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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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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道路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不斷探索和追求民族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已經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跨越，正在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道路就其本質屬性而言是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是一條立足國情的道路，是一條開放包容的道路，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是一條歷盡艱辛，曲折向前的探索之路，是一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是一條促進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之路。

關鍵詞：中國道路；本質屬性；理論特色

doi：10.15938/.2016.04.012

習近平指出：“全黨同志必須牢記，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中國道路貫穿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90余年的奮斗歷程，為了探索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中國共產黨人信念堅定，始終如一，百折不撓，終于找到了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道路和民族復興的偉大道路。

一、獨立自主：始終堅持走自己的路

1.中國革命：從走俄國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習近平指出：“中國革命的道路來之不易，……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給處在迷茫中的中國人指明了方向。毛澤東指出：“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感召和影響下，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暴力革命這條俄國式的民族解放的道路。但是，在進行武裝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我們基本上照搬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和俄國“城市中心論”理論。“八七會議”做出武裝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的決定。但是，我們黨領導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都先后失敗了，這一系列的失敗說明“城市中心論”的道路在中國走不通。1928—1930年間，毛澤東在革命根據地建設實踐的基礎之上，深入調查，潛心研究，先后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來闡述論證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問題。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的道路“不是先占城市后去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實踐證明，這條道路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也是實現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2.社會主義建設：從蘇聯模式到中國特色

二、立足國情：始終堅持走與實際相結合的路

1.革命道路：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

毛澤東指出：“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國情是一個政黨制定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出發點。一個社會最大的國情，就是這個社會的性質。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一種畸形的社會形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字眼，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使用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列寧曾經分別使用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概念。1912年，列寧曾經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提到：“中國這個落后的、農業的、半封建的國家。”1915年，列寧在《論歐洲聯邦口號》中指出，世界上的國家，除了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以外，還有中國，波斯、土耳其“這三個所謂半殖民地”國家。1916年，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指出：半殖民地“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關系的羅網纏繞著。”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第一次認識到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是在1922年召開的黨的二大，并依據中國社會的性質黨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綱領。盡管如此，在中共“二大”以后關于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分歧卻依然存在，并且影響到對中國革命發展方向的認識。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實質上是要取消民主民族革命，王明的“一次革命論”實際上是要超越民族民主革命階段。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六大”仍然認定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但是，黨的六大以后，由于黨內認識的分歧對中國社會的性質的認識又產生了爭議。毛澤東始終堅持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正確認識，他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毛澤東認為，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和清政府的統治、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沒有區別，依然是對內鎮壓、對外投降，中國社會的性質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既不是王明的“一次革命論”，也不是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而是分“兩步走”。在這兩步走的時候都必須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革命的性質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毛澤東準確把握住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認識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系列特點，并在此基礎上解決了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相關的一系列理論和現實問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理論基礎。

2.建設道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

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社會主義應該首先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但是，事實恰好與此相反，社會主義首先是在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基礎上，也就是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統治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上首先建立起來的。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是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建設社會主義首先對發展的階段必須有一個清醒地認識。否則，就要走彎路、受挫折。建國前30年，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上之所以遭受挫折，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認識不清醒。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面臨著一個重新認識國情、重新定位我們國家的發展階段的問題。1980年，鄧小平指出：“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采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我們過去就是吃‘左’的虧。”1981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黨的正式決議中第一次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再一次重申“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1987年，黨的十三大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標志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正式形成。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綱領和基本方針，全面深化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江澤民指出：“我們講一切從實際出發，最大的實際就是中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一座理論大廈，那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就是這座大廈的基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立足點，成為我們黨制定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基本依據，成為反對“左”和右的傾向的有力理論武器。

三、開放包容：始終堅持走爭取支持幫助的路

1.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爭取一切力量對革命的支持

毛澤東曾經形象地把中國社會的結構比作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這兩頭一頭是工人階級、一頭是統治階級，中間是農民階級。由于中國工人階級的數量的限制，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爭取其它階級對革命的支持，組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為了爭取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就是爭取一切力量支持革命的重要方法，統一戰線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之一。毛澤東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中國革命的敵人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敵人是強大而兇猛的。同時，“由于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產生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敵人的強大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決定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殘酷性。無產階級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同盟者，組成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擊敵人。在對待中國資產階級的問題上，毛澤東最大的貢獻就是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部分是民族資產階級。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同盟者。革命的統一戰線，一個是工農聯盟，這是統一戰線的基礎；而另一個就是無產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決定了他們在一般情況下能夠參加統一戰線，成為無產階級聯合的力量。除此之外，在黨內善于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一道工作，也是爭取革命力量的一種形式。毛澤東指出：“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不僅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當中還有犯過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棄這些人，要準備和他們一道工作。”毛澤東關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包括那些反對過我們并且已經證明是反對錯了的人”的思想，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寬廣胸襟，匯集了革命的正能量。

2.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現代化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我國進入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社會主義建設首先就有一個調動國內外積極因素的問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又一個課題。對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毛澤東指出：“在國內，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盡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在這里，毛澤東認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積極因素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國內的，一個是國際的，兩個積極因素都要利用起來。而對于調動積極因素的作用，其目的非常明確就是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除此之外，毛澤東還講到了爭取外援，學習國外先進經驗的問題。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專門論述了“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正確處理“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就是對外學習和借鑒的問題。在“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中毛澤東系統的提出了“敢不敢學”、“向誰學”、“怎樣學”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拓展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思路，實際上吹響了我國對外開放的號角。但是，在建國前30年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國內極“左”思潮的影響，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實際上還是處于“封閉或者是半封閉的狀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了改革開放的新紀元。鄧小平高瞻遠矚，把對外開放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從建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港口城市、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再到沿邊開放、沿江開放和內陸開放，對外開放的步伐一天天加快，開放的層次一步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成效日益顯著。黨的十三大把對外開放作為“一個基本點”寫進黨的基本路線，標志著對外開放成為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成為改革初期兩項最鮮明的政策。面對經濟全球化趨勢，以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實行長期的全面的對外開放，這是促進中國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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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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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在中國擁有“治外法權”的國家，除了所謂“八國聯軍”之外，還包括巴西、秘魯和玻利維亞，新中國誕生伊始，中國是世界上最貧困落后的國家（人均gdp排名第134），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人均壽命只有35歲左右，成人文盲率高達80%；在共產黨剛剛接手的1950年代初，舊中國的工業能力不足歐洲小國比利時的一半。

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6年，中國按實值計算的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

莫里斯?邁斯納說，在“強權即公理”的時代，中共遭遇到的是比它強大百倍的對手，而它打敗的恰恰也正是這樣的對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絕大部分歷程中，中共遭遇的則是最為惡劣的國際封鎖，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間，中國卻是世界上現代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國民收入（以不變價格計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64.5%，大大超過了德國、日本和前蘇聯在發展高峰期的增長速度。

出身于國民黨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承認：中共毫無疑問“創造了歷史奇跡”，而黃將這種奇跡歸結為：近代中國遭遇的是高度險惡的歷史環境，即“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中共必須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應對這種“非常的環境”。他說：“毛澤東恰是這樣非凡的人物，在異常的時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對抗反常的局勢。”“非凡”、“異常”、“非常”和“反常”，黃仁宇用來描述他所謂“大歷史”的這一連串關鍵詞，其實只消用一個“共產黨式”的詞語來囊括就足夠了，這個詞就是：不斷革命。

今天，共產黨人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當今中國遭遇的發展難局與困境，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黨心渙散、人心渙散、思想文化領導權的失落，更深刻威脅著具有90年光輝歷史、戰斗的中國共產黨。在嚴峻的危機與壓力面前，除了以前無古人的創造性實踐去克服重重困難，除了“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除了“在本來沒有路的地方硬闖出一條新路”之外，中國共產黨人沒有任何退路可走。

一、發展，超越中國傳統文明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但是在近代落伍了。如果不能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舊文明的深刻內在危機，我們就不能改革、不能前進、不能革命，就沒有覺悟和自覺。

長期領先于世界的中國，為什么在19世紀會走向衰敗和落伍？長期戰亂分裂的歐洲，為什么會在19世紀后超越中國、領先世界？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在世界學術界，它被稱為“李約瑟之謎”。

許多杰出的學者已為破解這個謎作出了重要貢獻。如麥迪遜（angus madison）的《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關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論斷（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麥迪遜的統計：中國經濟1000年里一直在持續增長，并在1820年左右達到了世界經濟總量的1/3；但是，盡管如此，中國經濟的增長卻一直是依靠不斷增加勞動力投入而維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長則主要是依靠技術和生產方式的創新來實現的。如果說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長，體現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的話，那么觀察同時期的中國，卻會發現：經濟增長伴隨的乃是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可以解釋：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卻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財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國。

一個方面是地緣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紀以降，在中國的推動下，逐步形成了橫跨歐亞大陸，聯絡東洋、西洋和南洋的貿易和金融流動體系，其中，以恰克圖為核心的北方貿易體系，以琉球為核心的海洋貿易體系，乃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兩個重要樞紐。16世紀中后期以降，隨著美洲白銀的輸入和帝國主義軍事擴張的加劇，隨著世界地緣政治態勢的大變動，最終導致了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和貨幣流動體系于19世紀走向瓦解。而中國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緣政治體系變動的結果。

第二個解釋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個簡單的事實：盡管在10世紀之后中國社會就開始進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華民國長達1000年的時間內，由于長期實行經濟、社會上的放任主義，中國都沒有自己的自主貨幣，宋代經濟已經依賴南洋、西洋舶來的白銀，而明隆慶之后，從美洲大量進口白銀，這成為解決中國經濟發展與貨幣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從而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依賴于美洲白銀，這成為阻礙中國長期發展、實現革命性發展的重要瓶頸。近代中國改革的先驅康有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錢幣疏》，其中即提出中國四百年均沒有國家主權貨幣，指出貨幣供給依賴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實、失用”，乃是“曠世之大弊”。中國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標之一，也便是“貨幣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國國民政府才力圖廢除白銀而發行國家法幣，這非但沒有取得成功，反而導致日本的侵略。因此，與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長缺乏國家金融戰略的支持，這是它陷入發展困境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釋就是政治上的，具體說就是“國家組織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經濟和市場的不斷發展，與國家組織能力的持續下降這個矛盾現象，是我們觀察歷史得出的第三個基本結論。中國政治史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現了國家組織能力下降的問題，其根源就在于國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自那個時候起，就已經不再能夠擔負起一個逐步近代化的國家的治理之責，即他們既沒有管理經濟、財政、稅收、司法、軍事和金融的具體能力，也不再能夠擔負起組織人民、教育人民的責任。華而不實、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階級，已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近代發展的阻礙力量，而中國基層治理，早已經落在了橫征暴斂的胥吏手中，即從那個時候起，中國其實已經出現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機。

被列寧稱為“10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率先提出了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政治危機這個重要課題。面對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和強大的外敵入侵壓力等多重難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問題并不是缺乏經濟能力，而是整體上喪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沒有政治。這就是說，國家沒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標是培養道德模范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國家治理者，儒家學說作為政治學是不合格的，因此，在這種思想文化體系中培養出來的官員，作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開篇即痛陳中國“沒有人才”，而他所謂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義上的“好人”，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國理政的人才。王安石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為他提出了培養、選拔、約束和監督治理者的一整套辦法，即他力圖將治理者從“文人”和“好人”中剝離出來，造成一個職業化的治理者隊伍，從今天的角度來說，他的這一舉措可以被稱之為“政治的理性化”。像中國此后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樣，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這種改革無一例外地不能觸動中國基層，尤其不能觸動長期把持中國基層稅收、司法、財政和軍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階級。

胥吏是從唐代的“役法”中演變而來的，按照役法，基層的事務是由人民輪流擔任的，國家并不發給俸給，而唐中期以降，基層事務已由專任的事務員來把持，他們的收入不是來自國家，而是來自辦事獲得的“好處費”，而這種把持基層的事務員，也就是胥吏。它導致的結果就是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

研究中國政治史，我們竟然發現，宋代其實主要有兩種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謂無能、無為的“三門干部”，一部分就是葉適所謂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無為，后者胡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無為，造就了后者的胡為。從三皇五帝到國民黨，中國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棄基層，并且放手讓土豪劣紳、黑社會和非正式的“包稅人”控制和魚肉基層。

而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層，在基層與人民群眾建立起了血肉聯系，把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掠奪的剩余奪取，一部分分給廣大基層群眾，一部分有組織地用于國家的發展與建設，從而一舉結束了國將不國的“江湖”局面。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基層建設是我們的立國之基，與基層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的執政之本，基層是中國政治的最大舞臺，我們不去占領，土豪劣紳黑社會和會道門勢力就會去占領。正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反對“三門干部”的同時，必須反對“江湖老大式”的干部作風。也就是說我們一定要以朱熹、宋江之流為戒。

而中國共產黨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就是革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命，特別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級政治的命，中國革命的根本目標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國人民的真正解放，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二、發展，超越馬克思的理論

1921年7月23日，毛澤東等13人以“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的名義，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開會，7月31日，會議在嘉興南湖的航船上閉幕。

中共誕生伊始，只不過是林立于現代中國的200多個政黨當中的一個，而與近代中國第一大黨——中國國民黨成立宣言中所倡言的“三民主義、富國強兵”理念（據1912年8月13日北京《民主報》相關報道）相比，中共一大宣言所訴諸的奮斗目標——以不懈的階級革命最終消滅人類剝削制度，聽起來似乎是太過遙遠的理想。

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科學和理性，并非認識活動的終結和全部，它只是真正的認識活動的開始和起點。中國共產黨人認為：人類的正確認識，不可能從知識和科學理論中來，即使這些知識與科學理論是正確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空前艱苦卓絕的革命與建設斗爭，使得共產黨人認識到：多元矛盾并存而又互相轉化的復雜世界，是不可能用一種本質化的知識來把握的，高速變革的革命和建設進程，是不能用一種靜態的科學理論來描述的，十幾億人參與其中的創造活動，是不可能作為一個客觀的結果，事先已經存在在那里——并為一種客觀的理論所認識、預見的。

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西方社會的“根本矛盾”和總體矛盾，便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但是，現代中國的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的。共產黨人認為：現代中國所面臨的是多元的矛盾，而只有從多元矛盾的互相依存和轉化，即多元矛盾互動的基本立場出發，才可能觀察中國問題。

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民主，其主體和動力便是無產階級，是單一的階級主體，而中國人民民主的主體卻是“統一戰線”，而統一戰線，則是動態、互動的多元主體。

1800年，無產階級人口已經占了歐洲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歐洲的新型民主，必須是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民主。

但是，同樣是1800年，無產階級人口還占不到中國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到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時，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則這樣指出：如果說歐洲的情況是貧富分化，那么中國的情況卻是普遍的貧窮，中國的中產者，其生活程度，還趕不上歐洲的無產階級，中國不但有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分化，而且更有世界上最廣大的窮人。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修改了舊的三民主義，這樣指出：“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孫中山先生認為，中國的新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最廣大的平民的民主，中國新型民主的基本目標，是改善最廣大的平民的生活條件，而這就是他所謂“民生”，他還說，離開了改善民生，所謂的民權和民族主義，都必將在中國落空。

蔣介石背叛孫中山三民主義之后，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血泊中重新舉起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旗幟，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民主學說。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這樣說：中國的新民主，非但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也不是簡單的無產階級的民主，而是最廣大的平民和窮人的民主，因此，中國新民主的不竭的強大動力，不是資產階級，也不是無產階級，而是“人民大眾”、“人民群眾”。“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場民主革命的主體，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或者無產階級，而是“人民大眾”的統一戰線。所以我們說：中國民主革命的主體，是一個“動態聯合的主體”，或“多元的主體”，而不是單一的主體，中國共產黨人的民主實踐，超越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現代民主理論。

三、發展，超越西方道路

日本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柄谷行人在最近的研究中，將中華帝國稱為“世界帝國”，他把世界帝國的要點、要素概括為：世界帝國保持了世界貨幣、世界宗教、世界語言。而對中國來講，世界宗教就是儒教、佛教、道教，世界語言就是漢文，漢文的表意系統不僅僅是在中國大陸，還涵蓋了韓國、日本、朝鮮等。柄谷更認為，世界帝國訴諸的法律，應該說就是現代的“國際法”理想。因為中國周邊有許多不同的國家，他們來中國進行朝貢的目的之一，當然是貿易，但另外一個重要目的，卻是通過到中國朝貢，來確立自己“內部的秩序”。因為在當時，確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周邊的國家，此前并不承認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也就是說，不承認有國際法，于是，其內部的秩序也是靠武力來確立的，因此戰爭、混戰和叛亂非常多，而到中國朝貢，一方面可以確立自己的統治秩序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使得世界存在一個“普遍秩序”的意識能夠確立起來，日本雖然沒有像朝鮮那樣引進文官官僚體制，并且順便通過引進文官官僚體制確立自身秩序的合法性，但是，日本引進了朱子的世界普遍秩序的觀念，正是由于產生了世界普遍秩序的意識，政治結構相同，法律相同，如此才能發生。作為中心的中國和中國周邊的日本、韓國的關系，正是建立在“世界普遍秩序”這個意識的產生之上的。

1795年，康德將中國世界觀概括為“友善法權”，以區別于近代西方的“自然法權”，并提出，只有在“友善法權”的基礎上，方才能夠實現一個“世界憲政”，柄谷的研究，是對康德論斷的闡發。

朝貢貿易體制和朝貢金融體制，體現了中國文明對于現代世界的第一次勾勒：其核心就是一個全球合作型社會的理想。即現代社會不僅僅是一個世界聯系日益緊密、貨幣商品經濟日益發達、能源和技術不斷進步、文化思想日益具有自由和創造性的社會，而且是將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與社會團結緊密融和在一起的社會，是一個強調尊重人類共同歷史文化遺產、感恩自然的社會。

人類現代社會的第二次大轉型發生在16世紀，并在19世紀達到高峰，這是由歐美國家所推動并形成了以“威斯特法利亞條約體制”為核心的西方列強主宰、分割世界的強權秩序。它是對傳統中國的發展模式，對天下“大一統”的和平、穩定模式的根本挑戰和革命。它的基礎，就是“自然法權”。

歷史的真實是：16世紀以來歐洲在資源上的危機促進了新能源的采用和工業革命，其在軍事和安全上的危機促進了金融革命，而一個殘酷競爭型的市民社會，則推動歐洲由資本主義社會向帝國主義體制邁進。

在這樣一個殘酷的競爭體制中，為了生存競爭，最重要的就是占據能量轉化的核心和有利地位，就必須掌握能量轉換的主動權，而這就需要一個高效的組織系統，這個組織系統能夠把有用的、可利用的能量抓在自己手里，同時把轉換中產生的無用的熵徹底排除到自己的系統之外。而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圍繞著這個目的被組織起來的，就是把優質的資本、人力和資源抓在自己手里，把貧困、污染和老弱病殘孤排斥在系統之外，而這也就是當今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今天，歐洲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所謂“回到康德”，首先就是必須重新思考康德所提出的“友善法權”的意義，并且考慮如何在這種“友善法權”的基礎上，去重建歐亞大陸之間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切斷的有機聯系。

當然，歐洲的這種轉變引起了霸權主義國家的極大不滿，美國著名鷹派人物卡根（robert kagan）最近指出：“歐洲人發明了強權政治，但是，現在卻相信基于良好愿望的理想主義，可見歐洲正在背叛歐洲的傳統，今天的歐洲已經淪為不分是非、不分敵我的軟弱勢力。”中國與美國的保守主義者之根本不同是發展理念的不同，這就是我們主張和平、合作謀發展，而美國國內的保守派卻依然把當今世界理解為“美國的戰利品”，不肯放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中國歷來就有“華夏不治夷狄”的優良傳統，中國從來沒有想去改變美國，今天中國的發展與奮斗，與其說是要改變美國，不如說是要改造自己，即通過改變中國自己的發展模式，去超越現代世界曠日持久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局面，從經濟上說，這就是要擺脫發展中國家長期依賴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謀生存的“賣血”之路，走上依靠技術、資本和創新謀發展的健康之路，從社會上說，就是發展要以民生為本，惠及全中國、全世界的普通勞動者，從文化上說，就是重建中國文化和中國文明的自信與自覺。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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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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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嘉賓簡介] 嚴書翰，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課題組首席專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理·科社”學科評審專家，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國黨建研究會特邀研究員，北京戰略與管理研究會會長。

[訪談人簡介] 夏敬芝，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新中國的70年，是篳路藍縷、砥礪奮進、碩果累累的70年。篳路藍縷是指新中國70年創業道路的艱難，砥礪奮進是指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努力奮斗，碩果累累是指我們堅定不移走社會主義道路取得的偉大成就。圍繞“新中國70年與中國道路”這個主題，我們采訪了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嚴書翰教授，請他和我們談談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訪談人：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拓并形成了中國道路，在當今世界備受矚目，請嚴教授談談中國道路開拓和形成的重要意義。

嚴書翰教授： 首先要界定一下，我們這里講的中國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簡稱。確實，在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原先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用70年時間就開辟出一條通往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這個偉大目標的中國道路，這當然是舉世矚目的大事件。我注意到最近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專家鄭永年是這么評價新中國70年發展的：“中國實現了快速和可持續的崛起，在劇烈變化的國際事務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世界歷史不僅沒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終結;相反，中國的崛起開啟了新的世界歷史。”[1]我認為中國道路的開拓和形成的重要意義怎么說都不為過，我們要有這樣的理論自覺和道路自信。我們可以從三個維度認識開拓和形成中國道路的世界歷史意義。

程中的重大挫折。想想那時候是一種什么情景呢？攻擊馬克思主義、鼓吹社會主義歷史終結、唱衰中國的輿論在國際上不絕于耳，各式各樣的“中國崩潰論”甚囂塵上，真可謂“萬花紛謝一時稀”呀。但是，馬克思主義從未被打倒，社會主義歷史并未終結，中國不但沒有崩潰，反而綜合國力與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呈現出“風景這邊獨好”的景象，而這一切都與我們成功開辟了中國道路密切相關。

雖然現在我們還不能籠統地說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已經走出低潮，但是，一個人口約占世界1/5的國家在70年時間里通過開辟和形成中國道路，使原先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成就當然舉世矚目。中國道路的成功表明，社會主義沒有滅亡，也不會滅亡，而且還煥發出蓬勃的生機活力。正如黨的十九大所指出的，中國道路的成功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

總之，中國道路的成功，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的角度看，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中華民族積弱積貧、任人宰割的時代，不甘沉淪的中國先進分子就開始尋求救國救亡的真理，他們首先把目光投向西方。這一時期各種各樣的主義和思潮紛紛登臺亮相。資本主義道路沒有走通，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等“你方唱罷我登場”，都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先進分子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他們在對各種主義和思潮的比較中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潮流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了中國共產黨，這就使得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一新。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打下的基礎上，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民生活狀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正因為我們沿著中國道路闊步前進，中華民族正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東方。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一定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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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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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時期以來三十年的電影歷史，是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歷史，也是“人”的解放與發展的歷史。這一階段，宋彥博士的《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選取“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文化學研究，勾勒出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廣大電影學人取法。

關鍵詞：宋彥 新時期 中國電影 文化研究 現代性 后現代性

后現代被人稱為“讀圖時代”或“鏡像時代”。既然“影像是現代病的慰療者”[1]，而且“電影所具有的敘事能力和手段比小說更為多樣”[2]，隨之就有了“電影是第一藝術”[3]的說法。[1]在此情形下，電影研究就成了當下文學藝術界的一大熱點。

當前中國的電影研究，以文化學研究最為薄弱。之所以強調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因為“理解電影，就是對它進行理論總結和闡述，把它放置在不同的互文本和語境下（包括文化的，哲學的，政治的，等等），并且運用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模式，這就很有必要把我們討論電影的著眼點拓展到超出膠片所限定的范圍”[4]。但中國電影文化研究是十分薄弱的，這可以巴贊作為反證：巴贊的《電影是什么？》是一部充滿實踐精神的電影批評文集，它只是從哲學本體論高度研究攝影和電影的本性，還沒有形成體系性的電影哲學。但是巴贊卻被稱為“電影的亞里士多德”，《電影是什么？》被奉為“電影的圣經”，評論者多以之為圭臬。這就說明了當前中國電影研究的學術水準。實際上，細數當下中國大陸的電影研究學者，也只有戴錦華、王志敏、陳墨、陳犀禾、周星等寥寥數位學者進入了文化研究的前沿地帶，并真正可以與世界對話。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知識結構更優化、學術視野更宏大的新生代學者，“于薄弱中發現了豐厚”，他們找到了電影研究的諸多空白點與學術增殖點，成為促動電影文化研究與中國電影一起“入世”的重要推手之一。山東輕工業學院人文素質教研室主任宋彥博士主持的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結題成果《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就是新生代學者電影文化研究的一項代表成果。

宋彥長期擔任“影視作品欣賞”教學與研究工作，因而有大量細讀案例為她的立論提供支持，這使她的論述言必有據，史論結合。在研究角度上，她并沒有選擇流行的“類型研究”，而是選取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20世紀以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歷時性梳理與文化學研究。難能可貴的是，宋彥沒有糾纏于這兩個概念的多義與歧解，而是直指“審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觀念的核心，提取出二者內涵中具有可對比性的層面如文化策略、精神內涵、文化特征、鏡像風格等進行了比較研究，從而描畫出中國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崇高到狂歡、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

很多研究者將“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看作是斷裂、質變的兩個時代或者對立的兩種文化。其實現代性是未完成的工程，后現代性只是現代性的新階段。宋彥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她發現在大陸電影內部存在著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糾結與交錯，這是中國特殊的國情造成的：一方面電影藝術要消解極左政治，另一方面又要為生民立命，樹立人的尊嚴；一方面要采取拿來主義做法，另一方面又要重振民族精神；一方面要將電影從政治意識形態捆綁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卻必須讓它負擔不可承受之重；一方面要啟蒙，另一方面卻不得不面對大眾化的語境……在宋彥描繪的圖景里，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電影的發展道路是光榮的，也是艱難的。

宋彥的可貴在于她沒有決絕地站在某一立場上捍衛或批判歷史現象，而是以生態倫理的眼光看取各種現象并保持“同情的理解”。她高度評價于20世紀80年代電影的“啟蒙理性”，認同巴贊的觀點：電影具有特殊使命和道德價值，應有教化大眾的職能，就像醫學、法律、宗教、教育，因為電影可以以神奇的方式穿越文化、政治、藝術的界域，點燃人的內心激情；電影應當具有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應成為“‘高尚’的最后避難之地”。但她同樣肯定后現代主義的合理性，更對其美學風格保持尊重。因為她要做的不僅是對電影藝術的文化批評，更是對中國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風格流變或電影發展流潮的省察與歷史描述。這是一種真正的學者態度，一種學與思的辯證，這是她超越巴贊的高明之處。

宋彥的著作是學院式的學術研究，而非觀后感式的印象批評。她將鏡像背后的隱喻與象征做了仔細的翻刨，令人對電影語言的理解升華到文化哲學層面。比如宋彥論述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的未完成性，就舉了幾個經典例子：《黃土地》中顧青的來而復去——啟蒙者消失了，而被啟蒙者夢醒了，卻死了。《孩子王》里的老桿以啟蒙者的身份要將文化知識傳授給小牧童：“我認得字，可要我教你？”小牧童漠然掉頭，不顧而去。[5]這樣的例證在此書中比比皆是，讓人贊嘆宋彥作為女學者所特有的敏感與知性，很多復雜而沉重的話題就這樣被她以比喻的方式舉重若輕地詮釋清楚了，頗有四兩撥千斤的智慧；而讀者讀來卻知道她并非消解啟蒙，而是隱含著惺惺相惜的慨嘆。

電影是社會進步的一面鏡子，也照見了“人的成長”。在文學藝術研究中，“世界性、民族性與人性”三維坐標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穩定結構，由“宇”“宙”“人”標識出文學藝術的高度、廣度與深度。如果說本土性是經線，現代性是緯線，那么人性就是第三維。以此三維標準估定現代中國文學藝術，既要看到其對世界文化的“橫的移植”，也要看它對本民族優秀文學遺產的“縱的繼承”，更要看其對“現代人學”的開掘深度。當宋彥將電影置入到這個三維坐標之中，她不僅看到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電影藝術的進步，更看到了“人”在新時代的覺醒、迷失與異化：主體意識、欲望敘事、成長敘事、同性戀敘事、女性敘事與底層敘事等，都在電影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說中國第三、四代導演在“文革”后努力“要從歷史中贖回人質，從歷史的污血中洗凈個人，同時也贖回并洗凈自己”[6]；那么第五代導演塑造了大寫的新啟蒙英雄；第六代則重新以新寫實手法關注平民、底層、邊緣人、生態的人和神性的人。可以說，新時期以來中國電影的鏡像映照出了時代的進步，電影也因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而受到全民熱愛。就此而言，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歷史，既是改革開放以來“人的歷史”，也是中國“入世”的歷史。筆者認為，宋彥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取法。

最后，在祝賀《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作為省社科項目完美收官的同時，筆者還有幾點借題發揮的建議：一、中國學界應努力建構真正的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現在國內學界分析中國電影時運用的理論大都來自西方。我們已意識到：中國電影存在迎合西方市場、模仿西方大片的跡象，這有可能使中國電影成為西方經驗的實驗場。那么中國學界操持西方話語是否也存在“后殖民”的可能？這是值得中國電影研究界同人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宋彥在建構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的工作中應做出自己更多的努力。二、“港臺電影”應是“中國電影地圖”中不可缺少的板塊。宋彥可以向港臺電影“開疆拓土”。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有許多電影因種種原因被禁，比如宋彥專著中提到的《藍風箏》《霸王別姬》《活著》《東宮西宮》《小武》《趙先生》《鬼子來了》《蘇州河》《站臺》《十七歲的單車》《盲山》《盲井》《天浴》《北京雜種》《陽光燦爛的日子》《革命到底》《太陽和人》《爸爸》等，現在大都已解凍。筆者以為，歷史不可避諱，學術研究應正視、重視這些影片及其背景，至少能告訴人們它們被禁的原因；而這些影片從被禁到解凍的過程，也許更能顯示中國的進步！

（本文為山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資助項目《文科研究生創新意識薄弱問題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項目編號：sdyy08070。）

注釋：

[4]王志敏：《電影美學：從思考方式到理論形態》，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

[5]戴錦華：《猶在鏡中》，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頁。

[6]李二仕：《〈電影理論新發展〉翻譯的背景說明》，見[英]帕特里克·富爾賴著，李二仕譯：《電影理論新發展》，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版。

[7]宋彥：《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

[8]戴錦華：《霧中風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李鈞 山東省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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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五

青年人把個人奮斗融入一個民族的偉大抱負，融入一個國家的戰略發展，個人奮斗才有更深刻的'價值和意義。

夢想是一種超越現實的東西，做夢的感覺很美妙，但是追夢的過程往往充滿著苦難。青年人應該不怕失敗、不畏艱險，絕不能因為困難放棄追夢。

中國夢是民族振興的夢，而裝備制造業是工業強盛乃至民族振興的脊梁，裝備制造業氣力不足，難言工業強國，難以實業報國。長久以來，我國裝備制造業的關鍵技術、關鍵部件受制于國外企業，隱痛困擾多年，不除不足以興邦強國。

為了實業報國的中國夢，我和我的同事把青春揮灑在了艱苦的工作現場。濰柴動力公司作為專注于發動機制造的中國企業，為了助力民族品牌占領世界裝備制造業高地，在2005年率先成立“三高”試驗隊。“三高”試驗是為了保證每一款發動機都能滿足高溫、高原和高寒的苛刻使用環境而進行的試驗。試驗隊的首批主力就是我們一群80后的青年職工，大多是獨生子女，平均年齡只有27歲，學歷高卻沒怎么吃過苦，干勁足但面臨的困難也很大。

因為工作條件艱苦，不僅無法照顧家人，還要時常向家人撒謊說外出是去新疆西藏“玩”一圈。可是畢竟紙包不住火，時間久了，家人還是知道了真相。但是，既已愛上發動機試車工作，就要忠誠夢想、忠于職責。追夢路上艱苦環境的磨練，讓我漸漸懂得，實現夢想，是一條漫長的奮斗征程，需要知識和智慧，更需要付出汗水甚至生命。

夏天，要登上新疆火焰山，頂著50多度的高溫工作，身上的皮曬脫一層又一層；秋天，要爬上海拔近5000米的青藏高原，常常被高原反應折磨得茶飯不思；冬天，要跋涉在零下40多度的黑河，手上臉上滿是凍瘡。在外工作的時間比陪家人的時間要長得多，風餐露宿是家常便飯，與荒野大漠為伴、與試驗車同行是日常寫照，有時還要克服強沙塵暴等極端天氣的嚴峻挑戰，面對地震和泥石流的生死威脅。可以說，發動機的每一次極限環境試驗，都是“三高”試驗隊隊員的一次生命極限考驗。

然而，非但沒有人退縮，為測試發動機的耐高溫性能，即便衣服濕透、皮膚脫皮，隊員們卻希望天氣再熱、溫度再高一些；為測試發動機的耐高寒、耐低溫性能，即便手臉長滿凍瘡，隊員們卻希望向更高的海拔前進，向更冷地區深入。與候鳥逆向而行的生活，隊員們卻勇敢地堅持了下來，不為別的，只為給強國夢添注奔騰動力。

8年時間、1000多個日日夜夜，8大系列120個國產發動機試驗、上萬組數據，“三高”試驗隊這支年輕的隊伍，踏遍了茫茫戈壁、巍巍昆侖、凜凜冰河，為國產發動機綻放青春年華，為自主品牌注入金字品質。有了這些極限試驗基礎，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濰柴發動機各項技術指標，完全能和國外先進企業的柴油發動機一比高低。

陳獨秀在開辦《新青年》時曾寫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于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青年就該有青年的樣子，有青年的活法。社會也應該呵護敢于追夢的青年，給他們包容和鼓勵，給他們托底和支持，減少青年試錯成本。

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好：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現在，青春是用來奮斗的；將來，青春是用來回憶的。我深深體會到，青春應該去追夢。青年人要珍視崗位，忠誠守責，把個人奮斗融入一個民族的偉大抱負，融入一個國家的戰略發展，個人奮斗才有更深刻的價值和意義，才有更堅實的基礎、更廣闊的平臺、更美好的前景。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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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就是力量。科學的思想在照亮人們精神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著人們生活的物質世界。9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歷程孕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道路，孕育了今天正蓬勃發展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條通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

這條道路是怎樣走過來的呢？回顧一下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歷程，就能對中國道路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毛澤東同志，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他誕辰100周年時，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澤東文集》，開卷篇是1921年元旦期間他在新民學會的兩次發言。

穿越時空隧道，這篇文獻為我們還原了這樣的場景：

1921年新年的長沙，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十幾個年輕的知識分子，來到潮宗街文化書社，召開新民學會長沙學員新年大會。會議是在一個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開的，但討論的話題卻是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歲的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兩次發言。他說：我贊成用俄國式的革命道路。他比較了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方法，認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澤東同志只是那個年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一個代表。在當時的北京、上海、廣州等地，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走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認定只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他們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呢？毛澤東同志道出了其中的緣由：“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毛澤東同志用形象的10個字，概括了近代以來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復興之路的苦澀歷程。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日益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救國尋路，民族復興，就成為近代中國的基本政治主題。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為此進行了不懈探索，做過各種嘗試。

洋務派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中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當然值得稱道，但試圖在不變更大清王朝封建皇權的前提下走強國之路，結果只能是失敗。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改良派登上政治舞臺，試圖“跪著造反”，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式的資本主義，結果同樣是失敗。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拉開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序幕。但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自身的軟弱、妥協和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依賴性，不能和不敢充分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中國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就在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時，1917年，俄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勞農政府，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理論學說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它像一縷新世紀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國的前程。

于是，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影響下，走俄國革命的道路成為中國一批先進青年最終的選擇。

歷史常常是這樣，在看似山窮水盡時為人們展現出一線生機。91年前那個夏天的晚上，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等13個年輕人，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新的革命實踐、民族復興道路的新探索由此開始。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馬克思成為了先進的中國人最感興趣的外國人。他的理論成為了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追求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旗幟。在中國道路的每一段歷程上，人們都可以看到這面飄揚的旗幟。

進入新世紀，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了根本。

探討中國道路，離不開馬克思主義。中國人只是在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以后，才有了一個正確的目標和方向。中華民族復興的新道路也是從這里起步的。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奮斗的動力和方法也就找到了。中國道路如果說是一幅藍圖的話，馬克思主義就是描繪這個藍圖的一個底本。馬克思主義是認識、理解和開啟中國道路的一把鑰匙。

中國人就這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然而，信仰不等于實踐，實踐也不等于成功。當中國共產黨人拿著這個理論武器去改造中國社會的時候，卻發現如何運用它與此前選擇它一樣艱難。

中國共產黨面對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分散的小農經濟、小生產廣泛存在，又遭受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中國的條件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分析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有著巨大的差別。

最初，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基本照搬馬克思主義學說和俄國革命的經驗，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發動城市工人罷工。但是，1923年的“二七”慘案，使工人運動陷入了低潮。

中國共產黨轉而與國民黨合作，建立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的聯合戰線，掀起了國民大革命的風暴。然而，蔣介石、汪精衛集團背叛革命，大批共產黨人被殺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敗了。

中國共產黨人終于認識到了“槍桿子”的重要，開始武裝奪取政權的嘗試。但當時黨內的一些領導人繼續推行以“城市中心論”為特征的“左”傾冒險主義。各路起義軍在攻打大城市的過程中接連失敗。

第一個發現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創造出指導中國革命實踐新理論的，是毛澤東同志。

為了回答和解決嚴酷環境中一個又一個的緊迫問題，毛澤東同志寫下了《井岡山的斗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又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一系列著作。中國共產黨人逐步明確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這樣一條中國革命的道路。

這是一個偉大創造。不論是從國際共運的理論看，還是從實踐來看都是史無前例的。共產國際的一切文獻，在講到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奪取政權時，都是同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的。從當時已有的實踐來看，國際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是以巴黎為中心，通過城市起義取得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也首先是從城市工人和士兵的武裝起義開始的。

創造新的理論不容易，讓人們接受新的理論更需要時間，需要過程，需要實踐的檢驗。共產國際領導人當時就認為，中國革命就要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城市里組織工人暴動，武裝奪取政權。他們覺得中國共產黨跑到山溝溝里去搞武裝割據，站不住腳，是注定要失敗的。受共產國際的這種影響，當時黨內有許多人認為，搞工農武裝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后是走不通的。

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再次犯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與國民黨軍隊的正面對抗中遭到嚴重失敗，丟失了幾乎所有的根據地，并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次失敗的教訓是慘痛的，中國共產黨人由此也重新認識到了毛澤東同志和他的理論的正確。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系統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寫出了《〈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對中國革命的性質、目的、步驟、領導階級、依靠力量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分析，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使得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更加成熟、清晰、可行。正是依靠這一理論，毛澤東同志和他的戰友們建立起了一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一個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為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戰的人民軍隊、一個團結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共同奮斗的統一戰線，并依靠這“三大法寶”，最終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實現了近代以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理論引領著實踐，實踐又推動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而對馬克思主義的靈活運用和創新發展則為我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彼岸的獨特道路。堅持與發展，在毛澤東同志的身上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毛澤東同志多次說過，《共產黨宣言》他反復地讀，讀了至少上百遍。每一次讀都有新的體會，新的收獲。他從長期的實踐中深切地體會到，中國革命必須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導，但同時又必須堅決反對本本主義，反對照抄照搬。中國共產黨通過長期的革命斗爭，特別是在艱難曲折中的砥礪奮進，證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也成為全黨的共識。這就是：一方面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這一點毫不動搖；同時，又必須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它的指導作用。

在文章開頭毛澤東同志提出一個重要命題：“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他認為：不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對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都不能夠“一味盲目執行”，中國革命必須從中國的實情出發，“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以這篇著作的基本理念為基礎，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實事求是，是中國的一個歷史典故。毛澤東同志賦予了它新的內涵。實事求是，就是不迷信任何教條，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也就是說，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這一思想方法提出后，在黨內取得共識，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擺脫教條、解放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此后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切理論創新都源于這一思想方法。它至今仍是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也是理解中國道路最關鍵的一個概念。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在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的基礎上，不失時機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成功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轉變，使中國這個占世界人口1/4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這里所說的“奠基”，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奠定了制度基礎，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二是奠定了物質基礎，初步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特別是在國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三是確定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指導思想，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第三點尤為重要。毛澤東思想中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活的靈魂，已經深深地溶入到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成為了中國人想問題、辦事情的基本準則和方法。

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革命勝利前所預言的，建設的道路更長，更艱苦。為了找到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作了大量艱辛的探索。這一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理論成果，積累了寶貴經驗。《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等，至今仍讓人感受到那一代共產黨人獨立自主的創造才華。然而，后來這一探索卻出現嚴重錯誤。特別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些錯誤理論指導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國社會陷入了嚴重的內亂，經濟社會發展遭受重大挫折。

1978年，中國道路迎來了一個新的起點。

這篇著名的講話，后來被譽為是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就是從這時起，中國開啟了以改革開放為鮮明標志的偉大歷程。

今天再來看這篇文獻，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使人們大膽地思考問題，大膽地進行改革嘗試。

在當時的中國，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根據馬克思的描述，社會主義是個美好的社會，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發展階段。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搞了二十幾年，人民生活還是很貧困。這就說明我們過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這首先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偏差，同時在怎樣搞社會主義的方法上也有不對頭的地方。

“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

鄧小平同志認為，我們要搞的是真正體現社會主義本質、比資本主義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他還認為，馬克思主義為我們奠定了理論基礎和前進方向，但并沒有對怎樣搞社會主義提供現成的具體答案。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根據現在的實際，從時代條件和國情出發，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照搬書本和別國的經驗從來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和建設都要走自己的路。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道路從此有了一個自信而響亮的名字。

沿著這樣一條道路我們首先應該做些什么呢？當時的中國最具體、最嚴峻的實際，如果用一個字來表達，就是“窮”，也就是經濟不發達，生產力落后。因此，鄧小平同志的思考首先從這里破題。

翻閱1980年4至5月間鄧小平同志的多次談話，圍繞的是同一個主題：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后來，這些談話就以這句話為標題集納為一篇文章，收入《鄧小平文選》。

新的實踐總能帶來新的認識，新的驚喜。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首先在農村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允許農民有更多的經營管理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有的農村一年翻了身，有的兩年翻身，迅速擺脫貧困狀態。

在農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時，按照鄧小平同志的設計，對外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也“殺出一條血路”，在利用境外資金和技術加快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些地方，個體、私營經濟和鄉鎮企業的出現，使僵硬的計劃經濟體制打開了一個缺口，原有的國營企業也開始放權讓利，進行承包經營等多方面的改革。

一系列改革開放的實踐，使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呈現出蓬勃的生機。改革開放試驗的成功，加深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道路，對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認識。

我們找到了一條路子。但正當我們加快改革步伐，朝著現代化的目標邁進時，中國道路卻受到了來自另一方面的干擾和沖擊。

改革開放之初，社會上出現了空前的思想活躍局面。但在糾正“左”的錯誤傾向時，也出現了右的傾向。社會上極少數人片面夸大黨在歷史上的失誤，散布種種懷疑或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人民民主專政、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言論。鄧小平同志認為必須對這種思潮進行反擊，否則，人們沒有統一的理想、信念，中國社會就可能再次陷入混亂。

為了保證我們的目標和步驟不受干擾和沖擊，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了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此后，鄧小平同志反復論述和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道理。特別是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后，他多次談到：四項基本原則，我們絕不會放棄。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如果走東歐這條路，中國就完了。

198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并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指出在這一歷史階段，為了擺脫貧窮和落后，必須把發展生產力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的理論和他領導開辟的道路被高度概括為三句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后來，我們進一步把它簡稱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一內容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路線。這也成為了中國道路最基本的內涵。

鄧小平同志留給后人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獻，是1992年他視察南方的談話。

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的本質進行了集中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圍繞這一本質，他為改革開放實踐劃定了一個尺度、方向和標準，即：判斷一項政策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出發，鄧小平同志對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的認識問題進行了回答，進而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推動了中國改革的進程。

南方談話是對改革開放10多年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鄧小平理論發展成果的集中體現。在歷史的關口處，鄧小平同志以他的膽識、睿智和遠見、閱歷，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性課題作出了明確而深刻的回答，大大深化了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全黨和全國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只有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國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別的道路都是死路。

南方談話，包括鄧小平同志的其他著作，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又發展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關于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關于“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都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時又結合中國的實際而提出來的，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因此，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的確，社會在飛快地發展。20世紀的最后10年，世界正發生著劇烈而深刻的變化。經濟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極化，以信息網絡技術為主要標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使得整個世界充滿了變數。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何順時應變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

（摘自6月26日《人民日報》。由于文章篇幅較長，本刊分兩次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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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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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受到各國人士廣泛肯定和推崇。但與此同時，一些不懷好意者不斷散布“社會主義失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等陳詞濫調，還有個別人對中國道路能走多遠心懷疑慮。凡事知其然，還應知其所以然，只有認識中國道路背后的中國道理，正確認識它的性質、條件、特點以及風險、挑戰，才能對中國道路及其遠大前途充滿信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圍繞中國道路加強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等工作，建構令人信服的新時代意識形態，具有重大意義。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在當代中國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觀察世界、分析問題，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得出了一系列具有時代特點的結論。一方面，馬克思主義關于堅守人民立場的思想，在中國共產黨人那里得到了堅持，從毛澤東思想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始終貫穿著人民立場。什么時候堅持人民立場，政策策略就比較主動，工作成績就比較顯著;而一旦背棄人民立場，就勢必遭受挫折甚至失敗。另一方面，人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不同時期具體矛盾得出的具體觀點、結論，以及據此制定并實施的政策、策略，則不斷與時俱進。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面對不斷變化的國內外矛盾，中國共產黨人總能在糾正錯誤中，實事求是地選擇適應時代和國情的正確政策和策略，從而從勝利走向勝利。

堅守人民立場，維護人民利益，難就難在落實到實踐中去，這意味著必須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當代中國，存在大量人民內部矛盾，需要依法正確處理、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把這類矛盾夸大成敵對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就會犯致命的錯誤。如果不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就會成為一句空話。至于一些敵對力量多年來磨刀霍霍，一刻也不放棄瓦解中國、劫掠中國發展成果的企圖，則更要高度警惕。

堅持實事求是，既需要勇氣，又需要才干。由于各個時期遇到的矛盾不同，因而政策、策略都必須從實際出發，不斷調整完善、與時俱進。在中國革命中，曾經照搬蘇聯經驗，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改革開放中，照抄新自由主義搞所謂“徹底改革”，同樣行不通。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需要正確分析實際問題，大膽探索和掌握客觀規律，把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有機結合起來，這是搞好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大建設的前提。

堅定人民立場、堅持實事求是，這是當前意識形態工作應當一以貫之的。主動適應信息網絡化新環境，深入分析研究中國道路上存在的實際矛盾和問題，講清中國道理，講好中國故事，這是必須與時俱進的一面。為此，當前迫切需要回答中國道路與全球化兩大問題，從而真正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所謂中國道路問題，核心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如何選擇自身的發展道路，實現生產力持續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從而為最終實現人類解放持續積累力量。

新中國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物質生產和文化水平同發達國家存在巨大差距，人民生活極端艱苦。面對這一困境，毛澤東等黨的第一代領導人通過努力，取得了不容抹殺的偉大成就，如土地改革、人均預期壽命大幅增長、建成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兩彈一星”研發成功等。鄧小平等黨的第二代領導人深刻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以其遠見卓識推動實施改革開放。經過40余年的艱苦奮斗，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國家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

在這一時期，國內外始終有人從左和右兩個方向攻擊我國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極端勢力從未放棄蠱惑中國走老路、走邪路的企圖。正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初，黨中央就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始終要求“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中國形成的經濟體制，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成為始終不曾動搖的目標，它不同于西方國家資本操縱政府為利潤積累服務的舊制度，而是國家控制資本為人民利益和國家富強服務的新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旗幟鮮明地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建立“親”“清”政商關系，進一步嚴明了紀律，贏得了人民群眾的高度贊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始就定位為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正是依靠嚴明的紀律，才保證了它始終沿著正確方向不斷前進。

中國當前的獨立發展和自主創新之路是前無古人的新路。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具有優越的經濟縱深，能夠利用國內外各種有利因素發展生產力，經濟總量、發展韌性、創新能力都形成了顯著優勢。另一方面，中國必須堅定走共同富裕之路，既有效維護中國社會的團結穩定，又促使一個有巨大有效需求的市場長期充滿活力，從而幫助中國依靠共享發展實現現代化。

中國的全球化進程

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中國從近代被動地卷入全球化到主動擁抱并引導全球化，體現著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

1840年鴉片戰爭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歷史節點。面對西方的沖擊，中國在民族意識的覺醒中回應，在國際體系邊緣地位中開始審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探索自救道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使中國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為建設新中國，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打破外部封鎖，積極開展經貿、文化等領域對外交流，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為形成全球化縱深發展時期的中國模式奠定堅實基礎。1978年的改革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是使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中國成為全球化的參與者、融入者，加快自身發展，但并不意味著中國對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完全認同，“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命題。從國家發展道路角度理解，“走自己的路”是立足自身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2001年，中國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國參與全球化縱深發展的開始。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是全球化的“中國方案”。2019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0美元，已經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中國的發展日益成為全球的機遇。目前，在全球化的物質層面中國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成為世界制造業生產和出口的大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但經濟全球化并非一勞永逸，近年來美國不斷挑起與中國的貿易爭端，其本質仍然是企圖再度剝奪中國的全球化自主權。對這一陰謀要有理、有利、有節地進行斗爭，堅定捍衛中國自主發展的正當權利。當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給各國人民生命造成重大威脅，也很可能給世界帶來歷史性巨變。倘若這場疫情能夠促使以公眾福利為中心的全球化取代以利潤積累為中心的全球化，那無疑充當了歷史前進的方向盤。

堅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

與在中國延續了2000余年的封建社會和在世界經歷了600余年的資本主義相比，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才剛剛進入青春期，盡管成績斐然，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尚未大功告成，而且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需要長期奮斗。

理論上的清醒決定思想上的自覺，思想上的自覺決定政治上的堅定。當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在關鍵時刻，推進人的全面解放則有待更長期的艱苦奮斗，都需要認真做好意識形態工作。

圍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建構強大的意識形態，重中之重在于正確把握并科學解答人類解放、中國道路、全球化和持久戰等根本問題。以此為戰略指導，進而統籌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等工作，講好中國故事。一方面，重視當代和歷史事實的傳播，實事求是報道評論發展成績、時代悲歡，推進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有據有效地反擊虛無中華文明史、中國革命史、社會主義建設史和改革開放史的圖謀，掌握歷史書寫權和闡釋權。另一方面，要重視文學、影視、音樂、游戲等虛構類作品的創作，鼓勵傳播崇德向善求美的作品，防范頹廢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腐蝕社會、誘人沉淪。

如果說意識形態是一座大廈，那么信息就像鋼筋水泥，輿論就如門窗梁柱。在信息網絡化時代，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熱熱鬧鬧、花樣翻新并不難，但如果缺乏戰略眼光和大局意識，這些活動容易淪為堆砌鋼筋水泥、門窗梁柱的無用功，至多能搭建一點山水盆景、建筑小品，卻無力建筑宏偉壯麗的花園大廈。因此，對爭奪當代意識形態主導權而言，同樣要有講清中國道理、堅定道路自信的戰略觀念，使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的大量具體工作，服務并服從于贏得戰略上的勝利。

（作者：中央網信辦網絡社會工作局副局長）

責任編輯：李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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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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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國革命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通過總結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而開辟的獨創性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然而，這條革命道路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是同黨內各種錯誤思潮的斗爭中逐漸形成的。它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創造，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

關鍵詞：中國革命道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錯誤思潮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具體運用到中國實際，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理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同“城市中心論”、“革命悲觀論”等各種錯誤思潮進行堅決的斗爭，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那就是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它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范。中國共產黨就是依靠這條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1840年英國帝國主義發動鴉片戰爭，用炮艦打開了中國的門戶。接著，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接踵而來，強迫腐朽的清政府簽訂多個不平等條約，使中國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1915年，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掀起了新文化運動，他們高舉自由民主的大旗，對長期封閉的中國人民進行了啟蒙教育。自此，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各種思想和思潮涌進中國。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走俄國人的路”，成為中國先進青年的救國口號。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青年運動，喚醒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從此，中國的先進青年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努力將馬克思主義結合到工人運動中去，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天起，以解放全國各族人民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己任，堅持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結合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努力探索了中國革命道路。1921年黨的一大綱領明確規定：“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1]可見，黨主張走俄國人的路，但未能提出符合中國社會實際的革命任務——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而提出了脫離實際的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錯誤綱領。1922年召開的黨的“二大”全面分析中國社會性質，明確提出：“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之后，黨總結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失敗尤其是京漢鐵路工人罷工引發的“二·七”慘案的深刻教訓，使黨開始意識到要抗衡武裝到牙齒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動軍閥武裝），就必須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1923年黨召開了三大，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提出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號召，并開始改造國民黨建立國共黨內合作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黨通過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了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革命武裝——國民革命軍。從1926年開始，黨積極推動北伐戰爭，并在戰斗中起到先鋒模范作用。

正當北伐戰爭節節取得勝利，幾乎解放半個中國的形勢下，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發動反革命政變，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敗。自此，國共第一次合作徹底破裂，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革命處于低潮。這次血和淚的教訓讓共產黨堅定了走工農武裝割據道路的意志和決心。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聯合國民黨左派，發起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為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邁出了第一步。 1927年8月7日，在關系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共產黨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八七會議”批判并且改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立了進行土地革命以及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會議上提出了著名論斷——“槍桿子里出政權”。[2]盡管此時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了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但是黨的工作重心并沒有因此由城市轉移到農村，而且在反“右”傾時忽視了“左”傾情緒的滋生，為后來的 “左”傾盲動主義埋下了伏筆。

盡管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就開始逐漸重視起武裝斗爭和武裝農民。但是，黨在這個時期并沒有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是因為其他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經驗顯示出城市都是他們革命的重心。第二是國共統一戰線的建立可以讓共產黨在大中型城市進行活動時有機會充實自己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由于當時的共產黨屬于建立初期，并不能認識到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還沒有意識到他們領導的實際上是以農民為主力的武裝斗爭，所以共產黨也就不會在這時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攻占長沙的秋收起義也失敗了。秋收起義失敗后，他毅然決然的率領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進發，開始建立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黨的革命重心也開始由城市轉移向農村。中國革命道路的內涵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毛澤東選擇在井岡山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是因為井岡山有著獨特的優勢，首先是它屬于湖南，江西兩省的交界地區，遠離大城市，而且有著許多樹林，有許多易守難攻的險要地形，這是開辟根據地的先決條件。其次，井岡山地理條件優越，物產資源豐富，黨員隊伍在生活上可以自給自足，不給當地的百姓增添負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有一支屬于黨領導的農民武裝在井岡山上，可以為創建革命根據地、探索革命新道路提供有力的武裝支持。

二、中國革命道路是在與錯誤思潮的斗爭中形成的

大革命失敗以后，黨總結了失敗的經驗教訓，開始自己掌握軍隊并開展武裝斗爭。但是，在展開武裝斗爭的問題上由于長期受十月革命的影響，城市中心論依然干擾著黨中央的決定。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為了克服“城市中心論”所帶來的不利，歷經了許多年殘酷曲折的斗爭。黨就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完善著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

由于長期受共產國際的影響，黨領導的斗爭大多以攻占城市為目標，“城市中心論”在黨內流毒甚廣。所謂城市中心論，也就是瞿秋白說的“奪取首都，一擊而中”的形式。這一理論被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實踐。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在中國可以暢行無阻。事實證明，城市中心論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可行的。由于當時黨內還存在著許多錯誤地信奉“城市中心論”的教條主義者，加上共產國際從一開始就對毛澤東在農村發展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上持否定態度，受此影響，我們黨內的一部分領導人更是錯誤地以為，“農民占黨的組織成分百分之八十以上，這是我黨的絕大危機”！共產國際這種對待我國的錯誤的態度，使中國共產黨沒能真正了解中國國情，嚴重妨礙了對適合我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的探索。

因為對實際情況缺乏理性的認識，“不斷革命論”也對我黨對革命道路的探索有著嚴重的干擾。瞿秋白把土地革命當作了第一任務，但同時卻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想要依靠城市的工人階級來推翻資產階級。在這“不斷革命論”的影響之下，黨只能繼續錯誤的堅持“城市中心論”。盡管當時在毛澤東等人的努力下黨的農村方面的工作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瞿秋白等黨的領導者依然錯誤地堅持“城市中心論”，忽視甚至無視農村的重要性，這嚴重干擾了黨對正確革命道路的探索。1928年，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在中共六大上受到了嚴厲的批判，會議上明確了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在六大以后，黨中央依舊把城市作為革命重心。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決議中反對以農村包圍城市，以根據地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李立三錯誤地認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主張在革命工作中不需要再積聚和準備革命力量，可以直接舉行全國性的武裝暴動，在革命道路問題上，堅持中心城市武裝起義模式。

在李立三占據黨內領導地位的時期，毛澤東并沒有執行中央攻打南昌的命令。這一時期，毛澤東在反對“左”傾錯誤的同時，也對黨內的右傾悲觀思想進行了嚴肅的批評。針對黨內的消極思想，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判了懷疑“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傾思想，文中系統地指出中國現階段社會的各種尖銳矛盾。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關于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全會糾正了李立三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但“城市中心論”在黨內依然很有市場。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堅持攻占大中城市，并鼓吹要同國民黨反動派打正面戰爭。這也直接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開始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

在抗擊日寇、保家衛國的革命實踐中，共產黨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不斷被豐富和發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更多被應用于人民戰爭當中，并產生了強大的正面效應。這一時期，我國北方許多大城市和交通樞紐為日軍所攻占。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從實際出發，寫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新階段》等文章。毛澤東在這些文章中系統地闡明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重要性，標志著中國革命道路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解放戰爭時期，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穩扎穩打、步步為營，逐步在全國范圍內完成了攻占大中型城市的任務。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我黨即將取得勝利的形勢下召開，并且宣布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理論的正確性再次于革命實踐中得到驗證。

三、中國革命道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從而發展出適合中國國情新的理論觀點。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成果，是黨在長期革命實踐中經過不斷探索、思考、總結提煉出來的，既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脈絡，又飽含著中國特色的文化基因，因此具有與眾不同的魅力和與時俱進的活力。馬克思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提出的暴力革命學說也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指導意義。《共產黨宣言》中說到：“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是一種普遍規律，但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時，具體的實際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中國究竟要采取什么方式進行武裝斗爭，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并沒有詳細的表述，但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卻憑借集體的智慧和團隊的力量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開辟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并將武裝斗爭和農民革命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將舊時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改造成新式的工農聯合武裝斗爭，成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范，極大推動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中國革命為什么能取得勝利？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找到了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黨取得了革命最后的勝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明確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根據。”中國革命有著屬于自己的與眾不同的發展規律，這種獨有的發展規律源于自己獨特的國情，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的建立顯示了我黨對中國獨特國情的精準把握，并且在此認識的基礎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學說，為其他地區的人民革命斗爭提供了重要經驗。

在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了集體的勇氣和智慧，對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有益嘗試和艱苦探索，在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同時，也留給后人以啟示與反思。脫離實際，就會看不清真實情況從而走上錯誤的道路，就會給國家的革命事業帶來損失。我們還不能僅根據已有的經驗行事，要把實際與經驗相結合，理性科學的探索適合本國的道路。只有在立足中國具體國情的基礎上，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并加以改造和創新，才能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在改革與創新的道路上少犯錯誤，少走彎路，才能解決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制定出符合本國國情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參考文獻：

[2] 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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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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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和中國夢三者是辯證統一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不走中國道路，就無法實現中國夢，中國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與現實選擇；能不能實現中國夢，關鍵取決于中國共產黨，中國夢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和不渝追求。正確認識三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堅持黨的領導，找準歷史方位，明確奮斗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中國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成立90多年來，帶領中國人民先后完成和推進了三件大事：徹底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無愧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光榮稱號。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進一步科學地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出了“道路自信”的重大命題，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大型展覽“復興之路”時明確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道路決定命運，實現中國夢，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他再次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中國波瀾壯闊的近現代史昭示我們：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中國夢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共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領導核心，中國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選擇，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只有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夢；只有實現了中國夢，中華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確認識三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堅持黨的領導，找準歷史方位，明確奮斗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

政黨是一定階級、階層的政治組織，始終代表著一定階級、階層的根本利益。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的黨。這一性質從根本上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始終站在時代前列，永葆先進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以改革、發展和創新精神，帶領人民不斷開拓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新局面；必須順應歷史潮流，把握時代規律，勇挑歷史重擔，主動抓住機遇，為國家謀富強、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

1. 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性決定了其必須成為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一性質決定著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準確把握歷史脈搏，堅定站在時代潮頭，積極順應社會要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艱苦奮斗、銳意改革，積極引領社會發展和進步。事實證明，正是因為做到了這一點，我們黨才能夠始終保持先進性，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及時改正缺點錯誤，最終探索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真正找到了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為集中精力恢復國民經濟，繼續完成民主革命遺留的歷史任務，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實現人民幸福、民族振興，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提出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將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在經濟方面，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起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政治方面，廣大勞動人民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確立起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在文化方面，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初步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積累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為中國道路的開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革”結束后，為破除陳舊落后思想的束縛，改變經濟發展停滯的狀況，恢復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發展社會主義，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積極進行撥亂反正，全面糾正“左”傾錯誤，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通過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我們黨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從而吹響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號角。

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我們黨緊緊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逐漸認清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正確地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建立和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新的科學水平，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

2. 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決定了其能夠成為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先進性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特征和本質屬性，是中國共產黨存在和發展的基本依據，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開拓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承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適應時代和實踐發展的要求，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永葆與時俱進的品質，以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勇氣、實踐勇氣，在不斷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及時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的理論問題，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正確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創造性地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個關系中國未來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戰略問題，著力推進科學發展，全面促進社會和諧，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得以形成，成功地開辟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斷豐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

中國道路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實事求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通過艱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而最終開拓出來的。沿著這條道路，我們黨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立足國情、放眼世界、注重實干、力戒空談、統攬全局、協調各方，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我國連續30多年保持了近10%的經濟增長率，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全球貿易規模躍居世界第一，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對外投資大幅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增長了30多倍，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至1400多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了13億人的吃飯問題，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超過70%的貢獻。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離不開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蒸蒸日上。

二、中國道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和現實選擇

道路問題至關重要，道路決定命運。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第一位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正確的道路選擇，民族復興就會有希望，國家富強就能順利實現，人民幸福就能得到保障；錯誤的道路選擇，民族復興就可能成為泡影，國家富強就可能夭折，人民幸福就可能是一句空話。因此，要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勝利，就必須解決道路問題。歸根結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就是解決道路問題的過程，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深化認識和做出正確選擇的過程。

十八大報告第二部分以“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為題，全面闡述了道路問題，明確指出：“道路關乎黨的命脈，關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1]這一關于道路問題的最新論斷，是我們黨對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探索、開創、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驗總結，標志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問題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階段，對于澄清一些錯誤的思想認識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我們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以實現中國夢為最終目標的。中國夢是我們最終的價值訴求。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離開了中國道路，中國夢只能成為“白日夢”。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與現實選擇。

1. 中國道路是被歷史證明了的實現中國夢的唯一正確道路。近代以來，為尋求民族自強和復興，實現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一批又一批的中國人前赴后繼，進行著艱辛的探索和實踐。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抵抗派，主張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師夷長技以制夷”，向西方尋求救國御侮之道；以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洋務派，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辦洋務、開西學，向西方尋求“自強”、“求富”之道；以洪秀全、洪仁玕為代表的農民階級，主張實行絕對平均主義，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效仿西方，發展資本主義；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主張向西方學習，變法維新，救亡圖存，開議院，興民權，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主張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結束封建帝制，倡導三民主義，實行五權分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然而“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2]1470歷史證明，由于不了解中國的國情，脫離實際，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未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他們的探索和實踐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沒能找到一條實現中國夢的正確道路，沒能從根本上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2]1471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開始自覺接受和宣傳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積極探索爭取民族獨立，實現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最終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選擇。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實現國家統一、人民解放、民族獨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才能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復興。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在當代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是實現中國夢的唯一正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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