眾多學者本身也具備豐富的政策咨詢經驗。在美國，對于從事公共政策教育的教師，一般要求具有在政府部門或公共管理部門工作的經歷，或者與政府部門有聯合研究項目或咨詢項目，從而保證教學的針對性和實用性。

（三）注重研究方法論的多元化和跨學科研究。

經歷過幾十年的發展，美國的公共政策學研究已經發展出多樣化和跨學科的研究方法，這也是美國公共政策學繁榮發展的成功之處。公共政策學建立者拉斯韋爾認為，公共政策科學具有跨學科的特性，學知識和方法，不僅要借助于社會科學及行為科學尤其是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而且也借助于哲學、數學、系統分析及運籌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德羅爾也同樣強調公共政策學的跨學科性質。美國著名公共政策專家麥考爾和韋伯在《跨學科的政策分析》一文中，探討了政策分析與管理學科、城市規劃、社會服務、法學、工程學、醫學等應用專業領域之間的學科關系，分析了政策分析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諸學科之間的學科關系，最后得出結論：“政策科學———致力于科學完善政策制訂的一個知識領域———最好被理解為一個已經出現的專業，它可能從許多學科(特別是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和心理學)以及一系列有關專業(特別是管理、城市規劃、社會服務和法學)中極大地獲取了直接的事實、概念、原理和方法。”[3]早在社會矛盾激化、政策問題叢生的20世紀60年代，美國公共政策學就興起了跨學科研究。70年代后，發展至今，美國公共政策學多樣化研究方法和跨學科研究已成為世界典范。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行為主義的影響，公共政策學強調實證分析方法。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公共政策學研究方法變得更加多樣化，行為主義、公共選擇方法論、博弈論、個案研究、實證分析、數理統計分析、定時分析、倫理分析、價值分析甚至超理性的直覺方法等方法都得到廣泛應用。

（四）重視公共政策學分支學科的發展，形成豐富的學科體系。

美國公共政策科學在其形成與發展的半個多世紀的歷程中，已經形成了極為豐富和細致的研究領域或分支。大體而言，美國公共政策科學的研究領域劃分可以歸為如下兩個層次：第一層劃分是在以“政策科學”作為學科領域這一總名稱之下，主要包含有政策科學總論、政策分析方法、本國公共政策、比較公共政策、政策倫理學（政策價值觀或公共政策與倫理關系研究）、戰略研究、未來研究以及公共選擇、經濟政策學、社會政策學等分支；第二層劃分是在政策過程的各個基本環節或功能活動方面形成的專門研究分支，如政策戰略（元政策）、議程設置、政策制定（政策規劃或政策形成）、政策執行、政策評估、政策終結等。另外致力于突破政策過程階段論的研究者亦發展出政策變遷、政策周期、政策網絡、政策范式、政策學習、政策傳播與擴散等新領域。同時，近年來歐美公共政策研究領域還不斷推陳出新，出現了一批更新更細的研究分支，如政策話語理論、協商式決策、推論式政策分析、參與式政策分析、全球公共政策網絡等。[4]總之，美國公共政策學經過幾十年時間發展到當代，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子學科，學科體系日益豐富。

（五）公共政策學科獲得政府的充分支持，使公共政策學實現了建制化。

學科建制化水平是衡量一門學科的發展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建制化是學科成熟的外在標志。根據科學社會學的觀點，一個學科的社會建制也就是一個學科的機構設置，包括學術團體、基金來源、出版發行渠道、教育培訓、職業化等。在西方尤其是美國，政策科學的這些機構、建制已相當完備。在學術團體方面，美國已擁有不少專業學會和研究中心；在基金來源方面，既有私人資金也有政府資金；無論是政府機構還是私人組織都對公共政策感興趣，愿意撥款或資助政策研究，在出版渠道方面，目前美國有不少政策科學的雜志，已出版了大量政策科學方面的著作或叢書；在教育培訓方面，從70年代初開始，美國出現了一批獨立的公共政策學院，許多大學相繼制訂出政策科學課程大綱，開設相關課程，并出版了不少政策科學的學位授予點；在職業化方面，現有政策研究已被公認為一種新的職業，從業者包括政府部門的“政策分析家”、思想庫的工作人員、大學及研究生院的教師等，從業人數已具備相當規模。據70年代初的統計資料，單思想庫的從業人員就有近十萬人，分布在5300多個思想庫中。[5]而在美國公共政策學的建制化過程中，有一點值得指出的，那就是美國政府部門對于公共政策學科發展的宏觀調控是指導性的而非指令性的，是約束與支持共進。至今，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等官方機構并不對公共政策學科實施全面管理，而是由民間的ngo進行評估與管理，美國政府則主要從通過教育撥款和科研資助的方式來影響公共政策學科發展。

二、美國公共政策學發展經驗與特色對中國的啟示與借鑒。

學者陳振明提出，中國公共政策學必須處理好規范化(國際化)與本土化(特色)、主觀性和客觀性、價值與真理之間的關系，在充分注意國際規范，吸收國外政策科學研究的積極成果的基礎上，立足于對中國政策實踐及現實政策問題(尤其是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中的重大政策問題)的研究，加強政策相關知識在政策決策過程中的應用，發揮政策科學理論在政策實踐中的指導作用，凸顯中國政策科學的應用性、現實性和本土化。[6]然而，從中國公共政策學發展現狀來看，相當多的中國公共政策研究者將研究重點放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公共政策理論與實踐上，而非中國公共政策實踐本身。有的學者甚至一提起公共政策學就言必稱美國如何如何。由于中國公共政策學起步晚，在學科引進初期將研究重點放在西方公共政策理論的引進和消化上是可以理解的，但經過30多年后仍然將研究對象重點放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公共政策學研究上就是十分令人擔心的。不客氣地說，公共政策的有些問題在國外是真問題，在國內則是毫無研究價值的偽問題。因此，公共政策學的研究必須立基于影響本社會的一些重大問題之上，加強對中國本土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以解決中國當代公共政策問題為核心，創造性地走符合現代性標準或具有現代性內涵的公共政策學科發展之路，建構起中國特色的公共政策學學科理論體系。為此，就必須把公共政策學研究的重心放到中國自身的政策實踐上來，對我國公共政策實踐活動做廣泛和深入的研究，從中概括和總結出理論來。

（二）既要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又要重視應用研究。

目前中國公共政策學的基礎研究仍然比較薄弱。除了對方法論的研究比較薄弱之外，中國公共政策學在學科基本范式上并沒有成型，而這必然使公共政策學研究缺乏更深層的理論指導和更堅實的理論支點。而美國公共政策學的發展史表明，要實現公共政策學的學科發展，必須既要重視公共政策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又要重視公共政策學的應用研究。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系和矛盾是任何一個學科都要面對的問題。因此，為了公共政策學學科體系自身的完善與發展，我們要充分重視公共政策學的基礎研究，但根據認識的最終來源是實踐這一馬克思主義觀點，我們又必須重視公共政策學的應用研究。進言之，就是必須重視研究中國公共政策實踐，通過問題導向的研究總結出解決問題的.規律和辦法，并上升到公共政策學理論的高度，促進中國公共政策學的理論建構和學科發展。

（三）必須汲取其他學科的養料，加強跨學科研究。

（四）必須重視研究方法的多樣化和科學化發展。

美國公共政策學的發展史告訴我們，沒有任何單一的研究方法能足以支撐整個學科研究。公共政策學要實現自身發展，必須引入和發展多樣性研究方法。西方公共政策學在百多年的發展中，發展出多種多樣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方法并無國界之分，它對中國公共政策學的研究也是可以借鑒的。當然，我們也不能盲目照搬照套西方公共政策學研究方法，一種研究方法是否適合中國公共政策學的研究還應視實際情況而定，在這方面我們要尤其防止不加分析、囫圇吞棗地套用西方公共政策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國問題。中國公共政策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應當發展適合研究對象的研究方法，構建和發展中國公共政策學的研究方法對中國公共政策學的長遠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五）必須重視研究領域的分化，發展分支學科，構建學科體系。

美國公共政策學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由內向外的發展，研究領域不斷細分和拓展，學科不斷分化和融合的過程，最終形成一個多姿多彩的學科體系。這就告訴我們，我國公共政策學的發展必須不斷開拓新領域，組建分支學科，最后形成一個壯大的學科群或學科體系。反觀我國公共政策學的研究，研究領域仍顯狹小，中國公共政策學在對公共政策的好多領域都缺少理性認識，這種狀況很不利于中國公共政策學的發展。

（六）必須積極爭取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要發展中國公共政策學，實現公共政策學的本土化與國際化，就要得到各方的重視與支持：社會各界在公共政策研究過程中要對公共政策研究者給予積極的配合與支持；政府部門在公共政策研究過程要給予足夠的政策參與機會和充足的研究資金支持；學術界要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建設一套良好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就當前來說，最重要的是政府應大力支持公共政策學科建制化，提升公共政策學的學科地位。

公共政策的論文（優質19篇）篇十九

摘要：隨著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在不斷提高自身物質文化生活的同時著眼于社會整體價值觀的提升，母嬰室作為社會對母親關愛程度的集中體現，近期成為社會輿論討論的焦點。公共政策是政府與社會共同的重要渠道，公共政策也承擔著引領社會發展導向的重要作用，本文對母嬰室這一新興概念進行了定義，并且結合公共政策的相關作用和對南京市母嬰室的調查情況，討論了公共政策如何引導母嬰室的提供。最后以公共管理的視角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給出了一點建議。

關鍵詞：公共政策;母嬰室;引導;不完全;公共物品。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中國積極倡導人類共同體概念，建設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表明國家間的交流不斷加深，各個國家間的聯系日趨緊密。與此同時，國家間的競爭不僅僅限于軍事，經濟等幾個宏觀層面。在微觀方面的競爭也逐漸升級，比如城市間的競爭，其中就體現在城市公共領域的競爭。而城市在公共領域的發展水平是提高城市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孕婦群體在城市中雖然是一個比較小的受眾群體，但是越來越受到重視，比如再次引起輿論討論的“地鐵哺乳事件”使如何在城市開發中建設母嬰室成為了擺在城市政府面前新的問題。

母嬰室的供給是一個不斷變化，連續不斷的政策制定的過程，過程中各種要素聯系密切，相互影響。首先母嬰室的供給與所在城市的整體經濟水平有關，隨著城市經濟的不斷發展，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在城市的公共場所設立“母嬰室”就成為一個城市綜合發展水平的重要參考標準。并且，公民素質、人口與數量，生活水平以及道德等方面的要求共同推動“母嬰室”成為城市的基本生活設施。表明人們對更高城市道德文明的追求。城市政府的公共政策，如何引導母嬰室的提供是本文主要討論的方面。

二、南京市母嬰室調查情況。

筆者對南京市母嬰室的情況做了問卷調查與訪談和實地調研，調查結果如下：走訪了南京7個主要城區的25個公共場所，包括政府部門、商場、旅游空間、醫院等，發現只有個區域內建有母嬰室，并且主要集中在商業場所和交通樞紐。共發放100份調查問卷，其中有效問卷100份，進行12次訪談。調查發現“有些商場內設施比較好，比如宜家每層都在衛生間旁設有一間獨立的哺乳室，內設沙發、水池、架子、嬰兒操作臺等，還免費提供尿不濕和濕紙巾。”祿口國際機場的母嬰室設施完備，但是有損壞。南京南站的母嬰室名存實亡，成為保潔室。但是南京主要城區公共空間的母嬰室建設數量相對較少，像夫子廟、中山陵、萬達廣場、新百商場、省人民醫院等旅游空間、商業場所、醫院等都沒有單獨的哺乳空間。調查發現，德基廣場母嬰室使用頻率高，婦幼保健醫院母嬰室，比較簡陋，僅僅設有座椅，但是有很多哺乳小知識。從調查問卷數據結果整理情況看，南京市民對南京市母嬰室了解較少，但需求較大。南京市母嬰室亟待建設與規范。

在人類社會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公共政策也經歷了漫長的變化的過程。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社會的公權力始終在社會少數人手中，封建社會中，以國王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掌握了社會的全部公共權力，并且為了自身利益制定相應的國家政策，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近代以來，隨著資產階級發動的資本主義革命，推翻了封建階級政權。法治代替了天命人治。二戰之后，隨著社會公共事務數量和復雜程度的不斷提高，社會基層復雜化，各種各樣的社會公共問題的出現，政府為了解決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需要制定出相應的公共政策，就推動了學界和社會對公共政策有了進一步的研究。

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開始放棄放任自由的自由市場經濟傳統思維模式，公共政策已經成為政府調控現代市場的重要手段。各國的實踐表明，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越高，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性越是明顯，公共政策的影響就越大。

在現代社會中，公共政策是政府實現對社會管理的重要手段，是連接社會與政府的橋梁。政府通過全方面的公共政策，實現對社會全方位的管理與導向功能。公共政策的形式有很多，政府部門制定的各種法律法規以及條例和規章等等，都是公共政策的不同的存在形態。那么公共政策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理解。

筆者認為，公共政策是像政府這樣的權威職能機構，運用社會成員賦予其的權力來對社會進行管理的手段。例如引導市場經濟行為和個人行為，以及以實現公平和效率為目的的對社會資源的分配。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公共政策已經成為調控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和關鍵性因素。

五、母嬰室概念定義。

母嬰室作為近期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其概念定位國內學術界尚未給出明確定義，學者們也少有研究，筆者希望從公共物品、俱樂部物品和準公共物品等的概念的對比，初步對母嬰室進行定義。

母嬰室作為政府針對孕婦和哺乳期婦女以及嬰幼兒專門開辟的使用設施，它具有公共物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但不是針對所有社會成員，使用者也不是通過俱樂部形式組織起來的，又不同于準公共物品那樣具有爭奪和排斥性。筆者認為母嬰室可以定義為“不完全公共物品”。即面向特定人群，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不屬于商品，不具備消費的爭奪性和排斥性的一類公共設施。

筆者認為要想了解公共政策在母嬰室提供上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可以參考公共政策對城市公共物品提供的導向作用。因為母嬰室作為“不完全公共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大部分特性。但是首先要了解為什么母嬰室的提供需要公共政策起引導作用。

六、母嬰室提供中公共政策干預的必要性。

公共政策的主要功能有導向，調控與分配功能。市場經濟無論在實行有效的資源配置、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及實現社會公平分配方面，都有著無法克服的'缺陷。也就是說，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下，單靠市場經濟并不能履行所有的經濟功能，如外部性問題導致的社會問題需要政府的干預。或者說，沒有政府，市場機制將無法有效地得以發揮。

母嬰室提供是一種城市的公共物品的開發建設的過程，是社會的一種經濟行為。當市場調節公共物品的供給無法滿足公眾的需要的時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應的公共政策對市場加以引導。

七、結論。

城市綜合水平的提升，離不開政府對城市科學有效的管理。政府科學的公共政策的導向有利于城市價值的提升，尤其是對于城市布局和基礎建設等一系列長遠的公共政策。相應的，落后的，低水平的公共政策則會對城市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總而言之，公共政策深刻影響著一個城市的發展，政策要有科學性和預見性，現在制定公共政策來引導“母嬰室“的供給，正迎合了我國社會發展的需求和城市發展的要求。

參考文獻：

[1]梁爽.上海服務業區位選擇中公共政策引導作用研究[d].上海交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