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曾試圖在平淡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寫一篇文章。寫作是培養人的觀察、聯想、想象、思維和記憶的重要手段。范文書寫有哪些要求呢？我們怎樣才能寫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我給大家整理了一些優秀范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吧。

同窗篇一

悠悠的云里有淡淡的詩，淡淡的詩里有綿綿的祝福。愿你天天沐浴著源源不斷的喜悅和幸福。

春天，有夢一般的花；春天，有花一般的夢。春天到了！愿你的夢，像美麗的花；愿你心中的花，像美麗的夢！

愿你的笑聲，像五月的鳥鳴一般清脆；愿你的情感，像五月的陽光一般熱烈。啊，朋友，愿你的心，像五月的石榴花一般充滿激情！

在茫茫人海中，彼此能夠相逢、相識，多么難能可貴！珍惜這擁有的一切吧。相片發黃了，賀卡褪色了，笑聲消失了，但青春的金色回憶永不磨滅。

友情啊，熾熱如冰天雪地的炭火，淡泊如藍天倒映的湖面。

一天天編織著粉紅色的思念，一天天期盼那草綠色的歸帆

春天，有夢一般的花；春天，有花一般的夢。春天到了！愿你的夢，像美麗的花；愿你心中的花，像美麗的夢！

愿你的笑聲，像五月的鳥鳴一般清脆；愿你的情感，像五月的陽光一般熱烈。啊，朋友，愿你的心，像五月的石榴花一般充滿激情！

在茫茫人海中，彼此能夠相逢、相識，多么難能可貴！珍惜這擁有的一切吧。相片發黃了，賀卡褪色了，笑聲消失了，但青春的金色回憶永不磨滅。

友情啊，熾熱如冰天雪地的炭火，淡泊如藍天倒映的湖面。

一天天編織著粉紅色的思念，一天天期盼那草綠色的歸帆……

同窗篇二

同窗篇三

自從走上領導崗位，我在基層一共干了十六年，一年區委副書記，一屆區長，兩屆書記，在全市正處級干部中算是年頭長的了。那些比我下去遲的，干一屆，或干個十年八年都提拔走了，有的已經提拔到省里，有的交流到外地，早已是正廳級了，我依然原地踏步，不知道組織上是怎么考慮的。按照我原來的打算或以往的慣例，我干一屆區長再干一屆書記就差不多了，該提拔提拔，不提拔也該找個相應級別的清閑地方待著。可是，干著干著，就又干了一屆。十六年，除了第一年的副書記輕松一點兒，其余十五年，我幾乎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不要說那些大大小小的安全事故，就是那些老板們下屬們過年過節送的錢送的卡，我都不知道退掉和拒絕了多少個。我知道送錢送卡與那些安全事故一樣，都是定時炸彈，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爆炸。就這樣還不斷有人舉報我，說我貪，說我是腐敗分子。要說這么多年我一點兒問題沒有不現實也不客觀，在基層干，又是多年的一把手，整天在錢里滾，無論怎么洗也洗不干凈。我認為，中國官場沒有絕對干凈的人，就像我們每天呼吸的空氣，總體污染了，無論你采取什么措施，也很難保證你吸進去的都是干凈空氣。但有一個好，那就是我膽小，運氣也好，能掌握好尺度、把握住底線，吃吃喝喝可以，送錢送物送美人堅決不要，公家的便宜可以占一點點，私人的錢財我一分也不收。所以，他們怎么查也沒有查出我有什么大毛病。現在上面抓得這么緊，就連吃吃喝喝都不允許了，更不要說那些不義之財，還是早一點兒離開權力中心，早一點兒安心。

如果有人問我在底下干這些年最怕什么？我說，既不是紀委也不是檢察院，因為我心里明白，他們不會找我的，即使找了我，也不是我的事。我最怕的，就是半夜有人給我打電話。因為這個時候打電話，不是這里死了人就是那里失了火。這些事故幾乎都是突發事件，比如車禍，比如礦難，都是無法預測的，也是無法掌控的，但只要死了人你就要負責，畢竟是在你這塊地皮上出的事情。中國就是人多，哪天不死人？死人不要緊，但不能死得多，不能集中一塊兒死，死多了，不管是不是我的責任，我這個區長區委書記就不要干了。還好，這十五年的地雷陣我終于蹚過來了——現在可以安全著陸了。

其實，當官就圖個表面風光，前呼后擁的，小車來小車去的，到哪兒都有人引導都有人服務，說什么都是做指示。特別是在區里干這些年，整天有一幫人圍在身邊，聽到的都是好話，我說什么都是對的，好像我這個人是萬能的，什么都懂，什么都會，只要是我提出的意見，沒有一個人敢當面說個不字。我知道，他們這樣順從我，都是想從我這里得到好處，沒提拔的想得到提拔，已經提拔的還想提拔更大的官兒。因為這些都是我一句話的事，我想叫誰干就叫誰干。這樣就有一些人整天圍著我轉，說好聽的話，甚至送錢送卡，有的還通過別的途徑，比如上級領導、我的同學或朋友，給我打招呼打電話。甚至有人為了一個副科級，找了不下十個人。這有什么辦法呢，在機關干講究的就是一個級別，沒有什么能證明你的成績，級別上去了，就說明你干得好，級別上不去，你干得再好，都認為你是一個失敗者，至少是不成功的。

現在回過頭來想想，那時候年輕氣盛，好面子，一根筋，就是想當官。認為只有當更大的官，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實現人生價值。其實，我心里的苦心里的累沒有多少人真正能夠體會。因為既然當了，就要好好當、就要當好、就要負責任，上要對得起關心自己培養自己的領導，下要對得起信任自己的百姓。這就叫騎虎難下，不干吧，想干的人多得是，可以說是趨之若鶩，許多人想干還干不上呢;干吧又有些吃力不討好。當官無止境，誰都想當更大的官，但位子就那么幾個，是稀缺資源，僧多粥少，這樣就形成了競爭。為了今天這個副廳級，我比別人多付出十倍的努力都不止。這個副廳級，除了工資多拿一點兒，沒有什么權力，也沒有什么好處，但想要的人多得是，據說是三個人爭一個位子。當然了，這個我沒有關心，也沒有問，活到我這個年齡，對什么都看透了想開了。最后還是老丈人出面才擺平了這件事，今天的主席臺上才有我的一席之地。

但是，有一點我想不通，鄒海濤口口聲聲說，他對政治不感興趣，現在偏偏和我坐在一起，而且都坐在主席臺的第一排。你想想，一個拿手術刀的外科醫生，不在手術室里好好做手術，跑到這里開什么會！而且，憑什么要給他一個政協副主席的位子，是不是這樣的位子送不掉了？我從左邊上臺階往主席臺上走的時候從他身邊經過，我故意扭過臉不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我，拿著手機在玩兒。

離開會還有幾分鐘，人還沒有到齊，大領導還沒有到。我打開手機微信，看看朋友圈有沒有笑話或段子之類的，這樣的會實在是無聊無趣得很，自己要給自己找一點兒樂子。我抬頭看看臺下，黑壓壓的一片都是人頭，都在低頭玩手機。我有時想，現在的人三天不給他飯吃可以忍受，半天不給他手機肯定受不了。我點開微信，看了幾條，沒有什么特別的，都是一些勵志性的心靈雞湯。我終于還是忍不住點開鄒海濤的頭像，給他發了一條微信，就四個字：祝賀榮升！他很快就回了，幾乎在我發出去的同一秒。他先給我發了一個笑臉，接著又發了一句話：我這是陪姑娘撒尿。

這話我懂。在我們老家，過去生產隊時期，男女社員一起干活，大呼隆，一塊兒來一塊兒去，像趕集，但中間都要休息一下，是為了大家方便。這時男社員一般找一片莊稼地或小樹林就地解決，女社員卻要成群結隊地回村里解決，有的還要順便給孩子喂奶。有的女社員還是大姑娘，既不喂奶又沒有尿，不需要解決，但也跟著回去了，就是陪著說說話，這就叫陪姑娘撒尿。我不明白鄒海濤為什么把自己當選市政協副主席叫作陪姑娘撒尿！

我與鄒海濤是初中同學，是一個公社的，但不在一個大隊，小學不是在一起上的。我們一個在東一個在西，兩家相距將近二十里。我們初中時就兩個班，他是一班的學習委員，我是二班的學習委員，我語文好，他數學好。教語文的高老師喜歡我，教數學的馬老師喜歡他。高老師是一班班主任，馬老師是二班班主任。我們倆雖然不在一個班，但老師都是一樣的，馬老師來我們二班上數學課的時候經常提到鄒海濤，高老師到一班上語文課的時候也經常提到我，因此，我們倆都是學校里的名人。校長對我們倆都很器重，學校舉辦什么活動，我們倆都要上去發言。我們倆雖然經常在老師辦公室或老師宿舍里碰面，但從來沒有說過話，因為他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他。其實，就是相互妒嫉，相互不服氣。

那年中考，我們學校只有四個人考上了普通高中，兩個是往屆的兩個是應屆的，兩個應屆生就是我和鄒海濤。

上了高中以后，我與鄒海濤不在一個班，后來我學文科他學理科隔得更遠了，但是，我們之間的關系似乎比上初中時好多了。吃飯時在食堂碰到了，或上早操時在操場上碰了面，我們也相互打個招呼，周末回家有時還相約著一起走。

畢竟是高中了，我們倆再也不像初中時那么引人注目了。班上比我們學習成績好的同學多的是，根本顯不出我們了。當時，我們對自己的前途都感到毫無把握，甚至覺得希望渺茫，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不能考上。考不上就意味著回家種田當農民，初中時期的光環早已消退得無影無蹤。漸漸的，我們之間還有那么一點兒惺惺相惜的味道，這樣我們反而走得越來越近了。

兩年高中很快就結束了，幸運之神光顧了我而忽視了鄒海濤，我以高出大專分數線兩分的成績被一所師范專科學校錄取，鄒海濤卻落榜了。

從分數線下來到接到錄取通知書，我一直沒有與鄒海濤聯系，我怕會刺激他、讓他難堪，畢竟我們曾經既是對手又是戰友。我到學校填報志愿的時候，偷偷地到理科班打聽到鄒海濤的成績，聽說他考得不好，沒有發揮出正常水平，與錄取分數線相差十幾分。那時候高考錄取率很低，分數差距很小，相差一分中間就會相隔很多人，何況是十幾分呢！

后來我上的是本省外地的一所師范專科學校的的中文專業，畢業后就留在當地我曾經實習過的那所中學當老師，這樣我與鄒海濤就徹底失去了聯系。

再次見到鄒海濤是六年以后了。這時我已經在中學當了四年語文老師。

我記得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太陽像一盆火在天空中燃燒著，由于長時間沒有下雨，校園里的樹似乎都被烤焦了，蔫巴著葉子。那時候學校條件差，教室里連電風扇都沒有，我在上面汗流浹背地講課，學生在下面用書本扇著風。那天好像是講杜甫的一首詩，因為馬上就要期末考試了，課文已經上完了，是復習，古詩詞是必考的內容。我正講到興頭上，有同事在窗外喊我，我問他有什么事，他說有人找。

我匆匆忙忙結束課堂內容，讓學生自己看書復習。我走出教室，來到語文教研組。

我一進門就看見鄒海濤坐在那里，地上放著一個大旅行包。鄒海濤見到我立即站了起來，要與我握手。我擺擺手，示意他，手上都是粉筆灰。我立即走到洗臉架前，在水盆里洗了手，再轉過身來與鄒海濤打招呼，說話。

六年多沒見，鄒海濤似乎變化不大，除了成熟一點兒滄桑一點兒穿著講究一點兒，與高中時期沒有什么區別，好像還長高了一點兒。

我說，鄒海濤，你怎么來了？

他笑笑說，我來找你呀，老同學！

聽他這么說我也不好說什么了，屋子里還有其他人，畢竟是公共場所，我也不好問得過細。我立即彎腰提起他的大旅行包，說，走，我們到宿舍去。

自從落腳這個城市以后，老家來找我的人就沒有斷過，他們有的是我的小學同學，有的是家里拐彎抹角的親戚，還有同一個村子一起長大的發小。他們不是來讓我幫忙找工作的，就是向我借錢回家買化肥買農藥的，要么就是幫他聯系醫院看病的，好像我考上大學住在城里就沒有辦不了的事情。

過年回家，臨走時我曾跟父母交代過，我說你們在外面不要亂說，不是實實在在的親戚，不是真的有困難，你們不要告訴我的地址，其實我就是一個窮教書的，辦不了什么事。母親有些不高興了，說我們亂說什么了！人家問你在哪兒上班？好心好意的，我不能說不曉得吧！你畢竟是我們村第一個走出去的大學生，人家問你是關心你，是看得起你，人家好不容易找去了，你可不能怠慢人家，不然人家回來是會散你票子的。

我就是被這“看得起”三個字壓得喘不過氣來。老家每次來人我都得小心侍候著，生怕有什么閃失，能解決的就盡量給他們解決，比如借錢之類的，只要我手里有余錢，我就會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一時不能解決的，我也會裝出很盡力的樣子，陪著他們東跑西顛的，讓他們回去后無話可說。農民的嘴是很厲害的，可以正著說，也可以反著說，散起票子來嘩嘩的，簡直比下雪還壯觀。

我被老家來人都來煩了，但是，鄒海濤不算，他能來找我，我真的非常高興。畢竟我們是老同學、同窗校友，而且我們曾經還是相互嫉妒相互看不起的對手。他現在能來找我，說明他已經低下他那高傲的頭顱，承認自己是我的手下敗將，這樣我就更應該好好招待他了。

鄒海濤這個大旅行包還挺重的，不用看我就知道，里面裝的肯定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比如換洗衣服洗漱用品之類的。他來找我肯定是想讓我幫他找事情干的，在城里隨便找個什么事情干，也比在老家種田強。他只要向我開口，我會盡一切力量滿足他的要求的。我的學生里面就有不少家長是當官兒的，我只要愿意矮下身子低下頭求一次，他們一般是不會拒絕的。

我想，我這樣做既能顯示出自己的大度，也能提高我在同學和老家人心目中的威信。

可是，我優越感的火焰沒有燃燒五分鐘，就被鄒海濤的一句話徹底熄滅了。

他說，我是來報到的。

原來，鄒海濤剛從江南醫學院畢業，分配到我們市，今天是來報到的。

鄒海濤

那年高考我考了三百五十多分，與錄取分數線相差十多分。聽說胡旭考上了，我當然非常沮喪，因為中考時他的成績不如我，總分比我低好幾分，高一時他的年級排名也一直在我后面，而且差得很多。高二分科時，只有成績差的才去文科班，特別是數學差的，因為高考文理科數學卷子不一樣，文科數學要比理科數學簡單得多。后來我聽老師們說，胡旭高考數學幾乎是滿分，胡旭能考上大專多虧數學給他掙了分。無論是初中還是高中，我的數學成績都是最好的，高考時偏偏數學沒有考好，一百二十分的卷子我只考了八十多分。后來我分析，我數學失分的主要原因是在最后一道大題目上。這道題是解析幾何與立體幾何的綜合題，平時對于我來說并不難，就是因為不難，我太輕視了，把解題的思路弄反了，結果二十分的題我一分沒有拿到。

我知道我只要補習一年肯定是能考上的，班主任王老師也找人帶信，讓我回去補習。但是，我沒有回原來的學校，我不想面對那些曾經對我好對我抱有極大希望的老師，更不想和那些成績比我差很多的同學一起補習。我跑到鄰鎮離我家相對較近的一個中學補習去了。當我拿出高考分數條，并說了我高中階段的學習成績時，幾乎所有的學校都向我敞開了懷抱，歡迎我去補習，而且免收一切費用。我的學習成績是擺在那兒的，他們幾乎也都聽說過我，第二年考上大學幾乎是沒有懸念的，只要考上了，哪怕是中專，也能為他們爭取名次和得分。

不出人們的預料，第二年我果然考上大學了，由于是在補習學校直接報考的，我原來那些同學沒有幾個人知道。我對胡旭的行蹤了如指掌，因為他在明處我在暗處，但我從來沒有產生過要與胡旭聯系的念頭。自從他留在北邊這座小城工作，我以為這輩子再也見不到他了。

在江南上大學時我就喜歡上了那座小城，那里雨水充沛，空氣清新，四季常青，除了短暫的冬季，春夏秋三季，滿眼都是綠色，走在大街上像走在綠色長廊里。那時候我就想，畢業后如果能夠留在這座小城工作就好了。但是，有要好的同學對我說，想留在這座城市的人太多了，這里根本容不下那么多人。我的第二個目標就是回家鄉的縣城，縣第一人民醫院也是需要我的。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我會被分配到這座以產煤而著稱的到處飄滿灰塵的小城，偏偏與我的冤家對頭胡旭搞到一起了。也好，這樣我一來就有個落腳的地方了。

由于我學的是臨床醫學，學制是五年的，而胡旭那時的大專兩年就畢業了。因此，當我背著行囊風塵仆仆來到這個城市報到、開始工作的時候，胡旭已經工作四年了，已經是這個城市的老資格市民了。

年輕時的胡旭是個文學青年，喜歡寫詩。那天晚上我們喝了一點兒酒，加上旅途勞累，我早早就睡了。當我一覺醒來，準備起來撒尿的時候，看見書桌上的臺燈還亮著，胡旭一動不動地坐在那里，像個雕塑。我湊著光線看了一下手表，已經十二點多了，我說你怎么還不睡，是在改作業嗎？他說不是，寫東西呢。

胡旭很勤奮，每天寫東西都要寫到大半夜。他還擔任著學校的團委書記，校園里的那塊黑板報基本上是他承包的。那時候我剛上班，一個人來到這個陌生的城市，身邊沒有什么朋友，有時下了班就去找胡旭玩兒，我經常看到他在出黑板報。

胡旭出黑板報的時候我就站在邊上看，他的板書寫得很好，像印刷體一樣規整，有時還畫上插圖或題圖，顯得既活潑又生動。他的黑板報是學校里的一道風景線，經常引來許多人觀看。我一直認為，胡旭出黑板報是有私心的，想發表自己的東西。那時候他經常投稿，幾乎每周都有稿件寄出去，但是，他投出去的稿子就像那泥巴做的牛掉進海里，一點兒影子都沒有，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在正規報刊上發表一個字。但是，他并不氣餒，堅持不懈地寫，外面不給發表他就在黑板報上發表。他出的黑板報上，幾乎每期都有他寫的詩歌。他抄在黑板報上的詩每首我都仔細看了，有的還能背下來，還真像那么回事，比報紙上的有些詩強多了。

學校有一位教英語的女老師，姓劉，瘦瘦的，皮膚黑黑的，清清秀秀文文靜靜的，看著就很舒服。他們是同一所師專畢業的，是校友，她比胡旭遲兩年畢業，年齡也比較小。她很敬慕胡旭的才華，經常找他借書看，借文學書，借文學雜志，聲稱自己也愛好文學，要多向胡老師學習請教。有一次她來還書時正好被我碰到了，她走后我對胡旭說，她是不是愛上你啦？我看她挺好的，你就跟她談算了。胡旭很嚴肅地對我說，她有那個意思，我沒那意思！我說怎么搞的？她哪一點兒配不上你！她大專畢業，父母都是工人，還是城市人，你一個農村來的孩子有什么了不起呢！胡旭說，城里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們現在不都是城里人嗎！我又說，你們兩個都是老師，又是同事，又有共同愛好，不是挺好的嗎？胡旭說，我倆想的不一樣。

其實，我就隨便說說，開個玩笑而已，也沒覺得他們多么般配，只是覺得有人追是件幸福的事。我知道他和我想的不一樣，胡旭長得帥，又有才華，喜歡他追求他的女孩子肯定多得是，他是不愁找不到他喜歡的女孩子的。但是，令我沒有想到的是，胡旭后來找的對象竟然是一家工廠廣播站的廣播員，只有初中學歷。

有一段時間，我下了班沒有事就騎車去學校找胡旭，總是找不到。有一次碰到他的一位同事，我就問，胡旭最近干什么去了，怎么總是不在學校？同事說，他可能談對象了。我說，哦，難怪呢，他對象是干什么的？他同事用手一指說，是那家工廠的廣播員。

學校附近有一家幾千人的大型企業，有時我從那兒經過，正好趕上下班時間，人像潮水一樣從大門往外涌。

接下來他同事的一句話讓我笑了，他說，他是去給對象改廣播稿的。

我想胡旭既然談對象了，有人跟他玩兒了，我也就不去打擾他了。后來我也談對象了，我們都有了自己的玩伴，都有了自己的生活，接觸就少了，漸漸的就疏遠了。不過他結婚時還是通知了我的。

胡旭談對象不到一年就結婚了。他結婚的喜宴是在一家不太出名的酒店舉辦的，有十幾桌，這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也算是比較隆重的了。我結婚時就辦了兩桌，除了科室里的同事，就是老家的父母兄弟。

胡旭自己也沒有多少客人，客人主要是對象那邊的。我是他在結婚這一天才知道，胡旭的岳父是那家工廠的黨委書記。

胡旭結婚不久就離開了學校，改行搞起了行政，調到區里任團委書記，成為一名年輕的正科級干部。那時候國家為了穩定教師隊伍，老師改行是很難的，沒有一定的關系是不可能辦成的，而且，胡旭不僅是改行，還是提拔重用。難怪胡旭會選擇一個有沒有文憑而且是工人身份的廣播員、而不愿找一個有大專文憑的教師做老婆，他自有他的打算。人各有志，誰都有選擇的自由，何況是找對象這樣的私事呢。不過胡旭的對象小季長得還是挺漂亮的，皮膚白皙，大大的眼睛，長長的頭發，行為舉止落落大方，而且談吐不凡，有一種大家閨秀的味道，一看就是見過大世面的。胡旭的岳父老季是廠黨委書記，正縣級干部，是與區委書記平起平坐的，都是市委直管的干部，他們之間是能夠說得上話的。

后來我一直認為，胡旭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自己有這方面的優勢干嘛不利用呢？找什么樣的老婆不是找呢？何況小季也不差。實踐證明他們的生活是幸福的，胡旭在官場上混了這么多年，從沒聽說他有什么緋聞，他對老婆是忠誠的，他們的兒子也很出色。

有一段時間，胡旭還動員我改行從政，說衛生局缺一個團委書記，讓我去補這個缺。這時胡旭已經升任團市委副書記了，他岳父老季也平調到市委組織部任常務副部長。胡旭對我說，只要我愿意改行，先到衛生局過渡一下，很快就把我調到市里去。他岳父就是管干部的，副縣級以上干部都屬于他管，我相信他這話沒有多少水分。他還說，我要能夠調到市里工作，我們就能相互扶持相互幫助，在官場上混沒有幾個得力幫手，單打獨斗是不行的。

我知道他是真誠的，也是真心想幫我一把。當然，他也有自己的私心和打算，他想通過幫助我提高他在我心目中的威信。我當然不吃他這一套，我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人，學習成績一直比他好，學歷也比他高，不能現在走上社會了，反而落在他后面，需要他來提攜我了。我就是想當官，也要靠自己的真本事，靠自己去奮斗去努力，而不是依靠別人走捷徑。自己蒸出來的饃吃起來才香，吃別人丟給你的饃沒有味道。

胡旭似乎有些生氣了，說你不去就不去，干嗎要說團委書記是破的呢？破團委書記！思想反動！

我說，你不要扣大帽子好不好？現在帽子不吃香了！我只是打個比方，就是不想去從政，我只想當個好醫生。

這一次談話我們不歡而散。

我說的都是氣話，就是想氣氣他，就是看不慣他那春風得意的樣子。其實，這并不是我的真實想法，我雖然喜歡我的專業，但我更喜歡當官兒，只是不愿意在胡旭面前承認罷了。

按說胡旭真是一個好同學好老鄉，真心想幫我一把。過了幾天，胡旭又給我打電話，我估計他已經猜到我心里的真實想法，認為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心里想的和嘴上說的不一樣。

他說，人民醫院不缺你一個外科醫生，衛生局就缺你這樣的有學歷的優秀年輕干部。

他說，都有。

我說，讓我考慮考慮。

其實，我真的有點兒動心了，農村出來的孩子，哪個不想謀個一官半職。我的父母都是大字不識的農民，他們見過的最大的官就是公社干部，而且只是見見，遠遠地看一眼，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他們見到大隊干部大氣都不敢出，我如果能當個官兒，回老家也能吹吹牛，說自己是什么什么級別，也能讓一輩子抬不起頭來的父母揚眉吐氣一回。他們也可以在那些村官面前大聲地說一句，我兒子比你級別高多了！

能當團委書記就能當黨委書記，中間只是一步之遙。當了黨委書記，所有的醫院就都屬于我管了，到時候我還是一個懂業務的內行專業干部，不存在荒廢專業這一說。

可是，妻子堅決反對我從政。像改行換工作這樣的大事，我必須跟妻子商量，還有她的家人。因為自從結了婚，我的命運就與她的命運以及她全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了。

妻子說，你一個搞專業的人從什么政？就是從政也是從與專業有關的政呀，像科室主任、副院長、院長什么的，當什么團委書記！行政干部就是萬金油，哪兒都能抹，什么病都不能治，而且行政干部風險大，喜歡你的領導哪天走了或退了，你就等著坐冷板凳去吧。

妻子也是一位醫生，她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爺爺是一位老中醫，父母都是教師，恪守著自己的做人準則。認為平安是福，平平淡淡過日子才是人生的根本，有一項特長或有一門技術，這樣的人生是最為安全和保險的，官場險惡，充滿著罪惡和陷阱，我一個平民家的孩子還是不要涉足官場為好。妻子還說，我不像胡旭，他有老丈人這個后臺，即使出一點兒小紕漏，也會有人保他，我無親無故無根無襻，一旦出點兒問題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有人說，好女人是一所學校，妻子是個好女人，沒有她也許就沒有我今天的一切。她是我的大學，我在妻子的大學里順利畢業，我的人生也是按照她的規劃一路走下來的，不能說處處順暢，也算是有驚無險，才有了今天這個碩果累累名利雙收沒有留下什么遺憾的人生。看看今天官場上的那些人，當然活得好活得滋潤的也不少，但進去的自殺的也不在少數。特別是近幾年，簡直有點兒“官不聊生”，我身邊的人，或熟悉的人中，平時口碑聲譽都不錯，進去了以后才知道，一個貪字害了多少人。在利益面前、誘惑面前、有多少人能抵抗得住呢？如果我當初聽了胡旭的話，走從政這條路，說不定今天也到里面待著去了。胡旭算是夠精明夠謹慎的了，還一次次被查，如果他沒有老丈人這個后臺，沒有人打招呼，再沒有人保他，結果還不知道怎么樣呢。

朋友之間經常調侃或開玩笑，說誰誰誰是妻管嚴怕老婆。有人就說，聽老婆的有飯吃。這話對于我來說比較實用，我就是聽老婆的沒有改行從政，過了幾年，我順利地晉升副高職稱，成為一名年輕的副主任醫師。不久外科主任退休，我因業務過硬，被院里任命為外科主任。這時我已經是一名成熟的有一定知名度的外科醫生，一名主刀手，許多有地位有名望的人都排著隊等著我去手術。此時，一個科室主任對于我來說，已經沒有什么吸引力了。但是，領導信任你，同事們也很給力，都希望我能上。

當外科主任沒幾年，市里一位新來的年輕副市長患膽結石，住進我們醫院。他早就知道膽里面有石頭，每年體檢時醫生都告訴他，但一直不疼，就一直沒有做手術。這次實在是疼得受不了了，才住進了醫院，經會診，需要立即手術。按說膽囊切除是個小手術，外科醫生誰都可以做，我還有幾個癌癥等著去做。但是，他找到院長，指名道姓要我給他做。我推辭不掉，只好把其他手術往后推。

副市長住院期間我們混熟了，也很談得來。因為我們是同齡人，又是同一年大學畢業的。他雖然比我大兩歲，但上大學比我遲一年。他沒有一點兒市長的架子，口口聲聲喊我老同學，我也不喊他市長，而是直呼其名，弄得那些來醫院看他的下屬和朋友目瞪口呆，不知道我們是什么關系。

他跟我開玩笑說，老同學，按照你現在的水平，完全可以當院長了。我說我連黨員都不是，當什么院長？過了兩天，他又對我說，老同學，搞專業也不錯，什么時候也不愁沒飯吃。我不置可否，點頭說，還好還好。雖然我也羨慕那些進步快、有一官半職的同齡人，但有時也心安理得，畢竟我有一門技術，有求于我的人也不少。

出院那天，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老同學，謝謝你的手術，謝謝你多日來的悉心關照，以后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幫忙的盡管去找我。

副市長出院以后我們就沒再聯系，我確實也沒有什么事要找他，不過在報紙上和電視上還是經常能夠看到他的名字和身影的，每次看到他都覺得很親切。

過了幾個月，市委統戰部一個考核組來醫院，說要提拔一位非中共黨員的黨外副院長，而且明確要求，必須是業務骨干，是中層干部，請大家推薦。所有的中層以上干部都集中到會議室里，有二三十人，每人發一支筆和一張表格，要求寫上一個人的名字和現任職務，還有推薦理由等，當然也可以什么都不寫。大家拿著紙和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不知道填誰，想來想去只有我符合條件。有的人寫上我的名字，寫過之后還對我笑笑，有的人什么都沒寫，把表格一折交上去就走了。大家都沒有當回事，因為這樣的事以前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什么時候提拔干部老百姓說話算過數？都是上面想提拔誰就提拔誰。

我本來是無意當官的，當官首先要入黨，這是慣例。黨支部書記也曾動員過我，要我寫入黨申請書，我都以工作太忙推托掉了。當時我就想，我又不想當官，入黨干什么？其他業務部室的主任都積極要求進步，早就是黨員了，還有那些搞行政工作的，幾乎都是黨員。有的人為了入黨，還請黨支部書記吃飯，請支部里面的黨員吃飯。黨支部書記每次找我談話時，好像都是一種恩賜，因此，我就更加不想入黨了。

過了一個多月，上面一點兒動靜都沒有，我以為考核只是走過場，形式主義而已。沒想到有一天，組織部和統戰部聯合考核組又來了，上次來是推薦人選，這次來是正式考核，要找每個中層干部談話，考核對象已經確定了，那就是我。幾乎所有的中層干部都找談話了，就是沒找我談話。

常言說，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果然一點兒不假。令我更沒有想到的是，不久，任命我為副院長的文件就下來了，我成為我們醫院有史以來第一個黨外副院長。那些想當副院長想得發瘋的科室主任鼻子都氣歪了，他們哪個都比我付出的多，無論是感情上還是精神上，甚至還有物質上的付出。對于我來說，這個副院長簡直就是上天丟下來的一個餡兒餅，無意中砸到我頭上了。雖然與我的初中同學胡旭比，還有很大差距，他幾年前就是正處級了，當上了團市委書記，現在又當上區長了。他還年輕，仕途不可限量。但是，我與他的想法不一樣，工作性質也不一樣，他的奮斗目標就是要當更大的官，我有自己的專業，當不當這個官無所謂。就像人們常說的，年三十打個兔子，有它過年，沒它也過年。

我原以為，當這副院長也沒有什么。我是一個不怎么關心政治的人，也不喜歡去管人，我還是當我的醫生，最關心的還是我的病人，該我做手術的時候我還去做我的手術。無非是多分管一些行政工作，多擔一點兒責任而已。我沒想到當了副院長和沒當副院長就是不一樣，以前沒當副院長時，各個科室都是平級的，科室主任在一起，關系好的、能說到一起的，開開玩笑，甚至吃吃飯打打牌什么的，關系不好的誰也不理誰，各人干各人的活兒，井水不犯河水。現在當了副院長，各科室主任對我都尊敬有加，以前像是弟兄關系，現在變成了上下級關系，見了面一口一個院長地喊著。開始我還不怎么習慣，時間一長就覺得這是應該的。過去不怎么打交道的人，甚至不怎么認識的人，現在見了面都主動與我打招呼。說起來也是，角度不同，輻射面就不一樣，過去是一個科室，就面對那幾十個人，現在面對的是全院，有上千號人。我分管的科室，許多事情需要我簽字才能辦成;不是我分管的，在領導班子會議上我也有發言權和建議權。因此，大家都不敢得罪我，至少表面上對我都是客客氣氣的。權力這東西就像孫悟空手里的金箍棒，縮小了就像一根繡花針，看都看不見，一旦發揮威力了，那是無所不能的。

這些都是看得見、感覺得到的表面上的好處，還有許多隱形的看不見的好處更是我連想也沒有想到，比如出國考察、進修、職稱評定之類。當了副院長和不當副院長就是不一樣，因為這些事都要拿到領導班子會議上研究，至少要互相通通氣吧。過去這些事，你一個科室主任，想讓你知道你就知道，不想讓你知道你永遠也不會知道。現在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我是第一時間知道的，沒有什么事能瞞著我，只要我符合條件，只要是我想去想要想得到的，首先考慮的肯定是我。大家在一起共事，還要講究一個和諧，還要相互照顧面子和關系，他方便你了，你也會方便他的。因此，自從我當了這個副院長，沒有什么好事會少掉我的。這些年我出國考察、出國進修、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不下十次，那些沒有當副院長、資歷和水平與我差不多的科室主任，一輩子能有一兩次出國的機會就不錯了。還有職稱評定上的優勢，我是我們這一批同學中第一個評上正高職稱的，也是我們醫院為數不多的主任醫師。

這次當選市政協副主席，對于我來說完全是個意外，在我的人生藍圖上從來沒有這樣的一筆。雖然我當了十多年副院長，在全市副處級干部中也算是老資格了。但是，全市副處級正處級干部有上千人，能坐上這個被稱為人尖子的市一級的主席臺，成為副廳級干部，我還是有些做夢的感覺。胡旭肯定也沒有想到，他在官場上削尖腦袋奮斗了這么多年，搞到現在還是跟我平起平坐的，心里肯定不服氣。我看他看我的眼神跟以前都不一樣，說出來的話也是酸溜溜的。這有什么辦法呢？有福自然來，人比人，氣死人！如果他要知道范一來也坐在下面，和我們在一起開會，一起討論我們市的發展大計，一定會氣得連覺都睡不著了。

范一來

早些年我回老家時，聽初中同學說，我們這一屆初中同學一共八十多人，只有四個考上學校的，一個大學、兩個大專、一個中專，其中有兩個畢業后分配在我現在所在的城市工作，一個是胡旭，一個是鄒海濤。我雖然沒有考上什么學校，但也算是有工作的人了，因此都很看重，把我跟他們劃成一類，是城市人。

胡旭和我不在一個班，上學時幾乎沒有打過什么交道。胡旭年齡小，可能比我要小三四歲，那時我們根本就不帶他玩兒。初中時胡旭長得像個女孩子，臉白白的，個子矮矮的，說話還臉紅，但學習成績特別好，在年級是數一數二的，老師都喜歡他。他經常往老師辦公室跑，送作業本、打別人的小報告。我也經常往老師辦公室跑，不過是被老師喊去的，是去挨剋的，或者是去送檢查的。鄒海濤與胡旭一樣，也是老師的紅人，經常向老師打小報告，匯報我們這些成績不好的同學的所作所為。因此，我既嫉妒他又恨他。我每次被老師批評了，都要想方設法報復他，找他出氣。因此，我與鄒海濤雖然是同班同學，但我一直不好意思去找他。

我初中畢業沒參加中考就回家了，連畢業證都沒有拿到。我知道，我要那張畢業證也沒有用。我也知道我考也是白考，只會降低學校的平均分和升學率，只會拖學校的后腿。我想了想，回家跟父母商量，還是省了那幾塊錢的報名費吧。這事除了我父母不高興，沒有人不高興，不僅我自己高興、學校高興，老師也高興。這大概是我留給學校和老師最好的印象吧。

父親當了多年大隊干部，我也是從小被寵壞的。原指望念完初中回來，父親能給我找個事情干干，或者去當兵。哪知道分田到戶以后，集體經濟都散掉了，原來的加工廠都被私人承包了，我根本無事可干。當兵也不能直接提干了，我就不想去了。父母見我一個五尺高的大小伙子整天在家沒有事情干，像旗桿一樣晃來晃去的，怕出事，又怕我跟社會上的人學壞了，就給了我幾塊錢，讓我去找在城里工作的叔叔。

叔叔當兵出身，也是我父親給他搞當兵去的，后來他在部隊提了干，經別人介紹，找了個礦工的女兒做老婆。叔叔干到副營長就不干了，轉業到地方，在礦上當了科長。那時候，科長在礦上還是很吃香的。叔叔問我能不能吃苦，我說能。他就給我在礦上找了一個協議工，下井，當采煤工。

當采煤工很辛苦，常常是兩頭不見太陽，早上披著星星去，晚上戴著月光回，如果連續上幾個白班，見到太陽比見到老娘都要親。采煤工雖然辛苦，但收入很可觀，一個月有好幾十塊錢，比分配到機關的大學生拿的還要多。

我干了幾年采煤工，手里存了一點兒錢，父母從老家給我找了個老婆。結婚后我把老婆帶到礦上，在礦上安了家，才有了穩定的生活。老婆剛來時沒有事干，周邊又沒有熟悉的人，她像沒頭的蒼蠅到處亂撞，很是著急，就想找點兒事干。我說你什么都不要干，在家好好待著，只要把我侍候好就行了，我的工資還不夠養活你嗎？老婆不愿意，她不想坐在家里吃閑飯，也不想像傻子一樣待著。她說她有一雙好腳好手，還有一身力氣，干嗎要吃我的！老婆沒有上過學，不認識幾個字，但從小干農活干慣了，渾身是力氣，現在閑下來了覺得哪兒都不得勁。于是，我給她買了一輛三輪車，讓她到批發市場批點兒水果回來，就在礦門口賣，每天一車，賣完收攤。

老婆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她為人實在，從不扣秤，嘴又甜，大叔大哥喊得親熱，加上人長得又不丑，礦工從漆黑的井下上來，看到女人比看到太陽還要親。他們都喜歡到她的水果攤前站一站，說說話，逗逗樂，順便買點兒水果帶回家，或帶回宿舍，一車水果往往不到兩個時辰就賣完了。

老婆嘗到了做生意的甜頭，看我每次下井回來都累得像狗熊一樣，就勸我別干了，別下井了，井下那么黑那么危險，一天十幾個小時，累死累活的，還沒有她賣水果掙的錢多，不如和她一樣，也擺個攤子賣水果。我說，你真是一個婦道人家，我一個大老爺們兒怎么能跟你們這些家庭婦女一樣，我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井下再黑再暗再危險，我也是工人階級，上面再亮，你們掙的再多，也是小商小販！

其實，我一邊這么說一邊在心里笑自己口是心非。老婆的話并不是沒有道理，我也曾動搖過，甚至動過心，就是嘴上不愿承認罷了。我從小在農村長大，看慣了農村人對待老婆的態度，也學到了一點兒大男子主義，而且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就像我父親對待我母親一樣，我對老婆的話絕不能當一回事，就算她說到我心里去了，我也不愿承認。我一個井下采煤工，而且還是一個協議工，有什么理想和追求呀？只不過是放不下架子、磨不開面子，不想跟在老婆后面混罷了。

事情的轉變是從一次瓦斯突出事故開始的，這次惡性事故讓我徹底放棄了一直讓我自豪和驕傲的工人階級崗位。那一年我們結婚已經五年，兒子已經三周歲了。

事故發生在除夕之夜，也就是年三十的晚上。那天晚上，我們一家三口放過鞭炮喝過酒吃過年夜飯，正在看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十一點多鐘，新年的鐘聲還沒有敲響，我突然聽到外面亂糟糟的人聲，接著就是警車的聲音和消防車的聲音。我知道情況不妙，井下可能出事故了。消防車是礦務局救護大隊的，警車是礦務局公安處的，只要井下出了安全事故，都會出現這兩種車的聲音。

這一夜我睡得很不安穩，迷迷糊糊的，一會兒驚醒了，一會兒又驚醒了，而且噩夢連連。我不知道出事故的是哪個工作面，如果是我們隊的工作面，小況的情況就很不妙了。這個夜班本來應該是我上的，但小況為了讓我們一家三口能過個團圓年吃個團圓飯，主動與我換的班。小況是東北人，為人直爽，好助人為樂。有人說東北人都是活雷鋒，一點兒不假，從小況身上就能看得出來。小況上班還不到兩年，才二十多歲，連對象都還沒談，平時我們都喊他小東北。我與小東北關系不錯，他休班時經常來我家喝酒，我老婆還準備給他介紹對象呢。

本來我是不打算換這個班的，我們礦工平時換班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誰家沒有個急事，有事怎么辦？跟隊長說一聲，找人替個班。這是很正常的，然后，你再給他替個班，換回來就行了。不然有事就要請假，如果請假的人多了，沒有人干活，任務就完不成。但是，畢竟是大過年的，誰都想留在家里，與家人一起過個年，誰也不想在井下過年。

年二十九那天，小況主動找到我，說范哥，我與你換個班吧，年三十你在家陪陪嫂子和孩子，夜班我替你上了。我內心一陣驚喜，心想小況這孩子真是個好孩子，深懂我的心呀，沒有辜負我平時對他的關照。但是，我還是有點兒不好意思，有點兒心不安。我說不合適吧，大過年的，別人也會說閑話的。他說，范哥，沒事，我是單身漢，反正過年又回不了家。我說那好，你下班搞利索點兒，年初一早上我們等你吃餃子。沒想到這竟成為我們在人世間最后的對話，也成為我們之間的永別。

出事故的正是我們隊所在的工作面，當時有一百多人在井下作業，其中二十多人安全升井，有八十一位礦工兄弟遇難，其中八十位是我們班的，一位是別的班的，這個人就是小東北。這次瓦斯突出事故出得有些突然，也有些蹊蹺，事前沒有任何預警，甚至毫無征兆，所有數據顯示都是正常的。但是，礦難還是發生了，這是我市礦業系統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瓦斯突出事故，也是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礦難。

大年初一早上，當我來到礦門口的時候，礦井已被封鎖，除了救護車和救護人員，其他人不得進入。省市領導都來了，中央電視臺的人扛著攝像機等在那里。當我得知小況兄弟遇難以后，我是既傷心又慶幸。傷心的是小況兄弟是因為我而遇難的，慶幸的是我命大，如果不是小況兄弟主動與我換班，我就在這次事故中遇難了。

由于這次嚴重的瓦斯突出事故，全市煤炭系統停產整頓，事后兩位礦務局領導受到處分，我們礦也有兩個礦長被免職。

半年后，當我們礦恢復生產時，那些在那次事故中安全升井的兄弟又悲壯地走向井口，走向他們多年來默默奉獻的工作面。他們相信，像這種小概率的事故絕對不會重復發生的，更不會發生在同一個地方的同一個工作面。而我卻心有余悸，當了逃兵，再也沒有去礦上上過一天班，再也沒有下過一次井。

我覺得那次事故是命運對我的一次啟示，是上天向我發出的一個警告，如果我不能領會，還是一意孤行，只會像那次事故中遇難的礦工一樣，葬身煤海。

礦難發生后，在妻子面前，我那工人階級的自豪感蕩然無存，只好小心翼翼老老實實地跟在她后面打理水果生意。我把那輛小的人力三輪車廢棄了，又買了一輛大的燒汽油的動力三輪車。這輛大的動力三輪車一車水果相當于小三輪車的三車。到批發市場批發水果的事我也主動承攬下來了。我把水果拉回來，妻子只負責賣。

漸漸，我們攢了一點兒錢，我就想，批發市場的水果是從哪兒來的呢？他們能批發我為什么不能？于是，我揣著家里所有的積蓄，悄悄地跑到水果產地，想拉一車水果回來，這樣價格可能便宜些。

我第一次去的是本省的碭山縣，那正是水果的收獲季節。果然，那里的水果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價格也比批發市場便宜很多，過秤也很馬虎，有時一車就稱一兩筐子，然后就論筐子數，而且只會多不會少。

我拉回來一車梨，到礦門口以低于批發市場兩三分的價格對外賣，不到一天，三噸梨就全部賣完了，有成三輪車批的，有十斤八斤買的，總之，只要給錢我就賣。晚上我們回家一盤點，除了那些爛的破的小的看相不好的沒有賣出去，除去成本，這一趟凈賺好幾百塊錢，相當于妻子在礦門口賣半個月的。

從那以后我就開始正式做生意了，大大方方地做，明目張膽地做，不再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了。因為我嘗到了做生意的甜頭，做生意真的比上班強多了。我以前總是認為做生意不是正途，上班才是正道。記得上初中時，我們偶爾上街，經常會看到“打辦室”的人追著做生意的人滿街跑，那時候什么東西都是公家賣，私人賣就是投機倒把，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沒收。這件事給我印象深刻，如果不是煤礦出了安全事故，死了那么多人，打死我也不會做生意的。

我販水果、販蔬菜、販西瓜，什么賺錢干什么。一件事干得時間長了，漸漸也能摸索出一點兒門道。那就是凡事都要用心，就像胡旭、鄒海濤他們學習成績好一樣，一門心思放在學習上面，肯定能學得好。我那時候就是貪玩，喜歡交朋結友，講義氣，還喜歡打架，就是不喜歡學習，沒把心思放在學習上，如果多花點兒心思放在學習上，成績也會好一點兒的。

做生意很辛苦，也很操心，要與各種人打交道，但是，再累也沒有在井下挖煤累。那是實實在在的，來不得半點兒虛假的，你不用勁一根梁就扛不走、一锨煤就攉不上去。做這種小生意雖然比當采煤工人賺錢多一點兒，但也僅僅是多一點兒而已，只能養家糊口，要想發財還是很不容易的。

我的生活真正發生變化還是從販煤開始的。煤炭是國家計劃物資，以前礦上是無權賣的，更不準私人倒賣。后來煤礦多了，產量也高了，國家計劃內的用不完，就有一些計劃外的煤炭礦上可以自己銷售。我叔叔是礦上的科長，知道消息比較早，就問我愿不愿意倒煤，如果愿意，他可以找人批點兒計劃外的煤給我對外銷售。

我當然愿意，但是，販煤不像做小生意，手里有一點兒周轉金就夠了。販煤需要大量的資金，我手里的那點兒積蓄只夠買一兩車煤的，一兩車煤也不值得找人批。一火車皮是六十噸，三十火車皮就是一千八百噸，那得需要多少錢呀！

我說我沒有那么多本錢。叔叔說，沒有本錢不要緊，就怕你沒有膽量！我沒有吱聲，不知道叔叔說的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膽量。過了一會兒，叔叔又說，你可以貸款呀！叔叔的話讓我震驚，我從小到大沒有借過別人的錢，更沒有想到做生意還能貸款。

叔叔說，他有個戰友轉業在銀行，現在是銀行的信貸部主任，我們可以去問問。那天晚上，我提了兩瓶好酒跟在叔叔后面，來到那位主任家里。主任很客氣，說只要沒有風險他就可以做主。叔叔說，你放心，我們是多少年的老戰友了，我能害你嗎？他是我親侄子，他貸的就等于是我貸的，他還不掉我還！

那個時候什么東西都在漲價，特別是像鋼材、水泥、煤炭這樣的重要物資，幾乎是一天一個價，你只要有錢，買一點兒放在那里，過兩天價格就漲上去了，賣掉就能賺錢。所謂大錢能生小錢，就是指那個時候，只要你手里有資金，就不愁賺不到錢。所以，那位主任第二天就給我辦了第一筆貸款。

從那以后，我就成了這位主任家的常客，后來他升任副行長了，我們依然是好朋友，每逢過年過節我都要到這位副行長家里坐坐，送上好酒好煙好茶葉，還給他的兒子和女兒發紅包。他家有什么紅白喜事，我只要聽說了，都會送上大禮。因為，如果沒有他在信貸方面的支持，我的煤炭生意就做不成，沒有在煤炭生意上的第一桶金，就沒有今天當市政協常委的我。有一段時間聽說他出事了，上面的紀檢部門在查他，結果是不了了之。后來又聽說他要調到別的市，還任副行長，結果他也沒有走。最后他是在副行長的位置上正常退休的，沒有出事。虧得他沒有出事，否則我也脫不了干系。

可惜的是，我叔叔沒有享到我一點點福。剛做煤炭生意的時候，我雖然手里有點兒錢，但不敢花，也舍不得花。煤賣了，錢收回來了，趕緊去銀行還貸款，因為遲還一天就要多付一天的利息。還過貸款，再去貸款，雖然手里還有錢，但又要進行下一輪的生意了。我盡量少貸款，多用自己手里的錢做生意，這樣就能少付利息，就能賺更多的錢。當時我只想著多賺錢，賺更多的錢，什么時候不用再到銀行貸款就好了，因此，手里有錢也不敢消費。我總覺得，以后機會多得是，叔叔還年輕，總有孝敬他的一天。但是，當我手里的錢多得根本不需要貸款，甚至能借給別人用，能夠獲得比銀行利息高得多的回報時，叔叔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

叔叔死時才五十多歲。叔叔得的是癌癥，發現時已經是中晚期了。為了給叔叔看病，我找到已經是副院長的鄒海濤。如果不是叔叔生病，如果不是手里有了一點兒錢，心里有了底氣，我是不會去找鄒海濤的。在學校時，他是老師的寵兒，我是老師的眼中釘肉中刺。現在想想，我那時實在是太叛逆了！

沒想到鄒海濤一點兒成見都沒有。是不是過去的事他一點兒都不記得了？還是他現在混好了，有成就了，大人不記小人過了？反正是他見到我很客氣，左一個老同學右一個老同學，喊得我心里熱乎乎的，又挺慚愧的。我本來是準備向他道歉的，看他這么熱情，就把準備好的話咽到肚子里了。這是我與鄒海濤分別二十多年后第一次見面，此時，我們都是年過四十的中年人了。雖然二十多年沒有見面，居然一見面相互都能認出來，而且都能叫出對方的名字。鄒海濤除了多了一副眼鏡，人變得胖一點兒白一點兒之外，還是學校時那個模樣，文文靜靜的，斯斯文文的，像個專家，又像個學者。

我聽鄒海濤說，這次來參加市政協會的還有一個是我們初中同學，他就是范一來。我和范一來不在一個班，在學校時沒有打過什么交道，但他的名聲我是知道的。那時候范一來和我還有鄒海濤，都是學校里的名人，就像沒有人不認識我和鄒海濤一樣，在學校里沒有人不認識范一來。范一來學習成績不行，是打架斗毆的好手，還經常欺負小同學，同學們都怕他，老師們都討厭他，我看見他就遠遠地躲開，生怕與他正面接觸。我沒有想到，他現在居然成為一名企業家了，據說做了不少善事，還是市政協常委。

范一來當市政協委員好像還是第一次，因為我是好幾屆的老委員了，只要是參加過市政協會議的我多少都有印象。這次是我的最后一屆，又是政協副主席的人選，因此，我格外重視。當分組名單發下來時，我就開始研究每個人的來歷，大多數人都是認識的，至少知道是干什么的，當我看到范一來這個名字時，感到有些陌生，似乎又有些熟悉，但想不起來是誰了，更沒有與初中時那個痞孩子聯系起來。已經四十多年了，如果沒有人介紹，估計就是碰了面也認不出來了。

開會期間鄒海濤沒有跟我提起范一來，是散會后的一次飯局上跟我說起的，不然我當時會去見見他的，畢竟是老同學嘛，而且人家現在也是成功人士。鄒海濤跟我說，他之所以在開會期間沒有跟我提起范一來，是怕我生氣，怕我說什么人都能當政協委員。其實，我生什么氣呢？我有必要生氣嗎？他太小看我了，還把我當成幾十年前的小孩子。在官場上混了這么多年，我已經是面糠里爬出來的老油子了，什么人沒有見過！用我們老家的話說，就是鱉有鱉路、蝦有蝦路，考大學當官也不是唯一的出路。有一句話叫什么？人間正道是滄桑！何況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已經是很寬容很開放很法治了，只要你真的有能力有才華，總有你發光發熱的時候。

我聽鄒海濤說，范一來原來只是個煤販子，是倒煤起家的，現在是一家房地產公司的老總。我在區里干時，接觸過不少房地產老總，他們大多數沒有什么文化，有的還有前科，是從勞改農場放出來的。他們有的人開始什么都沒有，就是個膽大，什么事都能干得出來。人們常說，撐死膽兒大的，餓死膽兒小的。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常說，某某某有開拓精神，其實就是有膽量，敢于突破禁區。我們國家第一批發財的幾乎都是那些敢于突破禁區的人，我想范一來可能就是敢于突破禁區的人。現在他成功了，有錢了，經濟上有地位了，就想在政治上謀取一席之地。這也是正常的，人之常情嘛，誰有粉不會往臉上搽，難道往屁股上搽？誰去管你的第一桶金合不合法，只要你現在遵紀守法，只要你現在為社會作出了貢獻，社會就會給你相應的政治待遇。

人們常說，三歲看小，七歲看老。一個人從小時候的品行就能看出他以后的成長道路，現在看來，范一來那時候的痞也有他痞的道理，至少他比我們這些循規蹈矩的人有膽量，敢于與老師對抗，敢于跟不服他的人較量。我們那時候膽小，什么都聽老師的，老師說對的就是對的，老師說錯的就是錯的，現在看來，也未必，至少從范一來身上很難看出當初的對與錯。

我們這些人，上學時聽老師的，工作時聽領導的，在家聽父母聽老婆的，在學校是個好學生，在單位是個好員工，在家是個好兒子好父親好丈夫，但最多只能算個好人，是一個沒有多大出息的人，終歸發不了大財，當不了大官，成不了大事。聽說范一來現在已經是身家過億，老婆都娶了三個，前兩個都離婚了，但離婚不離家，而且三個老婆還能和平共處。這就是本事。網上有人說，有的腐敗官員用nba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情人，結果東窗事發，身陷囹圄。與范一來比，這些官員實在是太愚蠢了，智商太低了。

鄒海濤

那年范一來找到我時，我吃了一驚，沒想到在這個遠離家鄉的城市，除了胡旭之外還有一個范一來。初中時我與范一來一個班，而且同班三年，因此，印象非常深刻。雖然我們已經二十年沒有見面了，我也能一眼認出他來，能看出他當年的模樣。

他是為他叔叔手術的事來找我的，他叔叔剛剛檢查出胃癌，需要立即做手術。這時我才知道，范一來已經是這個城市的老市民了，他比我和胡旭來這里要早好幾年。他初中一畢業就過來了。

范一來剛見到我時還有點兒不好意思，一邊自我介紹一邊檢討說，他那時候不懂事，不好好學習，就喜歡瞎哄，如果有什么得罪的話，請我一定原諒。我說，老同學，你說哪兒去了？過去的事就過去了，那時候我們都還年輕，其實就是小孩子，哪有什么正相，瞎哄是正常的，年輕的時候哪個沒干過荒唐事！

聽我這么說，范一來平靜了很多，臉也不再紅了。

我說，老同學，有什么事你盡管說吧，只要我能辦到的。于是，他說他叔叔生病的事，并要求我親自給他做手術。我二話沒說就答應了。

說真的，能在遠離家鄉的城市碰到知根知底的老同學，真的非常高興。在這里能碰到范一來也算是他鄉遇故知了，雖然那時候我對他的印象并不好，但畢竟是同窗三年，與久別重逢相比，過去那些不愉快早就煙消云散了。能幫老家人又是老同學辦點兒事，心里當然高興。畢竟有人求到我了，說明我混得還不算差。至少也讓范一來知道，我們那時在學校好好學習是對的，沒有白白浪費時間。

他叔叔做手術的前一天下午，范一來到辦公室找到我，說了一會兒話，然后，他悄悄地塞給我一個紅包。我說，老同學，你這是干什么？你還不相信我嗎？他說，現在病人家屬都是這么想的，你不收她還不放心，這是我嬸嬸的意思。他說，他也跟他嬸嬸說了，不需要，但他嬸嬸不同意，如果我不收，說明他沒有把事情辦成。我也沒再說什么，把紅包塞進抽屜里。范一來走后，我把紅包拿出來數了一下，整整兩千塊錢。

醫生收紅包，特別是主刀醫生收紅包，似乎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上面一再強調拒收紅包，我們醫院還組織過醫生宣誓和簽承諾書什么的，事實上怎么能做得到？老同學的叔叔做手術，都要給我這個主刀手塞紅包，這有什么辦法呢？我收紅包也是有選擇的，只收那些家庭條件好又是公費醫療的。家庭條件差或是農村來的、醫藥費不能報銷的，我一般都不收，即使收了，手術后也會退還給他們。有的明明知道是癌癥晚期，沒有必要再做手術，保守治療說不定還能多活幾天，但是，家屬就是不死心，一定要做，還說，哪怕多活一個月也是好的。他們總是認為，只要錢花足了，肯定能延長壽命。其實未必，有時花錢未必就有效，甚至相反，錢花的越多死的越快。但是，我知道，這些人都是公費醫療，不怕花公家的錢，花錢再多，也不在乎。這樣的紅包我肯定會收的，因為這樣的手術我不愿做，即使做了也沒有一點兒成就感。

我與胡旭私下里相聚時，他也向我打聽過醫生收紅包和開藥拿回扣的事。我跟他實話實說，沒有必要隱瞞，因為他既不是紀委的也不是檢察院的，他只是好奇。我曾問過胡旭，你當區委書記這么多年，權力那么大，有沒有人向你行賄？因為有一段時間聽說市紀委接到實名舉報，正在查他。他說，太多了，如果敞開收，一年不收幾百萬？我吃了一驚，說能收這么多？他說，當然，但我一分錢都不收，你知道的，收了第一個，就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送上來，結果是剎都剎不住。你們拿紅包沒人查，也沒有辦法查，我們這個一查一個準。就因為這個，我得罪了不少人，認為我收這個不收那個了，就舉報我。

我做完范一來叔叔手術后的第二天，范一來又找到我，詢問他叔叔的病情如何？手術是否成功？我說，凡是該我做的我都盡力做了，凡是肉眼能看得見的地方我都搞干凈了，但不能保證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沒有，因為已經是中晚期了，擴散是有可能的，因此，情況不容樂觀。其實，我這樣說是留有余地的，他叔叔已經是晚期了，轉移的可能性非常大。范一來聽我這么說，心情很沉重，深深地嘆了口氣，再也沒有說話。臨走時我把抽屜里的兩千塊錢紅包還給他了。他推讓半天，就是不要。我說，你把我們醫生想得太壞了吧，你要是不接你就是撅我！我一激動把老家的土話都帶出來了。然后他說，那錢我拿著，今晚我請你們吃飯，那天在手術室里的人